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下的人性冲突-2019年精选文档

权力下的人性冲突

《郑伯克段于鄢》一文选自《左转?隐公元年》，记述了春秋初年发生在郑国王室内部的一次政权斗争。作者以简练而丰润的语言，刻画了一个个鲜明而生动的人物形象，尤以庄公最为突出。_1]那么，庄公在整个事件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又该如何去评价他呢？

一、怜其不幸，“寤生”遭母嫌弃

文章一开始，作者就让我们看到了矛盾冲突的种子。郑武公之夫人――姜氏，生庄公及共叔段。然“庄公‘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姜氏的这一态度不能不说明她的愚昧和偏狭，这无疑是后来兄弟俩争权斗争的导火索、助推器。而母亲的这一态度又不能不对成长中的庄公有所影响。也许从儿时起这个阴影便隐藏在了他的心里，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性格是由先天和后天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然而后天因素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包括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受教育情况及环境影响等诸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使人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行为方式。

可以想象，在一个缺少母爱、受母亲歧视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他的正常情感必然会受到损伤，随之而来的后果要么是使这个孩子变得狂放不羁，要么是谨小慎微。而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狂放不羁往往会招来自身灾祸，而谨小慎微看来虽很卑懦，但往

往能使人在动荡不安中得以保全。对于庄公来说，母亲的歧视不能不使他在内心深处对母亲有所怨懑，被母亲压抑又难以理解母亲行为的内心或许总渴望着扬眉吐气的一天，生活使庄公最终选择了后者来保护自己，也正是这样的生活，奠定了庄公后天谨慎和戒备的性格特征。不过靠着当时宗法制度的规定和武公的庇护，庄公最终还是登上了王位宝座。

至此，我们不能不对姜氏恶长爱幼的偏狭行为有所指责，又不能不对庄公更多几分同情。像一株幼苗，其性格就在这样一个受母亲歧视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了，可以说，庄公在后来与母及弟的争权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工于心计一面，与其幼年的生活遭遇不无关系。

二、叹其用心，“借刀”除却心患王位的得之不易及王权的威慑力，使庄公一上台便紧紧抓住权利，所以当姜氏为叔段请求“制”这个城邑时，庄公便说：“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庄公深知“制”是一个险要的城邑，一旦为段所有，将有可能威胁到他的切身利益――王位的稳定。这便决定了矛盾斗争的不可调和性，如果说斗争是由姜氏引起的，那么斗争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则是“权力”，正所谓“势利使人争”。 在生活中渐渐磨炼成熟的庄公是很有心计的，他采用了迂曲委婉的回绝方式，既找到了不给“制”于段的借口，又表现出对弟弟的爱，对母亲的孝，可谓“一石三鸟”。这软中有硬又合情合理的话，使姜氏不得不改从了请“京”。“京”是郑国第二大

城，为了“顾全母命”及那“孝义”之面，庄公要“舍车保马”以图大计了，这一风口算是被他巧妙地避过去了。不难看出，经过这一事件后庄公将会更加刻意提防着母亲及叔段。而假如叔段能安心居“京”，也许不会有后来母子兄弟间的兵戎相见，但因为他们各自的私心、野心、权心，所以矛盾也就日益激化。 当大臣祭仲向庄公进谏：“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庄公答：“姜氏欲之，焉辟害？”表现得好像很无奈。而当祭仲献计说：“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庄公便又说道：

“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番对话再一次证明了庄公并没有忘记母亲的恶己爱弟，他只是故作姿态，既试探了大臣的态度，又表现出了自己的宽容忍让，其实是不是真的宽容忍让呢？不是。明知其母及弟这样发展下去必然会不符合时人的“爱”及“悌”的观念，却要任其发展下去，足见庄公的胸藏机谋。姜氏的“不爱”，段的“不悌”，使庄公对他们也没有太多的爱，对于目前的庄公来说，他所至爱的只是他的王位，然而他的王位宝座又时时让他有坐不稳的隐忧，他想借这一时机有所图，所以一句“必自毙”足见其用心。

当野心勃勃的叔段“命西鄙、北鄙贰于己”时，又一大臣公子吕进谏道：“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

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这番谏词可谓一针见血，然庄公却这样回答道：“无庸，将自及。”沉稳和自信溢于言表。深究其言，不外是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固然不假，但若动手过早，有可能会招来非议，不利于他的统治。

等到叔段“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时，公子吕又劝谏：“可矣，厚将得众。”庄公又如此对答：“不义不呢，厚将崩。”庄公仍在等待最佳时机，他要让段之野心充分暴露于世人面前，给其造成“不义不呢”的后果，看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之理他是深谙于心的，而他就是要置段于被动之势，一句“厚将崩”再次印证了庄公的真正用意。

在得知“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及袭郑日期时，庄公不待大臣劝谏，便说：“可矣！”并“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其过去所说的“多行不义必自毙”“无庸，将自及”“不义不呢，厚将崩”，就是在故意姑息纵容段，至此，我们更加明白了庄公不管不问的背后，实则在做着精心的谋划，并时时打探消息，如果不是这样，他不会那么迅速地作出反应。这时的庄公为什么不再继续“宽容忍让”下去？其实对庄公来说，夺权事件就要爆发，段之野心已昭然于天下，以下乱上，以次谋长，这是不为当时宗法制度所容的，这就为其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又合情合理的理由：而此时若再按兵不动，等待段先出兵，有可能使自己处于被动之势，可见庄公深谙“先发制人，后

则为人所制”的用兵之道。此时的庄公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段的失败已在所难免，他的锋芒毕露，他的不顾手足之情和宗法制度欲引兵夺其兄位的做法，以及他的夜郎自大和策略上的不周都使其无法与其兄相争，其事成则已，不成则是大罪大过，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他根本不是庄公的对手。庄公表面上看似被动，其实却始终握着主动大权，而段则相反，看似积极主动，实则处处被动。可以这样说，段愈来愈膨胀的野心，不光没能助其成大事，反而成就了庄公，使他除却了一大心病。 矛盾的解决一方面让我们看出作为君王的庄公颇得为政之术：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他高超谋略背后的虚伪、狡诈和阴险。可以这样说，在这场争权斗争中，兄弟俩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不义不昵，一个则不仁不爱。

三、余波又起，母子“黄泉相见”

兄弟间的矛盾解决了，而母子间的矛盾却又上升到了一定地位。文中作者继续交代了战争结束后庄公对姜氏的处置：遂置姜氏于城颖，而誓之日：“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庄公这种盛怒之下的不理智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姜氏恶长爱幼，在里面煽风点火是自讨苦吃。但另一方面又让我们看到了庄公奸狠虚伪的一面，这时候才表现得那么盛怒还不就是因为自己有所图。这盛怒既让自己得以扬眉吐气，又把战争的责任推卸在姜氏身上。 至此，可以说庄公最大的心病已除，但紧接着文章又交代了庄公毒誓过后“既而悔之”，这里推测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

是念及亲情。二是顾及到国家的统治。三是他看到心患已除、大局已定，姜氏不管如何“恶己”，也无异于“螳臂当车”、孤掌难鸣了。不难看出，庄公后悔的深层原因是为他的统治考虑。可是事已做出，话已出口，一国之君的“金口玉言”岂能随意违背，这可给庄公出了个难题。这里不妨联系庄公即位后顶住“不合先王法度”的压力，把“京”作为段的封邑，又不顾大臣的忠谏，默认段把两属的西鄙北鄙收为己有，同样是违背，不同的只是一个违背祖制，一个违背誓言，为什么此时庄公又不知如何了呢？这足以证明庄公“悔”之深层原因并非出于纯孝，所以当颖考叔说出“阙地及泉，隧而相见”的主意后，庄公欣然从之，这确实是个既不违誓又照顾到“孝”的两全之计，于是便有了文中“精彩又滑稽”的一幕：

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这一看似很完美的做法和结果令人叹为观止！聪明的庄公竟然也会做出这等“掩耳盗铃”之事来。假如说庄公作为一国之君惩治姜氏与叔段是理所应当的话，那么当庄公与姜氏完成“隧而相见”这一闹剧后，我们不能不说此时的庄公虚伪得像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四、结语

综观庄公在这一争权事件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工于计谋、狡诈、虚伪是其突出的性格特征，正是这一事件把他不易为人所深

察的人性上的缺点充分暴露出来，但是站在历史发展的立场上看，作为一个国君，一个政治家，庄公又是成功的。他的攻打弟弟，放逐母亲并未遭到时人的非难，说明他处事的谨慎与圆滑。可以说，历朝历代像庄公母子兄弟这样发生在宫廷内部的争权事件并不鲜见，这就反映出矛盾斗争不可调和的必然，暴露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残酷以及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所以庄公有其权力之下人性的弱点，但也有其历史进步性。可以说，庄公这一人物形象正是历史演绎的产物，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必然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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