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

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

黄晴

■一种文明危机感在全球弥漫，它不但在弱势文化国家存在，也在强势文化国家存在；不但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也在发达国家存在

■文明对话要有前提，就是意识到文明的相对性和不同文明的共同性，从而建立对文明多样性的认可和容忍

■承认文明的相对性，就是承认某一特定文明只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特定话语体系并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性

危机之感遍布全球

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到今天已经10年了。10年来的世界出现了多次战争和冲突，从科索沃战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战争和冲突又和宗教、民族和文化因素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文明冲突”似乎成为了一个自动实现的预言。 另一方面，一种文明危机感在全球弥漫，它不但在弱势文化国家存在，也在强势文化国家存在；不但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也在发达国家存在。在这种弥漫全球的悲凉之雾中，一种文明常以另一种文明为造成自己毁灭的根源。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文明危机感却相当深重，尽管这种危机感受有时表现为过度的文明自负。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这种危机感的体现。美国的国内文明危机感来源于其文化多元化的演变，例如拉美文化在西部的延伸，少数民族族群人口比例的上升，部分族群的伊斯兰化，文化马赛克现象的固定化等，均对美国的主流文化（WASP即白人、盎格鲁—萨克逊人、清教徒）构成压力。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的出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均是这种文化压力的体现。另一方面，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多元文化是其精神传统和活力之源。由此，美国处于一种相当微妙的两难局面，任由文化多元化发展，主流文化有可能日渐失去其主流地位，而如采用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的办法去压制文化多元性的发展，则会动摇美国合众为一的精神之基，从另一种意义上摧毁美国文明，导致巨大的社会分裂。亨廷顿1998年曾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有过一次长谈，坦承他对美国国内“文明冲突”的担忧才是最深切的。

“9·11”事件导致了美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也为美国国内的这种文化压力提供了外向释放的渠道，布什不经意的“十字军”用语及“邪恶国家”等说法均有相当浓厚的原教

旨主义色彩，反映了经过长期酝酿发酵的一种美国文化感觉。

欧洲的文明危机感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在西方文明的大框架内，欧洲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对美国文化的世俗性和暴发户特征，欧洲相当反感，但不屑之中却有更多的无奈。其二，由于欧洲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削弱了其文明的整体力量，因此内部文化整合一直是欧洲战后的努力方向。其三，欧洲文明是历史悠久的老文明，和一切老文明一样，存在“历久而弊生”的问题，存在着衰落之忧，存在着创新方向的求索。

发展中国家或弱势文化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文明危机感之中。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弱势地位和文化挫折感一直在这些国家引发着激烈的精神震荡，引发着反抗、求索和学习。弱势文化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也面临着许多两难问题，一方面，人们意识到传统文化对时代的不适应性，需要改造与更新，另一方面，人们又担心在文化变迁中失去“自我”，失去对自身主体文明的“身份认同”，因为这意味着其特有文明的消亡。在求索中，发展中国家常常在走曲折的路，“西化”失败，回归传统（如伊朗的“白色革命”和伊斯兰革命）。传统失效，再度学习。文明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整合成为弱势文化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精神架构和组织形态。它有如一个有机生命体，一旦形成，就有自我保存、复制乃至扩张的冲动。正如生命遭遇危险时往往产生出特殊活力一样，文明危机对于文明也有危险与机遇两种意味。 诸神争吵诸神渴了

亨廷顿认为，文明的核心是所谓信仰价值体系，这就是文明难于改变，互容，融合的原因。在亨廷顿所说的文明中，很大意义上是指宗教。他把中国文化归入儒教文明的板块。实际上，所谓儒教只是一种世俗理性的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基本没有宗教中的超越性特征。对于神鬼之说，孔子持“存而不问”的态度。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借神道设教的事例，但没有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即使在民间信仰中，也有很强的世俗功利成分，所谓“急时抱佛脚”。在当代中国，这一文化特征仍然保留下来，因此在理解宗教人群的思想情感上缺乏感性基础，“经济决定论”、“利益决定论”、“权力决定论”容易深入人心（王缉思语）。

《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中的宗教根源》是中国学者辛旗1993年的一部著作，几乎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同时面世。他指出，“诸神争吵难以止息，还是那个古老主题：教义、利益、疆界”。利益、疆界之争在当今世界大体上是在民族国家间进行，教义之争则和国家的宗教特征相关，似乎更具“文明”特性。既然文明在社会组成中发挥黏合剂的作用，身份认同的作用，人群凝聚的作用，其重要性就决不亚于具象的“利益”。在中国，即使没有宗教，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或民族情感也会发挥这种功能。应该说，晚清以降，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冲突也是相当强烈的。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有理性功利特征的传统，有和而不同

的传统，因此在国家取得独立平等地位，现代化进程取得进展，汲取和兼容外部文化获得实效的情况下，可以大大淡化与外部的文化冲突。

《诸神渴了》是法朗士的一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意指在社会剧烈变动和冲突之际便是诸神渴了之时，凡人的血成为供神解渴的祭品。用这一词语形容历史和当今的许多宗教冲突也不为过。

信仰体系是一种类乎公理的体系，无需证明。不同的信仰体系之间并没有一个可供辩论的逻辑平台，所谓“诸神的争吵”只是彼此信念的重申和强调。然而，诸神却因争吵而渴饥，尘世便出现了许多流血的悲剧。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圣城之战到今天的巴以冲突，从印度的神庙之争到塔利班的毁佛之举，从“9·11”到阿富汗战争，人们看出，由于信仰的绝对性导致了对精神主导权的强烈追求和争夺，导致了暴力的使用和冲突。当然，在精神层面的背后，有着许多现世的利益因素。此外，精神层面也有不同的形态，有因绝望而拼死对抗，有因恐惧而激烈反应，有因自负而摧毁一切异己。 文明对话共处之途

亨廷顿曾说：“我所期望的是，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全世界‘文明的对话’。”亨廷顿持保守的基督教信仰，但他意识到文明对话的极端重要性。 2000年为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是根据伊朗总统哈塔米的建议而做的决定。笔者2002年在伊朗访问时，看到报纸上有关于“文明对话”的大篇幅讨论。伊朗被西方某些人视为原教旨主义国家，但其学者的讨论却开放而理性。在德黑兰，犹太教堂和其它宗教教堂均正常活动，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不具容忍性。

上述情况说明，文明对话已成为人类日渐普及的共识。

文明对话要有前提，就是意识到文明的相对性和不同文明的共同性，从而建立对文明多样性的认可和容忍。亨廷顿对此有相当深刻的话：“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文明（包括宗教）反映了人类组成社会的一种内在伦理道德要求，不同文明尽管形态各异，但内在的道德属性却有相当的一致性，并都有所谓“济世救人”的宗旨。中国历史上有所谓“三教同源”的说法，恐怕就是指不同信仰体系的道德共同性。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地，三大宗教间也有许多共同的历史传说，许多的渊源和交错。

不同的文明往往就是不同的话语体系，而不同的话语体系背后往往是共同的人类追求。承认文明的相对性，就是承认某一特定文明只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特定话语体系并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性。

近年来，人们日益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对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现在，保护和发展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课题也开始进入世界的议程。正如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完全可以沟通一

样，不同文明体系的人们也完全可以在互相尊重和加深了解的对话中达到日益充分的沟通，从而降低文明冲突的烈度并最终消除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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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2003年06月13日 第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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