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带来现代化社会结构需求 发展公民社会成答案

多元化带来现代化社会结构需求 发展公民社会成答案

孙国栋

一、改革开放的成就与社会多元结构的形成

回溯30多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今天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胶着点，贫富差距加大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繁，“维稳”的开支大幅增加，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并存是我们实现新一轮改革任务所必须充分把握的现实条件。

首先，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我国经济连续30多年快速增长，国际地位稳步提高，创造了为被世人瞠目的“中国奇迹”。1978年我国的GDP只有2683亿美元，在世界GDP总量中仅占1。8%，列全球第15位；2010年我国的GDP达到6.274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上升到9.5%。相当于美国GDP的比例从2005年的17.9%上升至2010年的40.2%，并且在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第一出口大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根据1978至2010年我国的GDP增长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从1978至1987的10年间我国的GDP增长了两倍多，人均GDP也增长了近2倍；从1987至1996的10年间我国的GDP增长了5倍多，人均也增长了近5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97至2010年间，经历了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不景气，增长缓慢，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我国的GDP增长超过5倍，人均GDP增长接近5倍。

持续的高速增长使得我们国家成为引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的一支核心力量，这样的发展趋势也超出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以至于国外研究机构对我国经济总量实现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年限不断提前，从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2001）预测的2030年，到美国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吉姆·奥尼尔（2009）预测的2027年，再到英国大企业联合会（2010）预测的2014年。

第二，我国的经济建设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同时，社会流动性也在加强，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已经形成。而我国结构性社会矛盾突出的症结也在于此，一方面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发展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社会出现了失调、失序、失衡的“长短腿”问题。

社会结构包括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从社会阶层结构方面分析，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17.92%，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只有17245万人，2011年达到69079万人。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转变为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民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人员、农业劳动者、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发布最新研究成果，目前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反应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财富阶层快速壮大的同时，

社会底层的比重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并且两者之间的利益差距也在不断强化，整个结构呈现为金字塔型，在向现代化的“橄榄形”阶层结构过渡的过程中还有面临很多矛盾和挑战。

二、社会多元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我国社会阶层发生的深刻变革为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第二、第三产业的职工数量不断增长。根据统计，2009年我国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为46826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超过60%，随着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一比重还将继续提高。尽管对于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能否继续保持，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毋庸置疑我国已经培养了当今世界最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其次，民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再次，社会中间阶层的成长。中间阶层被称为社会的“稳定器”，以往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之时，亦是中间阶层发展的黄金时期；与之相辅相成，拥有强健的中间阶层则是一个社会稳定发展、全民富裕的标志。第四，富裕阶层的壮大。根据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报告统计，我国2008年的富裕家庭（指家庭年收入超过25万人民币的城市家庭）数量为160万个，并预计在2015年达到400万个，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全球富裕家庭数量第四多的国家。

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革不等于良好社会秩序的自然形成，我国社会多元结构中的不合理的因素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其中包括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第一，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经济增长成为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有学者称之为“增长主义”、“GDP至上主义”。如此之理念促进了我国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黄金储备超过3000万盎司。但是相比之下“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结构性缺陷日益明显，“GDP一大步，财政收入两大步，居民收入迈半步”的社会发展不同步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各种矛盾不断形成、激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长期严重短缺且分配不平衡。

第二，优先城市发展，搁置农村发展。在发展经济方面，工业产值远远高于农业产值，工业生产能够吸引更多外资投入，容纳更多就业人口，这些优势使得政府在资源分配上，比如人才技术、资金项目等向城市工业发展需求倾斜。在完善市场方面，我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不完全的土地市场、技术市场都是农业经济落后于国民经济总体水平的原因。在发展教育方面，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环境、受教育程度等与城市相距甚远，2011年的发生的多起校车事故也暴露出主要存在于农村的教育资源不足，管理不善的状况。而农民工子女的入学、升学问题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也制约了城市先进技术、知识向农村转移。

第三，经济发展越快，贫富差距越大。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大已经成

为国内外学者分析我国经济现状必然提及的描述词汇。“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状况的重要分析指标。80年代初，我国的基尼系数在0.2左右，但是到了2000年基尼系数就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近公布的数字，20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15，甚至高于美国，而根据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测算，这个数字已经接近0.5。由于统计方式不同，结果会略有差异，但是各方都认同我国的收入差距仅次于少数腐败盛行的拉美国家和非洲部落酋长统治的国家而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实际上，贫富差距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各个阶层之间有所不同，由于少数群体拥有大量的灰色收入，我国的收入差距比数据显示的都还要更高。与贫富差距相联系，我国的群体事件发生频繁，根据《2009年预算执法情及今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2009年我国“维稳”费用支出为5140亿人民币，超过了国防开支，在某种程度上我国已经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警察国家”。这是我政府和民众都不愿意状况，这实际上也是我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药家鑫案”在案发后备受争议，但是药家鑫一句“怕农村人难缠”激起了众怒，加之被告律师利用“富二代”的噱头最终使公众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把无限同情给了被害人，把痛恨责骂给了当事人。与之如出一辙的还有“70码案”、“我爸是李刚案”等等，与其说这些案件因为“富二代、官二代、名二代”的标签而被推到风口浪尖，不如说案件体现了权贵阶层生活优越、藐视法律法规，与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人群的生存困境、维权艰难之间的深刻矛盾。

综上所述，如果把改革的实质理解为利益的重新分配，那么社会多元结构中的不同阶层对政府和决策者提出的要求就是怎样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加以权衡做出选择，并尽量保证社会正义与分配公平。正像我们经常做的比喻，在蛋糕做大之后，按什么原则分蛋糕，谁来监督切蛋糕、分蛋糕的过程。现代化的经济结构需要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与之相辅相成，我国社会结构的滞后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而且事关百姓的民生问题、政府和经济的转型问题。对于解决经济发展中带来的社会多元结构以及社会多元结构所产生的问题，学者萧功秦提出的战略方向是发展公民社会。笔者认为，无论解决路径如何，首先能够正确分析、研究我国仍在变化的社会多元化结构，及其形成的利益诉求不仅能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供政策空间，更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政治稳定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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