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的新闻理想主义

衰落的新闻理想主义

作者： 曾繁旭 单位：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来源：中华传媒网 关键词： 新闻理想主义 南方琢磨 新闻专业主义┊阅读：191次┊

参加圈内人的一个聚会，本来讨论传媒人如何在现有法律环境下规避风险等技术问题的，后来就变为全方位反思传媒人的职业风险。有些人说起到某地采访，遭遇有关部门的“特殊看管”，有些人说自己被企业告上法庭，疲于应对；有的说出于某种原因，给自己用上了笔名；还有的说一些更琐碎的，比如稿子被毙、待遇不高、居无定所等等。到了后来，就是一片唏嘘。

听起来，大家对于这个职业似乎早已有了普遍不满，只差临门一脚，离开它了。但我一边听着，却一边出神了。依稀记得，90年代上大学时，许多学生，不管文理科，都在看南方周末，文科生觉得最好的工作就是到南方报业来了。后来证实，不仅外面的人心向往之，经历那段时间的“老人们”也承认那是新闻行业、也是自己职业生涯的辉煌。真不知道，当时的职业光环，在后来怎么逐步褪去的？为什么现在连这个新闻理想主义的大本营也泛滥着如此严重的怀疑、厌倦？想来，现在记者们面临的种种困窘，一定也是他们当时要去面对的，为什么他们没有产生一种普遍的、想要唾弃这个职业的共识？

我无法形成任何清晰的判断，只想努力调动对于那个年代浅薄的记忆，与现在进行比较，做一些印象派的思考。

那个时候，最风行的传媒人口号大概都来自南方周末，比如“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比如“你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纸上；你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路上”。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从业人员如何看待，但作为读者，我和同学们确是无比真诚地相信这个行业能改变些什么。现在，口号越来越多了，但更多时候它们只是出现在广告推广书上，日常时似乎大家都记不起来了。

那个时候，大家似乎也对现实有普遍不满，但不像今天这样充满无力感。那时候的立场相对清晰，记者是明显的知识精英，他们很多来自底层也同情底层，他们呼吁回到常识。但今天，不少记者可能发现面对芜杂的现状，自己越来越无法选择立场，甚至，底层也是那么复杂。常识不够用了。那个时候，记者的批评还没有被体制化，他们更多时候要不断去够那个“天花板”，他们推着机构往前走，他们的理想主义行为不仅能得到同行的赞赏，也能换来市场激励。但今天，同行越来越分化，没有了统一标准，理想主义不必然换来回报，反而有时招来骂名。媒体的市场化，不再是完全解放的力量，它有时也带来新的压抑。机构的利益变得远比个人理想主义重要，机构总是更加理性的，它有自身的市场目标，它比个人更懂得妥协，它有自身的官僚架构在平衡各种过激的行为。所以，今天的批评声音，必须遵照越来越多的规则，声音也越来越弱。

那个时候，大家的职业身份都是向上走的，写几个文章就成为圈子里的明星，粉丝很多。他们明显是有别于上一辈新闻人的改革派。但现在大家写的任何一篇文章的被阅读次数可能都远远赶不上韩寒博客的点击量，传媒很难出名人了，传媒人也不再奢谈改革。不仅如此，那个时候，从南方的大报出来，很快就可以当上另外一家媒体的总监，新媒体到处都是。但现在，似乎每一家媒体的老总都依然那么年轻，要谋一份好职业不那么容易了。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不如意似乎越来越多。

按照这样粗鲁、毫无章法的对比，似乎这份职业变成了一个特别日常的工作。大家使用得越来越多的词汇是“新闻专业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就是职业规范的一种美化的表达，实际上是职业、机构对于记者的规训。中国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但这个词汇，的确不像理想主义听起来那么让人心潮澎湃。

一切似乎都让人感到忧伤。不过我又想起，两三年前香港各所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进入传媒工作，月薪低于一万元，和任何一种体力劳动者持平。我还想起，同事们去台湾采访归来，对那里的同行深表同情，觉得他们活在了历史的尽头，那里读者只喜欢娱乐新闻。所以我又回过头想，在整个社会完成转型之前，这大概还是心怀理想的学生的最好职业之一。我也相信，每年依然有最一流的人选择进入这个行业，而不是企业或者政府。那么，好吧，这些零散的感想，都只能算是某个夜里对于无助感的自我安慰。以便用一种嗦的方式提醒自己，我们还没有进入最坏的时候。

（作者系中山大学新闻传播系讲师，南方人物周刊编辑）

（原载：《南方传媒研究》2009年6月刊）

（责任编辑：姬德强）

西方新闻伦理观念论纲（上）

作者： 单波 王金礼 单位：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传媒报告》 关键词： 新闻伦理 新闻自由 新闻道德话语 西方媒介┊阅读：1358次┊

[摘要]：西方现代新闻伦理观念是一个矛盾的体系，同时也在西方普适价值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基本理念，也即新闻之善或新闻道德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是：新闻自由、报道真相（truthtelling）、社会正义、毋伤害（the 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与媒介效益。

理论上讲，无论处于何种具体的社会环境（东方的，或西方的），在新闻社会控制诸形式中，道德或文化的控制都应该是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控制方式。尽管新闻从业人员总体上是一个重实践而并不强调哲学反思与伦理关怀的社会群体，但借助新闻伦理的正当性（legitimacy）论证，新闻道德控制作用于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认知与理性判断，最终将参与到新闻从业者的自我建构过程。这是因为，不同于以事物的性质、规律等“实然”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认识论，伦理（ethics）研究的“应然”本就是关于行为正确与错误的判断原则和依据，并通过分析“应当”与“不应当”而实现对至善（the Good）的追求。因此，当我们对新闻进行伦理思考时，其实质也就是在研究与探索新闻实践中的是非、正误、善恶等价值判断的原则与依据，其目标则是建立起某种关于新闻的最高目标或至善的、具有确定性与普遍性的知识或话语，以实践于新闻的道德或文化控制。

但事实上，人们思考新闻伦理的兴味所在似乎总是新闻的道德控制而不是新闻确定的、普遍的道德（morality）与新闻的至善，功利化的道德应用取代了正当性的内在反思与至善的伦理诉求。因为这种本末倒置，新闻道德论证与社会控制过程中四处游荡着相对论、诡辩论的幽灵，新闻伦理往往成了道德相对

主义泛滥的流沙之地。显然，新闻伦理还需要一种以新闻的伦理正当性论证为研究对象的基础性研究，肃清新闻伦理研究与新闻道德实践中的种种相对主义幽灵，辨识与阐明新闻道德（journalistic morality）与新闻之至善。唯其如此，新闻道德实践才可以获得生命力，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一、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

研究新闻道德与新闻之善的新闻伦理，首要的问题必然是去思考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并不是指在具体的新闻伦理思考者那里，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也就是说并不去问具体的研究者、思考者如何判断“新闻伦理成为问题”。实际上，每个人具体思考、研究新闻伦理都可能有其真切而现实的动机，这个动机促使新闻伦理在他那里成为“问题”。1888年，当《纽约太阳报》的主编查尔斯?达纳（Charles A. Dana）在威斯康星州主编协会的年会上首倡建立一套指导新闻工作者行为的规约时，促使其进行新闻伦理思考的动机是“医生们有他们自己的伦理系统??律师也有他自己的道德规约，以及指导他行为的法庭行为条件以及执业条例。但我从未见过一套规约能对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具有完美的普遍指导意义。”为此，达纳写下了“偶然想到”的八条原则（See Flint，pp.393-394）。对于达纳和他的同道来说，“新闻伦理成为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把新闻从职业（trade，craft）提升成为专业（profession）。新闻作为专业，意味着强调新闻从业所需知识的专门性，但更主要的是强调新闻的公共责任与公共服务特征，强调新闻的利他主义与社会良知，而其核心则是新闻专业化的道德规范建设。继达纳的新闻伦理八原则之后，各报纸（如《费城大众纪事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报系（如赫斯特报系）及新闻职业组织如美国各州的主编协会、全美报纸主编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简称ASNE）、职业记者协会（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简称SPJ）等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伦理规范”，一些著名人物如教育家沃尔特?威廉斯（Walter Williams）乃至总统沃伦?哈定（Warren G. Harding）也卷入到这场编写新闻职业规范的热潮之中。

实际上，正是因为对“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的达纳式思考，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的新闻伦理研究一开始就与建立伦理规范、以伦理规范约束新闻从业者为主要特征的新闻专业主义（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实践走到了一起。包括纳尔逊?克劳福德（Nelson Crawford）、利昂?弗林特（Leon Flint）、威廉?吉本斯（William F. Gibbons）等在内，几乎所有早期的新闻伦理研究者都把“新闻作为专业”作为其主要思考对象(Crawford，Chap.2；Flint，pp.228-37；Gibbons，Chap.1)。对于更多的新闻伦理研究者来说，“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的答案直接来自其对新闻媒介现实状况的深切忧虑。如有着多年新闻实践经验的康拉德?芬克（Conrad C. Fink）所观察到的，水门事件新闻报道以后，美国媒介陷入日益充满敌意的社会、法律与经济环境之中：民意调查中记者信誉度的降低，诽谤诉讼及败诉案例的增加，赔偿额度的倍增等。芬克认为，媒介与其环境，即政府、公众、受众之间形成了日益加深的“信誉裂痕”（credibility gap）。（Fink，pp.13-15）意味深长的是，媒介环境的恶化与美国新闻伦理研究的第二次勃兴（1980年代初至今）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同步显然不是偶然的。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媒介环境的恶化实际上乃是其“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的答案。其实，最初的新闻伦理者所谓新闻专业建构也是基于新闻与媒介社会环境与社会形象的考虑，他们希望通过专业建构提升新闻人社会形象，使其能够获得医生、律师、神职人员等所谓专业人士所获得的社会尊重。不同的是，水门事件之后新闻业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能否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而是如何摆脱敌意的社会环境。新闻伦理研究因此而发展出伦理反应论

（ethical-reactive journalism）与市场营销的质量控制（quility-control）理论来。

实际上，针对“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这一命题，还存在着第三种方式的思考，这是在关于新闻与民主、自由与责任等议题展开的媒介批评与社会批判中表现出来的。这些研究依据民主参与的社会功能要求，思考新闻在报道事实与公共辩论等领域的责任承担。研究者往往并不完全把自己归类到新闻伦理研究，但他们思考新闻的社会责任时实际上依然是在思考新闻伦理问题。对这些研究者来说，在新闻自由理念已经成为普遍共识的现代语境里，新闻伦理相当于新闻责任。所谓“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随之被置换成新闻是否具有责任、具有何种责任、如何承担这些责任等具体问题。

但在本文这里，所谓“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乃是新闻伦理研究中具有方法论意味的根本问题，对此，既有的新闻伦理研究往往采取了新闻学而非伦理学的方法论思维。实际上，“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指的是新闻伦理基本命题及其阐释、新闻道德控制的实施如何获得伦理学意义上的正当性，也即，新闻伦理如何成为伦理学思考与论证方式下的真正问题。伦理学思考与论证的正当性是通过逻辑推演的完整性实现的。元伦理学(meta-ethics)认为，要证明一个特殊的判断，只能通过参考能够逻辑地衍生出这一特殊判断的某个普遍规则，而要证明这一规则，也只通过将它从某个更一般的规则或原则中推演出来，从而形成一个推理链条。但既然每一个推理的链条都必然是有限的，因此这一个论证推理的过程也必然以断言某个不能给出进一步理由的规则或原理而告终。用理查德德?黑尔（Richard M. Hare）的话说，那就是，“对某一决定的完整证明，应由对该决定之结果的完整说明和对它所遵守的那些原则的完整说明，以及遵守这些原则之结果——当然，也正是这些结果（实际上遵守这些原则所带来的结果）给这些原则实际内容——的完整说明一道构成。”（Hare，p.68）

以隐性报道的道德评价与伦理论证为例。所谓隐性报道，是指记者为获取新闻在采访中隐瞒身份或采访动机，其实质是欺骗了受访人（判断1）。根据一般的诚实性道德判断（原则1），我们知道欺骗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判断2）。为论证隐性报道中欺骗行为的正当性，我们首先要证明“使用这种欺骗所要获取的新闻是重要的”（判断3），然后需要引用公众知晓权（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理论（原则2）论证“当新闻是重要的、且其它手段无法获得这种重要的新闻时，隐性报道满足了公众知晓权的要求，因而是正当的。”（判断4）但公众知晓权并不是自明的公理，因而我们又必须论证公众知晓权的正当性（判断5）。为此，我们又可能要引入民主政治理论（原则3）、公共利益理论（原则4）或是社会正义理论（原则5）??但这些原则也未必就是自明的公理，因此也需要进一步论证它们的正当性（判断6、判断7、判断8??），直至无法进行论证的伦理公理。在这个过程中，从引入公众知晓权原则开始，我们就已经在运用一个伦理论证原则——功利主义目的论，即通过行为目的的正当性来论证行为的正当性（原则6）。不过，这只是有关隐性报道的一种伦理论证。对于康德主义者来说，康德“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Kant，p.31)这一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裁定，一个行为是否道德要看它是否具有普遍性，即它是否适用于每个人（原则7）。因此，如果新闻伦理论证隐性报道的欺骗是合乎道德的，那就意味着每个人的欺骗都是合乎道德的（判断9）。显然，康德主义的伦理论证给予了隐性报道否定的道德评价。

然而，元伦理学的论证问题并不终止于这样演示的论证过程，贯穿于全部论证过程还存在着一个基本

问题。在关于隐性报道的论证中，这个问题是，我们何以得知隐瞒记者身份或采访动机就是欺骗（判断1）？隐瞒身份和动机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欺骗是一个附带着价值评判的判断，如何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建立逻辑联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说，原则1所说的一般诚实性道德判断之正当性从何而来？同样的问题是，作为论证可能终端的原则3、4、5以及功利主义目的论、康德绝对律令的正当性又从何而来？探寻这些原则的正当性，我们将遇到伦理学中著名的休谟难题（Hume’s problem）。

大卫?休谟（Davin Hume）在其《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追问伦理论证体系基本判断或原则的正当性从何而来。他发现，所有的伦理论证体系最终都要面对由“是”或“不是”联系的、关于事实的判断与以“应该”与“不应该”联系的、关于伦理与价值的判断的逻辑联系问题，而关于事实的判断与关于伦理、价值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判断，它们之间是无法进行逻辑论证的。休谟因此认为，关于善恶的判断并不存在于事实，而存在于我们的“情感、动机、意志和思想”之中，“恶和德都不是对象的性质，而是心中的知觉。”(Hume，p.509)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进一步论述道：“关于‘价值’的问题完全在知识的范围以外，这就是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但仍然是可靠的事实。”(Russell，p.12)可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知觉”或个人感情总是各自不同、相互差别的，如何运用我们这各自不同的“心中的知觉”获得具有确定性与普遍性的伦理判断呢？这就是休谟难题揭露出来的伦理论证时必将遇到的尴尬问题，而这也是一切道德相对主义产生的根源。

如果以伦理学的方法论视角观察新闻伦理学研究，我们可能将如当年的休谟一样“大吃一惊”：新闻伦理研究基本上都是将新闻采访与编辑等事实性判断直接纳入伦理论证的逻辑推演链条之中。尽管他们也导入或自己设计了一些伦理推导模式，如克里斯蒂安等人的经典著作《媒介伦理学》（Media Ethics：Cases and Moral Reasoning）等，但这种改进并没有改变逻辑推演链条不完整的状况。克里斯蒂安等人引入拉尔夫?波特（Ralph Potter）的伦理推导模式作为所有案例分析的论证基础，但波特的基本论证过程也是从界定事实开始，进而导入适用的价值、原则并选择忠诚对象，完成伦理推导。在克里斯蒂安等人这里，一面是以自然主义的态度，把伦理判断与伦理原则的正当性寄托于其正当性自明或宪法的权威性（如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新闻自由），一面是又无视界定事实与引入适宜伦理原则之间致命的逻辑断裂，以这些价值判断与伦理原则直接论证新闻事实判断，而这已经是教学导向的新闻伦理研究中最具伦理学色彩的了，从总体上看现有的新闻伦理研究，我们将发现其中存在着令人忧虑的“新闻伦理研究的伦理学冷漠或伦理学蛙跳”。如果无视这种伦理学冷漠，我们将发现，下述关于报纸的相互对立而又未加论证其正当性的论断（其证明涉及到专门的伦理过程）在新闻伦理论证中的逻辑效力是相同的，而现有新闻伦理的实际逻辑论证往往基于这样的论断展开：

报纸的首要功能是传播人类的行为、感觉和思想，因此，新闻从业人员需要具备最深入的理解力、最广泛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先天而来和后天训练的观察和推理能力。新闻可能成为历史，同时也承担着作为教师和解释者的不可分割的义务。（ASNE，1922） 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Siebert，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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