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对个人用户的负面影响--《中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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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对个人用户的负面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

当代社会,移动智能设备(例如手机、平板电脑)的多功能性已经使其作为掌上电脑融入我们每日的生活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人们越来越依赖智能设备的各种Apps应用软件功能,例如即时消息,在线游戏,在线购物和社交网络等等。这些移动设备中的Apps应用软件使得手机不仅仅作为语言或文字的人际沟通手段,更使它作为人们便利生活的一种工具。尽管大多数用户把移动设备的使用当作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然而,对于某些用户,他们一整天紧盯自己的手机或者平板

电脑的菜单屏幕、新闻、邮件和以及各种Apps应用软件而无法自拔。这种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而不自觉的过量查看移动设备的行为严重

影响他们的整个生活并可能导致各种不良后果,特别是技术压抑症(来自心理学：Technostress)。

因为移动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所以人们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得随

时随地地使用网络。特别地,社交网络服务商(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利用移动网络平台的便利性搭建他们自己的社交网络Apps 应用软件,从而更好地服务广大用户的需要。这些移动社交网络Apps 应用软件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各种流行的社交网络,例如脸书网(Facebook),新浪微博,微信等等。举例来说,作为最大的社交网络之一的Facebook,其用户中超过一半人数已经开始通过移动设备登录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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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该社交网络的Apps应用软件的各项功能。由于移动社交网络Apps 应用软件的出现,所以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各种场合下(例如：吃饭、工作甚至旅游途中)通过移动设备查看社交好友的各种信息并与他们分享各种内容、照片、随笔等等。

现如今,智能移动设备上的社交网络Apps应用软件的使用已经占据了许多用户的日常生活。通过手机或者其他移动设备例如平板电脑,人们可以获得各种信息,特别是及时获取关于社交的各种信息。根据一份2013年的手机消费者调查报告(Adobe2013),调查研究表示71%调查者通过手机设备登陆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许多用户利用这些移动设备无时不刻地查看他们的社交网络账户,例如在起床时、在吃饭时、在行走时甚至在看电视的时候。尽管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和欢乐,过度使用也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影响。最近来自Boost Mobile的一份研究调查表明社交网络的使用已经产生了新的威胁：社交媒体上瘾(Social Media Addict)。社交网络的问题使用者(Problematic SNS Use)将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工作以及个人产生一系列困扰。综上所述,移动社交网络的广泛传播和使用情况已经与用户的生活密不可分,特别是过度使用的情况已经引起了广大用户的注意并带来了潜在的研究价值

尽管近年来,逐渐有研究探索关于移动社交网络的问题使用情况,特别是出自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尽管如此,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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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此类研究仍处在初步探索阶段,例如,大多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用户的人口特征和人格特质,以及问题性使用的维度和量表分析；一些研究人员针对问题性使用的诊断结论、症状管理和治疗策略分析进行探讨。在一系列已有的研究中,仍存在不少混淆的认识以及不清晰的概念。而且,理论指导的关于问题性使用的研究是比较少见的,特别是针对移动社交网络的过量使用后的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针对移动社交网络的问题使用的研究可以给信息领域的研究人员带了许多机遇和挑战。因此,本论文将深入阐述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的负面影响,并尝试理清问题性使用的形成过程。

问题性的技术使用(Problematic IT Use)或者技术上瘾(Technology Addiction)尽管已经有不少研究涉猎,其形成的机制可能是相当复杂的。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复杂的构念存在,而是一种逐渐发展而来的形成过程。因此,为了进一步更完整的掌握Problematic IT Use的动态发展过程,本次论文利用Davis(2002)认知-行为理论

(Cognitive-Behavioral Theory)的理论支持来阐述问题性使用的(Problematic IT Use)的形成发展过程,并且通过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以及人类-环境模型(People-Environment Model:P-E model)进一步研究技术过量使用(Excessive Use)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和这些影响的相互关系。总的来说,根据以上的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础,本文提出以下的研究问题来了解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对个人用户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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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的负面影响?

2.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的负面影响是如何作用并产生技术压抑症?

3.导致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的负面影响的认知行为模型是如何发展的?

4.性别以及人类的性格特征(包括self-esteem,

extraversion,neuroticism)是如何影响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的负面影响的发展过程的?

为了更好的了解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的负面影响的形成过程,在Davis (2002)认知-行为理论(Cognitive-Behavioral Theory)、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以及人类-环境模型

(People-Environment Model:P-E model)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其发展过程的理论模型和相关假设。特别地,本文的研究重点放在了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的的负面影响上,并通过对对问题性使用的过程研究来阐述他们的相互关系以及与技术压抑症的联系。分别来说,本次论文通过社交、工作以及个人健康三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了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的危害和其造成的不良影响,从而及时填补了过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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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空白。进一步来说,本文关注中国背景下的最流行的一些移动社交网络Apps,其中包括微信、微博、人人网等等。为了获取更高的概括性和理论意义,本次研究没有区分不同的社交媒体品牌,而是笼统的把所有人们常用的一些Apps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本次研究通过在线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了490份有效的移动社交网络Apps用户。为了获得较高的反馈率和较好的调查质量,本次研究雇用一家专业的商业调查公司进行数据收集工作。此后,通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软件AMOS20.0,本次研究针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相关统计分析,其中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measurement model and structural model)。AMOS作为基于协方差的结果方程模型(Covariance-based SEM),不同于基于组件(Component-based SEM)的分析方法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它利用最大似然法可以更好地分析较大的样本数量和验证理论模型。为了验证构念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本次研究通过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和平均提取方差(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 VE)以及交叉因子载荷(Cross Loadings)对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区分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分别进行分析和验证。总的来说,各项构念的效度是满足条件的。换句话说,可以认为本次研究的构念是有效的。

研究数据分析表明,此理论模型有较好的模型拟合度(model fit)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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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因变量解释力度(R-square),并且几乎所有的假设都得到了统计上的支持。这些假设包括有：1)过量使用(Excessive Use)移动社交网络Apps的程度将会会导致认知偏见(Cognitive Preoccupation);2)过量使用(Excessive Use)和认知偏见(Cognitive Preoccupation)的程度将会导致一系列的冲突包括家庭朋友间的关系冲突、工作或者学习冲突和个人身体健康的冲突(Technology-social Conflict、Technology-work Conflict and Technology-personal Conflict);3)这些冲突程度将进一步导致技术压抑症的产生；4)性别和人类性格特征(包括self-esteem, extraversion, neuroticism)将会调节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的负面影响的形成发展过程。特别地,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的程度并不会显著作用于其对个人身体健康的冲突,但是在性格特征的调节作用的影响下会产生显著的作用。同样地,虽然移动社交网络App造成的家庭朋友间的关系冲突并没有显著影响技术压抑症的产生,但是在性别的调节作用下可以明显的发现对于男性,该项冲突会显著作用于技术压抑症的产生。更进一步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和人类性格特征的调节作用非常显著,也得到了更高的模型拟合度和解释力度。各项结果可详见第六章。

总的来说,本次研究结果表明了问题性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的发展形成过程并详细阐述了其负面影响和危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与技术压抑症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尽管过量使用作为问题性使用的前提条件,更重要的产生条件是认知偏见的影响。举例来说,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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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性是使用或者是上瘾患者往往表现出非常高的使用频率,但是上瘾并不能等同于过量使用行为,特别是从事IT事业或者相关行业的工作人员往往有过量使用的行为表现但是并不是上瘾患者。因此认知偏见的重要性就在于更好的区分出潜在的问题性使用用户。同样地,一系列冲突和负面影响则更好的诠释了问题性使用的表现方式。因此,本文在认知-行为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社会认知理论和人类-环境模型来研究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的负面影响的形成机制。特别地,过量使用作为一个重要的构念在问题性使用的形成过程中作用于认知偏见和一系列冲突。换句话说,用户的高频率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会使用户越来越依赖这些Apps,特别是严重者会无时无刻地想去使用这些Apps特别是容易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与各种人际关系,工作产生冲突。特别是,本次研究中的过量使用是针对用户自身认知来说并不是实际使用频率,因此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并没有发现与个人身体健康有显著的冲突作用。可以说,当用户过量使用的认知会使其认知发生协调和修整,也就是说个人会倾向于改变过量的这种不正确的行为因此对自己的行为模式进行反思和改变从而减低和预防身体不适的发生可能性。同时,如果认知偏见的同时存在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用户自身对于过量这种不正确的行为并没有进行及时的调整因而导致实际频率的增加和不适当的行为的产生(例如在不适宜的环境中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则会有可能导致各种身体的不适,如眼干眼涩、失眠、背部不适等等。再者,认知偏见同样对其他类型的冲突有重要的预测作用。认知偏见的用户往往表现在不同场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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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时宜的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因此认知偏见与社交、工作、身体健康的冲突密切相关。本研究对于各种冲突的分析还表明了社交和工作的冲突会强烈影响身体健康。而且这三类冲突最终会导致技术压抑症的产生。尽管社交冲突并没有发现与技术压抑症有显著的关系,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利用社交网络来获取快乐和加强与朋友和家人的联系,因此有可能社交网络的便利性和愉悦性使得即使与家人和朋友产生时间的冲突(例如：在与家人朋友游玩的时候频繁地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忽略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对话交流)并不会使得用户产生技术压抑症。有意思的是,对性别和性格特征的调节变量的分析和研究表明了上述过量使用的负面影响的形成过程有不同的作用。

分组对比分析性别和性格特征(自尊、外向性和神经质)表明这些变量对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的负面影响形成过程具有调节作用。举例来说,在男性用户中的结果表明与家人和朋友产生时间的冲突会产生技术压抑症。可能的解释是男性用户的冲突往往来自于妻子或者女朋友。因为过于沉迷社交网络而忽略妻子或者女友的感受或者减少与她们的相处时间往往会引起另一半的不满甚至是争吵,特别是当另一半怀疑其不忠或者有外遇的情况下将会带来如暴风雨般的争吵和一系列的限制或者查看行为,而这些往往会是男性用户们异常头痛和烦恼。所以技术压抑症的产生也是情有可原的。在对比弱自尊心和强自尊的用户组群中,研究表明弱自尊心的用户往往喜欢通过社交媒体来逃避责任因而会产生相对高的工作冲突。而且弱自尊心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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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社交冲突而产生技术压抑症的可能性也高于强自尊心的用户。同样地,在对比内向和外向的用户组群中,研究表明对于内向的用户认知偏见的对个人身体健康的冲突的作用以及个人身体健康的冲突对技术压抑症的作用更强烈。内向的人往往不喜欢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某种程度上虚拟环境中他们可以更好的与其他人交流,因此他们也更容易沉溺在其中而深受其害,特别当其认知偏见存在的时候。最后,在对比神经质强弱的组群中,研究表明对于强神经质的用户认知偏见产生的冲突程度要高于弱神经质的用户。而相反地,强神经质用户对于这些冲突对个人身体健康的危害以及个人身体健康的冲突造成技术压抑症的可能性却低于弱神经质用户。其实,身体健康的危害往往与实际使用频率和不适当使用的频率相关,因此强神经质的用户有时候往往放大一些其他的冲突因为减弱了相互冲突间的关系作用。而对于技术压抑症,弱神经质的用户往往来自于身体不适相反地强神经质用户则更多地关注一些与家人朋友的时间冲突以及工作上的冲突。

上述所描述的研究问题和讨论的结果能帮助未来的学者更好的理解问题性技术使用的形成过程特别是针对过量使用某种技术的负面影响的发展。特别地,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几点理论和实践意义。

分别来说,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问题性使用行为过程的研究以及其主要负面影响我们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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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少。此外,在资讯系统领域也缺乏对于技术的问题性使用的理论理解。因此,本研究项目旨在提出一个解释移动社交网络Apps问题性使用的发展研究模型从而丰富现有关于技术问题性使用的文献。具体来说,我们提出一种解释如何从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而引起一系列负面影响的发展过程的研究模型。从理论上来说,该研究项目对技术的问题性使用进行的探讨将会充实典型系统使用的知识从而丰富现有的文献。特别地,关于过量使用的负面影响的关键潜在机制的研究也会丰富了现有的关于技术问题性使用的文献并对未来的该领域的研究从负面影响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指导思想。

其二,本研究利用社会认知理论很好地扩展了现有关于技术问题性使用或者技术上瘾的负面影响的文献知识。该理论很好的解释了人们认知、行为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地,这种动态三角关系在本次研究中很好的展现。尽管本次研究仅仅是一次切面分析并没有完全展示其动态形成过程,该研究分别分析了行为-认知、行为-环境、认知-环境以及环境-认知的相互作用关系。

其三,本次研究进一步的分解冲突情况为三个类型,分别从社交、工作以及自身身体健康角度来进行阐述,很好的弥补了现有文献仅仅把冲突当作一个概括的整体概念的不足。这样的分类可以更完整的展现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的不同方面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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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人们-环境模型在本次研究的使用完整地阐述了各种冲突与技术压抑症之间的关系,填补了目前文献中的空白。同时很好的把问题性技术使用和技术压抑症两个重要的负面的技术使用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指导。

同样地,这项研究会在实践方面带来重要贡献。首先,该项实证研究及时地提高我们关于移动社交网络Apps看似普遍的异常使用行为的理解。其次,该项研究为社交网络开发商敲响了警钟,尽管现在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告知义务,但是用户上瘾问题的案例比比皆是。虽然现在并没有如烟、酒一类物品明确需要表明其危害性,社交网络管理者应该考虑目前上瘾行为造成的道德责任去通知并且提醒潜在上瘾患者。当然,换个角度说,社交网络管理者也应该注意上瘾行为等负面影响对于自身品牌造成的不良影响和损失。再次,该研究结果将有助于企业管理者,因为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对工作的潜在危害使得企业管理者应该重视员工的这些使用行为。管理者可以制定规章制度例如禁止在工作时间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来杜绝该软件的使用降低与工作的冲突从而减少对工作的危害。罚款以及相应的减薪惩罚措施可以实施以保证该项制度的有效贯彻性。最后,该项研究为用户本身审视自己的不良行为提供了一些指导和评判标准。通过对三个方面的冲突分类,用户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己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的危害和冲突,并且可以很好判断自己问题性使用的环境特征。通过对这些冲突情况的判断,用户可以很好的及时做出调整降低上瘾的风险,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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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或者学习时间关闭移动网络。特别如果情节严重的用户,可以采取外部介入的方式进行自我管理,如家长可以在学习时间暂时没收移动设备等等。另外,该项研究为临床医生、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发展反对移动社交网络Apps问题性使用提供了的可能对策。

总的来说,本项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过量使用移动社交网络Apps的负面影响的形成过程,并且进一步推动问题性技术使用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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