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我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

宋美龄我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的宋美龄年事愈高，对宗教的信仰也愈笃，平时终日陪伴在她身边的只有一本《圣经》，读《圣经》是她每天必做的功课，花费的时间远胜于看报。

2003年10月24日，在纽约曼哈顿葛莱西广场10号的豪华寓所内，“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宋美龄女士在睡梦中平静地去世，享年106岁。这个曾叱咤风云的“民国第一夫人”在淡出公众视野数十年之后，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各大报刊纷纷在显要位置报道宋美龄去世的消息，回顾这位“20世纪最尊贵的夫人”的生平；各电视台也在黄金时段播放有关宋美龄的影片资料，在影片中，美丽端庄、风度迷人的“蒋夫人”再次勾起人们对历史的回忆。

宋美龄一生中经历了不少的波折：在大陆的失败，早是天下共知。杜鲁门政府在极度失望中一度抛弃了蒋介石集团，任其自生自灭。在美国乞援的宋美龄，过起了隐居生涯。朝鲜战争爆后，蒋介石集团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宋美龄又开始强颜欢笑，与蒋夫唱妇随做起了“草山遗梦”。然而好景不长，1975年4月蒋介石病逝，宋美龄身上的光环消退，在无奈之中赴美养病。接着又是蒋经国去世，蒋家后代蒋孝文、

蒋孝武、蒋孝勇又盛年早亡……蒋家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宋美龄就为之奔忙，现如今，豪门衰败倒塌，气势一落千丈。往日的“众星棒月”的场面已物移人非，豪宅前的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如今变得冷冷清清，蒋家三代男人先后弃世，一门五寡，宋美龄的心境又是何等凄凄惨惨威威！加上宋美龄本人查出乳腺癌，在美国动过两次手术，因卵巢囊肿也做过手术，连年又因皮肤过敏、荨麻疹所苦恼，甚至对抗过敏药也过敏……接二连三的变故和客居他乡的寂寞烦恼一直侵扰着她。如果没有良好的心态来适应，来面对现实，抑郁症或精神反应都可能摧残她的健康。但是，宋美龄靠祈祷，把她的痛苦、不幸都交给了上帝，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融入上帝的旨意中”。精神负担减轻了，思想得到了安慰，心境趋于平静，血与心跳都平静下来，免疫力也不会因为精神打击而减弱了。应该说，宋美龄的信仰在她的长寿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宋美龄最喜爱的生活就是灵修，把自己心灵交给上帝，其中个人的不幸、痛苦、忧伤都被忘怀了。“灵修”之术对消弥人的感情痛苦，平和人的情绪，保护人的健康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冥思和诵祝中能促进气血的有韵律的运动，在神秘的喜悦中促发人的神经中枢达到兴奋状态，人体免疫机能也处于高度活跃状态。

宋美龄出身于一个传教士家庭。其父宋嘉树在11岁时

随养父到美国波士顿，先做过学徒，因为不安于现状，数年后离家出走。在流浪中遇到基督教卫理公会的牧师，之后受到朱立安?卡尔将军的资助，在卫理公会的圣三一学院学习，成为一名基督徒。两年之后转入田纳西州一座神学院学习了3年，成为一名传教士，受教会派遣回中国传教。宋美龄母亲倪桂珍也是一位基督徒，出身于名门世家，毕业于上海西门的培文女子高中。数学成绩优异，弹得一手好钢琴。17岁毕业即留校当教师。由于基督教家庭的影响，十分热心于慈善事业和教会的活动。

宋美龄生于1897年3月20日，她排行第四，上边有两位姐姐、一位哥哥，下边有两位弟弟。应当说在当时的中国，这种家庭是衣食无忧的。但是，宋家夫妇对子女的教育却极为严格。宋夫人善良、贤惠、厚道，她时时周济穷人，热心教会工作，教育子女要自力更生，凡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办到的事情，就以高度的责任心，认真办好。对宗教她坚信祈祷是同上帝沟通的神圣时刻，常常跪几个小时祷告，这对宋美龄后来的宗教信仰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宋夫人按清教徒的规矩要求子女有礼貌、守规矩，不能酗酒、赌博和跳舞，连梳什么发髻都身体力行，让3个女儿认真仿效，全家人常在宋夫人的钢琴伴奏下唱赞美诗。这种环境对宋美龄的成长

起了很深刻的影响。

宋美龄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从小在父母的教育下笃信上帝耶稣基督。读《圣经》、祈祷是每日必做的事情。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也是基督徒应做的事情。为人谦卑、礼貌、善良、宽厚是基督徒的基本要求。耶稣基督说：“我在世上客旅，我家乃在天国。”虔诚的基督徒都坚信：人通过修炼最终要回到天堂去的。《圣经》的这段教义对宋美龄影响极大。宋美龄最喜爱的生活就是灵修，她每天要用一至二小时读《圣经》，她认为只要读《圣经》就把自己的心灵交给了上帝，个人的不幸、痛苦、忧伤都在虔诚的静修中得以忘怀了。祈祷上帝给她以平静，赋予她渡过难关的精神力量。在台湾，官邸里她修建了礼拜堂，她每礼拜天都去教堂做礼拜。到美国纽约之后，宋美龄就去曼哈顿或长岛附近的教堂做礼拜。

除《圣经》之外，宋美龄和蒋介石还喜欢读一本基督教经典著作《荒漠甘泉》（也译作《沙漠甘泉》）。讲的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痛苦、不幸中每天记日记，把自己交给上帝，终于被救的故事。宋美龄评价道：“这本日记是黑夜中的一盏灯，照着基督徒足下的道路，是绝望中的希望所在。”

“灵修”之术对消弥人的感情痛苦，平和人的情绪，保护人

的健康都是大有裨益的。宋美龄如此珍视考门夫人所写的《荒漠甘泉》，自有其心灵焦灼、渴求释放的迫切原因。

世人皆知，宋美龄这一生经历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常人心理难以承担的：1936年的西安事变，1948年起的众叛亲离，尤其是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一度使出洋乞援的宋美龄陷入绝望之境。她饱尝到的是在彬彬有礼态度之下的冷漠甚至是鄙夷。然而，在暗中流泪之余，她靠着诵读“山谷”一章挺了过来。

所谓“山谷”一章是怎样说的呢？书中以隽永的、能给人强烈画面感从而达到暗示效果的语言，来启示诵读，以振奋精神，忘怀烦恼，实现精神上的“普渡”历程。

我们要得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之地，不是一片平坦的平原。若是我们前面的生活只是平而又光，何等乏味！我们需要山和谷。山使雨水汇集谷中，使地肥沃多结果子。山对于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山一般的难处原是催赶我们到施恩座前去得有福的甘霖的；我们所厌烦的山境，反使我们得福。多少人因为厌烦山谷的辛苦，贪恋平地的舒服，因此受风霜的摧残，倒毙在山下的平地，埋葬在黄金色的水中。神的山是他子民的保障！

我们不能说前面没有损失，忧虑，试炼。我们只能信靠。

父神必从今日起伸出他大能的手来扶持我们走当走的路程。所以我们的新年是一个快乐，有福的新年！

这一段充满了象征和暗示词语的汉字，一般人恐怕是很难从文字本身读出什么“妙处”来的。然而，长期在宗教修炼中寻找“救途”的人，却从文字中得到了神秘的启示

宋美龄不但自己信教，而且还殷勤地向她的亲朋好友们赠送宗教典籍或干脆劝说他们入教。

宋美龄一生没有子女。一个在别人眼里处在至高至尊地位的女人，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女，这不能不说在感情上是有重大缺憾的，即使地位再高，纵然有权势和财富，也无法弥补这一情感失落而造成的内心苦寂。然而宋美龄并不感到苦寂，她认为她并不缺少这种快乐，精神并不空虚。宋美龄惟一无话不说的密友是孔令仪（孔二小姐），据孔令仪透露：“老夫人内心实则是十分奔放的，然而她很满足，任何不足或缺憾，她都会以好的一面去看。”因此，宋美龄一直能以一种较好的心态对待蒋的子女。首要的原因就是精神上的皈依使她除了尽享世俗的乐趣之外，还有一个在“天国”的精神乐园给予她理想的激励。而赋予宋美龄精神甘美的一个重要桥梁，就是《圣经》和《荒漠甘泉》。

《圣经》自然是人类历史上的永恒名著，而那本同样给

予蒋介石夫妇重大影响的《荒漠甘泉》又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

《荒漠甘泉》作者考门夫人，原名丽蒂伯德。1870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年轻时一度病危，医生已经宣布无药可救。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她的丈夫查理向上帝祈祷，求神保佑，一旦康复，愿将余生全部贡献给基督教。考门夫人痊愈后，二人力践誓言，到世界各地传经布道，办院讲学。考门夫人曾到过中国上海。该书由中国信徒翻译成中文，在基督教世界里被誉为“一座支取不尽的心灵宝库，一泓鲜活的甜美的生命甘泉”。

宋美龄生活的时代，是人类灾难频发、战乱不断的年代，人们生活困苦，渴望着信仰的麻醉。人们渴望找到解脱的药方。《荒漠甘泉》正是一剂救世良药，征服了东西方亿万读者。从纽约的摩天大厦到伦敦东区的贫民窟；从澳洲辽阔的草原到非洲炎热的矿场，无论市井平民、虔诚教徒，还是将军元帅、总统议员，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这本书的虔诚读者。有的作为座右铭摆在案头，有的作为醒世箴言传至后代。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考门夫人虽是在写读经感受，行文却毫无陈腐的经卷气息，每篇小文都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或摘引寓言、叙述故事，或描述景物、寓情于景，或揭示心态、直抒胸臆，都有声有色、入情入理。

在1996年3月宋美龄答记者问时，说：“上帝让我活着，我不能轻易去死，上帝让我去死，我决不苟且地活着。”宋美龄最喜欢诵读《圣经》上的一段话：“你们应该喜乐，天上的麻雀，一钱银子可以买两只，上帝都要养活它们，何况你们是上帝所欢喜的。”这段话给了宋美龄许多启示，她心态平和，没有心理压力。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她学会了随遇而安，万事都能看破，想得开，这样，心中就没有什么烦恼。不高兴的时候，她就发一点脾气，不把恼怒憋在心里。宋美龄在见到友人时常常问人家“happy吗”？平心时常劝慰蒋介石：尽管有许多不顺心、不如意甚至不幸，但是把自己交给上帝就会高高兴兴的。

宋美龄：我的家庭我的家庭乃是传道家庭，双亲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从小就上主日学，参加主日聚会，以及每天的家庭礼拜。有时我心中极不高兴那样勉强坐着听那冗长的讲道，然而就在不知不觉中，倒吸收了不少主的道理。甚至我和蒋先生结婚之后，我实际上还没有重生。在知识上我相信基督的神性，我也相信耶稣到世上来救赎罪人；但这对我个人并无大关系。虽然他是为我死，也是为全世界的人死，这事实在我身上并无特殊意义。至于罪吗，人人都是罪人，我决不会比一般人更坏啊！第一次灵性的转机我母亲对主的

关系并不这样，她的生活与上帝极其亲近，她常花好几个钟头来祷告，与主交通。那时，我们每逢遭遇困难，总是找她替我们祷告。母亲的死对她的每一个儿女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对我的打击也许最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我对她的倚赖程度是超过我自己所知道的。那时，蒋先生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之外，又加上一个负担，就是剿灭那时在国内的内乱。同时，黄河泛滥成灾，大批人民遭遇饥荒的威胁。多年以来，我和蒋先生密切同工，以达到他的目的─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化中国。这时，许多的困难叫我心灰意冷，几濒于绝望，而母亲却已不在世间，不能天天为我们祈祷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能向谁求援呢？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这是我第一次的灵性转机。在蒋先生与我结婚以前，他曾答应我母亲要查考圣经，后来他果然忠实践守这诺言。这在我母亲临终以前，她带领了蒋先生正式归主。后来他每天仍然自行查考圣经，想要明白旧约中复杂繁奥的真理，这是一件颇为烦难的工作，因为难得有几则圣经历史，是一个不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的人所能领会欣赏的。当我看到他这样在困难中努力查考的时候，我晓得我应该帮助他，像我母亲一向所作的一样。我从前在美国卫尔斯理大学读书时候，曾选修过一门「旧约历史」课程。于是我就利用我的旧笔记旧课本，开始每天同他有一段查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这个习惯。每天早上六时半我们一起祷告、读经，并讨论彼

此的心得。每晚就寝前，我们也在一起祷告。女子护卫男子

一九三六年，蒋先生在西安被部属劫持。那时，事实证明了这一个每日早晨的灵修习惯，是一块支持并供给他力量的磐石。

虽然处于可怖的精神痛苦之下，随时有丧生的可能，又因身体在蒙难时跌伤，但他在那段被劫持期间，心灵上却是十分平安。劫持他的人把他幽禁十日之久，不让他向外通消息。那时，举世震惊，全国人民要求劫持他的人即刻将他平安地释回。后来，我终于设法得以搭飞机到西安，随伴在他的身旁。当劫持他的人允许我会见他的时候，他惊讶得就像见了鬼魂一般。当他镇静下来以后，他给我看一节圣经，是他当天早晨读到的：“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耶利米书卅一章廿二节）无怪乎他与我两人这样笃信不渝，直到今日！神的托付一九四九年，国内形势转变，我到达台湾以后不久，便觉得神呼召我组织一个祈祷的团体。当时，我对这件事十分胆寒。我觉得十分不自在，竭力想逃避这个责任。我害怕我的朋友会认为我过分虔诚，就像我以前对母亲的看法一样。我们多数的人都能很自然地表露我们对家人或朋友的爱，并不缄默；但却最不愿意别人知道我们对基督的忠诚，这岂非怪事！事实如此，我们爱他的心也就渐渐冷淡了。因为惟有一再坚认我们的信心，我们才能保持

活的爱心。于是，我就邀请了五位朋友到我的新居里来，她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告诉他们，从那天起我希望有一个祈祷会。我提起耶稣基督的应许说，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在他们中间。如果她们同意，我们就可以一同为中国和世界的命运祈祷。中华妇女祈祷会从那时起，我们就在每星期三下午举行祈祷会，五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最初的时候，我们必须克服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开始时大家都很害羞，我们中间有些人从来没有在公众中出声祈祷过，一向很熟的朋友，在神面前突然陌生起来。但神终于负责带领了这个聚会，赐圣灵真正的与我们同在，不时充满了整个房间。每年复活节，我们的祈祷会都举行受难节崇拜，由台电广播。我们着重说明耶稣钉死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当时除了羞愤自缢的加略人犹大之外，使徒们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属灵伟人，并具有惊人的领导能力。他们虽然饱受逼迫苦害，却在到处宣传福音，为公义的国度争战。他们这批极少数的基督徒，不单没有像一群无牧人的迷羊四处流散，反而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结不可力敌的团体，以致在可怕的压迫残害之下，他们竟然强过整个罗马帝国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地热心无所惧怕，而是一些胆怯、无生气、连所信的是什么也弄不清楚的基督徒？福音书中记载，耶稣基督在他工作期间，常常必须离开群众去与父上帝相交。他不但独自这样做，也带着他的门徒一同这样做。他是上帝的儿子，尚且需要靠

着祈祷更新他的灵力，我们自然更需要祈祷─一同祈祷、出声祈祷，抱着迫切的热诚和愿望祈求上帝旨意的成就。每周的祷告会由我们各人轮流主领。聚会开始的时候，通常有二分钟默祷，接着唱几首大家所喜爱的赞美诗，然后由主领人读一段经文，并述她个人与这段经文有关系的属灵见证，再由大家公开讨论这个题目。之后，与会的人各提出代祷事项，特别为某事或某人代祷。我们很虔诚的跪下，有二三个人依次随圣灵引导开声祷告。我们并没有固定的程序，因为我们觉得，自发的精神与多样的变化更能引起我们的热心。然而，每此结束的时候，我们例必按着上帝的旨意为中国的前途和世界和平祈祷。经历圣灵的洗礼在最早的几次聚会中，有一次一位主领人请凡是经历过圣灵同在的人举起手来，那时我没有举手。一直到后来，我才认识了住在我里面的圣灵。事实经过如下：某日，我读主钉十字架的一段，当我读到一个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血和水从伤口流出来的时候，我停下来了。这件事我以前曾读过许多遍，从来不曾特别受感动，但这次我竟然哭了。

那天，我第一次悟到他是为我受了这些伤痛。我哭了又哭，深深觉到自己的卑微不配。那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是极大的忧伤与极大的舒畅同时交汇。我本来很少哭，因为我们从小就学习不流露自己的情感。但是那一次眼泪竟然如潮水一般的流出，使我无法抑制。同时，我心中感到轻快如释重负，

觉得我的罪已被泪水冲洗净尽了。那次，我经历了圣灵的洗，从这天起，我就不单从头脑中相信，而是个人亲自与我的主结连。“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五章十七节）宋美龄：我的宗教观我的个性，不喜欢玄虚，而爱好实际，世上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别人承认的事情，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换句话说，适合我父亲的宗教，不一定能感动我，那只适口舌，宛如糖衣药丸的宗教，我并不信仰的。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宗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着口渴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姊妹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冗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作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训练。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母亲那时虔诚的祈祷，是我幼年生活中最深刻的印象，她常常自闭于三楼的一间屋子里，举行祈祷，祈祷的时间很长，有时天没有亮就开始了。我们有什么难题要求解决，母亲一定对我们道：“让我去叩问上帝。”我们不能催促她立刻回答，因为叩询上帝，不是五分钟可得到效果的事情，一定要耐心等待上帝的启示。但奇怪的是，

凡母亲祈祷上帝以求决定的任何事情，结果都是良好的。所以母亲谢世之后，我常常自己想，我的精神生活将渐渐成长了。说得更直接一些，我觉得上帝之所以召我母亲，为了要使她的儿女得以自立。当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我常常以为我所应做或不应做的事情，母亲会替我祷告上帝，叩询上帝的。她虽坚持着我们必须自己祈祷，她不能做我们的居间人，然而我确信她有无数长时间的祷告，是专替我们举行的，或许因为有这样一个母亲在我心中和宗教发生了联系，就使我怎样也没法子把它舍弃了。在我结束这个祈祷问题以前，我想告诉你们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一次教训。那时她已卧病在床，距离她去世的日子没有多久了。那时日本开始掠夺我国的东三省，这件事的详细情形，我们对母亲是保守着秘密的，有一天我恰好同她谈到日本威迫我们的急切，当时我激动得不能自制，突然高声喊了出来：「母亲，你的祈祷很有力量，为什么不祈求上帝，用地震或类此的灾祸惩罚日本呢？」 她把脸转过了好一回，接着用严肃的目光，看着我：“当你祈祷，或求我替你祈祷的时候，切不要拿这种要求侮辱上帝，我们凡人尚且不应当有此存心，何况祈求上帝呢？”

我所受的影响很深，我知道日本国民因政府对华行动的谬妄而受到苦痛的很多，所以，现在也能替日本国民祈祷了。过去七年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因此感到悲观。国家则

内忧外患，交迫而来，最富饶的东北四省，给敌人夺了去，人民则饱受水旱灾荒，原应团结一致的军政领袖，却又常常发生纠纷。

在私人方面呢，虔诚的慈母又与世长辞，这种痛心的遭遇，使我看到了人生的缺憾，以及人事的艰难。

我们为国家努力，宛如杯水车薪，无济大事，我觉得人生在历史的洪流中，渺小得不啻沧海一粟。有时我自己对自己道：“国家果真强盛果真统一了，我们又怎样呢？天下事真没有一个止境的么？盛极必衰，一个国家到了繁荣的极端，一定就要下降！”（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丈夫说过）回忆我若干年来的结婚生活，我与宗教发生关系，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赖自我，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忧患，使我失望悲观，颓丧消极了起来。

直到慈母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

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是由于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她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

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约，我母去世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初起也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觉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决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于是我方始明了，我只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

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能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由此而入第三阶段。我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人生实很简单，是我们把它弄得如此纷乱而复杂，中式旧式绘画，每幅只有一个主要题材，譬如花卉画轴，其中只有一朵花是立体，其余不过衬托辅助而已。

复杂的人生也是如此。那么人生的那朵花是什么呢？就我现在所觉悟的，那是上帝的意志。但需要绝对的虔诚与忠信，方有明白上帝意志的可能。

如今政治生活充满着虚伪、策略和外交手腕，可是我深信这

些并不是政治家的最有力武器，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只有忠诚和正直。总之，在我看来，宗教是很简单的事情，其意义就是尽我心、我力、我意，以实行上帝的意志。我信仰的上帝，他有无限力量可以帮助我们，他的恩惠，简直会超出我们的想望和祈求。

张学良的青少年时代，主要接受我国传统的忠孝仁义等儒家思想的教育，也受到老庄淡泊、达观思想和佛教慈善、容忍教义的影响，同时他还受到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熏陶。 1911年，张学良随父来到奉天城（沈阳）后，就经常出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并于1917年正式加入该会，以后还出任会董，与该会总干事、丹麦人约瑟夫·普赖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里，年轻的张学良学会了打网球、乒乓球和高尔夫球，学会了跳舞，还学会了英文，并结识了许多外国友人和阎宝航、杜重远等爱国进步人士。张学良进入基督教青年会之后，就感到中国封建教育的陈腐落后和空洞无用，于是，他对青年会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但这时张学良所喜爱的，主要是基督教世界的文明和欧美的生活方式，而对基督教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更谈不上什么信仰。1919年，张

学良进入东北讲武堂，毕业后一直统兵作战，没有机会再接触基督教了。

1937年初，张学良被囚禁在南京孔祥熙公馆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去看望他时，曾送给他一本《圣经》。那时，他不过随便翻翻，消愁解闷而已。在大陆十年的幽禁岁月中，他主要研读明史和阳明哲学。长期的读书治史生活，虽然足以消磨时光，但却不能愈合他内心的创伤，填补他精神上的空虚。他说：“我从浙江、江西、湖南到贵州，在这一段时间里，都是研究明史。到了台湾后，我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那时候情报局派到我们那里负责的人是个佛教徒。他就同我谈佛教，也为我安排去见新竹的几位佛教法师。我同他们谈了几次，也买了许多佛教的书来研究，一直到我们搬到高雄要塞。”

大约上世纪50年代初，张学良幽居高雄寿山期间，有一次，宋美龄随同蒋介石到高雄要塞时，去看望了张学良。张学良回忆说：“有一天，蒋夫人来访。她问我看些什么书，我告诉她我正在研究佛教学。”但蒋夫人却说：“汉卿，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上各国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

凭心而论，由于宋美龄对张学良始终怀有愧疚之情，所以在张学良囚禁期间，她对张学良还是颇为关心和照顾的。她是

牵引张学良步入基督教圣殿的人，在信仰方面给了张学良更多的慰藉和温情。除了宋美龄之外，对张学良信仰基督教影响最深的还有三个人：董显光、曾约农、周联华。张学良后来从这三个人的姓名中各取一字，即曾显华作为自己的教名。这三个人都是宋美龄请来帮助张学良学习英文、《圣经》并研究神学的。据说他们还有所侧重：董显光教英文，曾约农教中文，周联华教《圣经》和神学。

董显光早年任蒋介石的家庭教师和英文秘书，后来出任国民党驻美“大使”、驻日“大使”等职。宋美龄在高雄见到张学良后，就请董显光去做张学良的家庭教师，帮助张学良学习英文。董显光也信基督教，他的夫人更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张学良经常同他们谈论基督教。董显光夫妇还送给张学良一本《马丁·路德传》，张学良看后很感动。1956年，张学良在奉命写完《西安事变回忆录》之后，在董显光的引导下，正式皈依了基督教。从此，他不再治史，也不再提笔著文，对于前尘往事，一笔勾销，不愿再作回首。赵一荻与张学良一样，同时皈依神学。

1959年3月，蒋介石解除了对张学良长达二十二年的管束，同意他从高雄搬到台北居住。1961年8月，张学良正式迁居台北北投复兴岗。随着环境的相对宽松和生活的日益稳定，张学良对基督教的信仰也更进了一层。迁入台北新居不久，董显光夫妇又到美国去了。经过宋美龄的安排，蒋经国派他

的副官罗启来陪伴张学良到山下士林镇凯歌教堂去做礼拜，听讲道。

凯歌教堂是蒋氏夫妇的私人教堂，主教是周联华牧师。张学良说：“我在那里认识了周联华牧师。以后他就来帮助我读《圣经》和研究神学。”周联华是虔诚的基督徒，也是张学良的证道牧师。周联华建议张学良申请美国南浸信会的神学函授课程。从此，张学良进入正规的神学学习研究领域，一共读了十几年，才拿到了毕业证。张学良说：“因为我的英文不好，每次寄来的功课必须由周牧师译为中文，录在录音带上。我听了之后，用中文回答问题，然后再由周牧师译为英文寄回神学院去。有一段时间，周牧师出国，我就自己用字典慢慢地读，所以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引导张学良皈依基督教的另一位人物是曾约农，他是台湾东海大学的校长。大约在董显光离开之后，他就成为张学良的私人教师，帮助张学良学习英文和圣经教义。这时，张学良对基督教的信仰已十分虔诚。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到士林镇的凯歌教堂去做礼拜，他还是蒋介石这个私人教堂的会员。每逢星期五，他都要在家中听周联华牧师讲解《圣经》。 1961年8月，张学良迁入台北不久，有三位极为重要的人士前来看望他。一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多年来一直为张学良的自由而奔走的周鲸文；另两位是他长女张闾瑛和女婿陶鹏飞。周鲸文接连看望张学良三四次，见面时百感交集，张学

良的谈兴极浓。周鲸文体会到，假若读史使张学良人生得通，而皈依基督使他人生得达。

张学良自省地述及他的过去，认为如果仍然过着任意独行的生活，很可能会犯更多的错误，也可能因之牺牲了性命。与周鲸文的谈话中，张学良崇拜上帝的虔诚已代替了十几年前对学术权威的服膺，这说明张学良的思想已摆脱了尘世的嘈杂和人事的纷扰，而进入了另一种精神境界。与长女和女婿见面，张学良很是兴奋，但没有流泪。在来台之初，只要一见亲人，他就会泪流满面。

1964年7月，张学良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组织中虔诚的一员。根据教规，他只能娶一个妻子。所以，他忍痛与远在美国的结发妻子于凤至离婚，而与一直陪伴他的赵四小姐结婚。

1964年7月，台北《联合报》报道说：“张学良最近五年来，已成为最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最近他向牧师请求受洗。”在接受洗礼以后，张学良、赵一荻对基督教的学习和对神学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他们开始撰写一些传经布道的小册子。张学良所翻译的《相逢在髑髅地》在1966年前后以曾显华的笔名公开出版。赵一荻也以通俗的文字，写了四本宣传《圣经》的小册子，它们是《好消息》《新生命》《真自由》《大使命》，全部以她的笔名赵多加出版。所以，在当时台北的宗教界，只知道曾显华和赵多加是两位虔诚的基督

徒，但不知道他们就是张学良夫妇。在张学良的影响下，他的一些朋友，如莫德惠、冯庸等也接受了基督教。 张学良曾说：“《圣经》是一部最完美的经典。”1990年，张学良全面自由后，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热情有增无减。1991年他到美国本土游历，1993年定居夏威夷以后，都按时祷告和做礼拜。1994年12月，他在夏威夷教堂中做见证，以亲身经历来宣传基督的福音。1995年11月，他又在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教公理会做礼拜，向会众作了《我信基督教的经过》的说明，介绍了他的心路历程。

日记本和《圣经》常伴的思想追求者

谢伟思还记得涉及蒋经国的另一桩事件。1944年中，甘介侯将军告诉谢伟思，省里军事领袖底下有个秘密组织，对于战事的进展不满意。谢把他和甘介侯谈话内容以密电呈报给驻重庆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却犯了专业上的重大失误，把电报交给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过目。虽然电文没有提名道姓直接点到甘介侯，宋子文却认出这项报告的消息来源。戴笠手下立刻以泄露敏感资料给美国人的理由逮捕甘介侯，军事法庭判处甘介侯死刑。谢伟思找到蒋经国，蒋介入此事，救了甘介侯一命，戴笠为此大大不高兴。

蒋介石继续在百忙中写信给经国，指示他读书、做学问。1943年8月，他曾提示儿子，读书学习“欲速则不达”。他建议经国，学习算术和英文“每周均不宜超过6小时”。除了要经国研读中国古籍、总理遗训之外，他还鼓励儿子多读《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

1956年经国在介绍父亲行谊时，强调基督教信仰在父亲一生中起极大作用。显然父亲的宣教工作收到成效。蒋经国1939年抵达赣州后不久，就开始读起《圣经》。1943年复活节，经国一家人在重庆由毕范宇牧师施洗，正式成为基督徒。 蒋经国受洗成为美以美教派信徒（Methodist），就跟他尊奉孔、孟圣贤之道一样，是出于父亲的意旨。他和父亲一样，对誓言遵奉不渝，此后一生，经常带着两本书——一是日记本，一是《圣经》。在父亲推荐下，经国也读《荒漠甘泉》。这是一本每日一题、阐述基督精神的文集。蒋公每天读后，就在空白处记下自己的灵思心得，他建议经国一样读完做眉批。

《荒漠甘泉》的主旨大致是面对失败、灾祸或悲剧要如何坚毅忍耐、信念不渝。蒋公每日批注的那本《荒漠甘泉》，现在陪着他的遗体放在慈湖的棺木中，等候有朝一日落叶归根，归葬故土。

不知是出于孝心，还是真心喜欢，《荒漠甘泉》也成为蒋经国喜爱的读物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军官员可以看

到蒋经国在战地翻读一本已经快翻烂了的《圣经》。陪他一起出差的副官，夜里到他房里听取最后指示时，经常看到床头或桌上有一本《圣经》。蒋经国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每读完一遍，他在第一页就做个记号，在他逝世时，总共有十七个记号。

但是，据蒋家在台湾的家庭牧师周联华说，经国先生在宗教信仰及其他问题上，都不坚持教条，不会有封闭心态。他只是“追求者”（seeker）。他自己研读《圣经》，不跟周联华或其他传教士讨论宗教问题，也仅只偶然参加做礼拜。经国先生可以到美以美会以外的基督教会做礼拜，也可以到佛寺上香，譬如雪窦寺就是他年幼时常去的地方。

蒋经国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不能成为动员中国青年的大力量，颇有挫折感。他认为，跟他主持赣南专区一样，三青团要成功，就得靠一批廉洁、坚贞的青年干部。 2010年11月16日 北京晨报

蒋介石不仅要求蒋经国学好汉语，还要求他认真学习英文和数学。

一次，蒋介石对蒋经国做了如下嘱咐：“现在时势，不懂英语，正如哑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你每星期日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图书馆去买些英语小说杂

志看看……必须将每日教过的英文生字，在自习时，默得烂熟。一星期之后，再将上星期所学的生字，熟理一遍，总要使其一字不忘为止。算学也要留心，却不可厌倦懒学，遇有疑难问题，务求彻底了解。”

蒋介石还一再要蒋纬国注意身体健康，并亲自教他练习打少林拳。练拳是相当辛苦的，用浸过桐油的草纸，把厚石板厚厚包起，日日用拳击打，直到纸张破裂为止。为了练脚力，蒋介石要蒋纬国在一双脚上绑了两块5斤重的铅块，练习跳跃奔跑。或到井边打水，然后肩挑水桶练习跳沟，沟的宽度由窄渐宽，最宽的距离有1米半。

蒋介石告诉蒋纬国，武术不难学好，但最重要的，却是培养“忠教礼义忍”，尤其要在“忍”字上下功夫。

“忍”并不是静态的“打不还手”，而是在奋斗中咬紧牙关，永远以正面面对敌人，即便失败也只能倒下来，不能屈服地蹲下去。

由于蒋介石公务繁忙，不能长期与蒋纬国在一起，就四处延聘名师，继续教授蒋纬国练武。

1949年12月24日，蒋介石知西南的顽抗已毫无希望，情绪极为低落。在受到巨大的挫折后，蒋介石开始反思过去并且研究国民党的改造问题。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如余仍能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开始。”蒋介石在台北选定草山士林的别墅作为住宅，并且在草山挂起了青天白日的“国旗”，但此时他的心境是十分凄楚的。他在63岁生日时写道：“本日为余63岁初度生日，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唯有的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加无已，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如余仍能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开始。”蒋介石在台北选定草山士林的别墅作为住宅，并且在草山挂起了青天白日的“国旗”，但此时他的心境是十分凄楚的。他在63岁生日时写道：“本日为余63岁初度生日，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唯有的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加无已，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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