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一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从小百姓一己私利，到泱泱大国的政治决策，人类社会从来没有间断过纷争。春秋时期，再不比尧、舜时民生极艰、民智混蒙。此时生产力已得到一定的发展，至少有更多的人于生存之余已经开始思考生存的意义以及生存之外的意义，比如同时代的老子，还有《论语》中对孔子及其学说不屑的长沮、桀溺、楚狂接舆、称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丈人、石门的晨门,还有春秋各诸侯和霸主。“百家争鸣”虽然繁荣于战国，但春秋时必已露倪端，各种主见散见于当时的“士”的头脑中。禅让制的终止表明人的权力欲望不断膨胀。总之，文明的发展使人的社会性特征（相对于原始性而言）不断鲜明，也就使那个时期的纷争突然显得尤为突出。纷争带来争斗、带来战争、带来混乱、带来无序。周朝的“中央行政权力”已经大大消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整个中原版图上混乱不堪。

如何解决冲突与纷争？孔子提出的“和”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就是协和，个体通过克己的方式以达到群体的有序谐和。“不和”是“和”的反面，是对群体的对抗和分裂。“同”就是认同、附和，是谄媚、奉承，是虚伪。“不同”是耿介刚正的表现，是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表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意思就是：面对纷争时，君子能克己以使群体谐和，但还是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绝不违心地附和；小人则虚伪地谄媚、奉承，另一方面却又暗地里勾心斗角，分裂争斗，致使群体秩序混乱。由此可见，“和”是一种民主风范，是少数服从多数，是对立统一，是团结谐和。我们中国在三千多年之后，选举制度才得以以法律的形式得到政治方面的认可。选举制度目前还是我国乃至世界民主的重要体现，其形式到核心内容其实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就是当年孔子提出的“和”。“和”以及孔子的其他许多思想在当时如果就能成为“法律”的话，那么春秋时期的混乱必将很快迎刃而解。当然这种简单幼稚的想法，虽然美好却违背了历史唯物论。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孔子曾经为什么要热衷于当官，他以为当了官就能使自己的治国思想得以实施。他也犯了违背历史唯物论的错误。

二

“和”是一种人格修养。

社会性地存在是人的主要特征。在这一背景下，群体要和谐共处，必取决于个体的“和”的人格修养。“和”，必须克己。记得在某位博友的博文中看到这样一句话：“人们大都自我感觉良好！”确实，据我观察，很多人以为孔子的见识没有他高，很多人批评怀素的草书根本就是鬼画神符，很多抨击温总理无能无所作为，很多人对单位的决策非议指责，很多人工作没有别人出色总是用“如果”“只不过”等词强调很多原因而不承认自己能力不如别人，很多人无限的放大自己的优点而放大别人的缺点。。。。。。自我良好的感觉必然会使他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在与他人相处时走向偏执。因为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他们不会克己，而是无限的张扬自我、坚持自我。过于坚持自我了，就违背了人的社会性特征。《论语》中有云：“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论语。子罕》）孔子以自己的作为告诉我们

不要主观臆测，不要想当然，不要固执己见，不要惟我独尊。这就是克己，就是理性，就是走向“和”的通道。

值得一提的是，“克己”必须是理性的，是无怨的。有些人迫于某种形势或者某种压力而暂时克己，实则情非所愿，内心充满了怨恨。这就不是“和”。再者，当某种形势变化了、某种压力解除了，当怨恨在内心积压的多了、积压的时间长了，必然洪水泛滥，火山爆发，那就更不是“和”了。

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外，还有第三种态度：不“和”也“不同”，这种人往好里说，是率真、刚直；往坏里说是鲁莽、头脑简单。这种情况就是完全地一意孤行，唯我独尊；就是“子绝四”的反面：意、必、固、我。其结果要么使自己走向灭亡，要么使群体走向无序、走向混乱、走向灾难。

还有第四种态度：既“和”也“同”，这种人完全缺乏主见，没有自我。遇到英明的领导或英明的群体，则不坏事；遇到奸诈小人或一群鼠辈，则是推波助澜，是没有历史这人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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