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 正式版 - 图文

当代文学

一．27年两种文学思想

1、 毛泽东文艺思想；文学的阶级性――文艺中的阶级斗争――工农兵典型 ――三突

出

2.人道主义文艺思潮的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 二、27年文学

1、 写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

柳青《创业史》、????????????????????????? 梁斌《红旗谱》 杨沫《青春之歌》、 姚雪垠《李自成》

2、 历史边缘处的人性与人情书写：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12 路翎《洼地上的战斗》???????????????????????14 宗璞《红豆》、???????????????????????????16 茹志鹃《百合花》??????????????????????????18 3.历史剧与样板戏： 《茶馆》、?????????????????????????????20 《海瑞罢官》???????????????????????????25 《沙家浜》????????????????????????????25 4.两种政治抒情诗：

胡风《时间开始了》；???????????????????????28 郭小川《望星空》； 流沙河《草木篇》

三、港台文学

1. 现代派小说：

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30 刘以鬯《岛与半岛》????????????????????????33 2. 现代派乡愁诗：

纪弦《你的名字》等????????????????????????34 余光中《白玉苦瓜》等

武侠与言情：金庸与琼瑶(自选)???????????????????35 四、80年代文学

1. 伤痕文学：刘心武《班主任》????????????????????38 2. 反思文学：王蒙《风筝飘带》、谌容《人到中年》、张贤亮《绿化树》…… 3. 改革文学：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4. 、文化寻根文学：韩少功《爸爸爸》、阿城《棋王》 5. 先锋小说：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余华《现实一种》

1 6. 朦胧诗：舒婷、北岛(自选) 7. 探索的现代派戏剧：高行健《车站》 五．90年代文学

1. 新写实小说：刘震云《一地鸡毛》、余华《许三观卖血记》 2. 新历史小说：陈忠实<白鹿原>、王安忆<长恨歌> 3. 女性文学：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徐坤<厨房>

4. 深化的现实主义小说：贾平凹《废都》、阎连科《穿堂风》 六、新世纪10年文学概况

2 柳青《创业史》

这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式巨著，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创业史》通过我国西北地区一个小村落蛤蟆滩的生活演变，广阔地概括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社会矛盾冲突，着重表现了在这场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 小说一开始在“题叙”中叙述了梁三老汉一家三代创家立业的悲惨历史。这部历史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典型概括。“题叙”意在表明，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民要真正致富，即使拚尽毕生的精力也是难以实现的，只有走党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农民才会有自己的光明前途。然而“创业难”，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小说的正文围绕着粱生宝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直至灯塔社的建立，完整地概括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遇到的复杂斗争。作者把这场斗争的主要对立面体现为三股力量：一是富裕中农郭世富，这个农村坚持个体经济的代表人物，凭借个人优厚的经济力量，用自己的“榜样”去吸引个体农民，公开跟农业集体化对抗；二是反动富农姚士杰，这个狠毒的阶级敌人站在郭世富的背后，施展阴谋诡计破坏互助组；三是党内的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郭振山，他是土改后的新中农，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暗中抵制合作化运动。这三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作者表现他们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向上，却无意中结成了同盟。正是在这场斗争中，梁生宝互助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团结、教育农民群众，取得了节节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这样确立小说的矛盾支架，显然是遵循着当时所普遍确认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农村基本矛盾的认识，即：与资本主义道路自发势力的斗争、与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的斗争。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矛盾的本质化认识，化成了艺术构思。但可贵的是，小说在艺术描写上，没有把这些斗争简单化、表面化。首先，它大胆地揭示了这些矛盾斗争的错综复杂性。在作家笔下，即使贫农阶层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坚定地同梁生宝站在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高增福、冯有万；也有梁三老汉、王二直杠等不同程度地落后于时代革命潮流的人。梁三老汉长时间对互助组持怀疑的态度，王二直杠至死也没有接受社会主义，他们头脑中的私有制观念，也构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种阻力。其次，它深入地揭示了农村各个阶级、阶层、家庭、邻里以及党组织内部各种思想性格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思想性格冲突，有的表现在行动上，有的表现在思想上，也有的只是表现在心理变化上。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跟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斗争联系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

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铺展这幅历史画卷时，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有着独到的见解。农业合作化运动跟土改运动不同，土地改革可以用政治强制手段，剥夺地主的生产资料，因为他们是阶级敌人；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斗争，主要和大量反映在人民内部。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和引导农民摆脱私有制观念的束缚，只能靠教育的方法。因此，小说没有去写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没有制造轰轰烈烈的斗争大场面，而是通过梁生宝互助组“买稻种”、“新法育秧”、“进山割竹”等一系列“生活故事”，形象而深刻地说明了在农村社会生产方式面临着历史性变动时，我们只有积极地发展生产，创造一种能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优越的生产方式才能吸引农民自觉自愿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创业史》通过真实展示生活的具有魅力的艺术手段所揭示的这个深刻的思想，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使它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更能经住历史的检验。

人物形象。

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梁生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他小时讨过饭，长大熬过长工，解放前在荒山野岭当过“地下农民”，跟继父一道饱尝了创家立业的辛酸，并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勤劳、朴实、坚韧不拔的劳动者的优秀品质。这个年轻的预备党员，在党的教育下，一旦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就决心走一条与父辈不同的创社会主义大业的道路。正当“老资格”的党员郭振山在革命的征途上退了坡的时

3 候，他勇敢地担负起带领庄稼人走互助合作道路的重担，成为一个积极、聪明、公道、能干的领袖人物。然而小说并没有把他写成“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角色”。他谦逊、纯朴、老实、厚道、善于思考，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更不指手划脚、夸夸其谈，表面上甚至还有些面嫩口拙，爱情生活上更是缺少勇气和机智。但是，听党的话，热爱社会主义，富有牺牲精神，是他的最可宝贵的思想品质。小说抓住他的性格中这一最主要特点。着重描绘了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坚实有力的行动。互助组初期，当庄稼人都把羡慕的目光投向富裕中农郭世富时，他跑到郭县买回稻种，在互助组内搞稻麦两熟。这件事比郭世富楼房架梁仪式更能牵动庄稼人的心，人们一下子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粮食增产措施上来了。此一举使郭世富深为不安，他想：“没想到让他小子跑到咱前头去了！”“活跃借贷”时，富裕中农不愿再把粮食借给困难户度春荒，连有能力的郭振山都束手无策了，他却组织人们进山割竹，解决了困难户的粮食和互助组的肥料问题。显然这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然而正是这些看起来似乎很“平凡”的行动，在蛤蟆滩庄稼人的心底掀起重重波澜，使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小说还通过“买稻种的路上”、“和增福夜谈”等章节“对梁生宝的内心世界作了深入细致的揭示，展现了他的崇高的心灵美。他决心把自已的一切部献给党的事业，“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活得带劲儿，才活得有味”。他认为“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作者创造这个农村新人形象，自然有其坚实的现实根基。尽管作者为了体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美学理想，有意对人物作了净化的处理，略去了这个年轻农民身上不可避免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形象的可信性。但是，这个形象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勇于进取、坚忍不拔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严于律己和注重求实的作风，确实曾经有力地吸引了许多读者。尤其是作者对陕西农民所特有的精神气质、行动方式、感情状态以至语言习惯的精细把握，更有助于他使这一形象保持着感人的魅力。

梁三老汉是《创业史》中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

在旧社会，这个老贫农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创立家业的辛酸史，因而衷心拥护土改。作为一个小生产者，他最大的梦想是利用新社会分给他的土地，用狠命的劳动真正地创立起个人的家业来，也做个郭世富式的“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所以，当社会生产方式要发生重大变革时，他一时是难以相信也难以接受的。这是他作为背负着几千年私有制观念因袭重担的农民的保守性所决定的，另一面，他又是个勤劳、善良、朴实的劳动者，“被剥削过的痛苦的记忆”，“受压迫的心灵”，使他“在精神上和王书记、党支部、生宝们挨近”。他尽管怀疑、反对儿子办互助组，但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关心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命运。作者相当精彩地描写了这个矛盾着的双重性格，并着重表现了这个人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他先是反对互助组，接着对自己迷恋的旧道路产生了怀疑，最后终于承认了自己儿子的道路是对的，站到了合作化运动的一边。梁三老汉这样的曾经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艺术形象，虽然并不是《创业史》里所独有的，但是能够把一个农民在告别私有制时思想性格的转变，及其心灵上经历的艰巨的、痛苦的斗争过程，揭示得如此完整、细腻、入木三分和震撼人心，确实令人惊叹，可以说，梁三老汉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

蛤蟆滩的“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的形象，也塑造得各有特色。

郭振山的形象，具有深刻的警策意义。他身为共产党员，却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对互助组冷眼旁观，极力打击它的威信，成为合作化运动的一块绊脚石。他虽然精明强干，头脑灵活，但只顾个人私利，同党的要求背道而驰，这就使他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他明明走的是一条错误道路，却装腔作势、强词夺理、指手划脚、咄咄逼人一派家长作风。小说通过他自己的言与行、他的言行与梁生宝的言行的生动对比，把他的这种思想性格揭示得十分深刻、鲜明。这个形象告诉人们：抱着个人主义动机在党内找出路，就要同党的方针路线形成尖锐的对立，这样的共产党员如下认真改造思想，任其发展下去，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害，最终也会在政治上毁掉自己。

郭世富和姚士杰是作者描写的两个既有共同点又彼此区别得很清楚的反面人物。在抗拒合作化潮流上，他们有一致性：然而社会地位的不同，又使他们在动机和行为上带有各自的特点。富裕中农郭世富外善内奸，

4 贪婪狡黠，精明谨慎。他出于个人的发家狂，处处跟党的号召相对抗，但搞的是“合法斗争”，姚士杰这个富农分子则跟新社会有深刻的阶级仇恨，他表面“老实”、“积极”，内心阴险狠毒，诡计多端，暗地进行破坏活动，表现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本性。

此外，高增福、冯有万、任老四、任欢喜、王二直杠、梁大老汉、高增荣、改霞、素芳、生宝妈等，都是些性格鲜明的人物。他们以相互不能取代的地位，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的形象世界，给作品带来了丰富的思想意蕴。

《创业史》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概括，从广处着眼，向深处突进，具有史诗的特点和规模。

在题材的处理上，小说把历史的广度与深度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作品描写的重心是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个题材本身的历史深刻性的挖掘上。《创业史》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各种思想的斗争，艺术的触角既触及到了农村中那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物，也伸进了蛤蟆滩草棚院里那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角落；既展现了运动的滚滚向前的主流，也揭示了它的支流、暗流和逆流；既写了人们的政治立场，也写到了人们的思想动向和心理状态。无疑这是对生活的很有深度的反映。同时作家又以历史家的眼光开拓了题材的广度：一方面通过“题叙”以及人物生活史的介绍，把蛤蟆滩的现在同蛤蟆滩的过去联系起来；另一方面通过郭世富黄堡镇卖粮、改霞进工厂等情节，把蛤蟆滩的斗争，跟当时全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联系起来。这样，蛤蟆滩的斗争就有了一个十分广阔的背景，读者能够从历史的联系中看到它的位置，从全局的联系中看到它的意义，历史的深度同广度达到了统一。

在人物的描写上，小说表现了宽阔的艺术视野。作家笔下的人物很多，几乎包括了农村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典型。这些众多人物把社会生活面铺展得很广。同时，作家又特别注意揭示各种人物的独特性格、独特命运形成的深远的社会历史根源，使每个人都有一部生活史。通过对人物的这种有深度的描写，读者就能理解他们在现实斗争中何以如此表现，并且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如由于梁三老汉解放前有一段悲惨的创业史，土改后又产主取得四合院长者地位的梦想，那末他在合作化运动面前踟蹰不前，跟私有制观念决裂得那么艰难，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又如通过素芳极为特殊的悲剧命运，以及对她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受着封建宗法家长制禁锢的描写，就有力地揭示了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关系。在这里，人物的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的进程就联系起来了，增加了作品的含量和厚度。

在结构的安排上，按照史诗规模的要求，《创业史》采取了多卷式的布局。第一部在结构上的最大特点是它的“题叙”与“结局”。“题叙”为行将开始的斗争提供了背景，“结局”在第一部与第二部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前者叙述了生活的源头，后者显示了生活的去向，这就使第一部既是一个独立的艺术整体，又是历史长河中一个还要发展的生活阶段，历史的广度与深度在严谨的结构安排上得到了落实。

《创业史》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有些章节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冗长，造成了情节的发展阻滞迟缓。但从整体来说，《创业史》不失为思想与艺术达到了相当完美统一的巨著。

艺术特色：

一、宏伟结构与精细描写的结合。 1. 粗放的笔势勾勒背景，如题叙

2. 绵长的笔锋描绘心理、细节、场景，如郭世富上梁、梁三老汉训子。

二．叙述和议论的结合。（“讲自己的情感，对事物的评价，对生活的认识，对人物的剖析，化为哲理性的议论，或者融化于情节之中，或者直接站出来面对作品中的人物和读者抒情议理，表明作家鲜明的倾向性。”）三．时代精神与地域风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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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现实主义特征：

1,“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站在时代历史的宏观高度，去探讨农民的历史和现实命运以及未来的发展道路。” 2.“作品敏于对新事物，新思想的捕捉，通篇洋溢着浓烈的政治激情，有一种激动人心的感情，有一种感动人心的感情力量”“现实主义平添了明显的理想化，政治化的色彩”

《红旗谱》

[作者]

梁斌，原名梁维周，蠡县梁家庄人

[内容梗概]：《红旗谱》，梁斌著小说，通过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十年革命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冀中平

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矛盾斗争，以“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为中心事件，生动地展示了当时农村和城市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壮丽图景，获得重大的成就。

小虎子15岁那年，恶霸冯兰池要砸掉千里堤上的古钟，霸占48亩官地。小虎子的父亲朱老巩代表锁井镇48村村民与冯兰池斗争，被活活气死。为躲避恶霸的残害，小虎子只身下了关东。他刚走，被恶人奸污的姐姐就跳河自尽了。

30年后，小虎子回到了冀北平原上的锁井镇，决心报30年前的血仇。这时他名叫朱老忠，带着妻子和儿子大贵、二贵。少年时的朋友严志和帮他安了家。严志和是严老祥的儿子，当年严老祥曾和朱老巩一起斗争冯兰池。现在冯兰池已60多岁，人称冯老兰，家产比当年更大，仗势欺人，横行乡里。他拉起民团抢逃兵的车子和白面，逃兵请回一个团，架起大炮，强迫他赔偿5000块大洋，他却把这笔钱分摊到锁井镇的贫苦百姓头上。朱老明串联28家穷人告状，官司从县里打到北京大理院，但官府偏袒有钱人，冯老兰的儿子冯贵堂又念过大学法科，会打官司，结果穷人输得一塌糊涂。朱老明赔了5亩地，几乎气瞎了眼，严志和也搭进去一条牛。冯老兰听说当年的小虎子带着两个儿子回来了，后悔当年斩草未除根，留下了祸患。一次，严志和的大儿子运涛和大贵带着几个少年朋友捉到一只名贵的鸟，冯老兰来要，他们不给。冯老兰怀恨在心，唆使招兵的抓走了大贵。第二年春天，运涛外出打短工，认识了秘密从事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县委书记贾湘农老师，走上革命道路。他热恋着的春兰还把“革命”二字绣在衣襟上去赶庙会。后来运涛告别家乡和春兰，到南方参加革命军，当了连长。接到他的来信，全家人和锁井镇的穷人们欢欣鼓舞。这时运涛的弟弟江涛在县高小学堂读书，也由贾湘农介绍加入了共青团。高小毕业那年春天，在贾老师的鼓励和朱老忠的支持下，江涛考入了具有革命风气的官费学校保定第二师范，认识了正直知识分子严知孝和他女儿严萍。

1928年秋天，很久没有音讯的运涛请人给家里写来一封信，说他在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捕，关在济南监狱中了。得到这个消息，运涛的奶奶当场身亡，严志和也病倒了。等待运涛回来结婚的春兰甚至想自杀。严家要去济南探监，但没有路费。冯老兰趁火打劫，只用80块钱就买去了严家视为命根子的宝地。严志和悲痛欲绝，在一天晚上带着江涛来到宝地上，趴在地上张开大嘴啃着泥土。严志和因病不能远行，江涛和朱老忠为了省钱徒步到济南，看到了被判了终身监禁的运涛。从济南归来，江涛决心继续哥哥的事业。从此他寒暑假回家帮父亲种田，开学回学校上课，课余时间就到工厂、农村从事革命宣传工作。这年秋天，党组织派他回家乡组织反

6 割头税运动，和割头税包商首脑冯老兰斗争。经过广泛宣传和动员，快过年的时候，江涛、朱老忠、张嘉庆和一群贫苦农民偷偷带着标语传单和刀、梭标等去赶城里的大集，在闹市上突然召开反割头税大会。农民、市民齐声响应，包围税局子、县政府，打败保安队，强迫当局放弃割头税。他们还趁热打铁，组织了农会。在火热的斗争生活里，严萍深深爱上了江涛。锁井镇的穷人过了一个欢乐的胜利年，冯老兰恼羞成怒，控告贾老师、江涛、张嘉庆是共产党。贾老师决定自己留下从事合法斗争，让江涛带张嘉庆回保定。张嘉庆本是一个大财主的儿子，因为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带领佃户造了他父亲的反。父亲登报和他脱离父子关系，他成了职业革命者。到保定后，江涛和严萍帮助他考入了第二师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江涛、严萍、张嘉庆和同学们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受其影响，保定市13所学校同时罢课，要求当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省政府为了瓦解学潮，于第二年夏天宣布解散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为了保卫二师这个抗日堡垒，江涛和老夏领导同学们开展护校运动。反动军队包围了学校，市党部主任刘麻子带着一个军官来逮捕老夏和江涛，张嘉庆踢掉他们的手枪，与同学们一起赶走了刘麻子和军官，紧紧关上校门。当局切断他们与校外的联系，对他们实行“饥饿政策”。他们吃树叶，最后连学校的狗和池塘里的鱼、藕都吃了。严萍和工人、市民们支持他们，从校墙外往里扔烧饼。在饥饿中，张嘉庆仔细研究了二师附近的街道和商店布局，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武装抢粮。严知孝担心学生的安全，劝学生们暂时撤出，保存力量。消息传到锁井镇，冯老兰喜气洋洋。朱老忠和严志和急忙来到保定，巧妙地把一车油、盐、面粉运到二师校门口，让学生“抢”了进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老夏和江涛意识到这样与敌人硬抗太冒险。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传播革命火种，他们决定带领同学们冲出包围圈，到广大的农村去继续斗争。但就在他们准备行动的那天夜里，敌人开始了凶残的屠杀。老夏和十七、八个学生在与敌军的搏斗中壮烈牺牲，张嘉庆身负重伤，江涛等人被抓进了监狱。得到这个消息，严知孝怒不可遏，严萍失声痛哭，朱老忠和严志和决定与敌人战斗到底。张嘉庆在一家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里养伤，有敌兵看守。后来他和一个名叫冯大狗的士兵交上了朋友。冯大狗本是锁井镇上的无业游民，因为仇恨黑暗社会而同情学生。在军队进攻二师的时候，他开枪打死了几个追杀江涛的士兵。一个炎热的中午，装扮成车夫的朱老忠拉着张嘉庆逃出了保定城，看守张嘉庆的冯大狗也背着长枪跟他们离开了反动军队。

[人物介绍]

朱老忠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朱老忠是《红旗谱》中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这部作品中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朱老忠是一个跨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人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他从父辈那里继承豪爽正直、刚毅不屈的斗争精神，传统的农民英雄的性格特点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他增长了斗争的才干，提高了革命觉悟，在原有的农民英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新质”，使其最终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的农民英雄典型。

不甘屈服的反抗意志和善用智谋的斗争精神是朱老忠性格的核心。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在与敌手冯兰池的斗争中失败，他的父亲和姐姐惨死之后，他只身一人远走他乡。他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尽管身在异地，但时刻没有忘记复仇，所以，几十年之后，他带领妻子和儿子千里迢迢重返故

7 乡——锁井镇，重新开始与冯兰池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他不甘屈服的反抗意志。在几十年的奔波生涯中，增长了对敌斗争经验。因此，与父辈相比，他有着更多的斗争的智谋，懂得了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恰当地处理“脯红鸟事件”，便是他善用智谋这一性格特点的显露。

朱老忠有句口头禅：“出水才见两腿泥。”这可以说是他韧性性格的一个凝结点，也是他不同于一般农民英雄形象的一个显著特征。“出水才见两腿泥”有两方面含义，其中除了蕴有韧性精神之外，还有一种必胜的信念。例如，高蠡起义失败后，他痛苦万分，但并没有灰心，反而更加坚定了与敌人斗志到底的信念。尤其是他后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他的这种性格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小说在表现朱老忠韧性的同时，还表现了他敢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心肠。这种侠义心肠在朱老忠身上表现为：讲义气、重团结、救危扶困、舍己为人的优良品质。朱老忠对朋友赤胆忠心，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辞，为了支持好友严志和的儿子江涛去保定二师读书，他不惜卖掉自己家的一头耕牛；运涛参加革命后被捕入狱，严志和家遇到灾难，朱老忠挺身而出，带领江涛千里迢迢去济南探监。这一切都是他狭义性格的具体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认识朱老忠这一性格时一定要把他和古代农民的骑士风度区别开来。朱老忠在革命斗争中，把这种英雄品格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把它与革命斗争的宗旨统一起来，因此，这种传统的英雄品格在朱老忠身上便放射出崭新的光彩。

梁斌的《红旗谱》讲述了锁井镇农民的革命斗争，展现出几代人誓死与黑暗社会抗争的坚强不屈、英勇无畏，塑造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红旗谱》再现了那个军阀混战、日寇侵华的危急年代，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农民真实而又复杂的各种形象。有舍身独挡恶霸的朱老巩，执刀仗义相助的严老祥；有狠心手辣、贪得无厌的冯老兰，附炎趋势、好管闲事的严老尚；有沉着历练的朱老忠；有憨厚淳朴的严志和；有变换花样剥削压榨农民的“新型刽子手”冯贵堂；有欺软怕硬、甘当狗腿子的李德才；有为北伐入狱的严运涛；有被抓强迫当兵的朱大贵；有后继哥哥道路的严江涛；有出身地主门庭的革命青年张嘉庆；有热情奔放、忠于革命的农村姑娘春兰；有积极向上、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严萍；有糊里糊涂的朱老星；有庄稼正义的“乐天派”伍老拨；有狭隘孤僻的老驴头；有封建顽固的老套子......

从锁井镇农民的革命斗争方式，可以明显看出一代比一代进步。朱老巩是赤膊上阵，拿起铡刀拼命。朱老明他们采取所谓对薄公堂、和地主打官司，这注定要失败的，就像冯贵堂说的：“好像吃炸焦肉、蘸花椒盐儿。吃不完咱的炸肉，就把他们那几亩地蘸完了！”到了朱老忠和江涛，他们接触了党，党教导他们要团结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道路，于是所发起的反割头税的斗争就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说明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

小说开头加写了楔子，回忆了三十年前发生在锁井镇上的“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对塑造朱老忠这个人物来说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这样就把朱老忠从小就放进强烈的阶级冲突的环境中。写他父亲朱老巩和冯老兰冲突，不久吐血身亡；写他姐姐被人强奸，然后又写她怀着不共戴天之仇逃走，到北京当小工，在天津学织毯子，他想到：这一条线一条线的，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呀！于是背起铺盖卷下了关东，在关东挖参、淘金，积攒了一些钱，回来安家立业，准备报仇。在此之后，朱老忠参加反割头税运动，给二师学生送粮，到思罗医院营救张嘉庆，充分表现了他在统治阶级压迫下的叛逆性格。同时，作者又在细节上加了穿插，如脯红事件；老奶奶暴死，朱老忠主持严家丧事；代严志和去济南探监；探监之前，又在家里作安排，对涛他娘、春兰等都嘱咐了一阵；拿钱给江涛上学......这些生活细节都烘托了这个人物的高尚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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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老忠的性格不同，严志和则表现的比较“软善”。当他听到朱老明说要和冯老兰打官司，为了朋友，心里不平，毫不犹豫的说了一句：“有我一份。”结果官司打输了，他也跟着输了一头牛。他因为怕回去见了涛他娘不好交代，便不声不响的离开了锁井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朴实、善良。他帮助朱老忠建立家园，粮食不够，互相凑合一下过去。爱朋友、讲义气，舍己为人，这些地方他和朱老忠是相同的，但他没有朱老忠的明朗、豪迈、勇于斗争的气魄。江涛回来动员他反割头税，他就说：“算了吧！咱们别革什么命了......”运涛遇到贾湘农，回家和严志和谈起，他就不想支持运涛。朱老忠就不同，不但鼓励运涛去找贾湘农，还说他在关东时就听说过苏联是无产阶级掌政，打倒了资本家和地主......江涛要到城里去上学，严志和顾虑重重，朱老忠说应该去，他也就认为可以去了。朱老忠和严志和的性格在种种事件当中，通过对比的方式展现的淋漓尽致了。

作者在刻画张嘉庆与严江涛时也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同样是贾湘农教育成长下的革命青年，但他们在性格上却截然不同。张嘉庆，一个地主家庭少爷出身的革命者，入二师以前曾领导穷人抢自家地里的棉花，开展秋收运动，性格暴躁，人称“猛张飞”。而江涛则是贫苦农民出身，父兄的苦难、老奶奶的暴死，许多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对他刺激很大。再加上家庭经济的困难，花钱读书不容易，逐渐形成了他稳妥慎重的性格。这两个青年在一起工作，人物性格就鲜明的表现出来了。江涛性格比较柔和，做事细微沉稳；张嘉庆则有些楞手楞脚，做事莽撞，干了再说。江涛家里虽穷，身上则穿得干干净净；张嘉庆则不修边幅，破鞋破袜子，买了新鞋子就把旧鞋子搁在人家花砖地上。江涛在斗争中往往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张嘉庆的革命观点比较“左”，多少带有些左倾盲动情绪，有时论调很偏激，如批评江涛不该谈恋爱，革命者不能有爱人。在二师学潮中，对是坚守学校阵地与敌人硬拼还是撤回乡村开展敌后抗日救亡运动，张嘉庆与江涛的辩论充分表现了他的“左”。

再说说春兰和严萍这两个女主角吧。春兰这个农村女孩，性格开朗、泼辣、热情，热爱劳动，要求进步。运涛走上革命的道路，她也受到了影响，尽管挨了父亲一顿毒打，她始终钟情于运涛，对革命的信心毫不动摇。春兰与运涛的相爱，在当时的农村社会里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她甘愿冒着父亲的毒打，顶住村民的指手画脚妄加非议，向封建世俗礼教发起了挑战。尽管她的生活周围是黑暗的、碰壁的，但她始终是进步的、幸福的。春兰不仅在恋爱上追求自由，思想上更是如此。为了宣传工作，她把“革命”两字用白色的丝线绣到怀襟上，表示她一心向往革命，不怕困难；又表示她迎“新”返“旧”。正当药王大会上，她把这件新做的褂子穿出去，这一下可把整个大庙哄起来，收到了强烈的宣传效果。可见她是多么的天真聪明，又是多么的敢于反抗旧社会。严萍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的小姐，刚开始思想上没有春兰进步。但在江涛的带动下，她一步一步走向革命，思想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她冒着随时都有可能被捕的危险，和江涛一起散布标语、发放传单。二师学潮中，江涛他们被困，她又积极组织救济会，给二师同学们送粮。正是由于她，二师同学们在最危急的时刻吃到了“天上掉下来的烧饼”。当人们细细咀嚼这救命的烧饼时，眼前不禁浮现出一个足智多谋、勇敢无畏、谨慎细心的革命女青年。

让人忍俊不禁的要数老驴头和老套子了。他们是一些典型的小门小户。老驴头这种人性格狭隘、孤僻，有着浓厚的封建礼教观念。他不多与别人往来也不愿求人，这是小农经济下的产物。运涛和春兰的事发生后，他狠狠地打了春兰一顿，并在通往运涛家的小路上挖了三道壕，压上枣棘针，断绝了行人，谁在那里一过他就张开嘴大骂。这表现了他的蛮横无理、封建迂腐。但是他也有一定的自尊心，过分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也要反抗。比如李德才替冯老兰去说春兰的事，开始他还以为是说笑话，听明白不是说笑话以后，上去就给了李德才几个耳光......关于割头税，他最关心的是给多少粮食，一听说要合三小斗粮食，他就不干了，火起来骂街，说这是“路劫”，是“砸明火”，又去找老套子商量。老套子是一个正统观念占统治地位的人，腐朽灰尘，他提议老驴头这年头官法不容情，先别自己杀猪。他告诉老驴头一个窍门，说朱老明和朱老忠正在反割头税，他们不给咱们也别给。朱老忠他们要给，咱们就赶快给人家送过去，千

9 万别落人后。老驴头再三琢磨后，还是决定与老套子偷着干，于是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捧腹的杀猪闹剧。笑过之后，不难想到像他们这样落后的小农，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与广大民众团结在一起，连杀猪这件事都做不好，差一点过不了年。

还有许多人物，如严运涛、贾湘农、严知孝、大贵、朱老星、伍老拨......就不一一细说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请翻看《红旗谱》这本小说吧！

点评鉴赏

《红旗谱》成功地塑造了三代农民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横跨两个时代的农民英雄朱老忠的形象。朱老忠是闪烁着夺目光彩的“这一个”，是长篇小说园地中不多见的成功典型。整部作品凸显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另外，综合作品中“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民族传统精神，充满浓厚地方色彩的冀中平原深广背景等，该书称得上是一部反映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式作品。 成就与影响

《红旗谱》是当时一部好评如潮、影响很大的作品，被文学史誉为“一部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作品以冀中地区的“反割头税斗争”、“保二师学潮”为中心，反映了从清朝末年到1932年抗战爆发前冀中人民的血泪生活史和可歌可泣的斗争，展示了民主革命时期我国北方农民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画面。

杨沫《青春之歌》

1.内容简介：小说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曲折过程。

林道静为了寻找个人出路，逃避为男人当“玩物”和“花瓶”的命运，踏上流亡之路。她逃离家庭，到北戴河附近的杨家村小学投亲不遇，做了代课教师。然而，校长余敬唐却阴谋地把她嫁给当地的权贵，走投无路之下她投海自尽，被一直注意着她的北大学生余永泽搭救。

“诗人兼骑士”的余永泽，唤醒了林道静对生活的热情，在余永泽爱情的感动下，她答应和他共建爱巢，从小孤苦无依的林道静暂时享受到了家庭的温馨。但她不甘心被人供养，先是寻找工作受挫，后接触到北大的爱国学生，思想上受到触动。

当遇到共产党人卢嘉川之后，她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余永泽一再拦阻她参加革命活动，并导致卢嘉川被捕。林道静在惨痛的事实面前如梦方醒，决心离开庸俗自私而平庸的余永泽，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从此她在革命者的指引下，一步步克服软弱，最终成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2.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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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分析：《青春之歌》主要是通过对小知识分子林道静从不屈服于命运的对家庭和社会的个人反抗到最后投入时代洪流走上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的“苦难历程”的生动叙述，形象地展现“九·一八”——“一二·九”(1931--1935)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我国学生革命运动的历史风貌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从而提炼出一个革命的思想主题：一切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前途同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的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有真正的前途和出路，也才有真正值得歌颂的美丽的青春。

11 《李自成》

姚雪垠所著长篇历史小说，作者以“深入历史与跳出历史”的原则，描写了距今300多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和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小说以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弱小变强大，转败为胜推翻明王朝统治、抗击清军南下为主要线索，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再现了明末清初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和农民起义军从胜而败的悲剧结局，揭示了农民战争和历史运动发展的规律。

本书共分五卷，以写明末的农民战争为主，兼写中国内部明、清之间和清、顺之间的民族战争，刻画了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和生活画面，以及各阶级、各集团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展开了色彩缤纷的历史画卷。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很明确，他试图全面展现明清之际的社会画面，通过艺术形象来使读者得到较为广泛的历史知识。作者以“深入历史与跳出历史”的原则，描写了距今300多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和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小说以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弱小变强大，转败为胜推翻明王朝统治、抗击清军南下为主要线索，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再现了明末清初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和农民起义军从胜而败的悲剧结局，揭示了农民战争和历史运动发展的规律。这部小说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首先，它成功地刻画了李自成、崇桢帝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李自成思想性格上的变化，崇桢皇帝维护风雨飘摇之中的政权时的宵衣旰食，都是具有深度和广度之笔。其次，小说在明末清初的社会生活场景上颇费笔墨与心思，从宫廷到战场，从都城到乡野，都不乏生动描写之处；从政坛角逐到沙场交锋，从典章礼仪到人情风俗，描摹大多翔实逼真。

《我们夫妇之间》

作者：萧也牧

主要人物：李克，张同志 主要内容：

第一篇具有城市生活意味的小说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这是一篇具有温和生活气息和个人趣味的小说，出身于知识分子的男主人公李克表现了与战争时期非常不同的精神向往，他希望生活能有一些个人趣味，并努力培育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张英也能象自己一样去体验城市生活的情调。他们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性的。男女主人公经过各自的调适又重归于好。叙述者慎重的以丈夫的口吻叙述情节，注意检讨\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并写出了妻子新的变化。应该说，这不是一篇多么优秀的短篇小说，它的简单和琐碎在今天看来甚至有些幼稚。但值得注意的是，萧也牧是第一个试图表现新时代城市生活感受的作家，也是第一个尝试新题材写作的作家。他敏锐地感觉到了生活环境的变化与人的精神生活要求的关系。对于长期生活于战争状态的作家来说，城市生活无疑是面临的新的挑战。但是，对于充满了内在紧张的意识形态来说，城市的可疑几乎无处不在，它处处布满了资产阶级的陷阱。因此，萧也牧要求的城市生活\情调\本身，就使他处在了一个众目睽睽危机四伏的境地中。

一个是参加革命多年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李克，一个是出身贫农，15岁参加革命，在军工厂做了6年工是晋察冀边区的劳动英雄张同志，他们曾在艰苦的“抬头湾”度过了很幸福的一年。“山村的夜是那样

12 的寂静，远远地能听见胭脂河的流水，‘哗哗’地流过村边。”他们一起纺织、织布，还一起练字、打算珠、讨论土地政策，李克甚至可以“把人家扔在地上的烟屁股捡起来，卷着抽”······那时的他们是人人羡慕的称颂的——“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只是随着他们进了北京之后，面对着灯红酒绿的“发达现代”城市，他们逐渐有了矛盾，虽然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但是这些却加深了他们的误会与不理解，他们的爱情面临着考验，他们终究一个是有点小资浪漫情节的李克，一个是务实上进的的张同志······

在五六十年代那些所谓的经典文学中，有农村题材的小说，有对历史的叙述，还有一些“通俗小说”，在这些小说中间可以看到对建国以后农村建设的热情赞颂，他们或疯狂的赞美着农们开始当家作主、或不断描绘着一批又一批人从无知走向成熟进而成为优秀的共产党人，他们将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归为一类，并看成是问题人物，立志要把问题解决。一些政治触觉灵敏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都透漏着趋炎附势的味道，那些一部部小说都带有着浓郁的政治色彩，围着迎合当下的政策与当权者的指路方向，他们蒙蔽了双眼，看不见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的想法，但他们得到了当下的认可。当然，这些作家中不包括赵树理，他从写作开始就按照自己的一直坚持着，只是刚好碰巧缝合了某一时期的标准罢了。而徘徊在主流之外的像萧也牧这样的作家则备受压抑。他们没有热情洋溢的歌颂当下，他们看到了改革之后的弊端，他们预见了接收改革之后的农民的暂时不能接受性，但是他们的这些想法被当时认为是消极的更甚者可以说是反动的。五十年代初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就受到了批判，这也是当时的重要事件之一。对这一短篇，批评者责难它“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表现了“离开政治斗争，强调生活细节”的那种创作方法，其写作动机是为了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另外，认为对工农干部的描写，表现了“玩弄人物”的态度。批评者还进一步提高作品错误的严重性质，称它们“已经被一部分人当做旗帜”，用来反对“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的“解放区文艺”，而拥护“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这种说法无疑是“鸡蛋里挑骨头”无中生有的诽谤。从这些言论中，我甚至可以看到当时主流文学中畸形的发展。当你仔细阅读《我们夫妇之间》后，你才会发现当时的政治改良是有弊端的，它的前景并没有当权者想象的那么完美，我们不能一味的去追捧，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就是要敢于说真话！在这一短篇小说中，逐渐从我眼前清晰的就是“距离”，而且是“距离”下的悲凉······一、张同志与当下社会的距离张同志出身在贫农家庭，从小就被卖给别人做了童养媳，在她身上可以看见被压榨的伤痕，因此她热爱着革命，是毫不动摇的共产党人，是革命让她翻身做了主人，赋予了她自由，也给予了她学习的机会，让她摆脱了无知，面对这样一个拯救了她的革命，她怎能不疯狂的追逐，所以理所当然的她会是盲目的也是倔强的。农村出生的她，带着浓郁的乡村气息，与泥土为伍的人大概都有着豪放的气质，张同志看不惯城市人的穿着与打扮，嘴里也说着粗鄙庸俗的话，但是她却一边不停的叨念着“我们是有政府的，不是无政府主义”，而实际上她却连“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她会根据当下政府实施的某些政策转变自己的“口头禅”，依据自己仅仅一段时间的学习获得的少得可怜的知识来宣传那些对她来说艰深的专有名词。面对政治性问题时，她从不会听人劝告，对于她认为是对的时，她总是倔强的，但是她却忽略了自己能力，这无疑是激进的。而这样的她，终会与社会脱节，因为它毕竟没有真正的了解实质性的东西，她义无反顾的为其拼命着，却渐渐被社会抛弃（这是可以预见的），这也是当时大多数人人的共性，盲目的追随着，却因为不了解终究还是落了后。在我看来，这可以理解为农民最终还是“农民”的悲凉。二、李克与张同志渐行渐远的距离当李克与张同志还生活在“抬头湾”时，他们很和谐，从搬到北京后他们的生活却逐渐变得不可调和，夸张一点说就是“可以共患难却不可以共享福”。从根本上讲，李克代表着接受教育后的小资产阶级，而张同志则代表地地道道的劳动人民曾受过深深折磨的劳苦大众。这两个阶级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李克所代表的一类人有着不可磨灭的小资情调，可以说他们是追求浪漫的，会因为某一时期一个人的光彩照人而心动，会因为一些不经意的小片段而感动，他们还是喜欢现代化一点的东西，面对着爵士声音、夜夜高歌的声音他们是迷恋的，城市的灯红酒绿是他们温馨的家，他们可以花很多钱去买一些奢侈品。相比之下，张同志就接受不了这些，他们是经历过苦难的人，知道东西的珍贵，所以常常显得有些小家子气和土气。其实，在描写这一部分时，我想作者应该是饱含同情的，他同情农民到城市之后的彷徨与无奈，同情他们内心的挣扎与煎熬，所以他们时而暴躁时而高尚时而也令“城市人”敬佩。在文章的最后，他们的矛盾仍然存在着，李克因为张同志泪湿的脸憔悴的模

13 样载一次对其心动进而吻其脸庞，而张同志却因为孩子等着喂奶停止了丈夫的浪漫行为，可见，他们的婚姻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所以，这一部分可以理解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悲凉。三、当权者所代表的革命者与当下的距离在《我们夫妇之间》中反复出现着这样的话“我们要改造社会”，现在的我们都知道，从来只有环境改变人，没有人改变环境一说的。而当时的执政者居然说要改变社会，他们提倡的有政府领导实质上根本是治标不治本的。社会上的一些积习已经根深蒂固，面对十几岁的小孩子被人打人们做的只有围观，而且这一现象是稀松平常。看热闹捡笑话是每个人乐此不疲的事情，他们有心理自觉或不自觉地有着排斥外来人的观念，他们会看不起出身低下的人，这在阿娟的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不能否认，当权者的设想与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又是片面而天真的，显然这又是激进的。当然，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其实当时对各地的改造都是不彻底的，人们的思想根本没有转变，表面的转变只是为了避世的投机心理罢了。而就这一点来看，就是最悲哀的人与环境难相容的悲凉——麻木的人无动于衷，有意识反抗的人终会被同化。就我个人而言，这就是萧也牧写这个短篇文章想象向读者传递的信息，不要盲目与天真乐观的现状而不去考虑后果，不要忘了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不要忘了对重伤之后人的心理的安抚，更不要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过分激进怀抱着空想继续无知的天真！

路翎《洼地上的战斗》

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3期。后收入作家的小说散文集《初雪》。《洼地上的战役》是一篇以抗美援朝题材，热情讴歌中朝人深厚友谊的优秀作品。由于作品选取了一个最容易引起非议的生活侧面，描写了志愿军战士与一个朝鲜姑娘间朦胧的爱情，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列的反响，也有人对其进行批判。不久，因受胡风牵连，作者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小说自然也受到严厉的批判。“文革”后，小说被收入小说集《重放的鲜花》之中。《洼地上的“战役”》虽然经历岁月沧桑的考验，但仍是一篇富有艺术魅力的值得一读的佳作。小说的大胆地涉及了战争中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人之间的爱情问题。

志愿军侦查员们住在一户朝鲜老乡家里。朝鲜姑娘金圣姬一家人因为中国志愿军的军风（国际主义精神、助民为乐等等）而对他们十分好感；年轻、单纯的姑娘又由好感而萌生了对志愿军战士王应洪的爱慕遐想之情。这种特殊、微妙的感情，被班长王顺察觉到了。对这种特殊际遇中产生的爱情之芽，你总不能说它是邪恶，你很难去苛责它，尤其是对是位老百姓、一个涉世不深天真未泯的少女！王顺发现王应洪一个心眼儿渴望参加正义战争，他在驻地训练时助民为乐，根本没有爱恋异国少女的想法。于是，班长引导王应洪，一方面要珍惜姑娘的爱情，一方面也要严格准守纪律。王应洪是个积极上进、严格要求自己的青年，他不无痛苦但又是自觉地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一次，王应洪在金圣姬为自己洗过的军装衣袋里，发现姑娘赠送的袜套，他毫不犹豫地把事情报告了班长，并生硬地将袜套还给对方。在执行任务时，他又在衣袋里发现了那双袜套，还有一条绣花手帕。在战斗的间歇中，他把这件事向班长作了汇报；班长告诉他战斗结束，再还给对方。不幸的是在返回途中，遇到了敌人的巡逻队，为掩护战友，王应洪牺牲了。王顺将染着烈士鲜血的手帕和王应洪的一张照片交给了金圣姬。最后朝鲜姑娘金圣姬在勇敢面对可爱的战士牺牲之时，感情也变得成熟、庄严而崇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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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以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生活为背景，通过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发生的纯朴、朦胧的爱情故事，描写了在爱情与战场纪律所引发的情感冲突中，我志愿军战士所具有的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赞美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王应洪年轻的侦察兵王应洪是一位刚入伍不久的新战士。他既具有勤劳善良、纯朴正直的美好品德，又有着为保家卫国、保卫世界和平不惜献出一切的伟大胸怀。来到朝鲜战场后，他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杀敌本领、热切地渴望着能在战场上建立功勋。住在朝鲜老乡家里，他主动帮助房东朝鲜大娘母女俩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当班长点破他尚未觉察的朝鲜姑娘金圣姬的爱恋之情时，王应洪感到愕然、委屈和苦恼，为表示自己的清白对对方采取生硬的态度；而金圣姬一再表示的爱慕之情，又使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惊慌而甜蜜的感情”。他珍借这种感情，但作为一个革命军人这种爱又是不能接受的。他不无痛苦却自觉地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不仅主动把金圣姬送给自己新袜套的事汇报给班长，还生硬地把东西退还给对方，自觉地回避与金圣姬的接触。最后，在洼地上的“战役”中，为掩护战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金圣姬一位纯真、热情的朝鲜姑娘。在抗击美国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她对性格有些腑腆，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热情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她希望战争能早日结束，天真地幻想着能与王应洪生活在一起。当王应洪以十分生硬的态度拒绝这种感情时，她感到委屈、不理解，却依然一往情深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最后当得知王应洪牺牲的消息后，她以坚强的毅力抑制住内心的悲痛，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冷静和刚毅。这场不寻常的爱情经历，使年仅十九岁的金圣姬迅速地成熟起来了。王顺班长王顺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待人诚恳的老战士。作者在他身上倾注了同时期作品中很少让人感到的一种亲切的革命的人情味。作为班长，他十分敏锐地觉察到金圣姬对王应洪的爱慕之情。他履行班长的职责、规劝、教育、警告王应洪，不允许他做一个战士所不许做的违反纪律的事；同时，又深深地理解一个朝鲜姑娘对一个志愿军战士的爱，努力将这种爱引导到更伟大、更崇高的方向上去。他关怀自己的战士，理解自已的战士，保护自己的战士，也教育和提高自己的战士。从王顺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我志愿军指战员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崇高的精神风貌。

洼地上的战役-艺术特色

首先，小说取材角度新颖、不落俗套。在众多的表现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中，路翎选取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最容易引起非议、又十分真实感人的生活侧面——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一个朝鲜姑娘和一名志愿军战士之间发生的纯朴、朦胧的爱情故事，来反映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从爱情与纪律所引发的感情冲突中，具体地写出一种更崇高、更伟大的对于朝鲜人民的爱，对于和平的美好生活的追求，从而更加深刻地展示出志愿军战士伟大的胸怀和美好、高洁的心灵。也使小说具有了独特、感人的艺术魅力。其次，小说还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真实、感人。为了更好地展示志愿军战士的伟大精神和美好心灵，作者十分注意对战士和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的揭示，十分细腻地展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如王应洪初知爱情时甜蜜、惊慌的心境；金圣姬对爱情的大胆追求；王顺对两位年轻人之间感情的理解、对家乡亲人的怀念，都增加了人物的真实感和可信性，使之成为我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独具风采的艺术典型。第三，小说在描写人物、叙述故事过程中，不仅注意作品结构的和谐、严谨，还运用富于象征意义的细节，如绣花手帕，来烘托气氛、刻划人物，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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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

作者：宗璞 主要人物：

宗璞的《红豆》是运用倒叙的方式描写全国解放前夕大学生江枚与银行家少爷奇虹之间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故事。

作品通过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讲述的却是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知识分子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故事。爱情虽然是故事内容的主要承担，但并不是作品的主题。作家要想表现的就是这种人生在“十字路口的搏斗”。世事纷争，岁月留下了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当江玫不期然而面对那两颗色泽依旧“十分匀净而且鲜亮”的红豆时，一段不寻常的往事如潮般涌上心头。宗璞的《红豆》是运用倒叙的方式描写全国解放前夕女大学生江玫与银行家少爷齐虹之间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故事，揭示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艰辛而曲折的心灵历程。小说通过一个爱情悲剧，表达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如何选择自己道路和前途的人生命题。这篇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在短小的篇幅内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虽然浮光掠影，却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突现出作者在当时特殊年代对青年的爱情观和心理活动的人性关怀。

《红豆》讲述作为当代大学生的男女主人公江玫和齐虹的爱情与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抉择。因其情节，《红豆》一度被人当作是爱情小说，但当人们感受到江玫站在在人生十字路口要作抉择的矛盾与挣扎时，就是要决定一个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时，她是要救国还是要个人的爱情，在那样的情况下，个人的感情是渺小的，而江玫明白了这个道理，这就是《红豆》要表达的时代意义，最后被认为是一篇“革命历史小说”。《红豆》面世以来，由于当时读者对《红豆》理解的视角和主题的切入点不同，以及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等因素，造成了读者的解读产生了分歧，并且有许多纠缠不清的政治问题，在1958年“反右”的大风波中，难免受到严厉的批判。令人遗憾的是，生活在当时环境下的作家没有重视《红豆》发表后所引起的读者的注意和知识分子的共鸣与欣赏，而一味地站在政治的角度上看《红豆》。具体的说，《人民文学》10月号上刊登了孙秉富的《批判〈人民文学〉七月号上的几株毒草》和《这是什么样的革新——本刊编辑部整理》两篇文章，无疑将《红豆》一棍子打进了死胡同。孙在文中明确指出“小说《红豆》也是一株莠草，受了党的六年教育的女主人公江玫在回忆她过去的那个极端仇视人民革命，在解放前夕怆惶逃往美国的贵族大学生的时候，是多么惋惜，怅惘和悲痛。”让人更加痛心的是，1958年7月，北大海燕文学社召开了题为“《红豆》问题在哪里？”的座谈会更把《红豆》往死里送。几乎全部与会者都义无返顾或者言不由衷地判定《红豆》是一个宣扬小资产阶级恋爱至上，暴露了作者思想改造不彻底的坏作品。

作品通过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讲述的却是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知识分子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故事。爱情虽然是故事内容的主要承担，但并不是作品的主题。作家要想表现的就是这种人生在“十字路口的搏斗”。世事纷争，岁月留下了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当江玫不期然而面对那两颗色泽依旧“十分匀净而且鲜亮”的红豆时，一段不寻常的往事如潮般涌上心头。宗璞的《红豆》是运用倒叙的方式描写全国解放前夕女大学生江玫与银行家少爷齐虹之间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故事，揭示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艰辛而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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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历程。小说通过一个爱情悲剧，表达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如何选择自己道路和前途的人生命题。这篇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在短小的篇幅内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虽然浮光掠影，却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突现出作者在当时特殊年代对青年的爱情观和心理活动的人性关怀。

爱情情节

江玫和齐虹的爱情，在起初，是弃满了浪漫色彩的。共同的爱好和互相的倾慕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心中只有爱、有诗、有音乐。他们眼中只有双方脸上的光彩和热情。他们像一切热恋中的情侣一样，觉得周围世界是那么美好。宗璞的文笔那么优美、抒情，把江玫和齐虹的初恋渲染得如诗如画如歌。但是人毕竟不能脱离社会，脱离现实。江玫受到肖素革命思想的影响，受到学校里迎接解放的气氛的感召，知道了父亲含冤而死的真相，她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清高得像从另一个世界上来的单纯姑娘了。她懂得了要为大家脱离苦难，过上真正的新生活而奋斗的道理。她积极的投入到这个行列之中。她的变化引起了和齐虹间的分歧和争吵。齐虹认为人活着就是为自己。他憎恨人类，觉得无论什么人都是互相利用。他要属于他的爱情一切都服从他，像一个生活在梦里的人一样，除了物理、音乐和爱情，其它的事情都不关心。

江玫和齐虹是有着不同的人生观，走在不同道路上的两个人，如果说由这些不同的分歧引起争吵是隐藏着的炸药，他们彼此难以割舍的爱情仍然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导致他们分裂的原因则是导火索，当江玫面临着人生重大抉择的路口：是跟着齐虹去美国，享受安宁、富裕的生活，享受爱的温馨和甜蜜。还是留在国内，留在革命的队伍中，留在母亲的身边，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奋斗。江玫的抉择是痛苦的，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感人至深地描述了江玫复杂的内心世界，也许正因为这种复杂，才被称为资产阶级“人情味”吧？江玫对齐虹的爱没有变，虽然他们有那么多的不同。但她永不会忘掉这个闯入她的生命中的男子，除非她死。正因为这样刻骨铭心的爱恋，才使得她的选择格外的艰难，格外的痛苦，她要忍受难以抗拒的爱的诱惑，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作者正是通过这样复杂的心理活动，通过这一抉择的艰难，烘托出女主人公对革命事业的向往，对革命即将成功的盼望。她失掉了生命中至为宝贵的爱情，却从革命工作中焕发了新的热情。从作者的笔下，我们感受到了她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挚爱之情，他们是那么的坚定，那么的执著，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爱是美丽的，也是痛苦的；爱的故事也正因了这中间的痛苦而越发显得美丽动人。

茹志鹃《百合花》

17 短篇小说《百合花》是茹志鹃的成名之作。作家写这篇小说时，正值反右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她的亲人也未能幸免于此。面对冷酷的现实，她不由怀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于是，这象征着纯洁与感情的“百合花”便在作家“匝匝忧虑”、“不无悲凉的思念”之中灿然开放，给当时文坛带来一股沁人的清香。茅盾评价这篇小说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百合花》的成功主要在于作家在表现革命战争、军民关系这类庄严主题时突破了当时流行的条条框框，显现出清新俊逸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

首先，作者选择的人物都是普通平凡的战士和老百姓，她们有血有肉、个性鲜明，与通常那种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显然不同。小说中的小通讯员年仅19岁，参军才一年。他涉世不深、天真质朴，不乏关心战友、体贴群众的爱心，又对生活充满情趣，枪筒里常用树枝和野花来点缀；他憨厚腼腆，与女同志一接触便浑身不自在，但在危急关头却能挺身而出舍己救人。另一个人物是俏俊的新媳妇，过门才三天，浑身上下洋溢着喜气。她尽咬着嘴唇笑，好像忍了一肚子笑料没笑完。这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善良纯朴，对“同志弟”有着朴素天然的骨肉情深，一旦理解了战争的意义，理解了小通讯员生命的价值，她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唯一的最心爱的嫁妆敬献出来。作者写出这样一个鲜亮的形象是想以“一个正处在爱情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从而谱写出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同时，小说的表现手法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从选材上讲，作者将战火纷飞的战斗场面推为背景，将小通讯员壮烈牺牲情景通过民工的叙述从侧面表现出来，就连小通讯员第一次向新媳妇借被碰壁的冲突也是做暗场处理，不做正面描写。作品仅仅截取几个极为普通的生活横断面，从几件平凡的小事中深入开掘，展开对军民关系饶有诗意的描写。作者的构思巧妙，“她以那条枣红底上洒满百合花的假洋缎被面做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以纯洁的百合花象征人物的美好心灵，使小说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和力量源泉，以小见大，意味深长。”作者还擅长通过细腻而有层次的心理活动来刻画人物。例如作品中的“我”在刚刚接触小通讯员时，因赶路不及而“生起气来”，然后又对他奇怪的保持距离的作法而“发生兴趣”，以后是对小同乡“越加亲热”，接下去是“从心底上爱上这位傻呼呼的小同乡”，最后，“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就这样，小说通过“我”的一系列心理变化，由远而近、由表及里、由淡而浓地刻画和凸现了小通讯员动人的形象。善于运用典型的细节描写也是这篇小说的特点。如小战士枪筒中插的树枝和野花，他衣肩上的破洞，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以及那条百合花被等细节都在作品中重复出现，前呼后应，这些描写不仅渲染烘托出情境气氛，而且极生动地反映了人物的神态和心理，使作品极富感染力，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总之，这篇小说以朴素、自然、清新的笔调抒写和赞美了人与人之间的最美好最纯真的感情，创造出一种优美圣洁的意境，读后令人久久难忘。

作品所描写的战争已离我们远去,但作者以饱含情感、细腻、柔美的叙述方式来呈现的和事却依然让

18 人留恋和怀念;以委婉、清新、多层、多视角的叙述风格所展示的那些平凡人物的思想精神,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给人以思想的启迪,精神的振奋和道德的追求。

茹志鹃的取材切入生活的角度别致，她的作品无一从展开战争血与火的残酷场面来进行正面描写。而她总是以战争作为背景，着力揭示战士和群众的美丽心灵。此外作家比较细腻的情感，善于把握人物内心世界的一起伏一回旋，并以生活的细节予以表现。

这些都是作家及作家在《百合花》中所呈现的清新、俊逸、精致、美丽。在五六十年代的战争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刚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情感交流。因此作家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的枪林弹雨，只为烘托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诗情画意的一种情感交流。文中作者以较大的文墨刻画了我与通讯员一路行走的过程或是年轻通讯员护送我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又以大量的笔墨重重的刻画了通讯员羞涩而纯洁的情感或心灵。也正基于此使得文章在前奏部分就有了清新、美丽的一种感性画面。

由于作家摆脱了英雄概念的束缚，小说人物身上的美好感情都得到了自由充分的表现，刻画出了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圣洁情感。而这感情在百合花里也显得精致而美丽，而我与小通讯员在护送路上的情感交流也是极单纯清新甚至令人一生回味。

茹志鹃的小说中有一股浓浓的抒情味。她善于运用第一人称叙事。《百合花》中我既是叙事者又是一个充满感情具有性格的人物，我与通讯员由生气、好奇、捉弄而至于亲热牵肠挂肚地关爱的情感变化贯穿始终。谱写了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相对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小说创作中普遍写事件跟政策的呆板粘滞，茹志鹃的作品无疑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俊逸之风。

此外，单从对通讯员的描写：“他精神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走不了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的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便放在路边的石头上…...”以及对新媳妇的外貌及性格作者也用了比较简洁明快的语言来描写，从而体现了一种既简明又单纯而精致的风格。

《百合花》作为茹志鹃的代表作，因而的《百合花》清新俊逸风格表现是极为强烈的。 小说的命名

“百合花”这三个字眼在小说中仅出现两次，而且都是做为新媳妇被子上的图案而被提及，可是作者却用“百合花”做为题目。

百合花图案的被子是联系着人物之间的关系一条重要线索线索。故事的后两部分，都是围绕着它而展开的。而被子上白色的百合花正好象征了纯洁与感情，是通讯员和新媳妇洁白无暇的美好心灵和美好情感的化身。 人物性格

1、通讯员，我习惯叫他“小”通讯员，十九岁，确实还只是一个孩子，“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与女同志“我”说话时，表现得张皇不安，腼腆羞涩；谈到娶媳妇时，更是飞红了脸，越发扭捏。然而在战

19 火纷飞的年代，十九岁的小通讯员却已经担当起了解放人民的重任，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传递战报。包扎所条件艰苦，缺少被子。在向新媳妇借被子时，他遇到了困难——新媳妇没把被子借给他。可“我”却很轻松地向她借到了。这让通讯员感到委屈和不服，怪新媳妇“死封建”。从他不多的话语和行动中可以看出他的耿直和爽快的性格，农家穷苦孩子的特征。可当“我”告诉他，这条新被子或许是新媳妇做姑娘时起早熬夜为自己新婚缝的，小通讯员觉得误会了人家，愧疚地想把被子还回去。这种感情态度的变化表现了他的淳朴、善良和单纯。当通讯员回团部时，他不忘关心“我”，给“我”留了两个干硬的馒头，这份对战友真挚的友情和关爱，平凡而亲切珍贵。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通讯员小小的身躯在战友危难之际竟然迸发出强大的力量和无穷的勇气。为了保护同志，舍身扑在快要爆炸的手榴弹上，牺牲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2、新媳妇是一个美丽娴静、淳朴善良的农村妇女。对于让通讯员受气这件事，她一直感到很愧疚，希望有机会向通讯员道歉。可是唯一的机会确实通讯员重伤被抬到包扎所，新媳妇全然不顾刚才的羞涩，“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似乎想弥补以前的过错。我想此时她的心情是悲痛、激动的。通讯员牺牲了，但新媳妇并没有停下自己的工作，仍然认真地缝着通讯员衣肩上的那个破洞，把自己的那条崭新的被子盖在他的身上。这一系列的动作虽然简单，却饱含着泪水，透露着一份真诚的情感，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质朴与善良。

《茶馆》赏析

一、老舍先生曾说：“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老舍先生的剧本写法新尝试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与曹禺的《雷雨》作比较加以分析）老舍先生相对于传统戏剧写法不同的新尝试在《茶馆》的第二幕中主要表现在结构、情节与戏剧冲突的设计上。

1、卷轴画式的平面结构（也叫人像展览式结构）。这一幕出场的人物有三十多个。有台词的近二十人。这些人物没有特别突出的主次之分，人物不断登场，又不断下场。茶馆中每个人物的台词也都不多，他们在茶馆一闪而过，口中说着自己的事情。

比如：旧民主主义者崔久峰与王利发的对话，只表现了他理想破灭后的沮丧和失望；松二爷的出场也只表现了封建遗老的没落。即使是起着贯串作用的茶馆主人王利发，也没有什么重场戏，只是在与茶客的交往中表现自己。由此看来剧中人物的活动，都是截取他们在茶馆中的一个横断面。无数的画面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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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一幅卷轴画，随着剧情而逐步展开。

2、淡化贯穿始终的情节设置，这一幕没有统一的情节，人物虽多，但关系并不复杂。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单一的，人物之间的联系也基本上是单线的，小范围之内的。(比如，一开始出场的跑堂的李三，与茶馆有关的戏不多，他的戏主要集中在他与茶馆主人之间的矛盾上，抱怨活忙而工钱少。再比如刘麻子的戏主要是与两位逃兵有关，茶馆只是他做贩卖人口交易的一个场所。王利发的戏是属于应付生意的，这是人物身份决定的。真正属于他本人的戏只有在茶馆的利益得到维护或受到损害的时候，比如他与常四爷、李三、巡警等人的戏。总之，整个一幕戏就是由一个个发生在茶馆中的小情节、小故事联成，是平面展开的。)

3、《茶馆》的新尝试还在于它所采用的特殊的戏剧冲突方式。剧中虽然集中了三教九流的人物，但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具体的、针锋相对的冲突，人物与茶馆的兴衰也没有直接关系。剧中的人物仿佛是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按照自己的轨迹必然地运行。正直、善良的人无法摆脱厄运的袭击，那些异常活跃的社会渣滓，各自遵循着自己的道德准则行事。作者也没有过于追究他们个人品质上的某种邪恶之处。老舍先生把矛盾的焦点直接指向那个旧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每一个小的冲突都暗示了人们与旧时代的冲突。这是一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流氓特务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的时代，也是一个中国人民对水深火热、灾难深重的社会反抗的时代。这些新尝试，展现了清末社会的众生相，深刻地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渗透、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荒淫、腐败所造成的农民破产，市民贫困和社会黑暗。表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月即将来临。

二、课文的语言特色是什么？ ⑴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戏剧中每一句台词都是人物的语言，表达人物的思想，显示人物的性格。老舍善于根据人物的身份和性格，选取符合他们心理的个性化语言。王利发的语言谦恭、周到，与各种人物应酬反应机敏，对答如流，很能显示他茶馆掌柜的身份。常四爷的语言则豪爽耿直，带有闯荡多年的侠气和饱经沧桑的沉重感。宋恩子、吴祥子的语言则狡猾奸诈、傲慢无理，具有老牌特务的特点。出场的人物不论台词多少，都写得活灵活现。

⑵语言的幽默风格。老舍谈《茶馆》时说，作品写了“那些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他把对黑暗社会的讽刺、批判与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联系起来，在微笑中蕴藏着严肃和悲哀，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幽默风格。课文中，当唐铁嘴夸耀自己如何抽白面儿时，看起来滑稽可笑，但实际上却激起了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王利发问报童“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也像一句玩笑话，然而表现出的则是人民对动荡时局的不满。又如松二爷看见宋恩子和吴祥子仍穿着灰色大衫，外罩青布马褂说：“我看见您二位的灰大褂呀，就想起了前清的事儿！”。表现出松二爷的怀旧情绪，也讽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这种寓庄于谐的语言更能给读者以回味的思考。

21 ⑶浓郁的北京地方色彩。这个特点在课文中表现得很明显。老舍本人熟悉北京方言，特别是北京市民的语言。在《茶馆》中恰当地应用地道纯熟的北京方言，使作品更具地方色彩，也更真实。分析人物形象《茶馆》中出现的人物众多，前后三幕中出场的共有30多个，我们不可能一一分析，这节课我们主要分析一下课文节选部分出现或涉及到的一些重要人物，包括：王利发、常四爷、松二爷、宋恩子、吴祥子、刘麻子、唐铁嘴及课文中提到的秦二爷几位。（投影显示八位人物姓名，点击王利发人名进入相关链接）

（一）、王利发。

1、对不同人采取不同态度。

（1）、对难民、李三等人：“别耽误功夫！”“咱们的事，有功夫再研究！”对难民强硬、冷漠，对李三虽同情，却有限度，表现他自私。

（2）、对大兵、警察、特务：“您圣明。”“你多给美言几句，我感恩不尽！”“老总们在对不起，还没开张，要不然，诸位住在这儿，一定欢迎！”“您甭看，准保都是靠得住的人！”对他们的态度则是讨好，巧应付，怕得罪。表现王利发的圆滑世故。

（3）、对唐铁嘴之流：“你混得不错呀！穿上绸子啦！”“可是，我这儿已经住满了人，什么时候有了空房，我准给你留着！”对唐铁嘴厌恶仍笑脸相迎，表现王利发的精于处世。

2、善于经营，不断改良。“all right？”“yes，也有这么一说！”体现王利发言语上的改良。“西直门的德泰，??全先后脚儿关了门，只有咱们裕泰还开着，??”“大茶馆全关了，就是你有心路，能随机应变地改良！”通过王淑芬和常四爷之口表现王利发善于改良，是茶馆业中的佼佼者。

3、对现实不满，含蓄表达：“这年月还值得感谢！”“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表现王利发的胆小怕事。总结：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也是贯穿全剧的人物。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也继承了他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胆小、自私，又精明、干练、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王利发善于应酬，善于经营，不断改良，却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得十分含蓄。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世的小商人，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

（二）常四爷。

1、“我卖菜呢！自食其力，不含糊！??听说你明天开张，也许用得着，特意给你送来了！”表现常四爷的自食其力，乐于助人。

2、“什么时候洋人敢再动兵，我姓常的还准备跟他们打打呢！??”表现常四爷的爱国、敢作敢为。 3、“要是洋人给饭吃呢？”“盼着你们快快升官发财！”表现常四爷的正直、倔强。总结：旗人。正直，爱国；倔强，敢作敢为；自食其力，乐于助人。

（三）松二爷。

22 1、“看见我这身衣裳没有？我还像个人吗？”“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我饿着，也不能叫鸟儿饿着！”表现松二爷的游手好闲、懒散无能，不愿自食其力。

2、“我看见您两位的灰大褂，就想起前清的事儿！不能不请安！”“你说得对！嗻！四爷，走吧！”表现松二爷的胆小怕事。总结：旗人。胆小怕事，懒散无能，游手好闲，喝茶玩鸟，不愿自食其力。最终饿死。

（四）秦二爷。民族资本家。一心实业救国，最终破产。 （五）刘麻子。靠说媒拉纤、拐卖人口挣钱的地痞无赖。

（六）唐铁嘴。“我感谢这个年月！”“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侯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算命看相的江湖骗子。无耻。

（七）宋恩子、吴祥子。

1、“王掌柜不愿意咱们看，王掌柜必会给咱们想办法！咱们得给王掌柜留点面子！”“对啦！坐下谈谈吧！你们是要命呢？还是要现大洋？”“别动！君子一言：把现大洋分给我们一半，保你们俩没事！咱们是自己人！”

2、“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宋、吴二人的贪婪、蛮横、霸道。有奶便是娘的走狗。

《茶馆》塑造了众多的各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王利发是一个贯穿全剧的人物。他精明、干练，谨小慎微，委屈求全，善于应酬。在剧中，他巧于应付巡警的敲诈，耐心倾听崔久峰的牢骚。作为商人，他还具有胆小怕事和自私的特点。如他对李三的苦处、康顺子的处境和难民的哀告虽然同情，但也很有限度。他对社会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得十分含蓄，如唐铁嘴说“感谢这个年月”的时候，他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这句话中蕴含了他的愁苦和愤恨。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常四爷是个旗人，但他对腐败的清朝政府不满，对帝国主义更加痛恨。他正直、倔强，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乐于助人。剧中他对抓过他的特务不服软，为正发愁的王利发送来了咸菜和鸡。他的身上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爱国精神。刘麻子，这是一个靠说媒拉纤、拐卖人口挣钱的地痞无赖。课文中他又同两位逃兵谈生意，还没有谈成就被当做逃兵枪毙了。这个人物形象表现了当时社会的病态和畸形

《茶馆》的戏剧结构是独特的，称为“图卷戏”。作品没有一个完整的情节线索，没有贯穿始终的矛盾冲突，而是以众多人物的活动带动情节的发展。《茶馆》第二幕出场的人物有30多个，有台词的近20人，但这些人物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每个人的台词都不多，在茶馆中一闪而过，各自说着自己的事情。剧中人物的活动，都是截取他们在茶馆中的一个横断面。这无数个画面组织起来，便构成了一幅卷轴画，随着剧情逐步展开。

《茶馆》所采用的是特殊的戏剧冲突。剧中人物仿佛是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按照自己的轨迹必然地运

23 行，正直、善良的人无法摆脱厄运的袭击，那些异常活跃的社会渣滓，各自遵循着自己的道德准则行事。作者把矛盾的焦点直接指向那个旧时代，人物与人物之间每一个小的冲突都暗示了人民与旧时代的冲突。如李三的报怨，巡警的勒索，难民的哀告，逃兵的蛮横，都表现了帝国主义指使的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黑暗，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它是老舍骄傲的作品，是一位成熟作家的成功之作。《茶馆》的故事全部都发生在一个茶馆里，茶馆里人来人往，会聚了各色人流，三教九流，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老舍抓住了这个场景特点，将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六七十个主，次人物高度浓缩在茶馆之中，展现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的三个时代的生活场景，概括了中国社会各基层，几种势力的尖锐对立和冲突，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命运。

《茶馆》的成功也在与语言的成功。话剧全凭借台词塑造人物，台词到位了，人物就活了，人物活了，全局自然也成功了。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的老舍的的确确将语言功力发挥到及至。《茶馆》中的每个人物的台词都设计的非常传神，富有个性，同时简洁凝练，意韵深长。

其实，老舍这样炉火纯青的语言既归功于艺术锤炼，又来自于生活的积累。出生贫寒的老舍非常熟悉茶馆里的小人物，他既知道他们说什么，也知道他们怎样说。因此使得文章具有真实性，给人一种融入当时社会的感觉。然而历史的前进是曲折的。茶馆的两次演出都受到了“左”的指责。更加不辛，作家本人在文革动乱之初含冤去世。他未能看到自己的作品获得了远远超过他生前所获得的赞赏和推崇，未能听到《茶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舞台上所赢得的空前掌声。相信大家都感觉到有点遗憾吧！

《海瑞罢官》

海瑞，明朝著名清官。 京剧传统剧目，剧情：明朝首相徐阶告老还乡，其子徐瑛仗势霸占民田、气死赵玉山之子，又抢走赵的孙女小兰。小兰母洪氏赴县控告。县令王明友受贿，当堂打死赵玉山，轰出洪氏。海

24 瑞正调任应天巡抚，得知冤情，复审此案。徐阶自恃有恩于海瑞，代子求情，提出交田赎罪。海瑞指明占田应退，犯法当诛。徐阶恼怒，唆使朝臣弹劫海瑞，新巡抚戴风翔亲来摘印。海瑞于交印前，斩了徐瑛及县令王明友。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沙家浜》

剧情简介

抗战时期，江南新四军浴血抗日，某部指导员郭建光带领十八名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忠义救国军”胡传魁、刁德一假意抗战暗投日寇，地下共产党员阿庆嫂依靠以沙奶奶为代表的进步抗日群众，巧妙掩护了新四军安全伤愈归队，最终消灭了盘踞在沙家浜的敌顽武装，解放了江南大好河山。

选段：《智斗》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

沙家浜是一个江南的村镇。新四军某部和敌人迂回作战，一度撤离常熟一带，留下了十八个伤病员。以指导员郭建光为首的伤病员，由地下党员阿庆嫂负责，安置在沙家浜的革命群众家休养。他们和群众生活战斗在一起，军民结下了鱼水深情。

日寇疯狂扫荡。反动武装“忠义救国军”的头子胡传葵、刁德一假抗日，真反共，他们秉承日寇旨意，千方百计想搜捕我伤病员。

我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率领十八个伤病员，在消息隔绝、粮缺弹尽的艰难困苦环境中，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析敌情，下定决心，教育战士排除万难，坚持待命，力争主动，屹立如暴风雨里的青松。 阿庆嫂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以开茶馆的身份为掩护，抓住敌人的弱点，利用胡、刁之间的予盾(阿庆嫂曾经救过胡司令的命)，进行了紧张复杂的斗争，终于使十八个伤病员安全转移。

我伤病员脱险后，胡、刁非常恼火，他们当着阿庆嫂的面拷问沙奶奶等革命群众，企图破坏沙家浜的党组织。阿庆嫂和沙奶奶互相掩护，沙奶奶痛骂了敌人，阿庆嫂并乘机了解敌兵司令部的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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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某部主力回兵东进，已经痊愈归队的战士，配合大部队的行动，组成突击排直插沙家浜，活捉了敌奠匪首。

旭日东升，红旗招展，沙家浜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赏析

能否将“样板戏”归之于“红色经典”之列呢?这是需要认真讨论的。众所周知,“样板戏”由于江青的插手和“文革”的政治性介入,被强行楔入许多“政治意图”,如《沙家浜》突出“武装斗争”以压倒其前身《芦荡火种》的“地下斗争”。还有“三突出”创作原则的全面贯彻使得“样板戏”中的人物分成了“等级”,占戏的比例由“级别”而定,“主角”是“高、大、全”的“超级英雄”。另外,人物关系一律净剔为“敌”“友”两种,血缘亲情、爱情友谊等统统被剪掉,以至于塑造出了方海珍、江水英、柯湘、阿庆嫂等一批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光棍”形象。正是由于这些严重的思想、艺术“病患”而不仅仅因为与江青的“瓜葛”,“样板戏”于“文革”结束后被基本否定。王元化先生认为“样板戏”已经成为“文革”时期“文化统治的构成部分”。就是说,它不仅被强行灌输给人们,让人们无条件地接受它的思想艺术观念,而且作为“样板”,它又是各类艺术创作必须遵循的“法律”,不能逾跃的“雷池“样板戏”已成为“文革”的魅影之一,是他们难以摆脱的梦魇。如此的“样板戏”,能与《王贵与李香香》、《保卫延安》等相提并论,划到“红色经典”名下吗?将“红色经典”的外延无限制扩大,其内涵就会变得难以界定,最终消解了这个概念。那么,又该怎样理解“样板戏”的“复出”呢?它近年来的“热”真的意味着它要“卷土重来”吗?在笔者看来,作为“文革”产物的“样板戏”,与今日艺术接受、文化消费中的“样板戏”已有很大不同或者说截然有别了。首先,今日的“样板戏”已缩减为几个“左味”相对较淡的革命历史题材剧目,流行的是它们中一些精彩的“段子”,而“海港”之类已遭筛汰。其次,时过境迁导致“再唱”“段子”中不合时宜的“思想成份”自然流失或“淡出”,留给人们的主要是记忆中熟悉的唱腔曲调。因此,“样板戏”在“再唱”中事实上已经“变形”甚至“变”。而由于“变”,所以某些“样板戏”的意蕴在新的审美接受中,很大程度上已回归到其“前身”(如《智取威虎山》之于《林海雪原》,《沙家浜》之于《芦荡火种》)。所以,“样板戏”的一些段子成为“新流行”,并不标志作为整体的具有特定涵义的“样板戏”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它只不过是大众(主要是对“样板戏”唱段很熟悉的人)在“忆旧”心理作用下,对既有的“音乐记忆”的怀恋,对已逝去的“激情”重新回味罢了。

。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一阶段的创作好,哪一阶段的创作不好。至于“文革”期间的抗日题材作品,多数系“文革”前一些作品的改编或“修改”,“样板戏”《沙家浜》就是典型的例子。作为戏剧,它具有“集体创作”性,勿庸说包含着导演、演员等许多人的心血,因此,这些人“割舍不掉”的心情很可理解。再者,《沙家浜》是“样板戏”中较为生动的一部,喜爱它的人对其偏嗜,也无可厚非。总之,在今天多元开放的文化环境中,它的一些“段子”完全可以“再唱”,也应该允许从“艺术本体”角度对它欣赏。然而,它所罹患的“样板戏”“综合症”却应是我们永远不该忘记和保持警惕的。无论怎么说,它都是不能与“文革”前

26 后相同题材的作品相提并论加以比较的。因此,一篇阅读量极为有限的小说《沙家浜》的出现,似乎不应该大惊小怪,并引致火药味很浓的一片“讨伐”之声的。小说《沙家浜》属于对历史进行“个人化叙事”的路子,只要熟悉近些年类似文本,并不难发现它没有“出格”之举。它之所以招来愤怒,主要是“亵渎”了一些人心目中的“英雄”形像,而这些“英雄”早已由“样板戏”《沙家浜》“定格”。郭建光变成了“窝囊废”,阿庆嫂变成了“万人迷”??岂不是毁我心中“偶像”,糟贱“历史”吗?在批判小说《沙家浜》的话语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这样一股强烈的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平心而论,反对者事实上已模糊了“样板戏”中“英雄”与“文革”前抗日题材作品中“英雄”的界限,不知不觉中把他们等同为一了。由传统作品奠定基础,由“样板戏”强化了的高大型“英雄”已牢牢据住他们的想像,一旦变形走样,尤其变得“不像样”,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可反对者于情绪激动中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小说《沙家浜》是对着“样板戏”《沙家浜》而来的,是一种“戏仿”,主要挑战后者的虚假。于是“讨伐”小说《沙家浜》实际上已构成了对“样板戏”《沙家浜》甚至整个“样板戏”的“维护”,这就使得这场争议与围绕“样板戏”于近年来出现的更大争端融合了。看反对小说《沙家浜》的意见,会感到其中有些人对新时期以来的文艺行进缺少必要的了解,一些观念、趣味滞留于“过去”,这体现在他们的批评语言中。有人竟然仍在使用“有严重政治错误”一类语言,使人难与之“对话”。此外,“围剿”式批评显示出一种“只许如此不许那样”的文化“霸气”,说小说《沙家浜》在“戏说”、“胡说”历史,你以什么为比照?难道是“样板戏”《沙家浜》吗?是不是全然忘记了“样板戏”在今日仍是个“文化带菌者”?小说《沙家浜》引起的风波让我们看到了今天人们在审美观、价值观上存在的龃龉,是很正常的,它的暴露或许对文艺的进一步发展不无益

胡风时间开始了。

胡风的朋友、诗人绿原这样阐释当时广大知识分子所体会到的那种“宏大的幸福感”：一是对反动而又腐败的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失望；二是百年来累累国耻所酝酿的爱国主义情怀；三是人民解放军的辉煌胜利之不可否认的魅力。体验到了生平最大和最强烈的欢乐，内心充满了对领袖的崇敬和对祖国的热爱”。胡

27 风在写作中采用了他最喜爱的自由新诗体。当时，以顺口溜或新格律为基础的“民歌体”极度盛行，而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自由体新诗，却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受到排斥。胡风不敢公开论争，但决定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做一下抗争。

在这首诗中，他自由地运用了“掌声”“大海”“高峰”“雷声”等意象，激情澎湃地抒写了他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

诗人牧南总是一个人不动声色地写，写诗只是他思考人的存在这样一些根本问题的生活方式，就像他的诗集《望星空》，展现的便是他这种作诗的姿态。

诗集分为“思想者的星空”、“越过欧罗巴柱廊”、“江南梦里望江南”三辑，共收录了百首诗歌。牧南切入诗歌的视角是独特的。从第一辑中可见，他的语言文字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跨越时空的阻隔，纵横古今，一种自由精神和浩然之气在诗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从屈原的天问中喷薄而出的光/这是从李白的月亮上飘逸而来的光/这是从艾青的太阳那边呼啸而来的光/这是从中国人觉醒的智慧中迸发而出的光/一个古老的民族，以青春挺拔的姿态/屹立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站在东方地平线上》）。诗句豪迈奔放，激荡人心。这些诗篇正是这个时代的诗意见证，这激情源于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复兴的自豪。

“越过欧罗巴柱廊”一辑，作为“东方使者”的牧南，怀着朝圣的心情走进了辉煌灿烂的欧罗巴历史文化深处。在这里，那古老的建筑不断激发诗人的怀想，并且从中获得了对崇高、爱、和平、自由和静穆的体验，以及对灵魂的思索。然而，当他意识到历史已成古迹，意识到自己只是作为“艺术的朝圣者”，而不是“真诚的信仰者”时，一种东方过客的身份意识油然而生，领悟到“仰望者的目光尽头，隐约着一位母亲/东方客们无法理喻的美和伟大”（《圣母百花大教堂》）。面对梵蒂冈长廊、圣母百花大教堂、万神殿、君士坦丁凯旋门，诗人的心情矛盾而复杂。他意识到“没有信仰的时代，不会是伟大的时代/没有信仰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代伟人”。他又深知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就是在第一辑里抒发的那种对祖国强烈的爱。因而，即使遭遇那么多的历史文化名人和面对那么多的辉煌灿烂的陈迹，诗人依然“忘不了，这儿，不是我的祖国”，依然希望快快回到自己的故乡。

既然不可能从一个异域的文化中找寻到自己灵魂的家园，诗人便构筑了一个理想的故乡——江南，作为诗意的栖居之所。在第三辑中，牧南似乎又回归了自然，融入了天地之间，诗歌中的意象：山水花鸟、风雨柳烟、日月星辰、荷塘月色、碧瓦甬道、青梅黄桃、竹林春山、蛙声渔船等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江南。但这个温婉恬淡的江南，果真只是诗人朝思暮想的故乡吗？是诗人始终无法释怀的童年记忆吗？不。这应该不是真实的江南，至少不是江南的全部。牧南念念不忘的这个诗性江南，更多的是诗人灵魂的故乡。

牧南是一个能够时时反省自己的人。对江南的思念不见得是出于归隐田园的憧憬，但寄托了一颗明净单纯的诗心，只有这个想象中记忆中的江南能够让他的灵魂得到安息。在《望着那片青葱的竹林》一诗中，牧南写道：“不安的灵魂，在大地上漂游/云在高处，应和

28 着人的足音/抛开名誉和财富之后/人，和万物一样赤裸/留下爱，留下思想，让灵魂安居/享用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目光/就是这充满天地间的默契，让我们/回到故乡，像那片竹林依偎着池塘。”用心灵之光去眺望，眺望江南，这就够了。

看似毫无关联，而且风格迥异的三辑诗歌，实则构成了有机的整体，是诗人面对历史与社会、自然与人生时走过的一段段的心灵旅程。它们统一于诗人对于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于灵魂归宿的探索之中。正是因为有了“思想者的星空”，牧南才可能会去思考宇宙中的“人”这样一种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问题，因而才有了“越过欧罗巴柱廊”时的遐想，才有对人的灵魂归宿的找寻，进而才达到了“江南梦里望江南”的通透澄明的境界。《望星空》，诗人守望的正是灵魂的栖息所和精神的家园，诗人所要升华的，正是人的心智与精神。

《草木篇》草 木 篇

流沙河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

——唐：白居易

白 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藤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它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梅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睬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赏析：作者流沙河引用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句“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作为题记开头，概括了本文的写作意图和点明了文章的主旨所在，有利于读者整体把握课文的内容，给人以生活的启迪和感悟。之后作者用白杨、藤、仙人掌、梅、毒菌等5种草木作小标题分别开篇，清楚明晰，结构一目了然，便于读者的认知和理解。

文章成功之处除了文章语言的生动清新外，更得益于文章开头诗句的巧妙应用，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也有助于对文章中心的深刻挖掘和认识。因此，文章写作时，运用适当的形式开篇会使文章生动有趣，使文章主旨得以提升，感化吸引读者。

本文运用托物寓意，给我们人生深刻的感悟。白杨的正直，站立是同样伟大；野藤的天性就是寄生；仙人掌的精神就是不屈不挠；梅则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细菌更是无处不在，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草木生长竞自由的图景，坚强向上是他们的本性，执着奋斗是他们的天性。草木如

29 此，我们是否有更多的启示和思考？这都给我们深深的思索和人生的莫大鞭策

《永远的尹雪艳》 作者：白先勇

作品解析 《永远的尹雪艳》是白先勇的代表作之一。作品通过尹雪艳形象的刻划，揭示出台湾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尹雪艳原是上海百乐门一个如花似玉的红舞女，“能够迷惑所有接触过的男人”，是十里洋场新贵们的追逐目标。来到台湾，尹公馆很快成为上流社会“旧雨新知”的寻欢乐土和怀旧场所。“好象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那些失去官衔的遗老遗少，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尹雪艳娇声软语称呼起来，心理上恢复了许多优越感。在尹公馆，患着风湿症和烂眼圈的吴经理，落魄之中不忘重温昔日的黄金梦；沉湎于牌桌的贵妇人，以激烈的厮杀填充精神的空虚和崩溃。但尹雪艳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希望。她妖冶迷人，也冷艳逼人；她看着牌桌上的厮杀，自己也在无形中杀人。她象一颗“白煞星”，“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当年，上海棉纱财阀王贵生为之遭了枪杀，金融界洪处长因其倾家荡产；如今，迷恋上她的台湾新暴发户徐壮图也遇刺身亡。台湾糜烂腐朽的上流社会，成为尹雪艳这类人寄生的社会基础，尹雪艳的“重煞”，又意味着这个贵族社会的必然归宿。 解析尹雪艳-角色分析

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尹雪艳也许是唯一谜样的女人。白先勇擅长描写各式各样的女人，各种阶层的女人心态，若是遮住白先勇这个名字，恐怕读者会以为作者是个不折不扣的女人呢。

把尹雪艳跟其他相似行业的女人比较起来，她可以说是最幸福迷人的。“玉观音金兆丽”（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云芳老六总司令”（孤恋花），“蓝田玉钱夫人”（游园惊梦）。这些舞女或是戏子，比较起最后的下场，尹雪艳却“总也不老”。

对于女人的前半生或是人生经历都刻画得精致，几乎活生生的我们就看见娟娟细颤颤唱着孤恋花（孤恋花），金兆丽的痱子或是望着海水掉泪（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蓝田玉的粉墨登场而至倒嗓（游园惊梦），而尹雪艳呢，没有孤苦没有失落，甚至没有感情。这些都是尹雪艳与众不同的地方，你只能看见她美好的那一面。

白先勇的小说，几乎都脱离不了“怨念”、“宿命”、“冤孽”以及“轮回”。尹雪艳是出了名的白虎、命硬，沾上她的男人不得好死。王贵生、洪处长、徐壮图，通通死在她的“克”，她的“煞”就像刺青一样永远的洗刷不去。金兆丽则是舞场打滚，总爱上会脸红的男人。娟娟和五宝也都犯了重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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