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消解与生命的救赎——浅析莫言小说《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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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崇高的消解与生命的救赎 ——浅析莫言小说《蛙》

学 院 人文社科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年级班别_____ 学 号_______________ 学生姓名_______ 指导教师____________

目 录

一、国家意志·生命救赎·生命伦理 ................................ 2 （一）、计划生育的侧影 ................................................................................ 3 (二）、重男轻女的揭露 ................................................................................. 5 （三）、赎罪主题的展现 ................................................................................ 5 （四）、生命伦理的思考 ................................................................................ 7 （五）、崇高精神的消解 ................................................................................ 8 二、姑姑角色的多维观照 .................................................................................... 9 （一）、圣母式人物 ........................................................................................ 9 （二）、魔鬼般的形象 .................................................................................... 9 （三）、悲剧性分析 ...................................................................................... 10 三、《蛙》的艺术技巧 ...................................................................................... 10 （一）、书信、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叙述方式 .......................................... 10 （二）、多重语言的运用 .............................................................................. 11 （三）、象征和隐喻手法的合理运用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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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消解与生命的救赎

——浅析莫言小说《蛙》

摘要：《蛙》从中国几十年来被西方批评最多的一个问题——计划生育入手，以乡村女妇产科医

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展现了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命的摧残以及对摧残生命的救赎，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思想。这部小说把生育问题与政治﹑资本之间的关系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并用平民化的写作消解了作品与人物的崇高感，反而使世俗化为崇高。莫言运用多文本的叙述方式﹑多重语言和象征隐喻手法等艺术技巧，刻画出姑姑这个复杂矛盾的乡村妇科医生形象表现了以蝌蚪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一系列问题时尴尬、矛盾的内心世界。

Abstract: \

Parenthood starting to rural female obstetrician aunt's life experiences as a clue, show reverence for life, the endorseme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life as well as ruinous salvation, while a certain extent, revealed the rural areas patriarchal ideology. The novel fertility problem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al, capital starkly demonstrated, and the use of civilians digestion of the work of writing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noble sense, but to make the mundane into sublime. Mo Yan narrative text using multi-language and symbolic manner, on multiple metaphors and other artistic skills, portraying this complex aunt contradictory image of the performance of rural gynecologist tadpoles represented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face of a series of embarrassing questions, contradictions inner world.

关键词：计划生育 生命 救赎 消解崇高

Keywords:Family planning Life Redemption Digestion sublime

前言：

莫言曾反复强调：作家必须敢于面对社会热点和尖锐问题。毫无疑问，《蛙》这部作品便是作家直面社会尖锐问题的力作之一。虽然这部作者“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使莫言获得了不少赞誉，但它也引发颇多斥责之声，有人认为它是作者在诺贝尔情结驱动下，迎合西方阅读趣味的一部投机作品。不论褒贬如何，我认为抛开创作动机，这部获得国家最高文学奖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塑造，还是艺术技巧方面都达到了极高水准，真正展现了新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反映国家实施计划生育国策走过的艰辛历程，深刻剖析了生命和崇高精神在政治、资本下的软弱、卑微。下面将从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塑造以及艺术技巧方面对作品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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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意志·生命救赎·生命伦理

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思想内容，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计划生育的侧影

1798年，英国牧师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学原理》，最早预言：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并认为只有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灾难（战争、瘟疫、及各类饥荒），道德限制和罪恶（马尔萨斯所指包括杀婴、谋杀、节育和同性恋）才能够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他倾向于用道德限制（包括晚婚和禁欲）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但中国自意识到人口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起，就把控制人口作为一项政策，与政治相挂钩。

马寅初在1957年7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新人口论》提出节制生育政策，但当时中国实际上实行的还是鼓励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人们普遍认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小说中对此有描述：地瓜大获丰收，农村迎来生于高潮，地瓜小孩出生后，家长为其落

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生了双胞胎的，可以获得加倍的奖励”[1]

，在政策的鼓励下，加之生育本就是在自然不过的人类行为，医疗水平又在逐步挺高，

人口便迅速膨胀。人口过快增长给国家、家庭造成巨大的压力，甚至使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计划生育就迫在眉睫。其实，计划生育在普遍意义上是指一对夫妇生多少个孩子由每个家庭自己来决定，政府只是起着引导作用，但是在中国它就特指采用行政手段来控制人口数量。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与家庭个人生育需要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使得多数人本就对政策难以理解，再加上故事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封建传递香火思想根深蒂固的地方，计划生育就成为一项艰巨甚至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但姑姑却用她的强硬手段完成了这项任务，我们可想而知这其中包含了多少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辛酸和农村多少群众的血泪。

尽管官方一味宣传的使用温和的方式提倡，但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其实是由国家计划并使用强制力实施的，这跟中国国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是农民，农村地区又是工作最难实施的地方，因此只能用野蛮的政策使人民服从，“在城市里，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外国，更用不着野蛮——那些洋女人们，只想自己玩耍享受，国家鼓励着奖赏着都不生——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着的是农民，苦口婆心讲道理，讲政策，鞋底跑穿了，嘴唇磨薄了，哪个听你的” [2]，小说中的姑姑作为那个时代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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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工作者的缩影也饱含无奈。对姑姑而言，她一方面要忍受自己内心的折磨，另一方面又要忍受群众因不理解而产生的敌对情绪，在出现问题时还要忍受领导的指责，计划生育工作真可谓是吃力不讨好，但姑姑凭借对党事业的忠诚，全身心投入计划生育工作，从这个方面来说，小说给人以崇高的感觉，让人们看到姑姑这个计生干部为党无私付出的崇高精神，但姑姑在抓计生工作时的野蛮行径又使她的这种崇高消解殆尽。

姑姑到“我”岳父家抓王仁美的一幕真可谓是计生工作者搞计划生育时的真实写照，姑姑首先告知前来围观的四邻：“王金山的左邻右舍都听着！根据公社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特殊规定，王金山藏匿非法怀孕的女儿，顽抗政府，辱骂工作人员，现决定先推倒他家四邻的房屋，你们的所有损失，概由王金山家承担。如果你们不想房屋被毁，就请立即劝说王金山，让他把女儿交出来”[3]，肖上唇最先受到牵连，在自家的大树濒临灭顶之灾时， “冲到我岳父家大门前，发疯般地敲着大门：王金山，我操你祖宗！你祸害四邻，不得好死” [4]，在肖家的大树被连根拔起，下一个目标就是肖家的大门楼，并且可能要殃及其他邻居时，“我岳父家的左邻右舍们，一窝蜂拥到他家大门前，拳打脚踢那门，扔破砖烂瓦到院里。有一个还拖来几捆玉米秸子，竖在他家房檐下，高叫：王金山，你不出来就点火烧房子啦” [5]，日本在侵略中国时所用的让其“窝里斗”也被计生工作者灵活的运用了，而那些超生孕妇为逃脱姑姑的“追捕”也“把当年游击队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用上了” [6]，张拳的妻子耿秀莲冒着生命危险从姑姑的计生船上跳入水中，为不被姑姑发现，她凫水很长时间，又为逃离追捕不惜一切往前游，最终筋疲力竭，流产失血过多而死，两条生命就这样死在计划生育这把无形的铡刀之下。以姑姑为代表的计生工作者与那些渴望生男孩传递香火的群众之间即构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反映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最初实施时与人民意愿的背离。

小说无形之中似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如何评判计划生育这项国策？小说虽为我们描述了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一系列惨剧，但莫言也借蝌蚪之口为我们指出：“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事实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为全人类做出贡献” [7]，在这里莫言并不是完全认同了计划生育国策，而是要让我们在惨痛的故事中仍然以公允的态度对待它。一方面，通过30年坚持不懈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成功实现了人口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 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有效缓解了中国在经济、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压力，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全面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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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毫不客气，对黄秋雅，那更是残酷无情”，老院长因为不堪忍受凌辱而投井自杀。黄秋雅在后来的计生运动中，因张拳诬告被姑姑当了替死鬼。姑姑晚年的“忏悔”对此竟然毫无悔意。当然，姑姑的主要“行状”还是体现在她作为一名忠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的“杰出”表现上。在这方面，姑姑的变态和疯狂的人性可以说是暴露无遗。在面对超生者张拳的疯狂和凶狠时，姑姑表现得比张拳还疯狂。先是替小狮子承受了张拳的凶狠的一击，被打得“头晕耳鸣，眼冒金星星，视物皆血红”后，又要民兵把抢过来的棍子扔回张拳，“姑姑冷笑着”，“指着自己的头，说，往这里打！打呀！”硬是把张拳的气势给压下去了。在处理王仁美事件时，姑姑的无理和疯狂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她居然不是直接对王仁美家下手，而是先对王的邻居下手，先用链轨拖拉机拔倒邻居的树，再拉倒邻居的大瓦房。竟然以这种极其无理、野蛮的殃及无辜的方式，来对王施压，并以此无理威胁邻居对王采取行动。疯狂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在对付王胆的偷生事件时，更是显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胆略和智慧”，先是大放烟幕，布疑兵，迷惑对方，同时布下天罗地网，引得王胆上了木筏，然后开始围追堵截，逼得王胆走投无路。“对于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来说，这样的举动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甚至被斥之为‘恶魔’”

小说最后姑姑用一段话给自己作了一个总结：“就是这双普普通通的手，将数千名婴儿接到了人间，也是这双普普通通的手，将数千名婴儿送进了地狱！姑姑的手上沾着两种血，一种是芳香的，一种是腥臭的。用芳香的血洗掉腥臭的血??”

（三）、悲剧性分析

姑姑的一生可谓是个悲剧。一方面，她对于生命有着高度的热爱，另一方面，她又有对党的事业有着绝对忠诚的态度，对生命的热爱让她渴望生命的到来，对党的无限忠诚有要求她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必须毫不留情的毁灭生命。因此，姑姑在前半生为工作鞠躬尽瘁，后半生却又用生命去忏悔赎罪，对于姑姑来说，两种矛盾的身份却又必须做到统一，她的一生因而活在无法逃脱的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

三、《蛙》的艺术技巧

（一）、书信、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叙述方式

《蛙》共分五部，分别以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五封信引出，《蛙》的第五部是一部戏剧，写作剧本的参照对象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萨特。这种信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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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及戏剧熔于一炉、天马行空般的讲述方式在当代中国小说中比较罕见。《蛙》的写作匠心独运，5个章节分别由4封长信和一部9幕话剧组成。写信式的讲述不仅方便了莫言的写作，也接近了时空的距离以及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话剧则是对信件部分另一种角度的重新叙述和有效补充，它把莫言对生命的敬畏与膜拜情结向更纵深处推进，整部小说也因之更加富有意味和张力。对于小说的结构，莫言首次采用了书信体的方式，在小说结尾还用了一个剧本。“我2003年写的初稿就是，我作为一位剧作家在剧场观看一部舞台上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我在回忆，联想，中间接受记者的采访，同时接到小说的人物原型姑姑的长途电话对我的批评和指责。但是写了十几万字以后，我就觉得太复杂了，给阅读带来障碍，我想应该尽量地使这部作品回到朴素的叙述。所以最终采用书信体的结构，但是在最后末尾还是用了话剧的形式，把朴素的叙述让它插上两个翅膀，因为这个话剧里面注入了很多超现实的元素。因此在结构方面，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新意，所以这部作品尽管不能完全排除掉自己的某些过去重复（的东西），但是还是有一些创新的东西。”莫言说。

（二）、多重语言的运用

莫言多次说到小说家的风格就是作品的语言风格，这部小说的语言创新体现在莫言自如地运用了多重笔墨。一是政治语言。这体现在文革时代的人物语言中，以姑姑的讲话为代表。“姑姑严肃地说，你们年轻人，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不要想歪门邪道。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头等大事。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典型引路，加强科研。提高技术，措施落实。群众运动，持之以恒。一对夫妻一个孩，是铁打的政策，五十年不动摇。人口不控制，中国就完了。小跑，你是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这段姑姑的话很夸张，很典型的假、大、空的政治语言风格，塑造了一个深受政治影响的人物形象，在字里行间隐隐地表达了历史的揶揄。第二种是朴素、简洁的叙述语言。“在河边钓鱼的闲人杜脖子亲眼看到我姑姑从对面河堤上飞车而下，自行车轮溅起的浪花有一米多高。水流湍急，如果我姑姑被冲到河里，先生，那就没有我了。”这段语言很简洁，但很有神韵，很幽默，姑姑泼辣、豪爽的形象从叙述中呼之欲出。第三种是一种诗意化的戏谑语言。比如：“她眼里饱含着泪水，是因为爱孩子爱得深沉。”这段话是对艾青诗歌的戏谑，在嬉笑中蕴含了人物严肃一面。当然《蛙》的语言不只是这三种，莫言是个很注重语言的作家，他积极吸收了民间的生活语言，古典散曲的语言，注重语言的气势，小说中常有一些铺排的感性书写语言，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蛙》的语言风格总体上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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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的叙述回归，作者有意压低了那种铺排的感性叙述风格。“在日常语言的俗套中，我们对现实的感受和反应变得陈腐、滞钝，或者——如形式主义者所说——被‘自动化’了。”一个作家使用的语言不是通常的生活语言，而是经过提炼的一种个性化的语言，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呈现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莫言正是这样一个有语言自觉的作家。

（三）、象征和隐喻手法的合理运用

《蛙》里的一切无不指向都在诉说着“生命”二字，主要人物的名字、故事情节，甚至刊物的名称都在为生命鸣唱。这一切寓言式以及象征式的经营手法，把小说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也即观照生命、歌赞生命、敬畏生命。 叙述背后的隐喻将小说的意蕴由生育史的反思提高到对尊重人性、尊重生命价值的叩问。

小说题目《蛙》，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小说的主题。按照小说中的解释，“蛙”与“娃”、“娲”同音，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女娲造人是多子的象征，“蛙”在民间也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所以《蛙》的命名意味着“娃”的实质，这就与小说的计划生育“人口运动”“接轨”了。作者将小说人物以人体器官命名（万心、陈鼻、王肝等）也是在隐喻人最应该珍视的还是身体和生命。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姑姑本应热爱生命，亲近“蛙”“娃”，然而，在对姑姑的塑造上，莫言特别强调了一个细节，姑姑却最怕“青蛙”，在姑姑被宣布退休的那天晚上，她因喝醉酒误走到一片洼地，在月光下，蛤蟆、青蛙呱呱的叫，姑姑想逃离那些蛙叫声，却又被蛙声追逐，这其实是姑姑晚年对自己摧残生命忏悔心理的一个象征，因为自己在“计生”运动中毁掉了2800个孩子的生命，所以她有一种负罪感，而“蛙”就是“娃”的象征，“蛙叫声’象征着计划生育中被流掉的胎儿的哭声，所以姑姑见到“蛙”就感到恐惧。

参考文献：

[1][2][3][4][5][6][7][8]、《蛙》，莫言《作品与争鸣》，2010年第1期 [9]《论莫言<蛙>中的生命哲学与生命自觉》，李荣博《小说评论》2012年第6期 [10]、《生命的异化——论莫言长篇小说<蛙>》，刘国亚《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2年第05期

[12]、《莫言<蛙>：一个英雄时代的告别仪式》，张月新《北方文学·中旬》，2012年第2期 [13]《历史观念重构、罪感意识表达与语言形式翻新——评莫言长篇小说<蛙>》，王春林《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2]、《生命在民间——莫言<蛙>剖析》，张勐《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3]《中国人生存状态和精神变迁的标本——莫言新作<蛙>中姑姑形象分析》， 范建华《名作欣赏》2010年第30期

[3]、《浅论莫言小说<蛙>》，李超《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2年第2期 [4]、《原罪与救赎——读莫言长篇小说<蛙>》，吴义勤《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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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莫言<蛙>的主题意象解读》，隋清娥《聊城大学报》，2011第52期 [7]、《生命的文学与文学的生命——读莫言<蛙>感言》，李衍柱《时代文学(上半月)》，2012

年第05期

[9]、《莫言小说<蛙>的词语变异修辞》，崔方荣《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0年第7期 [10]、《莫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研讨会综述》，王源《东岳论丛》，2011年第11期 [11]、《莫言海外研究述评》，宁明《东岳论丛》，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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