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近代建筑的形成发展及其主要特征_刘川

重庆近代建筑的形成发展及其主要特征

刘　川

〔提要〕本文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出发,根据重庆近代发展的具体特点,将重庆近代建筑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通过研究历史文化背景来阐述其形成发展的经过及主要特征。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的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历史悠久。从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殷封姬姓宗族于此,建立巴国以来,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重庆由于历史的变迁,名称亦随之改变,城池也不断扩大。江州、楚州、渝州、巴州、恭州等都曾是重庆的前称。南宋淳熙16年(公元1189年)2月孝宗传位于太子为光宗,赵久封恭王又即帝位,“双喜临门”,随即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自得名迄今已八百余年。城池除从公元前316年秦将张义筑城周长七里之外,在历史上曾有两次重大发展:一是蜀汉后主建兴四年(公元226年)“都护李严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另一是南宋末(公元1239～1240年间)重庆知府彭大雅为抗元军重新修建的城池;其规模较之李严大城扩大近两倍。以后到了明武初年,重庆指挥使戴鼎在宋城的基础上“筑城门十七,九开八闭”,就基本上形成了重庆城的格局,以后清朝的几次修复,也基本上保持着这个规模(图1)。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重庆这个长江上游的重镇,其命运与中国其它地区城市一样,数千年来传统的农业文化受到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从属于自给自足的、抑制异变的中国农业文化的传统建筑自然也受到极大的影响。由于地理关系等原因,重庆跟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相比,经济发展缓慢,近代建筑起步较晚,规模也较小。但就其近代建筑的产生和发展而言,应该说是中国建筑大家族中一个不可忽视、不可缺少的组成成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个小小缩影。今天我们把它放在中国近代史的背景下,研究起来也一定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重庆的近代建筑按其主要特征,大致可分为以下5个时期。

一、开埠之前——教案之波(1840～1890年)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外国侵略者除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共同占领大片租界,成立行政、税务、警察和司法机构,建立殖民地式的统治外,外国教会也同时享有了随意到内地传教的特权。清咸丰8年(1858年)法国传教士范若瑟奉旨传教,在北京指索重庆长安寺地,来改建教堂。“长安寺尤全城要害之区,高亘城之脊梁,朴地闾阎,翼然俯跨,右抱泯江,金沙诸水,左环嘉陵、渠、涪,前有涂山屏列,言

〔1〕

地利者必争也。”由于当时外办机构没有注意其地势险要,误将其地给与该国,导致“民人以失险堪虞,因愤阻而交讧,

〔2〕

打毁该教堂真原堂,酿成外交巨案。”重庆发生的这起首例教案,最后由川东道决定,前毁的真原堂由8省绅首修理,并

赔款20余万元,交由主教范若瑟另行卜地修建教堂,长安寺则交保甲总局及8省绅首作为办公之用。范若瑟讹得了20多万元并有了卜地建堂之权,于1864年在城外方家什字建成了若瑟堂。该堂平面为三廊式巴西里卡形,深37.38m,包括钟楼在内,面积近700m2,该堂地势颇高,为法国哥特式建筑形式,正面有高大平顶塔楼,四角有四个尖顶小塔柱,砖砌墙身,有部分穿斗结构,发券窗户,砖柱承重,内部装修并不细致。整个教堂建筑为黛色,形式壮伟,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是重庆市至今保留最好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图2)。在市区继法国修建若瑟堂之后,1877年英国中华内地会在九块桥建立了基督教福音堂;1881年美国美以美会在戴家巷设立总堂;1886年英国在树碑建教堂,美国在鹅项岭建教堂。后多因传教士肆行讹诈,武断曲乡,激起民愤,引发多起教案,这些建筑已多被毁坏。此外还有1900年修建在壁山县金堂水库畔、以圣母露德命的天主教堂,是迄今保持完好的川东最大的古老教堂。

直到1890年3月31日重庆开埠为止,西方传教士在重庆建立各式教会近十个,修建各式风格的教堂达十余座。在这半个世纪岁月中,重庆封闭的封建城池就被代表西方建筑文化的洋教建筑冲破了,出现了以西方古典建筑形式为主的宗教建筑新形式。它较近代工业建筑更早的闯入了经济落后的重庆,至此,历尽几千年的传统建筑文化其纵向的生长被西方建筑文化的横向传播局部的暂时的替代了。随着宗教建筑这种“殖民式文化”的传入,历史上便出现最惨淡的时刻。洋教的传入,首先带来了另一种文化的冲击,而教堂作为文化的载体,在代表中西文化冲突的教案中便成了牺牲品。从上我们还可看出,中国近代国民在这场风波中心理是发生怎样变化的。首先,他们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及其在华的洋教士、洋商人、洋领事所产生的愤慨和憎恨;其次,是由这种情结所衍生的一种心理定向反应(或称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向反应,乃是一种民族自己意识、传统文化本位意识及心理挫折感与屈辱感压迫下产生的心理防御机制,以及信仰与思维方法等诸多因素彼此结合而成的复杂构成物。它具有一种

〔3〕鲜明的对社会信息的选择性吸收和抗拒的倾向性。”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心理定向反应,在洋教建筑“植入”的同时,国

民首先表现了出来的是对这种外来建筑的排它性,继而又潜

意识的将这外来建筑的优点融合在本民族的传统建筑之中去。勿庸置疑,鸦片战争敲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洋教建筑也掀开了重庆近代建筑史的扉页。

二、通商开埠——殖民式建筑的传入(1891～1928年)1890年3月31日,中英《烟台条约续增条约》在北京签字,规定重庆开埠;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开关,颁布《重庆新关试办章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开埠之后,作为内陆沿江城市的重庆也被纳入世界市场范围,封建经济内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背景和建筑生产条件下,近代新类型建筑也陆续出现,此时建造了一批洋行、领事馆、教会、学堂、医院等房屋。在这些建筑活动中,新型式、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是当时的传统建筑前所未有的,同时对当时的传统建筑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

重庆开埠之后,首先登场的是外国的洋行建筑。在南岸的龙门浩和市内的望龙门一带有英国人修建的太古、怡和、立德、隆茂、卜内等洋行;美国人修建的利泰、永丰、后理等洋行;德国人修建的西门子、日本人修建的武林、日清等洋行,到1911年即先后建起的英、美、德、日洋行50余家。这些洋行建筑多半由外国建筑师设计,材料由外引进,结构型式以砖为主,其平面布局及空间处理上因袭欧式生活方式,而极富欧美风格,是典型的殖民式建筑。但是,由于设计师们生搬硬套,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当地的气候环境及生活方式,使得这些建筑并不能适应重庆潮湿、炎热的气候。例如:有的建筑墙厚达50cm,室内还设有壁炉。随着洋行的不断增多,商务活动日趋频繁,进出口货值与日聚增,但是“土货积滞,洋货畅行”。洋行的增多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建筑业的发展,社会经济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其次是外国的领事馆建筑。早在开埠前的1890年,英国人便率先在通远门的五福宫侧修建了自己的领事馆,其后美国、法国、德国也在其附近修建了自己的领事馆,于是这地方便逐渐形成了重庆有名的领事巷。这些建筑也多是典型的殖民式风格。就以法国领事馆为例(图3):它建于1895年,其立面被外凸的砖柱竖向分为三段,券廊造型,中跨稍向前凸,中间是一简化的教堂圆窗,柱头由绸缎的幔帐,装饰华美,颇具巴洛克风格。但其建筑由于多采用了木结构,这与西方古典外衣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违反了材料、结构和施工方法的特点,因而使这类建筑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1920年修建在临江门顺城街魏姓商人住宅,就直接仿“洋楼”而修建的。该宅位于一座山头上,面朝嘉陵江,平面为一字形外廊式建筑,三层,砖石造。面江一侧作正面处理,其廊柱分柱基、柱身、柱帽、柱间用砖拱连接;柱帽、券拱与檐口都有线脚,柱头装饰为科林斯风格,整个建筑立面做工精细,雍荣华贵。该建筑1926年曾由日本领事馆租用。此外,还有一种比较突出的建筑类型即教会建筑。位于二仙庵的法国仁爱堂修道院,建于1900年,与法国领事馆毗邻,其平面为F形,长约70m,面积4000m2,三合院内设拱廊,入口处的柱头为科林斯式,其它壁柱则作爱奥尼克卷涡,内设礼拜堂(图4)。室内也多采用木结构,屋顶则采用四坡顶。

1929年2月15日重庆正式设市,潘文华任首任市长,至此应该说重庆建筑风格还是以殖民式建筑为主。1917年民

族资本家杨文光创建的聚兴城银行,其风格就是当时流行的殖民式风格。它座落在新丰街上,高4层,面8间,底层中部6间列柱门廊,2、3间为圆拱形窗,顶层是狭长的矩形窗。设计者是留日本归来的余子杰。抗日战争时期该建筑曾用作国民政府的外交部。1930年通远门外纯阳洞旁建成的一座“菩提金刚塔”则是殖民式建筑的典型代表。这是一座兼容多种风格的建筑,是1927年重庆市政府开辟新市区,因迁葬古墓太多,用以安魂与镇鬼而修建的。在方形基座上是方形塔身,四面方整,用阴刻《佛说阿弥陀经》全文。塔身四角为爱奥尼克涡卷柱式,塔身上边是一须弥座形方“表”,横书“菩提金刚塔”5字;再上是一座喇嘛塔,复钵北面有一拱形龛,龛内供奉一尊菩萨;复钵十三天的顶端为宝盖,两侧有翼形装饰图案(图5)。这是当时新市区建设中出现的多种建筑风格的缩影。

从开埠到建市的这段时期里,重庆的新建筑活动虽以殖民式建筑为主,却也出现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殖民式建筑在“植入”的同时,开始吸收本土及它来文化建筑的优点,新材料、新技术的引进,给这些建筑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我们不难看出,这段时期的建筑创作大多是由洋人操纵,因而无论在类型上、数量上都是十分单一和有限的,但它至少反映了重庆近代建筑技术的一些发展变化。

三、“文化复兴”——传统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反应(1929～1936年)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制,结束了封建皇帝的建筑活动,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在“中体西用”旧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近代教育运动的兴起,中国开始出现自己的建筑师队伍;另一方面,在洋务运动中崛起的民族资产阶级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导致银行、商业等领域的新型建筑迅猛发展。中国人出资,请中国建筑师设计,再由中国人自己的施工建造,这一系列的建筑活动,彻底改变了以往由洋人操纵一切的被动局面,标志着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近代建筑活动的开始和中国近代建筑队伍的形成。中国建筑师的早期队伍几乎都是留学回国的,他们目睹西方诸国建筑事业之发达,反观我们建筑事业之落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从而在1927年冬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建筑学会”,到1932年又扩大为“中国建筑学会”。这期间的理论探讨、设计实践、学术交流无不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们在西潮冲击下所萌发出来的反帝的民族主义情绪。事实上,当时国内建筑界出现的“中国文化复兴”思潮,正是对传入的西方建筑的文化反应。拿建筑史与社会史相对照,可以看到这种民族情绪的产生有其殖民地国家思想发展的必然性与逻辑性,建筑上的这种思潮同时也是近代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建筑界发出“发扬我国建筑之色彩”的呼声,从此开始了对“中国固有形式”的探索。就其创作方法来说,“中国固有形式”实质上是折衷主义的一种表现,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建筑师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新功能、新技术上,而把艺术造型当作设计焦点。建筑空间布局往往被纳入某几种固定的构图形式框框,古典西方建筑形式被当作教条,而在不同的建筑类型上加以模仿、拼凑,这是他们受学院派影响的结果。由于近代建筑功能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学院派的创作方法已经越来越暴露出折衷主义建筑形

式与新功能、新技术等方面之间尖锐矛盾,从而使“文艺复兴”转向技术进步和建筑新形式的探索。

1929年重庆建市,直到1936年的抗战前夕,这段时间城市发展速度加快了。1931年12月,为解决吃水问题而修建的重庆第一个自来水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造出来的。设计者是建筑师税西恒。此工程原由德国西门子洋行主办,后改由华西兴业公司建造。蓄水池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其水塔造型仍因袭西方古典主义风格(图6)。1932年9月为进一步改善重庆的市政状况,以胡叔潜、胡子昂为代表的华西兴业公司又承接了重庆第一个电厂——大溪沟火力发电厂,其设计交由建筑部主任技师汪和笙承担,并邀请上海基泰工程公司协助结构设计,在厂房中首次使用了钢筋混凝土大跨结构,这两项工程的实施表明,重庆近代建筑在新材料、新技术的使用方面有了新的突破。1929年7月巴县人沈懋德等人倡议兴办的重庆大学正式成立,这是一所文理科综合性大学。1930年建成的理学院是一座仿教会建筑的中国式房屋,平面呈“山”字型,下部两层,屋顶开老虎窗设阁楼层,屋角起翘,檐口及檐角由“撑杆”出挑,青石、青瓦、砖木混合结构,此类型的建筑在重庆也较多。如1930年由卢作孚创建的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今重庆博物馆)、1933年建成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办公楼(今市28中图书馆,图7);1935年在新市区修建的义林医院(现市外科医院,图8)等等,都是较典型的“折衷主义”建筑。其手法大多采用以西方砖石结构做主体,而以中国建筑的屋顶及细部做装饰,“之所以要如此配置,说明了人们对中西两极分别肯定了中国建筑的精神意义和西方建筑的技术与功能,而否定了西方建筑的精神和中国建筑的技术功能”。

1934年是近代中国建筑界思想、事件变化最剧烈的一年,是第一代建筑师从前期耕耘到后期收获的转折点,经此,建筑活动大体进入了“中国现代主义”早期阶段。建筑师们除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城市活动外,在重庆也开始他们建筑创作实践,他们将先进的设计思想与经验带到重庆,为重庆的现代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首先便是来自上海基泰工程公司的著名建筑师杨廷宝,他于1934年受重庆金融巨子康心如的聘请来设计重庆美丰银行大厦,其造型是中国大布币,远远抛开了沿海一带按柱式设计银行的老路子。建筑高6层,局部7层,全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墙底部用青岛崂山黑色花岗石贴面,上部用泰山无釉面砖;主入口用卷门、板门、玻璃门共3层;用钢窗,内设电梯。底层营业大厅面积约200m2,高达两层;3～6层作办公。这是重庆早期出现的较现代的近代建筑。继后,有1934年建成的四川商业银行和1936年建成的四川饭店(图9),其正立面都采用西方古典柱式;重庆川盐银行也在其附近,是座现代化的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只有建国银行造型虽奇伟(圆柱体)却是砖木结构。1936年落成的中国银行基本保持了上海时的风格。这些4～8层的新型公共建筑全都集中在小什字附近,是重庆最早形成规模的金融区。这些银行建筑有两个共同的显著特点:一是,采用了钢筋混凝土、水泥等新材料,采用了砖石钢木混合结构、钢架结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等新结构型式,采用了供热、通风、电梯等新设备和新的施工技术;二是,由中国建筑师自己设计,在设计风格上已经开始了由古

典主义向现代主义方向转变,这些建筑虽为过渡时期的作品,却显得相当成熟。

四、抗日战争时期——现代建筑运动的开始(1937～1945年)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39年8月5日定重庆为特别市,1940年9月4日定重庆为陪都。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大批的机关、工厂、学校、医疗、科研、交通与金融等机构迁入重庆,难民也大量涌入,从而导致重庆的人口急剧增长,市区面积急剧扩大。到1937年总人口由1929年建市时的23万猛增到47.4万,市区面积由建市时的8km2猛增到1943年9月的281km2。而当时的迁建区东起广阳坝,南达南温泉,西抵白市驿,北至北碚,总面积达1940km2。抗战时期的8年,是重庆城市发展突飞猛进时期,城市建设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数量上,都是空前的。由于时值抗战,经济发展受到极大影响,这从本质上给建筑的发展带来了限制,城市基础设施和普通住宅并没有多大发展,大量建筑集中在工业、办公、高级住宅以及学校、商业等一些公共建筑方面,其建筑活动和创作思想是活跃的。这时期由于内迁,许多营造厂也涌入重庆,1925年只有15家营造厂,到1939年向政府注册登记的营造厂就达250家,其中甲级单位就有60余家,其中包括象华西兴业公司、馥记营造厂等这样的大型建筑企业;同时也荟萃了一些著名的建筑师、工程师,如杨廷宝、黄家骅、茅以升、欧阳春等等,他们对重庆的建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段时期的建筑活动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建筑。抗战爆发以后迁渝的工厂,大多在两江沿岸和川黔公路沿线征地建厂。1862年由李鸿章创建的金陵兵工厂,1937年9月搬迁到江北的陈家馆;张之洞创建的汉阳兵工厂及湖北铁厂分别迁到长江边的鹅公岩及大渡口;1938年由广东入川的第二兵工厂在长江峡口对岸的唐家沱建厂;由河南迁来的豫丰纱厂在嘉陵江边的土湾建厂;由汉口迁来的裕华纱厂在长江边的翘角沱建厂。这些厂房大多为单层厂房,砖木结构,用竹、木、石、土等地方材料,由他们自己设计与施工完成。其特点是施工快、造价低、就地取材。在此之前,重庆几乎还没有什么大型工业项目,这些厂的内迁逐步形成了重庆工业的骨架,为重庆以后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重庆的几个大型厂如嘉陵、建设、长安、望江、重钢、重棉等都是从此发展起来的。

2.公共建筑。这段时期修建了许多公共建筑,如由杨廷宝设计的国民政府办公楼,它是在原四川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舍基础上改建的,是一座筒瓦屋顶的中国“宫殿式”建筑,此外还有他设计的青年会电影院、农民银行及两路口中国滑翔会跳伞塔等;由基泰工程公司设计建造的山东

省立剧院(今抗建堂,图10);由哈雄文、黄家骅设计的国民大会堂等,以及象中央南方局及军驻渝办事处(今红岩村革命纪念馆,图11)、国民参政会等其它一些办公和文化建筑。这些建筑的显著特点是从当地传统建筑出发,运用新的设计手法去设计,用当地的材料去修筑新功能的建筑。虽显俭朴

纯厚,质量不高,也多半是砖木或混和结构,但却流露出一些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想。

3.官邸建筑。由于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移至重庆,大批的政府要员、军阀、买办、地主等达官贵人也云集陪都,他们大肆地修建公馆。这些建筑虽然量不大,但做工考究,与当时的普通民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建筑风格上有的模仿外国近代小住宅形式,有的还有地方建筑特点。如蒋介石的林园官邸,于1939年在歌乐山上建成,1、2号楼分别为蒋介石和宋美龄居住(图12),是颇具国际风格的小别墅。而蒋介石的另一别墅是在黄山主峰的云岫楼,二楼一底,砖木结构,却是传统的民居风格。座落在附近的宋美龄住的“松厅”及宋庆龄住的“松籁阁”也都是民居风格。此外还有象宋子文住宅、汤子敬公馆及四川军阀白驹(道成)的香山别墅(白公馆)等一大批小住宅,都是具有代表性、风格迥异的现代建筑,这反映当时建筑的多元性。

五、抗战后到解放前——“精神堡垒”与“建设草案”(1946～1949年)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重庆仍为陪都及

直辖市。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决定在市中区都邮街广场原“精神堡垒”基础上修建一座抗战胜利纪功碑。该碑于1947年10月10日落成。碑高28m,为钢筋混凝土八角柱平面,内

设旋梯。解放以后,被改为“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今解放

碑)。1947年7月,重庆市制定了“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拟定出交通、港口、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市政建设、公共绿化及科、教、文、卫等方面的近期规划,是重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总体规划,它对重庆八年抗战的自发发展进行了一次总结,对重庆以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可由于受当时局势的影响,这一“建设草案”基本上未能实现。

参考书目

〔1〕、〔2〕民国,向楚主编,巴县县志办注《巴县志选注》第705页,重庆出版社。

〔3〕四川省巴县志编委,《巴县志》,重庆出版社。

〔4〕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第20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5〕赵国文《中国近代建筑史论》,《建筑师》28期第72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6〕杨嵩林、张复合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重庆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7〕王绍周《中国近代建筑概说》,《建筑师》28期第87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8〕《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作者单位:重庆市设计院〔收稿时间:19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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