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悲情”的由来及其对反独促统工作的影响和思考

“台湾悲情”的由来及其对反独促统工作的影响和思考

2007-09-19

内容提要:本文重点剖析了基于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产生的所谓“台湾悲情”及其实质，并从反独促统的高度对化解“台湾悲情”进行了一些探索性思考。

关键词：“台湾悲情” 反独促统 思考

所谓“悲情”，实际上就是受到委屈，受到打压，受到所谓冤枉产生的一种悲或者愤的情结。这种悲情，在台湾社会，是某种群体会有所谓“悲情”，即所谓的本省人外省人；还有作为整个台湾社会，受到所谓什么打压了等等；还有作为个人，受到委屈，会产生某种所谓的“悲情”(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徐博东教授语)。“台湾悲情”，这朵至今尚萦绕在台湾上空的云，本源起于早期大陆移民的苦难和近代整个中国的屈辱的历史情怀，在台独分裂势力的有心引导和滥用、乱用的情况下，成了他们谋得政治利益，动员和制造岛内族群对立，敌视、对抗大陆进而推动台独的力量来源。本文尝试就所谓“台湾悲情”的由来及其对反独促统工作的影响作一些探索，并阐述自己的思考。

一、 “台湾悲情”的缘起

“台湾悲情”有两种。一是基于历史因素的“台湾悲情”；一是基于政治色彩（或者说意识形态色彩）的“台湾悲情”。探讨基于历史因素的“台湾悲情”的重点在于从历史的角度挖掘“台湾悲情”意识的源头，这有助于我们致力于两岸和平和热盼两岸统一的人士从思

想源头上化解所谓的“台湾悲情”，为两岸民众的沟通和相互了解提供一个较佳的氛围和基础；探讨基于政治色彩（或者说意识形态色彩）的“台湾悲情”，在于使“台湾悲情”与台独分裂势力进行区隔，以使“台湾悲情”被台独分裂势力滥用、乱用的局面得以改善。

(一)基于历史因素的“台湾悲情”剖析

在台湾，以闽南人为主体的所谓“本省人”，还传承着比较传统的以“义气”为主要内容的乡里观念，也就是狭隘的小集体主义观念，这一特色在台湾南部犹为突出。他们讲究为了“义气”可以抛头颅洒热血，扩展开来就是，只要是自己村落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对与错，都可以相帮。由此表现在早期的台湾械斗横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所谓“台湾悲情”的文化起源。

在历史上，台湾人经历了三次大的变故：1895年前是大清国的属民，1895至1945年是日本统治下的皇民，1945年后是“中华民国”的国民。1895年，台湾成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牺牲品，对不幸的台湾民众来说，是悲情的开始，这一悲情和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屈辱在里面，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悲情。被从母体强行剥离的台湾，就象所谓的“亚细亚孤儿”，无人为其伸张正义，无人向其伸出援手，只能自己在浑浊的泥流中打滚，在命运的牢笼中挣扎,如同一个孩子被迫和母亲分离，孩子撕心裂肺，但母亲一样无助、一样无法凭一己之力去抱回自己的孩子，这虽是事实、是无奈，对孩子而言,除了感受痛苦和无助之外，心底也可能会涌起对母亲的哀怨。所以,这一“悲情”从一开始，就有了台湾和大陆对立的影子在里面。日本经过屠杀占领了台湾，并

拼命使接受殖民国文化的台湾群体认为他们高于未受殖民文化感染的大陆同族群体一等。这五十年的殖民地历史，就使得当时的整个台湾民众与祖国大陆的民众被人为地制造出了某种隔阂，使得台湾民众固有的小群体意识得到了强化和延续。而“二.二八”不幸成了使这一暗流浮上台面的绝佳机会。当时这种悲情意识面对的是从大陆节节败退、危机四伏、完全没有安全感的国民党政权，加上国民党当时尚未能汲取并改变引致其在大陆失败的一些做法和方式，不幸的碰撞由此发生。台湾民众固有的此种得到强化了的乡土观念，使得他们当然地把这一碰撞理解为是大陆人对台湾人的欺压，是所谓的“台湾悲情”中厚重的一笔；而李登辉等台独分子也得以把“二.二八”说成是这种所谓“台湾悲情”的起源，是缘起于来自大陆的对台湾民众的镇压。这种解说和“台湾悲情”中所蕴涵的对大陆的思考方式相辅相成，为以后台独势力得以做大打下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二）基于政治色彩的“台湾悲情”剖析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台湾存在着所谓的二元社会的隔离。蒋介石败退台湾，带去了大批的军队、大量的黄金和社会精英，主导了台湾岛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队，屠杀了三万多台湾民众，逮捕、关押了许多台湾社会精英人物和无辜民众，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埋下了对国民党当局仇恨和不满的种子，有些甚至转为对“外省人”的冷漠和敌视。自1949年5月19日起，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台湾进入长达38年的军事“戒严”时期，国

民党利用各种法令和军警在全台采取高压政策，推行白色恐怖，严厉镇压反对势力，对非国民党政治势力的政治参与采取压制、打击的政策，使台湾民众的不满埋藏在内心深处并逐渐积聚，所谓台湾人的悲情在被包裹的情况下进一步加深。

另一方面，长期的冷战格局和国民党统治下的反共教育，使得台湾民众对大陆的隔阂和排斥在滋长、深化。由于冷战，尤其是两岸政治对峙的现实，使得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行“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征兵制直接的现实后果是造成“军队社会化”，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军队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这一“全民皆兵”的征兵方式，使所有役兵都在愿意和不愿意中，接受着“汉贼不两立”以及“反共”、“仇共”的思想教化。过去的台湾，民间发展相对缓慢，加上政治因素使得军队得以掌控着极大的资源，这使得如服役当个驾驶兵或机务兵，就可以在部队学到在民间很难学到的车辆驾驶技术和维修技术，退伍后可以做司机或开汽车修理厂，成为一种谋生的途径，这对台湾乡下年轻人很有诱惑力，进而对服役充满期待并大量进入台军，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的同时，也一并带回了受过教化的思想。台湾过去是农业社会，社会流动性低，也缺少人生选择，正是在国民党的手中开展的土地改革，才使台湾由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工业社会，在此一转变过程中，军队对台湾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原本从事农业的民众的社会化转化起了加速作用，使人际关系和人的社会化能力得到拓展，在台湾因经济发展而引发的城市化过程中，早期的台湾乡村青年在退役后即相继进入城市，进入了台湾社会的变革，使得“反共”、“防共”的意识

也扩散到社会更广大的阶层。这种“反共”、“防共”意识在台湾社会的渗透和深化，在当时两岸政治对立的情况下，很自然地被简化为对大陆的仇视和敌意。这在有意和无意间，给所谓“台湾悲情”增添了新元素。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两岸在国际上的处境发生了逆转，台湾无法再独占“中国”的名义。这种反映了国际现实的攻守易位，展示了此时祖国大陆在国际格局中的分量，但在台湾的感受是又一次被抛弃、被打压，“亚细亚孤儿”的感觉又回来了，“台湾悲情”再次延烧。

二、台独分子利用“台湾悲情”引致的现实后果分析

从李登辉到陈水扁这一路走来，都是台独分子执掌着台湾的政权，他们左右着政治和舆论的走向，加上台湾民众“西瓜偎大边”的效应，使台独分子对“台湾悲情”的解释，逐渐感染到越来越多很难独立和理性思考的充满情绪化的普通大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李登辉以极富欺骗性、煽动性的所谓争取和扩大台湾 “国际生存空间”的旗号，大力推行其“务实外交”。在此旗号下，在国际上搞分裂、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就成了在争取和扩大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的努力，大陆坚决反对台独的斗争就被歪曲成了对台湾的打压。在遭到一连串失败后，李登辉、陈水扁借此煽动“台湾悲情”。台湾民众在政治上的情绪化混合着原始的“台湾悲情”——自认正确并报复（依次表现为对立、对抗、反击），使台独分子得以把其所谓的“台湾精神”建立在了反大陆的悲

情之上，与其相对应，和祖国大陆搞交流促往来就是在“亲中国”、就是不爱台湾，只要是来自祖国大陆或与祖国大陆有关的，都隐含着阴谋、错误、落后，必须鄙弃。换句话说，和祖国大陆彻底脱离关系、和祖国大陆搞对立、搞对抗才能解除这一悲情，才是真正“爱台湾”。如此一来，对奴役台湾50年的日本、对把台湾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美国阿谀谄媚、俯首听命，不会有任何台湾人出来加以指责。所以，吕秀莲之流“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是台湾的幸福，不然台湾哪来今天的经济成就，还不是和今天中国人一样：贫穷、落后、愚昧、粗野”的言论得以在台湾泛滥。

凭借着制造分化、对立，把“泛蓝”阵营打造成外省人的化身，进而推理成大陆的化身，李登辉、陈水扁等人就把“台湾守护者”的荣誉头衔揽在了怀中，“爱不爱台湾”也就成了他们这些政客以及传媒中最高的价值与专利，随时用来当武器，进可攻击挥洒，退可文过饰非，无往而不利。而其实，正是他们的此种言行让台湾大众和整个台湾社会陷入无力自拔的对立、对抗、仇恨、分化中，并把台湾推向只有战争才能解决与祖国大陆的关系这一最现实的悲情面前。展现在台湾普通民众眼前的似乎是：李登辉之流抛出“两国论”、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无不是在使台湾人摆脱悲情、在“出头天”。殊不知，如此一路走下来，终将酿成的可能是两岸中国人新的更加痛苦的悲情！在台独分子看来，如果要谋求“独立”成功，首先就是逐步确立起“台湾人”和“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在身份上的认同，并以各种方式推动持此种认同的人占台湾住民的绝对多数。而达致此

种认同的第一步，就是制造并加深与大陆的疏离，制造并加深对大陆的仇视。在南台湾的中壮年以上的民众中，有这样一句口头禅：“就算是死，也要死在自己人的手中”，这种想法，加上台独分子的有心利用，使所谓的“悲情”在急剧膨胀后走向了和大陆对抗的方向。标榜为“爱台湾”的这些所谓本土派，通过制造这种对抗意识，使他们逐渐树立了自己的形象，使他们自身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选举，谋得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利益。

也正是台独分子对“台湾悲情”所蕴含的选票前景的善加利用，使得岛内民众对大陆反独促统工作的认识陷入混乱之中，增加了大陆做台湾人民工作的难度，正视并化解“台湾悲情”应该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三、 对化解“台湾悲情”的思考

现在的“台湾悲情”已与起初的“台湾悲情”明显不同。现在的“台湾悲情”里已溶入了很多新的因素，如意识形态因素、政治对立因素、大国的地区利益（如美、日）因素以及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副作用。大多数的台湾民众，无论老幼，都笼罩着一层厚重的悲情，老一辈自称所谓“亚细亚孤儿”、认为台湾人没有“出头天”；年轻的一代，经历的是两岸对峙和两岸在国际舞台上的攻守易位，认为台湾在国际上被排挤，直不起腰，抬不起头。但两者都有很浓重的与大陆有关的悲观和仇视情绪。

“台湾悲情”成为台独分子用来对抗祖国大陆的一个动力源，有其一贯的逻辑：按台独分子的解释，“台湾悲情”是国民党运用军政

暴力、打压台湾人而产生，罪魁是来自祖国大陆；两岸长期的政治对立、在国际上的争斗，使台湾受打压的，也是来自祖国大陆。所以，祖国大陆对台湾是充满敌意的，会比国民党更甚的，所以必须一样反抗祖国大陆。张秋梧（台湾“二.二八”和平促进会秘书长）就曾表示：对台湾人而言，历经国民党政权早年压迫台湾人民的“二.二八”历史，如今台湾人民面对的是中国这个新外来政权的压迫，中国对台湾进一步动武，则可能重演另一次“二.二八”事件，台湾人应有高度警觉性。

我们还应该看到，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台湾社会实际上是二元分隔的社会。蒋介石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台湾推行土地改革，这在经济上给了台湾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提供了发展的机会，而政治上维持着高压政策，这固然是基于维持其政权等因素的考量，但是客观上造成了台湾经济得以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后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既有平衡被打破，但又没有新的平衡模式来取代，客观上形成了某种真空，这也成为后来民进党得以发展的空间。在两岸交往日益紧密的大环境下，基于反独促统的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考量，对国民党在此问题上的教训应及时有效地汲取，对我们化解两岸关系中的礁石，压缩被所谓“台湾悲情”包裹着的台独势力的政治空间大有裨益。

“台湾悲情”得以发酵的另一个原因是，两岸自蒋经国去世前放宽两岸人员往来，以及两岸的经贸持续增温的实际受益者主要是企业界这一台湾社会的优势阶层，而普通民众又因厂商前进大陆，在就业、薪资等方面面临较以往日趋不利的局面，这种正常的产业外移，在表

现为增加了大陆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台湾的失业率后，加上“有心人”的“善用”后，台湾民众的不满就相应转向大陆方面，这就可以解释泛蓝的支持者主要是企业界等资本阶层，而泛绿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下层尤其是南部的民众的现实，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陆对台独分子的正告反而会起到给泛绿“加分”的作用。

笔者认为，破解“台湾悲情”的最大窍门就在于，给台湾民众以尊重、平等感的同时，让广大台湾同胞和全体大陆人民一起共享祖国大陆繁荣发展的成果。换句话说，如果说非和平手段是制约台独的最有效手段的话，那么利益取向的引导和促进则是统一的现实基础。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把经济作为手段而达到其他目的。不是经济手段无用，而是没有用好用充分。在这一过程中，在深化改革开放、抓住机遇走好自强之路的同时，对软力量的运用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考虑。“软力量”（哈佛大学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理论）是一个国家通过吸引，而不是强制或报偿所能发挥的影响力。约瑟夫.奈在2002年出版的专著《美国实力的悖论》中，把国家的实力分成了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硬实力是指威逼能力，主要通过军事力量实现；软实力是指通过一些“无形”因素，如文化、价值观以及媒体、教会、学校等机构，进行劝诱的能力。他认为，在信息全球化时代，劝诱能力几乎与威逼能力一样重要。约瑟夫.奈的理论本意是用来调整和处理当今的国际关系，从这一角度讲，作为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用之恐有不当。但换个角度讲，好的理论应该是应用到它可以应用和可能应用的地方以达成既有目标的话，“软力量”理论也可以适用于对“台湾悲情”

的化解，从而在反独促统中发挥其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 黄嘉树：《国民党在台湾》，内部发行，1991年6月第1版。 （2） 采访报道：《台湾“大选”日益临近 “悲情牌”有多大作用》，《钱江

晚报》，2004年2月18日。

（3） 评论文章：《剖析台湾的“悲情意识”》，《环球时报》，2003年12月29

日。

（4） 何标：《“悲情”、“悲情”，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人民日报》

（海外版），2001年11月29日。

（5） 俞力工：《谈台湾的悲情》，《环球时报》，2001年12月12日。 （6） 范亚峰：《了却怨恨 化释悲情——宪政的心理治疗功能》，中新网资料。 （7） 李家泉：《悲情的背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6月6日。 （8） 李永炽：《史学与国民意识论文集序言》，中新网资料。 （9） 龙应台：《这个动荡的世界，我是台湾人，我不悲哀——给李登辉先生

的公开信》，中新网资料。

（10）张炳良：《形势不变 悲情撕裂》，《明报》，2004年3月24日。

作者简介：潘小玉，女，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民商法系副教授、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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