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前后三十年的话剧发展历程

新文学前后三十年的话剧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两个时期有联系同时又各有自己的特色。 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始创阶段。五四运动前后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以对传统旧戏的批判和对西方话剧创作及理论的介绍,推动了现代话剧运动的开展。《新青年》1918年6月出版了“易卜生专号”,发表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罗家伦和胡适合译的《玩偶之家》等名剧，集中介绍这位被称为欧洲现代戏剧之父的理论、生平和创作，造成一个影响巨大的易卜生热，使问题剧几乎称为当时话剧创作的唯一样式，而且还波及到小说界，促进问题小说的热潮形成，称为新文学之一。尽管是这样的对旧戏的批判，尽管其中有绝对否定旧戏的观点，但它为话剧的发展廓清了道路，使现代话剧在斗争中得以确立和生存。

中国现代话剧运动与创作一开始就有反对封建思想传统的束缚，反对以戏剧为游戏人生的工具，坚持戏剧创作与演出同社会人生的密切联系，使现代话剧在它的诞生期就表现出生气勃勃的积极趋向。1921年， 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等人发起成立民众戏剧社，创办了《戏剧》月刊，这个刊物的同人在宣言中提出“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视戏剧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现实，担负社会教育的任务。接着成立了上海戏剧协社，欧阳予倩、洪深等于1922年后陆续加入,他们同样主张“戏剧是艺术,不是浅薄的娱乐”，“我们要从戏剧里面认识人生”（欧阳予倩《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并重视写实主义的戏剧，积极开展演剧活动，为中国话剧从业余跨向职业化奠定了基础。20年代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和朱穰丞领导的辛酉剧社，在“五卅”和北伐时期克服了前期的某些唯美主义色彩，在自己的剧作中大多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

浪漫主义色彩剧作的产生为“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带来了多姿的色彩。田汉与郭沫若以“诗人”的身份创作的剧本，田汉于1920年发表的《梵婀嶙与蔷薇》、《三叶集》介绍和讨论了欧洲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戏剧。郭沫若早期诗剧如《女神之再生》所表现出来的诗

意，于1923年至1925年所作《卓文君》、《王昭君》、《聂荌》人物系列历史剧，通过对三个叛逆女性的故事与性格描绘，对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攻击，开拓了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的独特天地，表现出与当时风行一时的问题剧完全的不同的艺术风格

（二）发展阶段。1927年“大革命”失败，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 。1929年10月成立上海艺术剧社,在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1930年8月，各家社团相继联合成立上海剧团联合会，简称“剧联”，是30年代最有声势的左翼文艺运动。“九一八”以后，又有“国防戏剧”的提倡。1936年，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剧联”自动解散。

许多作者以广泛的生活阅历和多样的艺术探索进行创作，使得这一时期的作品同前一阶段相比较，在主题的开掘和题材的扩大方面，都有大幅度的跃进，更多更好地展现出时代性。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秋瑾传》、《赛金花》等一鸣惊人的具有左翼思想的剧作。曹禺1934年发表了震动剧坛的《雷雨》，是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真正成熟的一个悲剧，第二年又创作了《日出》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社会的真实写照,都是通过家庭的悲剧或社会的悲剧,在更加宏观的角度上透视了旧中国上层社会的腐朽与罪恶，下层人民的痛苦与悲惨，其中不仅显示了剧作家向更深的社会题材开掘的努力，也标志中国话剧创作新阶段的到来。

这个时期的剧作家对多种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不少剧作家更注重人物性格的刻划，而不过分追求情节或故事的新奇。如曹禺的深沉，田汉的热烈，夏衍的朴实，洪深的执著，都为话剧风格的多样化做出了有益的探求。这个阶段戏剧创作队伍更加扩大，作品质量普遍提高。剧坛上除田汉、洪深等，又涌现出曹禺、夏衍、于伶等著名剧作家。他们一些优秀作品的产生标志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日臻成熟。

（三）成熟阶段。（1937～1949）在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上海戏剧界立即组成中国剧作者协会，推举尤兢(于伶)、夏衍、洪深、陈白尘、宋之的、阿英等16人创作《保卫卢沟桥》，于8月7日正式公演，获得空前强烈的反响，以此揭开了抗战戏剧之序幕。1937

年底，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明确宣告：要让戏剧“走向血肉相搏的民族战场”，并从而使“戏剧艺术获得新的生命”。1941至1942年，在重庆等地掀起上演借古证今的历史剧高潮。尤以郭沫若为代表，他写了6部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1944年 2月，由田汉、欧阳予倩等于桂林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次戏剧展览会”。阿英、于伶等参与的上海“孤岛”戏剧运动是抗战剧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抗战作出了贡献。这时期出现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戏剧运动，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在抗战深入过程中,戏剧家对现实认识日渐加深,剧作思想、艺术水平也不断提高,优秀之作大量涌现,在广阔画面上从多种角度反映抗战的现实生活。曹禺的《蜕变》以雄厚的笔力剖示旧政权的渣滓，在对新的抗战官员描写中流露了过多的理想和喜悦。夏衍的《水乡吟》、《法西斯细菌》和《芳草天涯》，从各个侧面描绘了民族抗战中人们的精神面貌，揭露敌人的暴行和塑造积极的知识分了形象融汇于剧中；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撷取充满时代气息的戏剧冲突，显示了作者艺术创造力的更加成熟。这时活跃在国统区的作家还有很多作品写出了这一主题的各种变奏，又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出现了以借古讽今为特征的历史剧创作高潮，如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众多的作家采用这种形式，是在现实黑暗与限制言论自由情况下进行曲折斗争的产物；同时也为这种话剧艺术形式带来了丰收的硕果。

革命根据地的戏剧所取得的成绩为中国戏剧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出现了新秧歌剧运动和新歌剧创作的勃兴。先后产生了新歌剧的典范作品《白毛女》、《同志，你走错了路》、《反“翻把”斗争》等优秀剧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戏剧，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戏剧革命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它和新的时代、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四）初盛阶段。（1949～1966）新中国的戏剧多以现实题材为主，但成就普遍不高。戏剧界一方面积极开展旧戏曲的改革,另一

方面大力推动话剧的创作。经过众多剧作者的努力实践，此时期也出现不少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好剧本。如《在新事物的面前》(杜印、刘相如、胡零)、《在康布尔草原上》（程士荣、姚运焕）等等，它们从各个不相同的生活角度，真实地、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中的斗争，表现出人民群众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曹禺的《明朗的天》和夏衍的《考验》代表了老作家在热情反映新时代方面的努力。老舍这时期转为以话剧艺术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的变革，表现了极大的创作热情和勤奋。1957年写的《茶馆》，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生活命运在50年中的变化，深刻反映出旧中国的历史变迁，唱出了埋葬旧制度的挽歌。在戏剧结构上,继承和借鉴中外话剧艺术传统,又锐意革新和创造，做到了时间跨度的跳跃性和人物命运的连续性的统一；人物、语言、细节描写上又逼真、生动，使这个剧本成为独具民族艺术风格的佳作。《茶馆》是老舍创作高峰的标志，也成为新中国话剧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随着革命历史题材的发展，剧作家们从不同的历史断面为这一段生活留下了多采的画卷。如陈其通《万水千山》中留下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红军这一艰苦卓绝壮举的悲壮而豪迈的雕塑。在五十年年代中期以后，还出现了一大批以革命历史题材的歌剧和地方戏曲。如《红霞》《红色娘子军》等，但后来大多被移植为样板戏。

戏剧家的创作视野也伸向国际被压迫人民斗争的题材领域。他们把自己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现实的责任感凝聚在舞台艺术形象中。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欧阳予倩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所著《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黑奴恨》。剧本结构紧凑，人物形象鲜明，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上，达到了欧阳予倩一生创作成就的最高水平。

（五）凋零阶段。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文学艺术普遍受到摧残,数年之间只有所谓“革命样板戏”独步舞台。话剧一度完全凋零。70年代话剧虽有恢复，还举行过全国性的会演。但大多剧目都被纳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思想控制，宣扬他们那一套极左的路线，颠倒是非黑白,不仅内容无足取,艺术也十分粗糙，体现所谓“三突出”的创作模式。只有个别作品，如反映秋收起义前的湖南农民运动

的《枫树湾》（陈健秋），还比较真实地表现了那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与革命风云，颇富浓郁的生活气息。而“革命样板戏”中较好的剧目，如《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等，实际上都创作于“文化大革命”之前。整整十年动乱期间，剧作无多少成果可言。

综观60余年的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历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都有各自的特色，但紧密反映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矛盾，努力表达人民的心声和愿望，从历史潮流中去摄取不同的典型人物及其思想情绪，并在移植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力求做到这一外来的戏剧品种和形式日益民族化、大众化，使之成为中国人民能够接受和喜闻乐见的一门文学艺术形式，这正是自“五四”时期迄今的中国戏剧家共同的追求。

参考文献：

【1】中国现当代文学基础 李平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 【2】中国现代文学史 郑万鹏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1

【3】中国现代文学史 朱冻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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