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 - 石毓智探讨“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 ——石毓智探讨“钱学森之问”

有一个振聋发聩的疑问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深思——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的困惑。

这是一道关于中国教育的艰深命题。它是如此沉重，却不容回避。 2011年12月，一本新书——《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探讨钱学森之问》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斯坦福大学博士（1999）和访问学者（2011）、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职石毓智教授通过实地考察和中西对比，对这一问题进行的探索和思考。

2011年12月22日晚，西五楼117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一个280人的教室被塞进了近四百名学生。教室里时而传出欢笑，时而掌声雷动。

这是一场题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探讨钱学森之问”的讲座。主讲者是石毓智博士，曾在华中大读书、工作， 现在是华科的兼职教授，也是老校友。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在斯坦福大学作访问学者，借此机会系统探索和研究“钱学森之问”。他对英国和美国最著名的20所大学进行了实地考察，对比中外教育思想、教育环境和教育制度，剖析人才成长的方方面面因素，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过程艰难而辛苦。

如今，他刚刚回国，在高校举办讲座分享自己的思考，先去了北大、清华，又去了华师、武大，最后来到华中大。“为什么把我们学校放在最后呢？因为华科是我的家。这个不是比喻，真的是我的家。”

“要全面系统地回答钱老的问题，需要符合9个条件”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首先，怎么才能称为“大师”？在石毓智看来，“大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那么?大师?多得很。很多人都是?大师?。如果我们把?大师?定位为世界顶尖的科技奖，比如诺贝尔奖、数学的菲尔兹奖等等，那么整个华人世界里有9个。如果把标准再提高一点，科技界重要科学分支的奠基人，他们的思想有深刻的、系统的、持久的影响的学者，我们没有一个。这是一个事实。”

今年2月份，温总理跟网民在线交流时谈到：“世界都在谈?中国崛起?，人们议论最多的是GDP，但我以为?中国崛起?的标志是在人才、是在教育。”这段话让石毓智印象深刻，“这是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一个国家富强了，如果没有教育和人才，这种富强是脆弱的，是危险的。因为你的财富可能会被人抢走，资源可能被人控制。而教育和人才是保障一个国家富强的真正的支柱。”

对于回答“钱学森之问”的难度和意义，石毓智很清楚。“这是一个艰深的问题，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国家走向富强、保障富强所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要全面系统地回答钱学森的问题，需要符合9个条件：了解中国的传统教育和历史文化，对中国教育有直接而深切的感受，有文理科的综合知识，在学术追求的道路上摸爬滚打，有一定是学术研究造诣，对科学发展规律有所了解，聆听过大师教育、目睹过大师风采，具有西方教育背景，对西方学术界有直接感受。

“这些条件，我大致都符合。有些是先天具备的，有些是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石毓智坦言自己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责任感去探究这一难题，“也许我自视太高了，但是我会尽最大努力做到最好。”

“中国几千的教育就是死要面子的教育”

石毓智最近刚看完《乔布斯传》。“作为最具创造力、市值最大的公司，苹果公司的创造团队是清一色的白人，没有华人身影。而书里也提到了中国——70万中国工人为其生产iphone、ipad等产品。”对此，他深感忧虑，“不光是教育、科技、工业生产，即便是在商界——中国有富人，但是没有具有科技含量的富人。”

“创造首先需要独立性。在这方面，中国教育在起步的时候就输人一筹。”石毓智曾做过一个项目，调查英国和美国最著名的20所大学，考察它们的校园文化以及培养人才的秘诀、成功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他注意到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一个牌匾，Teachers open the door,but you must walk through it yourself。对应中国的古谚即“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这个不是准确的翻译，中英文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的背后反映了两种教学理念的不同。在他们看来，老师的责任就是打开一扇门，进不进都是自己独立走。而我们都是老师领进去，各种事都需要老师帮扶着，在独立性方面就输人一筹。”

在考察世界著名大学的过程中，校园建设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世界最著名的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校门只是两个石柱子，没有广场，没有喷泉，和我们国内普通县城的重点高中都没法比！”他发现美国大学的校门都很朴素，“几乎所有大学都有这样的特点，有的校门就是两扇大铁门，有的甚至找不到校门 ，但是它们的教学楼、科研楼、宿舍楼都非常考究，建得很漂亮。”在石毓智看来，这反映了中西教育理念的巨大差别，“我们国内一般是学校大门附近建得最好，教学楼、宿舍楼都次之。中国几千的教育就是死要面子的教育。”

他注意到，西方很多著名大学的校长跟新生讲话时经常强调，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改变这个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与国内有很大不同。“我们父母从小教育我们，好好读书长大有一份体面工作；老师教导我们要考出好成绩，老师有面子，工资涨了，荣誉称号也来了；学校也一样，经常说?今天你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你为荣?。我们社会评判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标准很物质化，都是为了面子。”

“大师的培养不只是缺少精英的问题”

现在我们去丽江旅游，在宾馆住宿，跟老板说“我吟首诗给我打个折”，对方会把你当成神经病。而在唐代，诗人们云游四方，不用带盘缠就能受到热情招待。这是石毓智在解释为什么唐朝出现了群星璀璨的诗人群体，“在那个时代从小孩到皇帝都喜欢作诗，所以那个时代不可能不出诗人，不可能不出大诗人。这与社会风尚密切相关。”

很多人认为大师的培养只是缺少精英的问题，石毓智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大众思维水准和高科技人才的培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举例无论是歌星辈出的湖南还是足球长盛不衰的巴西，背后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要出大师级的人物并不只是大学的问题、个别精英的问题，而是整个大众素质的问题。”

至于东西方大学培养目标的差异，则可在校训中窥见一斑。“国内前一百所大学的校训我都看过，用?求是?的特别多。”石毓智对比了中西著名大学的校训发现，国内大学注重精神、品德，如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大学“爱国进步，科学民主”，而西方则是追求科学探索上的自由，敢于打破枷锁，比如哈佛大学的校训是“追求真理”，斯坦福大学“让自由之风吹吧”等等。

“中西方的培养目标差别甚大，中国注重面子，西方注重里子；中国重视知识，西方重视能力；中国讲究态度，西方注重效果；中国强调一统，西方强调个性；中国追求伦理，西方追求真理。”

很多大学在谈论光荣历史的时候总把政治家列在第一位，在石毓智看来，这一现象也印证了中西培养目标的差异。“我觉得大学为一个国家培养政治家是一个贡献，也是对民族的贡献，但不能作为主要贡献。”

深层原因：文化基因与民族思维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的教育评价优秀学生的标准都是儒家的标准，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石毓智看到，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不得不与文化基因联系起来。“文化基因力量之强大，连美国第四类移民都会受到影响。尽管他们已经不会说汉语，甚至从没有看过中文文献，但是照样受到父母那里一代代传下来的的影响——要尊重权威，服从秩序。而这对于大师的培养和成长来说是一个很消极的因素。”

比文化基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民族的大众思维特点。“中化民族是一个诗性的民族、诗性的思维，思考方式多靠感觉、意象。五·四时候，我们要?打倒孔家店?。我觉得算账算错了，因为孔子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孔子的思维不可能不受到中华民族整体思维特点的影响。”

在石毓智高中的时候，老师从《光明日报》剪下一篇文章让学生传看，文章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清代有一个老师带学生郊游，路过一座桥时看到河里有一个女尸，诗兴大发，于是写了首诗。“二八女多娇，风吹落小桥。三魂随浪卷，七魄逐水漂。”这时一个学生问，你怎么知道她年方二八？你怎么知道是风吹下去的？于是他将诗改为“谁家女多娇，何故落小桥？青丝随浪卷，粉面追逐水漂。”这个学生就是郑板桥，他的才情也得到了老师的称赞。“一群师生看到一个女尸，他们不是同情，而是吟诗，学生还跟着老师卖弄诗才。从这个故事看出，我们缺少人文关怀、是非判断，价值标准缺失。”

而同样在十八世纪，德国一个小镇里，一条河流上有7座小桥，市民没事散步的时候就想出这样一个问题，谁能一次走完七个小桥而不重复？二十几岁欧拉来到这个小镇，从数学上证明这不可能，并完成一篇论文投到当地科学院。这篇论文推动了现代数学两个分支的发展，一个是图论，一个是拓扑学。石毓智感慨：“同样是桥，中西方民众想的方向是多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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