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2011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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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2009年第20期

本期专题报道

·收入分配酝酿改革新案 ·理性看待基尼系数

·30年高收入行业的变迁 ·金融危机放缓收入增速 ·30年收入分配政策流变 ·激活个税收入调节功能 ·分配创新的浙江实践 ·收入分配改革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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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酝酿改革新案

扩大内需,应对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更合理地“分蛋糕”。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在城市以“奖励和计件工资制的恢复”拉开了序幕。30年来,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制度逐步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形成。 但同时,我国也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以2008年统计公报为例,城乡之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3.3;地区之间,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例,西部的贵州与东部的浙江之比为1:3.3;行业之间,最高的金融业收入水平达40312元,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倍,其29.6%的增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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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各行业之首,比全国平均增幅高11.3个百分点??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了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而且关系着当前扩大内需政策能否有效启动,更事关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的改革重点一直放在再分配上。再分配调整有利于加强社会保障、补充民生欠账,无疑很有必要,但再分配只是对初次分配的调整和补充,在初次分配中出现的较大收入差距则很难依靠事后的修修补补加以纠正。

可见,较之再分配而言,初次分配更为关键,而这取决于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因此,收入分配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还需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寻找解决的答案。比如,将改革焦点更多地调整到初次分配上,比如,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最终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文/袁元)

理性看待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其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则升至0.496。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统计显示,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这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

长期以来,针对中国的基尼系数,研究者一直持不同观点。

一方面,乐观者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但因城乡差距大是造成我国基尼系数较高的原因之一,因此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而且,我国经济处在发展上升阶段,从总体上看,贫困人口是逐步在下降和减少,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同时,由于我国居民分布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中,再加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居民很难体会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无论是城镇内部还是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都仍处于合理区间内。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认为,近几年我国基尼系数连续上升,并都在警戒线以上,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较之富裕地区和富裕群体差距较大,因此提醒说,若不采取相关措施,我国的贫富差距还有可能继续恶化。

“中国基尼系数最低的地方是浙江,最高的地方是贵州。浙江的老百姓创业多,民营企业多,中等收入人群庞大,而贵州个体私营经济少。贵州、甘肃、青海等地的基尼系数都高。”周天勇对本刊记者表示,中国基尼系数居高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小企业发展不充分,中等收入人群太少;二是从产业结构上看,农业领域中很多的人分很少的“蛋糕”,平均收入太少,而第三产业中的服务行业发展也很不充分。“基本思路是加快将农民从农业领域中转移出来,发展中小企业,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让更多人充分就业,这样基尼系数才可能降下来。”周天勇分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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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30年高收入行业的变迁

2000年,我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到2005年,这一比例已增至4.88倍。而国际上公认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要加以调控。

纵观30年来我国职工平均工资的变化,我国的高收入行业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

1978年改革之初,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业为高收入行业,而这一时期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行业的收入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为全社会总体收入都不高,高低收入之间的差距不是十分明显。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1.8倍左右。

此后直到1992年,采掘业一直成为高收入行业。1993年,高收入行业转变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以及房地产行业。这也反映出我国房地产业和邮电通信业开始崛起。

1994年以后,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房地产业仍是高收入行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开始加入到高收入行业。

2002年,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行业成为高收入行业。高收入行业的平均工资高出全国平均工资约5000元,最高人均工资水平与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比例为2.99:1。

2003年以后,我国对行业划分进行了调整,在2003年到2007年的5年间,高收入行业集中在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四大行业。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最近10年来,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总的趋势是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某些垄断行业的收入更高,而传统的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收入则相对较低。

“尽管目前高收入行业也包括计算机服务业等高科技行业,但总体来看,收入水平比较高的都是像金融、电信、电力等具有垄断色彩的行业。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社会非议最大的诱因。”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金融危机放缓收入增速

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要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对居民收入增速的负面影响

文/杨宜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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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通过冲击出口的方式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危机也必然会对中国国民的生活质量造成影响。 尽管,中国的三次产业都将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因其与国际市场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所受冲击的程度和方式也不相同。从行业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冲击了在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第二产业,并波及到与其密切相联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从地域来看,全球金融危机主要直接冲击了出口经济为主体的东部沿海地区,并通过产业链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传播。

而从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所受的影响来看,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及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等与出口经济密切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受到的冲击最大,而农民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受到的冲击有限。初步预计,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将由2008年的8%以上,降至6%左右。 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波及较重

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是农民,金融危机对第一产业特别是对种植业的影响必然会传递影响到农民的收入。据国家统计局划分,农民的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部分组成。而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的总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其变化将对农民总收入的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而金融危机将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

全球金融危机会减少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需求,从而使农产品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导致国内农产品价格下跌。在农产品生产数量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必然会导致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减少,从而导致农民总收入减少。 例如,湖北省黄冈市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2007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7.2%。棉花是黄冈市农村种植面积较广的一种经济作物,龙感湖农场的棉花种植面积达到全部耕地面积的70%以上,并拥有棉花收购—棉纱加工—织布—服装加工等棉花加工相关企业,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2008年9月份以来,棉花价格直线下降,由年初的每斤2.7~2.9元降至目前的每斤1.9~2.1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棉花生产资料的成本增加较大,今年上升约60%。棉花价格下降而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农民种植棉花不赚钱甚至赔钱。

而棉花价格下降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金融危机冲击导致下游服装出口企业订单减少,进而减少对棉花等原料的需求。棉花收购价格大幅度下降的直接影响就是棉农收入减少,农民增收困难;其间接影响在于严重挫伤了棉农的积极性,棉农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导致棉花种植的大起大落,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 二产从业人员收入影响最明显

与一、三产业所受到的冲击相比,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更直接、更强烈。

不过,金融危机对第二产业中不同部门影响大小不同,影响的持续时间也不同。其中,轻工业受到的冲击较大,且影响的持续时间较长。受危机影响,出口大量下降,企业预期收益减少,必然通过裁员或降低劳动者工资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将受到明显影响。 举例来看,天津市曼特工贸有限公司是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企业员工及管理人员80人,其中普通工人34名,合同制农民工16名。这家企业主要生产玻璃纤维制品,其中90%的产品销往中东地区,产品用途为防水材料、拉挤型材和保温材料。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为此,企业只能通过减员和减薪的方式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中的员工正常时期的月平均工资为1400元,由于金融危机导致企业经营状况不佳,使得员工收入下降10%,降至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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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左右;并裁减没有正式编制的18名临时雇佣工。

而湖北省黄冈市外出务工人员的情况也进一步证实了金融危机对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收入的影响。黄冈市常年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向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中长三角地区约为45%,珠三角地区约为40%,北京、环渤海地区约为10%,其他则分散在武汉等周边地区。

根据该市农办和统计局的资料分析,目前金融危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春节以后外出务工人员因沿海部分中小企业的停产而受到一定影响,人数比去年减少20%左右。据估算,该市将有30万人在家而不能外出务工,以人均带回现金收入8000元计算,这将直接导致农民收入减少240亿元。 三产喜忧参半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第三产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但不同行业受到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一方面,有些行业会受到严重冲击,旅游业正是受冲击最大行业的代表。其一是因为中国入境旅游客源主要来自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而这些国家或地区均深受金融危机影响,其公民将会减少出国旅游的消费,造成中国旅游消费不足;其二,美元及其他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持续贬值,将削弱中国入境旅游长期以来所保持的价格优势;其三,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国内公务旅游消费和消遣旅游消费都将大幅减少。而与旅游业相关的服务业行业也因此会受到影响,如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

另一方面,有些行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大,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原因有二:一是虽经济不景气会导致消费者文化、体育和娱乐消费的减少,但长期以来,中国消费者的文化、体育和娱乐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不高,因此这些行业受到的冲击有限;二是这些行业虽然涉及到一部分进出口贸易,但总额很小,且中国相关产品的进出口逆差极大。

此外,有些行业还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比如,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企业存货必然增加,从而为仓储业的发展提供机遇;再如,一些特定人群因收入减少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活习惯、降低生活质量,这对于低端服务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稳定低收入群体收入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所有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都产生了影响,但其对低收入者收入冲击有限,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行业间平均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 但是,这种收入差距的缩小,是居民总体福利下降和对外部门福利更快下降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别是,由于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低,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差,危机对其影响巨大。因此,须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进而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稳定。 首先,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中央采取了“一揽子”振兴计划,并正在发生积极效果。扩大内需的系列措施也将增加本国居民的福利水平,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发展成果。但居民消费的行为受其收入支配,要改变居民的收入预期,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居民的收入预期,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增加,并拉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能创造更多的产出,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可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循环的重要举措之一。 其次,增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内不少企业停产减员,大量劳动者失去工作岗位,导致失业人口增加。政府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并鼓励私人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同时,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加大对低技能劳动者的职业培训,提高劳动技能,促进其就业。

最后,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免征额过低既减少了居民消费,不利于扩大内需,不利于经济增长;同时也使个人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功能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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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因此,要调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增加居民消费。□

(作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30年收入分配政策流变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间,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制度逐步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形成。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克服平均主义”,会后,以农村为突破口,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是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 而此前,即1978年5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的通知》,正式恢复了已停止实行十多年之久的奖励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并通过试点逐步扩大。随后,国务院及其所属综合部门重新发布或修订了发明奖励条例、技术改进奖励条例、国家优质产品奖励条例。奖励和计件工资制的恢复、实行,拉开了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贯彻落实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作出了若干具体规定。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是改革国有企业工资管理体制,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制度;二是改革了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实行结构工资制;三是开征个人收入调节税。

1987年十三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原则,提出了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要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等政策主张。 1992年十四大提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首次提出在分配制度上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还把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作为加速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必须努力实现的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之一,要求加快工资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符合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特点的工资制度与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作了详细阐述,提出了收入分配制度的十一项基本原则。如“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将多种分配方式作为与按劳分配方式长期并存的制度确定了下来;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是在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了在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上应坚持的原则。 十四大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分配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一是实行了以岗位技能工资制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工资制度改革,进一步落实了国有企业内部分配自主权,国家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内部分配,不同企业之间的工资水平因经济效益的高低不同拉开了档次。二是进一步改革了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三是颁布并实行了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发挥税收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关系的作用。四是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改革和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

1997年十五大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的最大突破,就是解决了生产要素能不能参与收入分配的问题,明确提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第一次把其他分配方式科学地概括为“按生产要素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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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十六大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解决了其他生产要素能不能和怎么样参与收入分配的问题,是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十六大还提出,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这指明了今后我国要努力形成的收入分配新格局,即中等收入者居人口的多数,并占有大部分收入和财富的格局。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针对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同时,改革和完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继续适当提高相关人员的待遇水平。

2007年十七大针对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强调,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瞭望》新闻周刊整理)

激活个税收入调节功能

个税改革的关键点不是免征额的高低,而是收入调节功能的有效发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张辉

个人所得税占中国全部税收收入比重尚低,2008年不足7%,但是由于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对社会收入分配具有很强的调节功能,一直倍受社会各界关注,尤其是对免征额的调整。

“从整体上来说,目前对调节分配作用有限的分类税制,未来要逐步走向综合所得税制,使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公平原则得到更好的体现,来充分发挥个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结合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加强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申报管理的举动,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志勇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尽管这个方向“难度很大,但如果不去做,永远做不起来。”

“一个税制越复杂、考虑的东西越多,它就越公平、越合理,反过来看,越简单,征管成本就越低,但是就越不公平,这是一对矛盾。”同样来自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的张斌告诉本刊记者,为了充分发挥个税的调节功能,“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需要找一个符合国情的均衡点。” 提高“免征额”的调节功能

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相对下降,提高个税免征额的呼声不断。杨志勇认为,提高到多少,对哪些阶层的人群有利,还需要技术分析,不好一概而论,“首先要区分‘起征点’与‘免征额’这两个不同概念,不能将“免征额”视为“起征点”,否则无法区分税法中的一些规定。” 所谓起征点,是征税对象达到征税数额开始征税的界限,即一旦征税对象的数额达到或超过起征点时,就要对其全部的数额征税,而不是仅对其超过起征点的部分征税;而免征额是在征税对象总额中免予征税的数额,只对超过免征额部分征税。 “大家关注的起征点实质应是免征额,而且只是个人所得中的工薪资金费用所得的免征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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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杨志勇介绍说,1980年,中国建立个人所得税制时将免征额确定为800元,2005年提高到1600元,2008年3月又提高至2000元,“免征额代表的是成本和费用,随着物价水平的提高,免征额应该相应调整。”

免征额确定的标准除了成本费用之外,还往往与一国的个人所得税定位有关。当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是对少数富人的收入进行调节的时候,免征额往往定得较高。而当个人所得税成为一个对多数人的所得进行调节的税种之后,免征额常常定位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杨志勇以美国为例,1913年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是3000美元,换算成2005年的美元是57000美元,如此高的免征额,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随着美国将个人所得税视为一种财政收入工具,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扩大了。以2005年为例,免征额仅为3200美元。 中国个人所得税实际上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80年,多数人的月收入只有几十元,根本够不上800元的免征额,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纵然免征额提高了,但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大大超过了1980年的水平。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已不仅仅是一种调节收入的税种,在很大程度上,它担负了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 当个人所得税功能发生改变的时候,免征额的调整就受制于更多的条件约束,财政收入约束就是其中之一。“整体来看,目前条件下不对个人所得税对调节收入分配给予太大的希望,有作用但不是最主要的,如果调高的话,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提到3000元或者2500元,有些地方个税可能就绝收了。”杨志勇提醒,“这也是为什么进一步调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容易遭到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政府反对的原因。” 张斌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于我国目前个税制度难以发挥收入调节功能也提出类似的担心,“应该看到,我国个人所得税比重偏低,占税收比重不到7%,从量上也限制了个人所得税功能的发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这一比重平均在30%左右。”

在他看来,在现行税制下,对分类制不进行调整,单一的提高工资薪金的免征额,对个税改革乃至发挥个税调节功能,意义并不大。

在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下,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流转税是主体。在此之前,消费税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比如对高尔夫球、游艇等奢侈品进行征税,起到了一定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但是,增值税收入分配调节的功能比较差,筹集收入的功能比较强。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比较显著,但是其目前占的比重很低。”张斌认为,“所以我们应该适当调高个人所得税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使整个税制更好地发挥收入分配的功能。不仅要关注个人所得税的内部结构,还要关注它在税收结构中的作用。”

杨志勇强调,在个税占全国税收收入比重低的现实情况下,正好是改革它的时候,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较小。 综合税制改革仍存障碍

“现在很多人只关注免征额的问题,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专项扣除的问题。”杨志勇举例说,比如,买房子的利息支出,这个肯定算生活支出,怎么抵扣?还有的“上有老下有小”,又怎么扣?还有大笔的医疗费用,现行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大笔的费用是不是应该抵扣?还有教育支出,这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过程,怎么抵扣? 在杨志勇看来,“这些如果抵扣,视野就远远超过了之前仅仅关注免征额的问题。从整体上来说,分类税制对调节分配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未来还是要走向调节功能更有效的综合所得税制。”

目前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是分类所得税制,有三大特点:

其一,源泉扣缴。由支付所得的单位或个人直接代扣代缴。在源泉扣缴下,不以人为单位归集收入。比如,一个人有工资收入3000元,单位按工资薪金扣税,但如果同时有外单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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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劳务收入2000元,则按劳务征税,不是按5000元来征税,而是分别来征。分类所得税制的征税成本比较低,但对收入来源多样化的人来说,其综合税负可能就比较低。

其二,个人所得税中工资薪金所得的征收率比较高,而其他性质的所得,如劳务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征收率相对较低。

其三,由于实行分类所得,不能根据个人或家庭的实际情况进行费用扣除,只能实行分类的标准扣除,一定程度加大了单职工家庭收入的税负。

张斌解释,所谓标准扣除,比如,一个家庭夫妻双方都有工作,还没有孩子,工资薪金所得每人每月都扣2000元,共4000元。但是,如果有的家庭夫妻双方只有一个人工作,还有孩子,则工资薪金所得每月只能扣除2000元。

所以,分类所得税制与综合相比,其收入分配功能就比较弱。未来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是由分类向综合改进,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这样以个人或家庭来归集收入和规定专项扣除标准,就更能照顾到各方面具体的情况。”

不过,在杨志勇看来,实施综合征收,目前还存在三大障碍:

其一,从纳税人的个人信息角度来说,纳税人的收入信息能不能翔实地获得。最近,国家税务总局提出加强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申报管理,这就是一个有利于提供个人信息的措施,应该说是抓住了个人所得税征管的“牛鼻子”,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税务部门加强征管的成本。而且,它是个人所得税制走向更为公平的综合所得税制的必由之路。

但是,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申报的规定并不是新规定,早在2005年就已经发出,只是各地的进展情况不一,直到今天也还停留在“推广”的阶段。

其二,从税务征管部门来看,目前的税收征管事实上是对企业设置的,而不是对个人设置。杨志勇认为,“从现实来看,这是合理的,因为我们个人所得税占的比较低,有成本收益的问题。”

其三,现在的现金交易太多。这是个全世界的技术难题。像山西煤老板,涉及到几百万、几千万的交易可能都是通过现金,像这样的如何监管?现在已经有了《反洗钱法》,但是如何落实?

“只要我们做到以下四个方面,综合性征收就有可能得到落实。”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教授安体富指出,一是实行单一税号,不论是企业扣税还是个人扣税都在这个税号上留下记录,实行税号和个人或企业挂钩的制度;二是收入完全货币化,公司奖励的各种福利都要用货币量化后缴纳税款;三是加强现金管理,大额支付都是要通过银行转账进行非现金结算,而我国的偷、漏税主要是现金偷漏;四是税务局应和企业、海关、安全部门、工商部门、证交所联网,掌握个人、企业的收入情况。 “上述四条做到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进行综合征收,这样既能够充分发挥个税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另外也能够使个税大幅度增长。”安体富预计,“甚至有可能会翻番地往上涨。” 改革需要突破口

“也许存在一个最优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但任何一国只能实行适合国情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杨志勇仍以2005年就开始的全员全额申报至今处于艰难“推广”状态为戒,“如果制度的设计超越国情,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那么看上去很美的制度所带来的只是坏的示范作用。” 除了担心在当前金融危机影响下经济还未走出低迷的时候,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的完善与积极财政政策目标落实之间仍可能需要权衡取舍外,杨志勇指出,“我们还不得不考虑一个征管效率问题。个税的现实是提供的收入不多,却是一个需要投下大量金钱和时间精力的税种。其中的成本效益比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应当做好税收公平与征收成本之间的平衡。” 除了要解决好信息联网问题和完善征信系统问题外,更重要的是要求政府部门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在张斌看来,还有很多体制层面类似的具体问题,需要解决突破方向。比如,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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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在全国的自由流动,以及个人所得可能来源于多个地区,个人所得税纳税信息应实现全国联网,如果实行综合所得税制,还涉及到不同地区的税收划分问题。

“个人所税制由分类向综合转变的过程中,前期的投入比较大,可能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包括一开始运行的磨合,可能遇到的困难要估计足。”杨志勇提醒,“否则,大家可能会觉得还不如从前,出现倒退。数据库的建立,需要花大量精力。另外,新的运行方式跟每个家庭都有密切关系,工作要考虑充分。”□

分配创新的浙江实践

制度的创新催生了以创业富民为主要特征的“浙江模式”,使浙江人获取和积累了可观的个人财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孙金霞 实习生商意盈

改革开放30年来,人多地少、资源稀缺的浙江“穷则思变”,不断打破收入分配的旧体制束缚,激发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成为人均GDP增长最快的省份。浙江“藏富于民”,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是国内较低的几个地区之一,而城镇居民收入等“富民指标”则连年高居全国前列,农民人均收入连续24年“领跑”全国。

剖析浙江的实践,在初次分配领域的不断突破与创新,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第三次分配”领域作为有效补充,激发了人们的劳动、创业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群众生活的改善。 浙江富在初次分配

浙江富,很大程度上在于浙江农民富。 上世纪80年代,浙江农民率先“洗脚上田”,务工经商,在全省迅速出现了“百万农民创业,千万农民就业”的局面。目前,浙江农民人均收入中八成以上来自工资和家庭经营,工资性收入对现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另一方面,浙江在加快城市发展的同时,注重农村发展。其农业已由传统农业转变为生态高效农业,来自浙江省农办的数据显示,2008年,虽然农业产值比重在浙江GDP中降至6%,但浙江农业增加值达1095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是1978年的30倍还多。农村经济由从原来单一的农业经济发展为一产、二产、三产共同发展的综合经济。现在,浙江80%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业领域就业,非农业收入已占该省农民收入2/3以上。

一系列富农政策使浙江农民、市民收入并驾齐驱增长。据统计,2008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9258元,比上年增加993元,连续24年位居全国之首。 浙江富,在于其创业经济发达,能够藏富于民。

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就是浙江强省富民的历史。浙江拥有了无数“全国领先”:产权明晰的私营企业、特色鲜明的股份合作制、高度专业化的商品市场。而在收入分配领域,浙江各级政府注重发挥民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些在制度改革方面的创新催生了以创业富民为主要特征的“浙江模式”,使浙江人获取和积累了个人财富,并实现了经济地位的上升性流动。 当其他地方还留恋“吃大锅饭”时,白手起家、“不等不靠不要”的浙江人已走上创业之路,把浙江变成了一个“创业者的社会”。据浙江省统计局统计,截至2007年浙江有法人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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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活动单位约68万个,个体户300万个,在省外经商和创办企业人员达200万。若按全省户籍人口4659万人计算,平均每8.2人中就有1人兴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这一比例是全国最高的。

浙江富,还在于其产业工人工资能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

浙江是用工大省,也是吸纳外来务工人员最多的省份之一。产业工人作为社会劳动力主体,他们的收入水平如何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提升,缩小与富裕阶层的差距,是浙江各级政府特别关注的课题。

为解决浙江经济社会水平与工人劳动收益之间的“剪刀差”问题,浙江各地自2004年以来普遍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包括民企在内的各类企业也纷纷调整工资水平。一些民营经济特别发达的县市孕育出了符合非公经济特点的制度性尝试。例如,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温岭市以行业工会、行业协会为依托,开展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保证工人的工资能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

据浙江省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介绍,2007年浙江省农民工总数1783万人,其中外省来浙的农民工523万人,本省籍农民工1260万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217元,比全国2006年统计的每月966元平均水平高出251元。其中50%农民工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 扩大社保促二次分配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持续高位运行,但其收入分配差距并未明显扩大。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城镇居民失业、下岗,农民增收放缓,而医疗和教育费用急剧增长,社会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浙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过不少农民看不起病、子女读不起书的现象。 为构筑社会保障屏障,保护中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体,浙江通过种种非市场的社会政策措施,对初次分配领域引发的贫富差距加以修正,以“有形之手”把收入分配从直接的物质收入领域,扩展到社会保障、对特殊人群的救助。目前,全省已形成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就业再就业为主要内容的“大社保”体系。

浙江在1997年摘掉了最后一个贫困县的帽子,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县的省份。2004年,浙江成为全国各省区中第一个基本普及15年教育的省份。

浙江社会保障实行“全覆盖”的重点是农村、生活困难群体和外来务工人员,社保体系的设计使外来农民、城市贫民和农民工在就业、社保、医疗、教育等诸多方面,都能享受到有效并不断提升的社会保障。

早在1996年,浙江就把农民列入了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浙江60多万城乡低收入人口都已享受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其中50多万是农民。

浙江的农民养老保险工作也是走在全国前面的,从1995年起,浙江在农村实行自我保障为主、自助与互济相结合、储蓄积累式的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随着《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的实施,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以及外来农民工越来越多进入职工养老保险的范围。

浙江还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以县为单位的大病统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截至2009年1月,全省有3094万名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占农民总数的90%。浙江还较早实施了保障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和就业安置的办法,“土地换社保”使失地农民有了基本生活保障,农民对土地应有的权益开始得到更多的补偿。此外,浙江基层县市还广泛实施了农村“五保”老人集中供养、农村教师任教津贴制度。“农民没有社会保障的状况在浙江已基本结束”,浙江省“三农”问题专家顾益康这样评价。

针对城镇困难居民群体,浙江各地建立了随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水平“水涨船高”的增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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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几次调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着眼于居民社保的“体制空白点”,浙江在全国率先将家庭收入虽高于低保标准、生活仍困难的群众纳入规范化的社会救助体系,实行针对不同困难程度分层救助制度。 例如,杭州市实行“四级救助圈”,将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120%以下的困难家庭,列入市级帮扶救助圈,在低保标准120%~140%之间的列入区级救助圈,其他生活确有困难的群众,列入街道和社区两级救助圈。社保体系的设计因此呈现“斜坡式”特征,避免了作为社保“第一道防线”的低保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政策“断裂”。

此外,浙江在发展中比较注重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断提高其生活质量:建立农民工公寓,使数百万农民工住上了廉租公寓;为农民工建立就业服务平台;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其中2/3在当地公办学校入学,民办学校则作为补充。流动人口适龄子女的入学率在96%以上,近50万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借读费全部免除。 慈善捐赠的“第三次分配”

如果说第二次分配是对第一次分配的补充,即政府弥补市场的不足,那么,通过发展慈善事业,实现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则是对第二次分配的补充,即民间捐赠弥补政府的不足。 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给慈善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加上市场化募集机制的确立,使浙江既是经济强省,也是慈善领域最活跃的省份之一。

据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吴桂英介绍,1998年全省慈善劝募规模仅500多万元,而截至2009年2月,浙江省慈善机构筹募善款已超过65亿元,使220多万困难群众受益。量的提升见证了浙江慈善事业的飞速发展。此外,全省各级慈善机构与企业合作的冠名基金规模突破42亿元。据不完全统计,加上各红十字会和公募基金会募集的资金,浙江省历年筹募善款累计已达90亿元,各类慈善基金会注册资金总规模近16亿元。 据统计,浙江省80%善款来自于民营企业家的捐赠。“第三次分配”的观念正在获得越来越多浙江民营企业和“富豪”的认同,民营企业家成为浙江慈善事业的领军人物。在各种慈善榜单上,浙江企业家往往都占据不小的比例。 两大差距仍待解决

尽管浙江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已取得成效,但仍面临一些难题。采访中,浙江省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等有关专家分析,当前两个方面的差距最为突出。 其一,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并有扩大趋势。全省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分别由1981年的0.14和0.19,上升到2007年的0.33和0.35。据分析,农村与城市社会保障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保障项目少、保障标准低、保障范围窄等三个方面。 其二,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的差距。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之间工资水平差距较大,社会保障待遇的差别使差距产生了“叠加效应”。一项统计显示,养老保险方面,机关退休人员年平均退休金高于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而企业年人均养老金往往连机关退休人员的一半都不到。人均医药费用方面,公务员人均医药费用约为普通人群的3倍,退休公务员人均医药费用是退休普通人群的2倍。

这些方面是浙江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下一步任务。□

收入分配改革的关注点

通过制度建设,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 王仁贵 实习生胡钟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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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据悉,意见中提出了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这将成为今年体制改革的重要看点之一。

与此同时,4月份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数据冷热不均,尽管一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仍面临严重挑战,经济复苏的过程可能要比预期中的更长。作为夯实内需增长长期基础、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举措,酝酿中的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

采访中,相关权威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透露,在持续困扰我国的体制痼疾中,收入分配问题始终位列其间。早在2006年,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已初步拟定,并一度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在前两年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均有涉及,但因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大等原因,这一改革方案迟迟未出台。

“历经两年多的反复论证和修改,收入分配总体改革方案已基本成型,预计今年内有望出台。”该人士向本刊记者揭示了新背景下的改革深意,选择在此时启动收入分配改革,是为了通过收入分配调整真正启动内需和消费,尤其解决中低收入者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持续动力。

加强初次分配调整

居民消费率过低一直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因素之一,直接造成了内需不足的发展“短板”,此次金融危机中体现尤深。

“中国实际上有很强的内需,只是在内需的身上还带着枷锁”,采访中,研究者将造成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症结指向收入分配机制。“政府拿钱投资,居民拿钱消费,现在政府有钱而百姓没钱,因此国内消费不足,经济外向依赖程度过高。”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分配的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分配问题解决不好,发展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看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应形成良性互动,合理的分配能够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最根本的动力,而不合理的分配最终会因消费能力的不足而使发展动力衰减。

城乡、地区和个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也制约了广大中低收入者购买力的提高。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周天勇分析说,“社会的发展成果应由社会成员共享。但目前老百姓富裕的速度较慢,居民收入增长并未与财政收入的增速同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关键原因之一。 “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初次分配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十多年来,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时1980年的17%不断下降到2007年的11%。

据常修泽调研发现,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利润蚕食工资”的倾向,表现为劳动者的报酬标准偏低,并缺乏工资的支付保障机制(特别是农民工)和正常增长机制。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我国制造业劳动者报酬,近几年每小时约1美元以上,但考虑到个体私营企业等体制因素,估计接近1美元,至于人数众多的农村劳动力收入报酬更低,如果也以小时计,估算约0.23美元,欧美发达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有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问题。 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对本刊记者分析说,初次分配奠定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而其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我国的经济政府主导性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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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我国经济成为投资型、出口型经济,造成整个经济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特征比较强,其吸纳的就业人员较少,而这就使初次分配更多地偏向于资本、偏向于政府,而非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

他用数字解读说,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据权威相关人士透露,目前的改革方案将对初次分配政策进行重点考虑。

改变再分配向政府企业倾斜局面 而在再分配领域,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同样是下降的,政府和企业所得的比重是上升的。常修泽分析,1992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收入上升16个百分点。 “政府收入上升是部分税率偏高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增长过快所致,企业收入上升与垄断性行业的垄断利润有关,”在他看来,需逐步改变目前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向政府倾斜”、“向垄断企业倾斜”的倾向。

“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统一的,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毫无疑问要到生产关系领域去寻找。”杨宜勇认为,否则就会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泥潭。 从深层次原因来看,周天勇分析,原因有三:

一是,在发展战略上,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大企业发展太快,虽然其创造的财富较多,但容纳的劳动力较少,技术代替了劳动,这使劳动参与财富分配的比例下降。而吸纳较多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则发展滞后。

二是,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占比太大,现在三大产业的分配比例是“1:5:4”,而三产中的就业结构是“40:28:32”,产出结构是“11:49:40”,也就是说,农业中40%的劳动力只创造了11%的国民生产总值,收入分配也相应较低。而工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28%的劳动力创造出49%的财富,大部分财富都交给国家了。 另一方面,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按照国际规律,一般一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服务业的比重可达60%,即可创造60%的生产总值,容纳60%的就业率,但我们的差距仍然明显。工业的发展主要是靠资本,服务业则是靠劳动力,服务业占比过低导致劳动力收入分配所占比重低。

三是,国民经济的税费负担过重。我们的税费全部加起来负担率约为31%。尽管这些年,费有所减少但税一直在增加。2007年国民生产总值25万亿元,而政府全部收入为9万亿元,占36.8%。这一负担比例在世界上居第三位,明显过重。 因此,改变再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下降的趋势,是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另一个重点。

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

“十七大以来,政府高度重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重在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杨宜勇认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关键看两个比重:一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二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

综合多位受访研究者的意见,这意味着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进行大的调整。在初次分配中要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改变目前的初次分配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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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国家和企业收入的比重。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被多位研究者认为,是规范初次分配领域秩序的主要途径。

其实,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就已强调着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使社会的许多矛盾都从分配领域反映出来。而中等收入者被认为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按照统计局的定义,家庭年收入6万元到20万元是中等收入者,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研究”课题则确定“家庭年收入5.37万~16万元、个人年收入3.4万~10万元”为中等收入者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衡量,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

要使收入分配结构能够由“金字塔型”调整为“橄榄型”,目前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分配秩序混乱和分配关系不合理两方面。 其一,分配秩序混乱。在初次分配领域,表现为:部分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特殊情况工资支付混乱、部分用人单位制度外收入多、一些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失范、非法收入占有一定比重等六个方面;在再分配领域,表现为:社会保障不足且在某些方面不够公平、偷税漏税等问题严重、第三次分配无序等三个方面。 其二,分配关系不合理。这可以概括为“两降四大几不顺,四低一慢两并存”,即居民收入、劳动报酬比重两降低,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四方面收入差距偏大,不同层级组织和部分地方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几方面分配关系不顺;农民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职工、私营企业职工和生产一线员工四类人员收入低,普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偏慢;不少低端岗位人员工资偏低和某些低端岗位工资不低、部分高端岗位工资偏高与少数高端岗位工资不高两并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认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再分配只是辅助手段,其作用是缩小收入差距,解决中等收入者的后顾之忧,使低收入者生活有一个基本保障。

而“扩中”的主要途径仍是“规范初次分配领域的秩序”,即创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环境,逐步消除少部分人靠不正当手段暴富的机会;国有单位的通病是“平均主义”,所以要建立健全国有单位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公有制内部反对平均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非国有单位,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利润侵蚀工资”,所以在非国有单位要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常修泽认为,“改革关键在于扫除体制障碍,创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环境,才能使更多的人有平等的机会进入中等收入者队伍。”受访专家还提醒,扩大中等收入者,就不能忽视城乡收入差距,要把7.5亿农民包括在内,统筹考虑。

而此轮经济调整中的产业结构升级也给“扩中”带来了机遇。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像印度、新加坡等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了技术与管理阶层,薪资水平得到提高,从而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我国实施的产业升级若能引起职业结构变动,使技术与管理阶层扩大,这对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将是非常有益的。 而加大中小企业的发展力度,也被多位研究者视为培育中等收入者群体的重要一环。周天勇认为,“鼓励创业、发展中小企业,让老百姓充分就业并参与财富的分配,劳动只有创造出财富才可能分配到财富。”

苏海南还提醒说,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应加大政策的引导作用,并还需考虑到对劳动力的吸纳,“加强教育培训,为更多的劳动者提供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机会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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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力促国强民富

收入分配问题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能否为人民共享,关系着整个社会基础的稳定。“以2008年底为界限,中国新阶段的第二个30年已悄然到来,中国将进行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生态环境制度改革在内的‘五环一体’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常修泽分析,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将不再单兵突进,而应从经济、政治、社会多个领域着眼。而中长期的方向来看,周天勇认为最为关键的仍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从经济领域来看,刘煜辉分析,短期来看,收入分配改革可对存量财富进行调整再分配,“但这其中涉及到各个利益阶层,既复杂又敏感,是要真正动某些利益阶层口袋里的蛋糕的改革,难度较大。” 刘煜辉建议,要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向,最好良方是资源向私人资本和中小企业倾斜。同时,要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延伸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

苏海南则提出要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法规。首先,提高收入分配法规政策的层次,逐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体系。逐步将现行收入分配规章政策上升到法律的层次,同时,将初次分配领域中的资源配置制度、薪酬分配制度、农村分配制度以及收入分配调控制度法制化,均纳入收入分配法律体系,使之具有系统性。其次,按缓急轻重抓重点立法。加快健全完善工资分配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工资分配行为,预防和有力打击拖欠和克扣工资行为。再次,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调控法律法规。主要是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健全打击非法收入的法律法规并增强处罚力度。 “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暴露了当前人民群众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迅速上升与政府供给不足且配置失衡,形成一个突出的矛盾。”常修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强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突出的是解决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是寻求市场化改革与社会公平“双线”之间“均衡”的关节点。 “在国富与民生的关系方面,应通过制度建设,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这方面的重点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与人的发展关系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个领域。”常修泽告诉本刊记者。□

当甲型H1N1侵入中国之时

6年前曾为非典型性肺炎付出惨痛代价的中国,其防控甲型H1N1流感的表现受到全球关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冉燃沈安刘国远

2009年5月11日,中国卫生部确认,四川省确诊一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这是中国内地首例确诊病例。

5月13日,山东省确诊了中国内地第二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

这两个病例均“从天而降”——确诊患者均为中国留学生,他们分别从美国、加拿大乘机回国,均经北京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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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时间,5月11日,北京市民的手机接到一条来自疾控中心的信息:寻找与四川患者同机的乘客。

第二例确诊患者在北京停留3日多,并在王府井、欢乐谷等人员密集处游玩。

5月13日,北京电视台文艺、科教等频道滚动播出一条中英文字幕,请与该患者同班机、同火车的乘客速与有关部门联系。

截至5月14日7时,在北京累计有426位甲型H1N1流感密切接触者集中医学观察,累计解除131人。所有医学观察人员中未发现确诊或疑似甲型H1N1流感病例。 目前尚不明确这两个输入性确诊病例是否已形成两条传染链。在济南,部分市民已开始戴口罩出行,一些药店的口罩销售量大增。

截至《瞭望》新闻周刊发稿的5月15日,甲型H1N1疫情已经蔓延到全球34个国家。经过半个多月的“严防死守”,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未能幸免。 会像1918年大流感那样可怕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每天发布的报告,我做了两张趋势图。我搞了半辈子传染病,还没见过一个病的流行进展有这么迅猛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黄建始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黄建始教授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他曾在美国等地搞了十多年传染病控制研究,于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型性肺炎时受邀回国。自4月30日,围绕甲型H1N1流感,黄建始的博客已经更新了12篇文章。

5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部分初步研究结论: 其一,导致目前疫情的是一种以前在人或动物身上从未发现过的新病毒,科学家们预计人体对这种病毒的免疫力很低或根本没有,或者只限于年龄较大的人群; 其二,该病毒似乎比季节性流感病毒传染性更强,季节性流感病毒的二次攻击率一般在5%~15%,而该病毒的二次攻击率高达22%~33%;

其三,在当前疫情最严重的墨西哥和美国,出现了部分较年轻的人受感染的情况。而年轻患者病情严重甚至死亡是疫情爆发初期的一个显著特点;

其四,原先身体健康的人在感染甲型H1N1病毒后患病症状一般较轻,而原先患有某种慢性病的人在感染甲型H1N1病毒后容易发病较重甚至死亡。

流感的特点是每年使成千上万的人患病,但鲜见死亡者为年轻人。但也有例外——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一个特点,就是病毒有能力杀死强壮的成年人。

法国医学史和公共卫生专家帕特里克·茨里贝尔曼对法国《世界报》说,“2009不是1918”,无论在预防能力上,还是在治疗水平上,都已今非昔比。 亦有专家提醒政府和公众要保持足够的警觉——

甲型H1N1流感病毒传播快速。4月底时,美国只有11个州出现零星确诊病例,到5月14日,疫情已经扩散至47个州。

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潜伏期可能比较长。阿根廷和古巴发现的两个病例从发病到确诊超过半个月,如从感染时间算起,则可能更长。

比较乐观的消息是,根据现有数据,甲型H1N1流感病毒引起的死亡率尚不很高。美国卫生部门认为,随着疫情的发展,事情可能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厉害,致死率也比较低。 此前的4月27日、29日,世界卫生组织两次提高流感大流行的警戒级别,将其从第3级提升到第5级。“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流感大流行迫在眉睫,我们决不能松懈。”黄建始说。

他援引“超级课程”(SuperCourse)甲型H1N1流感防控的内容称,这次流感大流行的第一冲击波很可能在3到5周内在北美衰退,因为流感病毒不能在高湿高温下存活;但甲型H1N1流感很可能将会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持续分散爆发;第二冲击波将会以高致病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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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天重新出现在北半球并席卷全球。 “超级课程”由美国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一位教授发起并主持,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有关流行病学、全球卫生信息的学术平台,现已拥有全世界174个国家的4万多位会员。超级课程推出的甲型H1N1流感防控的中文版由黄建始组织协调。

史料记载,1918年流感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公共卫生事件,在当时全球约18亿的人口规模下,它至少造成2000万人死亡,甚至有数据称死亡人数为1亿。1918年流感疫情在最初开始时相对平缓,但在半年后第二波疫情肆虐时,已带有极强的致命性。

针对此次来势汹汹的甲型H1N1流感,世界卫生组织5月11日公布的部分初步研究结论还表达了两个担心:

第一,随着甲型H1N1流感病毒向南半球传播,它会与当地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相结合,从而发生某种变化;

第二,一旦发生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已经在部分国家的禽类中扎根的H5N1型禽流感病毒会不会趁机发难,难以预料。

墨西哥卫生部长科尔多瓦5月1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甲型H1N1流感病毒有可能已经存在变异,“甲型H1N1流感病毒极易产生变异,其变异几率甚至超过艾滋病病毒,而变异后的流感病毒毒性将更大。” 全力以赴、公开透明的防控计划

6年前曾为非典型性肺炎付出惨痛代价的中国,其防控甲型H1N1流感的表现受到全球关注。 4月25日,卫生部首次公开提及此次流感疫情,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密切沟通,正组织专家分析病毒序列,研判疫情影响。

随后,有关疫情信息在卫生部网站逐日更新。

4月30日,卫生部发布公告,将甲型H1N1流感纳入法定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同时,还将其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

从5月3日起,卫生部要求各地对甲型H1N1流感密切接触者实施隔离观察情况,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

自4月28日至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两次就此作重要指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三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考察有关机构、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意见并看望有关人员。

《华盛顿邮报》称,中国在确认境内第一起甲型H1N1流感病例后,立即全面展开和实施精心策划的防控计划。而即使是在这起病例被证实之前,中国最高领导人就已采取了一系列高姿态步骤,表明中国将认真对待,尽一切努力遏制疫情。 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相关机构亦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防控事宜,召开视频工作会议部署防控,并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安排集中采访等形式,向社会及时传递有关信息。

这与非典型性肺炎初期有的官员淡化疫情、屏蔽信息甚至发布失真信息的做法大相径庭。 高科技与常识相结合

“进步的表现还包括科学的防治措施。”黄建始说。

他认为,防控非典型性肺炎期间,有关部门强调高科技,寄望疫苗、药物等实现有效防控。“但远水不解近渴,疫苗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和普遍接种是否现实等都是很大的问题。” 在他看来,21世纪传染病的应对策略,主要还应该是依靠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回到常识。比如,保证清洁的空气、干净的饮用水、安全的食品、足够的营养、健康的住房、科学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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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废物处理、建立正确可靠的疾病爆发监测和控制系统、提高全民健康素质、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等。

“我很高兴地看到几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同时也兼顾了疫苗、药物等‘高科技’硬件,这非常科学、理性和务实。”黄建始评论道。 他还注意到,非典型性肺炎期间,媒体往往援引专家的话作为证据,现在则是用数据说话。“比如,猪肉究竟有没有问题,主流声音不再说某某专家说猪肉没有问题,而是说现在没有证据表明食用猪肉有问题。这种用证据说话、依靠证据作决策的态度反映出大家更为成熟,更为理性。”

“病例确诊后迅速倒追找到密切接触者的做法是与世界接轨的。”黄建始说,“当年香港有了非典型性肺炎后,美国当即找到与香港首例患者住过同一酒店回国的美国人,并立刻对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观察,这在当时我们还做不到,这次我们做到了。”

据5月14日成都方面的消息,中国首例确诊患者病愈出院已经进入倒计时。成都传染病医院副院长田明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医院专门为其配备了心理疏导师安抚其情绪,“患者是四川内江人,偏爱吃辣,医护人员根据他的口味,在不影响治疗效果的前提下,特意为他制作了营养餐。由于患者病情稳定,身体状况好转,进食也增加了。早晨能吃两个鸡蛋和一个面包。”

5月11日,李克强受胡锦涛、温家宝委托,到医院看望这位患者、医务人员和接受医学观察的人员。

这位患者在成都期间曾搭乘过出租车,目前出租车司机也在接受医学隔离。5月12日,通过宾馆总机,本刊记者与被隔离的出租车司机通了话。出租车司机说:“来这里都快两天了。吃得还不错,住得也很舒服,没事还可以和儿子打电话聊聊天。现在身体没什么异常,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走出宾馆,本刊记者在入口处看到,一些接受医学观察人员亲属提着报纸、零食等在那里登记。“接受医学观察并不意味着与世隔绝。亲属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还可以给他们捎去一些日常和娱乐用品。”成都市卫生局疾控处处长贾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国内不少媒体刊发的评论称,与6年前非典型性肺炎时相比,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政府在及时公布信息、报告疫情、科学防控、部门协作等方面大有进展。 中国是否“反应过度”

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一直有声音质疑中国政府的防控措施“反应过度”。

由于中国对墨西哥AM098航班乘客实施隔离医学观察、暂时停止往来墨西哥的航班、停止进口墨西哥猪肉等措施,引发了墨西哥的一场“抗议外交”。 墨西哥外长埃斯皮诺萨称,由于有墨西哥国民在中国受到歧视性对待,建议国民不要前往中国,直到这些措施得到改变。

有关专家表示,外交口角的背后折射出各国政府对疫情判断、防疫观念等问题的不同看法: 比如,疫情发生后,中国高度重视并立即采取接近最高级别的预防措施;而墨西哥以世界卫生组织尚未把预防级别提高到最高级为理由,反对限制进口猪肉等,美国、加拿大政府也持同样看法。

又如,中国强调首先保障公共利益和安全,而西方更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在防疫观念上,他们认为在一个人没有出现染病症状时,他就有权自由行动,即使这个人已经感染了病毒,并可能传染给他人,也不只能依法限制其自由和权利。 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目前疫情最严重的美国显然已向海外国家“输出病人”,但美国却以“半放任”的状态对待疫情,从国际协同防控疫情角度来说是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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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国内来看,当年高度关注非典型性肺炎、大篇幅长期跟踪报道的美国主要媒体,对美国确诊病例的情况并未进行大量报道,美联社此前每天就美国的确诊病例数字播发快讯,最近一周来基本不再播发,关于此次疫情的报道数量显著减少。

6年前被许多国家像防范洪水猛兽般躲避、隔绝的中国,第一个向墨西哥提供援助。 可是,“现在没有人记得中国是第一个向墨西哥提供援助的国家。”“在华拉美人”(LatinoamericanosenChina)网站的负责人罗德里戈·席尔瓦说。

墨西哥当下的经济形势不被看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计今年墨西哥经济将下滑3.7%,而西半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萎缩1.5%。 全球经济正在艰难爬坡,金融危机的阴影挥散不去,甲型H1N1流感疫情无疑加重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据世界卫生组织测算,2003年爆发的非典型性肺炎,造成全球3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当时疫情的持续时间是相对较短的6个月,蔓延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导致近万人感染,死亡近千人。

尽管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还不是预测疫情对经济影响程度的时候,因为疫情的规模、持续的时间等尚不明朗,但依然有经济学家判断,甲型H1N1流感对全球经济的危害可能高于非典型性肺炎。

摆在中国面前的,是疫情防控、经济提振和灾区重建三道难题。在甲型H1N1流感侵入中国之时,中国将如何答卷令人关注。□

中国防控甲型H1N1流感大事记

4月25日卫生部首次通报甲型H1N1流感疫情信息,称接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美国和墨西哥发生人感染A/H1N1猪流感疫情。

4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流感大流行警戒级别从3级提高到4级。

4月28日胡锦涛就防控此次流感作重要指示,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防控工作。

4月29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流感大流行警戒级别再次提高到5级。李克强考察有关机构防控工作。

4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用“A/H1N1型流感”取代“猪流感”,用以指代当前疫情,中国按自己习惯称为甲型H1N1流感。同日,卫生部发布公告,将甲型H1N1流感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管理。 5月4日李克强在卫生部召开座谈会,听取院士专家意见。 5月5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再议防控工作。

5月11日中国确诊首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患者。胡锦涛作重要指示。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防控措施。李克强受胡锦涛、温家宝委托,看望确诊患者。□ (《瞭望》新闻周刊整理)

舞弊案主犯为何逍遥八年

“暂予监外执行”成了一些犯人逍遥法外的“魔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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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攀詹奕嘉

2000年,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发生震惊全国的高考舞弊案,案犯之一、电白县原教育局长陈建明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暂予监外执行”。

此后近8年中,陈建明未进监狱一步,迄今依然如“天外飞仙”般脱离法律惩处。8年来,广东省、茂名市公检法部门先后多次介入此事,政法机关屡次追捕无果,至今未能改变陈建明逍遥法外的状况。

法学专家指出,陈建明脱管事件暴露了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存在漏洞,以至于“暂予监外执行”实质上变成了“永久监外执行”,“监外犯人”实质上变成了自由人,法律严肃性大打折扣。专家呼吁,在继续追捕陈建明的同时,应迅速采取有效手段完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

交接中重刑犯“消失”

2000年,电白县发生高考考场监考人员、教师、学生合伙利用BP机传送答案、集体舞弊的重大案件。时任电白县教育局局长陈建明被电白县法院以玩忽职守、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三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8年,但因“患有传染性乙型肝炎严重性疾病,不宜长期关押,暂予监外执行”。当时,有媒体报道,“电白县法院‘有关负责人’曾强调,一旦陈建明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消失,他将随时被收监服刑。”

2009年3月,互联网一篇帖子指称,陈建明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但出狱后未曾去医院就诊,而是一直在外面从事商业活动。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赴茂名展开明查暗访,发现陈建明不仅没有服刑,甚至连监狱大门都没进就神秘“蒸发”了。

按规定,判决生效后,陈建明应移交茂名监狱服刑。广东省司法厅向本刊记者证实:经查找罪犯监管信息系统和罪犯档案,“无该犯在茂名监狱服刑记录,无监狱暂不收监登记记录,该犯并未送监狱服刑”。也就是说,连陈建明的资料都没向茂名监狱移交过,更不用说交人了。

陈建明是从哪个环节“消失”的呢?本刊记者深入追查得知:2001年年底电白县法院一审判决下达后三天,电白县法院、茂名市看守所和当地派出所在交接过程中“送”丢了陈建明。 茂名市公安机关应本刊记者要求,查检了相关档案。茂名市公安局指挥调度科科长杨雪峰说,档案显示,判决书下达之后,电白县法院直接将犯人从看守所提走。当时在看守所值班的干警唐桂星既没派人,自己也没跟随押运。

“暂予监外执行”的陈建明是不是真的“人间蒸发”了呢?家住电白县、今年三十多岁的邵先生告诉本刊记者,陈建明判决前在看守所呆了1年多,判决之后就出来了,没进监狱,还在外面活动,“听说有人去公安局举报和投诉,公安去教育局调查过,而且还曾经想去抓他,但陈建明一直没有露面。有人说他目前在珠三角地区”。

不但民间有多种关于陈建明逍遥法外、继续做生意的传言,茂名公安部门对此也毫不避讳。茂名市政法委办公室主任李金矿说,他在任职期间听说过有关陈建明未服刑的消息,“据说本来拘留、关押着,但人后来被放走了,具体是哪个部门放的,我当时不分管,就不清楚了”。茂名市公安局副局长肖旭汉说,“听说过有关事情,但具体细节不清楚。”茂名市公安局指挥调度科科长杨雪峰坦言,他也听说过陈建明在外做生意,还听说他因为生意不好跟合伙人发生矛盾,合伙人又把他告上法庭,影响很坏。 8年“追捕”无结果

根据我国法律相关规定,“暂予监外执行”需要做到“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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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执行,执行机关应当对其严格管理监督,基层组织或者罪犯的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茂名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洪新说,“暂予监外执行”的犯人实际上是列入公安机关的重点人口监控管理,陈建明的“暂予监外执行”应由他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负责,法院应在作出判决后将陈建明从看守所转交给其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

那么,陈建明离开看守所后,究竟有没有按相关规定,受到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的重点看管呢?广东省检察院经过追查,给出的答案是“没有”。

根据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处提供的资料,茂名市第一看守所释放陈建明的时间为2001年10月13日。2002年,茂名市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发现电白县法院对陈建明的判决存在问题,建议电白县人民法院撤销陈建明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及时将陈建明收监。电白县人民法院于2002年4月30日撤销对罪犯陈建明的暂予监外执行,并于6月10日决定将陈建明收监执行。

茂名市检察院承认,陈建明被释放后,没有遵守监外执行的有关规定,一直处于脱管状态。茂名市检察院监所科办案人员根据线人情报,曾组织力量对陈建明进行追捕,但未能抓获。广东省检察院监所处为该案也曾两次派员到茂名进行调查。2002年5月8日,公安机关通过网上对陈建明进行通缉。

时至2009年4月27日,陈建明依然没有被抓捕归案。李洪新表示,茂名市公安机关正在紧锣密鼓地追捕陈建明,要千方百计将其抓捕归案。茂名市检察机关也说,将进一步加大力度督促公安机关对陈建明进行逮捕,争取早日将陈捉拿归案。 监外执行亟待“补漏”

部分法学专家认为,陈建明事件暴露了“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严重漏洞,“暂予监外执行”成了一些犯人逍遥法外的“魔棒”。 一是在法院判决环节,“重病”标准不清,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品泽认为,监外执行首先值得推敲的就是其前提条件——身体健康问题,像乙型肝炎这类在人群中病毒携带率极高、“痊愈”标准又极其模糊的疾病,是最常用的理由。“至少应当明确,是否真的不适合狱内监管?有没有经过相关机构的认定?手续是否完备齐全?” 二是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规定不明确,容易出现罪犯“有去无回”、“有监无管”的状态。面对记者“陈建明有没有按时向户籍地派出所报到”这个问题,杨雪峰回答说:“法律只规定了定时报到,没规定多久来一次才算‘定时’。就算他服刑期间总共只报到过一次,也符合规定。”

曾在广东省法院系统任职十余年的律师许鹏飞说,暂予监外执行虽然要求“由公安机关执行管理监督”,但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具体如何管理监督,这就容易造成对罪犯的监管流于形式、敷衍塞责。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杜晓君说,我国公安机关很少设专人负责监外犯人的监管工作,不少地方都没有制定具体监管措施和考察方式,没有建立监管组织、明确监管人员,不少派出所没有经常性回访辖区监外犯人,以致监外犯人放任自流,甚至脱逃。“这方面监管存在的漏洞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伤害,看管不严的刑事犯很有可能借监外执行之机二度犯罪。”

三是对相关部门和责任人没有约束惩处机制,导致疏忽监管和犯人脱管以后,问责相当困难。 在陈建明脱管事件中,受到处分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作出“糊涂判决”的一审主审法官。2004年年底,电白县纪委和电白县人民法院分别决定,对主办陈建明一案的电白县法官范家酬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过处分。另一个是“送”丢了陈建明的狱警、茂名市第一看守所的唐桂星,给予“警告处分”。 而此后陈建明脱管、“追而未捕”,没有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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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新说,在具体工作中,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犯人,公安内部实际上是列入重点人口监控管理。但如果管理不到位,各相关部门、相关人员应该追究什么责任,这个搞不清楚。“我个人感觉,相关规定每个时期都不同,而且,很多是公安内部自己定的,并没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我印象中,没听说过因为重点人口管理监管不到位而受到严肃查处的。”□

消费金融公司承载厚望

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是金融行业助力扩大内需和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实践,但面临的风险也不容掉以轻心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5月12日,中国银监会正式发布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在北京、上海、成都、天津四地择机开展为境内居民个人提供以消费为目的的贷款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其中,特别强调了消费金融公司“不吸收公众存款,以小额、分散为原则”。 这意味着我国正在以金融手段提升个人消费,以推动扩大内需的国家战略。业内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消费金融公司的推出,不仅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填补“地下金融”和银行体系之间的断层,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当前推出消费金融公司试点,主要有两个目标,提振消费和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华夏银行发展研究部副总经理沈小平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当商业银行已经将中端以上客户瓜分殆尽的时候,消费金融公司的出现,正是挖掘未来消费市场最具市场潜力的部分人群。”

沈小平表示,和商业银行不同的是,消费金融公司主要定位于中低端个人客户,包括年轻人群、年轻家庭,或需要将家用电器等消费品更新换代的家庭。基于此,他认为,短期来看,消费金融公司有利于扩大内需,“因为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核心是扩大消费”;而从长远来看,是解决中国经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重要举措。

对此,银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副主任陈琼有类似观点,“试点消费金融公司是促进我国经济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需要。”在其看来,通过设计消费金融公司,可以促进个人消费的增长,从而推进制造商和零售商的产销量的增长,并带动相关产业的需求,改变GDP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

同时,消费金融公司也是对金融层次的一个完善,使金融服务惠及更广泛的人群。采访中,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委会副主席焦瑾璞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现代金融服务应该是普惠的,“就像受教育一样,每个人都应有享受现代金融服务的权利,每个金融机构都有在合适的价格水平下提供更好金融服务的义务”。 他强调,“金融管理当局要努力通过政策、立法和规章制度的支持,为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中低端客户甚至贫困人口提供机会和途径,特别是通过完善金融体系,运用金融手段,在金融服务领域寻求社会公正,将所有的人都纳入经济增长轨道,并使其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达到社会和谐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和理想。”

焦瑾璞在谈到中国金融体系的“三缺三不缺”时,向本刊着重强调,“中国不缺乏存款市场,缺的是贷款市场和融资机制。”他表示,近年来,我国金融层次上过分强调大银行,而没有重视和发挥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作用,特别是一些为消费者或小型企业提供融资的机构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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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对此,中国银行办公厅副主任黄金老告诉《瞭望》新闻周刊,长期以来,我国金融服务一直存在一个断层,在正规金融和地下金融之间,一直缺乏一个合适的中间渠道。而消费金融公司的成立,恰好弥补了这个空缺。

对于消费贷款,国内某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个人业务部老总告诉本刊记者,在此之前,不少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推出了住房和汽车以外的个人综合消费贷款。一种是常见的信用卡分期付款,付款时间可以6个月至3年不等;另一种是通过担保公司和大型卖场的介入,担保公司在银行存入一定的保证金,从而获取一定的授信,在其担保之下,消费者可以从银行获取一定的消费贷款。

但是由于手续繁琐、专业化程度低、效率不高,个人综合消费贷款规模很小。因此,业内人士也对消费金融公司的功能发挥多了几分忧虑。 沈小平表示,虽然建立消费金融公司有利于提振消费,但是目前寄望消费金融公司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消费不足的问题还不现实,“由于中国传统消费理念和文化的影响较深,借钱消费的习惯还没有形成,消费者向消费金融公司贷款消费和使用信用卡消费的功能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

特别是消费金融公司刚刚开始试点,具体实施办法也还没有公布,从已公布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来看,设立消费金融公司的起点较高,这类公司将受到资本规模限制,资金渠道来源只能是同业拆借和发行金融债,资本充足率至少要达到10%,因此短期内这类经营机构难以普遍发展,能带来的消费贷款规模增长有限。

另外,消费金融公司还面临着如何把握风险,克服信息不对称性的问题。焦瑾璞认为,消费金融公司主要面临着客户的考验,主要技术难点在于如何面对“小额、分散”的客户,甄别其风险点。这对消费金融公司风险控制能力要求很高。

比如,华夏银行发展研究部研究员曹飞燕就表示,对于消费贷款,“现在,真正担心的是一般贷款,因为‘买米的钱也可能买面’,万一贷款人将钱拿来投资呢?那么风险就会变大。” 另外,焦瑾璞还指出,从消费金融公司的有关试点意见来看,强调办理金融公司要有“经验”,门槛高,实际上又是对大银行有利,“仍然是用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思路来做这项创新性业务,不知效果会如何?”□

科学发展观这样升华

一种新的科学理论提出后,党的总书记持之以恒地关注认识的进程,并多次亲自进行深刻总结,反映了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的高度重视和严谨慎重的科学态度

文/张宁张贺福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深刻洞察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在领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进程。

党的十七大系统阐发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重大意义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并将其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逐步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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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历史起点的重大理论创新

党的十六大召开时,中国已经实现了翻两番的发展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在这个起点上,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把一个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会,建设成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

完成这样艰巨重大的任务,要求新的发展思路和举措。科学发展观正是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而提出的。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前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了许多过去不具备的思想基础、物质基础和体制机制基础。同时,也面临许多长期积累、制约全局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生产力和科技教育水平总体上还比较落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许多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大量依靠进口;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平衡,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收费、医疗卫生、居民住房、食品安全、司法公正、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制约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还比较多,等等。 经过二十多年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我国抓住历史机遇,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际产业分工和生产要素转移浪潮中实现了历史性的大发展,国家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主导制定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方面和经济科技发展方面长期占有的优势地位,也使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和重组中实际上处于不利地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资源能源的净输出国和环境污染的净输入国。这种状况如不及时加以改变,我国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不仅难以承受,而且有可能落入所谓的“分工陷阱”,成为国际资本的经济附庸。

总之,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从国际到国内,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各个方面,大量矛盾和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不能正确应对和有效解决,不仅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无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也难以为继。 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进入了国际上通常所说的工业化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既是“发展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准确认识和切实解决我国在发展关键时期面对的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党进行理论探索、制定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和目的。 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

这些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是我国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对基本国情的正确判断历来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党进行理论创新的基本出发点。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从八个方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作出了全面精辟的科学概括,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体现。”这一重要认识来之不易,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认识过程。 对基本国情的深刻科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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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六大到十七大的五年间,胡锦涛同志至少先后4次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为基础,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对基本国情的具体体现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胡锦涛同志第一次对此作出比较系统的阐述是在2004年5月他到江苏考察工作时。这时还没有形成“阶段性特征”的概念,他主要围绕对“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这一论断,从八个方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作了分析。基于这种分析,他指出:“总之,这是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是一个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 第二次系统阐述是2004年9月19日他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 这两次分析都是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前一次是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后不久,后一次是在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之时。虽然这两次表述的内容基本相同,但对我国经济工作中一再出现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深层次原因的认识却不断深化。胡锦涛同志指出:“归根到底是因为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经济增长方式还比较粗放。”两个多月后,他进一步把这种认识概括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协调发展、加快完善体制机制这四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胡锦涛同志第三次对此作出集中阐述是在2005年2月19日。这时,中央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研讨班。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对基本国情的具体体现使用了一个新的表述,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这些新趋势新特点仍然概括为八个方面,但与前两次概括不同,增加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其他方面也根据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作了表述上的调整。他强调,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正确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花更大力气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

第四次是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一五”规划建议。胡锦涛同志在全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出了“四个准确认识”的要求,即准确认识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基本要求。

他在这里明确使用了“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特征”的概念,并从10个方面对这些阶段性特征作了概括和分析,在继承此前认识成果的基础上,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具体体现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突出特点是,采用了“两点论”的表述方式,既充分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又明确指出当前仍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使人们对国情的认识更加全面准确;与“十一五规划建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相联系,突出强调了“三农”和科技两个方面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这样一些认识,为党的十七大对阶段性特征作出全面准确的分析作了充分准备。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建立在对我国基本国情阶段性特征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这种认识本身就是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认识 不断升华

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作出了精辟的概括,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概括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循环往复、不断升华的长期过程。

2003年上半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艰苦卓绝、声势浩大的抗击非典斗争,抗击非典斗争的实践直接催生了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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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非典最紧张之时,胡锦涛同志亲赴疫情严重的广东地区考察工作。4月15日,他在听取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积极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就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时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十六大以后,探索这种新思路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全面的发展观”是这一探索中迸发出的第一朵思想火花,它表明党中央此时对发展新思路的探索已超越具体问题的局限,开始围绕对发展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从宏观层面展开探索。

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全面总结了抗击非典斗争的经验以及从中获得的深层次理论认识。他在讲话中首次使用了“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的表述,并着重从理论上分析了发展概念与增长概念的异同。 他明确指出:“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这可以说是科学发展观的破题之论,标志着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呼之欲出。

应当说,我们党历来讲发展都有着丰富的内涵,绝不仅限于“经济增长”,只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容易有意无意之间模糊二者的界限,在推动经济增长时又往往更注重数量、速度而忽视质量、效益。新的发展理念要脱颖而出首先要讲清楚这一点,这对于我们回答什么是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至关重要。 8月底,理论探索的阶段性成果第一次有了鲜明的标志,这就是胡锦涛同志在江西考察期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概念。尽管此时的表述尚不完整,其内涵也还有待进一步展开,但一个新概念的形成至少表明,大量思想素材经过酝酿、综合、提炼的思维加工,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这一进程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产生了重要成果。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里,最重要的进展是把“以人为本”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使科学发展的理念得到极大充实和提升,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导方针,作为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这就将新的发展思路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执政理念和要求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在对发展问题的探索中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使这种新的发展理念具有了更鲜明的人民性、科学性和时代性。 至此,构成科学发展观理论框架的核心概念,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五个统筹”等都已完整提出,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在科学发展观形成时期,胡锦涛同志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重要文献。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他明确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与党的指导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指出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在总结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基础上,在牢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和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因而是对发展问题形成的新认识。其二,他对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分别作出了科学界定和阐发,这就使科学发展观具有了更加完备的理论形态。应当说,这些概念在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曾提出或不同程度地阐发过,现在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框架内把它们紧密联系、相互融合并注入新的要素,就使这些原有的认识工具获得了新的认识功能和指导实践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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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胡锦涛同志在这年5月到江苏考察工作时向全党发出了“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的号召,要求全党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他认为,把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和要求真正落到实处,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一要依靠科学技术的支撑,二要依靠全党全国人民思想认识的普遍提高。 6月2日,胡锦涛同志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要从科学的角度不断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要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周密的科学解释,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他同时提出:“要在全社会广泛宣传科学发展观。”“只有全体人民和社会方方面面都了解科学发展观、掌握科学发展观、实践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才能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这些论述渗透出一种强烈的实践精神。这告诉人们,从十六大后开始的理论创新并未就此止步,新理论的科学性还要在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在付诸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过程中经受检验,进而得到丰富和发展。 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提炼

科学发展观提出不久,便遇到一个重要考验,即如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2004年初,我国经济运行中显露出一些不健康不稳定因素,中央及时作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大决策。

中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中一再出现类似问题,实质上是结构问题、体制问题、增长方式问题。搞好总量调控,必须与解决这些问题结合起来。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指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其实质就是要优化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消除可能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根本目的是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加快发展的重点转向优化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消除可能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 因此,这次宏观调控的过程实际上成为把科学发展观运用于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胡锦涛同志非常重视这一实践对于理论发展的检验和推动作用,此后三年间,每次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他都结合总结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新经验阐发了对科学发展观的新认识。

这年年底,由于措施及时有力,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取得了初步成效。12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作总结时强调指出:“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不仅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更重要的是使全党同志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他讲了四个方面内容。其一,“实践充分证明,科学发展观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反映出经济工作的不少方面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无论是消除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还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都要求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并切实加以贯彻落实。” 其二和其三涉及的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问题。胡锦涛同志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注意克服市场本身的缺陷。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自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同时,要“善于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特点,提高应对经济波动的预见性和针对性”,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 其四,宏观调控的实践还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多年来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消耗资源和增加污染的较大代价,这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必须改变粗放型增长的路子,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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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胡锦涛同志非常珍视这些在实践中得到深化的认识成果,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在思想认识上取得的收获更为珍贵,影响也更深远”。

2005年3月12日,胡锦涛同志依据上述认识进一步作出了“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根本途径”的重要论断。他明确指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技术进步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动力。这些认识表明,我们党在经济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日益清晰,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内涵也同步得到丰富深化。

2005年11月29日,胡锦涛同志又一次总结了从实践中得到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经验和启示。他把宏观调控和科学发展视为内在联系的统一过程,指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是又快又好发展,重要原则是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主要方式是着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重要着力点是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实现总量平衡,重要保障是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群众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六条经验和启示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样与发展实践紧密结合的过程中才得以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发展得更富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胡锦涛同志深有感触地指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过程,实质是加深理解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 这是一个生动和丰富的过程。科学发展观汲取的养分不仅来自于当前的生动实践,也来自中国悠久深厚的优秀文化传统。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指出:“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他在围绕“民本”、“自强”、“和谐”、“和睦”等传统文化范畴阐发科学发展观核心理念文化之根的同时,也为科学发展观本身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例如,他指出: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要“更加注重解决民生问题,更加注重克服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又如,他在重申“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同时,进一步指出,这还意味着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2006年12月5日,离十七大召开不到一年时,胡锦涛同志再一次对几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进行总结,进一步阐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会和经验。这些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六个必须”:必须深刻认识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必须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必须不断强化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六个必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点,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又好又快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各类生产要素潜力的有效途径,是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实现综合国力整体跃升的必由之路”。 把又好又快发展作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揭示了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深刻内涵,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显著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胡锦涛同志在阐述“六个必须”的观点后又指出:“以上这些体会和认识,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不断丰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不断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策体系,努力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这番话言简意赅,既可以作为对此前全部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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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精辟总结,同时也是对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明确要求。

一种新的理论认识产生后,自觉地把她付诸实践经受检验,在实践中使之丰富发展,党的总书记持之以恒地关注这一进程并多次亲自进行及时总结,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这样做不仅是认识发展规律的要求,也反映了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的高度重视和严谨慎重的科学态度。 全面体现在“十一五”规划中 在科学发展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另一个强大动力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实践。

“十一五规划建议”全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要求,仅就其中两个方面作些简略分析。

第一方面主要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论认识的深化和丰富。 其一,“规划建议”和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都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与十七大“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的表述相比虽然还不够完善,但这一重要论断的形成充分表明,我们党对科学发展观理论层次和指导作用的认识又有了进步,科学发展观作为对发展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方法,她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与其他重大战略思想相比,更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同时,作为世界观方法论层面的理论,在用于指导实践时就要求人们更加自觉地与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相结合,因时、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贯彻落实。 其二,“规划建议”和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都强调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的六个原则,即: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并明确指出:“这‘六个必须’,体现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这表明,在总结宏观调控经验基础上,在指导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过程中,科学发展观正在从一种理论认识转化为指导科学发展的明确思路。 其三,胡锦涛同志2005年10月11日在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国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同时,我们要求的发展,必须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

这是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推动理论创新过程中一以贯之始终坚持的思想。胡锦涛同志在这里再一次明确清晰地加以阐述,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科学发展观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紧密联系中进一步加深理解,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应当说,这一阶段包括但并不限于这几点的理论进展,为十七大进一步对科学发展观作出更为深刻精辟的科学阐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方面主要是形成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早在2004年5月,胡锦涛同志就要求“把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转化为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化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能力。”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大步骤。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把它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采取综合措施,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确立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之一。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关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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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发展中的“两个趋向”的著名论断,并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全面部署。2006年2月14日,胡锦涛同志在全面回顾总结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解决“三农”问题进行的不懈探索和取得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思路、背景、目标、方式等方面阐述了这次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鲜明时代特征。 十六届五中全会同时明确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思路,要求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努力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2005年10月11日,胡锦涛同志在谈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意义时更加明确地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也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

2006年1月9日,他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系统阐发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思想,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我们党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决策,其意义不仅限于“三农”工作和科技工作。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大量矛盾和问题,最突出的一个是发展的协调性不够。抓住城乡发展差距实际上就抓住了发展协调性不够的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就抓住了增强发展协调性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们面对的另一个突出矛盾是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这主要表现为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抓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关键环节,实际上就找到了破解发展与资源环境难题的正确途径。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每一步都离不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从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获得重要启示,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实践中经受检验,在推动经济社会切实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团结拼搏争取新胜利

一手抓阻击甲型H1N1流感病毒蔓延扩散毫不放松,一手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毫不动摇

文/本刊评论员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汶川特大地震一周年讲话中指出,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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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告诉我们,团结就是力量,拼搏才能胜利。并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勇敢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全面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团结就是力量,拼搏才能胜利”这一至理名言,在一起走过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中引起了强烈共鸣。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全力阻击甲型H1N1流感蔓延扩散的紧要关头,我们尤其要团结拼搏,一手抓阻击甲型H1N1流感蔓延扩散毫不放松,一手抓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毫不动摇,夺取阻击甲型H1N1流感蔓延扩散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全面胜利。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科学决策、统一指挥下,我们一定能夺取新的胜利。 一年的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所取得的阶段性胜利,近半年的抗击全球金融危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一系列果断措施所显露出来的积极效果一再表明,无论是应对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这种特大自然灾害,还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这种百年罕见的经济危机,党中央都能在第一时间内作出正确的判断,科学的决策,并能审时度势,见微知著,根据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相互影响与互动,适时作出政策调整,科学掌控政策的力度和社会的承受度。

尤其是,每当紧要关头,中央领导同志总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出现在情况最紧急的第一线,置身于人民群众中间,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在甲型H1N1流感有可能在全球扩散蔓延刚露出苗头之时,中央便明确了依靠科学、公开透明加强防控的标准,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启动多部门甲型H1N1流感联防工作机制。预则立,忧则兴。事实证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科学决策和统一指挥,是我们不断夺取新的胜利的政治保障。 在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的共同理念下团结拼搏,我们一定能夺取新的胜利。 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我们已经夺得了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阶段性胜利。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能实现人和。人心顺了,人心和了,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就凝聚起来了,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就动员起来了。只要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就能用两年时间完成原定灾后恢复重建的三年目标。同样,只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将注意力集中在人民群众最切身、最直接的现实需求上,就能阻击甲型H1N1流感蔓延扩散,就能应对好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在全国一盘棋,以服从大局、服务大局的大局观统一行动,团结拼搏,我们一定能夺取新的胜利。

令世人惊叹的救灾速度和恢复重建速度,充分验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全国一盘棋,动员全国力量抗击汶川大地震这种世纪灾难。各地、各部门的大局意识,也在这场天灾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抗击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这种经济灾难,同样需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服从大局、服务大局,自觉地在大局观下统一行动。在当前和未来,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最大的大局。为此,必须自觉杜绝自我例外思维,绝不能不顾大局,不听招呼,不听政令,将局部利益凌驾于全局利益之上,盲目铺摊子、上项目,上一些违背科学发展的工程,为可持续发展留下新的隐患。更不能以邻为壑,只顾自己发展,将环境和生态危机转嫁他方。

在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能夺取新的胜利。

2008年中国两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催生了两种必将穿越历史时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的精神,这就是因抗震救灾而诞生的抗震精神和因北京奥运会而诞生的北京奥运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勇于创新的北京奥运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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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

弘扬这两种精神,坚定信心,打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和阻击甲型H1N1流感蔓延扩散这两场硬仗,是时代和历史赋予全体中国人民的艰巨任务和光荣使命。为此,我们要做好全球经济低迷持续较长时间的充分准备,防止由于估计不足和准备不够而陷入被动状况,又要注重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在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

对盲目投资再次警示

文/健君

4月份主要宏观运行数据没有改变继续下滑的局面:CPI同比下降1.5%、PPI同比下降6.6%,是6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三个月“双负”增长;全国发电量同比下降3.5%,降幅环比扩大2.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为7.3%,比上月低1个百分点;出口同比下降22.6%,幅环比加深5.5个百分点??这些关键数据强烈暗示,保增长的压力在继续增大。 这个时刻,最令人担忧的还不是经济运行继续下行的局面,而是各级政府和部门顶不住压力,动摇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决心,不遵循科学发展观,在投资上大干快上,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埋下更大的隐患。现在,之所以有些领导干部出现一种“火急火燎”的心态,关键原因仍是对经济危机认识不足。

面对目前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我国经济“率先复苏”的预测,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主管者一定要心里有数。不但要清醒认识和坚定自己的政策目标,而且要有做好最坏打算的准备和耐心。否则,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手脚慌乱、六神无主,做出与中央战略部署相左的事情。

纵观人类遇到的历次经济危机,危机从爆发到触底再到复苏的过程,绝大多数都持续了五年以上。亚洲金融危机,从爆发到复苏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持续了五年半。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公认远大于亚洲金融危机,各级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千万不能有轻敌思想或追求V型反弹的一厢情愿。

我们要明晰什么是长痛和短痛?什么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战术动作?显然,当前我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消费短板待补、产业结构失衡、改革攻坚迟缓和社保不健全。只有利用危机的倒逼机制,坚定信心破解上述问题,才能以短痛换取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才是我们当前经济工作的根本目标。如果怕一时疼痛或为数字增长而盲目投资,有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决策层已经注意到了目前出现的不正常苗头。针对钢厂盲目恢复生产造成供需失衡,工信部近日下发《关于遏制钢铁行业产量过快增长的紧急通报》,坚决调整不良投资。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以发挥科学技术在扩内需、促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惠民生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这些措施不但表明了中央“保增长”不忘“扩内需”和“调结构”的改革决心,也是对某些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再次警示。□

公布油价管理办法只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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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尚前名

一直让人捉摸不透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总算有了个说法。综观整个《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核心内容有二: 首先,明确表示国内成品油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加上国内平均加工成本、税金、合理流通费用和适当利润确定。当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4%时,可相应调整国内汽、柴油价格。

其次,划分了3个价格区间,即当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低于每桶80美元时,按正常加工利润率计算成品油价格;高于每桶80美元时,开始扣减加工利润率,直至按加工零利润计算成品油价格;高于每桶130美元时,按照兼顾生产者、消费者利益,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原则,采取适当财税政策保证成品油生产和供应,汽、柴油价格原则上不提或少提。

仔细看来,其实此次公布的成品油定价方法并无多少新意——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加国内平均加工成本、税金、合理流通费用和适当利润来确定价格是多年来的长期做法;刻意划分3个价格区间以防止因油价一味追高而带来过大负面影响的做法也和国家谨慎调整油价的一贯主张相符合。

回顾历次油价调整,我们会发现,无论升降都充满争议。而最遭苛责的,其实并不是价格调整的幅度,而是价格调整的依据。按照百姓的说法,“这是一笔谁也看不懂的糊涂账。”因此,按理来说,办法公布的目的就应当是让百姓做到“心中有数”,而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对于市场和业界最关心、真正需要披露的关键细节,如成品油价格如何“有控制地间接与国际市场接轨”,汽油、柴油出厂价以哪些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确定,国内平均成本、税收和合理利润又是一个什么大概的数字,办法中未有明确说明。

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屡屡出现的难题:公益性、垄断性行业,始终说不清“成本构成”,或者其说出来的成本构成不能服众,这个现象已经多次出现在公益性产品的“提价听证会”上了。

如此看来,想要让成品油定价机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并非一个办法就能解决的。要想真正打破这种欲言又止的尴尬局面,那些占有公共资源的企业,应该像打造透明政府一样,及时、准确地公开自己的信息。 发改委官员说,“今后油价调整将会越来越常态化,希望老百姓理解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办法的公布开了个好头,但也仅仅是个开始。□

顶风作案挑战监管惯性

文/谢云挺 屈凌燕

在三鹿奶粉事件之后,最近,浙江质监部门又查出乳品生产企业违法添加“皮革水解蛋白粉”事件。调查发现,厂家之所以敢于顶风作案,根源是他们对多年来“运动式”、“走过场”的监管形式产生了侥幸和轻视心理,违法获得的暴利加上食品安全缺少细化到位的监管使他们敢于火中取栗。

今年2月,国家质监总局接到对“晨国乳业”的匿名举报。按照举报线索,3月5日凌晨,质监部门在该企业车间检查发现3包20公斤装的白色粉末,后经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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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检测,该白色粉末为“皮革水解蛋白粉”。

截至目前,质监部门在浙江各地共查封“晨园乳业”生产的含有皮革水解蛋白的饮料1874箱。企业法人代表毛建华、副总经理陈兴才和车间主任龚却春3人被兰溪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皮革水解物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非食用添加剂。皮革水解蛋白的生产原料主要来自制革工厂的边角废料,含有对人体极其有害的成分。据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毛建华透露,用“皮革水解蛋白粉”作添加剂的企业“反正不是只有我们一家”。 在整个乳品行业都遭遇重大危机的情况下,“晨园乳业”仍敢于“顶风作案”,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多年来形成的“运动式”、“走过场”的监管形式让无良企业产生了侥幸和轻视心理。监管部门对食品安全的监管行动都是一阵风式的“走过场”,喊得比较响,但实际上真正能查出的只是极少数,不少违法违规企业都能安全过关,使得许多企业存在侥幸心理。 二是暴利驱使与违法成本低导致一些企业泯灭良知。依照现行的食品卫生法,企业违法成本较低,罚款一般都在3万元以下,只有“情节严重”才会被“吊销卫生许可证”。即将实施的新的食品安全法处罚力度虽然明显加大,但威慑力度仍然有限。 三是基层质监工作往往集中于自上而下的“特别行动”,专注于几项特殊检测,日常检测缺乏有效性。据了解,目前的质监检查大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突击检查,抽检指标都由上级部门安排。2009年的抽查计划早在2008年底就已经排定。根据产品质量法,国家监督抽查的产品,地方不得另行重复抽查;上级监督抽查的产品,下级不得另行重复抽查。如果县级质监部门在计划外进行抽检,需自行承担检测经费。

凡此种种表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仍需完善。比如,目前我国从测定氮含量倒推算蛋白质含量的检测方法就给不法企业留了可乘之机。如果改成检测蛋白质结构,滥用违禁添加剂的行为就无处遁形。□

生物产业发展瞄准危机后时代

文/孙英兰

5月1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这对加快我国生物产业发展无疑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纵观当今世界,在应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生物技术已成为新科技革命的主导力量之一,发展生物经济正成为许多国家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

生物技术领域是学术界公认的我国高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最小的领域。近年来,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专利申请总数、发表论文总数、取得新药证书数量、进入临床的新药数量都有成倍增长,科技投入产出比大幅度提高。进入“十一五”,生物技术作为我国战略性高技术产业迎头赶上国外发达国家的重点,被纳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为突出加强生物技术在农业、工业、人口与健康领域的应用,生物技术和产业化还将是今年国家要启动的“十二五”科技规划布局的重点。

当前,我国生物产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但也必须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物产业规模还很小,自主创新能力还很不够,在体制机制等方面与生物产业快速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发展生物产业将提升我国的长远竞争力。金融危机中及之前,美国的金融产业受到重创,传统制造业竞争力衰退,但在生物产业等高新技术领域,其核心竞争力受到的影响很小,并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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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以生物产业、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继续引导世界产业发展,强化其国家财富控制力。面对这样的竞争态势,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及早规划,缩小差距,为工业化后的产业竞争打下基础。

从今年起到2010年,中央财政将投资逾600亿元推动包括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在内的11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 业内人士希望,这样的大手笔投入,不仅带来有价值的产品,还将推动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比如健全投融资渠道、完善政策环境、管理体制和法制环境;同时,培育出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强化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和生物安全监管,等等。 总而言之,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出台的一系列扶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不仅要瞄准硬件,更要改进政策、完善软件、培育人才,将雄心定位在危机后时代,才符合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

判断“三农”真问题

农村土地问题的真问题,不是能不能流转,而是农民土地权利的保障;稳定粮价也不是回到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放开粮价以来,粮价并不由政府来制定,政府只是制定最低保护价,否则就是回到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代。”对于在国际粮价起伏跌宕形势下国内出现政府应高价收低价卖的呼声,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近日举行的“新形势下如何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研讨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这样回应。 针对一些媒体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现的“新土改”的说法,陈锡文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这是炒作概念,农村土地流转“不能脱离中国土地制度的基本核心,即两种所有制的公有制和土地用途分类管理”。

对当前的“三农”问题,陈锡文认为,发生变化之快,超出想象,需要倡导一种真正深入乡村调查研究的作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也向《瞭望》新闻周刊强调,“三农”问题真解决要找准真问题,而发现真问题比怎么解决更重要。

流转并非真问题

“农村土地问题,真问题并不是能不能流转的问题。”韩俊以覆盖全国57个县市、2749个村庄、历时6个月的国研中心最新调查结果为例介绍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比例为20%以上,其中东部为27%,中部为11%,西部为15%。“这种自愿的土地流转比例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最高的。”如果一味扩大流转比例,不排除会出现一些政府行为损害群众利益。 经过对2749个村庄的调查,约40%的村民上访反映的是土地征用问题,“土地权利的进一步保障才是当前农村土地问题的真问题。”与土地转用后巨大的长期的增值收益相比,失地农民所得到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比重很低。

1984年中共中央文件就曾经提出,因无力耕种等原因,土地可以流转,而且,关于土地流转的5种方式在《土地承包法》里也有明确的说明,农业部也出台了农村土地流转条例,“有人认为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土地才允许流转的,是不了解历史的说法。”陈锡文指出,“‘新土改’的说法,只是炒作概念,农村土地流转,不能脱离中国土地制度的基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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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即两种所有制的公有制和土地用途分类管理。” 关于农林地经营权和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抵押、可不可以买卖的问题,很多专家鼓励这样做,但陈锡文认为,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抵押应该慎行,“更主要的是发展小额贷款。” 在中国,2007年开始发展小额贷款,不用抵押,实质是信用贷款,最高额度是30万元。 “现在搞抵押贷款,辽宁省法库县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900多亩地抵押贷了30万元的款,一亩地价值大约300元,这对农民有失公平。”而且,陈锡文指出,从日本等国家的情况来看,对于农民的贷款,通常不以土地作为抵押物,农地不是工业用地,商业银行不愿接受农地抵押,小块的土地对于银行来说,不便于处置。农地经营权抵押,风险全给农民,银行等贷款机构则获利。

对于农村的信用贷款,韩俊指出,政府有大约1800亿元的票据支持,因此,相关的银行机构应该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现在来看,“农村金融已经成为整个农村发展的软肋,抵押贷款容易将经济问题变成社会问题。”他建议扶持草根金融,加强农村信用担保,支持政策性金融。

农民原来贷不到款,“现在你去问抵押贷款好不好,农民很高兴,但更应该发展的是小额贷款,目前来看发展不大。”所以,陈锡文指出,“不是新的就是好,胆大就是好,一定要从改革的大方向去考虑这个问题。”

稳定粮价不是回到计划时代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放开粮价以来,粮价并不由政府来制定,政府只是制定最低保护价。”对于在国际粮价起伏跌宕形势下国内出现政府应高价收、低价卖的呼声,陈锡文指出,“否则就是回到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代。” 对国际粮价的波动,韩俊认为,应有危机意识,中国把粮价稳住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国家也在扩大一些收储规模,但粮食之外的大豆、棉花等农作物很难像粮食一样实行保护价,例如,从美国进口一吨大豆到中国约2900元,而国产大豆的价格已经达到3600元,实施保护价成本太高。而且,全世界没有一国可以把农产品的价格挺起来,当前应该伺机出台政策,防止价格下滑过快。”

种粮补贴怎么补,议论很多,目前国家政策对种粮直补,主要包括粮食、种子、农机具、农业生产资料等,按16亿亩粮食播种面积进行补贴。对于一些媒体质疑的“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一些种田的农户没有补贴,不种地的反而有补贴”的问题,陈锡文表示,“政策可以规定谁种粮就补给谁,但是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是市场的平等的谈判,所以,完全不用采取行政的办法,应该交给农民,让他们自己通过市场来解决。”

三农研究不能搞“空中飞人”

此次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推出了最新的实地调研成果——《调查中国农村》。对此,陈锡文指出,目前的三农问题需要大量的实地调查,“更重要的是倡导了一种真正进入乡村的作风,尤其是从事政策理论研究的学者、官员。”

“不到农村,不进村入户,不跟农民面谈,决不敢轻易发言,不去印证就胆虚。”陈锡文结合经验,间接批评了当前三农问题研究中的学风问题,“现在,有的研究者成为‘空中飞人’,从这个会赶到那个会,一周开两三个会,把这个会上的信息拿到下一个会上去讲,下一个的又带到再下一个。”

“或者只注重报表、统计资料,现在研究手段也先进,洋洋大观,一台机器,几个U盘就解决了;或者是一个有声望的教授,再加上几个助手。”陈锡文认为,脱离改革发展方向实际的做法,在研究界应引起重视。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曾经在中国经济学界风光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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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学者并没有能在预防或者应对经济危机中提出真格的建议,“脱离实际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在比较浮躁的作风下,一些专家在不懂的领域也敢去发言,仿佛一个领域有成就就无所不能。”

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2亿多人离开乡村,形成了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作物间种化等现象,对农村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不经过实地调查,就不能准确把握三农正在深刻发生着的变化。 “不仅要下得去,而且要真下得去。”陈锡文举例道,曾经接到农民关于政府违法占地的上访信,调查组前往调查,结果,当地政府把调查组带到另一个村,所以,当前要想真了解情况也不容易,也许之前已经被做了手脚。

“有的时候,到调研的县,县政府的同志会认为你们都来了半个月了,怎么还不走?而且一般不愿你住在县城里,更不用说农户家里了。”韩俊说。

通过开展各项农村调查,在过去10年中,韩俊的调查覆盖了全国200多个县市、3300多个村庄、9000多个农户,获得了大量的反映不同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受到中央决策部门的重视。

例如,围绕减轻农民负担与农村税费改革开展的对湖北襄阳、河南醴陵、江西泰和三县的调查成果,为中央制定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直接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农村税费改革随之引发了农村综合性的制度创新;围绕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完成的对100多个村庄、100多个村诊所,1000多个农户的调查了解到,农民医疗支出占家庭支出的3-4成,负担使一代人翻不了身,农户往往有病也不看,这一调查成果为国家制定农村卫生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向本刊记者透露,从今年开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个研究部门,将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设立固定调研联系点,开展长期的跟踪调查,并且,将运用现代技术和方法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提高调研水平。□

清醒认识产能过剩

防止以产业振兴的名义进行的低效投资,因科学发展观理念不强而加剧产能过剩

文/彭真怀

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来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投资增长有24年高于10%,但其中不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积累了相当的无效过剩产能。据初步了解的情况,目前钢铁产能过剩约2.5亿吨,煤炭产能过剩约4亿吨,汽车产能过剩约300万辆,水泥、电力、纺织等产能过剩也十分突出。

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保经济增长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应正视产能过剩的严重性,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具体而言,在行业振兴中重视结构调整,同时,以小城镇建设为龙头激活区域经济。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首先要看两个关键数据。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5%,1~4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8%,这也是去年5月份以来的第12个月连续下降;4月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6.6%,1~4月份累计,同比下降了5.1%,是去年7月份以来的第9个月连续下降。 怎样看待这两个数据的双双下降?从消费经济学角度看,如果仅仅是工业品出厂价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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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居民消费需求旺盛,意味着购买同样商品的货币支出减少,这是正常的。但问题在于,目前的状况是在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发生的,一方面,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意味着企业原材料低价购进的收益被抵消,经营效益普遍走低,下岗失业增多。另一方面,居民受商品价格下降刺激的消费动机,因就业和收入不稳定而迟疑观望。 由此可以判断,经济的回暖迹象,主要是靠中央大项目的财政投入和地方配套资金推动,而不是消费拉动的内生性增长。

要正确认识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高估缺乏依据。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深度衰退,已经导致我国出口的结构性和总量性同步下滑。尤其是电子、机械、服装、钢铁、玩具和家居用品等出口产品,前所未有地面临着国外消费市场萎缩的挤压,使我国的生产过剩危机凸显。去年9月以来,我国4次大幅度提高出口退税率,涉及近4000种产品,其中161种“触顶”达到了17%。即便如此,一季度的对外出口仍然下降了19.7%,说明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实际效果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有“断臂求生”的勇气,对化工、钢材等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产品出口企业主动关停并转,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仅仅继续采取增加出口品种、提高出口退税率等刺激政策,不足以改善我国对外贸易的总体环境。 需要观察十个产业振兴规划的有效性。1月14日到2月25日,40多天的时间相继推出了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轻工、石化、有色金属和物流业十个产业振兴规划。除了物流业之外,其余均为制造业。

让人十分担忧的是,十个产业都存在着生产方式粗放、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都表现出产能过剩、科技含量低和附加值不高等普遍性弊端。以钢铁产业为例,目前有大小钢铁企业1200家左右,钢企混战大大降低了钢铁业利润率。 在这种情况下,以产业振兴的名义进行事实上的政府干预,有可能造成利益相关方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博弈,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会首先享受政策红利,地方政府、部门利益等因素也会卷入到这个博弈机制中来。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以产业振兴为幌子掌握资源配置权力,投入土地、资本营造“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实现所谓政绩目标,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扭曲了市场运行机制。 因此,保增长可以由“线”到“面”,启动区域经济。其内容之一是以小城镇建设应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形成重点突出的一揽子计划,为内需型经济奠定长期的利好基础,打造一批具有较强服务能力和辐射能力的农村经济增长点,增强对农民就业的承载力和居住的吸引力,建设农业生产企业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和农村生态自然化的新农村。

小城镇关联度高、影响面大,具备大容量的国内市场,消费需求旺盛,有能力消化过剩产能,是逆境中可以培育的一个有利因素。小城镇还是连接城乡和工农的纽带,是农村社会公共品的提供基地和服务载体,相对有条件加强水利、能源、电力、通讯、信息和生态环境建设,搭建农村基础教育、科技推广、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等社会公共品的服务平台。 必须指出,我国经济面临着彼此交织的复杂矛盾,存在着产能过剩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并有螺旋式加剧的严重态势。在这种背景下,应冷静估计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在“保增长”中更全面地考虑科学发展观。由于十个产业振兴规划需要国内消费市场的配合,需要政策的细化落实,培育时间较长,因此同步推进以小城镇建设为抓手的一揽子计划,可以把解决不确定因素提升至实际操作的阶段,使我们应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做到行稳致远。□(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

金融危机中的地缘政治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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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将加快地缘政治变迁,并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延棠

每一次危机都引起一次地缘政治变化。比如1933年经济大萧条,比如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此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最先感受到危机即将引发深远影响。去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报告称,二战后构建的国际体系,到2025年将变得“难以辨认”,原因包括全球化、新兴强国的崛起,以及“财富和经济实力相对地从西方到东方的历史性转移”。 报告说,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时刻”行将终结,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正在形成。

而仅仅在4年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上一次报告中,还预测到2020年,“美国将继续处于主宰地位,大多数主要国家已经放弃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想法”。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表示,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将加快地缘政治变迁,并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金融危机加速力量东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向阳认为,金融危机是地缘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重要催化剂。伴随新兴国家的崛起,全球地缘政治重心逐渐东移,而金融危机加快了这一进程。

“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实力。”他说,金融危机将加快世界地缘政治重心东移的趋势,即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西方到东方,从欧洲到亚洲。不仅是财富,还包括大国在该地区的云集,以及地缘政治热点的集中。

今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对2008年底世界各国GDP进行了一番描述:2008年全球生产总值为78.36万亿美元。其中欧盟18.9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为第一大经济体。按国别,美国以14.33万亿美元高居榜首,排在其后的是日本、中国和德国。5到15名分别为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巴西、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澳大利亚和韩国。 在这份榜单中,金砖四国除印度(第12位)外都进入前十。中国排在第3,与日本的GDP相差约6200亿美元,俄罗斯从第10位上升到第8,巴西上升一位至第10。2008年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中国实际增长9.0%,俄巴印三国尽管受到货币贬值影响,最慢的巴西也有5.2%的实际增长。排在第13和第15位的墨西哥和韩国,也属于新兴经济体国家。

与之比较,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大多在1%之下,日本为零增长。

一般认为,新兴经济体在经济上的崛起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进行的,不难发现,全球经济衰退正在加速世界经济版图的调整。其表现,也正是财富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历史性的转移”。

一方面,经济衰退加速了经济力量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另一方面,加速的程度将日益明显。

中国今年确立的增长目标是8%,从刚刚公布的第一季度数字看,实现这个目标有一定困难,但已经是全球最好。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日本2009年的经济增长为负5.3%,这意味着中国2009年很有希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照世界银行3月30日发布的预测,预计全球GDP在2009年将会收缩1.7%,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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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今年陷入深度衰退,GDP总体下跌2.9%,而发展中国家GDP增长可能从2008年的5.8%放缓至2.1%。世界银行预测中国今年的GDP增长为6.5%,印度4.0%,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压力下,仍是表现最好的经济体。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明显好于发达国家。 《2025年全球趋势》预测,到2040年至2050年,金砖四国加在一起将赶上原先的七国集团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到2025年,8个最大的经济体按递减顺序排列将是: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报告认为,虽然美国仍维持着相对优势,但中国和印度作为多极化时代的新兴大国,在影响力方面将和美国展开竞争。

20年内美国仍有相对优势

显然,金融危机加速了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现有的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其优势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有所削弱。 陈向阳认为,大国力量此消彼长使各自的地缘政治地位产生变化,促使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或者按照《2025年全球趋势》的说法,由于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崛起,“一个全球范围的多极体系正在出现。非国家行为主体——企业、部落、宗教组织,甚至还有犯罪网络——的相对实力也会加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姜毅赞同金融危机对地缘政治带来冲击,但他同时认为,地缘政治是个相对稳定的范畴,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超独霸,都是最大的地缘政治,金融危机的影响会有多大,是不是本质性的影响,或者说能否促使地缘政治版图和走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好说。 “不过”,他承认,“从影响力上讲,金融危机是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一个最大事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的看法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的变化,无非指的是一个国家衰落,另一个或者另一些国家力量上升,国际权力平衡发生改变,而且是长期性的根本改变。这次金融危机被叫做全球化时代的第一场金融危机,或者是全球化遇到的最大的系统性挑战。世界体系或者全球化的中心,而非边缘,正是危机的根源,美国霸权是否因此衰落是最关键的大问题。

“但即使美国霸权衰落了,并不意味着其他力量就兴起了。全球化几乎是美国推动下的全球化,或者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美国遭到自我毁灭,连带全球化的其他部分,从欧洲到亚洲,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幸免于世界体系危机的冲击。尤其是新兴国家遭到的打击更大。”庞中英说。

据他观察,危机之下,不少人想到与美国“脱钩”,但实际情况是,因为与美国的关系很深入,“脱钩”已经来不及了。大多数国家都与美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简单地“脱钩”,还不是应付危机的根本出路。因此,金融危机虽然重创美国,但世界权力平衡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仅就经济实力而言,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是下降的。但美国2008年的GDP超过日本、中国、德国的总和1.4万亿美元,表明美国的相对领先优势20年内很难动摇。 而从军事实力来说,一定时间内美国仍有很大优势。软实力方面,尽管美国的国家形象受损,但它的科技优势、自我恢复能力、对世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未受到多大损害。 总之,金融危机让放任自流的美式自由资本主义付出惨重代价,但美国主导世界的地位受伤不深。可见,金融危机使得多极化进程加速,但一个全球性的多极体系,仍然是一个远景目标。

“后西方”时代打破对西方迷信 专家指出,金融危机一方面带来各大力量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因而影响着相互间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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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行为,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一些国家的社会矛盾加剧,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

从欧洲到亚洲,到拉美和非洲,政治动荡之后又会产生一些新的地区热点。比如,危机已经直接导致拉脱维亚和冰岛政府倒台。虽然危机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但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政治上免疫。 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促生区域合作新的态势。陈向阳说,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和蔓延表明,仅靠单个国家的力量不足以抵御金融危机的影响。首先就是要和周边国家“抱团取暖”,联合自强。比如在东亚,虽然东亚系列峰会因泰国局势原因未能如期举行,但在日前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建立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第5届美洲国家峰会上,冷冻了半个世纪的美国与古巴关系松动,奥巴马与“反美斗士”——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握手言欢”,成为反映美拉关系回暖的晴雨表。陈向阳认为,所有这些,“投射到地缘政治领域,新的大的地缘政治板块结构更为清晰。”

当前,应对金融危机已成为各国面临的当务之急。为此,各国既对各自的对外政策作出调整,同时也对自身的发展道路进行反思。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变化中的时代。 庞中英称之为“后西方”时代。“‘后西方’时代的到来,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的迷信。”这个时代,西方不再独大。而非西方国家,则必须自主地探寻适合自己的新的发展道路。因此,这也将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时代。

综合各方观点,最大的变化将属于中国,中国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 专家同时指出,这里最大的决定因素,是“中国如何办好自己的事”。他们认为,一定要看到我们国内的问题和困难也很多,当前面临着经济从出口拉动型增长调整到大幅扩张国内需求的巨大挑战。

欧盟则面临很大不确定性。今年的欧盟春季峰会上,新“铁幕”这样的冷战词汇重现。新“铁幕”两侧的东、西欧国家政府都誓言要促进欧洲融合,但各自国内的保护主义势力和极右政治力量,却因经济恶化而日益抬头。

新“铁幕”不仅妨碍欧洲经济复苏,甚至可能危及那里的政治稳定。而面对自觉重新崛起的俄罗斯,欧洲各国表现出的是分裂。《2025年全球趋势》将欧洲称为“跛足的巨人”。不过,欧盟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对非洲而言,那里有能源和资源的优势,在危机背景下,无论从客观资源条件、各国寻求自身发展的努力,还是大国对非洲的借重,显示非洲的战略地位还会进一步上升。 此外,由于拥有石油资源,波斯湾国家的地位也将增强。 在传统的地缘政治热点地区中东和中亚,由于奥巴马推行多边外交政策和展开对话,专家预计主要力量在这些地区的争夺烈度可能会有所降低。但是,在南亚和东南亚,由于面临极端主义的挑衅,而且国内的社会问题受金融危机影响被激发出来,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短期内将成为地区热点。□

民营出版走出幕后

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被视为“新兴出版生产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鹏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近期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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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意见)引起广泛关注,其中提出“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 业内人士认为,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既是政府层面对民营出版工作室的首次承认,更是对其继续支撑国内出版业、改变中国出版业态的美好期许;意见下发之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或将迎来一轮发展浪潮。

“总算扬眉吐气了”

据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估算,国内民营出版工作室数量超过1万个,其中北京就达到5000多个,占总量的一半以上。

“这些工作室有20多万人,大多是高素质人才,天生具有市场天赋,对读者群、对市场都比较敏感;我们现在把这些工作室定位为新兴的文化生产力,是我们出版产业大军里的重要力量。”柳斌杰说。

中国民营出版业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起步,经历初期不光彩的盗版、盗印及90年代与国有出版社成功的教辅合作之后,很快如火如荼;十六大以来,“民营”的形象和生存环境得到逐步改善,近年来几乎撑起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在云南昆明,专门从事图书出版的老虎文化工作室负责人虎良灿认为,无论总署的意见还是评价,都将对民营出版的未来产生难以估量的积极影响,“我们埋头干了那么多年,但一直被认为是‘毒瘤’。现在,总算扬眉吐气了。”

虎良灿的工作室位于昆明北市区一幢高层写字楼内,一套小小的两居室内有10台电脑,10余名员工。近期工作室刚为云南一位“资深美女作家”做完一本散文集,目前正忙于市场推广与营销,从网络反馈看,这本很小众的纯文学读物居然引来热捧。这也是“老虎”首次介入图书的策划、出版、销售的全过程,“风险更大,但更有成就感。”

成立于2005年的老虎文化工作室此前做得更多的是对出版环节的介入和监控,说白了就是帮助作者联系出版社,完成装帧设计、监理出版,这使老虎的运作成本相对较低,每做一本书几乎稳赚不赔。4年来这家工作室运作的杂志、图书达到数十种,平均每年以10本书的速度稳步推进,手握一批稳定的作者和写手。 如今,虎良灿不再满意现状,“我想介入图书的全部环节,这意味着投入、风险都将增加,但市场回报也会上去。”

他的经验是:为作者提供贴身服务,出版过程中的图书监理必不可少,它能保证作者最终拿到称心如意的好书。这与传统出版社缺乏人性化服务、不讲究个性、不重视细节的出版“习惯”大相径庭。

虎良灿认为这正是民营出版工作室的“精彩”所在——经受多年市场历练、饱受挤压的民营工作室必须为作者服务、为读者着想,尽可能消弭出版和阅读之间的错位和鸿沟,这样,出版物才可能站稳脚跟。

他随手翻开去年完成的一本书,一个大大的“序”字一上一下跳出页码,看起来有些“残缺”,但这偏偏是作者和老虎工作室的创意,此书一经推出就卖得很好。“但当初云南人民出版社的老编辑根本接受不了!但你不创新怎么行?图书没个性,作者不满意,读者不买账!” 比老虎工作室更出名的昆明大番茄广告公司则从2003年至今连续策划出版引起全国反响的精彩系列:《丽江的柔软时光》《乌镇的似水年华》《昆明的慵懒时光》《大理的游侠时光》。在业内看来,这套很“小资”的休闲旅游读物丛书恰恰是贴近作者、受众和市场的具体体现。与“老虎”的想法完全一致,“大番茄”凭借全面介入“策划-写作-广告-出版-营销”的所有环节,逐渐树立了自己的品牌。

能否将书号也下放给民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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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眼下的主要焦虑还是书号。”虎良灿坦言,由于国有出版社对书号的绝对控制,民营出版工作室能低价获得的书号通常来自边缘出版社,名气较大的出版社书号一般价格较高,也很难拿到,这往往导致工作室向作者推介出版社及谈判价格时陷入被动,很难找到最佳契合点。另外,书号决定了工作室对出版社的依从关系,责任编辑通常还是来自出版社,随之产生的问题“更可怕”:作者和图书的个性经常被扼杀,也大大增加了工作室与出版社之间的磨合成本。

从老虎工作室的经验看,国有出版社手中每年掌握的空闲书号成为出版社的重要资源,而民营工作室是这些书号最直接的消化者,但双方的“合作”并不平衡,民营通常处于守势与弱势,“很多时候必须看出版社脸色。” 意见的下发使虎良灿看到了改变的希望:“能否将书号也下放给民营工作室?工作室可以将每年的出书选题上报当地新闻出版局,后者对其书号和出版进行监管。从目前国内畅销书市场上70%的占有额上看,民营工作室必然会对书号加倍珍惜,推出更符合作者意愿和市场需求的好书。”

当然,书号焦虑源自民营的“身份焦虑”,“只要国家承认民营工作室的合法性,很多问题将迎刃而解,同时只要出版管理部门能给予扶持,设置一定的准入门槛,民营工作室就能稳步向前。”虎良灿说。

“云南民间”工作室负责人孟涛涛则认为,民营的最大困境还是“实力”——做出不同凡响而又无出其右的好书才可能占领市场,赢得长久的生命力。

这个近乎偏执的民营出版人总以一种少见的苛刻把握“策划—写作—广告—出版—营销”的所有环节,他直接操办的“猎鹰创想”系列丛书,希望从小众、精品方面闯出一条更具市场潜力的民间路径。目前他已经出版了一位云南学者的《独步三江》、青年作家雷平阳的散文集《我的云南血统》,被认为“扎根本土文化,都很小众”,但异常精美,赋予了“书”独特秉性与人文关怀。

“我希望能做长销书而不是畅销书,要让书和读者相遇相知,愉快地完成心灵交流。”孟涛涛说,对于所有环节的精益求精使与其合作的出版社能更放心地把一切都交付给他,但由于要求甚严,他不得不自掏腰包,比如出版之前就预付稿费、图片不满意时反复拍摄,等等,都需要产生成本,他必须冒这个险。“比如《独步三江》的作者就被我要求重新再走一遍三江流域,核实很多细节;照片一律要求精美的反转片,拍得不好一律重来,数码照片一律不要。这关乎品质啊。”

高风险可能意味着高回报,也可能血本无归,但两本精美出版物的市场反馈还是让孟涛涛找到了自信,“我的受众不会很多,只要一部分人喜欢,而且能够长销就足够。”在他看来,目前国内民营出版工作室在品质方面已经出现高度自律的可喜现象,但不可否认,由于长期被挤压和忽略,众多“民营”还存在人才匮乏、缺乏理想、急功近利等弊端,意见下发之后可能带来一个更具挑战的时代与日益细分的图书市场,民营出版工作室要想获得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就必须苦练内功,增强实力,否则就只能为“垃圾书”的涌现推波助澜,最终也被“垃圾”迅速掩埋。

一次重大的政策突破

一边是民营出版的汹涌潮汐,一边是意见的及时出台,这意味着民营力量将在中国出版产业的未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民营出版的春天真的不远了!”云南省出版集团副总龙雪飞认为,民营出版机构长期以来处于灰色地带,一直被压抑、淡化甚至声讨,但意见将其称为“新兴出版生产力”显然是政策上的一大突破,这不仅使“民营”面临机遇,也使传统的出版业必须直面民营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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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压力。

“民营的风起云涌也促使我们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转变思维方式,怎么样正视民营力量,必须改变过去的以堵为主、暗暗合作为辅的工作方式了,全国图书出版是一个大市场,你这里一堵,或者总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去合作,人家马上跑到贵州、四川甚至北京去出书了,结果是云南出版资源的白白流失。因此,我们应该更多考虑出版的产业布局,要让更多民营甘心留下,为当地的图书市场、图书产业作出贡献。” 意见提出,鼓励国有出版企业在确保导向正确和国有资本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进行资本、项目等多种方式的合作,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搭建发展平台。龙雪飞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政策突破,将对国有出版业产生强劲冲击,这是挑战,但也是机遇;民营资本和人才的进入将会对传统出版社产生巨大推动——首先将进一步促进出版业向市场化发展,缩短出版业向市场转轨的进程;其次,民间的进入也会带来资金流和人才;还将加速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改革,由现在的严格垄断经营走向整合经营;将大大提升出版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以云南的情况看,出版业一直是国家垄断行业,这非常不利于市场竞争。以云南为例,如果我们把中小学教材教辅放到一边,就会发现云南的出版业太缺乏活力,题材狭窄、版式守旧、观念狭隘、销售困难等很多问题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这就需要注入新的产业元素,要让更多生机勃勃的民营机构为传统出版带来活力。”龙雪飞说,目前一个让人感到遗憾的事实是,民营出版工作室还未被纳入云南的文化产业之中。

孟涛涛则认为,意见的出台可能会使民营面临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国有出版社改制之后,一部分民营工作室的人才必然会被吸纳,能坚持下来的民营工作室必须更出色才有出路。”同时他也强调,还需有更多配套措施对民营予以扶持,这样的扶持应该涵盖一个更加开放、规范的市场环境,更加自律、透明的竞争氛围,民营工作室自身更要“志存高远”,让选题、设计、出版、印刷、销售等各个环节力争“完美”,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并形成自己的品牌优势。 此前,柳斌杰并不满意新闻出版业2008年总产值预计超过8500亿元、在国民经济中仅占到百分之二点几的现状,这也是促使意见出台的直接动力之一。“希望最终无论改制后的出版社也好,民营出版工作室也罢,都能在市场中练就一身的好功夫、硬本领,如此,中国的出版产业才能真正迎来美丽的春天。”孟涛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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