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注（修订版） - 前言 - 杨伯峻

春秋左傳注

楊伯峻

前 言

（一）春秋名義

春秋本是當時各國史書的通名，所以國語晉語七說：「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上也說：「教之春秋。」墨子明鬼篇也曾記各國鬼怪之事，一則說：「著在周之春秋。」二則說：「著在燕之春秋。」三則說：「著在宋之春秋。」四則說：「著在齊之春秋。」隋書李德林傳載其答魏收書也說：「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今本無此文，孫詒讓閒詁辑入佚文中。）

春秋之名，似乎其來已久。據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說：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璅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

由此，劉知幾論定：「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但這種推理，很難使人信服。汲冢璅語，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劉知幾看到其中有夏殷春秋之名，而記的是太丁時事，這個不必懷疑。然夏殷春秋之名，是太丁時原有的呢，還是汲冢璅語作者所後加的呢？ 則難以肯定。據史記殷本纪，殷商有兩個太丁，第一個是商湯的兒子，殷本紀說：

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 這個太丁既未曾坐過朝廷，自無時事可記。第二個太丁是紂的祖父。殷本紀說：

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带乙立。帝匕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

兩個太丁，後一個太丁，龜甲文實作文丁。王國維所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未曾考及這個文丁。據後漢書西羌傳和注及通鑑外紀，都引有大丁，或太丁，可能沿襲史記殷本纪把文丁作太丁之誤，唐劉知幾史通也誤把文丁作太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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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人為紂之祖則甚明。但並無夏殷春秋之名。徧考卜辭，確如于省吾歲時起源初考所言，「有春、秋而無冬、夏气更没有「春秋」這一雙音名詞，足見所謂夏殷春秋者，是汲冢璅語作者所加，並不是如劉知幾所云「其先出於三代」。 據墨子，各國的史書都叫春秋，所以左傳昭公二年傳說：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孟子離婁下也說；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那麽，「春秋」既是各國史書的通名，也是魯國史書的專名。因為各國史書，有的各有專名，晉國的叫乘，楚國的叫檮杌，它們和魯國的春秋，是性質相同的書。

為什麽叫「春秋」呢？ 根據春秋經，一般在一年四季（古人叫四時）的第一個月，縱是無事可記，也寫「春正月」或「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春、夏、秋、冬四時之名，至遲起於西周。以詩而論，我認為豳風作於西周，七月有「春日載陽」；小雅出車也作於西周，有「春日遲遲」。

說文夂部說：「夏，中國之人也。」而朱駿聲說文通训定聲却說：「春、夏、秋、冬四時並本字本義。」林義光文源徵引這一說法，並引右戲鬲「夏」作「■」為證。

秋季本為穀熟季節，所以說文禾部說：「秋，禾穀熟也。」尚書盤庚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秋」字正是這意義。左傳僖公十五年：「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這個秋字，正是四時的秋。古鈢（璽印之璽）文常見「千秋」字，「千秋」正如詩王風采葛「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的「三秋」。古人每年莊稼只收一次，所以「千秋」猶如「千年」，「三秋」猶如「三年」。

冬，說文《（冰本字）部云：「四時盡也。」四季最末一季自是冬季。金文有■字，卽冬字，却假借為終，如頌鼎「頌其萬年眉壽，?臣天子霝冬」，「霝冬」卽「靈終」，和詩大雅既醉「高朗令終」的「令終」同。井（邢）人安鐘云「永冬于吉」，即「永終于吉」。詩唐風葛生∶「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這「夏」和「冬」，才是四季的夏和冬。

古人記事，標明春夏秋冬的，據趙汸春秋屬辭卷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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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或有以書「王」為夫子（孔丘）特筆者，按殷人鐘鼎日「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見時日稱 「王」，乃三代恆辭。

趙汸說的重點在「王」字，我引他的文字重點在「春」字。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也說：

商鐘銘日「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夾鐘春吉月」，是三代之時皆然。 然而他們所舉商鐘，不曾傳到今天。而在傳世彝器中，樂書缶有「正月季春」的紀載。「正月」是晉用夏正的「正月」，對周正來說就是季春三月。還有商鞅量標有「冬」字，這個商鞅量自己說作於秦孝公十八年冬十二月乙酉，便在春秋之後一百三十多年。古本竹書紀年大半辑自前人所引，引文不但不完全，可能還有修改變動，然而原本既已喪失，現在不能不依靠輯本。而輯本也绝大多數不標春夏秋冬四時。唯初學記二、太平御覽十四、北堂書鈔一五二引西周時一條，說：

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礪。

这一條不知道是否紀年作者鈔自西周夷王原始紀載，還是他本人改寫。但這條的「冬」宇，依情理論，後人難以妄加或妄改。如果這個推斷不錯，那麽，古代史書於每季的第一月或者最初記事之月，標明春、夏、秋、冬，從西周已是如此。

古人於四季中，較多的重視春、秋二季，所以經常把「春」「秋」一字連用。如周禮天官宫正說：「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又地官州長說：「春秋以禮會民。」詩經魯頌閟宫說：「春秋匪解。」（左傳文公二年引有此語）禮記中庸說：「春秋修其祖廟。」其餘如左傳僖公十二年管仲之言「若節春秋來承王命」，周語上「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楚語上「唯是春秋所以從先王者」，春秋二字連用的多得很。

這些辭語有些在春秋經文既成以前，而大多寫於春秋經文既成之後，更是寫在韓宣子所見的魯春秋之後，但它反映春秋和春秋時代以前的現象，是不容置疑的。無怪乎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序說：「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則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意思是史書之名為「春秋」，卽是節取「春夏秋冬」四字中「春秋」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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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公羊傳隱公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說說孔丘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又引三統曆說「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恐怕都不足信。

後來别的書也叫做「春秋」，現存的有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春秋」意義和史書的「春秋」不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内。

（二）春秋和孔丘

據史記、漢書和陸德明經典釋文序绿等書，春秋有三種傳授本，也就是三種講解本。三種傳授本，第一種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寫的，所以漢書藝文志（以後簡稱漢志）春秋類列它於第一，名之曰「春秋古經十二篇」；其他二種是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據漢志說，這兩種本子是口耳相傳，到漠代才用當時文字寫出來，漢志稱之日「經十一卷」，班固又自注說：「公羊、穀梁二家。」詳细情況，可以參看王先謙漢書補注和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编本）。古代經自經，傳自傳，各自單行。傳是對經加以講解的，所以有三種傳授本，也就有三種講解本。漠志列有「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殺梁傳十一卷」。其餘還有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鄒氏傳没有老師傳授，夾氏傳只見於劉向別绿、劉歆七略的著錄，班固不曾見到書。梁阮孝绪七錄說：「建武（後漢光武帝年號，公元二五——五六）中鄒、夾氏皆绝。」那麼，更不必談它了。

因為公羊和穀梁經、傳是用漢代當時文字隸書寫的，所以稱為「今文」，並且「立於學官」，即在國立大學中有「博士」講授。左氏傳是用先秦文字寫的，所以稱為「古文」，却不得立於學官。左氏傳當西漢時，雖然未能在國立大學開科傳授，却從戰國直到後代，相當盛行。卽在西漢，傳授注解的很多，如漢書儒林傳說：「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氏傳。」

三種經文，大體相同。自然也有差異很大的。而最重要的差異，一是公羊經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寫道：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榖梁經也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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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孔子生。

而左氏經却没有這一條。二是公羊和穀梁經、傳寫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經却繼續寫到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傳不但寫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國，而且還大略敘述了趙襄子和韓、魏二家共同滅亡智伯，這是春秋以後幾年的事了。由於三種春秋傳授本，二種紀載「孔子生」、一種紀載「孔丘卒」，左傳還記載了魯哀公弔唁孔丘之辭，又加上孔丘學生手貢的評論。就從這個現象看，不能說春秋和孔丘没有關係。

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傳作者。僖公二十八年說：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日：『天王狩于河陽。』」

根據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所引竹書紀年，紀年作「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既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魯史原先怎樣敘述的。從史記晉世家「孔子讀史記（當卽魯春秋或者晉乘）至文公，日：『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那麽，今本「天王狩于河陽」，司馬遷便以為孔子所讀原文如此。紀年記载和春秋不同，紀年是以晉和魏為主的史書，自然可能和魯史不一樣。但左傳强調春秋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又如成公十四年傳說：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這君子之口的聖人，卽是孔丘，猶如公羊的「君子」。公羊莊公七年傳說：

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日：「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發生的流星雨現象，並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紀事。那麼「星霣（亦作「隕」）如雨」是纪實。流星雨也有不曾達到地面而消滅的現象，那是西漢成帝永始二年，卽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卽公羊傳所謂不脩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公羊傳作者認為有所謂不脩春秋，大概就是魯國史官所紀載的原本春秋。孔丘曾經脩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公羊所謂「君子修之」，王充論衡藝增篇和說日篇都說：「君子者，孔子。」這是一語破的。孟子滕文公下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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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左傳和公羊傳只說孔丘「脩」春秋，孟子竟說孔丘「作」春秋，越說越遠。孔丘自己說過「述而不作」（論語述而），孟軻硬說他「作春秋」，豈不和孔聖人自己的話矛盾嗎?

我認為莊子齊物論是莊周自己的筆墨。他也說：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莊周這裹所謂「聖人」指的是孔丘。天下篇也是莊周自己寫的，他又說：「春秋以道名分。」细玩莊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識，卽有孔丘的筆墨。不過只「議」而不「辯」，目的在「經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 那麽，孔丘在什麽時代脩或者作春秋呢？史記孔子世家列之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以後，而且說：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

如果這話可信，孔丘作春秋，動機起於獲麟。而孔丘於二年後即病逝。以古代簡策的繁重，筆寫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書，過了七十歲的老翁，僅用兩年的時間，（據第一節所引春秋說，僅用半年的時間。）未必能完成這艱巨任務罷。同樣是司馬遷做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却說：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

這一段話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世家記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歲以前，其後未載再去周室。孔丘三十歲以前去周室，在魯昭公之世，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論語是專記孔丘和他門下弟子言行的書，却没有一個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說孔丘修或作過春秋。論語中記载孔丘讀過易，而且引用過詩和書，並且自己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那麽，他確實整理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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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的雅和頌的篇章。他若寫了或者修了春秋，這比整理雅、颂篇章貢獻還大，為什麽他和他學生都一字不提呢？

春秋經文記載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魯國經歷十二個君主，尤其是當時形势經過很大的變化。春秋為魯國史書，又不曉得經過若干人的手筆。這些史官（當時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適應當時的形勢，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觀點和文風，這在春秋經文中表現得相當明顯，下文將舉例證明。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為什麽不把文風统一，尤其不把體例统一呢？

以形勢論，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諸國比較富强，而鄭國以為王卿士之故，稱强稱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戰而獲勝。不久，齊桓稱霸，楚也日見强盛，宋襄争霸未成。秦穆霸西戎而晉文、晉襄久霸中原。這是一變。晉國政出多門，吴國突起，越又滅吴。這是後期形勢。因之，魯史紀事便有不同體例，在注中都曾注出。現在我略舉出幾條：

一、隱、桓二公時，若不是魯國之卿大夫，無論盟會、征伐都不寫卿大夫之名。莊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齊高傒盟于防」，這是和外國卿结盟寫出他姓名的開始。文公八年春秋經「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這是盟會魯國和魯以外之國卿都寫上姓名的開始。

二、征伐，非魯大夫書名（寫出姓名），詳隱公二．九注。 三、諸侯書某人，詳隱公一○．二注。 四、書「帥師」見文公三．七注。

五、楚國君，春秋在文公九年以前都稱「楚人」，文公九年一則書「楚人（實是楚穆王）伐鄭」，一則書「楚子使椒來聘」，書「楚人」「楚子」同在一年。宣公五年以後就都書「楚子」。而且楚大夫書名，也從「使椒來聘」開始，椒是鬬椒，却不寫他的姓氏。

孔穎達疏說：「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以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貶也。」(見隱四年經、莊十二年經、文九年經孔疏。文九年疏「亦」下衍「不」字，應依校勘記刪正。）孔穎達說「時史有同異，非仲尼所皆貶」，這是確有心得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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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孔穎達有這論點，其他人也有相類似或者更進一步的看法。前文曾徵引趙汸的看法，「王」字並不是孔丘的特筆。陸粲也徵引金文，認為：

今世所傳古器物銘，往往有稱「王月」者，如周仲稱父鼎銘則「王五月」、父己鼎銘則「王九月」，敔 銘則「王十月」，是周之時凡月皆稱「王」，不獨正月也。商鐘銘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夾鐘春吉月、是三代之時皆然，亦不獨周矣。以為立法創制裁自聖（孔丘）心者，殆未考於此耶?

彝器銘文標年月時有「王」字，在現今傳世古器物中可以得到證明。而且這「王」字有不同意義，如羋伯敦（王國維觀堂別集補遺羌伯敦跋讀羋為羌）云「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口公征眉敖」云云，彔伯■敦云「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彔伯■！ 自厥祖考有勞于周邦」云云，這種「王」字，是指周王，卽周王所頒曆法之年月，绝不是如公羊傳所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叔夷鐘銘云「唯王五月，長在戊寅，師于淄涶」云云，齊子仲姜鎛（楊樹達先生積微居金文說改稱 堇命鎛）「唯王五月初吉丁亥」云云，也是表明齊用周曆。至于楚王熊章鐘銘之「唯王五十有六祀」，此「王」乃楚惠王自稱，器亦戰國時器。楚王頵鐘銘云：「唯王正月初吉丁，楚主頵自作鈴鐘」云云，楚王頵卽楚成王，文元年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可證。則春秋時，楚所鑄器物，銘文之「王」，是楚王自稱，楚自用楚曆，非周王之曆，由此兩器可以斷言。我而且懷疑晉姜鼎銘之「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也不是周王。晉姜乃姜姓女嫁于晉國者。銘有「勿廢文侯頵（顯）命、文侯就是晉文侯仇，周平王東遷得到他的大力支援，現存尚書文侯之命足以為證。晉用夏正，不得稱「王九月」，則「王九月」之「王」是指晉侯。王國维觀堂别集補遺有古諸侯稱王說，舉羋伯敦、彔伯■敦蓋等彝器為證，而不知楚之稱王，明見左傳，彝器中亦有之。晉器亦有稱王的。足見公羊傳所謂「大一統」之說只是秦漢大一統後想像之辭而已。

公羊傳昭公十二年云：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約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日：「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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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注云：「子謂孔子。時孔于年二十三，具知其事。」依孔子之意，「伯于陽」應作「公子陽生」。姑不論這點的是非。據何休注和徐彦疏，孔丘親見其事，魯史有誤而不改。那麼，明知史文有誤而不訂正，孔丘到底修了春秋没有?這不是不打自招，孔丘只是沿舊史文麽？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二春秋不告不書義曾經問：「策書參錯，孔子何以不訂正之？」

殼梁傳於僖公十九年云：

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我無加損焉」，這也是穀梁傳作者偽託孔丘的話的自供狀，說明孔丘對魯春秋原文並没有增減。至于「正名而已矣」，不過為孔子修春秋作一調停之筆罷了。

孔丘作或修春秋之說，到西漢所謂經師之手，越說越神奇。舉一個例子為證。僖公經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

公羊傳說：

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 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

穀梁傳也說：

先隕而後石，何也？ 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境〕之内，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猶言聽而知之）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說：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聖人之謹于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本是孔丘對子路說的話，見論語子路篇。董仲舒就用來贊美春秋，以為春秋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一字的先後都有重大意義。殊不知史通惑經篇引竹書紀年也作「隕石于宋五」。竹書紀年難道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無怪乎劉知幾於惑經篇對孔子作春秋，提出很多疑問。劉氏真有高見特識！

我還可以從春秋、左傳本身提出春秋本是魯史本文的證據，孔丘不曾修改。左傳文十五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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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宋華督殺宋殤公在魯桓公二年，春秋說：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華耦說「先臣督……名在諸侯之策」，可見各國史官都是這樣寫的。至於宣公二年春秋「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襄公二十五年春秋「齊崔杼弑其君光」，都本於晉、齊兩國太史的直筆，左傳都有詳细的紀述，孔丘何曾改動？另外再提幾個證據。襄公二十年傳說：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由這段文字看，孫林父、甯殖當初逐出衞獻公，諸侯史書都書「衞孫林父、甯殖出其君」，這是甯殖自己也知道的。他臨死迫切期望他兒子替他洗刷、掩蓋這一醜名，惟有把衞獻公再送回國一法。他以「不來食」(不享受祭祀）要挾兒子這樣做，甯喜（卽悼子）果於魯襄公二十六年殺掉衛殤公，復立衛獻公。現在的春秋于襄公十四年春秋經把「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改為「衛侯出奔齊」，不罪甯殖，而罪衛獻公，就是甯殖的「掩之」。這一定是甯殖把持衞國政權，改行通告諸侯，諸侯太史也依通告照改。孔子若真修或作春秋，為什麼不保留「衞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的原文原事呢？足見孔子未曾修或作春秋。禮記坊記曾兩次引魯春秋，一次說：

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

這是坊記作者引兩年之事並舉，因而文有省略。春秋僖公九年說：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又說：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苟息。

坊記作者所引為魯春秋，卽是魯史記，而基本上和今日春秋相同。 一稱「殺其君之子奚齊」，一稱「其君卓」，可見魯史原文本來和今日春秋經文同。坊記還引魯春秋「孟子卒」，更和今日哀公十二年春秋經文一樣。由此，更可見孔丘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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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或作春秋。坊記還曾引論語，足見其作者在論語書名已定之後，他引春秋而稱魯春秋，一種可能是當時他還能看魯史記，更可能是他不認為孔丘曾修春秋，當時所傳的春秋就是魯史本文。

竹書紀年「楚囊瓦奔鄭」(春秋集傳纂例一引劉貺書)和定公四年經「楚囊瓦出奔鄭」，只少一「出」字，可說基本相同。

由此看來，孔丘實未嘗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後代學者也有不少人對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懷疑，但他怕背負得罪聖人之名，不敢直說，只能婉曲說出。縱是說得婉轉，他們的真意還是可以看出。今根據朱彝尊經義考引幾條：

鄭樵曰：「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朱熹日：「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劉克莊曰：「春秋，史克之舊文也。」 另外，清人袁穀芳春秋書法論說：

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

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說：

吾則曰，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總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

那磨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麽關係呢？我認為孔丘曾經用魯春秋作過教本，傳授弟子。論語述而曾經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这四者之中，文自包括魯國歷史文獻，卽當時的近代史和現代史。他必然看到魯春秋有闕文，所以又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春秋一定有闕文。僖公十四年經「冬，蔡侯肸卒、無月無日，便是闕文。顧棟高大事表列入闕文篇，便是一例。

總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關，僅僅因為孔丘用過魯春秋教授過弟子。仲尼弟子列傳所謂「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尤其是子夏，受授春秋，有幾分可能。第一，子夏是孔門晚期弟子，少于孔丘四十四歲，晚年為魏文侯師，教授于西河。第二，春秋之傳又多出于子夏。第三，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有明文：「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至于「孔丘生」「孔丘卒」，當為後人傳春秋者所加，不是魯春秋舊文。加者不過藉以表示春秋和孔丘的關係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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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有人說，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作春秋，自戰國以來，便曾這麽說，難道能輕易否定?那我們可以徵引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記晉文公伐原一事來論它。春秋經不載伐原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却有這事，韓非子却說「孔子聞而記之」，这樣，左傳也是孔子所記的，難道左傳真是孔子所記的麽？縱是戰國人的說法，也是不可盡信的。

（三）春秋評價

春秋是魯國的一部自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後人又續至十六年）共二百四十四年間的不完備而可信的编年史。

第一，為什麽說它可信呢？以天象而論，春秋的紀載可信。以近代和現代天文學的發展，不但能推測未來的日蝕，遗可以追測古代的日蝕。春秋紀載日蝕三十六次，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朔、十月朔的一連兩次日食，又二十四年七月朔、八月朔的兩次日蝕，相連兩月初一而日蝕，前人叫做「比食」，雖然有這種可能，但在一地兩次都能見到，可能性没有。尤其在前一次是全蝕或環蝕之後，決不能于下一月又發生日蝕。因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的日蝕可能是誤認或者是誤記；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蝕，可能是錯簡。除此二次而外，實三十四次，而三十三次是可靠的。這是古人所不能偽造的。又如春秋紀載有「星隕如兩」（莊公七年經），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發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紀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紀載。不是當時人看到，當時史官加以紀載，誰也不能假造。還有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哈雷彗星的最早纪绿，也是無法假造的。由于春秋有關天象的記載，根據近代和現代天文學家的研究，證明它基本上是真實的，也就證明春秋作為歷史資料是可以相信的。

其次，由于彝器和古代文物不斷地發現，很多能和春秋相印證。這在本書注中引用不少，也就不重複。

又其次，兩晉以至唐宋人所引用的竹書纪年，也有能和春秋相印證的，本書注中都加引用，然而所引不多。為什麽呢？雷學淇於竹書紀年義證卷三十一「八年晉文公卒」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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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為晉、魏之史記，其原本錄晉、魏之事必詳。宋初傳本止記其異於左氏經、傳者，以備稽核；其同者則不錄。而唐以前諸書徵引又皆取春秋經、傳，而不引纪年。故紀年之同於經、傳者多不傳於後。如文公之霸業，紀年豈有不詳記者，而今皆不見，卽此之故。若史通惑經篇、唐書劉貺傳所引，皆其僅存者矣。

我認為這話有一定道理。也足以說明春秋之可信。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說：

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書。……其紀年篇……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法也。……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

劉知幾史通惑經篇也說：

觀汲冢所記（即竹書紀年）皆舆魯史符同。

這些都是確鑿證據。 一則證明春秋史料的可信；二則證明孔子未曾修，更未曾作春秋。

第二，為什麼說它不完備呢？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說。一方面，古代史官紀事本來簡略，宣公二年，晉靈公被趙穿所殺，其中有一段經過，而晉太史僅僅寫「趙盾弑其君」五個字，魯太史才根據通報寫作「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而於具體情況，一字不寫。而且實際殺晉靈公的是趙穿，為什麽太史歸罪於趙盾呢？這一道理，春秋也不曾提及。同樣，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殺掉齊莊公，其中經過更為曲折，也有醜事，而齊國太史也僅僅寫「崔杼弑其君」五個字。魯國史官才根據齊國通告，補上被殺日期和齊君之名，寫為「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我們再用古本竹書紀年相對，如桓公十八年齊人殺鄭國之君子亹，竹書紀年也僅僅寫「鄭殺其君某」六個字。杜預在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論紀年說：「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可見這樣簡略的記事，是當時各國太史的通例。這種大線條的畫筆，連個輪廓都不完全，無怪乎桓譚新論（此書已佚，嚴可均全後漢文有辑本）說：

左氏傳于經，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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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完全正確。如莊公二十六年經「曹殺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經「宋殺其大夫」，兩條都没有傅來說明補充，則殺者是誰，被殺者又是誰，為什麽被殺，其經過如何，一概無法知道。杜預作注，也只得說「其事則未聞」。

以上是一方面。還有一方面，春秋記事，可能本不完備，又加上後來抄寫有遺漏，因之有不少地方使人難以理解。

以日蝕為例，在春秋自隱公至哀公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在魯都可見到的在六十次以上，春秋紀載僅一半。那一半就没紀載。縱使日蝕那天逢密雲或大雨，其中有日全蝕，就是密雲大雨，也不至于不知是日蝕，可見失記的不少。據孟子離婁下，孟軻說：「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那麽，在孟子時代，已經知道推算冬至、夏至的方法，不論那種推算方法是否完全正確，總之，能求其所以然，便有一套推算術。對於日蝕，春秋史官是不是也知其所以然，而有推算術呢？如果說没有，那麽，僖公十五年的那次日偏食，日月合朔在凌晨四時四十一分，日復圓在五點多，接近六點，而魯都曲阜要到七點鐘才見到日出，日蝕在日出以前，魯國境内人都見不到，又如何能够寫入春秋的呢？當時秦國地處西偏，日出晚于曲阜一個多小時，是否由于秦國見到日蝕通報各國，而魯史加以記載呢？這個問題，很難解答。若說有一定的推算術，不但文獻無徵，而且就當時文化水平論，連冬至常常有誤測，更談不上推算日蝕了。何況既有推算日蝕術，哪能漏掉一半而不加紀載呢?

春秋失紀的不僅一雨件事，再略舉出幾點。

春秋歷魯國十二公，除閔公外，其餘在位年数，隱公雖僅十一年，而攝位時年已長大，其餘十公，長者三十多年，短者如定公十五年，然而他是昭公之弟，卽位至少在三十二歲以上。这些魯公，總有不少女兒出嫁。但春秋載魯女出嫁的僅僅七次，可見遣略未紀的很多。尤為明顯的，如宣十六年書「秋，郯伯姬來歸」，她回娘家紀載，她出嫁為什麽不紀載呢？成公五年書「春王正月，杞权姬來歸」，也不寫其出嫁。當然，這兩個女子，都是被夫家抛棄而回娘家，但她們出嫁時，怎麽能知道她們將被離棄而不書呢？如果說，本是寫了的，因其被棄，史官便删去了。那麽，難道二百四十二年間魯國僅有不到十個女公子出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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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時，周室固然已經衰落，但名義尚存，所以僖公二十五年載狐偃向晉文公說：「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文公由此稱霸。而魯為周室之最親近者，並且齊國仲孫湫說魯國「猶秉周禮」，「魯不棄周禮」(見閔元年傳）。既然魯國還實行周代禮制、禮節，為什麽二百四十二年間，春秋書魯大夫到京師去的僅僅七次，聘問者僅僅二次呢？可見一定有漏載的。

其餘明顯失載的也不少。如昭公十八年，邾人入鄅。十九年，宋公伐邾，盡歸鄅俘。由此可以知道鄅國並未被滅亡。哀公三年，魯城啟陽。啟陽卽是鄅國。三傳屢說春秋「重地也」(公羊傳襄二十一年，又昭公五年)，重地故也（左傳昭公三十一年）而鄅國為魯所有，為什麽春秋不載一筆呢？到今天一直還不明白鄅國是哪年併于魯，用什麽方法併于魯。又如宣公十年傳說：「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然而文公六年經書「晉狐射姑出奔狄」，那麽，狐射姑應該曾經來魯，作為「玉帛之使者」，但是經和傳都不曾記載。總而言之，春秋失載的事不少，拿輯本竹書紀年來看，就有若干條為春秋所無，也應屬於失載之列。

至于春秋是否有傳寫脱漏，從古今所載春秋字數的差距來看，未嘗無此可能。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張晏說，春秋一萬八千字。公羊傳昭公十二年「其詞則丘有罪焉耳」下徐彦疏引春秋說也謊「春秋一萬八千字」。王觀國學林却說：「今世所傳春秋經，一萬六千五百餘字。」李燾為謝疇作春秋古經序說：「張晏云春秋萬八千字，誤也。今细數之，更缺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張晏為曹魏時人，王觀國和李燾都為南宋初時人。假若張晏的「萬八千字」的數字可靠，則相隔九百年光景，春秋便漏抄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據汪伋十三經紀字，依清乾隆甲寅（一七九四年）刻本，春秋為一萬六千五百十二字，較之李燾所细數，又少了六十字。輾轉抄刻，字數難免有脱落。試想，春秋一條，多則二十餘字，少則幾個字；而自張晏以來，幾乎少了一千五百字，至少是脱了一百多條，是不是可以說，這也是造成春秋不完備原因之一。

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見說苑建本篇）董仲舒春秋繁露滅國上篇說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淮南子主術訓更明白地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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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於史記太史公自序、劉向於所上封事（見漢書楚元王傳）無不如此說。而按之春秋，實際都不够此數，也不知道漢人傳說是這樣，而不論春秋實際紀載；還是漢人所見春秋，遠比今日所傳春秋為多。所以我說，春秋所存史料並不完備。左傳雖然增補了些，卽「無經之傳」，但還遠遠不够，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間的史實，有不少是失傳了。

（四）春秋和三傳

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班固於「經十一卷」下自注：「公羊、穀梁二家。」那麽，春秋古經就是左氏傳的經，因為它原來是古代文字寫的，所以稱它為「古經」。可能它以魯國一公為一篇，魯國十二公，所以它為十二篇。至於公羊經和穀梁經，是到漢朝才寫定的。藝文志說公羊和穀梁於戰國「末世口說流行」，公羊傳何休序徐彦疏引戴弘公羊序說公羊「至漢景帝時，壽（公羊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則公羊寫於西漢有明文可據。四庫全書据要直定公羊傳為公羊壽所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穀梁寫定年代，雖然没有明文，但從藝文志及其内容看，也在西漢。要知道「十二篇」和「十一卷」，主要分別不在數字「十二」和「十一」；十二篇（十二公各一篇）、十一卷（或者以閔公僅二年，與莊公合為一卷），而在于「篇」和「卷」。漢人用此兩字，大有分别。篇指寫在竹簡或木簡上的，每簡很窄，可寫二十多字到一百多（據武威慶氏禮漢簡，木簡容字多，竹簡容字少），用素絲或青絲编聯為篇。若寫在帛素上，則容字多，可能加軸捲起來，所以稱卷。漢書藝文志有篇有卷，篇指竹簡、木簡書，卷指帛書。另外還有紙本書，不過到今天未曾發現過實物。紙不能長久保存，自然不可能還有二千年以上的紙書存在。雖無實物，當時有紙書，不能否定。另外還有石本；如漢石經，只存殘石。長沙馬王堆三號墓所發現的帛書，不曾用軸，也不捲，而是摺疊成方塊，置於盒中。那是殉葬物，應屬特例。現在回到本題。藝文志於春秋古經用「篇」計，於公羊、穀梁經用「卷」計，一則可見古經寫在簡上，公、穀寫在帛上；二則先秦書一般用簡，漢代絲業較發達，大都用帛和紙，由此可以證明左氏古經是先秦物，公、穀是漢代才寫定的。史記吴世家說，「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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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古之春秋」云云，據下文，司馬遷所讀「古之春秋」就是中祕書所藏的古文寫的春秋左氏傳。

公羊、穀梁因為都寫於漢代，自用漢代通行文字，所以稱為今文。左傳一則出於屋壁，二則傳於民間，未得立學官。在西漢哀帝時，劉歆力争，而被「今文家」所否定。否定理由之一，是「左氏不傳春秋」。

左傳是否傳春秋，只有就左傳本身來考察。上文徵引過桓譚新論的話，「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裹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户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反過來，若有傳無經，也有許多費解處，還有更多史事闕文。先舉費解的例子。

成十七年經云：「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傳云：「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傳僅云「諸侯」，若没有經所紀載的「晉侯、齊侯」等，離開經，不知道「諸侯」是哪些國君。同樣，襄十年經云：「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吴于柤。」襄十年傳云：「春，會于柤，會吴子壽夢也。」（下略）若没有經文，誰知道哪些人在柤地相會。桓譚說，經不能離開左傳，其實，左傳也不能離開春秋經。不過左傅的解經，不像公羊和穀梁。據漢書藝文志，春秋家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現存董仲舒春秋繁露，也足以窺見公羊學說之一斑。何休公羊解詁和唐人徐彦的疏都曾採用或徵引嚴彭祖、顏安樂的遺說，有所謂「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義（詳見公羊傳「隱公第一」徐彦疏），現在看來，不是穿鑿附會，便是迂腐迷信。試想，用春秋來判斷訴訟，來救旱、止雨，難道不是愚蠢之至麽？清代凌曙是通人，他著有公羊禮疏。他在公羊禮疏序中批評漢人講公羊者說：「公羊至漢，始著竹帛。鄒、夾無傳，嚴、顏最盛。然是非不明，句讀亦失。」無怪乎北史儒林傳說：「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隋書藝文志也講過：「晉時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達其義。」穀梁傳大多同於公羊，所以前人以兩傳並論。清人陳立作公羊義琉、鍾文烝作穀梁補注，近人柯劭忞還專用「九旨」為全書綱領作春秋穀梁傳注。這些書，我都讀過，真是越讀越糊塗。不是這些學者糊塗，我認為是公羊傳、穀梁傳本身糊塗。柯劭忞縱然費盡苦心，不惜改動原文，使他通順，但究竟是「可憐無補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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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直接解釋經文的話比較少，但基本上是必要的。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左傳不像公羊傳，把「元年」、「春」、「王」、「正月」、先截成幾段，加以無謂的解釋，又综合起來，從詞的順序加以臆測。左傳僅說：「不書卽位，攝也。」所以司馬遷作史記，在魯世家中，用左傳，而不用公羊和穀梁。没有必要，左傳不但對經文不加任何解釋，而且連春秋經本文都不寫。所以左傳有不少的無傳之經。杜預很懂得左傳體例，假若經文和傳文相類，如文公元年傳「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和春秋「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好像無所增加和說明，而杜預却注云：「傳皆不虚載經文。」那麽，為什麽这裏「虚載經文」呢？杜預認為後文「穆伯如齊始聘焉……」這條傳文應在「葬僖公」下，就是孔穎達疏所說的「既葬除喪，卽成君之吉位也」。我則認為這是表示下一傳文「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若不寫僖公已葬，周王既不能使人錫命，文公也不得接受，並且使人答謝。正如宣十年經「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绎」。傳僅云：「師伐邾，取绎。」實際為下文「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作伏筆。因為最初春秋自春秋，左傳自左傳，各自為書，古人叫「別本單行」。把春秋經文和左傳分年合併，杜預春秋序自認是他自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若在經、傳未合併以前，作傳者於與其他傳文有關之經，不能不也寫一筆。這不叫「虚載」。

左偉還有時把幾條相關的經文，合併寫成一傳，如僖公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癸巳，葬晉文公」，一共四條經文，左傳寫成一傳，不過今本左傳因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之間，插入經文，因而隔斷，文氣實際是相聯的。這又是左傳一種條例。

左傳有更多的無經之傳。因此魯史官雖然未必記載那事入春秋，而左傳作者却認為不能不寫出來。讀者隨時可以發現，不再舉例。這又是左傳一種條例。

左傳有和經矛盾的，一般是左傳對經的糾正，如昭公八年左傳說「夏四月辛亥，哀公（陳哀公）缢」，辛亥為四月二十日，而經文作「辛丑」，則為初十日，兩者相差十天。孔琉說：「經、傳異者，多是傳實經虚。」就是傳文實在，經文虚假。又如一般日食，傳文不述。可是襄公二十七年經「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文却作「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按今法推算，這是當時公曆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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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全蝕，丁亥朔日應在十一月，日食也應在十一月。經寫成「十二月」是錯誤的。作左傳者大概掌握了更可靠的史料，才寫這一條傳文，以糾正經文。但他自己並不懂曆法，說什麽「辰在申」等等外行話。但他所掌握的日食日期的資料是比春秋還可靠的。

總而言之，公羊傳、穀梁傳，不是空話，便是怪話，極少具體的有價值的歷史資料。但偶然發現一兩點全經體例，為漢人所重視，所抄襲，甚至加以附會。這種地方，還應該加以表彰和說明。

如公羊傳宣公十八年說：

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書葬？吴、楚之君不書葬，辟（避）其號也。

禮記坊記因而附會說：

子云：气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

鄭玄注說：

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吴、楚之君不書葬，辟（避）其僭號也。」

我對春秋全部經文作過各種統計，以書「葬」而論，除葬周王、魯君、魯國夫人、魯國女公子以外，外國之君書「葬」的，一共八十四次，還不算定公四年經的「葬劉文公」，因為劉文公是周王室大臣，並非諸侯。當然也有不書葬的，如左傳成公十年云，「冬，葬晉景公」，春秋經，卽魯史官便不書。據左傳的解释是魯成公親去送葬，而其他諸侯没有一人親自去的，魯人認為這是奇恥大辱，不但不記载魯成公去晉國，甚至連晉景公的葬也不寫。可見非魯國諸侯的葬，由于各種原因，魯國太史不紀載的不少。吴、楚、越三國國君自稱王，若寫他們的葬，一定要出現「葬某某王」諸字，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書「葬楚康王」。這便違反坊記所說「土無二王」的原則了。春秋全經的確没有寫過楚、吴、越君之葬，公羊加以總结，成為全經義例，還是有道理、有參考價值的。

穀梁傳也總结一條經例，也為坊記所竊取、附會。穀梁哀公十二年傳說：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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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記因而說：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

其實，這事論語述而篇有記载：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吴，為同姓，謂之吴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左傳也有類似說明：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書姓。

同姓不婚，雖是周禮，「猶秉周禮」的魯國也不遵守，各國早不理會了。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晉文公的母親也姓姬，鄭國叔詹公開地說：「晉公子，姬出也。」（僖二十三年傳）正如齊國的盧蒲癸娶同宗女為妻，别人說他：「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盧蒲癸答說：「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坊記雖然竊取論語和穀梁傳，並假託孔子的話來加說明，實是「孟子」之稱，在她為昭公夫人時便已如此，魯國國君先和宋國通婚，桓公以後，多和齊國通婚，到昭公才和吴國通婚。可能這是第一次和同姓女子通婚，魯又是著名的遵守周禮的國家，才羞羞答答地不敢直稱「吴姬」，改稱「吴孟子」。魯太史寫其「卒」，連「吴」字都去掉，因為吴為太伯之後，自然也姓姬，存一「吴」字，還是表明同姓通婚，所以僅寫「孟子卒」。穀梁傳這一總结，並没有多少意義，衹是表明魯國一些人的保守觀念而已。

除此之外，公羊、穀梁兩傳也偶有說得對的。如莊公七年經「夜中，星隕（公羊作「霣」，同。）如雨」，二傳解「如」字便作像字解，和恆星雨天象符合。左傳解「如」為「而」說成是「與雨偕」，便錯解了。

然而左傳以具體史實來說明或者補正以至訂正經文。行文簡勁流暢，自東漢以後更為盛行，自魏晉以後便壓倒公羊、穀梁二傳。

最後引日本學者島田翰古文舊書考春秋經傳集解（卷子本）一段，補充說明春秋古經和左氏傳的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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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最多不過一萬八千字，為什麽「為王不能盡觀」？春秋和左傳近二十萬字，才「為王不能盡觀」。孔穎達在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疏中引劉向別錄也說：

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

別錄的二種抄撮，就是司馬遷的鐸氏微和虞氏春秋。漢書藝文志有鐸氏微三篇，班固自注說：「楚太傅鐸椒也。」又有虞氏微傳二篇，班固自注說：「趙相虞卿。」那麽，鐸椒、虞卿節錄左傳成書，不但武帝時司馬遷看過，劉向、劉歆整理西漢末皇家藏書時，並曾整理過，這是十分可信的。而且，戰國策楚策四並有下列一段文字：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則慮安』。」

「于安思危」二語，實際就是對左傳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有備無患」的引意。古人引書，一般不拘泥於文字，只是大意相同便够。

鐸椒為楚威王太傅，因作這書。楚威王元年為公元前三二九年，末年為前三二九年，鐸椒作鐸氏微或抄撮，不出這十一年之間，足見戰國時代的上層人物都喜愛左傳。虞卿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三○五——前二三五年。從這以後徵引左傳的更多。劉師培羣經大義相通論中有左傳荀子相通論，其中雖不免有附會之處，但荀子徵引左傳，實無可疑。現在僅舉二條為例。荀子大略篇：

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

這和隱元年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基本相同。而且荀卿還怕後人誤會尸體為未經入棺之尸，又加以「柩」字表明它，足見這是荀卿引左傳，不是左傳用荀子。又致士篇說：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襄公二十六年傳也有此文：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

兩者只有幾個字的差别，所以盧文弨說荀子致士篇「此數語全本左傳」。

其後戰國策（如魏策三用僖公二年和五年左傳，稱左傳為春秋）、吕氏春秋、韓非子無不徵引左傳文字。吕氏春秋、韓非子二書徵引尤多。劉師培有詳细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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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讀左劄記。至于西漢，從漢高祖賜韓王信書用左傳哀十六年語以至淮南子、賈誼新書，文帝作詔書（見史記文帝紀二年），武帝制令（見史記三王世家並索隱）也曾徵引左傳；司馬遷作史記，徵引更多。其後哀帝封册（見漢書王嘉傳）以至劉向作說苑、新序、列女傳，都用左傳故事。左傳從成書一直到今天，流行於世，未曾斷绝。

晉武帝咸寧五年（公元二七九年）汲郡人不準盜掘魏國古墓，發現不少竹簡古書。其中有一種叫師春的，據晉書束皙傳和杜預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後序說，完全抄錄左傳的卜筮事，連上下次第及其文義都和左傳相同。杜預和束皙都認為「師春」是抄集者人名。師春不知何年代人，但汲郡魏墓很多人說是魏襄王（就是孟子粱惠王上的梁襄王）墓。墓中另一種書叫竹書紀年，紀载魏史只到今王二十年。今王就是魏襄王，當時還活着，在王位，所以稱為「今王」。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死去，那麽，師春的抄集左傳卜筮事至遲在魏昭王元年以前，卽公元前二九五年以前。左傳在戰國的流行更獲得實物證明。雖然師春其書已不存在，而杜預、束皙二人是親自看到那批竹簡才記述下來的。以上只是證明左傳在戰國時卽已流行，還不能肯定左傳成書於何年。自然，成書在流行以前。

顧炎武日知錄卷四有左氏不必盡信條，說：

昔人所言興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併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為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為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為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

後人因此，認為左傳作者每每借他人之口作預言。預言被證實的，是作者所親見的；預言不靈驗的，是作者所未及聞見的。由此可以測定左傳成書年代。預言不靈驗的，主要有下列諸項。

一、文公六年傳說：「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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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史記秦本纪說：「周室微，諸侯力政，争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這是秦孝公以前的情況，也是左傳作者所見到的「不復東征」的情況。然而自秦孝公卽位「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二年，天子致胙」，這是左傳作者所不及見的。這時已是公元前三六○年。

二、莊公二十二年傳說：「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末又說：「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陳成子專姜齊之政，正是左傳筮者之言「此其代陳有國乎」。當時晏嬰也私自對晉國叔向說「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昭公三年傳）。然而不能肯定陳成子之曾孫太公和竟託人向周王請求，立他為齊侯。所以卜辭只說「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不言十世之後，為侯代姜。昭公八年傳史趙的話也僅說陳之「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就是當時人多看到陳氏有代齊的苗頭，是否果真代齊為侯為王，誰都未敢作此預言。田和為齊侯在公元前三八四年，這是左傳作者所未及知道的。

哀公十五年還有一段紀載：

秋，齊陳讙如楚，迥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下略）

子路對齊國前途的推測，還不及晏嬰的肯定。他肯定姜齊的被陳氏斲喪，這是當時人所共見的，却是否终為陳氏所享有，或者另外鑽出第三者（他人）攫取果實，都在「不可知」之列。由此表明，左傳作者未及見到陳氏篡齊。

三、宣公三年傳：「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這裹有個問題：周的世數和年數，應從文王計算起，還是從武王滅紂後算起，還是根據遣段文字從成王定鼎算起。我認為，「成王定鼎于郏鄏」，只是說明卜世卜年的時間和背景，而卜世卜年應該包括周王朝所傳之世、所得之年，至遲應該從武王計算起。晉書裴楷傳說：「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也是從西晉初開國計算起，正和成王卜世相類。漢書律曆志說：「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西周自武王至幽王共十二王，但年數多少則各說不同。 史記匈奴傳說自武王伐紂至犬戎殺幽王凡四百餘年。這說得最長。史記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紀年說：「自武王滅殷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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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通鑑外紀三引汲冢紀年也說：「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這說得最短。介於兩者之間的，有漢書律曆志引劉歆世經說自伯禽至春秋凡三百八十六年。劉恕通鑑外紀載西周凡三百五十二年。鄭玄詩譜序說，「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則無怪乎前人對西周年數無定論。東周自平王至赧王，不計哀王和思王，共二十二王。西、東周總共三十四王。律曆志說三十六王、可能是把哀王、思王計算在内。若說「卜世三十」，到安王便已三十王。平王元年為公元前七七○年，安王末年（二十六年）為公元前三七六年，近四百年。加上西周約三百年，左傳成書年代很難到周安王時代。

四、閔公元年傳說：「賜畢萬魏。……卜偃日：『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日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又說：「初，畢魏筮仕於晉，……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復其始」就是恢復為公侯。這樣，左傳作者一定看到魏斯為侯。那時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三年。但看不到魏文侯後代稱王。昭公二十八年傳說：「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晉國就是魏國，作者行文避免「魏」字重複出現，因改「魏國」為「晉國」。晉國本是魏國又一稱號，猶如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卽魏惠王）自稱其國為晉國。他曾對孟軻說：「晉國，天下莫强焉。」由此足見左傳作者只見到魏文侯為侯，見不到魏後稱王，更看不到它的日益衰弱，「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綜上所論，足以推測左傳成書在公元前四○三年魏斯為侯之後，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三八九年）以前。離魯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和崔述的論斷相較，相距不遠，只是具體得多。

公羊傳和穀梁傳的成書在後，古人早有明文。詳玩史記及漢書儒林傳自然知道。陳澧東塾讀書記卷十說，穀梁傳僖公二十二年說：「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這是用孟子離婁下語，可見穀梁傳作於孟子流行之後。陳澧還舉出一些證據，認為穀梁出於公羊傳之後。章炳麟春秋左傳讀敍錄後序說，公羊宣十五年傳：「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何休解詁曰：「上謂宣公。」六國時尚無直稱人君為上者。以「上」之名斥人君，始於秦并天下以後，公羊遂用之稱宣公。若依陳澧之說，公羊寫於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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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以後，穀梁傳又在公羊傳後。據漢書藝文志「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那麽，除左氏傳外，無論公羊傳、穀梁傳以及鄒氏傳、夾氏傳，都只是口耳相傳授，原本没有寫本。公羊傳注疏卷首有戴弘序，說公羊傳到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則公羊傳的寫定在西漢了。穀梁傳更在其後。

（七）左傳和國語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卽春秋），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司馬遷所說的左氏春秋，就是今天的左傳。他又說：「左丘失明，厥有固語。」依司馬遷之意，左傳和國語都是左丘明一人所作。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云云，可見司馬遷是根據春秋（實指左傳）和國語作十二諸侯年表的。漢書律曆志下引國語楚語下「少昊之衰」及周語下「顓頊之所建」等語都稱春秋外傳。因此許多人便把左傳稱為春秋内傳，國語稱為春秋外傳。甚至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贊便說：

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

三國吴國韋昭作國語解序也同意这一說法，並且還解釋說：

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

論衡案書也跟着說：「周語，左氏之外傳也。」 而最可笑者莫如康有為。他著新學偽經考，說：

左傳從國語分出，又何疑焉？

康有為的所謂新學，换句話說，就是王莽之學，因為王莽逼漢孺子嬰讓位，國號新。而劉歆為王莽國師，康有為接受劉逢禄左氏春秋考證的論點，更加以穿鑿附會，因此指左傳等書為「偽經」。他寫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書。這些書在當時政治上起的作用，自然應該另行論定。至于在學術上，却毫無是處。章炳轔作春秋左傳讀敍錄，一條一條地駁斥劉逢禄，讀者無妨把這兩部書大致翻看一遍。至于康有為的書，既不必看，更不值得駁斥。崔適作史記探源和春秋復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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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康有為之說同，同樣不值一駁，因為他們只是臆測，不舉可靠的證據，不依合理的邏輯。這是某些今文經學者的通病，我們在這裏只提一下，若詳细剖析，便可能寫出一本相當厚的專書。

左傳和國語是兩書，國語更不是一人所作。過去有不少學者加以論定，我只不過加以編排整理，而插以自己心得，寫成此章罷了。

晉書束皙傳云：「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國語三篇，言楚、晉事。」汲郡所出的國語，應該就是今天的楚語和晉語的一部分。據荀勗穆天子傳序，所發現竹簡，為古尺二尺四寸，當晉時通用尺二尺。每簡四十字。但不知道多少簡為一編，因而也無從知道這三篇竹簡國語究竟多少字。總而言之，汲郡所發現的，師春是抄襲左傳的卜筮書，國語另是一部書。在戰國時，左傳自左傳，國語自國語。自然，這還不足以證明左傳取材於國語，更不能證明左傳作者先寫了左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因為這時，左傳和國語都已經同時流行。

要研究這問題，唯有從現存左傳和國語本身作分析。

第一，我已經說明，左傳是一人手筆，取材雖然豐富，但行文風格完全一致，並無後人添加的字句。國語却不同。首先，他的文風與左傳不能相比。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引陸淳的話說，國語「舆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為」。李燾也說，國語「其辭多枝葉，不若内傳之簡單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手」。崔述洙泗考信錄餘錄說得更透澈：「左傳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實錄。而國語荒唐誣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傳紀事簡潔，措詞亦多體要；而國語文詞支蔓，冗弱無骨，斷不出於一人之手明甚。」這是從文章風格以左傳和國語相比。

其實，國語也不是一人之筆。崔述又說：「且國語周、魯（卽周語和魯語）多平衍，晉、楚多尖穎，吴、越多恣放，卽國語亦非一人之所為也。」這又是從文章風格上論國語各國語言和文風的不同。

第二，左傳雖然在舊的分類中列為經書，國語却列為雜史。若從兩書體例分類，左傳應屬於编年史，國語應屬於國别史。其不同於其他國別史的，一是言多事少；二是各國史實互相間很不相稱。鄭語只是一段文章，所敍自鄭國始封君桓公，而于其後僅敍晉文侯（非晉文公）定天下，齊僖公小霸，楚蚡冒始啟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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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這些事或者在春秋以前，或者在春秋初期。而齊桓公、晉文公之事却一字不提。以鄭國而論，鄭莊公在春秋初期亦是一霸，也不提及。而且據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產引鄭書「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又昭公二十八年傳，叔游引鄭書「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然而這幾句鄭書語，不但不見於今之鄭語，也無從在今鄭語中安插進去。若說鄭語成書在前，不及見齊桓公、晉文公，更不及見子產。若 今鄭語「芈姓夔、越，不足命也」，「閩芈蠻矣」(原作「蠻芈蠻矣」，今從汪遠孫國語發正據周禮職方氏鄭玄注引文訂正），足以證明鄭語作者看見楚成王伐越，殺王無疆，而越以此散（詳史記越世家）諸事。楚威王滅越，在公元前三二九年，則鄭語作於這年以後。尤其是鄭語又說「曹姓鄒、莒，皆在釆衛」。漢書韋賢傳說：「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作諫詩曰：『王赧聽譖，實绝我邦。』這麽，鄒國實在於王赧時被滅。王赧後人都作周赧王，實誤。「赧」非謚號，其人名「延」，音轉為「赧」，朱希祖汲冢書考有周赧王周隱王考言之甚詳，可信。韋詩云「王赧」，不云「赧王」，又可為朱說添一證據。王赧卽位於公元前三一四年，則鄭語之作，又在此後。不但鄭語内容與左傅無關，卽鄭國大政治家、外交家子產，鄭語亦無所記載，難道左傳作者竟對鄭事，不别「纂異同」麽？

左傳很少記載越事，可能左傳作者離越國很遠，看不到越國史料。今存越語上下二卷，都敍越王勾踐和范蠡、大夫種謀報吴仇事。二篇文風又大不相同。越語下專敍范蠡，又多排體韻文。越滅吴，據左傳，在哀公二十二年。史記六國年表與左傳同。而據越語下，越滅吴在魯哀十年（依王引之經義述聞說），相差十二年。左傳作者既把越滅吴事詳盡地編纂於國語中，為何不用其滅吴年代？更為何連大夫種（或文種）、范蠡一字不提？

周語有三卷，自周穆王征犬戎至萇弘被殺。萇弘被殺在魯哀公三年。其他關於春秋時期史事，幾乎都不合於左傳。尤其是齊語一卷，完全敍齊桓公事，也和左傳不相同。而魯語二卷，晉語九卷，偏偏又多和左傳重複。只是左傳言簡意賅，國語囉囌蕪穢，使人讀他產生厭倦。左傳作者為什麽既不去共重複，又不採其異聞，使自己的兩種著作起互相配合的作用呢？

我現在徵引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六上一條以為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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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之學為從來作書與註書者所難。予嘗謂作國語之人便不如左氏， 何況其他？或者怪其說。予曰：左氏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杜註云：「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十二年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對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註云：「四國：陳，蔡，二不羹。」予考之漢地理志，穎川郡有東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列為二，杜氏之言蓋是也。作國語者不通地理，認不羹為一，謂之城三國。（見楚語上）……以知左氏之作，杜氏之註，皆精於地理如此。或曰：「國語與左氏竟出二人手乎？」予曰：「先儒以其敍事互異，疑非一人。予亦偶因不羹事，頗有取其說云。」

最後，徵引葉適習學記言卷十二國語總論代替我的结論：

以國語、左氏二書參校，左氏雖有全用國語文字者（伯峻案：應作「左傳舆國語相同者」)，然所採（伯峻案：「所採」二字可商）僅十一而已。至齊語不復用，吴、越語則採用绝少，蓋徒空文，非事實也。左氏合諸國記載成一家之言，工拙繁簡自應若此。惜他書不存，無以遍觀也。而漢、魏相傳，乃以左氏、國語一人所為，左氏雅志未盡，故别著外傳。餘人為此語不足怪，若賈誼、司馬遷、劉向不加訂正，乃異事爾。

（八）左傳在西漢的流傳

左傳的成書年代在公羊、穀梁之前，而在西漢却没有「立學官」。雖然没有「立學官」，但有兩種傳本。一種是孔壁藏本，一種是民間私傳本。先說孔壁藏本。這事見于漢書楚元王交傳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這封信，對學術史說，是件重要文獻，可是不少人誤解了，因為劉歆在這信中加了些插句。我們若用破折號把插句標出，這封信的原意便顯露出來了。現在我先把移讓太常博士書有關文字抄錄重新標點於下：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宫，而得古文於壤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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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而未發。……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張心澂偽書通考把這段文字讀懂了。他說：

所云「得古文於壞壁之中」，卽逸禮、書及春秋左氏。下文云「皆古文舊說，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皆指此三書。故下文云「得此三事」也。因「書十六篇」之下加「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數語，以說逸禮及書（或專指書——原注）之經過，與下文「丘明所修」一語為「春秋左氏」之說明同。但「天漢……」數語較長，讀者不察，以為文氣已斷，下文乃另一事，與孔壁無關。然下文「及春秋左氏」之「及」字，卽表示上之逸禮、書及此春秋共三書。此猶可謂舆上文「及魯恭王」之「及」字用法同，為另一段之證。但下文「皆古文」之「皆」，明指三書。若專言春秋左氏，何來一「皆」字乎？……惟其辭頗閃爍，讀者易誤會。故班固漢書藝文志不言春秋左氏傳出孔壁，而王充論衡言之， 許慎說文敍則言春秋出孔壁，皆對歆移書讀法不同之故也。

這段話說得很明白。王充論衡案書篇說：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宫，得佚春秋二十篇，左氏傳也。

这裹要說明一點，古人用對古書「佚」和「亡」有分别。「佚」就是劉歆讓博士書「逸禮」的「逸」，正和論語微子篇的「逸民」，而許慎說文作「佚民」一樣。逸禮和佚春秋意卽未立於學官的禮和春秋，西漢時只是公羊、穀梁得立學官，左傳未得立，所以王充稱左氏傳為佚春秋。亡是亡失，書已無存。這是漢人用「佚」或「逸」和「亡」的區别。後人則把「佚」和「亡」混同起來，不能用以解釋兩漢之書。孔子壁中所發現的左傳，司馬遷曾採以作史記，吴世家說：「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吴兄弟也。」司馬遷所說「春秋古文」，就是這壁中書。王國维觀堂集林卷七也曾論及此事。到劉向、劉歆整理古書時，在中祕書（意卽皇家圖書館）發現这書，更加重視。劉向作說苑、新序和列女傳，採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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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左傳故事和文字，足為堅强的證據。劉歆尤其愛好左傳，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可以看出。劉向父子一家人喜愛左傳，見於馬總意林所引桓譚新論：

劉子改、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

王充論衡案書篇也說：

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

子政是向之字，子駿是歆之字。足見父子和其全家都熟讀左傳。自然，孔壁中的左傳是用作者當時文字，所謂「古文」寫的。劉氏全家要誦讀它，不能不改寫為漢代通行的隸書。這是左傳孔壁本的下落。

左傳還有民門傳讀本，上文已經說過。就是在戰國末年，不但韓非子採用了不少左傳文字，就是陷害韓非的李斯，也用左傳。他在上韓王書說：「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附見韓非子存韓篇）這明明是用左傳僖公五年文。至于西漢，引用左傳者不勝數，劉師培左盦集有左氏學行於西漢考，可惜引用並不完備。吴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說：「蓋當高帝之時，故漢廷謨誥，皆引其（左傳）文。」可見左傳自成書後一直有誦讀引用者。至於其傳授、訓詁，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曾經採擇兩漢有關記載，加以敍述。吴承仕為之疏證。下文所引括弧内的都是吴承仕疏證文字：

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吴起（魏文侯相），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楚太傅），椒傳趙人虞卿（趙相），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漢丞相、北平侯），蒼傳洛陽賈誼（長沙王太傅），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漢書云，賈誼授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貫公傳其少子長卿（蕩陰令），長卿傅京兆尹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徙杜陵）及侍御史張禹。禹數為御史大夫蕭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徵待詔。未及問，會病死。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字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護授蒼梧陳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始劉歆（字子駿，向之子，王莽國師）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哀帝時，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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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鳳、王龔欲立左氏，為師丹所奏，不果。平帝時始得立），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下略）

左傳作者不是左丘明，但它的作者傳给曾申，再傳给吴起，未嘗没有可能。曾申是曾參的次子（見禮記檀弓上），曾參和他父親曾點（也叫曾皙）先後作孔丘學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那麽，孔丘死時，曾參年二十七。假若曾申為曾參晚年所生兒子，孟子公孫丑下說魯繆公尊禮賢人，其中有子思，子思為孔丘孫，曾申為曾點孫。魯繆公立於公元前四○七年，死于前三七六年，當時左傳已經寫成，曾申得到作者傳授，是完全可能的。韓非子和氏篇說：「悼王行之朞年而薨矣，吴起枝解於楚。」楚悼王死于公元前三八一年，吴起卽死於此年，接受左傳的傳授也是可能的。而且說苑建本篇曾載「魏武侯問元年於吴子」，吴子自是吴起，不久便由魏至楚。魏武侯卽位於公元前三九五年，死於公元前三七○年，那麽，吴起接受左傳的傳授，很可能在去楚以前。關於西漢時左傳的傳授，漢書有更多的證據。劉歆一方面得到孔壁本左傳，又從尹咸和翟方進學習民間私傳本左傳，甚至兩本並没有什麽歧異，於是兩種本子合為一了。

（九）從左傳看春秋時代

西周，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编說是封建社會。郭沫若在青銅時代、奴隸制時代諸書中，則認為：「依據史記，把绝對的年代定在周元王元年，卽公元前四七五年。在這之前的春秋作為奴隸社會的末期，在這之後的戰國作為封建制的初期。」(奴隸制時代一九七三年版第四十頁）李亞農則說：「中國古代的奴隸制，從周宣王的時代起，開始轉入封建制。」（西周與東周，一九五六年上海版一一五頁）

我認為，從春秋左傳等書考察，奴隸制和封建制的交替，在各國間是不平衡的；卽在同一國家中，也未必能一刀截。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必然是由量變到質變的過渡。到農業生產者——當時主要的生產者——不再是奴隸或者農奴，而是佃農、僱農或者自耕農，上層建築也有相適應的變革，這個過渡才算完成。

以魯國而論，宣公十五年，卽公元前五九四年，宣布「初税畝」。按田畝抽税，便是承認土地私有的合法。以前是，如詩小雅北山所詠「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麽，天下土田的所有權，一概屬於天子或周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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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甚至任何人，只要他在中國土地上生存，也都是他的臣屬，非聽他的擺佈不可。然而由左傳看，有不少矛盾現象，一種是諸侯居然抗拒周王的軍隊，公元前七○七年，魯桓公五年，鄭莊公的臣子祝聃竟射中周桓王的肩膀。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周王還擁有虚名，諸侯利用它能起作用。隱公四年傳，衛國州吁殺掉衛桓公而自立，想要得到國内人的公認，石碏替他出主意，叫他朝覲周王。意思便是，得到周王的接受朝覲，便取得合法地位。僖公四年傳述齊桓公伐楚，表面理由，其一，不向周王纳貢；其二，周昭王征伐楚國而溺死於漢水。僖公二十五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對抗周王和擁護周王，同時都有，這種矛盾現象，正表示奴隸制社會正在向封建制過渡中。

在奴隸制社會，天子分封諸侯以土地和奴隸，並且附有寶物，甚至命以治理大綱。這在定公四年傳說得很清楚。在西周彝器銘文中，凡賜予田的，連同種田的奴隸一同賜予。如克鼎「錫女井家■田于■，以（舆也）厥臣妾」。彝銘中單身奴隸稱若干人，或若干夫；有妻室兒女的奴隸稱若干家。如曶鼎「曶則拜稽首，受兹五夫」、「昔饉歲匡衆厥臣廿夫」、「用卽曶田七田人五夫」，都以一人為一夫。矢令簋，「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若把某幾塊地方聚居的奴隸賜人，則稱若干品，並說明地名。如周公 ，「錫臣三品，州人、■人、郭人」。而東周彝器却不見此等文字。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侯賞狄臣千室」，變「家」言「室」，這是以落後民族的俘虜為奴隸。至於定公十三年傳，「歸我衛貢五百家」，这五百 家是不是奴隸，尤其是農業奴隸，很難確定，只能存而不論。

在紀述春秋時代的文獻中大量出現的是自耕農，甚至小地主，或者僱農。奴隸也有，但不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奴隸，而是各種工匠甚至樂師。大夫以上家庭中有服務奴隸，甚至從事戰鬬的奴隸。因為他們不是當時生產的主要力量。所以不能因此斷定春秋是奴隸社會。僖公二十三年傳述晉文公「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這野人應是有自由身份的農民。論語微子篇，孔丘使子路同津於長沮、桀溺，這兩人有文化，有自己的人生觀，至少是自耕農。子路所碰到的「丈人」，能留子路住下，並且「殺雞為黍」招待子路晚餐，可能還是小地主。襄公二十七年傳述齊國申鮮虞奔魯，「僕賃於野，以喪莊公」，那所僱的人或是僱農。襄公九年傳楚國子囊說晉國「其庶人力於農穡」，似乎此時在晉國的農業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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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自由民。襄公二十三年傳趙宣子的斐豹，才是家族中的奴隸。哀公二年傳的「人臣隸圉免」，被免者自是作戰的奴隸兵卒。成公二年傳所述魯賂楚的「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這是從事手工業的奴隸。襄公十五年傳所述鄭賂宋的「師筏、師慧」，是奴隸而為樂人者。

魯國雖然於宣公十五年就承認了田土私有制，但仍然不能完全廢棄奴隸制。昭公五年（公元前五三七年）三分公室、四分公室，還未必能完成封建所有制。可能要到哀公十二年（公元前四八三年）「用田賦」才完全解放農業奴隸，這已近春秋末期了。

一個國家刑法公佈與否，和奴隸制、封建制很有關係，而這種鬬争也相當激烈。若農業生產者奴隸多於自由民，奴隸根本没有人生自由可言，他們的主人可以任意處置他們，自然談不上有什麽成文刑法應該公佈。尚書有呂刑，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成文刑法（昭公七年傳引有周文王之法，不知可信程度如何），却不是為奴隸作的。若農業奴隸少了，自由民多了，那麽，那些從事農業經濟的自由民，不但要求有人身安全，還要求有其他保護規定，不管他們是小地主、自耕農甚至僱農。於是统治者不得不適應社會潮流，公佈刑法。鄭國子產於魯昭公六年（前五三六年）鑄刑書，晉國的所謂賢能之人叔向便给子產一信，表示失望。子產簡單地回信說：「吾以救世也。」這正和王安石答復司馬光的信相類似。到昭公二十九年（前五一三年），晉國趙鞅、荀寅等又鑄刑鼎。這就是表示晉國的農業生產已由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了。孔丘是個保守派，發了一通反對的議論，怎麽能阻攔住社會潮流的趨勢？

在奴隸社會，最大奴隸主稱為「天子」，意卽上帝之子。而天象和人事有密切相關。這種天人關係兩種觀點的鬬争，從春秋時代便開始，因為春秋時代是兩種社會制度的過渡。子產是當時進步派的代表，不但是位政治家、外交家，也是一位思想家。昭公十七年和十八年傳，鄭國裨竈請求子產禳火災，子產不肯，鄭國果然大火。裨竈又請求禳火災，說「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國人都請求聽用裨竈之謀，連鄭國人望所歸的子大叔也勸說子產。子產堅持不肯。子產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或不信？」子產不禳火災，鄭國也没有再發生火災。子產堅持真理，以一人之力排斥幾乎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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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朝廷的議論。從當時的科學水平看，的確是「天道遠」；就從今天的科學而論，天體距離我們不可想像的遠，而我們固然能够知道天文學、氣象學，但還是子產那個结論：天道和人事，非所及也。這種科學論點，也足以說明自殷商奴隸社會流傳下來的天人觀念還很盛行，就是到了漢代，早已是封建社會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漢書五行志引劉向說，還紛纷議論天人關係。春秋繁露玉杯篇說：「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這足以表示奴隸社會的上層意識並没有隨奴隸制的消滅而消滅，奴隸主的尸體還在發臭。然而在封建社會初期，不但有子產，其後更有荀卿。如果不是奴隸制完全為封建制所代替，荀子天論這種唯物主義的文章是不可能產生的。一部戰國策，任何人都不講天人關係，也不迷信鬼神，只談形勢和政治、戰略，更多地談外交政策。足見戰國遊說者的思想，和當時形勢相適應。

左傳雖然講「怪、力、亂、神」，一方面是真實地反映當時社會和一些人的思想情況；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作者喜歡這一套。為什麽全書所載卜筮，除偶然幾次外，都是很靈驗的?不能不使人懷疑，左傳作者於其中有些添枝畫葉。但左傳對於各種有關上層建築的鬬争，還是如實地反映出來。譬如僖公十六年傳，宋國有隕石，又六鷁退飛過宋都。宋襄公問周内史叔興「是何祥也」。内史叔興預言靈驗，但他自己認為他的預言是由人事觀察得來，和隕石及六鷁不相干。因之「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在奴隸社會，祭祀是國家一件大事，這固然從殷商和最近發掘的西周初年的龜甲卜辭可以看出。左傳成公十三年傳引劉康公的話說：「國之大事在祀舆戎。」襄公二十六年傳載衞獻公謀回國復位，和甯喜談判，條件是「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衞獻公寧肯放棄政權，却不放鬆主祭權。這也是奴隸制社會遺流下來的一種現象。在全部左傳中，講「禮」的次數比講「仁」的次數多得多。甚至因為某一人在行禮儀中有所過失，便斷定他不會得好结果。到春秋末期，奴隸制已近尾聲，孔丘這位哲學家、教育家，雖然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但他的某些思想，還是比當時一般人較為進步，反映封建制初期一些觀念。他重「仁」，昭公十二年傳引孔丘的話說：「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而在論語顏淵篇中，「克己復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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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仁」，便是孔丘自己的中心觀點。八佾篇，孔丘甚至說：「人而不仁，如禮何？」認為仁是實質，是核心；禮僅僅是條文，是形式。這種概念，也只能在封建制初期才能出現。

總而言之，左傳一書，是今天研究春秋時代一部最重要而必讀的書。它搜集了不少原始史料，雖然不免攙雜着一些迷信和作者個人的增飾，但是，研究任何一部史書，都應該「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毛澤東選集一九六六年直排本二八○頁）。我只是在校勘中對底本略有訂正；在注解中，搜集並且考慮了前人成果，有所取捨，有所增補，或者提不同意見和自己的心得，以供讀者參考而已。

關於左傳的整理工作，周恩來同志曾經關心。周恩來同志的關心给我以莫大力量，使我日夜以赴，現在雲霧已散，日月重輝，我謹把這部稿子作為黨的六十誕辰獻禮，並藉以表示對周恩來同志的懷念和敬意。

同時，沈雁水先生為本書題簽，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何樂士同志曾通看全書，並给我奔走借書；中華書局張忱石同志在工作上也替我借書還書，魏連科同志给我補充了幾條金文材料，還有史樹青、周紹良同志或借或赠我罕見書，都應在這裹表示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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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傳注

隱 公

春秋以魯國舊史為據，故以魯君紀事。自孟子萬章下言有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爵位，禮記王制、白虎通爵篇相繼言之，然考之兩周彝器銘文，知銘文國君之名稱不但與春秋歧異，卽在彝銘本身，雖同一國名，彼此互殊者仍甚多。楊樹達先生積微居小學述林古爵名無定稱說言之鑿鑿有據。魯有四器稱魯侯，一器稱魯公。尚書費誓為魯侯伯禽誓師之辭，開首卽云「公曰」。考之春秋經，於諸侯之葬皆稱「公」，左傳於諸侯亦嘗稱「公」，則「公」為當時對諸侯之通稱。魯國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後。周公輔佐周王朝，成王封其子於曲阜，定四年倦「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嗥之虚」是也。龔景瀚謂魯都一為曲阜，一為奄城，古奄國都也。二城相距僅三里。曲阜在東而稍北，今山東曲阜縣北三里之古城村。奄城在西而稍南，卽今曲阜縣治。初都曲阜，煬公遷奄；春秋時又遷曲阜，蓋在僖公時。詳澹静齋文鈔魯都考。 一九七七年曾於魯都進行勘探發掘，測得魯都城平面大致呈不規則横長方形，城東西最長處三點七公里，南北最寬處二贴七公里，面積約十平方公里。周圍有城壕，西北兩面城壕利用古洙水河道。今日曲阜縣縣城僅佔魯故城西南角之一小部份。故城城門十一座，東、西、北各三座門，南兩座門。魯宫殿在城中。在東北部城牆下與城内西北、西南部有魯城以前之居民區，或卽商奄遗址。依史記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凡十三君。隱公名息姑，魯世家作「息」，然詩魯颂疏、文十六年左傳疏及释文、穀梁首篇疏證並引魯世家俱作「息姑」，則唐時史記魯世家作「息姑」明甚，且史記十二諸侯年丧亦作「息姑」，年表及魯世家索隱均引世本謂隱公名息姑，則今本魯世家無「姑」字，蓋唐以後史記或本脱「姑」字。隱公為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於周平王四十九年卽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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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惠公元妃孟子。 惠公，史記魯世家謂名弗湟，索隱引世本作「弗皇」，又引年表作「弗

生」，隱公及桓公之父。惠公在位四十六年卒。據文二年傳「凡君卽位，娶元妃以奉粢盛」，宣三年傳「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則元妃為第一次所所娶正夫人。金文亦作「元配」如陳逆簠鉻云「■（擇）氒（厥）吉金，以乍（作）氒元配季姜之祥器」。周代，卽在春秋，女子生三月，命以名，如襄二十六年傳載宋平公嬖妾名棄，昭二十七年傳載齊景公夫人名重，禮記檀弓下載孔丘之母名徵在。至許嫁而笄（參胡培翬儀禮士昏禮正義及禮記内則注疏），則不稱名，惟介绍婚姻時用名，由禮記曲禮上「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知之。其稱謂如「孟子」，孟是排行，卽老大，所謂「孟、仲、叔、季」或作「伯、仲、叔、季」是也；子則母家姓。宋國姓子，則孟子乃宋國女。此及下文「仲子」，皆是以排行冠姓上，亦有變「季」稱「少」者，如少姜。其它則有以本國國名冠姓上者，如齊姜、陳媯；有以丈夫之國冠姓上者，如韓婧、秦姬；有以丈夫之諡冠姓者，如莊姜、宣姜；有以夫家之氏冠母家之姓者，如樂祁；有別為諡冠姓者，如下文聲子及厲媯、戴媯之類。魯自文姜後，夫人多不從夫諡，別為諡以尊夫人。尚有因再嫁而改稱者，如秦穆公以女嫁晉懷公，因謂懷赢；後又改嫁晉文公，乃改稱辰赢。周王之女稱「王姬」。孟子卒，繼室以聲子，左傳凡四用「繼室」，皆作動詞語，續娶之意。昭三年傳載晉平公娶齊之少姜，少姜有寵而死，齊請繼室於晉。少姜非晉平公嫡夫人，而所續娶者反是嫡夫人。魯世家謂聲子為賤妾，或有所據。哀二十四年傳云：「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共禮也。」似魯未曾以妾為妻者，則聲子不能視為正室夫人矣。僖公九年穀梁傳及孟子告子下均載葵丘盟約，有云「毋以妾為妻」，是必先有以妾為妻者，然後載於盟約以禁止之。但左傳無此言，或未必可信。生隱公。隱公非太子，十一年傳「公之為公子也」，不言「為太子」，可證。 宋武公生仲子。 宋，國名，子姓，成湯之後裔。及周武王滅紂，封其子武庚。武庚企固恢復殷商王室，與管叔、蔡叔聯络舉兵，而為周公旦所敗，改封紂父帝乙之長子微子啟為宋公。或稱殷，或稱商，皆仍其舊稱。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市。傳至穆公七年，卽魯隱公元年。昭公得之元年，卽魯哀公二十七年，左傳止于此年。自昭公傳六世， 一百七十年，據史記宋世家及漢書地理志下，為齊、魏、楚三國所滅。但吴師道注戰國策曾疑之，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則直云「滅於齊」。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武公名司空，微仲九世孫。傳世彝器有宋公?鐘。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宋武公十八年生魯桓公母。」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文卽字而先秦書未有言字者。周禮外史、儀禮聘禮皆言名，左傳、論語、中庸並言文。以字為文，始於史記秦始皇瑯邪臺石刻曰「同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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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詳顧炎武日知錄及段玉裁說文解字敍注。手，手掌。論衡雷虚篇、紀妖篇並改作「文在掌」可證。自然篇仍作「手」，則用左傳原文。疑左傳本作「曰魯夫人」，舆於成季「有文在其手曰友」(閔公二年、昭公三十二年傅）、於唐叔「有文在其手曰虞」（昭元年傳）同例。故仲子歸于我。杜注：「婦人謂嫁曰歸。」孔穎達疏云：「石經古文『虞』作「■」，『魯』作『 』，手文容或似之。」據孔說，不以其手掌真有文字為可信，蓋手紋有似「魯夫人」三字或似「虞」字者，當時人或後世人因而附會之。宋仲子之嫁於魯，蓋附會其手紋有似「魯夫人」三字耳。據下傳文，歸于我卽嫁於惠公為嫡妻。而魯世家云：「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索隱云：「不知太史公何據而為此說，譙周亦深不信。」生桓公而惠公薨，杜注：「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孔疏申杜注，理由有三。 一謂元年傳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大子卽桓公，言其少，則非初生之稱。又謂本年冬十月改葬惠公，隱公弗臨，則桓公為喪主。若其年不足二歲，不堪為喪主。且羽父殺隱公，與桓公同謀。若桓年僅十二，未堪定殺君之謀云云。孔疏此說，甚有理。再考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宋世家，宋武公生仲子在其十八年，宋武公亦死于此年，此時尚未入春秋，周平王之二十三年，卽公元前七四八年。魯隱公元年為周平王四十九年，此時仲子虚歲已二十七，其出嫁固早于此時，生子亦當早于此時。是以隱公

立而奉之。 杜注：「隱公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卽

位傳。」然據下文傳「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公立而求成焉」等句，是隱公行國君之政，而實奉桓公為君，非立之為太子。桓公之被立為太子，惠公未死時已如此，不待隱公再立之。桓公雖非初生嬰兒，其年亦甚幼小，不能為君，故隱公攝政焉耳。孔疏極力申杜，駁鄭衆、賈逵二說。鄭、賈之說亦謂立桓為太子，與杜則同一謬誤。訖隱公之世，不稱卽位，惠公之葬弗臨，于桓公母仲于之死則用夫人之禮；于己母則僅稱「君氏卒」，是不用夫人禮，處處皆足以明之。攝位稱公亦猶周公攝位稱王，固周禮也。此與下傳二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攝也」為一傳，後人分傳之年，必以「某年」另起，故將此段提前而與下文隔绝。杜注云「為經元年春不書卽位傳」，則所見本已妄為分割矣。左傳中此種例子不少，俞樾左傳古本分年考與楊樹连先生讀左傳、楊向奎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均曾先後指出，本注亦將隨時論證之。

元年，己未，公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齊僖公禄父九年、晉鄂侯郄二年、曲沃莊伯鮮十一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终生三十五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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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元年春王正月。 漢書律曆志引南書伊訓有「太甲元年」，則元年之稱，起源甚早。舀鼎（吴

闓生吉金文錄稱曶鼎）銘云「隹（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才（在）周穆王大［室］」，此西周亦以第一年為元年之實證。劉師培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元年例自注云：「隱公以攝位稱元年者，說詳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復魏收論齊書起元書。又漢書律曆志下引劉歆世經有『周公攝政五年』之文，則攝位得紀年，自係古文說，天子與諸侯一也。」春秋紀月，必於每季之初標出春、夏、秋、冬四時，如「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雖此季度無事可載，亦書之。考之卜辭、西周及春秋彝器銘文與尚書，書四時者，彝銘無一例。然詩小雅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豳風七月「春门載陽，有鳴倉庚」，則四時之記，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為正，與實際時令相合。春秋之四時，則不合於實際時令。相傳有「三正」，夏以建寅之月（今農曆正月）為正，殷以建丑之月（今農曆十二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今農曆十一月）為正，而仍以正月為春，則殷、用之春皆今之冬。漢書五行志亦云：「劉向以為周春，今冬也。」論語衛靈公載孔丘之言，主「行夏之時」。以詩經考之，民間之四時，皆夏時也。以傳文考之，晉即行夏時者。相傳周王朝于每年末頒明年曆書於諸侯，諸侯奉而行之。考之兩周彝銘，四周彝器大抵為王朝卿士所作，記月日多言作（唯）王某月某日，如晉姜鼎銘云「隹王九儿乙亥」，悉用王曆。但東周彝器多為列國諸侯或巨族所製，則有用本國之曆者，如鄀公簋銘云「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標明「鄀正」，以别於「王正」；鄧國器有「鄧八月」、「鄧九月」。鄀、鄧皆小國，俱不奉阅曆，或者以其阈小而不頒曆歟?抑或内行共是歟？魯為周最親近之國，奉周曆唯謹。自隱公訖哀公歷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皆用王正，甚至哀公十二年經僅云「春用田賦」，傳必申明之曰「春王正月用田賦」。然當時修曆者不密，觀測亦難準確，雖曰「建子」，有時實非建子。本年實建丑，以冬至之日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癸亥也。大致春秋初期，誤算者多，其後日益密確，誤算者遂渐罕見矣。商鞅量云：「十八年，齊?卿大夫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壹為升。」則秦孝公時紀事亦標四時。陳騂壺銘云「隹王五年奠口螴■立事歲孟冬戊辰」云云，孟冬，則十月也。越王鐘銘云「隹正月孟春吉日丁亥」云云，既言正月，又言孟春。則戰國時器，有不僅言四時，且分孟、仲、季，如吕氏春秋及禮記月令所云矣。董作寅殷曆譜下编卷一云：「殷代之稱正月，始自祖甲，則無可疑。本譜所舉祖甲二年之曆版，首稱『月一正』(後编下一．五），即在改制之初稱正月，並列舉一月之舊名。」愙齋集古錄有叔皮 鼎為「隹一月」。■鼎「正月」作「征月」，極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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