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舌头过活”——古希腊的诡辩源头

你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越过无穷的点。在你穿过一定距离的全部之前，你必须穿过这个距离的一半。这样做下去就会陷于无止境，所以，在任何一定的空间中都有无穷个点，你不能在有限的时间中一个一个接触无穷个点。

阿基里斯(古希腊跑得最快的人)追不上乌龟。他首先必须到达乌龟出发的地点。这时候乌龟会向前走了一段路。于是阿基里斯又必须赶上这段路，而乌龟又会向前走了一段路。他总是越追越近，但是始终追不上乌龟。

飞着的箭是静止的。因为，如果每一件东西在占据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时总是静止的，而飞着的东西在任何一定的瞬间总是占据着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那么它就不能动了。

一半的时间等于一倍的时间……[⑧]

一粒谷子不能说成是一堆谷子，再加一粒也不能说成是一堆谷子，这样一粒一粒加上去，永远也不会堆成谷堆。

拔掉一根头发不能成为秃子，再拔掉一根也不能成为秃子，这样一根一根拔下去，永远也不会成为秃子。

如果一个人在说“我在撒谎”，那么人们永远也不能判定他的这句话的真假。因为，如果他说的这句话是真的，就是说他说是一句真话，那么，“我在撒谎”这句话就是假的了;如果说他说的是句假话，那么，“我在撒谎”这句话就又是真的了。

你没有失去的东西，就还在你那里，你没有失去角，因此，你就是有角的人。

这些诡辩产生于与中国先秦同时代的古希腊时代。此时，也是思想睿智大放光彩的时代，各种哲学思想轮番上场，探讨着世界如何形成的问题，探讨着人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在争鸣中，哲学家们都以语言为武器追求真理，讲演、论辩之风日盛。因此，时代的需要也迫使社会产生了掌握讲演术、论辩术的需求。柏拉图就曾认为，讲演术是“任何城市里的人们本身的自由和对他人的统治的最大利益和原因”，因为，“言语能够说服法庭上的法官、议会的议员、会员以及一切集会上(不论是什么样的国民集会)上所有的人”[⑨] 。于是，雄辩家纷纷登场。雄辩名篇也不断展现。如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在雅典五百公民法庭上的答辩》，著名演说家德谟西尼的《斥腓力演说》等，都是辩论讲演中的珍品，千古传诵。

在这一时期，希腊社会也出现一批专门收取学费以传授修辞学、讲演术和论辩术的人。由于这些人中的著名代表普罗泰戈拉第一个自称“智者”，所以，人们把他们叫做“智者学派”。这些智者们大都具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感觉主义倾向，在早期，由于他们所传授的是实用的知识，所以也很受人尊敬，如普罗泰戈拉和智者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高尔吉亚，就都以传授讲演术和修辞术而闻名于世，普罗泰戈拉还以其为传授辩论术而做出的贡献，被世人称为“辩论学之父”。但随着社会日益增长的政治、诉讼等方面的实际需要，智者学派中的一些人，对辩论的表达方式的重视超过了对问题实质的重视，有的甚至到了对事物的是非黑白不管不顾的地步。

例如，高尔吉亚就以怀疑主义的态度，提出了三个著名命题：无物存在;即使有某物存在，我们也不能认识它;即使我们可以认识某物，我们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高尔吉亚在论证这些命题时，就利用了思维与存在的矛盾、思维与语言的矛盾、逻辑的矛盾来否认事物的存在，否认对存在的认识，否认思维反映、表述存在的直接现实性。这就使他的论证具有了典型的诡辩意味。这种宣讲讲演之道中注重技巧而不在乎内容的方法，使他们受到非议。难怪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多芬讽刺高尔吉亚，说他是“靠舌头过活”的人[⑩]。

至于智者学派中的一些末流，更是同中国先秦时代的“辩者”们一样，在论辩中，抛弃常识，“以正当方式或卑鄙手段”，不择手段地制敌取胜，或压制和戏弄对方，以逞其能，沦落为典型的诡辩家。

在这一时期，哲学上的论争也产生了许多著名的诡辩命题。

如被世人称为“辩证法之父”的赫拉克利特，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火”，又由于火是永恒流转的，因此，由火所生成的世界万物也是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为了说明这种“一切皆流，无物常住”的性质，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题：“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他的学生克拉底鲁却把老师关于运动变化的绝对性的思想绝对化，完全否定了事物的相对稳定和相对静止，干脆又提出了“人不能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命题，“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弄成了诡辩”[11]。

爱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芝诺，在为本宗本派的主张进行辩护时，也在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如他为了否定运动的存在，提出了自己非难运动的四个命题，即上面所列的“二分法”、“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飞矢不动”、“运动场”。当我们看到这四个命题时，不由得想起了中国古代“辩者二十一事”中的“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和“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奇谈怪论。

麦加拉学派也常常提出一些诡辩的命题。通过揭露论题的矛盾，使人限于困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上面所列的、由它的代表人物欧布里德所提出的“谷堆”、“撒谎者”、“有角的人”、“秃头”等。

这些命题如果按现代逻辑或现代哲学的眼光来看，一是开“悖论”研究之先河，如“撒谎者”就是一个典型的语义悖论。二是涉及到了言语行为中的“预设”问题，如“有角的人”就是一个典型的语言预设句。三是涉及到量变和质变的矛盾问题，如“谷堆”和“秃头”就是关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问题的。但是，在这些命题的论证中，欧布里德也是在利用概念的灵活性和语言中的矛盾进行论辩，也是让当时的人惊诧不已的，所以说，它们也是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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