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助于对外政策制定的几种知识类型

有助于对外政策制定的几种知识类型

()于铁军

内容提要　要处理好国际问题研究中学术性和政策性的关系,一条

重要的途径是发现某些有助于政策制定的知识类型。欧内斯特 梅、亚

历山大 乔治和白鲁恂三位学者分别在历史案例研究、中层理论,以及国

别和地区研究等领域有突出的表现,这三种知识类型有助于缩小国际问

题研究中学术和政策之间的距离,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通过提供

和运用这些类型的知识,学者可以对政策的制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类型历史案例研究中层理论

别和地区研究国

国际问题研究或曰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各种各样的知识类型,比如现今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界耳熟能详的所谓“三大主义”,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便属于范式层次的大理论(meta2theory)。这些大理论,虽然对于制定或理解一国的对外政策也能发挥某些作用,但由于其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结果必然距离现实世界较远,与某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则距离更远,因此无论是解释、制定还是实施对外政策,这些大理论的作用都不能令人满意。以现实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支———新现实主义理论为例,作为一种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理论,新现实主义所试图解释的是体系层次的结果,而不是特定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同的国家被视为功能相同的台球。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及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基本上都不在理论的考虑之列,其能为政策制定所做的贡献也就相

3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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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有限了。

但从国际关系的学科发展史来看,政策性毕竟是其基本属性之一,共同语言将越来越少,隔阂将会越来越大段与西方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减,。

,,既能体现,又可以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提供较多的帮助呢?基于,③笔者认为,历史案例研究、中层(middle2leveltheory)或中型理论(middle2rangetheory),以及国别与地区研究可能是三种比较有助于政策制定的知识类型。以下,笔者将对这三种知识类型略作介绍。为了使介绍更加具体直观,对每一种知识类型,笔者将列举一位优秀学者加以说明,看他们是如何在学术研究和对外政策之间架起桥梁,使学术与政策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

①我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广泛运用的“格局”一词,类似于新现实主义中的“结构”的概念。我们所讨论的“单极”、“多极”和“多极化”等概念,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国际体系层次的结构问题。这种讨论对于国家长期对外战略的制定无疑是有用的,但对于短期和中期的对外政策制定来说,用处便不那么大。如果国际格局几十年都处于“多极化”的过程中,那么其对国家中、短期对外政策或者对特定国家的政策的制定乃至实施的指导意义也便有限了。

②同是讨论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和政策性之间的关系,当前国内外讨论的背景有比较大的差异。以美国为例,近十几年来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因为政策制定者、政策分析专家和少部分大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感到,美国大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被国际关系大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及定量研究方法所主导,学术界研究的问题日益狭隘,对研究技巧的关注远甚于对其研究的问题的关注,结果导致学术研究和对外政策、理论和实践之间日益脱节,学术研究的成果只能在一个十分狭小的学者圈子中自我流通和消费。相比之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现状则是学术研究太少,所谓的政策研究太多。但随着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持续引进,美国现在的问题也有可能成为中国明天的问题,因此现在国内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也不是无的放矢。而且,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如果国际关系研究日益远离它所研究的现实世界,仅仅纠缠于一些“纯学术”的细枝末节和幽玄高妙的学术论争,那么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无疑将会降低。

③国外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比较集中的讨论,参见JosephNye,Jr.,“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Rele2vanceofTheorytoPractice,”inChristianReus2SmitandDuncanSnidal,eds.,TheOxfordHandbookofInternation2alRelation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8,pp.6482660;AndrewD.Marbleetal.,“SpecialRoundt2able:BridgingtheGapbetweentheAcademicandPolicyWorlds,”AsiaPolicy,No.1,January2006,pp.1241;Ste2phenM.Walt,“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oryandPolic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nualReviewofPoliticalScience,Vol.8,2005,pp.23248;BruceW.Jentleson,“TheNeedforPraxis:BringPolicyRelevanceBackI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6,No.4,Spring2002,pp.1692183;JosephLepgoldandMiroslavNincic,BeyondtheIvoryTower: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andtheIssueofPolicyRelevance,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1;MiroslavNincicandJosephLepgold,eds.,BeingUseful:PolicyRelevance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2ry,AnnArbor: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2000;PhilipZelikow,“ForeignPolicyEngineering:FromTheorytoPracticeandBackAgai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8,No.4,Spring1994,pp.1432171;AlexanderGeorge,BridgingtheGap:TheoryandPracticeinForeignpolicy,Washington,D.C.:UnitedStatesInstituteofPeace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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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案例研究

法国历史学大师马克 布洛赫曾言:“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的性质,制定为例,1930年代,②对越南的干涉决策则深受“朝鲜战

③”。即便在1990年代的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和科索沃战

慕尼黑”和“大屠杀”类比在美国决策圈仍时有耳闻。在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中,这种历史类比的现象也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但遗憾的是,除了极少数人如丘吉尔者,决策者的历史知识大多只具有业余水平。“当诉诸于类比时,他们常常一把抓住所想到的第一个类比,而不是去做更为广泛的探索。他们也不会停下来对案例来进行分析,检验其适用性,甚至也不问在什么情况下这一案例可能会是误导的。他们将一种趋势看作是贯穿至今,并常常认为未来会继续如此。他们不会停下来想一想,是什么造成了这一趋势,以及为什

④么一种线性的预测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还不得

不面临时间紧迫、所需信息有限、需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利益等一系列问题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学者的帮助,决策者很容易会将一些危险的、过于简单化

⑤的或者根本无甚联系的经验总结运用到他们当下所面对的危机或问题上。

这样一来,学者特别是那些历史学者的作用便显得十分重要。在对外政策制定中,需要大量外交史(或者是国际关系史)的知识,而能够提供这些知识的则主要是外交史学者或曰国际关系史学者。一位优秀的外交史学者,可以借助其长期的专业训练和知识积累,通过对历史案例的解读来为决策者的政策制定提供帮助。在这方面,2009年6月1日刚刚去世的哈佛大学教授欧内斯特 梅(ErnestR.May,1928—2009)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①MarcBlock,TheHistorianπsCraft:ReflectionontheNatureandUsesofHistory,NewYork:VintageBooks,1953,p.12.

②哈里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87—388页。

YuenFoongKhong,AnalogiesatWar:Korea,Munich,DienBienPhu,andtheVietnamDecisionsof1965,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2.

④ErnestR.May,“Lessons”ofthePast:TheUseandMisuseofHistoryinAmericanForeignPolicy,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73,Preface,p.xi.

⑤AlexanderGeorgeandRichardSmoke,DeterrenceinAmericanForeignPolicy:TheoryandPractice,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4,p.625.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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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 梅生前为哈佛大学查尔斯 华伦美国史讲座教授,其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美国对外政策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冷战史、美国核战略史、策、战略情报分析等。在哈佛大学长达55,的制定发表了大量论著,被认为是美国20家,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9 11”事件后,11”委员会的资深顾问。他的学()担任该委员会工作组的执行主任,负责起草了

①。

,这就是通过历史案例,将历史研究与战略评估和对外政策制定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他的多部有影响力的著作均反映了这一研究取向。1973年,梅出版了《过去的“教训”:美国对外政策中对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一书。这部著作篇幅不长,但影响很大。该书首先考察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冷战初期的对外政策、1950年对朝鲜的干涉,以及美国陷入越战等四个案例,对美国决策者实际运用“过去的经验教训”的情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接下来,梅就历史研究应该怎样服务于决策,以及历史学家在其中所能够起的作用提

②出了自己建设性的意见。

从1970年代起,梅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著名政治学家理查德 诺伊施塔特(RichardNeustadt)教授联袂开设了一门名为“历史的作用”课程,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系统研究当前公共政策的各种抉择。1986年,他们在授课讲义的基础上合作出版了《适时思考:历史对于决策者之作用》,书中考察了各种运用历史经验来指导现实政治的案例,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所唤起的历史记忆、历史记

③忆提供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帮助决策者处理危机等等。这种历史案例研

究法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古巴导弹危机,1997年梅

④还与泽里科合编了《肯尼迪录音带: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白宫决策内幕》。该书汇

集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政府高层决策者在白宫召开的21次会议的录音记录,并在书的开篇和结尾详加解说,为人们认识美国政府在危机时期的决策过程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该书出版后受到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赞誉。

TheNationalCommissiononTerroristAttacksUpontheUnitedStates,The9/11CommissionReport,NewYork:W.W.Norton&Company,2004.

②ErnestR.May,“Lessons”ofthePast:TheUseandMisuseofHistoryinAmericanForeignPolicy,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73.

③RichardNeustadtandErnestR.May,ThinkinginTime:TheUsesofHistoryforDecision2Makers,NewYork:FreePress,1986.

④ErnestR.MayandPhilipD.Zelikow,TheKennedyTapes:InsidetheWhiteHouseDuringtheCubanMis2sileCrisis,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7.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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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外政策制定紧密相联的是战略情报和战略评估。在这方面,1984年梅主编出版了《了解敌人: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报评估》一书。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法、德、俄(苏联)、估情况。过程、相关知识及分析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容。,1993《美国冷战战略:国家安全委

》,不同国家的学者等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剖析,被学界公认为解读68号文件的最好的著作。2000年,梅出版了他的又一部力作———《奇怪的胜利:希特勒征服法国》。该书对1940年纳粹德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便征服强大的法国这段历史进行了重新审视,对德国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和法国的惨败进行了多角度的对比分析,特别强调了德国情报工作的成功及其与德国总参谋部的专业水平和组织水平之间的关系,同时认为法国的失败并不是像此前许多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是因为法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出了问题,而应该主要从军队的决策失误,以及

③法国和英国政治家对希特勒的错误认识等方面寻找原因。2006年,梅再度与泽里

科合作编辑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与独裁者打交道:美国外交与情报分析的困境,1945—1990年》。在书中,作者对以下六个案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1945—1948年的美国与中国、1960—1965年联合国对刚果的干涉、1977—1979年的美国与尼加拉瓜索莫查政权、1978—1979年伊斯兰革命期间的美国与伊朗、1983—1986年马科斯政权倒台时的美菲关系,以及1988—1990年的美国对伊拉克政策。通过对这六个案例的分析,作者试图加深人们对这些事件中美国决策者所面临的困境的理解,即美国一方面声称要支持民主反对暴政,另一方面又要支持与自己结盟的独裁者,决策者在这两者之间如何周旋,是一件颇费思量的政策难题。

通过梅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梅的学术研究与对外政策的制定这两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相得益彰的。如同他在《过去的“教训”》一书中所说的,“要使历史在政府当中可以得到更好的运用,专业历史学家需要发现能够直接、言简意赅、并且及

④时地满足政府管理者需要的方法,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历史如被恰当地审

视、拷问与分析,可以为那些试图理解和解决政策问题的人提供有用的知识,这是梅的信念,也是贯穿他学术研究的主要脉络。梅去世后,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

ErnestR.May,ed.,KnowingOneπsEnemies:IntelligenceAssessmentbeforetheTwoWorldWars,Prince2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②ErnestR.May,ed.,AmericanColdWarStrategy:InterpretingNSC68,Boston:St.MartinπsPress,1993.③ErnestR.May,StrangeVictory:HitlerπsConquestofFrance,NewYork:FarrarStraus&Giroux,2000.④May,“Lessons”ofthePast,pp.1892190.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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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格林厄姆 艾里森(GrahamAllison)评论道:“当代还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在历史和公共政策之间的鸿沟上如此成功地搭建起一座桥梁。斯特证明,对当今政策选择的洞察力的最佳来源出自对历史的扎实分析以举出剑桥大学已故历史学家欣斯利(F.,约翰 加迪斯(JohnLewisGaddis))等人。

加迪斯在其讨论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名著《遏制战略》一书的前言中曾经提到,他的研究方法深受亚历山大 乔治(Alexander

③George)的影响。亚历山大 乔治(1920—2006)曾在兰德公司担任研究人员20

年,1968年转任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其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国际冲突的避免、管理及其解决,美国对外政策、总统决策、政治心理学、案例研究方法论等。在长达60年的学术生涯中,乔治单独或者与人合作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著作④,是美国国

①AmyLavoie,“ErnestMay,HarvardProfessorandEminentHistorianofInternationalRelations,Diesat80,”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2009/06.04/may.html,2009年7月26日。对梅的学术贡献的更为全面的评价,参见AkiyaIriye,ed.,RethinkingInternationalRelations:ErnestR.MayandtheStudyofWorldAffairs,Chicago:ImprintPublications,1998.

②有关欣斯利的生平和研究成果,参见JonathanSteinberg,“F.H.HinsleyandaRationalWorldOrder:AnEssayinBibliography,”inRichardLanghorne,ed.,DiplomacyandIntelligenceduringtheSecondWorldWa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p.12221.

③约翰 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评析》,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部分,第6页。

④AlexanderL.GeorgeandJulietteL.George,WoodrowWilsonandColonelHouse,NewYork:JohnDay,1956;AlexanderL.George,TheChineseCommunistArmyinAction:TheKoreaWarandItsAftermath,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7;AlexanderL.George,DavidHall,andWilliamSimons,TheLimitsofCoerciveDiplomacy:Laos,Cuba,Vietnam,Boston:Little,Brown,1971;AlexanderGeorgeandRichardSmoke,DeterrenceinAmericanForeignPolicy:TheoryandPractice,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4;AlexanderL.George,PresidentialDecisionmakinginForeignPolicy:TheEffectiveUseofInformationandAdvice,Boulder,Co:WestviewPress,1980;AlexanderL.George,ManagingU.S.2SovietRivalry:ProblemsofCrisisPrevention,Boul2der,Co:WestviewPress,1983;GordonA.CraigandAlexanderL.George,ForceandStatecraft:DiplomaticProb2lemsofOurTim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3.(该书先后出过四版,是一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合作完成的经典教科书。该书中文版参见戈登 克雷格、亚历山大 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时殷弘、周桂银、石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AlexanderL.Georgeetal.eds.,U.S.2SovietSecurityCooperation:Achievements,Failures,Lesson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AlexanderL.George,ed.,AvoidingWar:ProblemsofCrisisManagement,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1;AlexanderL.George,ForcefulPersuasion:CoerciveDiplomacyasanAlternativetoWar,Washington,D.C.:UnitedStatesInstitu2teofPeacePress,1992;AlexanderL.George,BridgingtheGap:TheoryandPracticeinForeignpolicy,Washing2ton,D.C.:UnitedStatesInstituteofPeacePress,1993;AlexanderL.GeorgeandJulietteL.George,PresidentialPersonalityandPerformance,NewYork:PerseusBooks,1998;AlexanderL.GeorgeandAndrewBennett,CaseStudiesandTheoryDevelopmentintheSocialSciences,Cambridge:TheMITPress,2005;AlexanderL.George,OnForeignPolicy:UnfinishedBusiness,Boulder,CO:ParadigmPublisher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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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学界的一位巨人。

亚历山大 乔治特别关注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动。早在1966年还在兰德公司任职时,论加以补充,,了一个“”,乔治的学”这一主题。在研,、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等演绎,直接诉诸于经验研究,以打开政府决策过程和不同国家之间战

①“黑匣子”,实现演绎推理和经验研究的密切结合。

与前述欧内斯特 梅相似,乔治也特别关注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何才能被正确地得出并进而影响政策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作为一名政治学家,乔治更强调自身的研究要反映一种科学的自觉,更看重将这些经验教训归纳总结为各种理论,形成可累积性的知识。为此,多年来,他综合运用“分析性的历史学门径”(analyticalhistoricalapproach)、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知识,加上比较案例研究的方法,对美国对外政策中经常遇到的一些功能性问题,比如威慑、强制性外交、危机管理、战争终结、缓和、绥靖、争端解决、安全合作等进行了重点、系统的考察,总结出一系列

②相关理论,并努力探寻其发生作用的条件。其结果是,不但澄清了长期以来存在

的一些模糊认识,而且由于研究成果紧密贴近现实并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在学术界和政策界都获得了广泛的影响。现在,学术界一般称这些理论为中层或中型

③理论。

在一本专门讨论对外政策中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著作中,乔治总结出他认为特别有助于政策制定的三种知识类型,即:(1)每种战略抽象的、概念化的模型,或者说区分该战略(如威慑、强制性外交、危机管理等)的关键变量,以及成功运用该政策工具的一般逻辑;(2)支持一种战略取得成功的条件的通用知识,其形式是“有条件的归纳”;在政策制定中,有条件的归纳比单纯确定两个变量之间的概率关系要更为有用;(3)关于对手的特定行为模式的知识。在乔治看来,这三种类型的知识结合起来,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正确诊断他面临的问题,并提供相应的政策

④选择,从而有助于他们确定是否及怎样运用某一特定的战略。

George,BridgingtheGap,pp.xx2xxi.

②参见AlexanderGeorge,“Foreword,”inNincicandLepgold,eds,BeingUseful,p.x.

③参见Nye,“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RelevanceofTheorytoPractice,”p.651;Walt,“TheRelation2shipbetweenTheoryandPolic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36.

④George,BridgingtheGap,pp.1152134.关于理论如何帮助政策的制定,另参见Walt,“TheRelation2shipbetweenTheoryandPolic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p.2823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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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虽然没有到美国政府中去直接担任职务,但由他所开辟的这一中层理论的研究路径却为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界和实际工作者所推崇,深他们对威慑、。,不少专家学者在乔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和对“运用一般性知识()”的文献有所了解的

②,乔治

,。与乔治的研究路径相似的学者有罗伯特 杰维斯(RobertJervis)、约瑟夫 奈、罗伯特 佩普(RobertPape)等。

三、国别与地区研究

历史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背景知识,中层理论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可选择的方案,它们对于政策制定来说都很重要。但是,即便拥有上述两种知识,如果对对外政策所针对的对象知之甚少或干脆完全不了解,那么这样制定出来的对外政策的质量如何便可想而知了。

对外政策的制定有一个明显区别于其他政策制定的地方,这就是政策所指向的对象是不同的国家。这个国家可能拥有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语言、历史、文化、习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等。要想使一国的对外政策制定有的放矢,掌握一些对象国的具体知识恐怕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往往了解得越多、越深入,对政策的制定也越有用。但掌握这类知识,成为关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真正专家,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单是学习和掌握对象国的语言便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令人望而却步。可以想象,由于时间和精力等多方面的限制,决策者自身很少有可能成为某个国家和地区问题的真正专家,他们需要借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中那些长期研究和跟踪某个国家或地区问题的专家学者的知识。这些专家学者经过长年积累,了解政策制定所需要的背景知识,包括该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及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再以美国为例,起码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国家安全领域中那些经任命而产生的官员中,国别和地区问题专家占了相当的比例,如中国问题上的迈克尔 奥克森伯格(MichelOksenberg)、李侃如(Kenneth

①如罗伯特 阿特等学者对强制性外交所做的进一步探讨,参见RobertJ.ArtandPatrickM.Cronin,eds.,TheUnitedStatesandCoerciveDiplomacy,Washington,D.C.:UnitedStatesInstituteofPeacePress,2003。

②LepgoldandNincic,BeyondtheIvoryTower,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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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berthal)和柯庆生(ThomasChristensen),日本问题上的赖肖尔、迈克尔 格林(MichaelGreen),俄罗斯问题上的赖斯、迈克尔 麦克福尔(MichaelMcFaul)限于篇幅,本文仅以白鲁恂(LucianW.Pye,1921)为例,,国,父母为美国来华传教士。1951年,1960年起,、中国研究、东,(1988—1989年),是美

①。其主要著作有:《马来亚的游击队共产

)、人格与民族国家建设:缅甸对认同的寻求》(1962年)、

(1966年)、(1967年)、《》《东南亚政治制度》《中国政治的精神:

(1968年)、关于政治发展过程中权威危机的一项心理与文化研究》《军阀政治:中

(1971年)、(1972年)、华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冲突与联合》《中国:引论》《政治科

(1975年)、(1981学与地区研究》《领袖毛泽东》(1976年)、《中国政治的动力》

(1985年)、年)、《亚洲的权力与政治:权威的文化面相》《官员与干部:中国的政治

②(1988年)、文化》《中国的谈判风格:商业实践与文化原则》等。

虽然白鲁恂毕生以研究和教学为自己的中心职责,并未正式出任过政府公职,但他却不是一位象牙塔学者,而是从一个从事独立研究的学者的角度,对美国的亚洲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提供批评和分析。他经常访问亚洲,对亚洲各国的内外政策保持密切的关注,并经常撰写相关文章和发表演讲;他定期为兰德公司提供政策

①有关白鲁恂的生平与学术贡献,参见DonaldBlackmer,“TheContributionofPresidentLucianW.Pye,”PS:PoliticalScience&Politics,Vol.21,No.4,Autumn1988,pp.8822891;DonaldBlackmer,“Introduc2tion:AnAppreciationofLucianW.Pye,”inRichardJ.SamuelsandMyronWeiner,eds.,ThePoliticalCultureofForeignAreaandInternationalStudies:EssaysinHonorofLucianW.Pye,Washington:Brasseyπs,Inc.,1992,pp.xi2xxi;牛可:《白鲁恂:现代化理论家、“冷战斗士”和中国通》,《世界知识》2009年第1期,第62—63页。

②LucianW.Pye,GuerrillaCommunisminMalaya,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6;idem,Politics,Personality,andNation2Building:BurmaπsSearchforIdentity,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2;idem,AspectsofPoliticalDevelopment,Boston:Little,Brown,1966.(该书中译本参见鲁恂 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任晓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idem,SoutheastAsiaπsPoliticalSystem,EngelwoodCliffs,

(N.J.:PrenticeHall,1967.该书中译本参见卢西恩 派伊:《东南亚政治制度》,刘笑盈等译,南宁:广西人民

出版社1993年版);idem,TheSpiritofChinesePolitics:APsychoculturalStudyoftheAuthorityCrisisinPoliticalDevelopment,Cambridge,Mass:MITPress,1968(该书199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了修订版);idem,WarlordPol2itics:ConflictandCoalitionintheModernizationofRepublicanChina,NewYork:Praeger,1971;idem,China:AnIntroduction,Boston:Little,Brown,1972;idem,ed.,PoliticalScienceandAreaStudies,Bloomington:UniversityofIndianaPress,1975;idem,MaoTse2tung:TheManintheLeader,NewYork:BasicBooks,1976;idem,TheDynamicsofChinesePolitics(Cambridge,Mass:Oelgeschlager,Gunn&Hain,Publishers,Inc.,1981)(该书先后出过4版);idem,AsianPowerandPolitics:CulturalDimensionsofAuthority,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idem,TheMandarinsandtheCadre:ChinaπsPoliticalCultures,AnnArbor:CenterforChineseStud2ies,TheUniversityofMichigan,1988;idem,ChineseNegotiatingStyle:CommercialPracticesandCulturalPrinci2ples,Westport,Conn.:QuorumBook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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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他曾担任过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外交事务顾问,还不时在国会举行的政策听证会上作证;他还曾负责对外关系理事会的中国研究项目,与中国的关系出谋划策;系全国委员会的创立者之一盾,相反还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动力和资源,用性,既不过于“学术”,,。除了现代化及政,“政治文化”的研究路径情有独钟。在其长期的学术生,、政治心理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考察了亚洲特别是中国和东南亚诸文化的基本生态,分析了其对当代亚洲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行为的影响,并得出了一些与众不同、发人深省的结论。例如,在《中国政治的精神》一书中,白鲁恂认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权威危机”,这种危机发生于“政权合法性的文化和心理基础受到发展过程的剧烈损害之时”。随着传统领导人被证明无法应对现代化所提出的要求,而其他社会结构———首先是家庭———又逐渐丧失其引导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的能力的时

②候,政权的合法性也便不复存在了。

基于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入理解,白鲁恂曾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做出过惊人准确的预测。在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出版的《外交》季刊上,白鲁恂发表了《中国领导人即将直面的困境》一文。当时,在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中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即在经过“大跃进”时期的狂热行为之后,中国的行为将变得“聪明、灵活和理性”。但白鲁恂认为这种判断反映的实际上是观察家们自己的“理性和清醒”,而不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研究毛泽东的个性入手,通过缜密的分析,白鲁恂预言中国政治将会出现“剧烈变动”和“不稳定”,以及高层

③中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

作为一名政治学家和地区研究问题专家,白鲁恂的学术门径,深受其早年在耶鲁大学的业师———政治心理学家内森 莱茨(NathanLeites)和比较政治家加布里埃尔 阿尔蒙德(GabrielAlmond)的影响。国别和地区研究的知识类型常以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心理学为基础,辅以对研究对象国语言的掌握和文化的理解。不难

①DonaldBlackmer,“Introduction:AnAppreciationofLucianW.Pye,”p.xvii.

Pye,TheSpiritofChinesePolitics,p.6.

③LucianPye,“ComingDilemmasforChinaπsLeaders,”ForeignAffairs,Vol.44,No.3,April1966,pp.3872402.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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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看出,这种知识类型往往有助于对外政策的制定。现在学术界持有这种研究取

向的,还有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 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EzraVogel)等人。

四、结,一条重要的途径是发现某。 梅、亚历山大 乔治和白鲁,本文认为,历史案例研究、中,可以有助于缩小国际问题研究中学术和政策之间的距离,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通过提供和运用这些类型的知识,学者可以对政策的制定发挥积极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仍然是有限的、间接的,

②因为政策毕竟还是由决策者来制定和实施的,学者无法、也不应该越俎代庖。

本文所提到三种知识类型,反映了笔者本人的偏好,肯定有些武断。当然还有别的知识类型也对政策制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如冷战时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战略研究尤其是核战略研究,便是一例。另外,上述三种知识类型也各有自身的局限。众所周知,“历史的教训”常常并不是一清二楚的,就像存在“战争的迷雾”一样,也存在“历史的迷雾”。人们从一个特定历史事件中得出的所谓“正确的”历史教训经常相互矛盾,在此情况下如何对政策制定提供指导呢?即便就“正确的”经验教训达成了一致意见,如何将之在新的背景条件下成功地加以运用,又是一个难题。中层理论十分注重厘清有效推行政策的背景条件,这使其比那些大理论更具政策含义,比历史学家的建议也更清晰。但有学者认为,中层理论为某种政策的实施附加了过多的条件,这使它们对政策的指导作用受到了

③限制。一般来说,国别与地区研究方面的知识积累得越多越好,但也有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世界是复杂的,没有一种知识能够包打天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知识的工具箱中多准备几种不同用途的工具。

①关于国别与地区研究与政治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参见Pye,ed.,PoliticalScienceandAreaStudies;DavidSzanton,ed.,ThePoliticsofKnowledge:AreaStudiesandtheDiscipline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4.

②关于学术和政治之关系的经典论述,参见马克斯 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Walt,“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oryandPolic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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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对外政策制定的几种知识类型

portantfeatureofmodernpoliticalstudies.Separationofthetwoisnotcon2ducivetogovernmentπsscientificdecision2making,andnorisitbeneficialinallowingthefulfillmentoftheacademiaπssocialresponsibility.Therea“divisionoflabor”betweenpolicystudiespurethetwofieldsshouldnotbesimplyjudgedby.acadetraditionofbigpowersshouldre2searchaswellasas.

Typesof…………YuTiejun　(47)

andLucianW.Pyewereamongthoseareparticularlysuccessfulinusinghistoricalcasestudies,iddle2rangetheories,andareastudiesrespectively.Thesethreetypesofknowledgearehelpfulinminimizingthedistancebetweenacademicstud2iesandpolicystudie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Byprovidingthesetypesofknowledge,scholarscanmakeapositiveimpactonpolicymaking.RecognizingtheAcademicQualitiesofPolicyStudies……DaWei　(58)

Chinaneedsresearchthatisconsciousofinternationalissuesandneeds;itneedspolicystudiesthatalsoimplementtheoreticaltraining.Improvingthequalityofpolicystudiesresearchrequiresmoreemphasisontheindependenceofacademia,researchmethods,specializationofsubjects,andtheinteractionbetweengovernment,business,academia,andmedia.

FiveRolesScholarsPlayinPolicymaking…………………YuWanli　(68)

Scholarsπrolesinpublicpolicymakingaremoreimportant.Ineverystageofpublicpolicydecision2making,scholarsplaytherolesofsettingtheagenda,designingplansforpolicy,“decision2making”inpolicyadoption,enforcingpolicy,andevaluatingpolicy.Scholarsπparticipationintheprocessofdeci2sion2makingshouldbebasedontheirownprofessionalexpertise,amasteryoftheareaπsspecificknowledge,andproperresearchmethods.Onlythencanscholarscontributemoretopolicyandservesociety.

TheChineseSchoo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Academic

ResearchandPolicyResearchinInternational

Studies………………………………………………ZhangZhizhou　(74)ThekeyideasofconstructionoftheChineseschoolofIRarea“consciousnessofChineseissues”anda“reflectionofChinaπsinternationalviewandinterna2tionalpoliticalphilosophy.”ThemainpathfortheChineseschooltofollowistoconsiderbothresearchissuesandtheories.Acomplicatedanddialecticalrelationshipexistsbetweenacademicresearchandpolicyresearchofinterna2tionalstudies.Aslongastherearerealissuesbeingstudied,andthestudyiscontributingincrementallytotheorybuilding,theChineseschoolwillgrowintheenvironmentof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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