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废除科举制度对清王朝的命运乃至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教育制度、文化传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结束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取士的历史，直接改变乱舞官僚体系的铨选内容和仕进渠道，引起中央行政体制的变化，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知识体系的更新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成为共和政治的铺垫。”[1]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科举制度说成是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可见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下面从三个方面试述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1. 废除科举制度对近代教育制度建立的影响

中国自秦以来，“百代尤行秦法政”，中央集权制度一直持续2000多年，中央集权制度在王朝建立初期的确有整合社会资源、行政运行高效、维系社会稳定等作用，但其弊端也比较明显，其中由于其长期运行所形成的周期惯性以及体制内缺乏外部竞争压力所导致的封闭、腐朽等特性使得许多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科举制度的废除正是如此，操之过急而又未找到更为合适的选拔官员人才的替代性制度。

在清末新政的各项措施中，兴学堂、奖游学是清末新政取得明显成效的措施之一，清政府原来预期在1901年废除科举，而科举妨碍学堂的推进和开展是导致提前废除科举的直接原因之一，科举考试尽管在晚清尤其是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考试内容开始转向时

务，四书五经的地位受到质疑，但四书五经仍然是考生作答、考官阅卷得分的主要参考依据，考生对于西方引进的科学技术以及经济、法律等实用学科由于考试不怎么考依然没有多大兴趣，在晚清的会试科考中，居然出现过将拿破仑解释为“拿着破烂轮子”这样的笑话，科场士子对世界名人国际局势尚且如此无知，更何况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早在1898年京师大学堂就已经开办，1903年清政府又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但科举的吸引力还是比新式学堂大的多，1903年末科乡试前夕，“大学堂两馆生已纷纷赴汴乡试，两馆所存学生不过三十余人，每日功课亦不认真，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设诸公乡试得意，似较学堂出身为优，想诸公必不肯再入堂肄业，以待三年卒业也。科举误人，岂浅鲜哉？”[2]结果，京师大学堂仕学、师范两馆赴开封参加顺天乡试的学生果真有7人中举，这还不包括改用他名无法查实及返回本省参加乡试中举者。这说明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巨大地位利益与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以及新式学堂培养近代技术型人才的目的存在尖锐的冲突，为了改变世人重科举轻学堂的趋向，清廷没有选择通过将学堂所学内容与科举考试逐步挂钩、录取标准从人文型知识分子向技术型、管理型知识分子转变，而是选择了立即废除科举的办法。先是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端方等五位地方大员会奏《请废科举折》，认为“臣等默观大局，孰察时趋，觉现在威迫情形，更甚昨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

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绝无大兴之望。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十年莆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视，岂能我待。”奏折指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沦音，停罢科举。”废除科举制度在当时“强邻环视，岂能我待”的严峻形势以及新政对技术型人才迫切需要的时刻而作出的不得已选择。

废除科举促进了近代意义上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废除科举后，近代新式教育获得空前发展，全国各地的新学堂数量大增，随着新学堂的大规模开办，现代教育体系开始逐渐建立，传统的“读书做官”教育模式开始解体，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逐渐解体，各门学科的分化和独立成为现实，通过新式学堂培养出的人才开始进入社会各行各业，它使教育与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个方面人才结合起来，教育向着更加多样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 2. 废除科举制度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科举制度一旦废除，这意味着一种具有强大惯性的运行机制开始戛然而止，读书人一时难以适应，清代科举一度为一百多万人提供一种生活方式，一旦这种生活方式不复存在，会使这一百万多人产生强烈的幻灭感和失落感，他们对清政府由原来的效忠支持开始转向不满和反对，而读书人在中国社会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的

“不安定因素”，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度的废除使读书人摆脱了对清王朝的人身依附，士人阶层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的消亡，意味着清王朝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不复存在。

读书人失去了科举入仕、读书做官的进路之后，必须寻找其他安身立命的退路，他们开始把注意力从古典文章的记忆注释转向现实的社会生活，开始接受西方涌入的各种思潮，逐渐形成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团体，他们中很多人迅速倒向了革命派或者成为地方士绅、督抚以及立宪派的坚定支持者，还有些读书人为谋求生路加入了新式军队，他们由于接受了革命派的主张，对满清政府的强烈不满使得他们成为武昌起义爆发的主力军。

总之，科举制度起到了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稳定，解决读书人生计出路问题的作用，废除科举制度意味着读书人这一群体由自上而下进入上流社会的管道中走出来被迫开始游离在社会中的各个角落，梦想和希望的破灭使他们由清王朝的支持者变成了它最终的掘墓人。

3. 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度的影响力超过了任何一项制度设计，亨廷顿指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

为模式。”[4]或者说制度是人们共同约定的行事规则，它不是一种弹性的、脆弱的东西，而是一种刚性的、坚固的构架。规则对事不对人，既然已经制定，就得共同遵守，除非对规则进行更改。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进士科，科举制度就具有其他制度所不具备的超常稳定性，其中也出现过短暂的中断，比如晚唐八十年间，只有四年停举，除非万不得已，科场年年照开。宋代以后，科举制度已经成为“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经历过元代的先废后开的反复比较，到明清两代，科举制度进入成熟阶段，更为稳固和连续，开科取士几乎成了雷打不动的社会大事。即使遭遇战乱和大灾等不可预测的事件，也要易地开科或次年补行。例如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无法正常进行科举考试，但就是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在河南的情况下，1901年12月还下令次年要补行辛丑（1901年）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乡、会试。有人曾感叹道：“在如此仓皇播越之中，而对下年之乡、会试，尚兢兢注意，足见当时视取士之典尚为郑重。”[5]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程度，而科举制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并得以延续的制度基础，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虽然在激烈程度上不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但从长期的影响来看，其冲击力度绝不亚于这两次大规模的运动，我认为废除科举制度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影响：

（1） 传统学术格局的打破，儒家独尊地位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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