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瓦廖夫就中国问题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关于科瓦廖夫就中国问题给斯大林的秘密报

告

王丽华

在中国革命的整个时期里，中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苏联领导人和斯大林本人根据他们领导国家和党的经验，试图通过提供建议的方式来帮助中共领导人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苏联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问题，迄今仍是俄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进行热烈争论的问题。

1949年12月—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时任联共(布)驻中共中央代表、中长铁路苏方负责人的伊·弗·科瓦廖夫随团同行，这期间他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秘密报告。该报告的真本一直保存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档案馆中，2004年才得以公布。关于此报告，在中俄发表的有关回忆录和著述中说法不一，记载各异。为了让读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现将几种不同说法介绍如下。

一、秘密报告是如何出笼的

关于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过去一直认为这是科瓦廖夫在毛泽东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期间写给斯大林的反映中共情况的一封信。这可能是来源于师哲回忆录的说法。师哲在回忆录中说：“科瓦廖夫??写了一封诬蔑中国的长信。斯大林收到信后，即刻转交给我们，并说：‘这是科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须知，它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 不适当的。’”[1]

关于此事阎明复的说法与师哲相同，他在《我随李富春访苏见闻》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叙述的：“1949年1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时，科瓦廖夫和苏联驻华大使

罗申陪同前往。在莫斯科期间，科瓦廖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反映他所获悉的中共的情况。

关于科瓦廖夫和他的信，我第一次是听毛主席讲的。赫鲁晓夫访华时，毛主席对赫鲁晓夫说，‘四九年冬我去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坐冷板凳。好多天不见我，我发了脾气，大骂了一通，说难道我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吃饭、拉屎、睡觉吗?’毛主席接着说，‘有个总顾问，叫科瓦廖夫给斯大林写信，说高岗告诉他，中共分两派，刘少奇、周恩来是亲美派，高岗是亲苏派??后来斯大林要见我了，就把这封信交给我了。’毛主席在谈到四八、四九年期间斯大林对中共、对他本人有疑心，认为他是“半个铁托”时，也提到科瓦廖夫和他的信，说直到派志愿军去朝鲜参战，斯大林才完全相信中共。”[2]

另外，《党史文汇》2003年第6期发表的《“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高岗分裂活动败亡》一文对此事也持大体相同的说法。

在这个问题上，苏方学者的说法与中方有所不同。比如，俄罗斯退休特命全权大使、历史学家安德列·梅福季耶维奇·列多夫斯基在查阅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档案馆材料后得出结论说，科瓦廖夫的这份报告是他为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准备的，也就是说是在毛泽东访苏之前写的。

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2004年第1期首次发表了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这一报告，同时还发表了安·梅·列多夫斯基为该报告所作的详细的历史考证文章，对科瓦廖夫这一报告的来龙去脉和主要内容作了介绍。他在文章中说：“1948年初，鉴于中国出现的新形势，需要联共(布)中央特派代表常驻中共管辖区。该代表的任务是负责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络并领导在中国东北(满洲里)工作的苏联专家，这些专家当时正在参与中长铁路的工作并向中共及其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武装力量提供技术援助。伊·弗·科瓦廖夫肩负这一双重使命被派往哈尔滨，他

是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经验丰富的经济工作领导者，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曾担任苏联交通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初，科瓦廖夫作为苏联派往中国的、由各行各业专家组成的更为庞大的专家组的领导人，从哈尔滨调往北京，同时继续担任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的特派代表。

科瓦廖夫在领导苏联专家的同时，作为驻中共中央的代表还要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本人报告中国 的情况，主要是中共管辖区的情况、中共及其领导层的情况以及中共的政策和实际活动等情况。向苏联政府报告中国情况理应是苏联大使馆的职责，但是1949年10月2日以前苏联大使馆设在南京，后来迁往广州，而且是派驻国民党政府的，负责处理两国关系问题，同中共的联系和向莫斯科报告有关中共管辖区的情况和中共活动的情况不是大使馆的任务，也不可能是它的任务。而莫斯科需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这些方面的情报。这首先是因为苏联领导人已被深深地卷入了国民党和中共之间的斗争，而且在这场斗争中苏联领导人给中共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技术等援助，同时苏联领导人视中共为自己的战略伙伴和志同道合者。为了援助自己的伙伴和同盟者，自然就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共领导人经常请求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本人就他们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做出‘指示’。当然，苏联领导人直接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那里得到了某些问题的通报。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从自己派驻中共管辖区的情报人员那里获得情报。这是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所肩负的重任之一。

科瓦廖夫参与了联共(布)中央和中共中央联系中的所有重要活动。1949年1—2月，他同米高扬肩负秘密使命一起前往西柏坡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进行谈判。1949年6—8月，他陪同刘少奇率领的、肩负秘密使命的中共

中央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与了毛泽东1949年12月—1950年2月访苏的准备工作。在这次访问期间斯大林指定科瓦廖夫担任他同毛泽东的固定联系人。换句话说，科瓦廖夫是苏中两党关系中最可靠的人之一，他作为派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奉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本人之命，向中共提供援助，并监督中共领导人和苏联方面对这些援助(物质援助和以建议形式的援助)的实际执行情况，向斯大林报告两国关系中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情况，提出自 己的批评性意见和建议。

我有机会在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档案馆藏中看到一些科瓦廖夫发回的此类材料。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科瓦廖夫1949年12月24日的《关于中共中央政策与实际情况若干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是科瓦廖夫为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准备的。斯大林在会见毛泽东时将这份报告的副本交给了毛泽东本人。除斯大林外，看到这份报告的(经斯大林批准)只有极少数苏联高层领导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维·米·莫洛托夫、拉·巴·贝利亚、格·马·马林科夫、阿·伊·米高扬、拉·莫·卡冈诺维奇和 尼·亚·布尔加宁。”[3]

一般来说事件当事人的说法是最直接的证明材料，让我们来看看该报告的书写者科瓦廖夫本人对此事是怎么说的：“访问前夕我开始给斯大林写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详细报告，到坐上火车后我才把这个报告写完。我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在对内对外政策基本问题上的实际做法同斯大林对他们的建议作了比较。在这方面我对中国领导人发表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性意见。”[4]

从以上不同材料中可以看出，关于科瓦廖夫秘密报告的出笼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1.这个报告是科瓦廖夫在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写给斯大林的； 2.该报告是科瓦廖夫为毛泽东1949年12月访问莫斯科准备的，也就是说是在毛泽东出访前写的。

然而，究竟哪种说法正确呢?俄罗斯在公开发表科瓦廖夫这一秘密报告时所冠以的标题是《伊·弗·科瓦廖夫1949年12月24日的报告》(绝密)，从这个显然是编者加的标题中看不出1949年12月24日这个日期是报告的书写日期还是呈送日期。过去在谈到这个报告时，有人把它称为《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但从目前俄罗斯所公开的材料来看，这并不是报告本身的标题，而是报告的第一句话：“斯大林同志：现将中共中央政策与实际情 况若干问题(译法不同——笔者注)向您报告如下??”从报告的原件看，从头到尾也找不到书写和呈送日期，在报告的最后只有科瓦廖夫的签名。如果按安·梅·列多夫斯基的说法报告是为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准备的，那么肯定应该是在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苏联之前写的，日期怎么也不应该是访问期间的24日。如果按我国一些人的说法报告是科瓦廖夫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写的，于12月24日交给了斯大林，看来也没有更多的根据，只是来源于个人回忆，对这种说法还有待于查考。

二、斯大林为何要将科瓦廖夫的报告面交毛泽东

据安·梅·列多夫斯基说，科瓦廖夫的这份报告是斯大 林在同毛泽东会面时交给他的。而斯大林将这份材料交给毛泽东时说过什么话，在他所能看到的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中没有任何记载。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把涉及对方国家的秘密情报交给该国领导人，而且还透露出本国情报人员的姓名，这在国际外交惯例中是极为罕见的。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是什么原因驱使斯大林采取这种非同寻常的举动，他把科瓦廖夫的秘密报告交给毛泽东的用意何在?

我国外交部的邱静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一文中，对斯大林此举是这样说的：“会谈末期，斯大林竟将科瓦廖夫写的一份歪曲中共政策的秘密报告面

交毛泽东??斯大林此举是想表达他对毛泽东和中共的信任。在场的师哲将这份报告给毛泽东口译了一部分，毛泽东不想继续听下去，说没有什么意思，不去理它。”[5]

科瓦廖夫在他90岁时(1991年)接受了俄罗斯历史学家、汉学家С.Н.贡恰罗夫就中苏关系问题的采访。科瓦廖夫回答了一些引起人们种种争议和猜测的问题，在谈到斯大林把科瓦廖夫的报告交给毛泽东这件事时，科瓦廖夫说：“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从莫斯科返回北京之前不久，我得知斯大林把我的这个报告以及其他一些也是对中共中央提出批评性意见的密码电报都交给了毛泽东??1967年7月25日米高扬同我交谈时说，斯大林的这种行为肯定成了后来对高岗进行迫害的原因之一，对于斯大林的这种行为至今米高扬也找不出别的什么解释和可以使人谅解的理由。”[6]

安·梅·列多夫斯基在对有关档案材料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说：“毫无疑问，这是斯大林做出的一种政治姿态。他是想向毛泽东表明，斯大林对中国领导人没有秘密可言，斯大林把这样一份涉及中共内部情况的十分‘微妙’问题的秘密情报交给毛泽东是出于对他的完全信任，斯大林不赞同这份情报，为了证明自己的这种态度，他才透露 出了情报人员的姓名。斯大林想以此种姿态再次向毛泽东表明，他——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希望同毛泽东、同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特殊关系，并希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对此不必产生任何怀疑。然而，这全然不意味着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和中共其他一些领导人对苏联的真诚态度真就不存任何怀疑。这样的怀疑是有过的。我当时负责在中国的外交工作，后来在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工作，我本人就知道，苏联高层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政策就是有怀疑的。而且后来的事件已经证实，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但是，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强调他们对毛泽东和中共及国家其他

领导人经常反复表示的建立‘中苏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般友谊’的真实性的怀疑。

关于此问题目前虽然没有找到更多的材料，但仅就现有的材料来看，不管怎么说，斯大林的这种做法是违反外交惯例的，作为一个政治家此举是无法让人理解的。后来斯大林为了彻底否定中国领导人看到的科瓦廖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否定他对中共一些领导人的种种评定，撤销了科瓦廖夫担任的高级职务，把他从中国召回，而且不再让他担任其他任何领导工作。然而，科瓦廖夫这一报告对中国领导人情绪产生的负面影响却是巨大的。

三、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的内容

从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洋洋万字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斯大林曾就中国内政和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向中共领导人提出的12点建议以及科瓦廖夫对这些建议在中共中央政策和实际活动中得到反映的情况所发表的批评性意见。报告中提供的情况表明，中共领导人在夺取政权后的最初阶段遇到了何等难以置信的复杂问题，苏联专家对此又是付出了何等艰辛的劳动，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来帮助中共领导人，帮助中国解决这些问题，使国家摆脱由于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所造成的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看法只是从报告中谈的情况得出来的，至于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的情况是否真实客观，还有待于对照其他相关文献作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安·梅·列多夫斯基对科瓦廖夫的这份报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作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科瓦廖夫在给斯大林的这份报告中叙述了中共即将取得政权前夕中国国内的局势，说明了中国在从两次战争转向和平道路上所面临的困难和产生这些困难的原因以及克服它们的途径，但他只是从一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和对本国生产有经验的组织者的角度来说明的，他不太了解东方国家，特别是像中

国这样的大国，他在中国第一次遇到了在那里发生的一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而复杂的事件。因此，在他从中国发回的报告、特别是我们提到的这份给斯大林的报告中，除了客观和论据充分的情报，也有一些不完全正确甚至有明显错误的评价。但是，在对科瓦廖夫的评价提出种种批评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他对中共在国内战争时期的政策和实际活动中表现出的唯意志论提出了批评，指出在中国成立初期也存在唯意志论，它是中国成立初期出现的经济困难状况和其他消极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科瓦廖夫的这些看法是有一定根据的。”[8]

注释：

[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35、437—438页。

[2]阎明复《我随李富春访苏见闻》，载于《炎黄春秋》2005年第4期。

[3][7][8]安·梅·列夫斯基《斯大林向中共领导人提出的12点建议》，载于俄罗斯《近现代史》2004年第1期。

[4][6]《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载于《党史研究资料》2000年第1期。

[5]邱静《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载于《党的文献》1996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列部。

[责任编辑：文义]

伊·弗·科瓦廖夫1949年12月24日的报告

伊·弗·科瓦廖夫 韩英译 王丽华校

“绝密”

斯大林同志：

现将中共中央政策与实际情况若干问题向您报告如下：

1.关于国家经济形势的一些情况

您建议中国同志应特别注意恢复和发展民族工业，包括控制在民族资产阶级手中的工业。应当指出，这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满洲除外。国家正经受着巨大的经济困难。最重要工业部门的产量仍远远落后于年度最高水平。

例如，1949年的煤炭开采量仅为3350万吨，而年度(1942年)最高开采量为5870万吨，或者说是该年产量的57%。在中国主要钢铁基地满洲的冶金厂中，生铁生产量不超过15万—17万吨，或者说不超过这些厂年度(1942年)最高产量的7%，相应的钢产量为12万—15万吨，或者说不超过炼钢设备生产能力的11%。满洲发电站(在目前中国额定发电量中所占比重超过50%)1949年的发电量不超过140万千瓦小时，或者说相当于1944年额定发电量的31%。其他工业部门的情况也不甚好。新成立的几个工业部尚不掌握国营企业的管理权，也不清楚工厂的生产能力及其所产产品的性能和产量，没有发现港口和仓库中还有未被使用的设备(在上海、广州和汉口等城市就有几千台机床)，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建立国家对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监控。

农业方面，由于干旱和水灾1949年收成损失达40%，这给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出口能力急剧减弱。铁路运输情况稍好一些，1949年修复铁路约2650公里、桥梁1355座，总长度为13550米，从而保证了火车在中国北方、华中和华南总长度为9700公里铁路上的运行，恢复了人民解放军在最主要战线上的行动，同时也将中国北方地区同华中及华南连结了起来。

批发业和零售业除满洲外几乎全部掌握在私商手中，从而使国家无法对市场和零售价格施加任何影响，也将导致对居民某些商品特别是粮食的供应工作陷入严重困境，然而却为投机倒把制造了可乘之机。国营商业和合作制商业在总营业额中的比例估计总共仅占5%-8%。在扩大和由国家控制批发业方面以及在扩大国营商业和合作制商业的零售额方面尚未采取任何切实有效的措施。在对外贸易方面，国家只实施了对商品的进出口监控。

国家财政和货币流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目前，尚无统一的国家财政、信贷和货币制度。既没有统一的国家预算，也没有各个经济区的统一预算，只有每个地方国家政权机关的预算，这些预算出现了巨额赤字，而这些赤字只能是靠发行货币加以弥补。例如满洲1949年9个月中的预算赤字为11%，而中国北方地区总支出额的赤字为35.1%。华中地区1949年的预算赤字为29.2%，而西北地区则为43.2%。目前中国没有统一的货币，在解放区就流通着十种不同的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元、东北银行元、原一些解放区银行发行的货币、内蒙古银行和关东地区银行元、新疆元、中国银元和港币、尚未停止流通的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对调节货币流通没有采取措施，还在继续大量发行货币。截至1949年11月1日，就有14 010亿中国人民银行元和94720亿东北银行元在流通。仅1949年10月就发行了6640亿人民银行元和11290亿东北银行元。1949年11月又发行了相当数量的货币。为弥补预算赤字而大量发行货币导致了物价的持续上涨和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同时也造成了货币对外币汇率的下跌。到1949年11月1日，北京1斤小米的价格是1949年4月1日的15.3倍，天津是14倍，而大米价格分别是13.8倍和11.5倍。北京、天津和中国其他城市的所有其他粮食和工业品的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与1949年10月底相比，1949年11月的食品价格又上涨了1-3倍，工业品价格上涨了1-2倍。1949年11月25日北京和天津中国人民银行元兑美元的官方牌价同1949年4月15日开盘日相比下降了93.7%。中央人民政

府通过的1950年的预算有巨额亏空，相当于562.38万吨小米或者是总支出额的18.9%。一部分相当于215万吨粮食的亏空打算靠发行内债填补，其余部分靠额外发行货币填补。值得注意的是，用于军事开支的拨款占的比例相当大，占预算总支出额的38.6%，而行政管理开支占21.4%。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不打算裁减武装力量，而目前就已经非常庞大的国家机关甚至还计划增加150万人，理由是用这种办法努力防止失业人数的增加。因此上述材料证明，中央政府1950年也不会为切实有效地调节货币流通创造必要的经济前提。在银行工作方面，仍未采取严厉措施限制私营银行包括外国银行的业务活动。

2.关于工人阶级

您在1949年1月建议，“将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人争取到中国共产党一边来”，您特别注重在中国工人阶级中加强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注重创造物质条件和其他条件使工人阶级确实感到自己是统治阶级并处于执政地位。

从那时起，中共中央在这方面并没有采取任何根本措施。只是在满洲地区的某些国营企业、铁路运输部门、矿场和冶金厂的工人阶级的状况有所改善。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在蒋介石的统治被粉碎后获得了政治上的自由，然而他们并没有感到自己的物质状况有所改善，仍旧忍饥挨饿。1949年12月初颁布的劳动法规定的日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这就足以说明问题。这些法规还规定， 在“新解放区，企业主应遵循所在城市解放前3个月实行的原薪水标准”，“在赢利少的企业中的工人不得要求增加工资”。因此，工人的工资仍然没有变化，仍旧带有半殖民地的性质。例如，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中的工资最低，真的是微薄的工资，而邮政员和纺织工人的工资最高。

到目前还没有颁布工人劳动保护法和社会保障法。至于全国劳动联合会1949年11月通过的《调整劳资关系条例》，不仅没有贯彻政治协商会议大纲中

所规定的基本原则，而且实际上使这些原则完全失去了作用。对吸收工人进入中等学校和高等院校学习和从工人中培养工程 技术骨干并未采取必要措施。

中共领导层仍然不能充分估计工人阶级在国家革命改造中的作用。 3.关于农民和土地改革

您在1926年曾说：“在国民党员中、甚至在中共党员中都有一些人认为不能在农村开展革命，因为他们担心让农民卷入革命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极其错误的认识。越是迅速而广泛地吸引农民参加革命，中国的反帝战线才会越巩固、越强大。”

多年来中共一直把农民作为基本力量(人民解放军就是靠着这支力量建立起来的)和军队物资供应的来源加以依靠，但同时中共在农村实行革命措施时又常常表 现出犹豫不定和畏惧情绪。到目前为止，只是满洲和华北一些老解放区实现了土地改革，涉及的人口在1亿以上。其他地区不仅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甚至没有削减地主至今仍在向农民征收的高额地租。领导机关打算过2-3年再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土地改革。因此，一些地方的农民往往绕开中央政府，不经许可便开始分地，这就降低了中共和政府在农民中的威信。在部分党员和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流行着一种错误“论调”，认为老解放区实现土地改革后出现的新富农是拥护共产党和新政府的革命力量。

4.关于党

您建议：“通过加强城市的群众性政治工作，依靠工 人阶级扩大共产党的队伍，在工厂和铁路建立坚强的党组织。”

然而，依靠工人阶级发展党的工作至今仍不见行动。在吸收工人加入党的队伍方面没有开展任何积极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党组织中混进了很多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分子，在很多地区什么人都可以入党。

据中共中央的材料统计，80%的党员是农民。在华东地区总共24836个党支部中仅有214个支部是工厂工人的党支部。在中国北方地区只有4.1%的党员是工人，而85%都是农民。仅在山东省一个党组织中就有1万个地主和商人。从党龄上看，中共半数以上的党员是日本投降后入党的年轻党员。在中国北部54%的党员是1945年以后入党的。大多数中共党员普通教育水平极低。在中国北方有60%的党员是文盲，13.6%的党员是半文盲，只有18.7%的党员小学毕业。在党的队伍中，包括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有亲美和反苏情绪，他们现在仍旧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例如，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和中央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中共中央委员、满洲政府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成员林枫，满洲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劳动部长和中央人民政府成员李立三，财政部长、中共中央委员和政府一个委员会的副主任薄一波等人。同时，领导满洲经济和文化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的高岗却遭到了毫无根据的批判，在他周围营造了一种不健康的氛围。领导并组织这场批判活动的是中央书记刘少奇。

例如，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财政部长的薄一波未经中央批准和许可擅自(周恩来对我说到此时非常生气)于1949年10月决定发行6640亿元纸币，从而导致了货币汇率急剧下跌、各类商品价格上涨了2—3倍、实际工资下降，引起了工人、农民和职员的强烈不满。此外，薄一波还两次批准调高铁路货运价格(每次上调100%)，这就导致了经铁路运输的29种货物中的12种货物，其中包括基本食品和日用必需品的运输根本无利可图，运输得不到充分利用，造成城市粮食紧缺，价格再次上涨。针对工人提出改善劳动条件的广泛要求，过去以托派活动著称的劳动部长李立三于1949年6月提议成立企业主联盟，目的是有组织地维护

企业主的利益。1949年11月，刘少奇、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索罗维约夫和我出席了亚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李立三反对成立亚洲国家工会组织联络局。作为全国劳动联合会副主席的李立三也是倡议通过并在报刊上公布《调整劳资关系条例》的人之一，这些条例违背政治协商会议大纲，使私营企业的工人状况更加恶化。

5.关于报刊

从1949年9月起，在报刊上公布有关党内生活、党组织吸收工人入党的工作、党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进行的斗争以及国内进行革命改造等方面的资料大大减少了。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平和国内外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分子。

6.关于国家机关

您1949年6月建议：“成立中央政府一事不宜拖得太久??中国处于无政府状况。而这从国内政治角度来看是危险的，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也同样是危险的。”

1949年9月，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成立了由各民主党派和团体联合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10月，组建了中央政府机关，其中包括37个部委和其他一些中央政府机构。其中的22个由共产党人领导，15个由其他党派代表和无党派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包括像原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和程潜这样一些反动派分子领导。

共产党人领导的主要部委和中央机构有：国家政务院、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外交部、公安部、内务部、财政部、商业部、重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铁道部、劳动部、最高人民检察署、情报总署、新闻总署、人民银行、海关总署、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法案起草委员会。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领导邮电部、卫生部和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民主同盟代表领导交通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出版总署。人民监察委员会由三民主义联合会代表领导，教育部由民主运动同盟代表领导，轻工业部由国家民主建设同盟代表领导。其余五个部委：农业部、林垦部、文化部、水利部和文化教育委员会形式上是由无党派进步民主人士领导。

在中央政府机构的副部长和领导人中，共产党员有57人，其他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有35人。

政府机关的干部配备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在大多数部委和中央机构中，干部配备不足一半，而在某些部委，例如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林垦部、劳动部，除部长和副部长外根本没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地方国家政权机关的建立工作几乎没有开始。在这些地方继续行使职能的要么是前线军事行政机关，要么是由多数为国民党分子组成的前政府机关。总之，执行权力机关还没有建立起来。

因此，中央政府没有实现对全国的统一领导。政府的很多决定还只是一纸空文。

7.关于军队

您建议暂时不要裁减军队人数。中共中央采纳了您的这一建议，目前人民解放军已迅速壮大，官兵总数约500万人。

但是必须指出，人民解放军中相当一部分官兵是原国民党军人，他们或者是被俘虏过来的，或者是整个兵团投诚到人民解放军一边来的。比如，在陈毅将军和刘伯 承将军的一些兵团中原国民党军人就占70%-80%，而且原国民党军人没有被分散到人民解放军经过考验的骨干队伍中，而几乎是保留了他们被俘后的编

制形式。委派到原国民党部队的人民解放军政工干部也很少。从武装力量的稳定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这一角度来看，此类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8.关于知识分子

您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才能完全控制国家，必须通过学校进行教育，用共产主义精神培育工人、农民和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

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政策抱有积极态度。然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很多知识分子采取了观望态度，他们在观察新政府的开局之举。产生这种态度的部分原因是，一些知识分子暂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所学知识的工作，另外没有为正在从事工作的知识分子创造起码的物质条件。高级专家的劳动报酬与低技能工作人员的报酬相等甚至还要低。常有一些大学教授和副教授因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而夜间去当装卸工和人力车夫、做小买卖和从事商业活动。一些知识分子错误地认为，他们不会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工作，他们将被排除在新制度下的积极的创造性活动之外。吸收民族知识分子参与积极的创造性工作速度缓慢为这种看法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也为反动分子和英美帝国主义代理人加紧进行反对新制度的活动制造了适宜的土壤。

那些曾就读于国外特别是美国学校的专家仍崇尚美国及其技术，对我们苏联专家的技术水平表示怀疑。

中共中央对从工人中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还没有采取坚定的方针。现在在北京成立的共产主义大学不接收工人，因为领导人认为他们不够成熟、没有文化、政治上落后，似乎也没有积极参加过革命。

9.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

您建议中国共产党人“不要排斥民族资产阶级，而要把他们作为在同帝国主义斗争中能够帮助我们的力量与之合作。您建议要鼓励中国国内外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贸易活动”。

中共中央在自己的工作中广泛地采纳了您的这个建议。然而，相当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对新政府的措施持观望态度，他们对政治协商会议宣布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权利将不受侵害、他们有权在工业和商业中谨慎使用自己的资本表示怀疑，同时他们担心自己的资本被国有化。具体表现在，部分地缩小生产、减少商业贸易活动、囤积商品物资。另一方面，由于对大民族资产阶级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性措施，也为其猖狂地进行反动活动创造了条件。就连1949年规定的数额不高的贸易流转税在包括北 京在内的所有新解放区，已有十个月没有征收了。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国家对食盐、烟草制品和酒类制品的垄断。对反动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

10.关于对待外国资本的态度

您建议，“不应当拒绝同资本主义国家做贸易，但条件是不能把可能被用来限制国家主权、扼杀中国民族工业的经济和财政义务强加给中国。”

必须报告的是，中国工商界已作好准备同任何外商进行贸易活动，只要这种贸易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目前中国政府无论对国际贸易还是对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贸易都未实行任何限制。而且现在正在实行的政策是在讨好外国资本家企业和贸易公司。没有施加任何税收压力，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的限制性措施。外国企业在所有方面都与民族工商企业享有同等待遇，可是外国人在中国却另行其事。

在上海，掌握动力企业的美国公司在政权转归人民政府后马上将提供给中国民族企业的电能的价格提高了一倍，而为外资工商业企业供给的电能却没有提价。

11.关于阶级斗争

近来在党员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前线的全面胜利阶级斗争将逐渐消失，因为新政府正吸引国内各阶层人士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参与经济合作，这对革命事业和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严重的危险。特别是刘少奇 也同意这种观点。实际上，大量事实说明，各方面的阶级斗争正在急剧尖锐化。

现在，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正愈演愈烈。阶级敌对分子利用新政府手中缺乏对市场关系产生作用的有效手段而哄抬物价，人为制造商品紧缺，收购并囤积粮食，从而引起了居民的极大不满，破坏了新政府的威信。

1949年10月发行6640亿元纸币的做法只能造成经济破坏，它引发了货币流通失调、商品价格暴涨，首先是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恶化。铁路运价在短期内上涨了三倍，这也应该属于怀有敌意的进攻行为，是对铁路运输和正常的货物流通的破坏。

9月，正当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北京的一个发电厂发生故障。在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日，国内最大的吉林发电站功率为7万千瓦的涡轮机出现故障。1949年5月1日，北京市里的一个电车场发生火灾。天津也发生弹药库爆炸事件。一些中国同志之所以想把这些事件看成是纯粹的偶然事件，就是因为他们政治上盲目无知。

反动分子进行恐怖活动的事件时有发生。10月，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恐怖小组从台湾被派往中国的中心地区，他们携带武器和毒药，杀害党和国家工作人

员。在北京就有两名公安人员被害。还有许多关于杀害人民解放军军政人员、通过食品毒死整连士兵的材料。

就在最近毛泽东前往莫斯科之际，在天津车站逮捕了几个人，从他们随身的袋子里发现了炸弹和其他爆炸物。 12.关于对外政策

您建议，新政府不应当拒绝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只要这些国家正式放弃对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政府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

然而，尽管英美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积极支持蒋介石，但中共中央领导人直到1949年11月以前还在对这两个国家能很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幻想。比如这种情绪的反映表现在，刘少奇和李立三反对日本、印度以及 其他受英美联盟控制或与其有联系的国家参加亚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为的是不去刺激美国和英国。对南斯拉夫向中国提出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的建议一事保持沉默也可以用此来解释。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在一次有毛泽东参加的会谈中说：“如果我们拒绝南斯拉夫的建议并公开指责其政策，那么请问，万一南斯拉夫的主子美国问起此事，我们该怎么办。”周恩来对向上海和天津派遣苏联专家组持否定态度也是这种情绪的反映，因为美国和英国的巨大经济利益都集中在这两个地方。

这类情绪是国内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政治人士向中央施加压力的结果，因为这些人一直都在希望英美尽快 承认新中国，这样，中国资产阶级就可以依靠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来防止中国进一步民主化，不使中苏友谊得到巩固和发展。

[译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卷宗584，卷张123—144]

[责任编辑：文义]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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