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

文化的含义

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界定：

中国共产党文化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继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借鉴西方文化中的进步内容，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确立和完善的，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思想理论、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的观念体系。简单概括，中国共产党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取向模式，它包括中国共产党价值取向、认知取向、态度取向、信仰取向、情感取向等。中国共产党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党的奋斗目标、党的思想、党的价值观、党的意识、党的理想信念、党的心理、党的情感、党的精神、党的作风、党的道德、党的思维模式、党的行为规范、党的行为方式等。

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可分为前30年、中间30年和后30年，前30年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建设，中间30年主要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建设，后30年主要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建设。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文化纲领，在纲领的指导下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一、 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文化建设

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文化纲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朝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向发展。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可分为四个阶段：党成立初期（包括国民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1、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文化关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注意阐发、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并开始尝试用它们来研究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新兴的社会科学，分析宗教、道德、语言文学、民族等各种社会文化问题，论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代表作有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李汉俊的《历史唯物史观讲义初稿》，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等。

（2）参与当时的东西文化论争，如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等，并成为批评“东方文化派”的主力。

（3） 开始关注平民教育问题，推动非基督教运动。

其中在文化论争方面，主要是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派与东方文化派的论争。东方文化派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鼓吹儒家传统文化，是幻想的退步的思想。共产党人的主要

代表瞿秋白等对东方文化派展开论战。首先，共产党人对“东方文化派”的文化概念、文化起源论等进行了批判，阐发了他们对文化特质的唯物主义理解。其次，早期共产党人还运用唯物史观，强调传统的“东方文化”具有“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落后性，并由此对“东方文化派”关于东西文化根本路向不同的观点展开辩驳。但在批判的过程中，却简单地以封建主义来笼统地概括和否定一切“东方文化”，是党内存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这是其不足之处；再次，围绕着“科学与人生观”问题，早期共产党人提出，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才是中国及东方民族应走的唯一光明大道。同时批判了“东方文化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物质科学文明的根本诋毁，和以东方农业的儒家文明拯救世界，复兴中国的主张。这一论战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了一条通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之路。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文化建设主要有三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二是社会性质的论战，三是文艺论争。

（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

同国民大革命时期相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又前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本大量增加；第二，涌现出了具有较高质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著作。以往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大都限于国外有关著作的转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则出现一批由中国人自己在贯通马克思主义原著基础上写成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著作。这首先表现在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述方面，代表作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

（2）、社会性质论战

论战中提出的观点，真可谓五花八门，至少有十多种。其中主要是资本主义说与半殖民地半封建说之争，前者主要是托派观点，后者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观点。共产党对其展开激烈的论战，写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论，正是托派“跑到反革命道路上去的出发点”。

当时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文章，也有立论不当的方面，如对封建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仍然估计不足，在革命对象问题上，把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相提并论等，反映了当时存在的“左”倾思潮；但是，从总的方向上说，他们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经过论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不但被确切地概括出来，而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采用。这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探索中的一个重大收获。

到1935年，又发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这是前一段社会性质论战的继续和深入，侧重点在农村经济的分析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从农村经济的分析中，进一步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

（3）文艺论争

文学艺术，是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进步的文学艺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一样，也是在斗争与争论中前进的。国民党政府对革命进步文化的“围剿”，一方面采取行行政的、暴力的手段，另一方面也采取思想的、“文化的手段”，妄图以反动文艺对抗进步文艺。一些属于中间势力的文艺家，极力散步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企图以资产阶级文艺观代替无产阶级文艺观。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这样，文艺上的论争几乎贯穿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始终。

第一，革命文学的论争

1927年革命失败后，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宣传工作者，陆陆续续聚集到上海。他们主要汇集于创造社和太阳社两个文学团体内，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1928年初，文学社、太阳

社开始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们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作家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主张创造为完成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服务的斗争文学。从五四时期提倡文学革命，到这时期提倡革命文学，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两个团体的文学主张，从总的方向和主要方面说，是正确的，积极的。但是，当时正是国际进步文艺界“左”倾思想流行的时候。在中共党内，“左”倾思想情绪严重地存在着，在1927年末到1928年春，“左”倾盲动主义又统治了党中央。国际国内的“左”倾思想必然影响到中国的文化界。而且，两个团体的大多数成员，都正处在从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变的过程中，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尚缺乏深入了解。这样就导致了他们在正确地发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同时，也发生了不少“左”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他们把鲁迅当成了革命文学的障碍，对于五四以来其他有声望的作家如矛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也一概否定。由此引起了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关于文学革命的论争。

鲁迅批评了两个团体的错误观点。关于文艺的作用，鲁迅认为不能过分地夸大，“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的”。关于文艺与宣传的关系，鲁迅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文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关于作家世界观的改造，鲁迅认为这是长期的，不是“突变”的。鲁迅特别指出了两个团体的一些成员“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地分析”，以及“摆着一种极左倾”的面孔，“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错误。这是非常深刻的批评。

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历时一年，由于中共中央的过问，于1929年初停止。这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在建立无产阶级文学大前提下不同思想和意见的争论。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引导革命文学向正确方向前进的则是鲁迅。论争实际上是一次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不少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在论争过程中被翻译介绍过来。经过论争，在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增进了理解，这就为文艺革命队伍团结起来，共同反击资产阶级文艺和国民党反动文艺的进攻，创造了条件。首先以资产阶级文艺观向无产阶级文学发起攻击的是“新月派”。针对新月派的资产阶级文艺观，革命文学阵营的彭康、冯乃超和鲁迅等相继著文予以批驳，捍卫了无产阶级文学阶级性的原则。

第二，批判民族主义文艺

1930年6月，在国民党当局的策划下，一批国民党党棍、特务、反动文人纠集一起，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所谓民族主义文艺，只不过是一种挂着“民族主义”招牌的法西斯主义的喧叫。瞿秋白通过对民族主义文艺作品内容的分析，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就是“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就是“屠夫文学”。鲁迅称民族主义文学为“宠犬派文学”、“流尸文学”。革命文艺家号召人们用“滔滔的赤浪”扫除这些文艺上的“白色的妖魔”！民族主义文艺的宣传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宣告破产。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文艺斗争，取得了胜利。

第三，文艺自由论的论争

1932年又发生关于“文艺自由论”的论争。代表胡秋原，向强调文艺要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左翼文艺发起了攻击。“文艺自由论”者了解马克思、列宁的某些言论，既反对左翼文艺，又反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文艺”和“民族主义文艺”，处处以公允、折中、第三者、自由人的姿态出现。因此，左翼文艺阵营面临的斗争任务，更为艰巨复杂。

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鲁迅等先后著文，全面批判了胡秋原、苏汶的资产阶级文艺观。论争的中心依然是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同“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表明了左翼文艺家理论水平的提高。对文学的阶级性、阶级性与真实性、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以及文学价值观、作家思想改造等无产阶级文艺观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做了较深刻的说明。但是，从左翼文艺运动开始就有的文学上的机械论、关门主义和宗派情绪，在这次论争中依然存在

着。深刻看到并尖锐指出这一问题的是，当时党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1932年11月，张闻天化名歌特在中共中央刊物《斗争》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尖锐地批评了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者在关于文艺性质及文学大众化讨论中存在的错误倾向，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

张闻天论述的中心，就是要求左翼文艺家正视文艺界“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的存在，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以此实现左翼文艺的领导权。左翼文艺运动领导人接受了张闻天的意见，使左翼文艺走上更健康的发展道路。

3、 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战文化建设，主要包括抗战文化的队伍建设和抗战文化运动。

（1） 关于抗战文化的队伍建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阐述建立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40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专门谈到了组建抗日文化队伍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要建设抗战文化，就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文化人文化团体或派别，建立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抗战文化，说到底，它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文化。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革命时期的文化是一种阶级形态的文化，那么，抗战文化则是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相结合的文化。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前提下，其文化中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在这一原则下，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布了《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关于积极参加国民党区的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关于开展国民教育工作的决定》、《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一系列指示、文件，规定了开展抗战文化的特殊任务。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41年发布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提纲，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文化运动上的四大任务：第一，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第二，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的文化向前发展。第三，团结文化干部，培养文化干部，爱护文化干部，尤其在根据地内更应大批的吸收知识分子，各种专家学者参加一切抗战的工作。第四，参加国民教育，发展国民教育，这是文化运动最基层的工作。

（2） 关于开展抗战文化运动

为了更有效地从文化领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还就如何开展抗战文化运动提出了具体的方法。

第一，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积极性。能否开展文化活动，发挥文化抗敌的作用，关键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问题。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和文化人。

第二 ，要把开展抗战文化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仅对根据地和国统区文化运动的开展给予了指导,而且对部队的文艺工作也专门发布指示,制定政策 。1941年1月,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发出《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充分肯定了部队文艺工作的重大意义：“部队文艺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门,因其不仅在于能够帮助部队的政治教育与宣传鼓动,调节部队生活,提高部队战斗情绪,而且是密切部队与群众联系及扩大我军影响的有力工具。”从这一认识出发,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军队的党组织也应重视文化工作，应很好地掌握并利用这一武器,这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有重要意义。

第三 ，抗战文化运动要突出抗日的主题。毛泽东说：“我们做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闻纸、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

第四 ，抗战文化运动要体现大众化的特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在抗战文化运动中，文字宣传从形式到内容，都要大众化。说出人民大众能懂的话，提出人民大众可以接受和可以做到的办法，要时刻想到抗战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

在整个抗战时期，为了引导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以及国统区、沦陷区，积极开展抗战文化运动。在抗战文化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批判妥协投降文化，改造落后文化，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为抗日事业的胜利，作了大量工作，这主要有：

第一，积极组织抗日救亡文化团体。1936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文化团体。随后，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包括社会科学研究会、战歌社、海燕社、音乐界救亡协会、文艺突击社、诗歌总会、戏剧界抗战联合总会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人民抗日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和部队艺术团体烽火剧团等相继成立。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影响下，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这些抗日文化团体的成立，使来自不同阶级、阶层和流派的知识分子，在抗日的旗帜下结成统一战线，为发展抗战文化运动和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抗战时期，抗日是时代的主旋律，也是抗战文化的主题。如何创作抗日爱国的文化作品，无疑成为抗战文化运动的最主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体文化人的努力下，一批批抗战文化精品迭出。如文学作品《边区自卫军》《平汉工人破坏大队》《铜墙铁壁》等；音乐作品《八路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戏剧作品《保卫卢沟桥》《刘胡兰》等。这些作品无不蕴涵着爱国主义的精神，激励着一批批抗日儿女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成为抗战胜利的精神力量。

第三，坚决抨击妥协投降文化。声讨汪精卫的降敌卖国行为，不仅打击了汪伪汉奸集团，而且有效地遏制了国民党顽固派内投降暗流的发展。

第四，严厉批判落后腐朽文化。面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共产党领导进步文化界人士，严厉批判了国民党对文艺的干涉政策，并发起了拒检、拒审运动，迫使国民党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审查制度。

第五，努力创办抗日文化教育。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明确把培养文化干部，发展国民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文化运动上的一项重要任务。i[xx] 为此，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多次颁布了诸如《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等条规。由此，创立各种干部学校，广泛开展国民教育，建立崭新的抗日教育体系。抗日文化教育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运动中一个亮点。

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思想，不仅卓有成效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在以后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4、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文化建设主要体现在文化队伍的建设上面，即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上。

进入解放战争之后，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由于形势的巨变，知识分子问题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特点，不得不促使中共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新的看待和对待：

首先，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了许多城市，旧社会所遗留下的大批知识分子，突然出现在中国面前，这与抗战时期主动投奔根据地的进步知识分子不同，而同时，正待解放的许多城市的知识分子又正惶惶不安，不知如何自处，因此如何引导、安置和使用一般知识分子，对中共来说，也成为一个陌生而紧迫的任务。

再次，对于中共来说，在迅速夺取大片新解放区和大城市后，急需大批管理城市的干部，而解放区的干部又供不应求。为了应急，此时不能不把眼光投向大城市中较有文化、对城市工作比较熟悉的知识分子身上，而要使用他们，就必须对他们有正确的认知和具体的政策。

此期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知和政策更加丰富、完善和具体化了：一是明确阐释了关于培养自己的新知识分子同争取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二是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和工作性质问题的认识和规定有了进步。三是阐明和强调了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的地位。

当时，在实行较理性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中国还注意结合实际，在工作中采取了不少灵活的措施，除了采用茶话会、座谈会、积极组织并参与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发表

各种有针对性的文章，大力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澄清知识分子对中共的误解和偏见之外，还有几方面的措施，值得一提：

其一，注重团结民主党派，争取民主人士，注意充分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影响力，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倾向中共。

其二，大力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和训练班性质的军政学校、人民革命大学等，以培养和教育知识分子。

其三，注意维持和恢复旧有学校，大量留用广大教职员等知识分子，尤其重视对教职员的教育和培训。

其四，大力争取和重用科技人员。

其五，积极引导和组织知识分子深入社会实践，参加群众运动，注重结合现实斗争实际，对其进行教育，以提高知识分子的认识，促进其思想转变。

总的来讲，解放战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改造、利用”，特别是“改造”政策，也延续到建国以后，来扩大和完善党的文化队伍建设。

综上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化建设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进行论战，党的文化建设主要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建设革命型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表现为对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的宣传。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

新中国的成立，为文化的创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庄严宣告:“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己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确实如此，建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充满生机，在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都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然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与建构先进文化的历程中，存在着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成，是一个过渡时期。”1952年之前，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为主，但为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在一些领域开始;1952年下半年之后，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开始，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逐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探索与建构取得了不少珍贵的成果。

(l)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

新中国的成立，虽然标志着人民推翻了反动势力的统治，但是意识形态有自身的特点，它不可能立即消亡，其影响会长期存在。在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统治，时间长久，影响深远，决不会随着统治阶级的失败而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重视先进与落后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也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建国后，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其中比较大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有五次。这些斗争同时也是对文化保守主义(梁漱溟)、自由主义文化观(胡适)、小资产阶级文化观(胡风)的批判改造。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斗争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思想的具体化，也是“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长期思想斗争的必然发展。因此，它们的发生都有其客观必然性，但也存在发动者在主观指导方面的不当之处。这五批

判运动，都经历了从学术讨论到政治批判的发展过程。每一次都不同程度地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也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正常的学术讨论就无法自由、深入的进行。而采取搞群众运动和大批判的方式解决思想文化问题，会阻碍学术发展，造成历史冤案，无法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的指导地位，更不利于先进文化的创新发展。

(2)知识分子政策的第一次调整

旧中国科学文化极为落后，知识分子所占人口比重很低。因此，造就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建设新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对此，党和人民政府从两方面着手工作。一是采取各项措施培养新知识分子，二是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并给与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正确估计了知识分子在政治与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和基本政治立场上的变化，周恩来说:“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己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己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己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尖锐地指出对知识分

子不信任不依靠是“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要求全党要坚决摒弃这种错误倾向，并提出要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1957年初，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正确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许多问题，并重申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第一次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也是一次主动的卓有成效的调整。它切实改善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但当时也存在着依据社会出身、所受教育以及世界观轻率地将广大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的失误，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以后的思想混乱。

(3)“二为”方向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文化工作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党和人民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服务。建国前夕，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毛泽东指出，文化教育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服务的”。这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胜利以后，我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和发展文化教育。这实际上就确立了建国以后文化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1957年，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的口号。“二为”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党的文化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它表明中国的新文化是为新的经济政治力量和新的社会力量服务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在文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因此，可以说是否坚持“二为”方向，就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先进文化的具体衡量标准。它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工作的服务对象，把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同为人民大众所利用结合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文化的表现对象;把对人民的态度以及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愿望，作为评判文化产品的标准;为了能使文化工作符合人民群众和实际斗争的需要，必须做到熟悉群众、了解实际。“二为”方向作为党在文化工作中的总方针，充分体现了党在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对将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在这种文化先进性标准指引下，当时我国在文化领域的工作中取得了大量切实的成果。

(4)“双百”方针的提出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上来。如何

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同时，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促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进行深入思考，对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毛泽东后来曾说过，“双百”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这正反映出“双百”方针的提出，有缓解当时学术界的紧张、压抑情绪的意图。陆定一曾全面解释过“双百”方针的内涵:“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 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 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这些“自由”涵盖了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精神生产的各个环节，它们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先决条件。历史上任何一个执政党从来没有给予过文化工作者这样大的自由。可以说，“‘双百’方针的内涵是艺术民主与学术民主问题，而它的实质则是政治民主的问题。从理论渊源上看，“双百”方针是以张闻天对文化的“民主”思考为基础的。建国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中将“民主性”归入“大众性”的局限显现出来。毛泽东首先发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双百”方针加以应对，因此“双百”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决定用民主的方式解决文化事业和文化建设的大思路的体现”，“是对张闻天关于‘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提法的肯定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这是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表现，它承认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多层和多样格局，对于先进文化的探索与建构意义深远。

(5)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综合创新的方针

建国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综合创新的方针。它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外文化各有所长，都应该认真的学习和研究。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该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和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发展，不能凭空创造。毛泽东指出:“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因此，“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同时他也向全党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第二，对于中国古

代文化和外国文化，既不应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运用，应该以批判的态度，有选择地接受、吸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区别开来，接受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好的东西;对于外国文化，也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的一切照搬，更不能不结合实际地机械搬运。第三，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目的在于创造我们民族的新文化。正如毛泽东所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所以文化发展要走一条综合创新之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

是把中国古代的东西现代化，把外国的东西中国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综合创新的方针与文化上的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划清了界限，是科学地理性地处理古今中外关系的具体方针。坚持这一方针，会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在继承人类先进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既超越中国封建传统，又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文化。(6)“向科学进军”的战略思想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上掀起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国共产党敏锐地观察到这一动向，并认识到我国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差距很大。周恩来指出，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

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要“向现代科学进军”。这一思想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意义，是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变的重要标志，“同时它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打算依靠科学技术来根本改变中国生产力落后的状况，这是中国共产党以科技和教育立国的早期认识。”可以说，这一战略思想对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观点的提出是有很大影响的。

在这个过渡、转折的阶段，中国现代先进文化经历着一个从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的转变过程，党在探索与建构先进文化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这一阶段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开创和奠基作用，理论上的闪光点不断。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党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局限，许多对发展先进文化十分有益的思想要么没有长期坚持下去，要么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贯彻，甚至出现了与其背道而驰的做法，而对于文化发展中的错误倾向则纠正力度不够，也不彻底，导致其在日后的危害性越来越大。

第二阶段：在探索中发展的十年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我们虽遭到严重挫折，仍取得很大成就。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文化建设，一方面是越开越严重的思想禁锢。

这一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1957年毛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慢炖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反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提出不要去干预科学文化工作中不应当干预的事情。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自由讨论的方法去解决艺术和学术上的是非。

这一时期，党中央和毛相当重视科学技术对于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作用。1957年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改变了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提法，提出我们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把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列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之一。

1959年5月3日，周恩来向文艺界认识作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指出，在文化工作中，不能只能强调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要处理好鼓足干劲和心情舒畅、思想性和艺术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政治挂帅和讲物质福利等十大关系，以便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推动文化艺术工作。

这一阶段党完成了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第二次调整

1957年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和1959年错误的反右倾，使党内外的知识分子经受了打击，思想背筋骨，严重地磋商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知识分子政策的第二次调整，1963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做了《论知识分子》的报告，严厉地批评了轻视、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同时就如何团结知识分子提出六条具体要求。会后，中央为很多被错误批判的知识分子甄别平凡，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60年代中期，我国的科技、文教事业了长足的进步。这次调整和第一个阶段中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两个短暂的春天，也就是说，这些正确的思想都没有长期坚持下去，而且出现了与其背道而驰的做法。

但是这十年间，党对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毛泽东本人的文化思想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对意识形态的知道详细越来越左。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实践后，逐步形成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这一错误的党内斗争思想。

1957年毛泽东提出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出于用无产阶级四川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目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意识形态只能够发动了多次批判斗争。

由于吧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运用到意识形态领域中们大多数批判斗争都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甚至混淆了是与非的界限，造成极为不良的后果。在1958年，伴随着经济建设大跃进高潮，文化思想领域的批判斗争也掀起了高潮。其中对“新人口论”的批判后果极为严重，新人口论是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演初于1957年提出的，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但在1958年却遭到严厉批判，而且批判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学艺术问题作出两次错误批示。这两个批示对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显然是估计的太严重了，太不符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抹杀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十几年中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根据这两个批示、文化部及文艺界各协会和文化部直属文艺单位，进行了长时间的整风，一大批文艺界的领导干部和代表人物受到错误批判。从1964年夏季开始，这种批判扩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方面。其实质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六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都严重地违背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批判中，或是把本来正确或基本正确或可以讨论的观点当做反动观点批判，把优秀的或基本上好的作品定位毒草，或是把文艺上、学术上存在的某些问题，上纲上线，当成严重政治问题，当成阶级斗争问题，这些批判到1965年末和1966年春，更向前一步发展了。这两年，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较前具有了新的特点，一是在内容上趋于系统化，二是政治斗争的色彩愈来愈浓厚，三是开始形成群众性的批判运动，这就为“文革”发动作了直接的舆论准备

第三阶段 "文革”十年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都是破坏性的。在整个文化战线，除了高科技领域取得一些成果，比如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和回收、运载火箭研究的进展等，教育、出版、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等方面几乎全面停滞和倒退。“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支持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线。在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的《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的文艺工作，并进而全盘否定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说建国以来文艺界是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进一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社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整个文化界河所有文化人都称了革命和专政的对象。1968年8月，在修改姚文元的文章中，毛写道解放以后，学校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在1971年由毛泽东同意批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作出了: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飞=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办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原有教室队伍中，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基本估计”实质上是对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作了全盘否定。

文艺战线和教育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许多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教育家被摧残致死，新中国出现了一段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书读的非常时期。尽管从1975年5月开始，毛泽东对文化街知识分子的评价的口气有所缓和，也讲到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但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极左路线问题，政策调整又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中断。直

到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才能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迹。

“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国的文化事业经受了严重挫折，当时在文化领域所推行的“破旧立新”、“全面专政”、“教育改革”、“文艺改革”等都是错误的，不仅没有推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反而严重地干扰、阻碍了文化的发展，许多腐朽、落后的文化因素又借机卷土重来，其不良影响直到今天还依然存在。总体看来，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与建构的先进文化，从新民主主义文化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党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道路。但社会主义改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反映到文化的转变过程中，使我国文化的发展一度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基础之上，这很不利于文化的健康发展，再加上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使中国文化的发展经受了严重挫折。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进步，总是以一次巨大的失误为代价的。探索者的道路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一时期出现失误也并不偶然，这些失误客观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与建构文事业继续前进的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再研究》刘辉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1

《中国共产党文化研究》刘文江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张静如主编.青岛出版社，1991.6

1.吴敏先, 陈前.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轨迹和基本经验[J]. 长白学刊 , 2002,(03)

2. 崔志胜. 中国文化发展经验及发展思路研究[D].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 2006

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先进文化.[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12

4.《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张静如主编.青岛出版社，1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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