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政治作业论文

韩 晗：学问之争、问题之争以及主义之争——评《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

时间:2011年3月2日 作者：韩晗（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来源:学术批评网

关键词:

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也逐渐走向了多元化的趋势。特别近二十年来，以互联网与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化趋势不但把“世界文学”变成了“世界银行文学”，更将“世界政治”推向了“世界银行政治”。一切客观实在的“解域化”流动似乎导致了曾经一系列“既定”意识形态语汇的迅速被解构甚至过时，但“无序”的新意识形态姿态又该以何种形式重回公共视野？

当然，这里所说的“无序”实际上所反映的是对于“历史”的茫然，尤其是对于当代思潮的多元化解释，使得几乎共时状态下的意识形态变得难以捕捉。继承了冷战思维模式的部分研究者，仿佛根本无法让“主义之争”重新回到“学问之争”甚至“问题之争”的视域当中。而英裔著名政治学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的左与右》（SPECTRUM: From Right to Left in the World of Ideas）一书（袁银传、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下文简称《思想的谱系》）则摈弃了左右之争，并从当下政治思潮的热点入手，思考、解答了当代政治思潮研究诸问题。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曾认为，“只有历史被问题所阐释，历史才变得可被叙事。”思潮史也不例外，研究者如何以问题为切入点来解读当代思潮？或者说，在问题、学问与主义不同的维度之间，研究者又该如何去认识不同思潮所隐藏的内在涵义？ 关于这些问题，安德森在《思想的谱系》中给了研究者们一个很好的答案。

一．“学问之争”的治学态度

任何一种思潮，都不像政治思潮这样难以诠释；同时，又没有任何一种思潮，像政治思潮这样有着强大的包容性——它可以以一种意识形态“之上”的意识形态来诠释文学、艺术、哲学与社会诸思潮。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似乎意图用近似于群像式的范式来阐释政治思潮。事实证明，作为专栏作家（当然也兼学术刊物主编）的他对于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可以说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当一切存在的政治思潮都在安德森的笔下可以以群像式的范式被刻画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思想的谱系》史诗般地描摹了一幅壮丽的景观。

对于现世的政治思潮研究而言，恰所谓是“道理好讲，历史难写”。在理论泛滥的今天，意味着“主义之争”的“左右”之争可以远离历史语境而叙述，但却绕不开形形色色的理论。尤其是近半个世纪随着批判理论的盛行，从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哈贝马斯（Habermas，Jürgen）再到霍耐特（Axel Honneth）的独特研究范式几乎打通了从政治学到政治哲学再到一般性社会科学的疆界，理论研究可以越界，但是对于历史的撰述却不能随意跨界，政治思潮史的著述必须严格按照着思潮及其立场书写。

理论叙述与历史书写的背离，反映了政治思潮研究的尴尬性。作为同受哲学影响文艺思潮、文化思潮与社会思潮可以与政治思潮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当他们一旦进入到历史叙事当中时，壁垒会变的更加难以攻破。

当然，安德森也无法超越这种壁垒，所以他在《思想的谱系》中将政治学、哲学与历史学做了较为细致的分类。但是在每一个独立的部类中，安德森巧妙地发现了不同思想家与流派之间的联系，这是《思想的谱系》力图使得政治思潮研究重新回到“学问之争”颇有意义的尝试。

所谓“学问之争”，实际上便是政治思潮“回归学术”的理性研究态度。作为左派思想家的安德森，他并没有站在左派的立场上，对自由主义学者进行抨击、讥讽，而是予以了客观、公正的认识与评介。在该书第一部“政治学”的第一章，他开宗明义地用一个篇幅的内容介绍了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施特劳斯（Levi-Strauss）、施密特（Carl Schmitt）与哈耶克（Hayek，Friedrich August）等“右派学者”。

从左派的立场出发，这些人是理应受到抨击的，但从学问出发，这些人又根本无法绕过。在书中，安德森用了“intransigent”这个词来形容“Right”，这可见其对这些学者的个人见解——当然，安德森并非是从人格倾向上对其不同政见者提出批评，而是认为从奥克肖特到哈耶克一脉学者在对于己见的坚持上属于“极右”甚至“不妥协”的，用安德森的话来讲，这四个人具备“四重唱歌手”的本质。

从学理上讲，安德森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左倾——这便是该书为何从“问题之争”入手最终又回到“学术之争”的缘故，他坚信“循规蹈矩的中间派”能具备更大的学术魅力。并且认为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其作品就包含了比这四位思想家加在一起还多得多的学术思辨。”但是，他又进而诠释，“真正学术性的勤奋对西方政治舞台的实际影响却不大。”

当然，安德森亦善于从语言学等其他学科切入，譬如对于塞巴斯亚诺?廷帕纳罗（Sebastiano Timpanaro）。在安德森看来，这位语言学家的意义并不只局限于语法学、修辞学或其他语言类的贡献，而在于“找出了复辟时期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在政治学与哲学上的区别”并认同其蕴藏着“经典的忧郁。”实际上，作为左派社会活动家的廷帕纳罗终其一生并非放弃社会改造的实践与政治思潮研究的探索。安德森并未片面地将其作为语言学家而忽略了他在政治思潮史上的意义——而且无论是从跨地域还是跨领域来看，他都不是一个“非典型的局外人”。从这点出发，安德森积极地发现或重构了廷帕纳罗的政治学意义，使其在另一重领域、维度里获得了被解释、认可的空间与可能。

在《思想的谱系》中，还有一个名为“武器与权力：可调整的中心”这一独立章节值得注意，在这个章节中，安德森用较多的笔墨论述了哈贝马斯不断犹豫、变换的政治立场。在海湾战争与对南联盟战争中，哈贝马斯是有着截然不一样的态度，这使得其自身呈现出了与“新左派”立场不一样的政见。哈贝马斯“小心地用良心的附加条件来为战争做辩护，”但是，当美军入侵伊拉克时，哈贝马斯觉察到了自己立场的转向并开始反对美军的入侵。他用了一个并不能说服自己、更不能说服他人的借口来自圆其说。作为“新左派”之一的安德森察觉到了哈贝马斯的心理变化——这正是左右之疆界日渐模糊的明证。但他没有过多地苛责哈贝马斯对于自己立场的放弃，相反，他只是列举了罗尔斯、

诺贝尔托?博比奥（N. Bobbio）两位思想家与哈贝马斯形成对比，来论述三位思想家各自之于黑格尔的关系。这种从学问而非观点的“去偏见化”研究范式，恰恰是贯穿全书的写作脉络。

当然，上述这些只是一部分例证，须知这类例证在书中并不鲜见。安德森“去偏见化”的解读实质上反映了他的“学问意识”——在安德森看来，作为全书核心的“学问之争”反映了“学问意识”的重要性，而这个“学问意识”具体说则都是“思想谱系”上的具体一环或是一个绳结。他的观点是，无论是哈耶克，抑或是罗尔斯，还是费迪南德?芒特（Ferdinand Mount）、哈贝马斯或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他们共同构成了作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谱系的主体。

二．“问题之争”及其书写范式

无疑，读者很容易将《思想的谱系》一书与安德森的另一本书《后现代性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st modernity，该书英文版由Linking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文版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于1999年12月出版）相比。然而我们并不能无视的是，《后现代性的起源》本身与《思想的谱系》有着先承后续的脉络关系，尤其是在“问题之争”的研究范式上，体现了安德森在研究思维上一直以来的延续性。

显然，无论是从“后现代”这个单一的命题入手，还是从“思想的谱系”这个宏大的命题进行阐释，安德森都关注于问题的表象而不是对于宏观意识的切入。当然，说到底安德森的这种研究范式的本质就是“群像式”的拼贴，这种拼贴的本质并非是意图来诠释什么，而是进行一种对于特定语境中所蕴含问题的表述。安德森深知，当代政治思潮一方面说到底经由一系列不同的问题所联系的，在问题与问题之间遂形成了思潮的过渡；另一方面，问题与问题之间并非全然对等。毕竟，传统的线性历史叙述并不能发现思想史中的系列问题。 在《后现代性的起源》中，安德森关注的是“后现代”作为一个热门语汇如何进行跨地域、跨领域的传播，在书中他并未诠释这个语汇的发生、发展与流变，而是从不同地域如利马、伦敦、上海、芝加哥与法兰克福等城市为横轴，以福柯、德里达、詹明信、利奥塔与麦克卢汉等学者为纵轴，勾勒出后现代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同空间、时间中的传播过程。

不宁唯是，就安德森早年的另一部著作《从古典到封建主义的过渡》而言，亦体现出了与其他事关生产力、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流动的研究著作的不同之处，这里他依然是按照各不相干的区域进行分类叙述，无疑这也是一部从问题出发、切入的名著。无疑，安德森从问题入手的研究范式贯穿其整个治学路径。

从前述两本书我们可以得知，安德森对于“问题意识”的切入，实际反映了他更擅长于短评而非系统性专著，但就一门学问而言，“系统”这一概念在他其脑海里俨然已经成熟。无论是对后现代的表述，还是对古典到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阐释，安德森既有全局观的视野，又善于从问题出发的能力——他这一研究特质在《思想的谱系》中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看似杂乱无章、不着头绪，但是却有着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与语言魅力，这是《思想的谱

系》所能带给我们的阅读快感与知识启迪。安德森将不同的学者、思潮与现象与“问题”挂钩，使得问题意识贯穿全书始终，一方面既未曾忽视左派的意义，一方面又顾及到了右派学者的价值，这是全书最为闪光的地方。譬如他对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评介，使得马尔克斯的“热带回忆”有了政治学的意味，因为安德森的关注点并非是在马尔克斯的句式、修辞与情节上，而是他对于哥伦比亚十年暴力动乱（即解放者与保守主义执政党之间的交锋）的关注及立场。

“问题”在安德森这里变成了切入点，从某种程度上讲，作为英国人的安德森的研究范式是美国化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可以受聘加州洛杉矶大学并多年活跃在美国学界的原因，“实用性”是安德森研究范式的出发点。通过对于《思想的谱系》以及之前两本著作的解读，我们很容易发现，安德森并不热衷进行长篇累牍的宏大叙事，三本书的书页都不厚，平均仅为三百页左右，且看似凌乱无章，从这一点看，精于实用、批评与短篇的安德森正是在他擅长的文体与研究方式下阐述问题，并使得自己的理论与视野均呈现出体系化、全面化的特征。在一个错综复杂、太多遮蔽的时代，从问题出发显得尤为重要不同。因此，从《思想的谱系》一书的整体来看，其思想的深度与敏锐度，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同时代写大部头的学者。

三．“主义之争”与“去立场”研究

与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到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再到柯林?斯帕科斯（Colin Sparks）“英国新左派”一脉传承不同的是，安德森自始至终都未曾否认自己是一个新左派。当然，这与安德森认为时评、大众传媒在当下的意义要大于政治理论的实用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在一个信息高速膨胀的时代，任何学科研究的意义都并非指向学科理论研究的本身，而是指向它所处这个时代的语境，政治思潮的研究亦不例外。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再解读《思想的谱系》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吊诡之处，安德森对于右派知识分子参政热情及其所发挥功效的鼓吹，丝毫看不出他的新左派立场。其中，最有代表的一章即是对于诺贝尔托?博比奥的介绍与分析，这应该是这本书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里面有这样的一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左翼和右翼的概念应该被抛弃。博比奥呼吁保留他们的热情博得了各方的尊重。但是，如果人们对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这两个概念的内容被现存政治倾向所清算视而不见，那么这并不是在保护他们，而是在削弱他们。缺乏对当前情况的任何历史性解释，也缺乏对现状任何制度性攻击，这种十足价值论的防御是无法经受时代转换的考验的。（《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的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0月版，170页）

作为介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思想家，博比奥的《左派与右派：政治区分之辩》（1994）在意大利知识分子阵营中影响颇大，这本书与另一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一直被国内外知识界相提并论。但是与《超越左与右》不同的是，在《左派与右派》的开篇，博比奥就提出了“左右派的区分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并厘清了“激进主义者”（Extremists）与“温和主义者”（Moderates）的区分。他甚至开宗明义地定义，“无论左右派思想家们喋喋不休的争论被鉴定正确与否，总会让他们更加坚定的事实是，左右派的分界不再明晰”。

安德森对博比奥的评述，笔者更倾向认定此为安德森的夫子自道。在贯穿全书的所有思想家与流派中，很难看见有谁可以如博比奥一般受到安德森的重视，其中亦包括被称为新左派健将的哈贝马斯。公允地说，博比奥并不算一个在当下被广受关注的思想家，在温和主义者中，比博比奥出名、有着更大影响的人比比皆是，缘何安德森选择了博比奥？这当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博比奥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后冷战时代一批欧洲思想家们的观点——当然也包括作为新左派领军人物的安德森，随着全球化的日渐蔓延，在信息一体化（媒介帝国主义）与商业全球化（资本帝国主义）的推动下，精英、官方与民间的分野亦不在明晰，东方国家的崛起使得东西方的差异日渐缩小——而这恰恰是左右之争赖以生存的基本土壤。

因此，一个贯穿《思想的谱系》全书的理念我们必须看到：安德森不再拘泥于“主义之争”而将目光投向了对于具体问题的求解，其“去立场性”与其问题意识以及对学问的态度反映了冷战后一批知识分子的成熟——当然也包括新生代的齐泽克（Slavoj Zizek）、霍耐特等人。

四．对该书的综合评价

作为一本被称之为“谱系”的书，可以说安德森完成得相当漂亮。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中，敢于这样跨地域、跨领域的进行评判书写，其实不多。安德森的这本《思想的谱系》又是其中最有可读性的之一。

但是，在这本书中，安德森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漏掉了上个世纪两个最为重要的思想家，笔者拙以为，若是将这两位思想家补上，或许该书的可读性会更强、所蕴含的研究意义亦会更为深远、开阔——这两位思想家分别是以《现代性与大屠杀》蜚声国际学坛的波兰社会学耆宿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与以《极权主义的起源》扬名上世纪欧美知识界的美国女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笔者之所以将这两位思想家单独列出，并认为安德森理应将其列入分析范畴，并非是标新立异，而是实在觉得若是将该书命名为“谱系”，那么无论是鲍曼还是阿伦特，本身在二十世纪西方政治思想谱系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并且影响了一大批后学者，进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主张，而且他们都被后来研究者认定为左派学者。作为《新左派评论》主编的安德森，对于他们的立场与学术观点，定然是烂熟于心。

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与其说是政治思想著作，毋宁说是伦理道德的现代性反思。他用亲身的体验与零度情感的笔触，向这个被命名为“现代性”的时代发出了严峻的拷问：当人类面对灾难与非人性时，是否还会遵循人与人之间固定的行为准则？而这恰恰弥补了当代政治思想研究在伦理上的缺位——正如鲍曼在书的最后质询的那样——“德性是来自教化，还是来自自然？”

值得一提的是，鲍曼的思想仿佛与阿伦特的观点有着一脉相承的惯性，这也是为何两人同被西方学界认为是左派学者的原因。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鲍曼亦用阿伦特的原话反思了“那些过去和现在都令人惊讶地正常的人”。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

催生了现代性对于人性的内在反思，而鲍曼则对战争中的人性以及现代性的生成做了所有思想家中最为彻底、深层次的反思，缘何安德森会忽视对鲍曼的研究？

当然，汉娜?阿伦特关于“现代性”与“公共领域的政治”的批判与总结也是当代思想史研究无法僭越、忽视的重点。尤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阿伦特重新回到欧美学界、媒界的视野之后，近年来逐渐又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影响——当然目前尚不如施密特、斯特劳斯或吉登斯那样广为人知。

虽然作为左派思想家，但是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则批判了前苏联古拉格集中营的残暴与非人道主义，而这便是阿伦特作为左派学者的矛盾之处——左派究竟是出于立场还是出于判断？毋庸赘言，阿伦特已经模糊了左右之间的传统疆界。纵观全书，就这个问题而言最为出彩的论辩莫过于第二章《帝国主义》，台湾学者蔡英文已将该章节翻译为中文版，并由联经出版公司于1982年出版单行本（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台湾还有一个版本，是林骧华所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于1995年出版。现在学术界一般用的是蔡译本，较少用林译本）。近些年，阿伦特及其著作在两岸思想界均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在书中，阿伦特所强调的是对于“大多数人”与“公共领域”的释放，批判了过分“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不合法性，这对于二十世纪世界政治格局的反思亦是非常到位的——她集中批判了从希特勒到斯大林等人所主张的“民族国家”体制，并且她认为这种体制的存在是“人权的终结”。而且自始至终阿伦特都反对肖莱姆（Cerhard Scholem）赐予她的“左派知识分子”之冠，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冷静地批判分析了布尔什维克体制，认为斯大林“原共产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的荒谬。从这点来看，安德森在《思想的谱系》中对于阿伦特的回避，是否因为对于阿伦特部分观点的不苟同？

无疑，这两个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之所以在这里用一个篇章来论述鲍曼与阿伦特在《思想的谱系》中的缺位，并非是批评安德森的疏忽，而是想从另一个侧面论述《思想的谱系》所涵盖的具体含义及其影响。首先，安德森睿智地发现了左右之争的界限模糊，并捐弃了自己的倾向与立场，这是尤为难得的一次理论实践；而且，他试图以“谱系”作为全面入手的着眼点，这是作为二战时出生一代人历史观的最好体现。

所谓“谱系”，其实是安德森的一个试图去审理的宏大语境，他可以纵横捭阖、越界跨域地从史学到文学论述各种概念、思潮与思想家的生成及其意义，但是他并不能超越一代人共同的历史观，无论是阿伦特还是鲍曼，它们的价值已然超越了安德森所关注的历史语境（安德森的这些短论都是完成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须知历史学家不是先知，论述历史亦并不等于回到历史。

当然，安德森从问题入手、放弃政见立场的治学勇气与理论实践已足以向思想界证明：这个时代还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思想家。这便是《思想的谱系》一书所能赋予给我们的意义与价值。

催生了现代性对于人性的内在反思，而鲍曼则对战争中的人性以及现代性的生成做了所有思想家中最为彻底、深层次的反思，缘何安德森会忽视对鲍曼的研究？

当然，汉娜?阿伦特关于“现代性”与“公共领域的政治”的批判与总结也是当代思想史研究无法僭越、忽视的重点。尤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阿伦特重新回到欧美学界、媒界的视野之后，近年来逐渐又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影响——当然目前尚不如施密特、斯特劳斯或吉登斯那样广为人知。

虽然作为左派思想家，但是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则批判了前苏联古拉格集中营的残暴与非人道主义，而这便是阿伦特作为左派学者的矛盾之处——左派究竟是出于立场还是出于判断？毋庸赘言，阿伦特已经模糊了左右之间的传统疆界。纵观全书，就这个问题而言最为出彩的论辩莫过于第二章《帝国主义》，台湾学者蔡英文已将该章节翻译为中文版，并由联经出版公司于1982年出版单行本（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台湾还有一个版本，是林骧华所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于1995年出版。现在学术界一般用的是蔡译本，较少用林译本）。近些年，阿伦特及其著作在两岸思想界均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在书中，阿伦特所强调的是对于“大多数人”与“公共领域”的释放，批判了过分“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不合法性，这对于二十世纪世界政治格局的反思亦是非常到位的——她集中批判了从希特勒到斯大林等人所主张的“民族国家”体制，并且她认为这种体制的存在是“人权的终结”。而且自始至终阿伦特都反对肖莱姆（Cerhard Scholem）赐予她的“左派知识分子”之冠，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冷静地批判分析了布尔什维克体制，认为斯大林“原共产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的荒谬。从这点来看，安德森在《思想的谱系》中对于阿伦特的回避，是否因为对于阿伦特部分观点的不苟同？

无疑，这两个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之所以在这里用一个篇章来论述鲍曼与阿伦特在《思想的谱系》中的缺位，并非是批评安德森的疏忽，而是想从另一个侧面论述《思想的谱系》所涵盖的具体含义及其影响。首先，安德森睿智地发现了左右之争的界限模糊，并捐弃了自己的倾向与立场，这是尤为难得的一次理论实践；而且，他试图以“谱系”作为全面入手的着眼点，这是作为二战时出生一代人历史观的最好体现。

所谓“谱系”，其实是安德森的一个试图去审理的宏大语境，他可以纵横捭阖、越界跨域地从史学到文学论述各种概念、思潮与思想家的生成及其意义，但是他并不能超越一代人共同的历史观，无论是阿伦特还是鲍曼，它们的价值已然超越了安德森所关注的历史语境（安德森的这些短论都是完成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须知历史学家不是先知，论述历史亦并不等于回到历史。

当然，安德森从问题入手、放弃政见立场的治学勇气与理论实践已足以向思想界证明：这个时代还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思想家。这便是《思想的谱系》一书所能赋予给我们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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