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城高官住宅分布变迁之初步研究 - 图文

唐長安城高官住宅分佈變遷之初步研究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餘思彥

摘要：本文對唐長安城內三品以上高級官員的分析表明：靜態的看，高官住宅呈現近似的圈層結構；動態的看，經歷了單核心（高祖—睿宗）——擴大南移（玄宗）——去核心（肅宗—德宗）——雙核心（憲宗－文宗）——去核心（武宗以後）的發展軌跡。同居傾向、陽宅術的興盛、宅子他用等是影響高官擇宅的重要因素。 關鍵字：唐代長安高官住宅分佈變遷擇宅因素

自唐代韋述《兩京新記》以來，按街道和裏坊來組織描述住宅分佈的類型化記載不絕如縷[1]，今人的增補考訂專著亦有三種[2]，還有不少單篇論文的增補[3]和大量墓誌材料[4]可資利用。辛德勇先生的《隋唐兩京叢考》（三秦出版社1991年）對隋唐兩京裏坊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了清晰的考辨。這些先行成果都為研究某類人物住宅分佈變遷及成因探討提供了很好的平臺，官員[5]、公主及王爺[6]、宦官[7]、胡人[8]等各式人物都進入了研究視野。

各類人物的住宅分佈研究可以說是一種橫向研究，對於文獻記載最多的官員住宅分佈，卻不能忽略了縱的方向，即官員品級的影響。妹尾達彥先生在研究中注意到了官品對住宅分佈之影響，但亦未將之細化分級討論。專以某一官品官員住宅分佈為旨趣的研究始於史念海先生，他最早研究了朱雀大街兩側的三品以上高官宅第分佈[9]，為進一步還原長安城的高官住宅分佈提供了啟示。官品是一個很好的切入

點，高官與律令的關係更密切，住宅形制要求也更高；又因高官地位崇高，史料記載較多，可以做到具體到人的考證。故本文以三品以上官員為主要對象，無疑能得到更為充分的討論。

官員作為國家的精英階層，與政局變動密切相關。理論上講，每次政治鬥爭中都會產生得勢者與失勢者，高官則是其中反映最靈敏者。本文試圖通過對高官宅第興替遷徙的分析，進一步探討高官擇宅的影響因素。

[1]北宋有宋敏求《長安志》，元代有駱天驤《類編長安志》，清代有徐松的集大成之作《唐兩京城坊考》。

[2]閻文儒、閻萬鈞的《兩京城坊考補》（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健超的《增訂唐兩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楊鴻年的《隋唐兩京坊裏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3]可參見何海燕《近二十餘年來中國漢唐城市地理研究概述》一文介紹，收入辛德勇等：《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58－83頁。

[4]以周紹良等主編的《唐代墓誌彙編》及《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001年）；吳鋼主編的《全唐文補遺》第一至七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2000年）為大宗。

[5]以日人妹尾達彥之研究為代表，著有《唐代長安近郊の官人別莊》（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國都市の歷史的性格》，刀水書房1988年，第125－136頁）；《唐長安城の官人居住地》（《東洋史研究》第55卷第2號，1996年，第35－74頁）；《唐長安城にぉける官人の居

住環境》（《歷史人類》第27期，築波大學1999年，第1－37頁）。另王社教的《隋唐長安城的選址及其內部結構的形成與原因》（《中國古都研究》第十三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5－244頁）和陳忠凱的《唐長安外郭城區域結構之研究》（《文博》2001年第2期，第70－76頁）對官員住宅分佈也做了討論。

[6]日人布目潮沨較早就公主王爺宅第做了研究，著有《唐代長安における王府·王宅につぃこ》（《中國聚落史の研究》，刀水書房1980年，第115－124頁），《唐代前半期長安にぉける公主宅の道觀化（《中國の都市と農村》，汲古書院1992年，第203－234頁）。雷巧玲有《從居住方式的變遷看唐王子權利的消長》（《晉陽學刊》，1996年第3期，第92－97頁）。較近研究則有蒙曼的《唐代長安的公主宅第》（《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15－234頁）和孫英剛的《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85－214頁）。 [7]杜文玉：《唐代長安的宦官住宅與墳塋分佈》，《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4期，第79－94頁。

[8]韓香：《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第63－72頁。

[9]史念海：《唐代長安外郭城街道及裏坊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1輯，第1－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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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麼是三品？

唐代職官有職事官、散官、勳官、封爵四種序列，本文所收錄高官指三品以上官員，具體是：職事官與散官有一者或兩者其品級在三品或三品以上，不考慮勳官與封爵。唐代的官僚體制中，官品的高下對應著官員工作、生活的各個方面不同的具體規定和品級待遇，而三品又是其中相當重要的標誌品級。

三品以上官員常有機會參與皇室組織的宴會、體育活動並接受賞賜[1]，平常“遇親王於途”時可有不“降乘”的特殊待遇[2]，死後享有“錄行狀”以“佐史”、“申考功”以“擬諡”的榮耀[3]。不僅上朝時穿的朝服，手持的笏有所規定[4]，下朝後的住所也如是。 因官品的高低，官員宅第有不同的架構要求。早在唐初就有：“諸營造舍宅、車服、器物及墳塋、石獸之屬，於令有違者，杖一百”[5]。玄宗時的《唐六典》更明言“凡宮室之制，自天子至於士庶，各有等差”，並做出了非常具體的要求：“王公、諸臣三品已上”的堂舍規格是“九架”，門舍規格是“五架三間”[6]。德宗執政之初，一下子就處理了元載、馬璘、劉忠翼等高官的宅第，因其“雄侈踰制”[7]。文宗即位時又強調了三品官員的住宅形制是：“堂五間九架，門三間五架”[8]。在他即位的第五年（太和五年831），官員中必須三品以上才可有“各逐便宜”，“向街開門”[9]的特權。

文獻中常可看到用“戟門”形容權勢家族，具體來說，唐長安城門列棨戟之家大都是三品以上的高官，“戟”也可看做是高官宅第的表徵之一。《舊唐書》中說到“唐制三品以上”方能“門列棨戟”[10]，

但這種說法不甚準確，《新唐書》則更詳細的描述了立戟的數目和官階的關係，凡戟：

“一品之門十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中都督、上都護、上州之門十二，下都督、下都護、中州、下州之門各十。”[11]

中州、下州刺史為四品官階，也可門庭列戟。考察文獻所列戟門之家，所在京城長安大體為三品以上則無疑。如有兩個“三戟張家”，一是太宗時安邑坊的張延師兄弟一家，“一宅之中，棨戟齊列”兄弟三人同時三品以上[12]；一是玄宗時安業坊的張去奢，與其弟“去逸、 --------------------------------------------------------------------------------

[1]如唐太宗貞觀二年十二月乙未，“皇太子誕育，宴三品已上於臨華殿，賜帛有差”（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80《帝王部·慶賜》，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923頁上）；唐中宗景龍四年二月庚戌“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已上、文武三品已上並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球場，分朋拔河，帝與皇后、公主親往觀之。”（《舊唐書》卷7《中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49頁） [2]《唐會要》卷25《親王及朝臣行立位》。 [3]《唐會要》卷79《諡法》。

[4]朝服“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十三銙”（《唐會要》卷31《輿服上》），笏“三品已上，前屈後直；五品已上，前屈後挫，並用象。

九品已上，竹木，上挫下方。”（《唐會要》卷32《輿服下》） [5]《唐律疏議》卷26《雜律·舍宅車服器物違令》。 [6]《唐六典》卷23《左校署》。

[7]《舊唐書》卷12《德宗·大曆十四年秋七月壬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22頁。

[8]《新唐書》卷24《車服》，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32頁。 [9]《唐會要》所載唐文宗太和五年七月巡使的奏文：“伏准令式及至德、長慶年中前後敕文，非三品以上及坊內三絕，不合輒向街開門，各逐便宜，無所拘限”。

[10]《舊唐書》卷83《張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2776頁。

[11]《新唐書》卷48《百官志三·武器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12]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76頁。經辛德勇辨正，張氏“兄弟三人，同時三品以上”而非“同時二品”，見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56－58頁。又，榮新江以墓誌材料認為稱“三戟張氏”更為原始，見《隋唐長安史地叢考》，《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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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盈同時三品”，亦號“三戟張家”[1]。另有“靖恭楊家”、“修行楊

家”、“鳴珂裏”、“薛曲”、“南鄭相、北鄭相”、長興坊李家，興寧坊崔家、光德坊崔家等著名家族，列表如下： 表1：

唐長安城著名家族住宅分佈一覽表 家族 說明 榮耀朝代 所居裏坊 三戟張張延師、大師、儉兄弟，“儉兄弟三院門太宗 家 皆立戟，時人榮之，號為‘三戟張家’。”（《舊唐書》卷83《張儉傳》） 三戟張張去奢與“弟去逸、去盈同時三品，亦號玄宗 家 ‘三戟張家’。”（徐著第94頁） 安業坊(E8) 興寧坊(J2) 安邑坊(I7) 三戟崔崔琳，“參朝宴者數十人，鳴玉啟道，自玄宗 家[2] 興寧裏謁大明宮，冠蓋相望，一時矚目。”（徐著第82頁） 鳴珂裏 張嘉貞、嘉佑兄弟，“昆弟每上朝，軒蓋玄宗 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裏’。”（《舊唐書》卷127《張嘉貞傳附嘉佑傳》） 安邑坊(I7) 光德裴指兩家人，“光庭為中眷，裴垍為東眷”（徐裴光庭在光德坊家 著第108頁），“腸斷裴家光德宅，無人掃玄宗，裴(C6) 地戟門深”（元稹《西歸絕句十二首》） 垍在憲宗 長興李李峘、峴、嶧兄弟，“同居長興裏第，門玄宗肅宗 長興坊家 列三戟，兩國公門十六戟，一三品門十二(G7) 戟，榮耀冠時。”（《舊唐書》卷112《李峘傳附弟嶧傳》） 南鄭“司徒鄭貞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絪居昭憲宗 昭國坊(H10) 相、北國坊，太傅第在南，司徒第在北，時人謂鄭相 之南鄭相、北鄭相”（徐著第67頁） 光德崔崔邠、郾、鄯，“鄯昆弟六人，仕官皆至憲宗 家 三品”（舊唐書卷155），“皆顯貴，同居光德舊第。”（徐著第108頁） 光德坊(C6) 靖恭楊楊汝士“與其弟虞卿、漢公、魯士同居，文宗—懿靖恭坊家 號稱靖恭楊家，為冠蓋盛遊。”（徐著第87宗 頁）；“楊氏自汝士後，貴赫為冠族。所居靖靖裏，兄弟並列門戟。鹹通後，在臺省方鎮率十餘人。”（《新唐書》卷175《楊虞卿傳附汝士弟魯士傳》） 修行楊楊收“兄發、假、弟嚴，皆顯貴，號稱修懿宗 家 行楊家，與靖恭諸楊相比。”（徐著第80頁） 薛曲 薛繪“兄弟子侄數十人同居一曲，姻黨清玄宗[3] 華，冠冕茂盛，坊人謂之‘薛曲’。”（徐著第74頁） 注：表1中“徐著”指徐松所著《唐兩京城坊考》，中華書局1985年版。

勝業坊(I4) 修行坊(I10) (J7) --------------------------------------------------------------------------------

[1]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94頁。

[2]崔家又有宅在洛陽，於“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見《舊唐書》卷77《崔義玄傳附子神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3]薛繪乃寶胤子，鬱賢皓推測寶胤任邠州刺史當在高宗時（見氏著《唐刺史考全編》卷六，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77頁）。以此推之，則薛繪乃玄宗時人。薛繪有兄弟纮、純、縉、續等，纮子玨、孫存慶，《舊唐書》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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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知，這些著名的戟門之家，即便沒有同居一宅，也有同居一坊的傾向。且有子孫繁盛，以至綿延數代之後，仍能保有宅第者。 戟門之家宅第必有相當規模[1]，如若受寵，其宅第便可能愈加氣勢宏大、富麗堂皇。如玄宗朝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在宣義坊“構連甲第，土木被綈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其時“國忠山第在宮東門之南，與虢國相對，韓國、秦國甍棟相接”[2]連成一片，他們修建時“每構一堂，費踰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即徹而複造，土木之工，不舍晝夜”[3]，真可謂一時豪宅之極。

二，唐長安城三品以上高官的住宅分佈

妹尾達彥在《唐長安城的官人居住地》一文中，統計到唐代長安各級官員共1177名。筆者統計到507名三品以上高級官員[4]。所得高官分佈在79個坊內，以朱雀大街為界，街東42坊共有高官宅第385所，占75.9%；街西37坊共有122所，占24.1%。79坊中街東平均每坊高官密度比街西多6所/坊，街東高官住宅總數是街西的3.2倍。79坊中每坊5所以上的有37坊，共有宅第409處，占所有高官住宅總數的80.7%（圖1）。37坊中街東有29坊，356處，占街東高官宅第的89.4%；街西只有8坊，53處，占街西高官宅第的35.8%。

37個每坊5所以上的裏坊反映高官住宅分佈變動的絕大部分資訊，以下就此37坊進行分析。若不考慮時間因素，則按數量可將這37坊分為三個等級（圖1）：一級區為15—28處/坊，有8坊；二級區為8—14處/坊，有18坊；三級區為5—7處/坊，有11坊。 宣陽坊（H6，28處）與長興坊（G7，23處）、永寧坊（H8，22處）為唐長安城內三品以上高官住宅最集中的三坊，坊內高官住宅在20所以上。平康（H5，15處）、親仁（H7，16處）、安邑（I7，17處）、靖恭（J7，18處）、新昌（J8，16處）五坊緊隨其後，與前三坊連成一片，成塊狀分佈，是為一級區。二級區主要分佈在一級區以北的皇城、大明宮、興慶宮之間及一級區周圍。值的注意的是在一級區以西，只擴展了一個坊，即到朱雀大街為止，但在I列安邑坊以南卻擴展了三個坊。三級區主要分佈在朱雀大街以西、金光門以北B、C二

列諸坊。

王社教對達官貴人和文人學士居宅區的研究指出，“如作東西來劃分，則以朱雀大街以東各坊最為集中，如作南北劃分，則以通化門和開遠門橫街與蘭陵坊北部橫街之間的各坊最為密集”[5]；陳忠凱認為高官顯爵、權貴豪門的住宅區是在朱雀門街以東、延平門－延興門街以北的近北諸坊和鄰近宮城、皇城西面、南面的諸坊[6]。上述兩種分佈表述與本文基本契合，但結合各坊位置及高官宅第數，筆者進一步發現高官宅第分佈具有近似的圈層結構，即有核心區（一級區）、過渡區（二級區）、邊緣區（三級區），並畫出了各區的邊界。 --------------------------------------------------------------------------------

[1]曹爾琴從住宅面積、宅院形制、宅院設施說明了唐長安住宅規模的宏大，詳見曹爾琴：《唐代長安住宅的規模》，《中國古都研究》第十三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2－225頁。另雷巧玲等歸納“第宅規模宏大”是權貴築宅的特點之一，見雷巧玲等：《唐長安築宅趨勢探析》，《文博》2001年第6期，第42頁。 [2]《舊唐書》卷106《楊國忠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245頁。

[3]《舊唐書》卷51《玄宗楊貴妃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179頁。

[4]主要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和閻、李、楊三氏的增補可得官員

住宅463處，參以墓誌材料及新舊唐書、《唐會要》等又增補了44處。

[5]王社教：《隋唐長安城的選址及其內部結構的形成與原因》，《中國古都研究》第十三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3頁。 [6]陳忠凱：《唐長安外郭城區域結構之研究》，《文博》2001年第2期，第71頁。

這種靜態的圈層結構是如何形成的，還需結合歷時性的動態分析。 37坊內409名高官的居官年代絕大數可考，其年代分佈如下：表2： 37坊409名高官居官年代分佈

序號 1 2 3 4 高祖（618－626） 太宗（627－649） 高宗（650－683） 年代 高官人數/比值 年數 14/9 20/23 29/34 1.6 0.87 0.85 1.3 武後中宗睿宗（68438/29 －712） 5 6 玄宗（712－756） 97/45 2.2 1.3 肅宗代宗（756－39/30 779） 7 8 德宗（780－805） 48/25 1.92 2.5 憲宗穆宗敬宗文宗86/35 （806－840） 9 武宗以後（841－34/64 904） 10 11 小計 暫無考者 405/286 4 1.4 0.53 表2顯示在有唐286年中，高官住宅紀錄的年平均量為1.4，按高於或低於平均水準可分為以下八期：高祖，太宗高宗，武後—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憲宗—文宗，武宗及以後。從表3中可知各期高官宅第的分佈及各坊的開發進程，以明某期高官擇宅居住的總體趨向，並繪製圖2以一目了然。 表3：37坊八期住宅數分佈

安坊分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合計 史亂前 宣陽坊(H6) 長興坊(G7) 永寧坊(H8) 1 3 8 7 1 2 3 2 27 安史亂後 19 8 2 8 3 1 7 2 23 10 13 1 3 1 6 9 2 22 11 11 新昌坊(J8) 安邑坊(I7) 靖恭坊(J7) 平康坊(H5) 親仁坊(H7) 永樂坊(G8) 修行坊(I10) 安興坊(I3) 宣平坊(I8) 開化坊(F6) 永崇坊(H9) 3 2 1 11 1 18 3 15 3 1 5 3 1 4 17 9 8 1 2 2 4 4 3 16 3 13 2 2 4 5 1 1 15 13 2 1 3 6 3 1 1 15 10 5 1 4 1 1 3 4 14 6 8 1 3 2 2 1 5 14 6 8 2 3 2 2 1 2 2 14 7 7 2 4 4 1 11 0 11 1 3 1 2 1 3 1 12 5 7 1 3 1 5 2 12 4 8 大寧坊(I2) 崇仁坊(H4) 光德坊(C6) 興寧坊(J2) 道政坊(J5) 勝業坊(I4) 升平坊(I9) 布政坊(C4) 安仁坊(F7) 光福坊(F8) 永興坊(H3) 7 1 1 2 1 12 8 4 4 1 1 3 1 1 11 5 6 1 1 1 1 4 2 10 3 7 1 1 7 1 10 9 1 3 4 1 1 1 10 7 3 1 1 5 1 1 1 10 7 3 1 3 1 3 1 9 1 8 1 2 4 1 8 7 1 1 1 1 3 2 8 3 5 1 1 3 3 8 1 7 1 4 2 1 8 5 3

常樂坊(J6) 永嘉坊(J3) 金城坊(B3) 醴泉坊(B4) 修德坊(C1) 太平坊(D5) 靖安坊(G9) 翊善坊(H1b) 安定坊(B1) 輔興坊(C2) 務本坊(G5) 1 2 2 3 8 3 5 1 2 2 2 7 5 2 1 3 2 6 4 2 1 2 2 1 6 5 1 2 1 1 1 1 6 2 4 1 3 1 1 6 4 2 1 2 3 6 1 5 5 1 6 5 1 1 1 2 1 5 2 3 1 3 1 5 1 4 1 2 1 1 5 1 4 崇義坊(G6) 共37坊 1 141 1 39 31 1 4835 3 198 2 207 4 9 8 7 9 8 6 4 405 各坊的開發進程並不一致，按照各坊發展曲線，以一級區為例，可分為單峰型和雙峰型。單峰型中安史亂前開發為主（參見圖2）的有宣陽（H6）、平康（H5）二坊，它們都以武後－中宗、玄宗兩期最為繁盛（宣陽15處，平康9處），所不同的是宣陽坊在亂後仍續有入住高官，而平康坊則幾乎沒有。親仁坊（H7）亦以亂前為主，玄宗時到達頂峰。以安史亂後為主的只有新昌坊（J8），玄宗期始有高官入住，但仍不受重視，至憲宗－文宗期才達到自身發展的頂點，一躍成為該期長安城內高官宅第之冠（11處）。靖恭坊（J7）以德宗至文宗期為高峰（共8處）。

雙峰型中的長興坊（G7）至玄宗期突然興勃，達到高峰（8處），之後肅代、德宗兩期大為不如，直至憲宗至文宗期重又振起（7處），形成第二波峰，前峰高於後峰。代表另一種趨向的是永寧坊（H8），發展最高峰出現安史亂後（玄宗6處，憲宗－文宗9處），後峰高於前峰。安邑坊（I7）也屬雙峰型（玄宗5處，憲宗－文宗4處），但在亂前已得到較好的發展。

結合各坊所處位置（圖1），可知一級區的形成是漸進的，高官宅第存在擴散效應。安史亂前已形成了一級區的左翼部分，右翼則形成於

亂後，這一變化最集中地表現在安史亂前的核心是宣陽坊（H6，19處），亂後則成了新昌坊（J8，15處）。二級區諸坊安史亂後的發展也反映出這一擴散過程。

春明門與金光門大街以南，J列的道政（J5）、常樂（J6）、靖恭（J7）、新昌（J8）諸坊高官宅第，安史亂後愈南而愈增。I列安邑（I7）以南的宣平（I8）、升平（I9）、修行（I10）三坊都以安史亂後為主，且宣平赫然全是亂後開發。長興（G7）、永寧（H8）以南以西的開化（F6）、安仁（F7）、光福（F8）、永樂（G8）、靖安（G9）、永崇（H9）諸坊亦是以亂後開發為主。尤可注意的是朱雀大街的屏障作用，使得擴張至街而止，而安邑坊以南則向南拓展了有三坊之地。 皇城、大明宮、興慶宮之間諸坊的開發，以安史亂前為主，單峰型的峰值主要出現在太宗高宗期和玄宗期，又以玄宗期為多。大多數坊的峰值很高，常遠超該坊其他各期的宅第數，甚至總和。只有安興坊（I3）較為特殊，峰值不突出，有唐一代得到了比較勻勢的發展。 朱雀大街以西唯布政（C4）、光德（C6）兩坊屬二級區。前者以安史亂前開發為主，峰值出現在玄宗期；後者以安史亂後開發為主，峰值出現在憲宗—文宗期。

三級區裏坊主要分佈在街西，因各坊數量較少，較難勾勒其發展趨勢。這些裏坊在唐代各期不時吸引高官入住，當與職官有關。筆者統計507位高官中，職事官或散官曾為武將者122人，其中街西47人，三級區裏坊24人，占二分之一強。街西以春明門與金光門大街為中心諸坊的高官多為武將，部分因某些武將的辦事處在此。如修德坊

（C1）便有右神策軍營[1]，故該坊內就有金紫光祿大夫右神策軍正將陳士棟宅[2]，毗鄰的安定坊（B1）就有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第五守進[3]、銀青光祿大夫右神策軍正將李萬林宅[4]。又部分因該區多有胡人聚居[5]，胡人血統的將軍更傾向於靠近此區擇宅。如太宗時右武衛大將軍李思摩，本姓阿史那氏，宅於居德坊（A4）[6]；醴泉坊（B4）有特進右衛大將軍俾失十囊和武衛大將軍米繼芬宅[7]；布政坊（C4）有左金吾衛大將軍阿史那從政宅[8]等等。將軍宅於此區，不管是宮廷政變或西北戰事爆發，都便於應急，這或是另一原因。 從八期高官宅第分佈（圖2）則知：高祖期核心區在平康（H5，8處）、宣陽（H6，12處）二坊，同時以南的親仁（H7，4處）、安邑（I7，4處），永寧（H8，5處）、永樂（G8，5處）和以北的崇仁坊（H4，5處）作為過渡區得到了相當的發展。

太宗—高宗期則核心區南移了大約一坊，核心區較高祖期擴大，共有5坊。它以親仁（H7，6處）為中心，向北宣陽（H6，7處）依舊保持優勢，向西有長興（G7，8處）後來居上，向南和向東的永寧（H8，6處）和安邑（I7，6處）都略有增長。核心區的擴大南移使北邊的平康坊（H5，4處）變為過渡區，崇仁坊淪為零增長。南向的過渡區延至永崇（H9，3處），東向延至新昌（J8，3處）。另外本期尤為特別的是春明門前大街以北興寧坊（I2，7處）的異軍突起，西北－東南軸向上永興、勝業、道政的4處增長也甚為引人注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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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2頁。

[2]李健超：《增訂唐兩京城坊考》卷四，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77頁。

[3]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14頁。

[4]周紹良等：《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001年，第930頁。

[5]韓香的研究指出：“長安城西北隅應是一個胡人聚居區”。見《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第65頁。

[6]周紹良等：《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001年，第38－39頁。

[7]李健超：《增訂唐兩京城坊考》卷四，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208頁。

[8]李健超：《增訂唐兩京城坊考》卷四，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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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宗—德宗期表現了去核心化（或空心化）過程，永寧坊（H8）甚至降為零！高官宅第最多的三坊呈東北－西南的軸向分佈，其中靖恭

（I7，6處）、永崇（H9，6處）由過渡區晉升為核心區，宣平坊（I8，7處）戲劇性的由零增至最多。沿著朱雀大街緊貼一級區的開化（F6，3處）、安仁（F7，5處）、光福（F8，4處）迎來了一個發展高潮。 憲宗—文宗期又出現極化趨勢，但分裂為雙核，一是受到空前關注的新昌坊（J8，11處），一是重返核心區的永寧（H8，9處）和長興（G7，7處）二坊。

武宗期及以後則去核心化過程再現，最多高官宅第的是修行坊（I10，5處）和永樂坊（G8，4處）。

綜上分析，高官宅第分佈變遷的軌跡是：單核心（高祖－睿宗）——擴大南移（玄宗）——去核心（肅宗－德宗）——雙核心（憲宗－文宗）——去核心（武宗以後），圈層結構在安史亂前比較明顯，亂後雖有出現雙核心階段，但圈層結構比較破碎。

圖1

圖2：

三，高官住宅分佈變遷的原因初探

唐代高官宅第的分佈擴散有其自身內在原因，一方面固與高官的選址原則有關，另一方面地產變動的客觀限制也不無影響。前者如社會風氣（同居傾向、擇居術）的薰染；後者如宅子他用（舍宅為寺、凶宅、析宅）。這些因素綜合影響下高官宅第在地域上的進退，一方面與歷史演進態勢相呼應，一方面又符合地產變動的內在規律。

1，同居傾向。該種傾向使得高官宅第通過血緣、姻緣關係得以保存

數代，以至後世高官不得而居。在唐代，分家時“應分田宅及財物者，兄弟均分”[1]，可見宅第是很重要的財產。由血緣或姻緣關係聯結起來的家庭對其宅第都很重視，戟門之家更是如此。他們同居一處，宅第往往也更具規模。如光福坊（F8）有王播王起兄弟“同居”，其宅第“斯為宏敞”[2]。隨著家族繁衍，更有累代同居者。如唐初太子少保李綱宅於永嘉坊（J3），其“子孫茂盛，四代緦麻服同居”，並受到時人的稱許：“朝廷美之”[3]、“世稱李氏不衰”[4]。再如曾任太子太師的魏征宅於永興坊（H3），時隔二百餘年後，其後裔魏謩也是“相宣宗”的高官，但仍“居舊第焉”[5]。官吏之外，平民亦崇尚同居。終唐一朝，地方上累世同居的門得到朝庭“旌表門閭”的記載不絕如縷[6]。

皇帝對高官的的賜宅[7]，朝庭規定“祖父舍宅蔭子孫，雖蔭盡，仍聽依舊居住”[8]，在制度上保證了高官對宅第的所有權。變賣祖上宅第會受到時人批評、甚至法律的制裁。如《新唐書·柳渾傳》中就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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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律疏議》卷12，中華書局，1983年。

[2]《舊唐書》卷164《王播傳附起子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281頁。

[3]（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第83頁。

[4]《新唐書》卷99《李綱傳附安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910頁。

[5]（宋）宋敏求《長安志》卷八“永興坊”下“魏征宅”注文所引封演《見聞錄》。

[6]見於兩唐書《孝友傳》，另《冊府元龜·旌表》中亦多有記載。 [7]如永興坊（H3）戴休顏宅，永崇坊（H9）李晟宅，靖恭坊（J7）符璘宅，布政坊（C4）竇希球宅等等。

[8]（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61《帝王部·立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680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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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強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由祖以來世孝謹，表闕於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徼一時幸，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1]

柳渾的諫阻，德宗的“嘉納”表明了上層階級是支持聚居行為的，田季羔一家數代的“孝謹”無疑是“風教”的典型範本，這座“隋時舊第”的象徵意義十分明顯。如果門庭榮耀仍能維繫，必不會變賣宅第。對於同出一門的高官後代來說，另擇新址的機會較少，多會承襲祖蔭，仍住原處。而對於後出高官而言，即使覬覦某高官的風水寶地，也常不得而居，況且不少高官後人仍持有“先人舊業，安可奉權臣”[2]

的不屈態度。

2，擇居術。隋唐擇居術綜合了漢魏六朝的全部術法，陽宅術自漢以後再度盛行[3]，宅第吉凶素為唐人所重。新昌坊（J8）有康氏能“自辨圖阜”，以為“其地當出宰相”，後來此宅為牛僧孺所得，僧孺果為相[4]。憲宗－文宗期此坊一躍而為高官最密集處，就是該傳說的絕好注解。再如平康坊（H5）有李靖宅，李靖歿後“久無居人”，以道術聞名的泓師認為後居此者“貴不可言”，後李吉甫居此，玄宗時果為相[5]。又如裴度宅於永樂坊（G8），有人認為他“宅據岡原”[6]是有犯罪嫌疑的。這種宅第吉凶觀普遍繼承的是隋代宇文愷營建長安時所說的“九五貴位”，較為推廣，即高官有選擇郭城東部地勢較高裏坊居住的傾向[7]。這樣的擇居觀念必導致一種聚集效應，從不同時期的最多高官住宅裏坊的興替，很可感受到這一點，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高官擇居是一種流行文化。

擇居中也有些科學的觀念，憲宗朝姚合曾有詩雲“舊客常樂坊，井泉濁而鹹。新屋新昌裏，井泉清而甘。”[8]此現象與地形有關，常樂坊地勢較低，地下水位較高，故井泉濁而鹹。這很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在道政、靖恭之間的常樂坊（J6）有唐一代高官住宅稍少這一事實。可見，從飲用水角度考慮，地勢較高的裏坊頗具優勢。

3，宅子他用。土地用途變化而導致的高官宅第的擴散，即指前期高

官宅第因變換功能或析宅而使後期高官無法入住。變換功能包括諸如宅第變成寺觀、變為園林之類。餘蔚等的研究表明唐代長安外郭城的用地，愈來愈多的為宗教界所有。其所列的私宅轉為寺觀的情況中，以高官住宅為多，高官宅第一旦舍為寺廟，“則很少再回復為私人宅第”[9]。如在緊貼皇城又靠近東市的崇仁坊（H4），太尉長孫無忌宅第在龍朔三年（663）變為資聖寺。再如興慶宮以南緊鄰春明門的道政坊（J5）曾任宰相的王縉在大曆四年（769）舍宅為寶興寺。宅第亦有變為園林的，安邑坊（I7）的奉誠園，本是司徒兼侍中馬燧的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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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唐書》卷142《柳渾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672頁。

[2]《舊唐書》卷176《楊嗣複傳附子損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561頁。

[3]蔡達峰：《歷史上的風水術》，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07－115頁。

[4]（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中華書局1985年，第77頁。

[5]（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中華書局1985年，第56頁。

[6]（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二，中華書局1985年，第44

頁。

[7]馬正林論此較詳，參見氏著：《唐長安城總體佈局的地理特徵》，《歷史地理》第三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77頁。 [8]姚合：《新昌裏》，《全唐詩》卷502。

[9]餘蔚、祝碧衡：《唐代長安城內土地利用形式的轉換》，《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年第4輯，第38－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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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宅”亦是影響後期高官入住的因素。白居易指出：“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對空。”此描述了一種大宅相對閒置的情形。白氏進一步指出，因這些大宅屢屢“不利主人翁”，而使“人疑不敢買”，最後導致“日毀土木工”[1]，成為凶宅。張籍也稱“長安裏中荒大宅”[2]，這些凶宅、荒宅一定時段內必然會影響到宅子的再利用，使後期高官無法利用，流入平民手裏的可能性較大，如《太平廣記》卷344中就記載靠占卜為生的寇鄘只花了40貫錢就買了一座占地“約三畝”的凶宅。

析宅指高官宅第因衰敗而析為幾戶人家所有。析宅的產生，使高官宅第不再完整，相應的減少了後期高官入住的可能。唐代高官宅第往往有數院，如玄宗時裴寬“弟兄多宦達，子侄亦有名稱”，在東都洛陽“立第同居”，其宅第便有“八院相對”[3]。宅第一旦被質賣給幾家人時，一般而言要再恢復原來的宅第規模是很難的，除非有魏征子孫那般運氣。魏征宅第在憲宗朝已被質賣他姓，“析為九家矣”，憲宗為

嘉賞魏征的“諫諍匪躬”，出內庫錢二百萬贖回還賜魏氏子孫，最後憲宗還要求：“禁其質賣”[4]。

官員住宅既有一定形制要求，後期高官選擇前期高官的現成宅第確實是個便捷的方法，可以省去營建新宅的麻煩，不會有“造未成時頭已白”[5]的擔心。但是前期高官集中的裏坊都位於交通要道或靠近皇城之地，其地價肯定居高，坊內的高官宅第定會更多次的被析出、被轉手，像憲宗能運用其天子權勢、用鉅資從幾家人手中贖回一套完整的宅第畢竟只屬偶發事件。因此一些未充分開發的裏坊便顯得更有吸引力。 四，結論

本文以三品以上高官入手，復原了唐長安城高官宅第的時空分佈：靜態的看，高官住宅呈現近似的圈層結構；動態的看，經歷了單核心——擴大南移——去核心——雙核心——去核心的發展軌跡。對唐代高官而言，一面有同居的美德吸引他們繼承，一面有陽宅術的盛行限制他們的視野（此兩點使高官宅第趨於集中），這般交織中宅子他用的無奈只能讓他們，或降低自己的住房標準，或尋找新興的居住地（此點使宅第趨於分散）。可見官員的擇居行為，反映了不僅是個人選擇，還有更多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要求。

對於靜態圈層結構中，毗鄰一級區的務本（G5）、崇義（G6）二坊為何只有5處高官宅第？毗鄰新昌的升道坊（J9）為何少於5處？道政、靖恭之間的長樂坊（J6）、宣平、修行之間的升平坊（I9）為何宅第較少？在動態分析中，如何解釋安史亂後出現的兩次去核心過程？如

何理解長興、永寧、宣平、新昌突然興起之前的沉寂？這些都是筆者亟待解決的，懇望方家指教。

[1]（唐）白居易：《凶宅》，《白氏長慶集》卷一，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16頁。

[2]（唐）張籍《傷歌行》，《全唐詩》卷382。

[3]《舊唐書》卷100《裴漼傳附從祖弟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30頁。

[4]《唐會要》卷45《功臣》。

[5]（唐）白居易：《杏為梁》，《白氏長慶集》卷四，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108頁。

此文初稿系2004年選修張曉虹老師《歷史城市地理》所作之課程論文，其時主要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和閻、李、楊三氏的增補得高官住宅463處。其後又參以墓誌材料及新舊唐書、《唐會要》等增補了44處，共得507處高官住宅。因尚不滿意，此稿未發表。 歷史地理研究有三個基本步驟，其一說明分佈，其二歸納格局，其三闡發成因。作為史地專業的研究生，固有空間思考之維度，然歷史積澱則遠不殆，故常感成因解析之蒼白。此課題張曉虹師曾建議，若同時考慮洛陽高官住宅之變遷，作兩兩比較則更佳。因唐中期就有皇室就食東都的史實，高官往往於兩都皆有住宅，現在只能以待將來了。 今將拙文公佈於網路，願與有識之士共同探討。

2009-11-10思彥補記於絕對邊疆（亦是絕配之地：中國上海金山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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