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观史与大历史观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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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微观史与大历史观的一些思考

——以《茶馆》与《中国大历史》的写作方法与史观为例

陶长雨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摘要：微观史与大历史观，在国内并不能称为是一种他域而来的全新史观和治学方法，因为我国史学源远流长，各种史学方法和观点都不难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寻觅到踪迹。但被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作为一种史观和治学方法，却还是有其讨论的意义。本文将就这两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浅谈自己的一些拙见。

关键词大历史微观史

微观史和大历史观 1、微观史

微观史从其本身来讲，更接近于人民大众的历史，其治学重点就在于从人民大众本身入手。正如王笛所说：“微观历史研究取向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城市的内部，茶馆提供了研究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重要空间，在哪里我们可以仔细考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即使那些细节看起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i。从这段材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微观史的一些特点，选择构成历史事实某个微小的、常常是被人忽视的因素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是从外部对研究对象进行“剥洋葱式”的研究，而是从内部对研究对象进行直接的研究，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如果说大历史是基于一个事物整体的研究，那么微观史则是基于构成这种事物的部分的研究。如果仅从这层意义上得出微观史的定义，未免有失公允，为了使我们对微观史有一个更准确的理解，似乎有必要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来对其进行解释，这也是王笛所注意到的问题，他接着说道：“我们研究公共空间、日常生活和微观世界，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受到西方新文化史、微观史的影响”。ii就是说，微观史在适用的研究背景上，不仅是在研究公共空间时是适用的，而且就是在我们认识日常生活及微观世界，同样也是适用的。

现在在我们可以给微观史下一个定义了，就是在社会史的研究中，不再单纯围绕传统的帝王将相、英雄来展开研究，而是从一个围观的层面，就是从最直观的大众入手，研究他们自己的历史。关于这一史学方法，在很多从事社会史研究学者的著作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像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iii，还有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的《王氏之死》iv等都是都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品，另外还有像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v，从一个微观的视野描述了作者成长的小村庄——山东台头村的方方面面，也可以看做是微观史的一个实践。

2、大历史

“大历史”这一概念是黄仁宇在写中国通史著作《中国大历史》vi的时候提出来的，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就是“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构成一个简

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vii归纳起来，“大历史”的核心要义就是综合，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将众多历史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共同性提炼出来，用以阐述历史事件所反映的本质的东西。

然而，黄仁宇“大历史”观念的成熟，却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至于我自己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倒确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周折”。viii概括起来，这个过程始自20世纪60年代，经过70年代与费正清的争论，直到黄仁宇与李约瑟见面，才告成熟。李约瑟对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黄仁宇曾写道：“我和他（指李约瑟）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他和我说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套的行动，一有都有。’那么就有一种归纳重于分析的趋向了。他又和我说起：‘即算阴阳五行，大家都认为是假科学。我们不要不加审问，劈头就说它错了。我们先要检阅此种逻辑，如果是错，我们也要追究错在什么地方’”。ix黄仁宇与李约瑟在治学理念上的不谋而合，不仅帮助黄仁宇理清了“大历史”治学的思路，而且更使得黄仁宇坚定了创作“大历史”的决心，而《中国大历史》则是其“大历史”观的代表之作，不仅标志着其“大历史”观的成熟，而且可以说也是其“大历史”观的一次成功实践。

关于这一概念，我们从其和费正清的分歧中能够得到更清晰的认识。黄仁宇在分析他和费正清在治学方法上的不同时，曾说道：“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几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x这段话鲜明地指出了黄仁宇注重综合的大历史观。

综合比较微观史与大历史观，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微观史更注重于构成整体的部分对整体的反映的研究，即对构成历史事实的千千万万的小事件、小人物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从而反映我们经历过的历史。而大历史观则将视野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注重对整体的研究，

即对构成历史事实的千千万万的历史事件共性进行综合研究，而不在乎“细枝末节”。

二、微观史与大历史观在史料运用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异同

从第一部分我们对微观史与大历史观的探索，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在治学方法上具有明显不同的侧重点，两者的异同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史料的丰富性上的差异

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不管是旧的史观的运用，还是新的史观想要得到发展，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是要有丰富、翔实、系统的资料的支撑。否则，就是纸上谈兵，而不具备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也就不能证明该种史观的科学性。在史观与史料的结合上，无论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还是大历史观，都不同程度上强调了史料的重要性，但也不排除在运用时，细节上的差异性。

与其他史观一样，微观史也强调史料的重要性。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前言就曾说道：“任何历史研究都应当从分析原始资料开始”xi。毫不掩饰的强调了原始史料的重要性。

但是，事实上中国微观史的发展并不像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写作《蒙塔尤》时，有比较完整的教会记录供其参考，而更多地则是像史景迁在写作《王氏之死》时所遇到的困惑：“从过去的穷人和被遗忘的人的生活中总是很难得到什么的；中国有完整的国史和县志编撰工作，但大多数的地方资料却没有被保留下来。找不到类似验尸报告、行会活动记录、详尽的土地租约或教区人口出生、结婚和死亡的登记材料，而这样的材料使人可以非常详细地了解中世纪后期的欧洲了”。xii这是一个美国学者对中国微观史研究资料匮乏的切身体会解。

然而现实情况似乎更加不容乐观，在中国，底层农民或如王笛所说的非精英阶层往往是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很少或几乎见不到系统的有关平民自己的文字记录，而精英阶层严重的平民史，则往往变成了精英自己推崇的某个道德规范，不足以反映历史事实。

与微观史的不同，黄仁宇的大历史则面临资料浩繁难以整理的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大历史的要点在于综合，对于为什么要“综合归纳”，正如黄仁宇自己所说：“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不能脱离《二十四史》。可是这丛书篇幅浩繁”，xiii他还举例说道：“以北京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言之，虽醒目易读，也有76000余页，即一个学者不务他事专心每日读50页，也要四五年，并且当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系??”。xiv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知道，黄仁宇的“综合归纳”就是删繁就简，不注重对历史事实一人一事的研究，而是对各种历史事件反映的共性上下功夫，对史料只录其与今人联系密切之处，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展开叙事，讲述历史。即黄仁宇的“大历史”的治史理念，其核心在于“综合归纳”，而综合归纳的对象则是卷帙浩繁的史料。

不但如此，按照黄仁宇自己关于“大历史”的说法就是：“总之，即为一种大历史，又因综合归纳而成，则自作者束发受教以来所诵习之文件均有影响，旁及于文理哲学报纸杂志”。xv说明了研究大历史的独特优越性，即在于资料丰富程度上要比微观史强得多。

2、研究过程中的相同点

一是二者都注重中外同类现象的对比，正如黄仁宇所说：“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是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xvi而王笛在写作《茶馆》的过程中，也十分注重中西类似现象的对比，王笛在说明自己写作《茶馆》意图时就曾说道：“当人们走出家庭这个私人领域，便进入了公共领域。从“物质”的“公共领域”这个角度看，茶馆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类似的角色”。xvii

二是大历史观与微观史在对史料的界定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由于中国微观史研究中资料的匮乏的影响，诸多微观史取向的学者，在进行资料搜集时，多能见仁见智的进行史料方面的拓展、创新。王笛在写作《茶馆》时，就将许多的文学作品、竹枝词运用其中，xviii这些史料的拓展对克服史料缺乏以及史料记录的不完整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王笛自己还强调了视觉资料的重要性，“视觉资料为我们研究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因此本书可能地收入了不少照片、漫画以及民俗风情话。这些视觉资料可以起到”让资料自己说话“??这些视觉资料，都可以与文字分析相印证，从而加强我们对街头文化的理解”。xix

三是二者都十分注重对史料的综合分析许。因为，在王笛看来，由于研究微观史的资料“多记录不完整”xx。因此，我使用档案资料是非常谨慎，在进行综合分析时，充分考虑到具体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尽量参照其他文献，以尽可能对事件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xxi而正如我们上面讨论过的，大历史观的核心要素就在于综合分析材料，将卷帙浩繁的史料进行综合归纳，“去粗取精”，这里不再赘述。

3、发展探析

微观史是一种新的、正处于发展中的历史研究方法。美国历史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著名汉学家罗威廉的新著《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xxii是实践微观史的又一著作，也证明了进一步展现了微观史这一历史研究方法的勃勃生机。该书将研究的焦点聚集于湖北麻城这一地域，而从时间段上，则从14世纪的元末农民起义开始，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达7个世纪之久，将这一时段内、这一地域的暴力事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xxiii。这样一种长时段，大地域的的研究，不免使我们怀疑这本书究竟能否代表微观史的新发展，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将本书称作微观历史似乎有些

夸张（在本书考察的整个时期，麻城人口数以十万计）”，xxiv但作者随后指出：“在当地人和外人的眼中，本县往往被界定为更宽广的中国内部的一个小地方；而且我的目标和微观史学家们一样——再现普通人的感知和生活经历，试图像彼得.珀都最近强调的那样，去理解这些人是怎样‘解释自己时代之变迁’的”xxv。因此，从这段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写作的目的以及写作的主要手法，都是在运用微观史中实现的，因此，我们将其看做微观史发展的又一力作，是没有问题的。

而在“大历史观”方面，受益于传统的历史观，其在史学研究上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众多学者的所运用。不断得到实践。除了黄仁宇的少数代表作之外，可以说，传统历史学者的著作多多少少都含有大历史观的韵味。毕竟，大的历史事件，英雄人物，在历史研究中长期占据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三、两种史观对史学发展的意义 1、微观史对史学发展的特殊贡献

一是微观史的发展，对于当今历史科学最大的贡献在于改变历史学界一种长期不平衡的现象。过去的历史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历史或者是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像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上自先秦，下至当代，几千年的历史，叙述某一段史实，力求极简。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写历史也应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天下大事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识形态上奠定基础，当书写这样的历史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xxvi显而易见，这种大历史观与微观史是不尽相同的。即我们往往将研究的目光聚集在少数人、英雄人物的历史，而对于在历史进程中占绝对大多数的劳苦大众，往往忽略不提，这不但与我们经常所提倡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认识不符，而且造成了历史研究的不平衡先向。王笛在《茶馆》序言中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想法，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在历史中很难发现他们的踪迹。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不是真正的人民大众的历史。我们习惯于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亦或英雄驰骋的小舞台，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在帝王和英雄的历史书写下，我们把希望奇托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贤相、精英人物身上，视个体的小人物如沧海中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似乎他们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踪迹。xxvii

微观史取向的学者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不平衡现状对历史健康发展的危害性，他们强调到：“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这些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xxviii这段话不仅表示了一些历史学者对这种不平衡现象的担忧，更多地是批评了这种在历史研究中出现的极度不平衡现象。

二是在解决资料匮乏的问题上进行了有益探索。针对在运用微观史在研究实践中原始史料的匮乏这一问题，一个比较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必须对史料的界定做一个重新的调整，即尽可能的扩展史料选取范围，促进微观史方面历史研究的发展。微观史取向的学者正是在这一研究困境下进行了艰难的研究实践，在选取史料、运用史料上下功夫，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像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从三个方面选取史料，第一个资料来源是编撰于1673年的《郯城县志》；第二个资料来源是官绅黄六鸿于17世纪90年代间写的有关县府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第三个资料来源是散文家、短篇小说作家和剧作家蒲松龄的作品。xxix而王笛在资料选取上则更加丰富，除了充分利用了四川各档案馆藏关于茶馆的大量原始史料，另外，还包括大量使用其他像报纸、邮寄、私人记录等资料，成功的克服微观史研究资料匮乏的窘境。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像运用地方报纸经常发表关于茶馆的大量文章，由于这些文章往往是基于作者自己的亲身感受，有感而发，因此对作者重构茶馆过去的文化和生活的提供了主要依据。其他的还包括旅行者和访问者对成都日常生活特别是茶馆生活的生动描述。外省人或外国人一进入成都，都会被这个城市茶馆的壮观和文化所吸引，不少人写下了关于茶馆的印象和感觉，从而为作者的茶馆研究留下了珍贵的的原始记录。xxx

而在文学等资料能否反映真实的历史，王笛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指出关键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使用这些文学资料。就像《茶馆》的写作中使用了大量的竹枝词，这些竹枝词一般都是由当地的文人创作的，记录了他们所见到的社会和日常生活，比如民众怎样在街头从事商业、谋生、人际交往、庆典等活动，是当事人最直观的反映。王笛还指出：“在运用这些资料时，我并不宣称这便是真正的、准确的、大众的日常生活的记录”xxxi，而是探讨了一种历史事实的可能性，反复强调这些精英所看到和理解的民众、民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从中探索出精英对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的态度以及演变的一种可能性。因此在研究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时，我们完全可以在资料问题上扩展我们的视野，并换一个角度来考察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从这段材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对报纸、文学作品的利用，不在于追求其真实性，而是对其描述的历史现象态度以及演变作为关注的重点，为读者提供一种历史史实可能性方面的思考。这样，在重构历史时，就可以避免纠缠于所运用的资料是否能够反映真正的历史事实这一问题了。

当然，对于这个广泛运用文学资料作为史学研究的史料这一问题，现在不好对其盖棺论定，我们还要看其以后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微观史取向的学者，在进行史料截取时，在方法上做了创新的努力，完成了自己的研究目的。

虽然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反映着传统的史观，但与传统史观又有所不同。它更多的是强调高度的凝练概括，虽然同样关注于精英、帝王将相少数人的历史，但黄仁宇的大

历史观更加关注影响历史走向，或对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对于对全局影响较小的历史事件，则往往是忽略的，即使对大历史事件，也经常是在进行高度的综合，从而使得大历史这种治史方法能够从传统史学中脱颖而出，其受到普遍的关注也是有其道理的。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微观史与大历史都丰富了传统历史研究方法。而微观史则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二者都从不同的方面对历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研究方法上没有优劣之分，他们作为一种历史研究取向，为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提供了历史研究的突破口。对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注释

i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8.

ii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9.

iii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iv 史景迁.王氏之死[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v 杨懋春著.张雄.沈炜.秦美珠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vi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vii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

viii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

ix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

x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

xi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前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

xii 史景迁.王氏之死（前言）[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