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应重义轻利还是重利轻义

辩题：人类社会发展应该重义轻利还是重利轻义？

正方：重义轻利 付艺君、薛雪、谢亚琦 反方：重利轻义 刘潇潇、喻瑶瑶、李青欣

开场、付艺君：

社会的发展，只是说利益重要的话，的确会让人联想到很多不择手段，勾心斗角的事情，在一般人人的思维惯性中，都是默认诚信的重要性。“重利”了是否就是说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呢？“重义”是否就说可以不顾利益，做亏本买卖呢？

还有，重什么轻什么的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那么究竟人类社会发展以什么为基础？

一、 立论环节

正方一辩、付艺君：

义利问题，有如古埃及的斯芬克司之谜，困扰了人类数千年。今天，我们重提这个话题，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说，经济发展了，看客多了，社会风气越来越差了。出于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应重义轻利！所谓利是指利益和好处，而义是调节、引导和评价各种利益关系的社会价值体系。义，有大仁大义，有假仁假义，人类要追求的当然是站在人类立场上符合进步趋势的正当的义。

第一，义利是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人类既离不开义，也离不开利。但矛盾有主次，位置有先后，轻重是相互比较而言的。重义轻利，就是说，义是第一位的，而利是第二位的。人类社会，应“义”字当先，宜导利，宜制利。 第二，人类社会风雨征程，始终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重义轻利，二是重利轻义。重义轻利是人类指路的明灯、航行的座标，是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是一

轮光辉夺目的太阳。而重利轻义只会导致见钱眼开，惟利是图，利欲熏心，见利忘义，是人类堕落的开始、毁灭的起源。古罗马的灭亡不就是长鸣的警钟么？ 第三，从历史来看，重义还是重利，反映了两种人格价值。孔子曰：“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刚直不阿的令狐孤、宁死不屈的文天祥、慷慨赴难的秋瑾，重义轻利，正气凛然，这，才识人类灵魂的核心，才识民族正义的脊梁啊！

第四，从现实来看，发展中的中国更应重义轻利。在过去，那越穷越光荣的年代，空洞的口号，压抑了人民正当的利益追求，这其实是最大的不义。今天的中国，已从轻利的怪圈中走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本是最大的义举。却有人被金钱迷住了眼，走上了重利轻义的企图，拐卖人口、叛毒走私、卖淫嫖娼、抢劫偷盗、坑蒙拐骗、贪污腐败，种种丑恶现象，令人触目惊心。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再次高奏《义勇军进行曲》啊！泰戈尔说：“鸟翼上系上了黄金，这鸟就飞不远了”只有提倡重义轻利，人类才能越飞越远，越飞越高。

反方一辩、刘潇潇：

我们要指出，对方你们主张重的义，那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吗？如果没有这个利益，你们的重义不就是空谈吗？刚才对方举了一些社会的丑恶现象，对此，我方也深感痛觉，但那是见利忘义啊，我方也是反对的。我方认为，人类社会应重利轻义。

利，即利益，制人类为生存发展所需的东西；义则是一种合宜的道德规范，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价值选择。

第一，就义利作用而言，利是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义呢，只是通过对利益关系的调节，来间接得影响社会发展。正是在对自身利益锲而不舍的追求下，人类从洪荒蛮野走进现代文明的瑰丽殿堂。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一语道破这种真谛：“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

第二，就义梨的各自特征来说，利是根本的、绝对的，义则是非根本的，相对的，而且义的作用也非常有限。划分义与不义，从来没有形成一致的标准。相反，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来说，利则永远是立足点和出发点。马克思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无不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离开了具体现实

的利，抽象空洞的义，不是流于虚伪，就是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对方主张重义轻利，无异舍本逐末。人非利不生，何为不可言。

第三，人类的一切时间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生存发展这一根本利益。正是为了捍卫共同利益，人类才用政治、法律、（铃声）道德、教化等手段来平息冲突，惩罚罪恶，倡导和平，弘扬美善。正是在这崇高使命的召唤下，人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地思考、求索，坚韧不拔、前赴后继地拼命、奋斗。文天祥“丹心照汗青”，谭嗣同“横刀向天下”，布鲁诺焚身广场，这些仁人志士无不把天下、国家的利同自身的利结合起来，并将其内化为人生的崇高追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寻常百姓--你，我，他，同样也能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尽一份心，出一份力。大家都慷慨解囊，共建“希望工程”，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吗？面对这一切，我们没有理由不大声疾呼：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

二、攻辩环节

第一轮

正方二辩、薛雪：

孔子把义利看成是两种对立的价值取向，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认为正人君子， 当追求义而不追逐利， 他看不起追逐利润的商人。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

反方二辩、喻瑶瑶：

墨家肯定人追求功利的合理性，既言个人私利，也谈天下之利。 法家则走向与儒家相反的另一个极端，重利轻义， 重视个人私利。在承认个人私立重要性的基础上， 以严刑峻法来规范个人的行为， 防止个人为了追求私利而损害公义。墨家和法家的义利观， 是对儒家义利观的回应和扬弃，强调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第二轮

正方一辩、付艺君：

孔子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义——诚信也，孔子过说“见利思义”。符合道义，取之无妨，这叫做“义然后取”也就说明了“以义生利长久之计也！”现在社会以诚信为先，处处求诚信，当我们走向社会，走向招聘市场时不难发现，招聘的标题大都是“诚聘”为什么要选择“诚”？“诚”也就是“义”！当你们在这里大谈应该重利轻义时，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个反方真正的走向过社会。

我想假设如果你们现在身在社会，拥有一家大型的公司，下面拥有上千的员工，你是希望你的员工监守岗位，还是时常换新呢？我想没有人愿意每天要看的资料就是员工的辞职信吧？

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从这里我们不难认识到义是安定兴旺的重要因素，所以重利轻义是不可取的！

反方一辩、刘潇潇：

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 儒家思想占据了主导和统治地位， 奉行义以为上的儒家义利观。特别是以宋代朱熹为首的大儒们，提出存天理， 灭人欲， 把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起来。中国社会多年被朱熹之流所误，从义利并举，走向极端的重义轻利。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社会长期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守成而不进取。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归为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的原因之一， 应该也不为过。

慈不带兵，义不养财。义和利在狭义范围来讲是一对矛盾体。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先要打好这个基础。义气是精神领域的东西，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讲义气。经济条件不允许，也可以以另外的方式讲义气，但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比如说：他目前的困难只有经济帮助才能解决，可你跟其他大多数人

一样，只能表示同情和声援（其实有很多人并不是真心的或者是不带心的随便口头上表示表示），这有意义吗。义气有时候需要借助经济才能表现的更直接和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多看重一点利益，少看中一点义气是有现实的实际意义的，别忘了人类能够存在，是因为地球上有许多物质的东西，这些物质的东西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你去月球上讲讲义气看看。

第三轮

正方三辩、谢亚琦：

在商业经营中，人们特别推崇诚信（此即义也）。义成为商人逐利的手段。正如古圣云：君子爱财（利，目的也），取之有道（义，手段也）。

那种“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教自不可取。但如果重义轻利也实在是混淆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前些年，有人曾经批评儒家的义利观，说中国儒家文化重义轻利，看不起商人，士农工商，商在最后一位。儒家的义利观是不重利的。有人说，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甚至大有把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原因归结为儒家的这种义利观。

其实儒家也说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家认为，与义相比，利的确不重要，因为儒家所坚持的义利观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稳固，有利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如果儒家不把义放在利之前，那么在儒家看来，整个国家、社会就会重利轻义，而使整个社会极不稳定，甚至可能倾覆。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其实对这样一个问题并没有更深入的思考。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说不重视利润，这其实并不符合事实，至少从国家总体角度上看，或者从企业自身的发展来看，利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只是在文革期间，由于错误地批评所谓“利润挂帅”，才导致文革中企业经济效益下滑，成本上升。在改革开放初期，企业也还是看重利润的，但由于当时一些政策的失误，导致国有企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此有人就别有用心地煽动，说国有企业是公有制，所以就搞不好，言外之意就是公有制不如私有制，要想搞经济，就必须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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