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力民革命根据地

桃力民革命根据地

查汉桃日莫(后演化为桃力民)是鄂托克旗东部边沿的

一个自然村。清末明初，鄂托克旗王爷葛勒藏罗勒玛旺吉勒扎木苏经常去榆林、神木等地游逛玩乐。到了榆林住在李仲卿家，到神木住在王四问家，欠了这两家地主不少银两，一时付不清，于1924年起分批划出桃力民一带土地顶债。两户地主向鄂旗官员行贿，把有期租地契约写成“永久租种”，转租别人，收取租子。与此同时，杭锦旗王府把与鄂旗毗连地区、黄河沿岸和格炭哈那等地放垦、收租；札萨克旗王府把乌块哈达北面方圆40里的牧场放垦、收租。随着土地放垦，从内地大量移民垦种，而且不断向租赁地外扩展，常住农业人口逐年增加。蒙旗王府每年按牲畜头数收取一次性水草和房舍占地费外，再无人过问，因此这里成为乌审、札萨克、杭锦、鄂托克旗交界处的“四不管”地区。当时的桃力民地区，东至杭锦旗亚斯图的李六则圪旦、阿门其日嘎、阿尔斯朗图的呼日嘎其古、查汉淖；西至鄂托克旗巴音淖的公盖其日嘎、小湖；南至木凯淖的旧庙湾、额克尔梁、杭锦旗四十里梁的察哈尔乌素、胜利乡的高启祥村；北至鄂托克旗召稍乡的四眼井、杭锦旗亚斯图的脑高岱。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50公里，约2000平方公里。其边沿地区东自达拉特，西至鄂托克旗新召，南至札萨克旗通格朗和乌审旗黄陶勒盖，北至黄河。居住的农户达8300户，人口约5.8万人。

1938年，在桃力民地区的乌素其日嘎村建立中共伊克昭盟工委，中共绥蒙工委及八路军骑兵团进驻克泊尔庙，成立

了桃力民工委所辖6个党支部。驻桃力民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国民党抗日派盂文仲旅骑兵团，桃力民地方武装联合起来，抗击日伪第8师，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这个地区的抗日动员会(后易名抗敌后援会)和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事实上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半政权半统战性的机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抗日根据地，一直延续到1943年。

1、中共桃力民工委

早在1935年，共产党员杨子华只身来到桃力民村投亲访友，被聘为教书先生。他以冬书房为据点，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争取各大户的支持，将私塾改造成为桃力民小学校，当了首任校长。教师由2名增加到10余名，学生由10余名增加到90余名。他带领教师，利用课堂教学进行爱国教育，宣传抗日主张。他们讲解“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三省，蒋介石投降卖国持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杨虎成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推动国共合作。讲解地理时，把《祖国地理图》比喻为美丽可爱的秋海棠叶。教唱《五月的鲜花》、《抗日十杯茶》、《义勇军进行曲》、《“九〃八”流亡曲》等抗日歌曲。与此同时，杨子华与神府来的地下党员韩是今，在该地区通过社会调查，写成报告材料，由韩是今专程去定边向高岗汇报，并托高岗转告延安。杨子华、韩是今两人还协同当地开明大户，筹建桃力民自卫军和抗日动员委员会。

1937年，中共少数民族工委派人深入桃力民地区发展力量。国民党新编骑兵第三师和孟文仲骑兵旅也驻防此地。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桃力民地方武装联合孟文仲旅，凭借两党

第二次合作的良好机遇，抗御了日伪军的侵犯，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937年2月，东胜县第三区(鄂托克驿站地)小斯呼勒、木凯淖尔一带发生了一起饥民暴动的流血事件。头年遭灾，翌年闹饥荒，刚过了春节，就有人饿死。国民党政府捉差拉夫，征粮催草，日子一天不如一天。18家豪绅富户窖下粮食放高利贷，巧取勒索。他们为了掐灾区饥民的脖子，连“管饭没工钱”的长短工都解雇了。国民党东胜县政府为防备动乱，以16000元纸币向木花稍地主杭候和购买40石粮食，准备放一些赈济，以笼络民心。然而，这点救命粮食也没有到饥民手中，全部被木凯淖尔民团队长王豹子、乡长王双登、村长蒋红则等侵吞。饥民闻讯后，立即派王老达为代表，去找王、蒋讲理，竟然遭到王、蒋的无理辱骂。消息传来，饥民们个个义愤填膺，发誓欲与王豹子、蒋红则等决一雌雄。由于“大二三善雨”(善雨指天旱时祈雨的神职人员)王天锁、王老达、王三奴和曹仓、莫海元、郑成生议定，结伙向大户借粮度荒。于是大家分头在斯呼勒、木凯淖尔串连了七八十名饥民，奔向木凯淖尔富豪尚奴富家借粮。姓尚的不但不给借粮，反而漫骂饥民群众说：“穷驴日的们，连我都舍不得吃，还指望借给你们?有粮食也不借给你们穷小子!看能把爷爷怎么样?”姓尚的蛮横，激起了广大饥民的愤慨，大家一把推开了他，强行挖出一窖糜子，除给尚家留足口粮外，剩余的分摊开，记上账，全部借走。

借到粮食的饥民意气风发，不久又聚集起二三百余人，相继去木花稍、大克泊借了地主杭候和、曹有成的粮食，其

声势波及到整个桃力民地区。距离木凯淖尔几十里的伊克乌素也组织起三四十名饥民，借了本村地主李红升的粮食。失去粮食的这些地主痛心疾首，火冒三丈，王豹子伙同蒋红则、高生生带上十几个骑兵，气势凶凶扑向斯呼勒，抓了王天锁、王老达、莫海元、乔登登，押到尚奴富家，通宵严刑拷打。当夜王天锁的儿子跑到木凯淖尔巴拉尔里，告诉了曹仓、郑成生。曹、郑召集饥民协商，准备带上饥民队伍去与王豹子争辩，逼其放人，若不放人，就与他拼斗。

次日早晨，饥民集中后奔向尚奴富家。还未等与王豹子答腔，尚奴富就疯狂地吼叫：“王队长，快下令打狗日的们!”拔起猪圈顶子的椽子，向饥民们劈头盖脸地大打出手。赤手空拳的饥民们奋起反抗。恶霸杨树洋乘人不备，朝王二则边打边开枪，王二则的袖口被穿开个窟窿，愤怒地翻身一棒将杨树洋打倒在地。其他地主和武装更加猖狂起来，开枪打死了王三奴，打伤饥民多名。被捆在屋里的借粮头领们听见枪声，自解其缚，拼命冲向门外。王豹子气急败坏地举枪又打死了王天锁，并恶狠狠地射击饥民群众。莫海元连中两弹，受了重伤。这场流血械斗，饥民们缴获步枪4枝，手枪l枝、骡马5匹。

借粮的头领只剩下曹仓健在，他和饥民们研究下一步怎么力?大伙决定把伤员护送回家治疗，共同料理王家的丧事。缴获民团的枪支，准备派两个人背上去张家畔交给红军，同时派人去东胜县告状。计策议定后，大伙分头行动起来。

后来，派往东胜告状的人因为沿途民团封锁甚严，走到半路就返回来了。准备往张家畔送枪一事，也因路途遥远，

不易闯过敌人的关卡，未能实现，只好派王二则把4枝步枪交给塔并章京胡日嘎。因为他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驿站地领导，不归东胜县管。受了重伤的王老达舍不得交出用鲜血换来的那枝手枪，便藏在身边准备与敌人再次拼搏。料理丧事时，当时饥民越聚越多，群众愤怒不已，恸哭连天。18家地主富豪惧怕饥民再次造反，引起更大规模的武斗，便施出惯用的伎俩，一面假惺惺地帮助饥民料理丧事，一面偷偷地派人去东胜杨七寨子搬来以杨梭子为队长的地主武装60余人，伙同王豹子的民团，共百余骑兵扑向木凯淖尔、斯呼勒巴拉尔。匪徒们闯进村庄，乘饥民不备，把借粮的群众全部抓起来，而且在抓的过程中，发现受了重伤的莫海元时，一个匪徒用枪托子朝他的伤口戳了几下，当场致死。搜查中，匪徒们遇上王天锁年过六旬的老父亲，他出于几个儿子被打死的愤慨，和匪徒们据理争辩了几句，被一个匪徒打倒在地，几天后又含冤死去。

匪徒们在抓起饥民的当天，派人去查干敖包，用枪威逼着塔并章京胡日嘎，从枯井里的石头底下取出4枝步枪带走，又从王老达和饥民们家里夺走了手枪和骡马。然后，把抓起的饥民用长绳一链一链地拴着，一路鞭挞，押到小克泊寨子，施以肉刑。借粮骨干李金贵被剥光了衣服，反绑起来，吊在油房的大梁上轮番鞭打，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几次死去活来。他母亲为了救儿子，向乔家哭求，高利借回50块银洋，才把人赎回来。几天后，李金贵伤口化脓，母亲含泪把脓挤干，用盐水洗伤，很长时间才结了疤。总之，凡是被抓去的饥民都受了酷刑，而后用银洋才保释出来。只有王

老达、曹仓、郑成生不许保释，匪徒们把他们押到杨四寨子，继续拷打审问。

二十天后，由于放回去的饥民们多方奔走，贿赂地主民团，到4月24日(农历三月十四)，匪徒们又向曹仓、郑成生两人各罚款12元，释放出来。18家地主富豪慑于王家死人最多，血海深仇，必然报复，密谋筹集了2000块银洋，买通了杨梭子，并给赵狮子、李勉利每人240元纸币，于4月27日将英勇顽强的王老达暗杀在乔殿台村西壕。

轰轰烈烈的饥民起义，就这样被地主武装镇压下去了。但是蕴藏在饥民心中的怒火是扑不灭的。经过血的教训的饥民，深深体会到要想报仇雪恨闹翻身，光凭硬打硬拼是不行的，必须找共产党，参加红军，拿起枪杆子，才能获得解放。

5月，中共少数民族工委蒙民部长赵通儒，在成吉思汗陵祭奠会上，听到国民党民团血醒镇压木凯淖饥民起义的消息后，扮作卖货郎，随拉骆驼的万四奴来到木凯淖，暗中找上曹仓等饥民首领，了解到闹粮斗争争失败的情形，总结了经验教训，指明了斗争方向，答应共产党将派人来开展斗争，并商定了联络暗号。赵通儒返回定边汇报后，鄂托克工委派出王得胜、盛恩才去桃力民搞地下工作。出发前，鄂托克工委为王、盛二人的安全考虑，邀请常年跑三段地经商的巴音淖大户张崇义，与王、盛拜为叩头弟兄。王得胜、盛恩才化装成商人，带上张崇义写给其兄张兴斋的信，来到西桃塄张家。在张家休整几天后，去木凯淖找到曹仓、李拦畔，走遍木凯淖、小斯呼勒、旧庙弯、火房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鼓励贫苦农民吸取教训，认清国民党地方民团及土豪劣绅的

阶级本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跟随红军闹革命。让曹仓引导群众，聚集力量，隐蔽精锐，以利抗战。此时，日寇军队乘坐汽车向鄂托克旗王府入侵，王、盛二人连夜返回三段地。

不久，少数民族工委决定派出以王得胜为团长、薛向晨为副团长的工作团，重赴桃力民工作。工作团来到桃力民地区，责成王得胜、李生业、鲁富业、祝友安、张四海在桃塄、小湖、巴音淖、沙井、公盖其日嘎、伊克乌素活动；安保玉、杨志珍以大夫名义在桃力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王万义在木花稍活动，张治华、白成铭以货郎身份在木凯淖发动饥民，一夜之内分别到大克泊尔、额克尔梁、斯呼勒、旧庙湾、小克泊尔等处的大户墙上和国民党保安队门前，张贴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蒙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许多条标语。一时间，到处传出：“红军大队人马来啦!藏在柳林里要为饿民报仇呀!”吓得地主豪绅和地方民团胆战心惊。

1938年5月，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将蒙古工委改为绥蒙工委。并把红26军二路骑兵团划归绥蒙工委，绥蒙工委决定对外称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工委机关从张家畔迁至桃力民。

6月，绥蒙工委为了创建桃力民抗日据点，具体领导该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决定组建中共桃力民工委，书记白成铭，委员白凌云、张治华、杨子华、薛向晨、王得胜等5人。桃力民工委为坚守战略要地，积蓄力量，长期隐蔽斗争，组建了地下党组织。从7月开始，白成铭、张治华深入到经过饥民闹粮斗争的木凯淖，首批发展了苦大仇深的曹仓、曹生

如、李金贵3名党员。白成铭、张治华调走后，李席昌等从延安中央党校经榆林来到桃力民地区，接替党务工作。李席昌头罩毛巾，骑一头毛驴，自称是买牲口收皮毛的边客。他走家串户，仔细考察后，责成原有3名党员分别以单线联系的方式，根据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阶级觉悟等人党标准，研究审批，口头通知，至10月发展了第二批党员，建立了木凯淖党支部，书记曹仓，委员李金贵、曹生如。至12月底又发展了第三批党员。上述三批党员共计28名。李席昌根据白成铭、张治华临走时的介绍，在大克泊尔发展7名党员，建立了大克泊尔党支部，书记盂侯驹，委员王满则、赵生明。接着在红石头井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书记白拐则；王得胜、盛恩才等在木花稍、乌素其日嘎、东桃塄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两个党支部。木花稍党支部书记高三、王安则，东桃楞党支部书记刘过计、石台则。时至翌年春，桃力民地区共发展地下党员78名，建立6个党支部。

为了坚持伊盟抗日据点，决定以骑兵团为活动中心，于11月22日在乌素其日嘎成立了中共伊盟工委，赵通儒、刘瑞生、杨一木先后任书记，受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并与绥远省委联络。为了隐蔽，伊盟工委对外称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驻伊盟联络参谋处，书记赵通儒为上校联络参谋主任，其他委员为副官、参谋等。后来因伊盟情况复杂，又远离大青山，与绥远省委联系不便，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将伊盟工委划归三边分委，将河套特委、包(头)固(阳)工委划归伊盟工委。

伊盟工委为了培养当地干部，先后派薛向晨、李维新、

黎光等在桃力民和木花稍举办培训班，参加培训班的有高丕显、王安则、折占山、刘勇飞、曹德义、高海明等人。这些同志学了文化，识了字，懂得了民族革命理论，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还责成章叶频、狄敏创办了《绥蒙抗战报》(油印)，大造抗战舆论。

1939年春，陕甘宁边区党委任命徐子猷为伊盟工委秘书长，李维新为组织部长，王万义为宣传部长。同时调整桃力民工委，王得胜任书记，杨子华任委员。

同年1月下旬，蒋介石出于独裁统治，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12月，胡宗南匪部包围了陕甘宁边区，侵占了枸邑、淳化、宁县、镇原诸县。紧接着，国民党第八战区的副长官马鸿宾派马腾蛟师，从宁夏开到桃力民的乌兰吉林庙驻防。曾经和八路军合作抗战的傅作义也被蒋介石拉过去，从河套调部分军队到了桃力民，何文鼎26师从榆林开到桃力民地区。国民党上述军队聚集到桃力民地区，企图挤走伊克昭盟工委及其部队。

鉴于国民党的反共摩擦，伊盟工委做了反摩擦的准备。当时，赵通儒书记为撤退后的联络做准备，主张发党证并召开党支部书记联席会议。显然，此举属横向活动，容易暴露地下党目标。李席昌唯恐丧失警惕，坚决反对。两人经过争论研究，只召集曹德义、曹海旺、孟候驹、曹巨山、高玉锁等立场坚定的优秀党员开了碰头会，布臵了撤退后的任务。又以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召开会议，每人发了一个小本子，其编号党员与会员有别，这个暗号只有赵通儒一人知道。其实

给党员的本子就是党员证。

八路军骑兵三营撤离桃力民后，伊盟工委和桃力民工委随之撤销，只留下李席昌负责该地区地下党活动，与中共三边地委直接联系。八路军骑兵三营撤离桃力民不久，原八路军驻伊盟联络参谋处的马汝才、王笃(兆祥)叛变，木花稍党支部遭到破坏。追其原因，是伊盟工委个别负责人违犯了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纪律方针，于头年错误地指示李席昌等在木花稍麻家梁办过一期党训班，其中有马汝才。这个可耻的叛徒把参加训练班所有的同志告诉给国民党。国民党派兵将这个支部的党员抓起来，进行残酷地拷打，直至自首为止。只有支部书记王安则(凤歧)和妻子贺招招商定，远离家乡揽工。敌人未抓到王安则，便抓其妻贺氏，进行严刑拷打。贺氏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他外出揽工时病死啦!”敌人无奈只好释放贺氏。木花稍党支部遭到破坏之后，国民党明警暗特十分猖撅，四处抓人。在那白色恐怖的时期，东桃塄、五台塔并、红石头井党支部停止了活动。大多数党员为了避难，远离家乡，逃荒度日，造成党员脱党，支部解体。大克泊尔党支部绝大多数党员迁居木凯淖南面的拉什计壕，归木凯淖支部领导。

不久，李席昌、曹生如的身份暴露，国民党稽查队扬言：“谁抓李、曹就赏大洋50元!”三边地委及时指示他们转移。李席昌临走时约定好以后在拉什计壕接头，然后到乌审旗察汗庙躲避，过两三个月来拉什计壕联络一次。有一次李席昌正在拉什计壕越九维家时，国民党保长李连秀突然闯进来。万分危急之时，党员们掩护李席昌安全转移。曹生如辗转五

台塔并、独贵其日嘎、达楞图如、伊克鸟素、榆林等地，于1942年1月潜回木凯淖。

李席昌、曹生如离开木凯淖不久，叛徒马汝才、王笃领着国民党军警特务闯入木凯淖搜查共产党。其时，早有预料的木凯淖支部，让已经暴露身份的高海明、高五锁转移外地，让尚未暴露身份的党员隐蔽起来，敌人只好乱抓人。叛徒、国特们把无辜的贫农蔺万万抓起来带到木凯淖乡公所审讯一个多月，没有拷问出任何疑点。他们又跑到斯呼勒搜查，断定王二则家有三人在饥民闹粮斗争中被地主武装打死，猜疑王二则为报杀父之仇肯定会加入共产党，便把王二则抓起来，押到木花稍酷刑拷打逼供。王二则宁死不屈，始终没有吐露党的机密。敌人审讯20余天后，只好无据释放。叛徒马汝才、王笃向主子交不了差，再次扑到木凯淖气急败坏地抓起曹仓、曹生如的妻子拷打逼供。躲在柳林的曹生如闻讯后，立刻派曹三元找来国民党东胜县保安团木凯淖中队长王明星，商量营救办法。因为王明星的哥哥王双登早与八路军有来往，受其影响，王明星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有好感，愿意出力。可是王明星又怕以后会说他放了共产党的人。曹生如担保他以后无事，王明星才带兵去放了曹仓、曹生如妻子，抓起马汝才一伙，押到木凯淖26师连部。马汝才等不服不让，王明星当着26帅那个连长的面斥责马汝才一伙，说：“木凯淖没有共产党!即使有那么三两个，也跟着八路军跑了，剩下的都是些善良的老百姓。况且，你们来木凯淖抓人为什么不通过乡政府?你们这样干无非是敲山震虎，撬我们的竹缸，给我们脸上抹黑。要说有共产党，那就是你马汝才!谁

不知道你马大肚是八路军联络参谋处的人?你和王笃都是从延安来的，经过共产党的专门训练，你们休想借弟兄们的手杀我们的乡亲!”经王明星这么一训斥，26师那个连长也指责起马汝才一伙，最后，王明星扬言要按共产党政治犯处决马汝才和王笃，吓得叛徒夹着尾巴溜走了。

自叛徒告密之后，敌人对木凯淖地区一直存有戒心。国民党设在木花稍的稽查处三天两日扑到木凯淖查一次户口。翌年，国民党东胜县党部给木凯淖配备了乡指导员，对该地区盘查得更为厉害。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木凯淖地下党支部始终没有停止过活动。3月，曹生如病故，李金贵去了定边，李来高、刘巨娃任正副支书，李海则、曹仓为委员。

是年，国民党在木凯淖推行保甲制度。共产党木凯淖支部决定派一部分优秀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就让孟候驹当了大克泊尔的保长，让高万义当了木凯淖的甲长。又让孟候驹、王满则参加了东胜县民训班，并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孟候驹乘隙用银洋向东胜县国民党党部买了两个国民党员证书，交给中共三边地委统战部，为派人搞外情工作提供了方便。让刘招财去26师驻木凯淖连队服役。让谢振山(铁毛)、曹德义等以皮匠为名当交通员，往返定边向中共三边地委汇报情况，接受任务。曹德义等为了党的事业，不知跑了多少路程。每次出发，必须装扮成皮毛匠，成年累月背着装有钩、刀、铲的褡裢走，竞磨破了两条毛褡裢。一天，26师特务连的两个特务跑到王克什家，掏出一张写着名单的麻纸询问。王克什故意装作听不懂汉话，一口一个“比免得快”。当时，李席昌恰巧住在他家。王克什为了让李席昌了解特务的行

径，便结结巴巴对特务们说：“我姑舅懂汉话，叫他翻译?”特务们同意后，王克什找来李席昌，开始问答翻译。特务们照名单念到李席昌的名字，问：“谁认识这个人，他住在哪里?”李席昌照样翻译后，王克什回答：“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也没听说过他的住处。”李、王两人用蒙话议论了半天，然后李向特务们说：“这里根本没有李席昌这个人，是谁给你们胡诌的?大概是哄骗你们的吧?”特务们把名单递给李席昌，说这是六台区李连秀提供的名单。李席昌一看，不仅有自己的名字，还有李金贵、贺明明等30余人的花名。其中只有几个党员。看来李连秀根本不了解共产党的底细，完全是胡诌瞎猜。于是，李席昌一本正经地告诉特务们：“这里是乌审地，不是六台区，你们找错地方了。要了解六台区的情况，还是去木凯淖打听。我们都是蒙古人，不知道汉区的事。咱们还是喝茶吧!”这样，两个特务毫无所获，灰溜溜地走了。

2、抗日动员委员会

八路军驻桃力民工作团公开以后，薛向晨与这个地区举足轻重的开明大户共同协商，于1938年春成立了桃力民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杭寿春，副主任白官厚、薛向晨，工作人员杨子华、王得胜等。下设两个分会，木凯淖分会主任曹生如，王四圪旦分会主任王顶门。动委会总会设在桃力民自卫军司令部院内，领导桃力民地区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活动。这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机构。在桃力民工委的领导下，抗日动员会广泛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发动群众组建青年、妇女救国会，发展地下党，筹备武装力量。白成

铭带领高耀堂深入桃力民学校，张贴抗日标语，演出抗日戏，散发抗日传单。妇救会干部白凌云、阎清芳深入各自然村，以拜姊妹的方式，发动张云仙、刘淑云、高凤英等，组织广大妇女为八路军缝衣、作鞋。妇女们欢欣鼓舞，边缝边对唱“叫哥哥，上前线，要呀要小心”、“叫妹妹，请放心，打日本就得把命拼”。妇救会动员女孩入学，青年妇女上识字班。广大妇女冲破家庭束缚，高唱着《放脚歌》：“好好一双脚，缠得尖又尖，真是苦连天；缠脚真正惨，走路左右摆，站立痛又酸，一生不舒展……”当年居住木花稍的张娟莲、李二金、王玉英、王俊枝、方候兰，乔香香、杭树花等老者曾参加过识字班。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木凯淖童养媳曹桂兰，后来(1940年春)毅然离开家乡，奔赴延安，寻找到359旅的丈夫李万应，当了女八路。妇女们识了字，放了脚，解放了思想，走出家务圈子，为抗日前线炒炒米、输送粮草。

桃力民工委动员有志知识青年奔赴延安觅求革命真理，为民旅民主革命做奉献。是年10月，派青年教师史佐治赴延安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派青年学生郝文广、刘文斌、杭树青赴延安，参加西北青年救国会代表大会。

抗日动员委员会在宣传抗日、侦察敌情、带领群众给八路军供应粮草、缉私和发展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大户杭二(候和)储存着上万石粮食，抗敌会督促其卖给抗日前线部队二千余石粮食。当时，宁夏通往包头的大路必经桃力民。日寇占包头后，宁夏奸商来来往往贩卖日货，趁机发国难财。缉私站成立后，检查过往客商，没收日货，征税国货。并把没收回来的日货交给乌素其日嘎合作社拍卖，

既解决了群众买货难的问题：又筹措了活动资金，既支援了前线，又丰富了统战形式。

1939年3月，国民党政治工作人员忽然提出“桃力民抗日动员委员会”是共产党组建的，必须改组。中共伊盟工委为了团结抗日，迎合国民党政工人员的要求，邀请新三师政治部领导乌兰夫和纪松羚(赛兴嘎)出面，将桃力民动委会改为桃力民蒙汉联合抗敌委员会，派科长齐希古任副主任，派武殿才、徐登富等中共地下党员为工作人员。抗敌会为支缓前线筹备粮食做了大量工作。

伊盟工委领导骑兵营卫生队以对外行医治病的方式，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开头是免费给附近贫苦农民看病，后来鄂托克、杭锦旗两旗各族各界人民也来治疗。队长王宏俊是“梅毒”(性病)专家。他诊断快、疗效高，名扬四方。连国民党官员染上性病者也被吸引来治疗，求医者络绎不绝。凡经卫生队治愈的病人，都对八路军感恩不尽，赞不绝口。

伊盟工委、抗敌后援会，为了培养农牧民子弟，使其免费就近上学，在乌素其日嘎、乌兰素、木花稍、东桃塄、阿门其嘎、三眼井、察合尔乌素、五眼井等自然村办了学校。先后派贺廷俊、李旭华、田雨山、郑朝珍等从延安开赴大青山的地下工作者，到各学校担一个阶段教员。责成桃力民抗敌后援会的合作社，给每个教员每月供给一块银元，每年供给冬夏衣服各一套。这些学校的创办，不仅桃力民地区穷人家的孩子在文化上得到翻身，而且为掩护党的地下活动提供了方便，成为我党军政人员从延安开赴大青山的停留站。

伊盟工委还查处了地主豪绅王闯关非法盘剥劳苦大众

军120师党委政治部组织部长罗贵波和农运部长徐文烈前来做整顿教育工作。在整顿党内思想作风的基础上，通过公开的政治工作系统，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十大纲领》、《八一言》、《告全国同胞书》等文献，增强了官兵的群众观念和组织纪律。

部队利用正规训练之余，抽调政工人员深入附近农牧户中宣传抗战政策，动员各族各阶层人士踊跃参加抗日行列。其口号是“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绝不当亡国奴!”、“拥护沙克都尔扎布委员长，抗战到底!”“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守土抗日，匹夫有责!”……演出《没有饭吃的穷朋友》、教唱《九〃一八》小调。乘此机会，部队招收了一批青年，扩充了一营的新兵，该部七团共有三个营，第一、二营全部是蒙古族，纪律严明，百姓拥护。部队为了培养蒙古族班排级军官，创办了军政干部学校，白海风、纪贞甫兼任正副校长，乌兰夫任专职教导主任，专管教学、行政、人事等事宜，并亲自授课。学校吸收郡王、杭锦、鄂托克、乌审和部队中有文化基础的蒙汉族学员共80余名，进行军事、政治，文化训练。至1939年部队发展到2000多人。在有条件的地区，部队帮助当地政府建立农民、青年、妇女救国会等群众团体，训练民兵，建立武工队。

新三师驻扎伊克昭盟后的最大困难是住房问题，在乌兰夫的倡导下，砍伐附近的野生沙柳，请当地农民作施工指导，动员全体官兵自已动手建造营房。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一排排简陋的柳芭房拔地而起，解决了部队的住房问题。与此同时，乌兰夫在部队政治部驻地附近，借用炮兵连的一

间土房，办起随军子弟小学(亦称房东小学)，招收部队子女和房东子弟读书识字。

部队为解决军民供需，杜绝边商重利盘剥，开办了供销合作社、毛纺厂。从1940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主要兵力进攻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侵占绥远的日寇，进行多次大扫荡，妄图冲破黄河天险，侵占伊克昭盟，继而进攻陕甘宁边区。根据敌人的动向，新三师将七、八、九三个团的兵力，部署在达拉特旗黄河沿岸，并在张明高圪旦成立了新三师线指挥所，由朱实夫任前线总指挥，统一指挥三个团的部队，坚守黄河南岸的我方阵地。是年夏天，伪军十八团千余人马，在日本指挥官的指挥下，向张来顺营子新三师阵地发动进攻。

守卫此处阵地的官兵，利用有利地形，在炮火的支援下，向敌人的前锋部队猛烈还击。新三师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把冲在前头的伪军两个连打得懵头转向，仓皇逃跑。耀武扬威的日本指挥官也被新三师击下马来，其尸首被伪军拖了回去，日本战刀却成了新三师的战利品。新三师以少胜多，打退了伪军的进攻，取得了黄河守卫战的胜利。

1941年初，博作义部105师，在师长郭麻子指挥下攻打伪军和森盖仁钦部队盘距的柴登据点。战斗的第一天，105师一个营的兵力被埋伏在寨子外的敌人包围全歼。危急关头，新三师白海风和乌兰夫应郭麻子的求援，派出一个炮兵连前去支援105师。在援军的猛烈轰击下，摧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掩护友军冲进柴登。守寨的日寇和森盖仁钦部队弃寨逃回包头。这个被日寇当作进攻伊克昭桥头堡而盘踞了三

年的柴登据点，终于被拔掉。

正当新三师和兄弟部队友好合作，一致抗日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政府认为新三师已经赤化，几次电令调新三师离开伊克昭盟，到甘肃的靖远县去整训。新三师地下党委觉察到国民党用心险恶，头两次来调令时，都以留在黄河边上抗日为由顶住未去。胡宗南凋不动新三师，便一方面派驻河套、榆林、宁夏的国民党部队压逼新三师，另一方面给白海风发来一封密电，催新三师立即开往靖远，并令白海风“就地将云时雨(乌兰夫)枪决”。在这危险关头，部队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部队马上起义拉到延安去。乌兰夫向党中央拍电报请示，中央很快复电，指示新三师的党组织要保证部队西调靖远，不能分家，也不要起义拉回延安，以免顽固派借此制造事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并要求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已暴露身份的，迅速离开部队回延安，尚未暴露身份的，继续留在新三师“长期潜伏，保存实力，伺机行动”。

是年夏灭，乌兰夫、克力更、寒峰等以各种借口离开了新三师，回到了延安。寒峰回延安时，将妻子安顿在城川，生下一个女孩叫钱玉兰，务养给察汉宝家。

新三帅在伊克昭盟的桃力民地区、通格朗的赤劳图沟和月牙树湾地区驻扎三年，为抵抗日寇，保卫伊克昭盟，台勇作战，为创立桃力民地区抗门游击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不久，白海风带领新三师离开伊克昭盟，开到甘肃靖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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