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

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

2011年01月31日 10:41:24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我国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正式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到了“十一五”规划（2006－2010）再次提出“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线”。到了“十二五”（2011-2015）的时候还是提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可见过去转变得并不顺利。为什么呢？

首先，体制性障碍仍未消除。“十一五”讨论的时候就提出了要消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系列“体制性障碍”，如政府依旧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有过大的配置权力；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财税体制缺陷，比如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支出责任的过度下移等，促使地方不能不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要素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这些障碍迟迟得不到消除。

其次，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进步，有很多技术都达到或接近世界前沿。但是这些发明的商业化、产业化却步履维艰，原因就是能够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治环境、社会舆论环境没有建立起来。近几年兴起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外流潮，充分说明了这方面形势的严峻性。

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才能营造吸引人才、鼓励创业的环境。因此，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

现在看来，“十二五”期间，我们需要大力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完善现行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科研和教育体系；建设完备的法制体系；实现政府自身的改革。

这些改革当中，我认为政府自身的改革更关键。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这是政府的应尽职责。

政府一定要明确：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型中，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例如，各级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不应当直接操办投资项目、组织融资，这种做法会降低效率，甚至造成投资“大跃进”的恶果。政府也不要指定技术路线，每一种新的技术都有不同的技术路线。民间投资的领域需要拓宽，政府和国企不应当与民争利。行政部门不得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各种变相的行政许可。政府还要完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方式，不能损害公正竞争。（吴敬琏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落实“十二五”民生大单要抓好财政改革

2010年11月16日 09:45:48 来源： 新华网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谭浩俊

“十二五”规划虽然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但是，最终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落脚点，因此，它又被称为“民生规划”。这部“民生规划”要成为一道真正的“民生大餐”，就必须抓好支出、税费和税制三项财政改革。

众所周知，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一直以高于GDP两倍以上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由1993年的22%提高到了2009年的32%。由于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没有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这其中，行政管理、经济建设等非民生性、保障性、公共性支出比重过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6年，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增长了143倍，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6年的18.73％。同时，财

政用在经济事务上的支出，超过了了20%，远远高于发达工业国家5%－10%的水平。行政管理和经济建设的支出过高、比重过大，必然对公共设施、公用事业、民生事业等的发展产生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普遍欠账的主要原因。

因此，“十二五”期间，如何加大财政支出改革的步伐，有效压缩行政管理、经济建设等非民生方面的支出，特别是行政管理支出，对“十二五”规划的实施至关重要，对“十二五”实现经转型的目标也十分重要。

在推动财政支出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快税费改革步伐。“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国在税费改革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不仅取消了大量的收费项目，规范了各种收费行为，使收费金额大大下降，而且，规范了收费收入的支出行为，将绝大多数收费收入纳入到政府预算或非税收入管理。

但是，必须看到，各种收费项目仍然名目繁多，数量很大，特别是土地出让金、建设项目配套费、形形式式的管理费等数额巨大的费用，仍然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或者没有能够按照《预算法》的规定规范使用、科学安排。由于征收太过刚性，支出可调节的余地太大，使这些收入反而变成了与民争利的手段。

所以，“十二五”必须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加快税费改革步伐，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实行“费改税”，改变目前预算内、外“两张皮”的格局。

从近一段时间的情况来看，有关方面似乎已经开始重视税制的改革，已提出了房产税、资源税、车船使用税等税种的改革思路和方案，而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税种也有可能进行调整和优化。

“十二五”期间的税制改革，必须把握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不能把改革的目标定在“增税”上，而应当立足于“减税”，通过减税让利，让企业尽快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走上平

稳发展的轨道；二是税制改革必须立足于促进经济转型，不断调整、优化和改革现行税种，如改革房产税和资源税、优化消费税和增值税等，必要时，可增加一些有利于经济转型的税种；三是要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通过税制改革，把中小企业税负过重的矛盾予以有效化解，让中小企业真正能够担当起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

总之，要让“十二五”规划真正变成“民生规划”，让各项民生大单不再成为欠账，就必须加大财政改革步伐，落实各项财政改革措施，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运行效率，切实践行执政为民理念。

让公共财政普惠民生

2010年10月25日 09:22:45 来源： 人民日报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河北霸州市委书记的一席话，道出了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十一五”期间公共财政更加全面深刻地普照民生的真实写照。

众所周知，财政收入是政府履行职责的重要基础，财政支出是一种高效能支出：政府的支出将通过乘数效应引发一系列的再支出，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比如改善民生，刺激投资和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只有财政收入实现增长，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才可能加大。

我们欣喜地看到，“十一五”期间，我国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国家把财政支出的重点向社会薄弱环节倾斜，为实现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作出了积极贡献。家电下乡、补贴节能环保产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出台都离不开国家财政的巨额投入，越来越多的人因此改善了生活条件、提高了生活水平。

公共财政照亮民生，源于科学发展观的树立与贯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共识和努力方向。这，从近年来中央财政支出可见一斑。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63039.51亿元，同比增长22.4%，而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27.1%，医疗卫生支出增长29%，科学技术支出增长45.2%，住房保障支出增长24.8%。这些领域事关民生，财政投入增幅均高于财政收入增幅。

正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所提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回顾即将过去的“十一五”，展望“十二五”宏伟蓝图，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财政支出中民生领域的投入，无论比重还是总量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民生投入仍然存在着短板。在未来的实践中我们必须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民生支出的比重和质量，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财政收入进一步增长的基础上，确保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福利部分的增速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更深刻全面地普惠民生。（靳博）

转变发展方式是更深刻的变革

2010年10月19日 10:28:10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凡涉一国、一民族之变革，乃大势要变，人心思变，不能不变，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逼出来的。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必然爆发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新中国诞生了。新中国成立30年成就巨大，但“文革”使国民经济几近崩溃。邓小平大声疾呼：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于是，30年改革开放，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在中华大地像火山一样迸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放光芒。

今天，世界刮目相看，我们的日子也好过多了，并无“置之死地”之险境。尽管面对诸多

结构调整力度，既抓先进制造业，又抓现代服务业，促进形成“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一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等文件，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心的现代服务业、以装备制造业为主体的先进制造业等六大产业，重点建设珠三角现代产业核心区等八大载体。编制和实施了装备、汽车、石化等12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二是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培育100个带动性强、关联度高的重大项目。三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淘汰落后产能。引导传统产业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装备加快改造现有设备和生产工艺，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实现内涵式升级。

实施“双提升”，打造创新型广东。经验表明，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带来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科技创新，从而使今后一个时期科技与人才的竞争将异常激烈。我们提出，要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建设成本、人才成本较低的时机，以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双提升”为途径，加快建设创新型广东。我们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制定实施产业技术路线图计划，加快建设“十大创新工程”。为有效解决广东科技、人才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与中科院、教育部、科技部以及200所高校、64所中科院属研究机构协同作战，全面推进省部和省院产学研合作。实施百强创新型企业培育工程、百名技术帅才培养工程、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引进工程等，2009年投入4亿多元引进12个创新科研团队，引进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诺贝尔奖评委在内的15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经济内生增长。长时间以来，广东经济主要依赖外向带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促使我们下决心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取向，切实促进内外需协调发展。在稳定外需的基础上，我们开展“广货全国行”活动，鼓励企业建立内销长效机制，加大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力度。推进人口城镇化，把促进农民工有序入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突破口，制定推进农民工“积分制”入户的具体意见。以举办广州亚运会和迎接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为契机，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并抓好“三旧”（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计划3年内在珠三角地区率先建设6条总长1690公里的区域绿道。

提升珠三角、带动东西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既使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增强了加快调整的动力，也使欠发达的粤东西北地区面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我们提出要打破以往按行政区划配置资源的思维定势，加大区域间和区域内部互动发展力度。一是以区域一体化为抓手提升珠三角发展水平。建立“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个经济圈合作发展机制，制定珠三角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公共服务等5个一体化规划。加快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建设，继续深化粤港澳现代服务业合作，加快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二是以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推动粤东西北跨越式发展。安排重点产业转移园区专项资金75亿元，扶持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园区建设，促进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粤东西北等欠发达地区转移；每年安排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专项资金10亿元以上，促进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向当地二三产业和珠三角等发达地区转移。

改善和保障民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无论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还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终都必须落实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上。我们制定并实施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2009—2020年）》，从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体育、公共交通、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八大方面，明确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与实施路径。创新实施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工作机制，提出用3年时间，确保被帮扶的3409个贫困村基本改变落后面貌，确保被帮扶的年人均收入1500元以下的70万个贫困户基本实现稳定脱贫。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广东经济增长整体呈现复苏向好的局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新成效，在科学发展进程中迈出了新步伐。一是经济增长企稳回升。2009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9082亿元，比上年增长9.5%，高出全国平均增速0.8个百分点。二是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去年全省发明专利申请量32247件，授权量11355件，同比分别增长14.8%、49.3%，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广东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标居全国第二。三是结构调整成效初显。2009年，全省人均GDP达40748元，增幅与GDP增幅差距缩小至1.1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

以来差距最小的一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均居全国首位。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全省金融机构总资产达9.33万亿元，首次赶上香港。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下降5.8%和5.4%，新增亿元生产总值消耗建设用地同比下降11%。四是发展协调性增强。2009年，粤东、粤西和北部山区生产总值增幅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高2.6、0.9和1.5个百分点。东西北地区城镇新增就业上升4.8%，珠三角城镇新增就业下降21.4%，全省转移就业人数达128.5万人，增长20.7%。

总的看来，广东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探索实践上取得了成效，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的成绩不能高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遇到的困难不能低估。去年底，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广东，要求我们坚定不移调结构，脚踏实地促转变，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这为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面向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切实解决“不愿转”、“不会转”、“不能转”的问题，创新思路举措，突出工作重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创科学发展新优势。

要正确把握优势劣势，探索具有广东特色的转变路子。我们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病急乱投医”，要科学分析我省的优势和劣势，最大限度地“扬长避短”，走出一条符合广东实际、具有自身特色的转变路子。一是发挥基于外向的产品优势，克服外需市场受限的劣势，努力扩大产品内销，加快推动经济发展由外向带动为主向内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千方百计为企业开拓内销市场服务，构建销售平台，加大与中西部等地区贸易与投资合作力度，实现内外需协调拉动的发展格局。二是发挥传统产业基础好的优势，克服附加值低的劣势，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延伸转变。推进生产制造过程的智能化、集成化、网络化，推广使用数控技术等先进制造技术，提高流通和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实施名牌培育工程，推动加工贸易企业创建自主品牌，完善产业链条，推进交易平台、物流平台、检测检验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三是发挥软硬环境以及区位比较好的优势，克服传统产业比重较大的劣势，加

大招商引资、招人引技的力度，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用增量稀释存量。四是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完善、财力相对雄厚的优势，克服人才和科技资源相对短缺的劣势，把自主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加快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配置人才和科技资源，实现“广东制造”向“广东创造”转变。五是发挥区域间竞争活力强的优势，克服区域间互动合作相对不足的劣势，推动跨行政区域资源配置，加快实现经济发展由单极拉动向城乡区域协调拉动转变。要坚持跨行政区划配置资源，进一步推动“双转移”，深入实施提升珠三角带动东西北战略，大力推进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实现全省区域城乡协调发展。

要坚持改革创新，调动方方面面参与转变的积极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需要动员全社会，努力营造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良好氛围和环境。首先，尊重群众首创，充分发挥基层的积极性。要围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制定“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意见。其次，突出市场主体作用，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加快构建服务型政府，激发市场主体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生力军的活力。完善市场准入标准，加大节能减排节地、知识产权保护等执法力度，通过制度约束机制，引导企业转型或转移发展。再次，强化考核导向，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办法，改进考核方式，强化干部问责，推动各级干部自觉投身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践。最后，要坚持先行先试，率先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在全面梳理现有政策规定的基础上，推动行政体制、要素价格、投融资体制、环保、土地等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构建起一整套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体系。

要加快知识转型，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打赢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场硬仗，取决于我们干部人才队伍是否具备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知识结构。要打造一支规模宏大、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适应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的干部人才队伍。通过大规模培训干部，使领导干部不仅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良好愿望，而且具备领导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高超本领，做一个有勇有谋、有思路会操作的新型领导干部。要提高干部执行力，大力倡导不折不扣抓落实的精神，以强大的执行力来促转变、促发展，在抓落实上见分晓、比高低。

（汪 洋 作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并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而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曾着重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中央首次提出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那么，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概念以及相应的两种转变是什么关系呢？有的学者认为，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放弃了原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不符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意。

在过去的经济学论著中，曾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当作内涵相同的概念来使用。但后来人们从经济实践中发现，有些国家GDP增长了，经济社会却并未相应发展，结果出现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社会事业发展滞后、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导致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于是，人们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作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区分开来：经济增长是指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经济发展既包括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也包括人们物质福利的改善，还包括环境质量的提高等。可见，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的涵义更丰富，而经济增长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以此推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应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和前提。中央提出和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取代更

不是否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因为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不可能转变，只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更丰富。党的十七大报告既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提及转变增长方式，特别指出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显然，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还须继续落实。

人们讲经济增长，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而言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概括地说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则包括更丰富的经济社会内容，需要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统一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如果仍然主要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研究和论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显然是不够全面和科学的。当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生产力发展途径与方式的转变，如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这些内容非常重要，但只重视这些内容是不够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包括社会发展和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容，比如教育的发展与普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居民医疗保健以及防止和消除两极分化、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走共同富裕道路等。可以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走科学发展道路，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卫兴华）

转变发展方式关键在实现包容性增长

2010年10月11日 09:33:02 来源： 南方日报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内容提要

实现包容性增长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战略调整，确立内需替代和就业导向的共享型发展战略；以充分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增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激励；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着力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胡锦涛主席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首次公开倡导“包容性增长”，这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思维和新举措。

包容性增长是对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政治)复杂而严峻形势的一种积极回应

从国际来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说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世界政治格局变动，使原来计划经济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分工体系产生的斯密增长和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熊彼特增长，带来的国际分工体系拓展和国际市场扩张已经达到极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主义不断上升，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正在受到冲击，显然破坏了“包容性增长”原则。胡锦涛主席公开倡导“包容性增长”，是对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政治)复杂而严峻形势的一种积极回应，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要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有效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各国各地区必须加强交流合作，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这样才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和谐稳定。

中国高速增长背后的包容性存在问题

从国内来看，尽管我国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成效明显，但在外需缺乏

内在持续增长动力情况下，由上一周期形成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危机后有所加剧，暴露出以出口为导向的传统发展方式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内需不足昭示着中国高速增长背后的包容性存在问题。以出口导向战略推动的工业化是以劳动力的低工资、低社保(甚至无社保)，土地等资源的低价格、低环保和高排放为代价的。分税制通过地方财政分权提供了由经济增长带来地方税收增长的激励，但对过度投资和非包容性增长却缺乏抑制机制。在出口推动工业化进而带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镇化依附于工业化是被动的、不完全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垄断着城市化带来的地租收益，通过经营城市支撑着工业、投资和增长；另一方面，城乡二元体制使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并对城市化作出贡献的几亿农民工游离于现代城市体系之外，不能充分享受城市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由此，地方竞争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造成城乡、地区差距的扩大和经济增长偏离了包容性增长轨道。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突出表现是结构失衡，即在需求结构方面，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在产业结构方面，经济增长高度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扩张，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在要素投入结构方面，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由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实现包容性增长。

确立内需替代和就业导向的共享型发展战略

当前我国正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实现包容性增长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进行战略调整，确立内需替代和就业导向的共享型发展战略，实现从出口导向向进口替代、从外需导向向内需替代、从GDP增长向就业导向转变。

第二，以充分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弥补传统产业调整带来的收缩，并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居民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

第三，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增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激励。人力资源能力是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的条件，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民尤其是贫困家庭下一代的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参与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教育、健康等公共服务，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第四，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着力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提升城市化发展水平关键不是城市面积的扩张，而是农民工市民化。通过改革户籍制度以及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为农民工就业和居住提供更加稳定的保障与保护，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充分挖掘他们作为劳动者、创业者和消费者的潜力。

第五，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加强垄断行业工资水平和工资总额的双重调控管理，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制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约束性指标，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确保人们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第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人们能得到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余洋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

实现“十二五”时期发展目标的社会保证

2011年01月14日 14:30:57 来源： 人民日报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实现“十二五”规划的良好开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不可或缺。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一项重大任务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性课题，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保证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条件。

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处于多发时期

人民群众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统筹兼顾人民内部的各种关系、不同利益、多样需求。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是否高度重视、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一系列重要阶段性特征，指出我国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深化改革必然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实现可持续发展遇到的压力增大；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各类犯罪活动和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依然严重存在，给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的不利影响不可低估；等等。这些阶段性特征，从根源来看，可以说很多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从形式来看，可以说很多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针对这些阶段性特征，中央作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突出，人民内部矛盾处于多发时期的科学判断，要求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过去的5年是我国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5年，也是党和政府积极主动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形成推动科学发展强大合力的5年。“十一五”时期，我们取得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大成就，积累了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宝贵经验，为“十二五”时期更好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

供了坚实基础。

“十二五”时期应更加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当前，我国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社会矛盾存在明显增多的趋势。因此，应更加重视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为顺利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提供社会保证。

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从国际形势看，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随着我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扩大和加深，国际矛盾与国内矛盾的互动性增强，一些国际问题也可能诱发国内问题，如出口下降加剧国内产能过剩、失业率上升等经济困难，进而引发社会矛盾。从国内形势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与此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利益主体多元现象日益显现，社会矛盾特别是各种“两难”问题凸显。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也就很难妥善处理。

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要求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并强调了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意义。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求我们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发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将人民内部矛盾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和程度内。

实现“十二五”发展目标要求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十二五”时期，要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等目标。这些目标反映了我国改革发展的新要求，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确保实现“十二五”时期的发展目标，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需要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这就要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努力创造全体人民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发展环境。为此，应认真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不断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和水平，扎实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项工作。 把握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着力点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只注重解决表面性、枝节性、日常性矛盾，还应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从系统上化解矛盾。做到这些，需要明确以下几个着力点。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把科学发展作为中心工作和基本遵循。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关键。应当看到，当前很多人民内部矛盾都是发展不够、发展不科学带来的。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要求我们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把发展的目的、依靠力量和成果分配与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通过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利益关系，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通过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

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着调整利益关系、化解利益矛盾、保障人民利益等丰富内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逐步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把基本医疗卫生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建立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等等。把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必将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推动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局面。

以群众工作为主要抓手，通过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既有发展层面的要求，也有工作层面的要求。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具体的利益矛盾，要依靠经常的大量的群众工作来解决。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深刻阐述了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工作方法等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为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导。群众观点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思想基础。只有真正理解和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才能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做好群众工作，才能真心实意、尽心尽力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群众立场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政治前提。站稳群众立场，想问题、作决策、干工作就能够从群众利益出发，充分考虑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和承受能力，有利于群众的就干，不利于群众的就不干，绝不干劳民伤财、违反群众意愿的事。正确的方式方法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保障。应在健全制度、完善机制上下功夫，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领导体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工作机制，积极预防和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赵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须遵循经济规律

——读五中全会《建议》（之一）

2010年11月24日10:04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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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博导、CRPE首席教授

编者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未来五年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列出，并将其提升到与科学发展互为依托的重要地位。《建议》强调：“十二五”时期将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期间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同时明确指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此人民网理论频道特邀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伟教授就“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进行解

读，赵伟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要注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目标。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须警惕政府万能意识抬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央已经提了好几年了，这次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则更进了一步，不仅强调转变，而且还加上了“加快”二字，并将其提升到与科学发展互为依托的地步，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主题”的一条“主线”，足见其战略上的重要性。就具体区域与部门来看，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的“十二五”规划的提出，先须明确并予以具体化的问题，无疑是一个问题的“两头”：一头是目标，即“向何处转”？另一头是起点，即“从哪里入手？”。

作为理论工作者，要提出切实可行的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区域方案和部门战略思路，首先也得依循“科学发展”的思路，有一种科学思维。就经济建设而言，无疑得借助成熟经济理论，摸准经济发展规律，找准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找准现实政策与体制的“扭曲”所在，方能提出“成本最小化”的转型方案。不然的话，所提方案势必仅停留在好的愿望上，实施起来事与愿违。这方面，新中国60多年经济建设史不乏经验教训！所有教训中，最令我们民族刻骨铭心的，要属“大跃进”的教训了！而“大跃进”的灾难，多半源自对经济建设规律的忽视乃至漠视！而这种忽视与漠视，多半与“政府万能”意识联系在一起。

客观地来看，经过2008年底以来应对金融危机的大力度政策刺激和政府强力干预，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借助政府干预率先走出危机阴影，一种“强政府”与“政府万能”的意识显然在抬头，各级政府都在制定庞大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建设规划，无视经济规律的行政干预也在与时俱增。在此情形下，“十二五”规划的实施，最应防止的是无视经济规律的冒进！在此时刻，历史教训值得重温。在此时刻，且不可忘记，我们还是个转型经济体，离开体制改革，离开市场化的改革，经济效率就难以提升。转变增长方式势必脱离科学发展主题。

转变经济发挥方式：高层战略的一个经济学诠释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目标。从中共十七大报告到近期五中全会“建议”，说得都很明确，归纳起来主要是“三个转变”，分别为：

——“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在产业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在要素投入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但问题在于，要将这些目标落实到差异很大的各地区那里，变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大众的实际行动，则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需要找到机理机制，按照事物变化的大势顺势而为。为此目的，显然需要借助规范的经济理论及方法，将政府决策层提出的战略纳入经济学框架予以分析。这样一种分析不仅可将政治家们的行动目标置于专业框架下，在各主要变量间理出逻辑联系，进而找出关键约束条件，而且可望引出达到目标的突破口。

按照规范的经济学思维定式，可将上述“三个转变”归入两个范畴：一个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另一个是产业结构的调整。

先看前一个范畴亦即增长动力的转换。高层战略显然有两个具体内涵且彼此定位不同。其中一个定位于需求一边，另一个定位于供给一边的转换。一般而言，考察一个经济体需求一边的增长动力，须总揽三个动力结构：其一是总需求动力结构，通常以“三驾马车”对增长的“贡献率”简化之。“三驾马车”亦即消费需求、投資需求和净出口。三者各自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被归结为增长的“贡献率”，亦即在总体增长率中，各自贡献了多大的份额？其二是国民产出最终去向。与

“三驾马车”一致，这种去向亦可“三分”，但最为重要的则是投资与消费的比重。其三是国民产出的市场结构，最重要同时最有实质意义的是外贸依存度，尤其是出口依存度。

就供给一边来看，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二：一个是有形物质要素的投入，主要是资本、劳动以及土地等要素投入；另一个是无法归因于有形物质投入的效率增进亦即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最先界定了这个源泉，认为这种增长无法用资本投入或别的传统要素比如土地和劳动积累来解释，因而称其为“余值”，后人称为“索罗余值”。这个“余值”实际上就是TFP（全要素生产率）。

再看后一个范畴的转换，亦即产业结构的转换。经济学分析证明，“二产”比之“一产”边际收益增长潜力要大些，“三产”比之“二产”边际收益增长潜力更大。由“二产化”而“三产化”是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发展之结构转换的大势。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史显示，一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演进往往经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为“非农化”与“二产化”，这个阶段一国产业重心由农业移往“非农”，主要是第二产业；第二个阶段可称为“三产化”或曰“服务业化”，这个阶段一国产业重心由二产移往三产。工业化完成时期，一国产业结构则无一例外地会呈现3>2>1的结构特征。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颜晓峰 孙伟）

包容性增长需世界与中国共同改变发展方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蓝庆新

2011年02月25日10: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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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具有两重性，它既属于世界经济范畴，是一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标志，代表着一国经济的开放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发展中大国，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又属于国内宏观经济范畴，其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和福利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包容性增长意味着世界与中国现有的发展方式和模式都需要改变。

外贸增长应体现共享性

就世界经济而言，我国对外贸易需合理安排外贸结构，促进进出口的平衡发展，减少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实现互利共赢。就中国经济而言，对外贸易应使国家、企业、民众真正能从外贸增长中获得应有的收益。

对外贸易应当是非排他性增长，其增长不以牺牲其他国家或其他经济主体利益为代价。因而贸易竞争行为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对外贸易主体（企业）的行为要考虑行业的整体利益；外贸企业提供的产品要保质保量，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对外贸易涉及主体的共享性增长，一是通过优质产品的出口增长，满足进口国民的消费需要和消费权利，并保障本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福利的增加。二是通过出口的增长，提高就业水平，提升相关劳动者的收入，保障国民利益。

对增长质量提出新要求

长期来看，对外贸易增长应该是贸易与生态和谐发展的低碳增长，要求对自然资源合理、有节制地而非掠夺式开发。这要求贸易的生产过程节约环保，环境成本内在化，推行绿色贸易，避免环境恶化和污染的国际转移。

对外贸易的增长要求结构合理和相对平衡，主要包括外贸目标地区的多元化与合理化、进出口贸易量的相对平衡、进出口商品结构的相对合理、对外贸易国内区域分布结构不断均衡优化。实现贸易发展节奏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产业运行规律、资源禀赋状况相匹配，以及贸易需求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协同增长。

共享增长需各方共同努力

对外贸易的包容性增长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从外贸发展质量、效益和国际环境入手，实现和谐共享、互利共赢的增长。

一是统筹国内外市场，保持进出口大体平衡增长。我国应以扩大进口为出口创造更大的扩张空间，重点支持进口国内急需的先进技术设备，引进新工艺和新技术。并且，健全重要资源的进口机制，尽快制定和实施石油、铁矿石以及粮食等重要资源的进口战略。

二是调整优化出口结构，提升外贸质量，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产品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提高出口利益。搭建自主品牌走向国际市场的平台和通道，推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出口名牌。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对造成环境污染的出口产品可考虑征收环境税。

三是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对“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等产品的加工贸易进行调整，推动加工贸易的产业链延伸，提高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能力，向产业链上游发展；积极发展国际物流和配送业务，向产业链下游延伸；进入关键零部件和设备制造业，向产业链配套拓展，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

四是增强国际贸易话语权，实现利益共赢。积极参与制定或修订国际经济贸易

规则,使涉外企业能够得到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积极保护。稳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

五是加强外贸管理体制的创新与规范。改革对商务系统和外贸企业的考核评价标准，把出口产品平均卖价、增值比率、质量和安全投诉率等作为重要指标。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健全监管措施，确保对外贸易增长不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切身利益为代价，应消除和防范不良贸易行为带来的各种危害。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wd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