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长文传

徐渭是一株青藤

说来，我很欣赏的是挺拔的植物，如青松、秀竹、劲松。然而，如果命中注定不能成为这样的植物，反而成为扭曲的藤萝呢？

小时候，我就听说过徐文长的故事，民间的徐文长又聪明，又下作，又好笑。故事中的徐文长，是个满腹学识、充满智慧和幽默、既爱捉弄人又爱打抱不平的仗义之人，待长大了，读大学了，才知道并非这么回事，才认识了徐渭。那是我到绍兴读了一点书以后，知道明代绍兴有个放浪形骸又才华绝世的文人徐渭，就是我小时候听说过的徐文长，他绘画、书法、诗文、戏剧样样精通，是个卓尔不群、艺苑中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的大才子，明清两朝在“书、画、诗、戏”四大领域均有极高造诣、都能给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作品的，除徐渭之外，几乎找不到第二人；他的命运也特别悲惨，在明清两朝文人中也找不出第二人。他的居所就叫青藤书屋，他的小院里有一株苍郁的青藤！

其实，那个民间传说中的徐文长，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口头文学创作而已。可见，传说的东西也是不那么可信的，而有时候，又是多么的不公平！

最伟大的人也会如黄蝶飘逝，消失得无影无踪。名与利更是过眼烟云，显赫一时、威风一世的政客、权贵与富豪们，也会烟消云散。留之后世的，倒是才子们的艺术杰作。如此一想，徐渭倒是幸运的。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的徐渭，真是惨不忍睹！处于社会底层，命运的坷坎、人生的苦难与精神的苦闷，真的叫做触目惊心！

在绍兴读书时，我去过青藤书屋，见过那根青藤。觉得那根青藤，简直就是徐渭的化身，扭曲，狂狷，坚韧，那种独具魅力的生命力，就是他的灵魂。

绝代风流的徐渭，生前并没有多少掌声与喝彩。聊解他一生寂寞、给他些许安慰的，便是那根不老的青藤。

徐渭曾经青衫飘忽、寂寞行吟的前观巷大乘弄，是一条狭长幽深的弄堂，青砖铺地，藤萝攀墙，透着悠悠的古意。这样的情境，是适合在绵绵秋雨之中，持一柄老式的黄色油纸伞，在这里踽踽独行，但到底会遇见“丁香一般愁怨的姑娘”，还是长髯萧索、啸傲癫狂的青藤山人呢？恐怕谁也说不清。

据徐渭自作《青藤书屋八景图记》记载：园内有小天池、漱藤阿、孕山舫、浑如舟、柿叶居、樱桃馆、自在岩、酬字堂共八景，如今只剩下小天池、自在岩、漱藤阿三景，孕山舫、浑如舟、柿叶居、樱桃馆、酬字堂不知去向，可见当年的青藤书屋比眼前的要大得多。

进入青藤书屋的乌漆大门，可见月洞门东有一座小小的园林，呈现在眼前的景致怡人，翠绿的芭蕉伸展着宽大的叶片，正向着墙角边的屋檐窥视；一片竹林迎风

摇曳，葡萄架上一片葱茏，小径两侧兰草如丝，一股清新的气息在园中荡漾。芭蕉滴翠，修竹扶疏，叠石玲珑，花径曲折，清雅幽静，乍看还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呢。

月洞门内是南北两间书屋。这大概就是徐渭所指的“几间东倒西歪屋”了，里面曾住过“一个南腔北调人”，足以竞风流了。

这几间明代格局的平房是徐渭读书作画、论文会友的地方，是中国泼墨写意画派的发源地，在画家眼里是座“圣殿”。明末大画家陈老莲曾慕名来此寓居多年，一位极为崇拜他的女画家王玉英在此住过两年，因此屋内有副对联写道：“牵萝补屋王玉英，固树作堂陈老莲”。

陈老莲对徐渭特别痴心，在自家住宅中堂设徐渭牌位，挂徐渭画像，30年带子弟年年参拜。书屋内有清大学士阮元的一篇《青藤书屋记》拓片，说书屋内“青藤支干蟠屈，大如虬松；小天池虽小而通，不竭不溢。”

南窗下有个方丈宽的砌石小池，就是著名的天池。天池西头墙角植葱郁遒劲的老藤一株，青藤长得很好，郁郁葱葱，爬过高墙，枝蔓附满墙头屋檐，向空中伸展，成为阴凉的翠盖。这自然就是青藤书屋名称的本源了。16岁那年，徐渭在自家书房里的南窗下曾亲手种下一棵青藤，从此天天与青藤相伴。他将“榴香书屋”改为“青藤书屋”。只是现在这株长得特别茂盛的青藤，是200年前补种的，已非徐渭生前原物了。

不过，消逝的已经永远消逝，永恒的倒是永恒了。徐渭生时郁郁不得志，竟至发疯自残，但他的泼墨写意国画、潇洒的书法、瑰丽的诗文、灵动的杂剧，已经融入了如水清远如云悠扬的江南文化之精髓。徐渭生于斯老于斯的青藤书屋，经历了近五百年风雨飘摇，不管是破败于蛛网荒草，还是整修得精致典雅，对于徐渭而言，都已经不再重要。

青藤书屋，只是日渐离我们远去的江南文化的淡淡的影子。

徐渭是公认的越中才子，9岁便能作文，12岁作《释毁》而轰动了全城，当地绅士们称他为神童；20岁考上秀才，但以后8次乡试次次落第，其他9人都中举走上了仕途，其中诸大绶和张元忭还考中了状元，就是这位徐渭命运凄凉，从20岁一直考到41岁，永远被关在官员阶层的大门之外，一辈子是个又穷又疯的落魄文人。

应当说，徐渭的“八股文”还是写得相当不错的，否则他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名气，权倾一时的胡宗宪和内阁大学士李春芳也不会请他去当幕僚。袁宏道对他的文章评价很高，说他的文章直抒胸臆，无拘无束，“有时怒骂，有时嬉笑，有时如山洪奔流于峡谷，发出轰雷般的涛声，有时如春芽破土，充满蓬勃的生机，有时像寡妇深夜的哭声那样凄厉，有时像旅客在逆境顶着寒流启程那样无奈。”但这种直抒胸臆的文章不合当时礼法，难入考官的法眼。

20岁时他写了一篇《提学副使张公书》，是一封给“提学副使”的信，情真意切，

颇为感人，核心内容是要“提学副使”给他一次补考秀才的机会，如果不给就是提学副使“昏愚加以摈弃”，他就要“负石投河，入坑自焚”。这种指责“提学副使昏愚”的文章能入考官法眼?

以后徐渭8次考举人，次次落第，第8次乡试本来是徐渭最有希望中举的。当时他已41岁，在胡宗宪总督府当“书记”，写《白鹿表》有功，使得胡宗宪官升一级，到了正一品，胡宗宪有心酬谢，要给他一个举人功名，以进入官场。胡宗宪以“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抗倭总督”之尊和浙江学政打招呼，要按“异才”录取徐渭为举人，浙江学政对胡宗宪总督的推荐不可能不重视。谁知考完发榜，又没有徐渭的大名，胡宗宪好生奇怪，前往浙江学台调看他的考卷，一看他的考卷被阅卷人批了一大段话，写得密密麻麻，结论是不合要求，不能录取，胡宗宪只好作罢。这说明徐渭的文章有不能为考官容忍的毛病，估计是观点有误，与当政者相悖。

徐渭好歹也是个名士，然而，一个屡次名落孙山的老考生，还有什么尊严可言？他能不逼疯吗？

徐渭的考卷不合要求，如改变观念，顺应潮流，去写嘉靖皇帝最爱看的“青词”，肯定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当时的朝中重臣，如严嵩、徐阶、郭朴、李春芳都是写“青词”的高手，严嵩就是靠写“青词”起家的，84岁了还是嘉靖须臾不能离开的人物，不是严嵩有什么特殊能力，而是他的“青词”总能命中嘉靖的需要，一双手总是搔在嘉靖的最痒处。嘉靖日日夜夜在皇宫后院“修蘸祁天”，每天要一篇能体现诚意、能感动上天的“青词”，供应“青词”成了最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最佳的升迁台阶。徐渭不是嘉靖身边的人，没有写“青词”的资格，但偶然为胡宗宪写了一篇《白鹿表》，小试身手，居然使胡宗宪官升一级。那篇《白鹿表》就是一篇地地道道的“青词”。

那时，即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胡宗宪在浙江任剿倭总督，浙江定海的一位猎户捕获一头白鹿。白鹿作为罕见之物，献到胡宗宪总督府。胡宗宪极有心计，一见白鹿是写“青词”的好题材，便把任务交给徐渭。徐渭果然不辱使命，想象力超人一等，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写了一篇《白鹿表》，把白鹿和嘉靖的“崇道修蘸、无为而治”政策联在一起，一头白鹿说成是嘉靖“崇道修蘸、无为而治”政策感动天地、大获成功的证明。

他是这样写的：“在麋鹿之群，白鹿乃是神仙之品，经历了一千年才开始变白，再过五百年变成精白，以后就是万寿无疆。这样的神兽只有在圣明之君出现时才肯从天上来到人间。当今皇上，凝神专致，抱性清真，不说话而政以行，无作为而民教化，道德超过了伏羲，年龄如天地般久长，天上神鹿也受到感动。这白鹿是神灵送来的祥瑞，不是人间所能捕获。”

这真是一篇令人肉麻并有点恶心的吹捧文章，徐渭的“高明”之处就是把嘉靖的心思揣摩得一清二楚，每句颂词都打在皇帝的心坎上。嘉靖看了这篇“青词”后龙心大悦，兴奋异常，亲赴太庙慰告祖宗，文武百官同声祝贺。胡宗宪官职从二品升为一品，晋升为太子少保。由于这篇“青词”署的是胡宗宪大名，功归胡宗

宪，如果署的是徐渭大名，嘉靖就知道远在千里之外有这么一个深明帝心的徐渭，赐他个“进士出身”，从此平步青云也就顺理成章。可惜徐渭只是个捉刀人，没有进入嘉靖的法眼。

这篇只有220字的“青词”使胡宗宪官阶升到了极品，胡宗宪给了重谢，其中一项是给白银220两，也就是一个字一两银，相当于当时县令7个月的俸禄，可能是中国最高级别的稿酬了。徐渭用这笔钱在绍兴市置地建房，一个曾经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白衣穷秀才终于成了有豪宅的气派乡绅了。 这套豪宅起名“酬字堂”，徐渭是这样自我描述的：“在城东南买地十亩，建屋22间，挖池塘两个，养鱼养荷；种花木几十株，种竹子几十棵。整套住宅用一篱笆围起来。客人到了，网鱼挖笋，佐以水果，喝酒唱歌。”

这样的生活应当说是绅士级别了，但时间很短，是昙花一梦。

徐渭终究是穷文人的命，他是最落魄、最凄惨的文人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大奸臣严嵩倒台，徐渭的大恩人胡宗宪又当作“严党”而被捕入狱，自杀在狱中。徐渭因替胡宗宪写过祝严嵩八十大寿的贺词，受到了严重的刺激，得了间歇性神经病，一旦发作，自残身体，骇人听闻，令人毛骨悚然。

徐渭自杀9次，最后都没有死去。46岁那年他因猜忌失手打死了妻子张氏，声誉扫地，恶名远播，这在当时极重气节和道德标准的社会里是个致命的打击。谁又能说张氏没有背叛过他？谁又能说张氏是徐渭的红颜知己，安抚过他伤痛与躁动的灵魂？出狱后，他生活无着，破衣烂衫，面带菜色，比蒲松龄、唐伯虎、柳永、曹雪芹晚年还要凄惨。

徐渭原来的豪宅在入狱时卖掉，出狱后寄人篱下，借住在朋友家，经常过“饿着肚子望明月”的日子，身上饥肠辘辘，眼冒金星，只好望着天上皎洁如同银盘的明月发呆，这样的日子他居然还能过得下来。

他晚年靠卖画换取温饱，只给一壶黄酒或几只螃蟹，或一捆竹笋，或一篮枇杷就给画一张，非常慷慨，不再和人计较；送螃蟹就画螃蟹，送竹笋就画竹笋，送枇杷就画枇杷。家中只要有几天余粮，他就不再画画，眼看就要断炊，又开始画画，就是饿着肚子也要把画画好。

徐渭的婚姻家庭也很不幸，46岁那年失手打死妻子后，没有再娶，孤身一人过活；大儿子和他关系很僵，从未接济他，至死也不去看望他；小儿子一直在辽东当兵，也不回家，徐渭也没有军属待遇。72岁那年，他自述是疾病缠身，下体水肿，上肢脱位，浑身长满虱子；73岁那年病死时睡在稻草堆上，上盖一床破棉絮。

难怪袁宏道在《徐渭传》中说，从古至今，文人的牢骚怨愤和遭受到的困难苦痛，再没有能超过徐渭的。

徐渭是个不幸的大文豪，但他留下的一批书法诗文写意画却是一笔重要财富，是对中国文化的突出贡献，如今每幅都是稀罕文物，身价百倍，如他能活到现在，卖画换钱，身价上亿，身为书坛泰斗，画苑巨擘，豪宅名车不在话下，江山美人名利双收，再也不用过那种凄凉生活了。

徐渭的悲剧是他生在东方，因为在这个国度，谁最有才华，谁最有品质，谁的命运就有可能最不行，在这个国度，才华、美德同他的命运是成反比的；除非他不生在社会最底层。

徐渭有着盖世的才华，他诗文书画无一不精。徐渭称自己“书法第一”，并在《题自书一枝堂贴》中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

然而，徐渭的艺术成就当时不被人承认，艺术价值和美学思想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与共鸣。直至他死去后20年，袁宏道才拍案叫绝，认为徐渭确实是个天才！袁宏道还写下了《徐渭传》，可以说他是徐渭第一个知音。如果没有袁宏道呢？

从此以后，徐渭名声鹊起，从者如云。“八大山人”朱耷心追手摹，不舍昼夜；郑板桥甘作“青藤门下一走狗”；齐白石更是赞不绝口，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

徐渭是才子，那是天生的，是用来遭人嫉恨的；徐渭是疯子，那是被恶人、小人与俗人逼疯的；徐渭是狂人，飘零酒一杯，长啸复长啸！

徐渭之狂，并非佯狂，实乃真狂！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骨子里嫉恶如仇，对权势从不献媚。当官的来求书画，连一个字也难以得到。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等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就是给得再多，也难得一画。徐青藤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

他题《螃蟹图》云：“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这正是对权贵的憎恨与轻蔑。董卓难道不是严嵩吗？这样的狂生会真正从心底里愿意给严嵩写祝寿词吗？

徐渭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像荷兰大画家梵高那样，生时寂寞，死后辉煌。作为有骨气的天才，他愤世嫉俗，更鄙视官场，但为了生存，他又不得不依附权贵，当他的幕僚、枪手，不得不给严嵩、嘉靖们送上溢美之词；他深深地透视官场的黑暗，但为了出人头地，又一次次地进入考场，而写的文章又率性而为，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牢骚与幽怨。多舛的命运，抑郁的心志，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他怪异的性格，形成了他特有的艺术秉性。他焉得不狂？

徐渭20岁那年中秀才，以后8次乡试科考均名落孙山，仕途不济，只好入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府第做幕僚。此间，他出奇谋，破倭寇，曾因起草《献白鹿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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