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穆令的背后：反伊斯兰情绪为何变得如此猖獗？

禁穆令的背后：反伊斯兰情绪为何变得如此猖獗？

美国时间2017年12月4日，美国联邦高等法院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包括利比亚、苏丹等六个穆斯林国家在内的“禁穆令”全面生效，这不仅仅标志着特朗普政治上的一场胜利，也意味着激进反伊斯兰情绪，正式在这个世界上最主要强国的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了。不过，放眼当今世界，对伊斯兰的反感恐怕早已不限于美国了，在欧洲、印度、俄罗斯和中国，这种情绪已经开始漫向“政治正确”的河堤，大有失控之势；在莫迪崛起、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和默克尔组阁失败等一系列决定性事件中，反伊斯兰情绪几乎都起了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想正确认知当今世界的未来走向，对于反伊斯兰情绪的本质不可不有所理解。事实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除了极个别国家外，世界并不存在引人注目的反伊斯兰思潮。在1994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人民是如此地同情车臣圣战者，以致于俄军几乎是在两条战线上与车臣人作战；在1999年，恰恰是美欧联军对基督教（东正教）国家塞尔维亚的轰炸，才帮助科索沃的穆斯林取得了独立。那么，2017年的今天，反伊斯兰情绪却为何突然间如此猖獗了呢？恐怖主义和圣战杀戮引发的仇恨首先，必须认识到的就是，圣战者不间断的恐袭和对平民的大规模杀戮，急剧恶化了民众对伊斯兰教观感，使得

反伊斯兰情绪得以滋生。俄罗斯就是其中的典型。记得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开始时，俄国各界对车臣穆斯林充满了虔诚的爱，俄军副总司令员爱德华·沃罗比约夫大将就曾自诩绝不“向自己的人民开战”而心甘情愿地被免职，那些平乱的俄军部队尚未集结就遭到了俄国百姓的围堵和阻碍。不过，5年之后的10月5日，当俄国大兵越过捷列克河，进入车臣的时候，即便车臣政府多次苟且求和，俄国社会却已变得坚冷如冰，非必除之而后快。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呢？不如看看1996年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俄军在国内舆论的要求下，退兵之后发生了什么吧？俄军撤离后，被车臣武装杀死的普通俄国民众。事实上，那些曾经鼓吹同情车臣人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在车臣人的杀戮中，也沦为俄国民众眼里的叛徒——就像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党首日里诺夫斯基所言，是车臣圣战者的屠刀唤醒了被欺骗的俄国人民 退兵当年的11月，车臣圣战士即在俄罗斯卡斯皮斯克的一幢住宅大楼中制造了爆炸，造成68人死亡；1997年4月、5月，分别有3名和5名俄罗斯人在两次圣战士针对火车站的袭击中被杀害；同年12月，车臣圣战者对布伊纳克斯克地区的俄国兵营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给予后者以巨大杀伤；1998年4月，一支俄军车队在印古什与车臣边界处遭到伏击，一位将军和两位上校被杀；1999年4月、6月、8月，俄国先后遭到四次大规模恐怖袭击，共造成300多名俄罗斯民众

死亡。而且，自1992年俄军撤出车臣之后，大约21000名世代定居车臣的俄罗斯人被圣战士们处死，4万多人被掳掠为奴。无休止的流血和杀戮很快激起了俄国社会对车臣人的血仇深恨，最终变成了炸弹倾泻在了格罗兹尼的城市上。西方人对伊斯兰世界的观感也有着类似的转变。必须承认，911事件发生之前，西方对伊斯兰世界还是比较友善的。不然就不能解释西方在1995年波黑战争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支持当地的穆斯林分离势力。前南战争中的克罗地亚武装领导人斯洛博丹·普拉利亚克，因攻打当地穆斯林而被国际海牙法庭审判，前者不惜自杀以示抗议。克罗地亚信奉天主教，与西方文化上相当接近，对普拉利亚克过去行为的审判，实际上显示出上世纪90年代西方对穆斯林世界的友善态度 然而，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随着圣战士不断发动对西方世界的恐怖袭击，西方人对伊斯兰世界的观感也急剧转变。2004年3月，圣战者在西班牙马德里发动恐袭，198人死，约1800人伤；2005年7月，圣战者在伦敦发动恐袭，90人死，1000多人伤；2013年4月，圣战者在波士顿发动恐袭，伤亡100多人；2015年11月，圣战者在巴黎发动恐袭，127人死，300多人伤；2016年7月，圣战者在法国尼斯发动恐袭，86人死，伤300多人；2017年5月，圣战者在曼彻斯特发动恐袭，23人死，100多人伤。各种恐怖袭击层出不穷，早已不可计数。在这种情况下，仇恨也就不可避

免。2016年7月的诺曼底恐袭发生后，一位当地小女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绝望地表示，“我们（法国人）听音乐会死，参加庆典会死，祈祷也会死，我们该怎么办？” 巴塔克兰剧院灯光总监patric jardin在巴黎恐袭中失去了女儿，一年之后，这位悲伤的父亲痛斥法国政府，称：“人民不需要用所谓的‘爱心蜡烛’回应残暴不仁的恐怖分子...这些都是政府的错！不只是这届政府，而是45年来执政的所有政府，是他们把法国变成了伊斯兰和恐怖主义基地！”一个仇恨必然刺激另一种仇恨，而圣战士们不仅仅会为他们所仇视的世俗世界带来死亡，也会带来新的仇恨。“政治正确”与反伊斯兰情绪谁更正当？而且，传统欧洲政治家在处理涉及穆斯林的重大问题上，盲目坚持“政治正确”，犯下了重大过失，使得被主流社会鄙夷的反伊斯兰情绪，得以挥舞“守护人民”的旗号，名正言顺地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央。2015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政治正确”原则的裹挟下，大开国门，开始无限制地接纳以穆斯林为主的中东难民。然而，这种毫无原则的人间大爱，却大大伤害了欧盟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中东难民的大举入境，严重损害了欧盟老百姓的安全感，使得他们生活于一种真正的恐惧之中，越是底层大众，就越为此苦恼。据德国《经济数据》提供的数字，2015年底，状告联邦移民与难民局“不作为”的治安案子就已接近2300件，截至2016年5月，这一数字竟然升至近6000件。而伴

随着犯罪数量迅速飙升的是，难民与本地民众、难民与难民之间的剧烈冲突，2015年9月，德国中部城市卡塞尔的一处难民居住营地在一日之内发生3次大规模冲突；2016年1月，德国科隆发生难民对德国本地民众的大规模性侵；2016年9月，德国萨克森州包岑镇发生当地民众和难民之间的大规模斗殴。同时，难民入境也大大加剧了恐怖袭击发生的频率。德国老人向媒体倾述难民大举入境后，普通老百姓眼里的治安混乱和社会恐慌面对这种深受其害的困境，西方老百姓的愤怒可想而知，曾经神圣不可犯的“政治正确”，也在现实的不幸面前丧失了感召力。据意大利《晚邮报》2016年10月2日报道,因抗议政府在城市中安置难民的举措，意大利热那亚市居民曾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极端者甚至高呼：“我们应该向罗马进军！绞死议会中出卖人民的背叛者”！这显示出制造难民危机的“政治正确”观念，在与民众切身利益不断冲突之后的坍塌。因此，当坚持政治正确的主流政党因轻率的决策，而严重损害了普通老百姓利益的时候，那么，那些“臭名昭著”的反伊斯兰式主张，也就有了鼓吹政治不正确却契合民众利益之主张的道德口实了。于是，无论是在传统的西方国家，还是东方世界，那些曾经一蹶不振的极右翼政党都在难民危机之后很快变得高大上了。上世纪90年代，奥地利自由党几乎陷入分裂甚至崩溃，但他现在已然不可同日而语；就在几年前，澳大利亚单一民族党几乎就要解散了，

但现在这个政党又开始了新的征程；而从未涉足政坛的特朗普竟然在反复鼓吹反穆斯林的主张之后，也进入了白宫。历史记忆与“反伊斯兰”情绪的异化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记忆的不同，往往使得各国社会对“反伊斯兰”情绪的观感完全不一样。若以欧洲来看，法国、英国、德国和北欧等国，这些过去远离圣战烽火的基督教国家身处欧洲腹地的国家，自查理·马特（8世纪的法国君主，在图尔地区打败入侵的阿拉伯军队）之后就再也未曾经受过圣战军队的入侵，因而能以相对平淡的胸怀看待伊斯兰世界。与之相反的是，东欧国家则有着对伊斯兰入侵的沉痛记忆，并因此承受过亡国的苦难，所以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就相当严厉，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Orban Viktor）反对穆斯林难民进入该国的声明中，可以看到的不仅仅是对恐怖袭击的反感，更有着深藏于一个匈牙利人历史记忆之中的刻骨恐惧；而希腊的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党在国内鼓吹反伊斯兰情绪的时候，则不断提及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和君士坦丁堡的不幸。实际上，今天的印度人之所以拥有如此激烈的反伊斯兰情绪，亦是历史记忆的结果。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来自阿富汗和伊朗地区的伊斯兰战士无数次地越过北方的山脉入侵印度平原，在近乎1000年的历史里，印度多次遭到圣战君主们杀掠和奴役，许多印度教的圣地也先后被改成清真寺；印巴分治的过程中，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之间的冲突，导致50多万人的死亡，再加上与巴

基斯坦的战争和国内无穷无尽的宗教摩擦，使得对伊斯兰教的反情绪，在印度社会具有相当大的政治能量，今天的印度总理莫迪之所以能够主宰印度，恰恰离不开对这种情绪的炒作和运用。文化隔阂下的人口修昔底德陷阱然而，在渐渐失控的反伊斯兰浪潮当中，同样不能被低估的就是包括世俗社会与伊斯兰之间的文化隔阂，以及在此基础上，因人口生育率的巨大差距而加剧的世俗社会之恐惧心理。在当前世俗国家的伊斯兰问题中，最让政治家头疼的莫过于“伊斯兰教的融合问题”。自上世纪60年代穆斯林涌入西欧以来，尽管西方为了实现融合，做出过不少努力，但是，这些举措最后都失败了。即便融合政策的重要推动者如默克尔本人，也不得不承认针对穆斯林的多元文化融合政策早已完全失败了（2010年10月波茨坦青年党员训话）。从不同文明的历史经验来看，穆斯林群体的强大文化韧性，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被同化。在印度、塞尔维亚、俄罗斯和中国内地，一千多年来，穆斯林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顽强地保持着自家的信仰，从这个角度来看，世俗国家的穆斯林融合问题将长期存在，且不可能得到迅速解决。而且，由于穆斯林与世俗人口之间因观念差异，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忌讳，穆斯林人口往往在世俗社会中形成牢固的聚居区，这种聚居区拥有不可忽视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世俗国家的执法者无论从各方面，都无力对其有效管理，即便不惜代价地处置，执法者也将因此蒙受

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损失（如2005年10月的法国大骚乱）。在政府事实上无力管制的情况下，聚居区的犯罪和违法活动往往就失去控制（无论东西方国家，都无力有效管制穆斯林社区）。因此，比利时的穆斯林聚居区莫伦比克就成为欧洲圣战者的大本营；而2017年初，瑞典警方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已经无法保证穆斯林聚居城市马尔默新年夜的安全。这种情况不可能不让世俗人反感。更何况，无论是文雅的西欧，还是粗狂的俄罗斯，尽管目前这些强权看起来依然强大，但他们的未来却是灰暗的，因为其人口出生率却远低于穆斯林人口。今年11月29日的美国PEW人口数据显示，即使不考虑不断涌入的新穆斯林移民，欧洲的伊斯兰人口比例仍将急速增长。到了2050年，瑞典的穆斯林人口将会超过三成；法国和德国将达到20%；而俄罗斯则将超过50%。考虑到穆斯林人口大多聚居于大城市，这种趋势将更加强化其未来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这个趋势无疑令西方相当头疼，同时也让伊斯兰社会深感振奋。被革命者杀死的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就曾在2006年为自己的信仰描绘出一幅令人屏息的未来：“有迹象显示安拉将会让伊斯兰的征服在欧洲得胜，不用剑，不用枪，不用征服，欧洲的5000万穆斯林将会在数十年内把它变成穆斯林的大陆。”因此，从长远来看，欧洲国家相对于伊斯兰的实力优势将随着时间的演进而被逐渐逆转，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修昔底德陷阱。西方人拥有了力

量，但安拉则支配了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世俗社会和伊斯兰教之间的误会和冲突逐渐增多，西方社会对伊斯兰忧虑是难以避免的，那些反伊斯兰情绪的鼓动家们也由此向自己的潜在追随者兜售恐惧。在2007年9月的国会演讲中，著名的反伊斯兰主义者、荷兰极右翼政党领袖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就曾以此论调恐吓欧洲，他说：“伊斯兰是放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制止伊斯兰化，欧拉伯及荷拉伯只是早晚的事。一个世纪前，荷兰有约50个穆斯林，到今天已经有约100万穆斯林在这个国家了。最终会怎样？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走向欧洲及荷兰文明的终结。”这种宣传，在今天的西方、俄罗斯甚至印度的反伊斯兰宣传中，是相当普遍的。思考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当今世界的反伊斯兰情绪并非即兴而起的浪花，作为一种逐步壮大的意识形态，它的崛起兴起有着不可小觑的现实、历史和文化土壤。面对这种前所未见的新型观念，一方面，要保持警惕，防止盲目的仇恨左右自己的大脑；另一方面，我们应认识到，由于恐袭频发不可能得到遏制、由于文化的融合也看不到希望、而历史的因素和人口结构的趋势也依然如故，对伊斯兰的不当情绪不但很可能长期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危险势头。这实际上就是为何特朗普的禁穆令尽管看似荒唐，却依然能够通过，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如此博爱，却最终引发了组阁危机的根本所在。毕竟，前者顺应了趋势，

后者悖逆了潮流。要知道，历史是从来不讲好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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