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的往事

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的往事

沪杭线、鸳湖宾馆与红船 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的往事 本报记者 黄春宇

沪杭铁路、鸳湖宾馆、南湖红船，这三个关键词基本串起了这趟载入史册的嘉兴行。一大代表们行色匆匆，走下月台，迎接他们的嘉兴城虽不如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这般喧嚣繁华，却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践着城市建设和社会变革。 当一段历史成为一种共识，我们却对某些细节知之甚少。过去在回顾中共创建之路时，结尾处往往是这样一句：“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在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于是乎，很多人都记住了南湖红船及其精神内涵，但可能忽略了为什么选择嘉兴，而不是杭州或者其他地方？在南湖会议召开的上世纪20年代，这座浙北小城呈现出来的是一幅怎样的社会图景？

7时后，从上海北站乘车出发

时局不易。从上海前往嘉兴的缘由和经历，包括陈潭秋、李达在内的一些亲历者留下了或详或略的文字。行程仓促，

加之时间太久出现了记忆偏差，各自讲述之间，以及与考证后的史实之间，难免有一定的出入。

陈潭秋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写道： 我们原定会议期间是7天，被侦探发现后，决定缩短为5天，但是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到了上火车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变计，到离上海约三百里之嘉兴城下车。嘉兴有一个南湖，也时常有人雇船游览。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大船，并预备酒食，在船上开会。

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写道：

为了开会的安全起见，我们在嘉兴布置了一个会场，这会场是在南湖中游湖的大画舫上……当天上午7时，大家从上海北站乘车出发，10时许在大游艇上聚齐，马林和尼可洛夫因为是外国人，容易引人注目，未去参加。 包惠僧在《党的“一大”前后》中写道：

大家得到了这些情况，商量了一下，当夜决定：第二天到浙江嘉兴南湖，以一整天时间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们都到了火车站，只有陈公博没去，马林、尼可洛夫当然也不方便去。大约9时左右，我们都到了南湖，此处风景甚好，游人不多。南湖中心有一个小岛，岛上庙宇巍峨，佛堂清净，和上海比较，感到别有天地。我们雇了一只相当大的

画舫，买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就宣布开会。

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写道： 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他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他的太太王会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帮着她的丈夫工作。我们大家便商讨开会的地址问题。王会悟非常热心的（地）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她家住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旅程。她并说明：南湖风景幽（优）美，她可以立即去雇好一只大画艇，准备我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并由她布置大家寄宿的处所，即使在那里开几天会也是不成问题。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万无一失的。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清晨，我们分别搭上沪杭线的早班车，9点多钟就到达了嘉兴的南湖。王会悟所预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 王会悟在《“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中写道： 会议在上海开了两天，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决定后，李达同志叫我当晚去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车的班次。第二天早上共（有）代表10余人分两批去嘉兴。到嘉兴时已8点多钟，先到城市（内）张家弄鸳湖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洗脸吃早饭，叫旅馆帐房给雇船。当时准备雇只大的，但他们（说）要雇大的需提前一天预订，现在大的已没有了，只有中号船了。便

雇了一只中号船，船费4元5角，中午饭一桌酒菜3元，连小费共花8支洋……9点多钟离开旅馆去南湖。到南湖，部分代表如毛主席、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也没有坐下吃茶，主要目的是为了观察下船停靠哪里比较合适。代表们到船上开会时已快11点钟了，约开了一个钟头，即在船上吃午饭，酒菜是由船上备的。吃饭时在八仙桌上又放了一个圆的台面，十几个人吃饭也不拥挤……

沪杭铁路、鸳湖宾馆、南湖红船，这三个关键词基本串起了这趟载入史册的嘉兴行。

根据《申报》刊载的沪杭甬路沪杭线行车时刻（1921年7月30日、8月1日、8月3日），从上海北站发出的第一班快车为7点35分，抵达嘉兴站的时间是10点25分。就出发时间而言，这个班次与回忆文章中李达的“7时出发”、包惠僧的“黎明”与张国焘的“清晨”都较为吻合。一大代表们行色匆匆，走下月台，迎接他们的嘉兴城虽不如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这般喧嚣繁华，却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践着城市建设和社会变革。

“嘉兴县城处于全县之中央，沪杭铁路经其东，苏杭运河经其西及北。轮轨交通，至称便利。与邻县及乡镇间均有水道联络，故商货辐辏，为有名之巨埠……东门自设车站，改铺道路，旅馆茶楼始相继兴起……鱼行街处车站与塘湾之间，

清季始于此设戏馆，市面遂呈勃兴之象。”刊印于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的《嘉兴新志》是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珍贵史料，“北门大街塘湾街中街三处为最繁盛，北门大街有商店二百八十家，洋广货、绸布庄、印刷店、书局、照相店、药房、银楼、钟表店、木器店，及其他零售商店均散处其间，塘湾街有商店一百五十家，以钱庄旅馆，及商

货、北货、腌腊、水果行、颜料行、米行等批发行为最多，中街有商店一百十二家，以蔴皮行、鱼行、糖果茶食、腌腊等店为多，商况稍类塘湾街，而零售商种数较多，此外繁盛之市街，如南门外之东米棚下，东门外，北城湾均有商店四十家以上，东米棚下为米行聚居之处共有六家之多。”

一大代表们首先落脚鸳湖旅馆

依据王会悟的讲述，一大代表们下了火车后，第一站是位于张家弄的鸳湖旅馆。张家弄是嘉兴城内一条石板老街，长三百三十米、宽仅两三米。嘉兴学者钱云曾在上世纪60年代走访了当时住在张家弄的街坊（尤其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后以此为素材成文《昔日张家弄》。听了他的生动讲述，那条沉寂于历史深处的弄堂充满了生活气息——“当时张家弄给人的感受是狭窄、阴暗、潮湿、杂乱。你若站在弄里最狭窄的地方，伸出左右手几乎可以同时触摸到两边的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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