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儒商伦理的形成

２００８年第６期Ｎｏ．６，２００８

历史教学

总第５４７期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ｕｍＮｏ．５４７

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儒商伦理的形成

蔡苏龙１

曹秀华２

（１．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珠海５１９０８５；２．广东商学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３２０）

［摘要］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前期，江南地区出现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但没有进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

黄金时代，原因是中国商人的发展主要用来发展不动产和消费品的生产，徽商和晋商就是这种类型。本文立足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对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与儒商伦理形成的关系作了考察，并着重分析了其对明清后期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徽商，儒商

（２００８）０６－００３８－０５［中图分类号］Ｋ２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０４５７－６２４１

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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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ｎｇ－Ｑ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Ｍｅ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ｕｉ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马克斯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的问世，在国外社会科学界引起了轰动性的效应，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国内外学界围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也曾引起广泛探讨。为避免将西方的类似资本主义的问题引入似是而非的中国近世经济怪圈中，本文立足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实际，试对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与儒教伦理的关系以及对明清后期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作一初步探讨。

祖辈产业的结果。他们是饱读诗书的学子，通过科举制度成为享有政治、法律和经济特权的人；又是这些权利使他们合法与非法地集聚大量的社会财富，从而通过购买和其他手段获得土地，成为田连阡陌的大中地主。一般说来，特权不但是他们得到土地、获得地主资格的手段，而且也是其日后扩大财富、保持经济地位的途径［１］。这是传统的不变的因素，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同一时期我国明清时期商业有重大发展，若商路之广辟，商品流通的扩大，江南市镇的勃兴，农村集市网络的形成［２］，大商人资本的

一

商品经济是人类的活动造成的，商品化倾向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共同素质。１６—

兴起等，前人都有精辟的论证。而这种发展是以农（特别是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业

的增长为基础的。后来称为十大商帮者，其中山西、陕西商人原应北边开中纳粮而兴，性质特殊，应从弘治五年（１４９２年）开中折色后之转化为买卖经营的“内商”算起。这样，徽商、晋商、陕商三个最大商

＊

此系基金项目：广东商学院校级课题《发展节约型经济的文化审视》（０５ＹＢ７２００１）之阶段性成果。

１７世纪的中国，缙绅和绅衿地主构成地主阶级的主体，他们不仅人数多，而且经济实力强，成为大地，也不是继承主的主要来源。他们不是“力农致富”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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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均形成于１６世纪早期，广东、福建两个海外贸易商帮形成于１６世纪中期，其余最晚不出１７世纪前众多商帮集中出现决非偶然，而是反映时代特叶［３］。

征。他们都是脱离封建束缚的自由商人，主要从事长途贩运。

这里以徽州方氏家族的发展情况为例。１６世纪初的正德、嘉靖年间，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给了徽州前所未有的震荡，其深度和力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乱和灾异。首先是宗族迁徙和重建的方向转为以农村到城镇为主，这与社会转型是合拍的。方氏因经商而迁徙的城镇几乎浙、赣、鄂、川，以及闽、粤、鲁地遍及全国，而以江、

为盛。徽州的兴盛是与其对盐业的把持相关的。方（１３６２—氏经营盐业起于明初，柘田派第５５世赵童

替了。１７世纪以后，押租制和永佃制都有所推广，但也受到政治权力的阻碍，未能成为租佃的主要形式。

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１６世纪的社会变迁。人们常以顾炎武《歙县风土论》为典型。据论，歙县在弘治时尚属“家给人足”“妇人纺绩，男子桑蓬”的社会。“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商贾既多，土田，于是“凌夺、诈伪、讦不重，操赀交接，超落不常”

争”并起。“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益少”

（１６０９年），“则核”。至万历三十七年

异矣。富者

，“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

［８］（ｐ．２９３）

贪婪罔极，骨肉相残”。歙县是徽商的故乡，社

会变迁较早较剧。从有时间记载的二十余处史料江南看，变迁多始于嘉隆，亦有始于万历或更晚者。尤其苏州、扬州、杭州为早，珠江三角洲较迟，内地仍有不少地志未见反映，或仍是淳朴力农。明后期弃农、弃儒就商记载屡见，“士农工商”就业结构中晋商、陕商商人增加，但无法作数量估计。在徽商、

故乡的文献中都有“商贾十之九”之说，有的且出自以徽州论，府志称“农十之三，贾大家，但都不可信。

十之七”，但细察之，则“贾十之七”仅歙县东乡、祈“独事耕作，鲜经营”。唯苏县东南乡为实，若夥县则

州、扬州、杭州、临清等商业城市，则民“半商贾”，“大半食于利”或有可能。林希元说“今天下之民，从

［９］

。若指城镇，事于商贾技艺、游手游食者十而五六”

１４１４年）“洪武年间诏济边储，时甫弱冠，资装赴甘

［４］

肃易粟输公”，这是方氏以边商身份开中纳粟经营

盐业最早的一例。因边地遥远，方氏为边商者不多。弘治间开中折色，内商兴起，徽商得地理之便，在两淮盐场迅速崛起。迁徙于扬州、江都、泰州、仪征等城市的方氏都直接与盐业有关。而迁徙于汉口、荆湘、江西等两淮盐业销售口岸的方氏其经营往往也与盐业有关［５］。

１６至１７世纪商品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是财政的货币化。中华帝国的财政，不仅是公共收支，还具有资源调配、干预生产和流通的作用。宋代财政已相当货币化，元代反复。朱明建国，厉行实物主义，两税全部征实，乃至规定民田种植品种，令农民（１４３６年）将税粮直接送交对口的军士。正统元年

南方少量税米改纳金花银，而实际赋役的货币化是在正德以后。估计万历中期，包括地方财政，田赋已有４０％￣５０％纳银，里甲、均徭纳银者可达２３００万盐课、匠役已全部或基本纳银［６］。万历年间两，钞关、

全面推行一条鞭法，货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时的货币化已非如宋以前之纳钱钞，而是白银化，我国确立贵金属本位，实在１６世纪。

我国实物地租由分成制向定额制演进，有利于佃农生产，但无质的改变。１６世纪开始推行的押租制和永佃制，则有新的意义。押租制是以佃权的商品化和货币化为前提的，通常是加押减租，反映佃农以货币实力获得更多的自由［７］。永佃制不仅使佃农有完备的经营自由，并可出卖田面，导致经营权和土地所有权的分离，这是颇具现代意义的。它不仅提高经营者的效率，而且使出卖田面和所获得的小租，含有垫支资本报偿的意义，土地权力大为陵

其说可信，而其时城镇人口约只占全国１０％强。“游手游食”指服役匠等。商人地位提高则毋庸置疑。大商人交通官宦，养掖文人；士大夫亦喜结富朝廷有捐输纳官之法，商人不乏贾，乃至攀附婚姻。

名位，商人子弟更多仰望仕途。据《两淮盐法志 科，明代两淮共取进士１３７名，内徽、陕、晋籍举志》

陕、晋籍２１３名；均１０６名；共取举人２８６名，内徽、

占７０％以上，盖皆商人子弟。大约民间从不贱视商“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人，甚多企羡。在徽州有

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之说［１０］。而儒家及大官员之悄悄改变其四民本末观，则有时代进步意义。

十六七世纪乡绅权力膨胀，最显著的是土地大量集中于乡绅之手，以及乡绅干预地方事务。嘉靖（１５２９年）、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年）办社仓、义八年

仓，均由乡绅经营，借贷为主，一直延续至清代。这主要是因为长江流域在清代已经形成了一个稻米由西向东的巨大粮食市场。输往江南的稻米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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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时包世臣估计：“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容

①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罗友枝估计清代前

商品经济在破坏宗族传统秩序的同时，却又在加固着宗族社会的经济基础。明清时代，徽商的财力居各大商帮之首，堪与匹敌的只有晋商。徽商在其经济活动中借助于宗族势力，因而不惜斥巨资购族田、修谱建祠办族学，救助族之贫困者［１４］。郑玉曾在《方氏族谱序》中阐述宗族兴盛的三个条件：“非有达官大人之势，豪家巨室之资，世以力田相遗而能保守不坏。”徽商为改变商为四民之末的地位，除捐纳为官外，还兴办族学培养子弟入仕。族中子弟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徽商自身素质的提高，因为入仕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经商。族中子弟为官，有利于徽商与封建势力的结合，这在封建商业活动中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利于宗族在徽州达官大人之山区争夺生存空间。因此，宗族组织、

势，豪家巨室之资，构成一个良性循环系统，从而给宗族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１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儒商伦理的形成同时也加强了商人对封建统治的依赖关系和依附关系，使其始终不能形成近世一支独立的革命性的力量，这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所在。

过去明史叙述其商品经济落后的原因，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有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１６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２０％。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１０％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９％，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占１％￣５％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５０％。以总额而言，１７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５００万，税收每年竟达７００万英镑，折合约银２０００余万两，和人口为３０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经济的新变化为乡村社会征［１６］。十四五世纪社会、

注入新的内容，帝国政府却落伍了。１４００—１６００年

①②③

参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农二。全汉升，王业键：《清雍正年间的米价》，收入全氏《中国经济史论丛》（新亚研究所１９７２年刊行）。

何良俊说明末松江东乡“若年岁丰满，每亩［产米］一石五斗”。何氏《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排印本，卷十史十。

期与中期长江三角洲每年输入粮食７００￣１０００万石；全汉升与王业键估计雍正时长江三角洲年输入湖广米达１０００万石；吴承明则估计鸦片战争江浙年输入湖广、四川米１０００万石，安徽、江西米５００万石，共１５００万石，而江浙米输闽者甚微，仅及上述数字的１％②。总而言之，江南稻米年输入量，应在７００￣１５００万石之间，即使仅以中数１０００万石计，也可供３３０万人一年之食，或相当于万历时松由此可见，清江东部６７０万亩稻田丰年的总产量③。

代江南对外地稻米的依赖已十分严重。此外，清代江南还从东北输入相当数量的小麦。这就造成安徽商人将廉价的稻米运往江南而将江南的手工业产品如丝织品运往他地的双向商业交流。而江南取得稻米的优惠价格，反不若从事手工业生产。

二

清初唐甄（１６３０—１７０４年）在《养重》一文中“苟非仕而得禄，及公卿敬礼而周之，则财无可说：

求之道。求之，比为小人矣。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

［１１］

唐甄宗主王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

阳明之学，但晚年转而经商。此文正是辩解他的“以贾为生”是为了保全自己人格的尊严。这一态度在（１７０５—１７５５明清儒家之中是有代表性的。全祖望

年）《先仲父博士府君权厝志》云：“君父尝述鲁斋之言，谓为学亦当治生。所云治生者，非孳孳为利之

［１２］

谓，盖量入为出之谓也。”钱大昕（１７２８—１８０４年）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有“治生”一条，也引许鲁斋之说，予以肯定。他的结论说：“与其不治生产而乞不义之财，毋宁求田舍而却非礼之馈。”

阳由全、钱两人的口气来判断，他们已无朱子、明的顾虑，深恐一涉及“经营”或“治生”便于“道”或“治生”为“先“学”有妨。相反，他们很同情许衡以务”的观点。如中篇所论，明代士大夫在家规中已，则清代更不难推见。这已强调“男子以治生为急”表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习惯不言“利”的儒士而与也逐渐涉足于商业营生，这就是儒者的商化。此同时，商人也逐渐相信儒家的思想，他们相信儒家的思想有助于商业的发达，纷纷倾向儒学化，因此明末兴起了商人刻书售书的热潮。儒学伦理的形成实际上包括儒士的商业化和商人的儒学化两个过程［１３］（ｐｐ．４４１￣５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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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约在６５００万￣１．５亿之间，这是与经济条件的改善同步出现的。朝廷及其官僚机构逐步失去对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控制。明代根据１４世纪人口、土地、劳动力、纳税人口而建立的赋税制度，迅速过时［１７］（ｐｐ．２４￣２５）。土地被遗弃，大量税收随之流失，官田被非法交易，诡谲之风流行，人们借士大夫拥有的赋税豁免权逃税，后果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税收转嫁到农户身上。江南地区，财产常常被转到官常州、扬绅名下，这种风气在晚明相当流行，苏州、州诸府尤为盛行。

官员享有的赋税豁免权成了最大的税收漏洞，穷户放弃自己的经济自主性，将土地交给那些有免税特权的大户，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分化。江南的税额征收从官田转向私田［１８］（ｐｐ．１６￣２１）。江南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赋税征收从实物和劳役方式变为货币方式，这种转向也加剧了里甲制度的衰落。土地主人的逃亡，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诡谲之风的蔓延，村民赋税制度强固性神话的破灭，里甲制度和赋税制度相形之下业已过时，国家最终丧失了通过赋税制度调整经济的能力［１９］（ｐｐ．３￣３４）。１６世纪的一条鞭法改革是晚明解决赋税问题最重要的举措之一。这场著名的改革完全按土地征收赋税，因此合并和重估了许多赋税种类，赋税按成丁和田亩数平摊，土地税和劳役都折成白银交纳。

随着地方贸易的发展，城镇的经济功能不断扩大，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市集总数增加了两倍，江南地区的许多村镇也成为地方贸易的中心，农业共同体中集镇商业运转的许多重要功能和业务都为地方绅士把持。政治权力从地方行政官员转到地方绅士手然而，商业中，这种转向强化了士绅对地方的控制。

活动促使越来越多的地主、士绅迁入城镇，士绅的离开又导致士绅阶层在乡村社会地位和道德声望的下降。到１６００年，集镇的人口主要由商人、雇工、离乡士绅组成。晚明城市生活的主要居民是外来客。消费的扩大，狭隘的地域主义的减弱，城市文化的勃兴，所有这些晚明小说中反映的社会众生相都是江南地主特有社会条件的产物。

士绅、农民三者复杂从１４—１６世纪起，朝廷、

的关系开始变化，帝国官僚机构开始放弃对乡村事务的直接控制，这意味着晚明至清初士绅统治地位的加强。精英阶层成功地适应了这种变化，江南士绅阶级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庇护下，从事以地租和商业经营为基础的多种有利可图的经营活动，同时又在官僚队伍中占有相当比例［２０］（ｐ．１５）。

儒士阶层和商人力量的结合即儒商伦理观念

的形成加强了农村中宗族的力量。在商品大潮的冲唐力行在《明击下，宗族自身结构也相应作了调整。

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一文中曾对方氏四个支“明清徽州宗族制度派的家庭人口作了统计，指出

下的家庭结构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为次。。家庭宗族结构概括地说，就是大家族小家庭结构”家庭规模的缩小可以避免家庭中劳役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也利于商业经营。宗族圈的扩大，则有利于方氏各支派在远离本土的异乡经商时互通信息、互为粤援。扩大的标志则是修统宗祠、统宗谱、始祖墓。但是，宗族制度的应变力和顽强的再生力，虽然可能一度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有利于社会转型的启动，然而它最终是与社会转型异向的［１５］。

三

明中后期和清前期出现的商品经济为何在以后逐步衰退了呢？这个问题一直是史学界激烈争论但最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仁者见仁。的须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从外部来看，明清以明廷罢市舶司，填平双降，中国对外交流越来越少。

屿港，烧毁出口大船，曰御倭寇。进入清代，禁海、迁（１６８４年）开海界，远较明代厉害。虽康熙二十三年

（１７２７年）禁，却禁止五百石以上船出口。雍正五年

停止南洋禁令，却不准前此留贸外洋华人回国。在明代中后期，中国白银大量聚集，但这些白银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工场手工业的繁荣，而是耗费在“奢侈之风”上。儒商伦理的形成，不利于商人独立阶层的形成和持续发展，使他们成为依附于政府的外生力量，在低效率的官僚机构运作中，商人成了牺牲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年），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发给军饷，并规定应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实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行，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施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施，则依然危害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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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１４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

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１５９２年），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脱节。万历二十年

榜生声称，他每年要向２７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则不出白银２０００两。

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１６］。

上述国内经济交通的人为阻塞和世界贸易体系的脱节，使新兴的商人阶层的发展步履维艰。虽然，各地有较为发达的市场，但由于税率的不一致，使得全国不能形成一个发育完善的市场体系。典型的农业糊口经济也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明清时期制约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压力。最先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是清代的洪亮吉。以中国有限的耕地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已经到了土地所能承受的极限，所以明清两代对王朝打击最大的是流民问题的积重难返，成为统治者头疼的流民大起义，一直伴随清王朝覆灭为止。更重要的是，由于人地关系的紧张，使中国的经济停留在糊口经济的低水平上，人均积累率非常低，制约了资本的积累。

明清江南与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确实对江南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大体上来说，在１９世纪之前，积极的影响似乎还是主要的方面，因而促进了明代与清代前期江南经济相对迅速的发展。进入

发展。江南人民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没有换回本地经济发展的必需物资，而是消耗于外部市场输入的毒品。这种市场的缺陷，显然是江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重大影响。

儒商伦理的形成只不过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士商阶层的融合妥协与农民阶层的疏离，使士绅阶层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宗族组织与国家组织的交织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矛盾冲突，表明在中国传统的家国体系中，毫无生气的稳定性标志着帝制的中国在走着与变革中的欧洲历史轨迹不同的道路。

【作者简介】蔡苏龙，男，１９６９年生，湖南永州人，历

史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华侨史研究。

曹秀华，女，湖南常德人，广东商学院思想理论教学部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柳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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