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理论的历史发展-丁云本求实出版社1997-12-04

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历史发展

前 言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页。]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世界上三个最先进国家的三种主要思潮——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人和发展者。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科学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伟大导师，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第一次把唯物论同辩证法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并用这一世界观来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创立了唯物史观。他第一次发现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即剩余价值规律，进而“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4页。]因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按照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资产阶级专政必然为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改造为生产资料公有、消灭剥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思想、政治、文化的巨大进步，最后必然发展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马克思就和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一起，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争取解放的斗争，提供了最强大的思想武器——科学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的历史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之所以是革命的，就在于它是不断发展的科学。而它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又是由于它与实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7页。]它来自人们的社会实践，又指导实践，实践给它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和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恩格斯也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教条主义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僵死的教义，割断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因而堵塞了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道路。总之，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分析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同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并克服自己运动的各种错误倾向的过程申前进的。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联系其他原理、联系具体的历史经验加以考察。也就是说，要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历史地、辩证地综合研究，这样才能比较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真实过程。

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了。百多年来，马克思的学说不断与各国革命运动相结合，已经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面貌。目前，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正在鼓舞着中国人民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建设一个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同时，要用新的经验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它推向前进。

目录

第一章 马克思的转变。历史唯物

论的创立????????????????????(1) 一、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信念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

究为马克思探求真理创造了条件??????????(1) 二、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动摇了马克思对 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信念????????????(6) 三、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开始了对黑格尔的批判??(8) 四、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提出了进行共

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性???????????????(10) 五、考察了经济运动，提出了异化劳动论??????(14) 六、研究了物质利益，创立了唯物史观 ??????(20) 第二章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共产党宣言》

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的检验 ???????????(30) 一、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第一个马克思主

义纲领的诞生??????????????????(30) 二、《共产党宣言》的策略思想在欧洲1848年革命

中的检验与发展?????????????????(34) 三、马克思对欧洲革命形势认识的改变 ??????(48) 第三章 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资本主义必将

灭亡规律的再分析????????????????(54) 一、“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

解释”?????????????????????(54) 二、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能解决商品生产的内在

矛盾 ?????????????????????(57) 三、剩余价值学说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 ?????(64) 第四章 第一国际的创立。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

的发展?????????????????????(72) 一、工人阶级斗争的新形势，马克思的新观点 ???(72) 二、引导第一国际把日常斗争同最终奋斗目标结合

起来 ?????????????????????(82) 三、反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 ??????????(91) 第五章 巴黎公社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

运动规律的再分析????????????????(98) 一、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 ????????????(98)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权性质与形式的新

认识 ?????????????????????(104) 三、第一国际的终结。恩格斯对工人运动规律的再

分析 ?????????????????????(111) 第六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的发展???????????????????(122)

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122) 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132) 三、从实际出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 ????????(152)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政党的成长。恩格斯对建党学

说的发展????????????????????(162) 一、社会主义政党的普遍建立。恩格斯对教条主义

的批判 ????????????????????(162) 二、第二国际的建立。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171) 三、恩格斯对建党学说的发展???????????(176) 第八章 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经验的

总结??????????????????????(186) 一、恩格斯对英国工人运动特点的分析???????(186) 二、恩格斯对德法等国无产阶级革命条件和道路的

分析 ?????????????????????(189) 编后话?????????????????????(196)

第一章 马克思的转变。历史唯物论的创立

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天才人物头脑中所固有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产生是一个过程。在马克思探求真理和创立唯物史观的最初阶段，马克思首先经历了一个从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 马克思之所以完成了这两个转变，一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历史提供了客观条件，二是因为马克思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很好地实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密切结合。这一结合为他充分吸取时代所给予的丰富营养提供了前提，为他批判继承前人的优秀文化成果创造了条件，终于促使他创立了唯物史观。

一、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信念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为马克思探求真理创造了条件

卡尔。马克思1818年6月5日出生在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的一个律师家庭里。 莱茵省虽是普鲁士王朝的领土，但在1794年就被革命的法国军队占领，一直到1815年。在这期间，实行了拿破仑法典，废除了封建体制，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纺织、金属加工、煤炭、铁路、公路和航运业。

但自1815年拿破仑被反动的“神圣同盟”战胜后，封建的普鲁士王朝便卷土重来，恢复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普鲁士国王不仅不履行自己立宪的诺言，而且成十倍地加重了对这一地区的税收。税收的苛刻，加上繁荣的法国市场的丧失，使资产阶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因而触怒了资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的阶层。于是，“大学生协会”、“青年德意志”、“不羁者协会”等一系列反抗封建压迫的资产阶级团体相继诞生，伟大诗人海涅也同时闻名，德国空想共产主义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也逐渐流传开来。政府对这些反抗活动进行了镇压，但未奏效，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更大愤怒。 当时，马克思的父亲亨利·马克思也是反抗阵线中的一员，他参加了名为“文学俱乐部”的资产阶级组织，并主持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宴会活动，因而受到省政府的审判。 这些广泛的反抗封建势力的斗争，对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强烈影响，使他在中学时代就产生了反抗压迫的情绪和对于自由的渴望。1835年马克思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

文中写道，虽然神也给人指定了获得幸福的共同目标，但是人类至今仍未接近这个目标和找到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因此，我们在选择职业时(做为手段)应遵循的主要指针应当是促进人类幸福。“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这篇文章虽然反映年仅十七岁的马克思当时对人类历史的见解还是属于唯心主义的，甚至还有些迷信色彩，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于被压迫者是同情的，他有着强烈地追求自由的渴望，这些都给他进一步去探求真理带来了第一个推动力。 1835年10月马克思中学毕业后，带着怎样才能使人类走向幸福的问题来到了波恩大学。他博览群书，对多门课程进行了顽强的学习。但是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却未能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他经常处在强烈的追求而又不得其路的情绪之中。

1836年10月，他从波恩大学转到柏林大学法律系，在那里找到了黑格尔哲学。黑格尔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整个世界是“绝对观念”按着辩证法规律进行运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第二阶段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在这个阶段产生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第三阶段是绝对观念的自我意识，到这个阶段，绝对观念就达到了完善的程度，也就不再发展了。可以看出，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中，一方面有着可贵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虽然是用来说明“绝对观念”的运动过程的，但在实际上是颠倒着阐述了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描述了物质运动的辩证过程。恩格斯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1页。]。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1页。]。另一方面还有形而上学，这就是他认为绝对观念的运动最终会停止下来，从而世界的发展最终也将停止下来。 正因为在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着这个矛盾，当时在研究黑格尔哲学的知识分子中便以不同的政治倾向而形成了两派。在政治上比较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着重颂扬和强调了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方面。在政治上比较进步的青年黑格尔派则着重研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他们认为，支配世界的是人类理性，自我意识，人类理性的辩证法决定着历史的发展，凡是不符合人类理性和过了时的东西，都必须让位给新的更加进步的形态。实际上，青年黑格尔派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反对封建专制，要求人的自由，论证把人从封建制度和宗教神权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正义性。正如著名青年黑格尔派活动家阿·卢格在回顾中所指出的：正当老年黑格尔学派捍卫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反动势力的时候，我们则在政治领域中开始了自由化。 马克思积极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马克思不仅找到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同志，而且还深入地理解了辩证法，并使辩证法变成了自己认识问题的基本方法。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通过辩证法为自由找到了理论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就包括着关于自由的思想。在黑格尔看来，没有自由就没有运动，真正的理性的国家(指社会整体——作者注)，既体现着统一又体现着自由。马克思完全接受了黑格尔的这些关于论述自由问题的思想，并做了进一步的引伸，得出了人的本性就是自由的结论。他强调指出：“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3页。]。“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页。]。“没有自由对人说来就是一种真正的致命的危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4页。]等等。同时，他还坚持黑格尔关于法和国家应该是理性的体现、自由的保证的观点。他说，法典就是人民的圣经，国家“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9页。]在此基础上，1841年马克思写成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

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理论所论证的人类个体的意志自由的思想，并以对普罗米修斯的赞扬表达了他对人类自由热烈追求的坚定信念。同时，斥责了宗教的反人道主义和个性的本质，明确表达了人应该从宗教和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不断地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思想。

但是，在这一期间，马克思也通过黑格尔哲学进一步从理论上确立了唯心主义世界观，树立了人在一开始就有了自觉自由的本质的观点，国家与法是自由的体现的观点。其实，人之初期仅仅是由自然赋予了发达的头脑，具有了意识和发展意识的可能性，自由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实现的；至于国家和法则属于上层建筑，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确立起来的唯心史观，使他付出了三、四年的时间才逐步摆脱掉。 总之，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提出了为人类谋幸福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推动他在大学期间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深入学习和理解了辩证法，并为自由找到了理论根据。这些都为他进一步探索真理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动摇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信念

1841年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原准备进学校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由于反动政府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排挤，他不得不转而做了《莱茵报》的主编。在那里他碰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突出的问题之一，是所谓“盗伐林木”的问题。当时，德国莱茵地区正处在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那些转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地主，为了筹集资本，对农民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掠夺，他们无耻地把过去公有的树木据为己有。于是，农民便起而反抗，奋起砍伐树木。而为地主撑腰的莱茵省议会竟把这诬为“盗伐”，并制定了处罚的法律，致使数十万农民成为“被告”。政府和议会的行为，使一向主张自由的马克思十分愤怒。他以黑格尔哲学为武器，在报纸上对议会和政府进行了强烈谴责和批判。他指出，对农民的处罚是蹂躏了公理、正义和法律，以至国家的利益。他怒斥：“为了保证自己对森林条例违反者的控制，省议会不仅打断了法的手脚，而且还刺穿了它的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他认为，省议会已经“把行政当局、行政机构、被告的生命、国家的思想、罪行和惩罚降低到私人利益的物质手段的水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6页。]。省议会在保护林木占有者的利益而牺牲法的原则，或者是为了法的原则而牺牲林木占有者的利益的问题上，利益占了上风。这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国家与法并没有体现自由，保卫自由，相反，它屈从了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执行了扼杀自由的使命。 但是，这个本来应该体现理性要求的国家与法，为什么在现实中总是为经济上占优势的社会势力服务呢?这个问题使马克思感到困惑不解。十几年后，他在回顾当时的情形时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页。]

其实，这件“难事”也是一件好事，它使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心目中发生了动摇，推动了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从而打开了通向历史唯物论的大门。

三、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开始了对黑格尔的批判

正当青年黑格尔派热衷于从黑格尔哲学中寻找通向自由的道路时，1841年费尔巴哈写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摆脱了黑格尔哲学的束缚，用唯物主义观点对宗教和黑格尔哲学展开了批判。他说，自然界是人产生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而人的宗教幻想所创造的最高存在物，只是人自己本质的虚幻反映；人在神的概念中，把不是属于个

人的但是属于所有人的，属于人类的一切特征都具体化了，所以，人应当重新获得异化为神的人的本质。

当时，马克思还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所以还不能完全理解费尔巴哈的论点，但是他也看到费尔巴哈在理解人之间的现实关系方面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在使人们摆脱精神束缚和其他束缚方面进了一步。

1843年初，正当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支配作用困惑不解的时候，费尔巴哈发表了《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一文，更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他写道：“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做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明显的真理。”[注：《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上卷，1959年5月三联书店第一版第102、115页。]这种把被唯心主义哲学弄颠倒了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再“颠倒过来”的思想，极大地启发了马克思的思想，促进了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1843年4月《莱茵报》被反动政府查封后，马克思便借助费尔巴哈的观点，针对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开始了对哲学的重新研究。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第一次冲破了黑格尔哲学的束缚，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新思想。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0—251页。]“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页。]同时，马克思还认为市民社会之所以产生了国家，是因为私有制是这个社会的主体、私有制支配了国家的权利。马克思分析说：“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究竟是什么呢?是私有财产本身的权利，是私有财产的已经得到实现的本质。和这种本质相对立的政治国家还留下了些什么呢?留下一种错觉：似乎政治国家是规定者，其实它却是被规定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9—370页。]“国家制度在这里就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0页。]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实际上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的萌芽。它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注意到了生产关系对于国家的决定作用，这是马克思在科学研究中所取得的第一个成就。但是，从马克思对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他还未深入理解基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原因是当时他还未从经济上去研究和剖析人类社会。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主要是在费尔巴哈哲学影响下形成的。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颠倒主体与客体的批判，被马克思成功地运用到了对黑格尔关于国家学说的批判，费尔巴哈关于个体和类的矛盾异化为宗教的论点，被马克思成功地应用于对市民社会异化为国家的论证。所以说，这一论点还只是在形式上接近了唯物史观。

四、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提出了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1843年11月，马克思迁居巴黎。当时的巴黎是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在那里正在进行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尖锐化。以至使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1825年到1836年十一年中间，爆发了两次大的经济危机。在危机期间存货山积、企业倒闭、生产缩小、失业增加、银行信用紧急紧缩，工人实际收入急速下降，整个社会仿佛又回到了野蛮时代。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并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更不能保证人民幸福，因此，社会需要建立一种更好的

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起来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并描绘了一张张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号召人们去建立合乎理性的社会主义社会。可是，他们并没有获得什么实际结果，一切美好的愿望都成了泡影。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创立自己学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独立的政治斗争尚未开始，还处于“自在阶级”的阶段。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及其反抗，只是表明他们是倍受苦难的阶级，人们还看不到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将有多大作为。因而没有把建立新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身上。

但是，在这之后不久，法国的工人阶级便走上了进行独立斗争的政治舞台。1831年和1834年里昂工人进行了两次起义，占领了城市，俘虏了省长，并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要求。此后，1836年在英国还爆发了有几百万人参加的“宪章运动”，提出了工人自己的宪章要求。这样，工人阶级便显示了在政治斗争中的威力。

所有这些情况，都震动了马克思的思想，促进了他进一步思索，使他认识到，仅仅进行推翻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不能导致人类的真正解放，要解放全人类就必须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同时，还使他认识到仅仅象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只宣传理性是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找到能够担负起这个革命任务的革命阶级，而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一个阶级。于是，在1844年2月，马克思便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著名的《论犹太人的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提出了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思想。马克思写道：“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指共产主义革命——作者)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廈支柱的革命(指资产阶级革命——作者)，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2页。]他还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这就是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这些新的提法不仅冲破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狭隘政治界限，而且也冲破了唯心主义者企图通过理性来推动社会发展的幻想，从而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条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认为马克思这时“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577页。]

但是，综观全篇文章，就其思想倾向的主导方面来说，这时的马克思依然还没有彻底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他虽然提出了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但他对这一结论的论证基础仍然是个体和类的矛盾，而不是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也就是说，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是由人的个体与人的类的矛盾引起的，而不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引起的。马克思论证说，资产阶级革命(也称政治解放——作者)并不能导致人的彻底解放，因为它没有解决个体和类的矛盾，相反还加深了这个矛盾。资产阶级革命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即在政治领域中享有主权的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了利己主义的人，这种人是失掉了人自身的人， 自我排斥的人，被非人的关系和势力控制了的人，这种人还不是类的存在物。所以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因此，这便需要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再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另外，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证，也主要不是从论述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开始的，而是从论述无产阶级丧失了人的权利开始的。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德国是一个彻底被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因此，“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6页。]因此，无产阶级将担负起解放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五、考察了经济运动，提出了异化劳动论

虽然，在主编《德法年鉴》期间，马克思还没有从经济运动规律上去研究社会，但是，他已经深切地看到了阶级之间的斗争，特別看到了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阶级之间为什么要展开斗争，马克思对此还不太了解。正在这时，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提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根源主要在于经济利益不同的观点，使马克思受到了很大启发，促使他下定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以便从经济上去找到阶级斗争的根源。

1844年3月《德法年鉴》停刊后，马克思便开始了对经济学的研究。他阅读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著作，写了大量的笔记，几个月后便写成了经济学哲学的三个手稿，提出了异化劳动论。认为工人所进行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当时社会之所以产生了压迫、不平等以及阶级，乃是由异化劳动造成的。 马克思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这就是说，动物按照本能进行活动，人则在意识指导下进行活动。如动物也进行构筑巢穴或居所一类的生产活动，但动物只为自己和幼仔的直接需要而生产，而人则不仅为自己的直接需要而生产；动物生产是片面的，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与它的自身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因此，马克思认为，自由的自觉活动是人类的特征，人类的本质。但是，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使人丧失了人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这种由异化劳动导致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创造了劳动成果，但它却作为某种异己力量而存在，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一种力量而与劳动者相对抗。“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

第二，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相异化。“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

第三，劳动者同自己类的本质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的劳动中，劳动者的人的本质被异化成了动物的本质，“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页。] 此外，马克思还认为异化劳动不仅使劳动者本身发生了异化，而且也使劳动者同其他人的关系发生了异化，即生产了不生产的人与私有制。他说：“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

同时，私有制也不仅仅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而它还是异化劳动的原因。马克思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

总之，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导致并加深了私有制，私有制又导致了社会异化。因此他的结论是：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消除私有制，恢复人的本质。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异化劳动论一方面表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产品对人统治的种种表现加深了自己的认识，另一方面表明，马克思进一步摆脱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的影响。在黑格尔那里，异化的主体是绝对精神，异化是用来说明绝对精神的运动的。在费尔巴哈那里，异化的主体是抽象的人，他所指的异化是人向天国的异化(产生宗教)。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论则认为，异化的主体是现实的人，苦难的无产阶级，他所指的异化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对于人的本质的丧失。这样，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论便带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色彩，接近了对于资本主义本质的揭露和工人阶级历史地位的揭示。

同时，异化劳动论也是对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的挑战。国民经济学声称，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产品属于工人。而异化劳动论则尖锐地指出，工人得到的只是借以勉强养家糊口的一小部分，工人不得不整日在饥寒交迫中挣扎；而不从事劳动的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却过着神仙般的生活。国民经济学虽然以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为出发点，却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造成异化的原因就是国民经济学所极力维护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私有财产制度是对人统治的决定性力量。因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论便为他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的彻底批判打下了基础。

此外，马克思还在第三个《手稿》中提出了生产决定一切的论点，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这一观点的提出，表明马克思更加接近了历史唯物论。 总之，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论比过去所有的异化论都有了进步，并且已经提出了若干正确观点。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考查，异化劳动论依然未能把所谓“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揭示出来，这一理论只是说异化劳动导致了异化，但异化劳动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其原因在于；这一理论依然未把人类的历史发展看成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而是把人类的历史看成为人的本质自我实现的历史。它认为人自一开始就具有自主与自由的本质，这一本质在生产中非但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被异化，即被破坏了，只有到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人的本质才能得以复归。这就是说，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从完整的人类本质，到这一本质被异化，又到这一本质重新复归的过程，是人的本质自我展开的过程。

马克思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2页。]虽然他认为“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2页。]，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与《手稿》同时，在1844年10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了《神圣家族》一书。这本书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鲍威尔对当时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工人力量的污蔑。

这一批判使马克思、恩格斯向唯物史观又前进了一步。在这本书中，他们明确提出了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的思想。他们说：“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象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正因为这段论述表达了物质生产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的观点，所以列宁认为这一思想十分重要，在《神圣家族》一书摘要中，特别标上了“注意”二字。但是，这一思想仍未成为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整个历史观的理论基础，因而，还不能说他已创立了唯物史观。

六、研究了物质利益，创立了唯物史观

进入1845年后，马克思的历史观发生了质的飞跃。在这一年的春天，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是他唯物史观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接着，马克思就和恩格斯一起开始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写作工作，直至1846年，终于完成了这本巨著，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在这本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已不再把历史描写为人的所谓自由的本质被异化最终将被复归的过程，即不再把抽象人的本质做为历史运动的主体，把社会关系做为这一主体的外化，而是从人对于物质生产的依赖性为基点，以物质生产的发展对人的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为基点，来描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认为人类的历史是随着生产发展不断完善并将获得越来越多自由的历史。他们指出，人自形成之日起就具备了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点(即头脑比较发达、具有意识)。这个特点为人成为自由与独立发展的人提供了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人类的自由与独立是随着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能力的增长而逐步得到的。所以，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所谓人类的本质的自我运动，而是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了吃穿住是人类生存的前提，物质生产是人类必须每日都要进行的活动的命题。他们这样写道：“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生产发展的程度不仅决定着人类生活的条件，还决定着人类意识发展的程度、人类获得自由的程度和社会关系的发展程度。 在人类生产水平极端低下的条件下，虽然人类也具有意识，但由于人类积累的实践经验还极少，所以这一时期人类的意识只能是“纯粹畜群的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36页。]

在这一时期，虽然人们也要求自由自主的活动，但由于生产水平的低下，自然界在人们面前就是一个有无限权威的不可征服的力量，“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36页。]。

在这一时期，人们也已经结成了社会关系，但“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总之，人类的发展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实现的。人类“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在生产条件十分低下的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人类不过是自然与社会的奴隶与半奴隶，根本谈不上存在着自由与自主的所谓人的本质。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才能逐渐改变社会的状况，改变人的状况，并使人获得越来越多自由活动的可能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生产力的发展将首先引起分工与私有制的出现。“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在某一劳动部门共同劳动的个人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细致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6页。]不仅如此，分工还意味着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增加，这给一些管理者首先攫取这些剩余产品创造了可能性。于是分工又引起了私有制的产生：“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页。]因为分工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变成了现实，同时还产生了不平等的分配，所以“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页。]而当着私有制产生之后，阶级以及国家的产生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这些论述实际上是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 但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上层建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就必将变动，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动上层建筑也会变动。这样，人类社会便形成了一个社会形态被另一个社会形态所代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许多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种所有制的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在当时的西欧各国又出现了第四种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将来人类还要进入实行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阶段。 在论证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已抛弃了过去使用的关于人的本质复归的说法，而特别强调了生产力的作用，指出：“这种‘异化’?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而普遍交往的发展，才能使“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另外，“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

在这本书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将从低级阶段逐渐走

向高级阶段，同时还认为人类也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他们指出：“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且把我们的打算化为乌有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页。]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将使一切物质条件“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从而使人类真正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

总之，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不再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展开，只要实行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就能使人类得到解放，而认为是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对于人类历史的概述上，他们不仅回答了在《手稿》中原来自己提出的问题，而且还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特点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这就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历史的主体的理解不同，对历史出发点的理解不同。唯物史观是把人类的物质生产做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出发点，唯心史观则把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范畴、观念做为历史的主体与出发点。 当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体系的时候，也就对“异化”的提法进行了重新评价。他们指出：“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76页。]这就是说，异化论产生于哲学家们对历史的错误想象。他们把摆脱了分工的人的一切变成了一种理想，然后抛弃各个时代作用于人类生活的实际条件，说人类自一开始就具有了自主与自由的人的本质，后来这种本质才被异化了，这样便颠倒了人类历史的真实过程。同时，这样一种理论把人类的历史仅仅描述为所谓人的本质的发展过程，而并未把人类的实践活动放在决定人类发展的地位上，所以它是一种把历史过程描述为意识发展的唯心论。

由此，我们可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不仅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用异化论去描述历史的终结。

在这之后，马克思虽然还曾继续用过“异化”这个概念，特别是在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仍然使用过“异化”这个词。但是，只要人们细心地注意其表述的内容，就显而易见的看到，这时他所表述的异化同早期异化的涵义已经根本不同了。在早期，异化这一概念主要是用来说明现实与人本质的矛盾，揭露现实的非人化性质，具有全部历史观基础的作用，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在马克思的思想日益成熟后，异化的这一概念，只是偶尔用来说明社会的某一现象，而在说明这些现象时，既未提到这些现象的产生是人本质的丧失，也未提到这些现象的消除在于复归人的本质。所以，这里的异化概念实质上是借用原异化概念的部分词意，而不是旧概念的重复使用。

总之，从1835年到1846年马克思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这一变化过程是复杂的，但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35年至1843年夏天，马克思的历史观基本上还是历史唯心论的，在政治上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信念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为马克思探求真理准备了条件。1843年夏天至1845年末，可以说是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马克思一面提出了个别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一面又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人的本质不断“复归”的历史，在政治立场上也是这样，马克思一面提出了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一面仍未从社会发展规律去说明共产主义必将到来的必然性。只有到1845年末至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才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完成。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同恩格斯一起创立了唯物史观完成了两个转变，除了因为当时的历史发展提出了这一需求和准备了一定的思想资料之外，还因为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很好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诸方面的密切结合：政治要求同哲学探讨相结合；哲学研究同实践相结合，对实践中提出的问题的研究同经济学、历史的研究相结合；经济研究、历史研究同阶级斗争等政治问题的研究相结合；整个理论研究同整个工人运动的研究相结合。这一系列的结合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才使马克思的思想认识不断前进，终于跨上了人类智慧的高峰。例如，当他树立了为人类幸福奋斗的信念后，不久便在柏林大学研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为他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信念找到了理论根据；当他感到黑格尔的哲学中仍不能提供社会问题的答案吋，普鲁士政府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排挤把他驱向了社会，使他开始了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关注，而当他在物质利益问题面前感到为难的时候，他遇上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他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当他需要把这一刚刚萌芽的唯物主义思想向前推进的时候，1843年11月，他来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巴黎，他在这里看到了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看到了现代两大阶级的尖锐斗争，促使他提出了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要求，接着他又研究了经济学和历史，从而加深了对阶级斗争根源的认识，提出了带有唯物主义成分的异化劳动论；然后他又把这一系列问题联系起来进行了综合研究，终于发现了基于物质利益基础上的阶级斗争，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论。所以，可以说，如果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不是很好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诸方面的密切结合，他的思想认识就不会达到这样的高度，最多只能达到当时的一些学者和工人活动家的水平。

第二章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共产党宣言》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的检验

一、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纲领的诞生

马克思说：以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目的就在于让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就开始了把这一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工作。 1846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与日果在布鲁塞尔共同创立了“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目的是：与各国社会主义者、先进工人建立经常联系，了解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批判危害工人运动的各种错误观点，使各国社会主义者逐步统一认识，团结起来，为建立国际性的无产阶级组织打下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当时参加通讯委员会活动的有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沃尔弗、魏德迈、魏特林等人，参加这一活动的著名工人组织有英国的“宪章派”等。通讯委员会还在伦敦、巴黎、哥本哈根、哥德堡、柏林、科伦、爱北

斐特、汉堡、哥尼斯堡、莱比锡、马德堡、布累斯特等十几个城里建立了通讯委员会分会或通讯小组。

在这一活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德国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是流亡巴黎的德国工人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成立于1836年，成员大多是手工业者。它的指导思想很混乱，最初是德国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 口号是“人人皆兄弟”，目标是建立一个“无论什么人都生活得一样，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的社会。同时，他们又和德国布朗基主义的秘密革命团体有密切联系，有着浓厚的神秘色彩。1835年5月，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参加了布朗基派在巴黎发动的密谋起义。起义失败后，一些领导人被迫流亡伦敦。此后，正义者同盟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在英、法、德、瑞士等国相继建立了支部，成为当时唯一带有国际性的工人组织。但由于它狭隘的宗派主义情绪和密谋性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同盟长期未能成为群众性的革命组织。

1843年，同盟领导人沙佩尔曾建议恩格斯入盟，被拒绝。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与同盟的领导人保持着联系，经常利用口头、书信等多种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同时，还通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对同盟的指导思想——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终于，使正义者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和大部分盟员开始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过去的理论观念的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错误，愈来愈使伦敦的盟员相信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5页。]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约瑟夫·莫尔受同盟委托，专程到布鲁塞尔和巴黎分别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确信他们的观点，抛弃密谋方式，邀请他们参加同盟并帮助改组同盟。马克思与恩格斯接受了这一邀请。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代表大会。大会根据恩格斯的建议，把正义者同盟改为共产主义同盟。

大会确定以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做为同盟纲领的基础，交给各支部进行研究讨论。大会还让恩格斯及马克思的朋友沃尔弗等人为同盟制定了新的章程草案。这个草案的主要特点是废除了正义者同盟从密谋性的秘密团体承袭下来的一切做法，确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过去做法的弊端主要是常常造成领导人滥用权利的可能性和迷信权威。马克思在1877年11月11日给布洛斯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过：“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9页。]。

此外，大会还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的“人人皆兄弟!”的模糊口号。 所以，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代表大会开过以后，恩格斯根据同盟各支部对《共产主义信条》讨论的意见，对“信条”进行了修改与补充，以问答形式写成了《共产主义原理》。但是，不久恩格斯就感到：采用问答形式去写纲领是不适当的。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3页。]马克思同意了恩格斯的意见。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同盟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一起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从第一次大会就开始起草的新章程。新章程规定：“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页。]这个章程表明：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终于建立起来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

胜利。

二大还委托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宣言形式起草同盟纲领。1848年1月底，马克思与恩格斯完成了这一委托，写出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当欧洲大陆的又一次革命风暴来临前夕，《宣言》在伦敦发表了。

《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论述了以下主要内容：

第一、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及共产主义必将胜利的规律。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第二、论述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党的主张。

第三、对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进行了批判和评价。 第四、阐明了党的斗争重点和策略。

二、《共产党宣言》的策略思想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的检验与发展

《宣言》刚刚出版，欧洲就爆发了又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848年2月，巴黎首先爆发了革命。3月，革命波及到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普鲁士首都柏林以及意大利。接着，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波兰也相继爆发了革命，形成了一次全欧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848年6月，法国巴黎还爆发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起义，使革命运动在法国这个局部冲破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

马克思与恩格斯积极参加了这场革命，检验了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策略思想。革命后他们又总结了这场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并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做出了新估价。

1.总结法国革命的经验，提出“打碎”旧国家机器的思想

1789年的革命后，法国的各种执政人物，基本上施行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1815年拿破仑被欧洲封建势力的“神圣同盟”击败之后，革命前的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实行了一系列反动政策。1830年，法国再次掀起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但代表大银行家与大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奥尔良王朝上了台。在这个王朝统治之下，工业资产阶级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小资产阶级大批破产，农民在高利贷的盘剥下，四分之一的人(四百万人)失去了土地，工人则被迫每日工作14—15个小时，还吃不饱、穿不暖(1836年里尔女工周工资为两公斤面包)。在此情况下，1845年至1846年欧洲发生了欠收，人们的主食马铃薯遭了病虫害。接着，1847年又爆发了经济危机。结果，饿死了几十万人。这样，便更加激化了人民群众与奥尔良王朝的矛盾。广大人民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的奥尔良王朝。资产阶级以《国民报》为中心组织了反抗阵地。小资产阶级以《改革报》为中心组织了反抗阵地。工人阶级则组织了许多俱乐部，展开了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终于，在1848年2月23日，巴黎爆发了起义，国王逃到了国外，资产阶级建立了法国的临时政府。

这次革命与1789年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工人阶级已经强大起来了。在革命中，工人组织了二十多万人的武装力量，三百多个俱乐部，还有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布朗基等人做自己的领导人，因此，工人在这次革命中充当了主力军。当时流行的一首歌谣这样描述了工人的力量：“碰见戴遮檐帽的，就把礼帽摘，碰见工人就跪倒。”足见工人力量之强大。 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便在二月革命的结果上面尽力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即“社会主义”烙印：

一是在政府里加上了两个自己的代表：路易·勃朗与阿尔伯。 二是迫使临时政府宣布了共和政体。本来，临时政府想借专制制度来阻止人民参加政府，不想在法国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工人们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派工人代表拉斯拜尔于25日

前往市政厅，命令临时政府必须在两小时内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否则就要带领二十万武装的工人前往质问。结果，被吓坏了的临时政府还不到两小时，就宣布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 此外，工人们还要求以红旗为国旗，经临时政府的成员拉马丁的劝说，才决定在三色旗上加上了一朵红色的蔷薇花作罢。

三是强迫临时政府宣布了劳动权和建立了“政府劳动委员会”等等。

但是，资产阶级从工人的这些举动中，也深深地看到了武装的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威胁。于是，便利用手中的政权，有步骤地对工人阶级展开了孤立、削弱、迫害与镇压的活动。 首先，把工人们关于建立政府劳动委员会的要求接过来，派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去主持这个委员会。但把委员会设在卢森堡宫，既不给予实权，又不给予充足经费。因此，它不仅是一个徒有其名的虚设机构，而且还等于把工人代表赶出了政府。正象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它是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负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1页。]。 二是把关于给予工人的劳动权的口号接过来，招募十一万四千多名失业者，建立了所谓“国家工厂”。但是，尽力让工人搞一些铺路、扫街等粗笨而效率极低的工作。对工人宣传说，这就是社会主义，败坏社会主义的威信。而让外人看来，工人尽是一些“吃闲饭”的懒汉，挑拨小资产阶级、市民与工人的关系。同时，对农民增税百分之四十五，宣扬说这是为了养活工人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在农民眼中工人便成了“专靠他们出钱逍遥享乐的消费者”。 三是招募流氓无产者两万四千人，建立了“别动卫军”，准备了镇压工人阶级的武装力量。同时，借改组国民自卫军为名，解除了工人的武装。 四是做出决定提前支付债权人的利息，发布停止支付百元以上存款的命令，支持了银行，拉拢了金融资本家，等等。

所有这些措施极大地削弱和孤立了工人阶级。接着，资产阶级便对工人阶级展开了全面进攻。

4月23日举行了议会选举，结果工人阶级大大失利，在880个席位中，工人只得到了12席。

6月10日又改组临时政府为“执行委员会”，把工人代表路易·勃朗与阿尔伯排挤出了政府。

为此，工人于5月15日举行了15万人的抗议大示威，闯进了市政厅，解散了议会，选举了自己的政府。但执行委员会立刻进行了镇压，逮捕了布朗基，并乘机把十万人的军队调进了巴黎。

接着，便来挑动工人起义，以便制造镇压的口实： 首先，他们对国家工厂的工人采取了饥饿措施。 6月21日又下令解散工厂，把18—20岁的单身男工编入军队，其余的一律到疟疾流行的索伦地区去做苦工。这个恶毒的计划就等于完全剥夺工人阶级自二月革命以来用战斗和牺牲获得的一切。于是，22日，愤怒的工人走上了街头，进行了示威，23日便举行了起义! 工人起义后，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就把政权交给了一个将军——卡芬雅克，让他放手去镇压起义的工人。四万名极端缺乏武器的起义工人与二十万装备精良的政府军英勇战斗了四天，终于，在26日遭到了完全失败。一万一千名工人被杀害，两万五千名工人被逮捕，其中一万五千多名被流放。 当时，身在德国参加革命运动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密切注视着法国革命的全部进程。马克思早就预言，法国革命后，内部矛盾一定要加深，并将导致劳资双方的内战。 6月起义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起义失败后，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文章对这场斗争进行了评价。后来，马克思又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和《波拿巴政变记》一书中对法国革命进行了总结。在这个总结中，马克思着重提出了两个新的思想：

第一、下一次法德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在马克思看来，六月工人起义之所以遭到了失败，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自君主专制时代就开始形成的旧的国家机器。这架机器在各个时代几经易手，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有了加强。到第二帝国时期，它已发展成为有50万军队加50万官吏的庞大机体，这个机体严如密网一般缠住了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了法国社会的一切毛孔。二月革命后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全部继承和保留了这个庞大机体。因此，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7页。]工人阶级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旧的国家机器，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在1851年末到1852年初写的《波拿巴政变记》一书中又提出：“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2页。]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应把这架旧机器摧毁。1871年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一封信中对这一思想又做了叙述，他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在这里，也可以把马克思的达一新观点看做是他的思想的一个发展。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提出无产阶级将用暴力去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还未讲到如何对待旧国家机器的问题。在总结六月革命的教训中则提出了“打碎”的思想。但是，也必须看到，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把它上升为普遍规律，而只是说在大陆上的下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中应该这样做。 第二、必须建立工农联盟。

《宣言》没有提出工农联盟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农民将随着工业的发展而破产，变成人口中的少数。相反，无产阶级将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壮大，变成人口的多数，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伟大力量。因此，当时未注意工农联盟问题。但是，通过1848年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农民在大陆所有国家中还占着人口的多数，并且短时间也不会成为少数，所有争夺统治权的阶级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农民的态度。法国巴黎工人在六月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法国波拿巴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上台当了总统、皇帝，就是因为农民支持了他。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写道：“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3页。]在《波拿巴政变记》一书中，马克思又指出；如果能使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9页。]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了工农联盟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又说：“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 总之，马克思通过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发展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同农民的巩固联盟的思想。但是，也必须看到，马克思在对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探讨中，也有不完备的地方，这就是他在《法兰西阶

级斗争》(前三章)一书中，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1895年恩格斯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页。]。 2.总结德国革命的经验，改变对德国革命的看法

《共产党宣言》指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势力虽已有了很大发展，但整个德意志联邦(1815年建立，并建联邦议会)仍被分裂为三十八个邦并由各个封建国王统治着。因此，资产阶级、工人农民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十分尖锐。法国的二月革命后，德国西南部邻近法国的巴登、符胜堡、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邦，首先爆发了革命。 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爆发了武装起义。首相梅特涅男扮女装，仓皇出逃。奥皇被迫宣布改组内阁，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接着，普鲁士首都柏林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但是， 3月18日，国王却调动一万多军队和几十门大炮向示威群众进攻。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群众立即进行武装起义来回答反动政府的挑衅。经过一昼夜的奋战，起义人民获得胜利，国王被迫宣布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改组政府。大资本家康普豪森和汉泽曼被委任组织了新政府。

为了解决统一问题，各邦还选出代表，于5月18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全德国民议会。 但是革命后上台的奥地利大资产阶级与普鲁士大资产阶级很快就同封建势力勾结了起来，企图限制革命的发展。于是，自5月之后，革命的各阶层同封建势力与大资产阶级又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斗争：5月中旬，维也纳的工人与大学生反对奥政府下令解散革命的军团而举行了一次起义；6月14日，柏林人民因反对政府的反动政策，攻占了武器库；8月23日，维也纳爆发了工人抗议降低工资的示威，10月6日，维也纳人民因抗议出兵匈牙利镇压革命的命令，而举行了十月起义。可是，这些斗争大都遭到了失败。从此之后，革命形势便逐渐走向了低潮。

11月1日，普鲁士内阁中的资产阶级代表被国王驱逐。1849年3月，奥地利重新宣布为君主国。与此同时，法兰克福全德议会经过长时间的争吵，通过了一部矛盾百出的宪法，选举普鲁士国王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但所有这一切都为普鲁士国王和各邦政府所拒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也在6月被解散。为了维护这部宪法，抗议普鲁士及各邦政权的蛮横行为， 5月之后，南德与西德各小邦爆发了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起义，但到7月便相继失败。至此，自1848年8月开始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便以失败而告终了。

革命前，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德国革命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期望。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这就是说，当时的德国拥有比英法革命时期更多的，更优越的条件去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德国不仅将获得革命的成功，而且还将使这一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并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响，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所以，“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

当德国三月革命爆发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及革命活动家列斯纳等正在布鲁塞尔。消息传来，十分振奋，列斯纳回忆说：“这一消息给了我们多么强烈的印象，真是无法形容。我们感到无限欢欣鼓舞，当时唯一的思想感情，就是准备牺牲一切，献身于人类解放。”[注：列斯纳：《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8页。]恩格斯也描述说：“人们高喊??‘共和国万岁!’高唱‘马赛曲’，相互挤来挤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68页。]

不久，他们来到了巴黎。马克思在这里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组织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等文件，对几百名盟员回国的工作作了安排。接着，他们就回到了德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革命。

开始，马克思主要进行了两项工作：一是创办《新莱茵报》，二是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但是，这两项工作进行得都不顺利。报纸是由马克思自己出钱办起来的，建党工作则毫无成效。派往各地的特使回来报告，德国工人虽已有七十万人之多，但大都是手工业工人，即缺乏觉悟，又缺乏组织。所以，建党的工作很难进行。 在这一情况下，马克思便指导同盟成员放弃了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工作，集中力量去搞统战工作，以便通过各革命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去推动整个革命运动的发展。 但是，事实很快就显现出：资产阶级并不是一支可靠的革命力量。 首先，三月革命后在柏林组成的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不仅不愿坚决进行反对封建王朝的斗争，而且自称“王朝挡箭牌”，要求国王把被革命驱逐到城外的军队调回来，以便随时镇压人民。 6月14日公然协助国王镇压了再次爆发的柏林人民起义。而它的唯一要求不过是同国王“商定”一部宪法。 第二，革命后产生的由资产阶级分子占多数的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本来可以凭借法律解散普鲁士国王的工具——联邦议会，但是它却听命于联邦议会；本来它可以凭借法律建立自己的政府，组织一支武装力量，支持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争取农民对革命的支持，但是，它却除了推选奥地利大公约翰为“帝国统治者”后又推选普鲁士国王为德意志皇帝之外，什么具体问题都没解决，坐失了一切革命的良机。

第三，在德国工人六月起义之后，德国资产阶级加快了与封建势力勾结的步伐。1848年8月23日，维也纳资产阶级竟公然与封建贵族勾结起来残酷地镇压了工人抗议降低工资的游行示威。

资产阶级的叛变和动摇，使马克思逐渐改变了对资产阶级的看法。他在1848年12月所写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指出：“与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代表旧社会的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脱离国王又远离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对于每一方的态度都犹豫不决，因为它总是在自己前面或后面看见这两个敌人；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是属于旧社会的了，它不是代表新社会的利益去反对旧社会，而是代表已经陈腐的社会内部更新了的利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2页。]。这一评价与《宣言》的评价相比，显然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在“宣言”中，虽估计到资产阶级在未来资产阶级革命中，会有某种妥协的表现，但对他们的革命性还是抱有期望的。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已不抱多少期望了。

当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态度与作用做了新的评价之后，也对德国革命的意义做出了新的评价。他指出：“三月革命决不是欧洲的革命，它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它不仅没有超过自己的世纪，反而比自己的世纪落后了半世纪以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页。]

但是，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地区召开了工人代表会议，还决定六月在莱比锡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因此，从1849年起，马克思又把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希望工人阶级把领导与推动革命发展的主要任务担当起来。为了实现这一设想，马克思又制定了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计划，并从1849年4月6日起，在《新莱茵报》上连载他写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以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

可是，这一时期，以普鲁士国王为首的反动势力也加强了对革命的进攻。反动政府除对《新莱茵报》不断提出诉讼外， 5月16日还对马克思下了驱逐令。 5月19日《新莱茵

报》不得不被迫停刊。8月26日马克思转去伦敦。 然而，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建党计划。他从伦敦仍不断对同盟在德国活动的特派员发出指示，促进建党工作的进行。但是这一活动并没有取得成功，同盟特派员鲍威尔只在德国恢复了一些支部，并未把党建立起来。

在这一情况下，马克思再次对德国革命的条件、性质与意义进行了新的探讨，终于，在1850年下半年做出了“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5页。]的新论断，放弃了“直接序幕”的提法。

从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是同革命实践的发展连在一起的，是在实践中丰富，又在实践中修改的。

三、马克思对欧洲革命形势认识的改变

历史证明，到1849年夏天为止，从1848年2月开始的欧洲革命已经以失败而告终了。但是，当时身在伦敦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历史阶段的新特点，而是认为在三、四个月后就会爆发欧洲世界的战争。为了迎接世界革命新高潮的来临，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方面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写了大量文章(如《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的前三章等)，从理论上为未来的革命高潮做准备；另一方面，则成立了“流亡者委员会”，援助流亡到伦敦的革命者，培养无产阶级的活动家。同时，为同盟中央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派鲍威尔以特派员身份回到德国去重建同盟和工人阶级政党，以便从组织上为未来的革命高潮做好准备。

但是，革命的高潮并没有再度到来。到1850年夏天，已经看出，革命再起的希望已经消失：法国的波拿巴废除了普选权，未引起任何起义；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已退出了政治斗争的舞台，资产阶级日益靠向了普鲁士国王，并参加了分赃的活动；沙皇则更加肆无忌惮地对欧洲革命势力展开了残酷的镇压活动。 在这一新形势下，马克思再一次显示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他没有为自己过去的结论与实践所束缚，而是全面地、深入地研究了近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状况，从经济上找到了1848年革命兴起而又削弱下去的原因，对欧洲革命形势做出了新的估计。

马克思认为，1847年的世界性商业危机导致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从1848年中期开始到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吸收了大量的资金与劳动力，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淹没”了革命。马克思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象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3—514页。]马克思还认为，无产阶级为了取得政权，不仅需要通过革命改变现存的社会条件，而且还需要改变自身状况，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样，就需要经过十五年至五十年斗争锻炼的时间。也就是说，只有再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斗争，才能设想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

这些观点显然已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的提法有了很大不同。

当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做出了新估计之后，就

为商品生产开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将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建筑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仍然不能完全克服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必将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出现危机，逐渐把资本主义推向灭亡。

三、剩余价值学说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劳动价值论之后并没有停步，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又创立了剩余价值论，从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秘密，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 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写道：“我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从这时期马克思的《手稿》章节中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进展”，就是对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阐述是从现象入手逐渐深入本质的。他首先指出，在商品与货币的流通过程中，可以表现为商品——货币——货币——商品的过程，也可以表现为货币——商品——商品——货币的过程。在第二种情况下，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变成了交换的目的，而作为交换目的的商品，变成了交换的手段。“最终目的是以商品为媒介用较少的货币换取较多的货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51页。]。 在这一过程中之所以能够“用较少的货币换取较多的货币”，其根源不在流通中，而在生产中，原因就在于使用了雇佣劳动。马克思分析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货币，而货币也直接购买劳动，从而购买工人，只要后者在交换中让渡自己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5—176页。]。这就告诉了我们，资本之所以能够增殖，就是因资本家用货币购买了工人，工人在生产中“让渡”了自己的劳动，即把部分劳动成果无偿地“让渡”给了资本家，从而使资本得到了增殖。 进一步说就是：资本家用货币(资本)购买来的并不是工人的劳动，而是工人的劳动能力。这种劳动力也象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它的价值就是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这种商品却具有一种特殊功能：在生产过程中它能够创造出比它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于是，当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之后，就用各种办法尽量发挥劳动力的创造能力，例如：工人在每天四小时劳动中就能创造出自身劳动力的价值，而资本家就迫使工人每天干八小时，创造出两倍于自身的价值，然后用四小时的价值以工资的形式付给工人，把其余的四小时的价值攫为己有。超过劳动力价值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部分便是剩余价值。因为有了剩余价值才使货币在流通过程(包括生产过程)中实现了资本的保存与增殖。马克思在描述这一过程时写道：“如果维持工人一个工作日的生存，需要一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就不存在，因为这样就等于工作日和它自己的产品相交换，从而资本就不能作为资本增殖，也就不能作为资本保存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6页。]“相反，如果维持工人整个工作日的生存，只需要例如半个工作日，那么，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就自然产生出来了，因为资本家在[劳动]价格中只支付了半个工作日，??也就是说，他在交换中对后半个工作日什么也没有支付。??也就是说，资本没有付出任何等价物就得到一个价值。因此，价值所以能够增加，只是由于获得了也就是创造了一个超过等价物的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6页。]而这个超过等价物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 但是，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还指出了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拼命发展生产的历史趋势。他写道：“资本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但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比，增加的比例却越来越小。因而，资本越发展，它已经创造出来的剩余劳动越多，它也就必然越要疯狂地发展生产力，以便哪怕是以很小的比例来增殖价值，即增添剩余价值，——因为资本的界限始终是一日中体现必要劳动的部分和整个工作日之间的比例。”[注：《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05页。] 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创造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是促成了资本使命的完结，另一方面是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前提。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使命之所以必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完结，第一是因为社会成员的个人需要将普遍发展起来，这种需要将“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第二是因为经过世世代代资本纪律的训练，人类将普遍勤劳化；第三是因为在科学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只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创造出大量的财富，到那时，人将“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马克思说：“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上，第287页。]

后来，马克思在《手稿》的后半部分又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随着生产的发展，已积累起来的劳动在数量上和威力上将大大超过现实的活劳动，劳动“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将“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他还说：“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页。]。这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生产的自动化程度将大为提高。到那时已积累起来的劳动数量和作用将大为提高和大为增强。相反，活劳动的消耗则大为降低。工人将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成为生产的调节者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因此，包括在商品中的由劳动时间所创造的劳动价值也将急骤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财富的主要源泉将不再是对他人劳动时间的盗窃，而将是社会对于生产力的占有和对自然界的统治。所以，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的生存条件就将被破坏。 但是，这样一来，便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准备了物质条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剩余劳动时间已经是潜在的自由时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潜在的自由时间必将进一步扩大起来，直到最后从潜在的自由活动时间变为现实的自由活动时间。对此，马克思作了精辟分析：资本追求剩余时间的结果必将“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因此，“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页。]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的最终结果，必将导致工人阶级革命，推翻资本对社会的统治，实现共产主义，把潜在的自由时间变为现实的自由时间。

可是，马克思也不认为这一革命立刻就会爆发。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分析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总之，在《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创立了剩余价值的理论，而且从这个理论出发，揭露

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剖析了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源，指明了资本主义将走向灭亡、共产主义将走向胜利的客观必然性。因此，这一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

《手稿》初步完成后，1859年，马克思将其中的货币章与商品章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然后就开始了整理出版第二分册的工作。本来，马克思以为第二分册很快就能准备好，并在第一分册出版之后立即问世。但是，不久马克思就发现，《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尚未完善。虽然这一理论深入了资本主义的内部，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上既没有价值，也没有剩余价值，只有市场价格、生产价格以及利润等等，如果没有指出剩余价值怎样支配着利润、平均利润、地租、利息等全部经济范畴，就不能认为已经完善了剩余价值学说。于是马克思便又走进了图书馆，为完善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研究。他反复翻阅了大量资料，重读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研究了1855—1859年英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等等。

这一工作一直进行到1863年7月，结果是又写满了二十三个笔记本(1851—53年曾写满过二十三个笔记本)，计二百个印张。这个手稿对资本生产方面的最重要的问题：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协作、分工、机器和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结果、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资本的原始积累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此外，手稿还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货币运动、再生产(主要是简单再生产)、剩余价值和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商业利润、地租、利润率下降趋势等问题也做了比较全面地论述。正是由于马克思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因而他能够深刻地揭示资本运动的各个方面，比较完整地创立了剩余价值的理论。

由于手稿大大超出了原先的设想，马克思便决定手稿不再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形式出版，而以《资本论》为标题出版。所以，手稿实际上是《资本论》的“最早文稿”。 但是，马克思对手稿仍不满足，他觉得有些问题还应当加以补充和说明。于是自1863年8月起他又开始新的研究，特别是更深入地研究了资本的流通问题，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问题和地租问题。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研究工作时常为患病、私事以及第一国际的巨大工作所打断，但经过他的艰苦努力，整个《资本论》手稿的新稿本终于在1865年12月底宣告完成，并于1867年9月14日出版了第一卷。 总之，马克思在完成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以全新的世界观又深入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批判地继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的、重复着亿万次的商品现象入手，通过多年的刻苦研究，又完成了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学说。这样，便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给正在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送来新的锐利的理论武器，增强了无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勇气和必胜信念。“剥夺者被剥夺”——这就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为资本主义敲响的丧钟。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由于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才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引下，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四章 第一国际的创立。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发展

一、工人阶级斗争的新形势，马克思的新观点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是：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阶级矛盾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影响增大。

1848年革命失败后，虽然民主力量受到很大摧残，大陆各国又恢复了专制统治，但因

为革命毕竟打击和削弱了封建势力，迫使当权者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改革，以及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等原因，所以，从五十年代起，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又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新时期。

在英国， 自1850年至1870年间煤产量从4980万吨增加到11200万吨，生铁产量从224万吨增加到610万吨，棉花消费量从5.9亿磅增到10.8亿磅；钢产量也达到22万吨。 在法国，自1850年至1870年间煤和铁的产量都提高了两倍，分別达到1340万吨和138万吨；钢产量提高了7倍，达到10万吨。工业总产值增加了一倍，达到120亿法郎。 在德国，自1850年至1870年间煤产量从670万吨增到3400万吨，提高了4点1倍；生铁从21万吨增到139万吨，提高了5点6倍；钢产量由5900吨增加到17万吨，提高了近28倍；棉花消费量从1．8万吨增加到8.1万吨，提高了8倍半。恩格斯说：德国“在二十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50页。]。总的看来，二十年间，德国的工业产量翻了两番。

经济的空前发展，虽然使大批农民与手工业者遭到了破产，但是，它也为人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特别是加利福尼亚与澳大利亚的金矿吸引了大批劳动力，从而缓和了失业危机。英国的部分熟练工人还提高了工资，缩短了工时(30—60年代，工作日平均缩短13％，40—60年代，实际工资增加19％)。因此，从英、法以及德国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状况，除经济危机的1857年、1866年之外，总的来说，与40年代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在工人运动中便出现了改良派影响增长的现象。 在英国，自1836年至1848年间，曾掀起过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列宁说，这是“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注：《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6页。]。但是，自进入五十年代之后，宪章派的活动便逐渐转入了低潮。1853年，宪章派曾想利用当时的罢工浪潮，恢复人民宪章运动，但未能实现。1854年初，宪章派又筹划建立名为“群众运动”的工人组织，以便把工联和未加入组织的工人与宪章派联合起来，也未实现。1855年，宪章派又曾组织过两次群众示威，遭到警察镇压。后来，宪章派的活动便更加缩小，到五十年代末期，连宪章派的左派领导人琼斯也走上了妥协的道路，宪章派的全国协会实际上已不存在了。

但是，主张改良的工联却得到了很大发展。工联是熟练工人的组织，会费很高，入会条件很严，阻塞了非熟练工人入会的可能。它的基本要求只是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改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它的口号是：“忠实的劳动应得公平的报酬”，不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它的策略是只搞改良而不要革命：“防御而不是进攻”。1860年，工联就有了会员六十万人，1866年，工联的会员增加到了八十万人。尽管工联仍未包括英国工人的大多数成员，但是由于它的组织稳固，实际上成了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力量。 在法国，1848年6月曾爆发过巴黎无产者的大起义。马克思说：“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5页。]在当时条件下，主张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布朗基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繁荣的到来，法国工人逐渐离开了政治运动。在思想领域里，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取代了布朗基主义的影响。

蒲鲁东(1809—1865)，法国人，父亲为农民兼木桶匠，开作坊未成，土地也被迫卖掉。于是蒲鲁东只好当佣工、排字工人，后又与人开印刷所，但不久又倒闭。可以说，他的前半生充满了一个小资产者被大资本排挤的辛酸。三十年代他参加了工人运动，1840年发表了《什么是财产》一书，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论点。后来又发表了《贫困的哲学》、《社

会问题的解决》、《一个革命者的自白》、《十九世纪革命的总结》等书，提出了他的理论与策略。他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建立“互助制”社会。具体做法是，首先建立“交换银行”吸收储蓄，无息贷给工人，帮助工人建立“互助社”进行生产。然后“交换银行”再收购互助社的全部产品，发给工人一种证券，工人以此券与“交换银行”进行交换，换取自己生产的并为自己需要的产品。剩余部分则投放市场换取利润，然后再用这些利润把资本主义企业一个个地收买过来。他说，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避免中间剥削，又可以解决失业问题，最后，使工人得到彻底解放。

蒲鲁东不仅提出了他的策略方针，还创立了一套为他的策略服务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并不是生产发展的历史，而是观念发展的历史。他说，他所考察的历史，“不是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而是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而观念即“人类普遍理性”的最高要求就是“平等”、“自由”、“独立”等等。他认为，资本主义违反“平等”，共产主义违反“自由”，因此应创立第三种社会形式去实现“平等”与“自由”的原则，这就是他的“互助制”社会。 由于他把一切都寄托在建立互助制社会上，所以他排除一切其他的斗争手段。他说暴力革命是“诉诸霸道”，工人也不应搞什么工会，“没有他们所指望的结社权”，“罢工也是非法的”，“为了胜利不应该损伤哪怕一个公民头上的一根头发”。他反对进行政治斗争，反对组织政党，反对国家和政府，提出了“打倒政党，打倒政府”的口号。他说：“没有政权，没有政府，哪怕是最人民的政府，——这就是革命。”[注：蒲鲁东：《一个革命家的自由》。] 蒲鲁东的这套理论和策略反映了中上层小资产者的愿望与要求。这部分小资产者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排挤与压迫，另一方面又怀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摆脱资本排挤而走向独立的希望。因此，蒲鲁东主义便在六十年代资本主义比较繁荣的时期找到了市场。它不仅在法国工人中间有信徒，而且在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国的工人中也有信徒。在这些国家里，工人们还按照蒲鲁东的设计，建立了一些合作社，互助社等组织，到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建立时，法国的工人代表团成员几乎都是蒲鲁东主义者。总之，在五、六十年代，蒲鲁东主义在工人中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布朗基主义。 可以看出，蒲鲁东的理论与策略虽然是完全错误的，它不能引导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最终得到解放。但是，它却反映了当时在法国等国的条件下，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工人所必然要经历的一个思想发展阶段。 在德国，1844年曾爆发过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1848年3月至1849年7月又掀起过广大群众参加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但在这之后，随着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人虽在数量上有了很大增长，可是德国的阶级斗争依然出现了一个相对沉静的阶段。1863年5月，在莱比锡出现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以拉萨尔为主席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个组织不再以革命作为自己斗争口号，而是把建立拉萨尔提出的“国家帮助”的合作社当成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所以六十年代的德国也象英法一样，改良派的影响超过了革命派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正确估计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西欧的形势特点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适当方式。

在五十年代头五年，他们仍然坚持着在1850年秋提出的观点：认为当时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还在迅速发展，在这一时期是谈不上什么真正革命的。

从这种估计出发，马克思对1853年初意大利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派在米兰发动的起义，作了批评性的评述。他说：“这次起义是值得钦佩的，它是少数无产者的一次英勇的行动。” “不过，我们只希望这种像法国人所说的??[即兴的革命]能够从此结束。有谁听说过，伟大的即兴作者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呢？在政治方面，道理也同诗歌方面一样。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在有了1848年和1849年的可怕的经历之后，要唤起民族的革命，只是身在远方的领袖的纸上的号召已经不够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00—601页。]总之，马克思认为革命的时机还未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勇

敢分子靠密谋方式发动起义，那不过是使无产阶级去遭受无谓的牺牲。

从这种估计出发，马克思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1852年8月，马克思在《宪章派》一文里说：“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无产阶级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甚至在农业地区也不再有农民，而只有地主，资本主义企业主(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90—391页。]。

此外，马克思还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1853年7月1日，他在《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一文中写道：“我确信，工资的时而提高和时而降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厂主和工人间经常不断的冲突，乃是在现代生产组织下用以激发劳动者的斗志，把他们团结到一个统一的伟大的联盟中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残害，使他们不致变成消极的、愚钝的、被马马虎虎喂饱的生产工具的必要手段。??我们不能让那种表面上看来它们的经济成果不大这样一种情况所迷惑，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它们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91页。]

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在当时的形势下，无产阶级还不可能发动革命去夺取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适当方式，就是争取普选权(英国)、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等。在这些斗争中，促使工人们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进一步团结起来，为下一步的斗争打下基础。 1856年，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出现了经济危机的前兆。1857年爆发了持续近两年的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小资产阶级大批破产，社会矛盾又向尖锐化方向发展。这时，马克思对欧洲形势又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在1856年10月3日写的《欧洲的金融危机》一文中说：“当时，甚至最有远见的政治家所担心的，也不过是1825年和1836年危机的重演，而现在他们却相信：他们面临的不仅是扩大了的1847年危机的再版，而且是扩大了的1848年革命的再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9—60页。]“欧洲上层阶级除了惊慌之外，还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对革命胜利的本身，只不过有助于在1857年创造物质条件来实现曾经仅仅存在于理想中的1848年的倾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1页。]1857年7月10日，马克思在《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一文里又写道：“昏睡似的沉寂，这是东方战争结束以后欧洲状况的特征，但这种沉寂正在很快地为活跃，甚至狂热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55页。]“越过拉芒什海峡，我们会看到，彼岸的社会表层由于地下火的影响在徐徐波动并向上隆起。巴黎选举，与其说是新的革命的预兆，还不如说是新的革命的真正开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56页。]又过了几个月，马克思在《法国的经济危机》一文中预言了法国波拿巴政权的命运，他指出：“农业的这种困苦状况，加上商业的萧条，工业的停滞以及仍然在威胁着的财政灾难，必定会使法国人民处于他们通常起来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时的思想状况。 随着经济繁荣的消失以及通常相随而来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的消失，第二帝国继续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27页。]

但是，马克思的预言并没有变成现实。1858年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摆脱了经济危机，进入了复苏与繁荣。于是，马克思便再次改变了对形势的看法，放弃了欧洲面临1848年革命形势再版的观点，依然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欧洲不可能发生革命。马克思对当时形势的这种看法，可以从1860年2月29日他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一封回溯历史的信中得到证明。他在信中写道：“从1852年起我和任何组织都再也没有联系，而且我深信，我的理论工作比参加大陆上已经过了吋的组织对工人阶级更有好处。”信中还说：“当勒维(第一次)从杜塞尔多夫到这里来的时候??，他甚至想以在伊塞隆、佐林根等地发动工厂工人起义的诺言

来引诱我。我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无益而又危险的愚蠢想法。另外，我还向他声明，我再也不属于任何‘同盟’，而且无论如何我不能加入这类组织，至少因为这类联系会给我们在德国的人带来危险。”“对我来说，1849—1852年的经验已经够了。‘同盟’跟巴黎的四季社和成百个其他的团体一样，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1页。] 从马克思对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欧洲形势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等问题的认识基本上还坚持着1850年秋的观点。不过更加具体了一些。他认为在当时只有英国具备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但在主观上还未准备好。在大陆各国，则连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也未具备。在斗争手段上，马克思在过去未提到运用改良手段的必要性，而在五、六十年代，马克思则对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甚至认为英国普选权的实现就是无产阶级的统治。这表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斗争的形势与手段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二、引导第一国际把日常斗争同最终奋斗目标结合起来

六十年代初，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人增至两千万人(其中手工业工人一千一百万人)，连同家属已达五千四百万人。与此同时，工人觉悟也有了进一步提高，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资本家总是用从国外招募工人的办法来压低工资和破坏罢工。再就是工人开始了对国际问题的关心。1863年初，英法两国工人展开了声援波兰起义的运动，同年，英国工人展开了声援美国北方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斗争，1864年4月，英国工人还举行大会欢迎意大利革命英雄加里波第来到伦敦。所有这些都使工人认识到只有建立起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各国工人之间才能进行有效的支持，挫败资本家招募外国工人破坏工人罢工的阴谋；只有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工人阶级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显示自己的力量，干预国际事务。所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已成为当时工人运动发展的要求。

1863年7月23日，英法工人代表在伦敦共同参加了声援波兰人民的大会。第二天，他们在建立无产阶级国际组织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并选出了筹委会。接着，筹委会便与各国工人活动家包括马克思进行了商谈。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不仅有英法的工人代表，还有居住在英国的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等国的工人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包括三十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1866年更名为总委员会)，马克思也被选为委员。

总委员会成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制定协会的纲领。为此目的，总委员会于10月5日从委员中选举产生了一个九人的专门委员会来进行这一工作。但经过半个月的工作，委员会仍未把草案拿出来。于是，10月20日专门委员会便授权马克思对法国人吕贝提出的草案进行修改。马克思对吕贝的草案进行了彻底的改写，把原章程的条目由四十条缩减为十条，还写了一个新的文件：《成立宣言》。10月27日专门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的修改意见。11月初，总委员会批准了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规章》。

《成立宣言》和《共同规章》与《共产党宣言》相比，既有其共同性，又有其不同特点。其共同性是这两个文件依然坚持了《共产党宣言》的原则，阐述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其特点是肯定了工人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争取劳动立法等改良运动的作用并指出了这一运动的局限性。《成立宣言》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经过三十年惊人顽强的斗争，利用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间的暂时的分裂，终于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后果，??现在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1—132页。]“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2页。]此外，《成立宣言》还论述了合作运动的意义，指出：“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象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同时《成立宣言》也指出了这一运动的局限性。它写道：“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没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2—134页。]

马克思对于工人阶级争取劳动立法推行合作运动作用的肯定，以及对其局限性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马克思分析了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点，总结了工人阶级斗争的新经验而得出的新论断。

总之，国际工人协会是六十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逐步走向高涨的产物。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也还未成熟到夺取政权的程度。因而，工人运动的任务并不是立刻去夺取政权，而是首先把各国工人联合起来，团结起来，进行一些改善劳动条件建立劳动立法以及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在这一斗争过程中，逐步提高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与组织性，为未来夺取政权的斗争打下基础。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写的《成立宣言》和《临时规章》不仅适应当时工人运动的实际水平，提出了适合当时条件的一些斗争手段，同时，还指明了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和最终目标。

从1864年国际成立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是国际工人协会活动的主要时期。在这一期间内，国际工人协会召开了五次代表大会(1864年成立大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一次代表会议(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还进行了大量的日常工作。这些活动的内容大体可以归并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支持并援助了许多国家的工人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而举行的罢工运动。 六十年代中期，各国工人普遍掀起了缩短工作日、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这种斗争的主要形式就是罢工。1869年5月，马克思在谈到英国情况时指出：“在英国，难得有一个星期没有罢工，而且是规模很大的罢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95页。]。1865年，马克思谈到大陆各国时指出，在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真正的罢工流行病，增加工资的要求已成为普遍的要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13页。]。因此，支持和援助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便成了协会活动的主要内容。

例如，1866年3月伦敦缝纫工人罢工，国际工人协会便把这一事件通知了大陆各国支部，要他们劝阻工人不去伦敦顶替罢工者，从而使这次罢工获得了胜利。此外，国际工人协会还对同年发生的爱丁堡缝纫工人罢工、伦敦制筛工人罢工，也采取了上述援助办法使这些罢工取得了胜利。

再例如，1867年2月，法国铜矿工人罢工，国际工人协会立刻发动英国工人捐款支援，结果使矿主大为吃惊，被迫答应了工会的要求。这一年比利时煤矿工人罢工遭到了军队镇压，国际工人协会立即号召各国工人起而抗议和援助受害工人家属。这一活动进行了两年之久，支援了比利时工人的斗争，打击了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政府。

另外，国际工人协会还支援了其他国家的多起罢工斗争。通过这些支援活动，不仅提高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威信，增多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而且壮大了工人的力量，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激发了工人阶级的斗志。 国际工人协会在实践活动上支援罢工的同时，在理论观点上还对反对罢工的蒲鲁东主义者，拉萨尔主义者以及欧文主义者韦斯顿等人进行了斗争。在蒲鲁东主义者看来，仅仅从事合作运动就足以使工人阶级摆脱剥削了，罢工是一种有害而多余的斗争手段。在拉萨尔主义者看来，工人阶级只从事在国家帮助下的合作运动也就足够了，用不着搞罢工斗争，而且工人的工资由“工资铁则”控制着，工资增长了物价也增长，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等于白费力。在韦斯顿看来，一个部门的工资提高，必然引起生活费用的上涨，祸及其他部门的工人，因此，也反对为争取提高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斗争。针对在罢工问题上的这些错误观点，马克思在1865年6月20日和27日的总委员会上做了详尽的报告，透彻地阐明了工资、价格与利润的关系，有力地批驳了蒲鲁东主义者、拉萨尔主义者以及韦斯顿等人的错误观点。 第二、领导了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 六十年代中叶英国展开了改革选举法的运动，国际工人协会积极参预了这一运动。1864年底和1865年初，总委员会讨论了参加改革选举法运动的问题，确定了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结成同盟的策略方针。2月23日，总委员会召集改革拥护者开会，通过了成立改革同盟的决议。5月，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共同建立了改革同盟。12月，改革同盟在圣马丁堂召开了两千人的群众大会，揭开了群众性改革运动的序幕。

正在改革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1866年3月12日，首相格莱斯顿代表政府向国会提出了新的法案，规定凡每年有七英镑净收入的房主可以做为选民，取消了对选民的个人纳税要求。这一法案引起了改革同盟内部的混乱和分歧。激进资产阶级代表以及总委员会中的工联领袖克里默、奥哲尔等人积极支持这一法案，而埃卡留斯等人则坚决反对这一法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改革运动半途而废，马克思便积极支持埃卡留斯等人，对妥协派进行了斗争，并促使工联领袖妥协派克里默辞去了国际工人协会名誉主席的职务。 此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马克思的直接推动下继续领导了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1866年6月27日总委员会与改革同盟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共同组织了两万人的大会及游行示威。7月2日又组织了七万人的大会及游行示威。此外，还组织了其他一些地区的游行示威。在这一年，参加群众大会与示威者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到1867年，群众运动的规模更为宏大，5月6日在海德公园举行了一次五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经过斗争，迫使政府提出了选举法的改良草案——给每年缴纳十英镑房租的住房租赁者以投票权。8月15日，这项草案被通过，成为正式法律。 这项法律虽不彻底，但毕竟为工人阶级争得了部分权利。

第三、帮助各国工人阶级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确定了正确态度。

六十年代初，欧美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一，就是开始了对国际问题的关心。因此，帮助工人阶级对一些国际问题确立正确的态度便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任务之一。

波兰的民族解放是各国工人阶级十分关注的问题。因此，在伦敦代表会议上，马克思就提议把工人阶级对波兰问题的态度列入第一项议程。但这个提议却遭到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说，民族的提法是“陈腐的成见”，民族解放运动是历史的倒退，坚决反对在未来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一“纠缠不清的问题”。会议批判了蒲鲁东主义的错误观点，把反对沙俄，恢复波兰民族独立问题列入了代表大会的议程。会后，马克思还请恩格斯在1866年上半年写了《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组论文，论述了只有恢复波兰独立摧毁沙俄这个反动堡垒，才能促进欧洲革命，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创造条件的思想。不久，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便通过了“消除俄国的帝国主义影响和复兴民主的波兰”的决议，表示了国际支持波兰人民的斗争、反对以沙俄为首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态度。

爱尔兰问题是英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英国工人运动的一个突出问题。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1801年正式并入英国。爱尔兰的土地几乎全部控制在英国地主手里，英国的残暴统治给爱尔兰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在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的二十年中间，人口从825万下降到550万。在减少的人口中，半数死于饥饿，半数逃亡国外。为此，爱尔兰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反英斗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逐渐达到了高潮，1867年则爆发了一系列起义。但是，英国工联领导人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却反对爱尔兰人民的斗争，反对爱尔兰独立。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同工联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推动总委员会于1869年11月3日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决议，支持了爱尔兰人民的斗争；恩格斯写了《爱尔兰史》的一些片断，揭露了英国统治者给爱尔兰人民造成的灾难；马克思在许多文章中论述了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同英国工人运动的关系，提出了“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注：《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2页。]“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1页。]等思想。 此外，国际工人协会在其他一些国际问题上也表明了自己的正确态度。 第四、在几个理论问题上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斗争。

在这方面，关于土地所有制的争论占最主要的地位。在蒲鲁东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主要罪恶，并不是对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和继续阻碍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而是促成了小农的破产。因此，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不应是向前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应当是倒退，去恢复小农的社会。在这一理论指导下，1867年9月，在瑞士洛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提出了建立私有制社会的主张，法国代表托伦说：“我的公式是：土地归农民，贷款给产业工人”。瑞士代表库勒里说：“我是自由的拥护者，因而也就是私有制的拥护者。”但是，这一主张却受到了同是蒲鲁东主义者的比利时代表德·柏普的反对。他说：“我也是爱好个人自由的人。但由于没有面包就没有个人自由，因而我希望能有保障以对付粮食所有者。”[注：克里沃古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7页。]因而，这次代表大会未就这个问题做出结论。1868年9月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土地所有制问题又被提了出来。比利时代表德·柏普更明确地提出了公有制的要求，主张不仅把煤井、矿山和铁路收归国有，还主张把森林和耕地收归国有。而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则提出了抗议。大会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马克思的拥护者列斯纳、埃卡留斯等人热烈地支持了德。柏普。因此，大会终于通过了赞成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决议。这个决议的通过打击了蒲鲁东主义的理论基础，促进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分化。这次大会之后，在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中间，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瓦尔兰为首的左派集团。他们在土地所有制，政治斗争等许多问题上，都离开了蒲鲁东主义的教条而靠拢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张。

三、反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但还有一小部分地区的经济仍很落后。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里(如英、法)，工人的生活也有了稍许改善，因而以工联主义、蒲鲁东主义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中占了上风。在经济发展仍很落后的国家里(如瑞士、意大利等)，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者还在经历着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苦痛，破产、失业、饥饿、死亡还时常落在他们的头上，因而，要求对资本主义进行暴力反抗的情绪便在劳动人民中占了上风。这样的社会条件，成了产生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温床。

巴枯宁(1814—1876)，俄国人，出生在一个地主贵族兼官僚的家庭里。青年时代进过炮兵学校，当过军官。1840年后游历欧洲，受到了魏特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1848年参加

了欧洲的革命运动。失败后，在德国被捕并被引渡俄国。1851年写了《悔过书》，由无期徒刑改判流放。1861年从流放地西伯利亚逃亡英国。1864年会见了马克思，答应为“国际”工作，随后到了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地。但他并没有为“国际”工作，而是最后形成了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体系，并开始了建立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活动。

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主要要求是：个人要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他说：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由动物状态进化到人性状态的历史，只有人得到了“最充分的自由”，最完满的人性才能实现。一切权威、一切国家都是扼杀自由、反对人性的，因此要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

他认为国家也是由信仰产生的：人们在生活中由于屈服于自然力而信奉了宗教，因而也就信奉了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君主，于是，君主以及他的工具——国家便有了权威。国家再赐于资本家以资本，并颁布继承权的法令予以保护，于是，便有了私有制以及由它产生的不平等。所以，消灭国家根本用不着经历生产发展的一个长期过程，只要废除继承权打破人们对国家的迷信，就可以一举消灭国家，甚至可以在24小时之内消灭国家。而消灭国家也不需要依靠无产阶级进行长期的阶级斗争，只要纠合一批好斗的流氓无产者、破产的农民进行暴动，就可以达到破坏国家与权威的目的。他说：“在俄国，强盗是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革命者只知道一门科学——破坏的科学”，“只应该有一个思想、一个目的——无情的破坏”，他还说：“毒药、刀子、绞索等等，革命把这些一律看做神圣的手段”。总之，巴枯宁的革命观点就是：依靠一小撮流氓无产者，通过毫无约束的肆意地破坏活动，摧毁国家和一切权威，建立一个人人都有“最充分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 巴枯宁的这套思想体系充分地反映了日益破产的农民、小资产者、手工业者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水平。一方面它反映了小生产者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仇恨与急切报复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反映了小生产者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完全无知。正如列宁所说：“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218页。]

正因为如此，巴枯宁便很快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等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招募到了一批信徒并开始了他们的活动。

1867年，巴枯宁在瑞士加入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和平与自由同盟”，并当上了这个组织的常委，企图利用这个组织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但是，巴枯宁很快就发现，这个组织将不会有什么前途，而第一国际的威信却在日益高涨。于是，他便施展手段，在这个组织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大骂资产阶级，并提出了自己的激进纲领，结果引起了资产阶级代表的一致反对。这时，他便装做对资产者十分愤怒的样子，愤然离开了会场，并以此为“资本”加入了第一国际的日内瓦支部。

但他加入“国际”的目的，仍是为了借用“国际”的力量去推行他的无政府主义路线。所以，他加入“国际”支部不久就背着国际又建立了另一个国际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然后，就指示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贝克尔向第一国际提出申请，要求国际允许“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保留自己组织系统的完整性和纲领的情况下加入第一国际，企图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力量为基础，逐渐把第一国际的领导权控制起来。

与此同时，巴枯宁还写信给马克思说：“现在，我的祖国就是‘国际’，而你则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亲爱的朋友，你是看得出的，我是你的学生，我以此而感到骄傲。”企图讨好马克思接受他们的申请。但马克思已经看穿了巴枯宁的把戏。他在1868年12月22日为总委员会起草的通告信里指出：“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该协会之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国际性组织的存在，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这样，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会变成任何一个种族和民族的阴谋家手中的玩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3页。]。于是，马克思建议总委员会拒绝了“同盟”的申请。

但是，巴枯宁仍想利用“国际”的力量。因此，过了几个星期，“同盟”又表示：可以放弃自己的组织，但总委员会必须承认“同盟”的“激进纲领”。对此情况，马克思依然认为，这里仍埋伏着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可是，又考虑到：“如果拒绝他们的‘革命纲领’，我们就将在‘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国家??和工人阶级发展缓慢的国家??之间引起分裂。”[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60—261页。]为了争取群众，马克思认为不宜再次拒绝他们的要求，建议总委员会接纳他们入会。1869年4月，巴枯宁分子参加了国际，但是，他们并没有执行诺言解散“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而是把它继续保存了下来。

1869年9月6日，“国际”在巴塞尔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巴枯宁分子提出了废除继承权的提案。但马克思对此早有准备，事先就为总委员会起草了《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马克思在报告中指出继承权是私有制在法律上的反映，并不是私有制产生的原因，因此，“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废除继承权决不可能成为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5页。]。结果，引起了代表们的辩论。后来，巴枯宁的提案虽然获得了多数人的赞成(三十二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十三票弃权，七票缺席)，但因未超过半数，也未获通过。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在“国际”舞台上斗争的第一回合。

大会之后，巴枯宁主义者对“国际”展开了猛烈进攻。一方面他们利用《平等报》、《进步报》对总委员会、马克思进行了露骨的诽谤与攻击，另一方面则大力展开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成员的活动。1870年4月，他们以两票的多数控制了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但是委员会原来的成员又起来斥责这一活动是阴谋，把巴枯宁分子开除出了联合委员会。于是造成了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的分裂。 鉴于巴枯宁分子的分裂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和总委员会本来已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普法战争的爆发，巴黎公社的成立吸引了“国际”的主要注意力，于是，便暂时推迟了与巴枯宁分子的决定性斗争。直到1872年在“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才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了“国际”，从而结束了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在“国际”内部的斗争。 综上所述，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的主要特点是：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阶级矛盾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个别时期除外)，资本主义制度虽然矛盾重重，但还未发展到尽头，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虽然已有了很大进展，但还不够成熟。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估计了西欧大部地区形势的这一特点，支持英、法等国工人阶级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指导“国际”开展了为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缩短工时以及争取普选权等的斗争。同时，还对只主张搞合作运动的蒲鲁东主义者和把改良视为工人运动最终目的的工联主义者等进行了坚决斗争。这一切活动的目的，在于力求把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同工人的最终奋斗目标结合起来，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最终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做好必要的准备。 此外，在西欧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广大劳动人民和小资产者正在经历着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苦痛，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成长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及其组织。巴枯宁主义者企图把工人运动引上一条以暴动为手段，单纯进行报复活动的错误道路上去，并且还企图夺取第一国际的领导权，把“国际”也引到这条错误道路上去。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斗争。

第五章 巴黎公社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运动规律的再分析

一、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

正当“国际”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与帮助下努力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前进的时候，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举行了起义， 占领了巴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

1848年革命后，特别是波拿巴上台以来，法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巨大发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页。]。但是，波拿巴利用这些新增长的财力，进行了连年的对外扩张战争：1853年至1856年进行了克里米亚战争，1854年至1860年进行了侵略中国、越南，柬埔寨、阿尔及利亚、埃及的战争，1863年对墨西哥进行了远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给劳动人民造成了新的苦难：1853年至1857年物价上涨了60—70％，而工人工资只增加20—30％，几百万工人失业，四百万农民失去土地，小资产阶级负债累累，仅巴黎一地就有四分之三的人面临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1870年7月波拿巴又发动了普法战争。但一触即溃，9月2日波拿巴亲率八万大军投降了普鲁士，结果使普军深入法国领土，给法国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法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这个带来灾难的政府的存在。9月4日，巴黎的工人、士兵和市民包围了政府大厦，驱散了议会，废除了帝国，成立了共和国。 在这次革命中，劳动人民又充当了主力军。但由于他们的许多领袖还关在监狱里，所以，革命后的政权又被资产阶级篡夺了：一群过去的议员以“和解”为名，建立了“国防政府”。 可是，工人群众也得到了一定的好处。这就是在“国防”的名义下得到了武装，建立了194个营(每营1500人至2000人)及其领导机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这样，资产阶级的“国防政府”便感到面临着两种威胁：一是普鲁士人的威胁，二是武装工人的威胁。但普鲁士人的威胁可以用牺牲工农利益的办法去解决，而工人的威胁却是直接关系着自己的生死存亡。这时国防政府大员的心情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于是，“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3—354页。] 这个政府一开始就企图动摇人们保卫巴黎的信心。在“国防政府”成立的当天晚上，其首脑特罗胥就向他的同僚们散布了根本不可能保卫巴黎的失败论调。他自己证实说：“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些许可能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4页。]。其实，当时的巴黎尚有五十万人的武装力量，围城的普鲁士人只有十二万人，巴黎还是有抵抗能力的，但因为要抵抗就要动用工人力量，因此，在特罗胥看来，还是与普鲁士人妥协为好。

接着，“国防政府”就派梯也尔去欧洲各国朝廷游说，以废除共和国拥立国王为交换条件乞求他们出面调解。

同时，“国防政府”还搞了两项罪恶勾当。第一项是在1871年1月19日至20日故意搞了一次造成很大伤亡的出击。目的正如特罗胥自己说的：“要是能死掉两万至两万五千人，巴黎就会投降。”第二项是纵容投机商在巴黎制造了饥饿，至使食物奇缺：1870年11月市场上已卖完了牛肉，12月又卖完了马肉，不得已动物园只好开始出卖象肉和熊肉，1871年1月就只剩猫肉、老鼠肉和乌鸦肉可以出卖了。于是，每周都有许多人死于饥饿。“国防政府”之所以这样做，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决定要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4页。]也就是说，要逼迫人民同意他们的投降计划。

当一切活动都已付诸实现后，1871年1月26日，“国防政府”便与普鲁士政府签定了“停战协定”，2月又签订了“和约”，把亚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了普鲁士，还赔款50亿法朗。这个数字近于法国1870年工业总产值120亿法朗的一半 但是，所有这一切不仅使广大的人民看清了国防政府的卖国面目，而且极大地激化了无产阶级、其他劳动者、小资产者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于是， 3月18日早晨，当政府派遣几个团去偷袭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妄图解除国民军武装的时候，便触怒了市民，引起了起义。开始，起义是自发的，不久，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就决定领导这次起义夺取整个巴黎。于是，在这天的晚上，起义的国民自卫军就占领了市政厅以及全部政府机关。26日，起义的人民又进行选举，选出了以工人阶级代表为主体的巴黎公社委员会，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革命政权的建立。

巴黎无产阶级在起义胜利后，依据自己掌握政权的需要，创立了一种政权形式，这种政权形式的特点是： 第一、取消了三权分立的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之以行政与立法统一的公社委员会。它下设十个专门委员会。它既是立法、决策机关，又是执行机关。

第二、取消了旧军队、旧警察、旧宪兵，代之以人民武装——国民自卫军。 第三、废除了旧官僚，代之以普选产生的，拿中等工人工资的公职人员。 第四、实行了政教分离。

此外，巴黎公社为了更好地巩固政权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还在经济、政治以及文教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主要的是：把因企业主逃亡而停工的企业交给工人协作社恢复生产，并通过补偿的办法，把财产转交给工人协作社，禁止厂主向工人罚款，废除了面包工的夜班，取消了由警察把持的职业介绍所，设立了由公社管理的职业介绍所，在个别工厂里实行了由工人参加工厂和车间管理的制度；颁布了延期付债、停止拍卖典当物品，把50法朗以下的抵押品无偿归还原主的法令，还颁布了废除1870年10月至1871年6月所欠房租，并延长租约的法令。此外还发表了《告农民书》，提出了工农利益一致，“土地归耕地农民”的口号，等等。

正当巴黎无产阶级在公社领导下努力改变巴黎面貌的时候，逃亡到凡尔赛的旧政府首脑梯也尔集结了反革命的军队，准备了对巴黎的反攻。本来，在无产阶级起义之初，公社完全有可能有力量消灭以梯也尔为首的反动势力。当时他只有一万五千人的军队，而且斗志低沉。但是公社没有这样做，而是让他们安然地逃到了凡尔赛。后来，梯也尔又用普鲁士人放回的十万俘虏大大地扩充了反动军队，接着便对巴黎展开了进攻。 5月21日，攻进了巴黎，28日完全攻占了巴黎，公社遭到了失败。

接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展开了残酷的报复。他们用各种手段屠杀了三万人，流放了数万人，一共使居民减少了十万人。屠杀与审讯一直继续了五年之久。 但是公社战士却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不仅在保卫巴黎的战斗中英勇战斗，光荣献身，而且在敌人的刑场上也毫无惧色，视死如归。如公社委员里果被捕后，敌人要他喊打倒公社，他就喊：公社万岁!再如公社委员费列在敌人法庭上说：“他们要我的头颅，让他们拿去吧。我永远也不想用卑鄙的行为来拯救自己的生命，我曾经自由地生存，也将自由地死去??”他们的英雄气概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从公社的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到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公社并不是法国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与激化的产物，而是法国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当时的条件下，法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未走到尽头，还有发展的余地。公社是在资产阶级卖国而激化了法国的社会矛盾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法国巴黎无产阶级的胜利，只能是暂时的胜利。

第二、两大阶级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资产阶级为了压制工人阶级而不惜卖国，无产阶

级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必然要举行武装起义，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

第三、无产阶级所要求的政权不需要官吏，只需要人民公仆，对公仆应选举产生，受选民监督，并只拿中等工人工资。这个政权不需要教会的圣光与枷锁，而只需要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是工人阶级阶级性的反映，它体现了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要求。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权性质与形式的新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密切关心着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普法战争爆发后，马克思在1870年7月23日和9月9日为总委员会写了两篇宣言，分析了战争的性质，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任务。当巴黎人民“9·4革命”，推翻了波拿巴王朝，成立“国防政府”之后，马克思便推举赛拉叶做为总委员会代表派往巴黎。然后就经常与赛拉叶、弗兰克尔、瓦尔兰等人通信，指导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有时马克思还通过一位往返于伦敦、巴黎之间的商人与公社保持联系。此外，马克思还用通信方式推动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巴黎公社的事业进行声援。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细心研究了当时报刊上关于公社问题的全部报导，为总结公社的经验教训做了准备。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就为公社起草了总委员会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即著名的《法兰西内战》，对公社事业进行了总结。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写了许多信和文章，发表了一系列演说，进一步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文章、演说与信件中主要阐明了以下几个思想： 第一、人民掌握了武装，并用革命的暴力打碎了巴黎旧的国家机器，是公社产生的前提。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写道：“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一切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总是虚掷了；而且就在人民胜利之日，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反对人民自己。这回一反过去革命的惯例，首先就以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军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3页。]他还写道：“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群共和主义骗子手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4页。]。这就是说，由于巴黎无产阶级在“9·4革命”后，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在梯也尔企图解除他们武装的时候，毅然发动了起义，占领了巴黎，初步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这才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并保持了近两个半月的时间。这是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一个伟大创举。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所肯定的创举是根据法国当时的条件提出来的。他并没有要求这一创举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在公社过去一年之后，即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就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说，暴力革命仅仅是大陆多数国家的杠杆，在英国、美国，甚至荷兰则可以用和平方式夺取政权。他说：“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4页。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象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必须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公社式的政权形式，是适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形式。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中央集权的旧的国家机器是在法国君主专制时代出现的。当时，在封建社会里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要求打破封建割据，实现国家统一，

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于是便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以国家的官吏代替了封建显贵，以常备军代替了地主的门客仆从。因此，在它产生之初，这架机器还曾做为现代社会力量反对封建制度的工具而存在。但是到了第一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它就成了对内镇压革命，对外扩张掠夺的工具。在1848年革命时期，它成了扑灭革命，扼杀人民群众解放要求的工具。在第二帝国时期，它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成了波拿巴第三对外侵略、对内镇压革命的工具。

这架机器之所以在它产生之后就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原因就在于它的成员虽然经过更换，但它却一直是一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又与社会相对立的力量，是脱离人民和与人民相对立的力量。这架机器不仅有着一整套制度与原则做它的灵魂，还有几十万官僚与军队组成的机构做它的物质实体。因此，无产阶级绝不能用这架旧机器来执行自己的专政任务，无产阶级必须创立一种新的政权形式。 马克思认为，公社的伟大创举就在于它初步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政权形式。这种政权形式的出现，是对旧的政权形式的根本革命。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一文中说：“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3页。]正因为公社具有了这样的性质，所以它才构成了无产阶级的政权。马克思在“内战”的第三稿中写道：“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

从马克思对公社政权评价的总精神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未来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所要建立的政权，应当是社会逐渐把权利收回的政权，即人民群众逐渐把权利收回的政权，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 九十年代，恩格斯虽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上又提出了新的见解，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必须坚持公社的作法，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质的问题上，却进一步肯定了马克思的主张。他在1891年3月写的《法兰西内战导言》一文中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产生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朗。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5页。] 第三、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才能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肯定了公社的伟大创举，但是，从根本上他们却认为，当时的革命条件还未成熟。

早在1870年9月9日，当“国防政府”刚刚成立，巴黎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正在愈益高涨的时候，马克思就在总委员会的《宣言》里指出：“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0页。]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仍未成熟。

公社成立后，马克思虽然热情歌颂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冲天精神，认为公社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他依然认为这是一次在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爆发的革命，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在4月12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393页。]

公社过去了十年，1881年2月22日，马克思在给纽文胡斯的信中，再次复述了他的这一看法。信中写道：“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贏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末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1—422页。]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才能取得胜利，而当时的巴黎并不具备这样的社会条件。所以，只能把公社称之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个城市起义。不仅如此，无产阶级革命还必须在自觉的社会主义者组织领导下才能获胜，而当时公社的绝大多数成员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在他们进行革命的时候，并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做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1891年8月18日，恩格斯在《内战》导言一文中，具体地指出了当时巴黎无产阶级不够成熟的表现。他写道：“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2—333页。]

后来，1911年，列宁在《纪念公社》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做了更直接的说明，他写道：“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但是在1871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还很不够，法国当时主要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农民、小店主等)的国家。另一方面，还没有工人政党，工人阶级还缺乏准备和长期的训练，大多数工人甚至还不很清楚自己的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既没有无产阶级的严格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广泛的职工会和合作社??”[注：《列宁全集》第17卷，第123页。]。

从上面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这里不仅强调了无产阶级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必然性，而且还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

三、第一国际的终结。恩格斯对工人运动规律的再分析

公社失败后，欧洲形势发生了不利于“国际”活动的急骤变化。 一是法国及各国反动政府加紧了对“国际”的迫害。梯也尔政府在镇压了公社之后，并不满足于在国内对公社社员的屠杀与逮捕，他们还向各国政府发出了引渡藏身国外流亡者的要求和共同“讨伐”“国际”的要求。比利时政府和西班牙政府接受了引渡流亡者的要求，德国、荷兰、丹麦、奥匈帝国、意大利、俄国等国政府则接受了“讨伐”“国际”的要求。罗马教皇庇护九世还号召天主教徒要和“神的死敌”——第一国际做坚决的斗争，叫嚷要先将“国际”的会员绞死，然后再为他们“祈祷”。于是，一场大规模地迫害公社社员与“国际”会员的罪恶活动便在欧洲大陆上展开了。在这场活动中，各国政府不仅采用了解散组织、

驱逐出境、逮捕、审讯、监禁的手段，还使用了造谣诬蔑的手段。巴黎的报纸诬控马克思是俾斯麦的“奸细”，美国资产阶级报纸则把芝加哥的一场大火诬为“国际”干的“罪恶勾当”。马克思讥讽道：“他们没有把荡平西印度的台风也说成是国际用魔法召唤来的，这倒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1页。] 二是英国工联主义者逐渐脱离了“国际”。工联主义者的基本要求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改良斗争使工资有所提高，工时有所缩短。六、七年来，他们在“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绩，而且还争取到了选举权，因此，他们的斗争热情就有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当1871年6月初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正式表示了赞成无产阶级革命，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之后，工联主义者就更加感到他们的斗争目标与“国际”的斗争目标是尖锐对立的。于是，既是工联主义的领导人又是总委员会委员的奥哲尔与鲁克拉夫特便示威性的宣布退出了总委员会。1871年9月的伦敦会议之后，“国际”还在英国建立了国际英国联合会。建立英国联合会本来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对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以便壮大“国际”的力量，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一来倒是加速了英国工联与“国际”脱离的进程。

三是布朗基分子的势力有了增长。公社失败后，国际资产阶级对公社战士的疯狂屠杀与迫害，极大地激起了逃亡国外的公社战士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布朗基主义者强烈要求立即组织少数人起义，向资产阶级讨还血债。他们不仅自己这样干，还想把部分流亡者组织起来，同他们一起干，甚至还企图把整个“国际”也拉到这条路线上去。 四是巴枯宁主义者的势力有了很大增长。当时，在国际资产阶级疯狂迫害公社社员从而激起了整个欧洲工人阶级的义愤的同时，在瑞士、西班牙、意大利等落后国家里，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大批手工业者破产，也使阶级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巴枯宁等人便利用这一形势，极力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把日内瓦汝拉地区“国际”联合会变成了反对“国际”的活动基地，并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地大力展开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

以上四个方面的情况说明：“国际”的活动范围正在缩小。“国际”的活动阵地，除了如法国已被反动政府所摧毁之外，正在被无政府主义者所排挤。

在此情况下，“国际”认为，它要想重新在欧洲活动起来，展开自己的工作，必须首先反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为此，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国际”便在伦敦召开了秘密的代表会议。会议着重就巴枯宁主义者极力反对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的问题讨论了政治行动问题；针对巴枯宁主义者的分裂活动讨论了组织问题。在政治斗争的问题上，会议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拟定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指出：“在工人阶级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工人阶级为了实现社会革命和消灭阶级的伟大使命，必须“组织成为政党”，“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5一456页。]。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不仅应一般地参加政治斗争，还应组织自己的政党，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整个阶级才能做为一个有觉悟的集体而行动起来。在组织问题上，会议做出了扩大总委员会职权与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进行审查等决定。

但是，会议并没有能够阻止住巴枯宁主义者的分裂活动。会议刚刚开过还不到两个月，11月12日，他们就在瑞士的桑维耳耶召开了汝拉联合会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告国际工人协会各联合会书》，公开反对总委员会的领导，反对伦敦会议关于加强总委员会权利的决议，诬蔑总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政府”，马克思恩格斯是“独裁者”，煽动各联合会迫使“国际”尽快召开代表大会，改变“国际”的组织原则，使之变成一个“邮箱”或“通讯统计局”。不仅如此，瑞士无政府主义者还得到了“国际”的某些基层组织的支持，西班牙联合会表示支持桑维尔耶代表大会，叫嚷反对“权威共产主义”，声明与总委

员会断绝关系，比利时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改组总委员会的建议，在西班牙，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则展开了积极的组织活动，力图让总委员会解体。 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一系列斗争。他们为总委员会写了秘密通告——《国际中的所谓意见分歧》，揭露了巴枯宁分子为各国资产阶级效劳的实质。同时派拉法格到西班牙，成立了“国际”的马德里联合会，与巴枯宁分子控制的西班牙联合会进行了对抗。 但是，所有这些活动仍不能给巴枯宁分子以决定性的打击，甚至不能阻止住巴枯宁分子势力的增长。所以，当时的欧洲工人运动的状况已经表明：如果“国际”继续留在欧洲，不仅不能象过去那样有效地去进行工作，推行“国际”的路线，而且，“国际”的领导权还有被无政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篡夺的可能。如果这样的预测真的成为现实，那么这就将对整个“国际”的历史造成污染，给欧洲工人运动带来灾难。

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便考虑到，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把总委员会迁往美国，开除巴枯宁等出“国际”，才能使“国际”避开面临的危机。

1872年9月，“国际”在荷兰海牙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把“国际”总委员会迁往美国纽约的决议，通过了开除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首要分子出“国际”的决议。这样，“国际”便排除了巴枯宁分子篡夺“国际”领导权的危险，结束了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主义在“国际”内部的斗争。 海牙代表大会刚结束几天，巴枯宁主义者就在圣依米叶召开了“反权威主义”国际代表大会，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者国际。继这次大会之后，他们还召开了1873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1874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76年的伯尼尔代表大会，1877年的佛维尔代表大会，直到欧洲的“和平”发展时期完全形成，工人阶级又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进行日常的改良斗争中去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内部才发生了大的分化，并渐渐缩小了它的活动范围和转向了依然落后的俄国等地区。这一事实完全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海牙大会前的预测。如果“国际”不在海牙大会上采取断然措施，“国际”被无政府主义者篡夺是必然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历史概貌：在六十年代中期，“国际”根据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要求和觉悟程度，主要是指导与推动各国工人进行了一些争取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要求选举权的斗争。在斗争中增强了各国工人的团结，提高了工人的觉悟。在这个时期的最后几年，各个落后国家里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了发展，使这些国家里的广大劳动人民陷入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痛苦之中，阶级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但是，从整个欧洲形势来看，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的势力还比较小。公社失败后，法国工人阶级受到了残酷镇压，大陆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也受到了压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大陆各国工人进行改良斗争的可能。只有英国工人阶级还在进行着类似斗争。但由于工联主义分子根本不不同意“国际”的最终目的和对公社的态度，所以逐渐脱离了“国际”。可是巴枯宁主义分子却借当时的群众情绪，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力量，并且企图把“国际”变成他们的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国际”一方面丧失了在欧洲继续过去斗争的条件，另一方面还没有具备引导落后国家里的劳动群众走上一条正确斗争道路的条件和力量。所以，“国际”便面临了危机。在此情况下，“国际”采取了把无政府主义者首领巴枯宁等人开除并把总委员会迁至美国纽约的办法，使“国际”免于破产。

但是，1872年“国际”的海牙代表大会通过了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的决议之后，实际上使“国际”失去了做为一个国际组织而存在的作用与意义。虽然，在1874年之前，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左尔格做它的总书记，直到1876年才正式宣布解散，但在这一期间，从它的作用与影响来看，说它是一个“国际”组织，不如说它是一个美国的工人组织。所以，“国际”的“海牙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一个终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

页。]。

“国际”的终结，并不是人为的、偶然原因造成的，它是这一时期欧洲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在1874年9月12日给左尔格的信中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它是属于第二帝国时期的东西， 当时笼罩着整个欧洲的压迫，要求刚刚复苏的工人运动实现统一和抛开一切内部争论。当时是这样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共同的世界性的利益被提到首要地位。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刚刚加入了运动，或者正在开始加入运动。在1864年，运动本身的理论性质在整个欧洲，即在群众中间，实际上还是很模糊的，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作为工人政党而存在，蒲鲁东主义很弱，还不能夸耀它的那一套特别的幻想，巴枯宁的那一套新的荒谬货色甚至在他自己的头脑里都还不存在，连英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可以按照章程的导言中所规定的纲领加入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2—413页。]这就是说，在国际成立之初，各国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沉重地压迫着工人阶级，因此这就不能不使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抛开观点的分歧而首先考虑共同对敌，而且当时工人阶级各派之间的分歧，在理论上还很模糊，在势力上与影响上也还很弱，于是，这样便形成了各国工人阶级合作的条件，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蒲鲁东派、工联派逐渐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虽然，“国际”曾集中力量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批判，使蒲鲁东内部产生了分化，极大地缩小了蒲鲁东派的影响，但是工联派等派别却依然存在，并和马克思主义及其拥护者产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对立。不仅如此，六十年代末，在落后国家里，还出现了巴枯宁主义及其组织。于是，分化甚至瓦解就成了“国际”的必然趋势。巴黎公社把这一趋势变成了现实。恩格斯说：“第一个巨大的成就应当破坏各个派别的这种幼稚的合作。这个成就就是巴黎公社，??当国际由于公社而在欧洲成为一种道义上的力量时，争论马上就开始了。各个派别都想利用这个成就。不可避免的瓦解开始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具体说来就是，自从各派形成并发展起来之后，不仅各自有了各自的势力，而且各自有了各自的观点，策略与奋斗目标，公社失败后，由于对公社的态度不同和对“国际”态度的不同，使各派之间的分歧达到了高潮。马克思为总委员会起草了“宣言”(《法兰西内战》)通过后，工联领导则因反对“内战”的观点而退出了总委员会，巴枯宁主义者则想把“国际”控制起来为他们的路线服务。分歧终于导致了“国际”的结束。 恩格斯还指出，在“国际”的海牙代表大会之后，“还能够以国际的名义做出点事情的唯一的国家就是美国，因而出于健全的本能就把最高领导机关搬到那里去了。可是现在，国际在美国也没有威望了。任何想使它重新获得新生命的进一步的努力，都会是愚蠢而徒劳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这就是说，在1872年的美国工人运动，大体上还处在1864年欧洲工人运动相仿的阶段上。但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美国工人运动中也生长了各派，因而也产生了分裂，并且是暂时不能挽回的分裂。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是指出了这一时期欧美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共同现象：在开始的时候各国工人之间，一个国家的工人之间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工人内部就产生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策略，不同的派别，从而导致工人运动的分裂。 但恩格斯并未对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失去信心，他指出：“它的(指第一国际——作者)旧形式已经过时了。要创立一个象旧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即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需要有对工人运动的普遍镇压，即象1849—1864年那样的情形。可是现在的无产阶级世界太大、太广了，要达到这一点已不可能了。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这就是说，在工人运动中已经出现了分裂的情况下，恢复“国际”的旧形式虽然已经不可能了，但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还是有前途的，当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会去建立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

总的看来，1871年8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进行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公社遭到了失败。公社的失败证明，在当时条件下，无产阶级还未完全成熟，无产阶级还不具备立即以暴力夺取政权、保持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条件。同时，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空前的对“国际”的“讨伐”逆流，也使无产阶级丧失了继续进行武装起义的可能性，甚至也丧失了象公社之前那样搞大规模罢工斗争的可能性。但是，被资产阶级政府对起义工人的屠杀激怒起来的以瓦扬为代表的布朗基派集团，却主张立即进行起义。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主张以“普遍暴动”的手段去消灭一切权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便对巴枯宁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进行了斗争。可是，有大批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的反抗情绪为支撑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势力却依然在落后国家里发展了起来，并且还对“国际”的领导权构成了直接威胁。再加上英国工联逐渐脱离了“国际”的领导，因此，“国际”留在欧洲不仅已难以开展工作，而且还有被无政府主义者篡夺领导权的危险。于是，马克思恩格斯便提议将“国际”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到了纽约。“国际”总委员会在美国活动了几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在美国工人运动中以及“国际”总委员会中也发生了严重的派别分裂，所以“国际”便于1876年宣布解散，恩格斯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工人群众中，出现不同要求的派别是必然的。因此，“国际”的分裂也是必然的。但“国际”还是有前途的，那将是由真正革命的分子去组成“纯粹共产主义者的国际”。

第六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

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发展较晚，但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也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在1850年至1870年的二十年间，德国的工业几乎翻了两番。经济的发展，不仅使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而且使工人阶级的力量也有了很大发展。在这一时期，工人群众经常参加资产阶级所举行的集会，常常对那些揭露和攻击统治者的演说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可是，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对这些并不满足，六十年代初，他们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独立政治组织的要求。

在这样的形势下，参加过1848年德国革命的活动家拉萨尔，便在工人群众中开始了宣传鼓动。1862年4月12日，他在柏林郊区奥立宁堡手工业者协会上向工人发表了演说，并以《工人纲领——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关系》为题印成了小册子。1863年3月，他应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邀请，给这个委员会寄出了《给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后来，这个“答复”也印成了小册子。这两个小册子标志着拉萨尔主义的出现。他的基本主张是：在政治上争取普选权，通过普选把象他这样的人选到议会中去，促使国家成为“自由的国家”；在经济上，创办由国家帮助的合作社，使工人阶级免除剥削并取得“不折不扣的全部劳动所得”。 拉萨尔的宣传鼓动和小册子，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首先是在莱比锡中央委员会中引起了尖锐争论。但在8月17日，这个委员会还是以六票对四票通过了《公开答复》。8月24日，莱比锡工人大会又以一千三百五十票对两票决定赞成拉萨尔。紧接着，汉堡以及莱茵区的杜塞尔多夫、索林根、科伦和厄尔倍菲尔德等城市的工人大会也接连表示赞成拉萨尔的《公开答复》。 5月17日，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了一个新的工人大会，拉萨尔作了4个小时的演说，获得了与会者的鼓掌赞成。 5月19日，拉萨尔在工人教育协会

上继续进行演说，工人们以四百票对四十票表示拥护拉萨尔，在另一个大会上拉萨尔又获得了七百张支持票。

但是在一些地方，拉萨尔也招致了反对。从施泰廷到卡尔斯鲁厄的许多工人组织中，就出现了十几个表示反对的决议，认为《公开答复》是一个“不合理的拙劣作品”。纽伦堡工人教育协会宣称，拉萨尔是被“反动派收买的一个工具”。4月17日，柏林的工人大会也决定反对拉萨尔。报告人哈塞尔认为，拉萨尔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傻瓜，“国家资助”是对个人自由的扼杀行为。

可是，不管工人们对拉萨尔的宣传鼓动持什么态度。通过拉萨尔的这些活动，沉寂了近十五年的德国工人运动还是被发动起来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控制。在这一基础上，1863年5月23日，十一个城市的工人代表代表数千名会员在莱比锡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并选举拉萨尔为联合会的主席。

联合会是以拉萨尔的信条为纲领的，在组织上实行主席独裁制，其组织成员(到七十年代初发展到两万人)在全体工人中也只占区区少数，但它毕竟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第一个立足于国内的独立的工人组织。所以，联合会的成立是德国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重大成果。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宣传鼓动活动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立表示了肯定态度。马克思在给施韦泽的信中说：“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57页。]恩格斯也说：“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这是因为拉萨尔靠自己的天才、勤奋和无限充沛的精力，竟然把工人运动发动起来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8—289页。]。 但是，拉萨尔的贡献也仅限于此，他在通过宣传鼓动使工人运动重新兴起并建立了独立组织的同时，并没有给工人的解放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他不主张革命，只企图通过与俾斯麦的合作使工人得到解放。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在他进行鼓动的同时，就开始了同俾斯麦的秘密会谈。在他去世之前，曾直接与俾斯麦交谈十多次，有时这种交谈常常进行数小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纲领和策略采取了否定态度。马克思在批判《工人纲领》时说：“这东西无非是把《宣言》和其他我们时常宣传的、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口头禅的东西，卑劣地加以庸俗化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20页。] 总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拉萨尔在发动工人摆脱资产阶级控制方面有贡献，但他的方针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德国工人运动如不摆脱拉萨尔主义就不能得到充分发展。

正当拉萨尔进行鼓动的时候，德国1848年革命的老战士、马克思的学生李卜克内西于1862年回到了柏林。他到这里之后，就立即在工人中间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他散发了《共产党宣言》，并对拉萨尔主义进行了批判。不久，便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柏林分会中形成了最早的拉萨尔的反对派。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之后，李卜克内西又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早在第一国际《成立宣言》翻译之前他就进行了宣讲，后来又利用施韦泽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公开发表了《成立宣言》和《组织规章》。于是，在所有较大的城市里都出现了第一国际的秘密支部。

1865年7月，李卜克内西因反对俾斯麦而被逐出柏林。但他来到莱比锡之后，却帮助“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注：这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为了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和俾斯麦对抗，联合中、南各邦工人教育协会，于1863年6月在法兰克福成立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名义上是工人组织，实际上处在资产阶级分子的操纵下，他们宣扬阶级合作，主张通过工人自助的消费合作社的道路使工人获得解放。]的常委倍倍尔转向了社会主义。在李卜克内西的帮助下，倍倍尔认真阅读了第一国际的“宣言”和“规章”。并以个人名义加入了第一国际。此后两人便致力于改造“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工作。在1868年9月于

纽伦堡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促使协会通过了与第一国际章程相类似的纲领，实现了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恩格斯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在德国的传播，也对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的成长起了巨大作用。恩格斯的文章是应李卜克内西的要求而写的，1865年2月在汉堡出版。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不仅正确地分析了德国的政治形势，指出了无产阶级的战略策略，强调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而且还对拉萨尔主义进行了批评。因此，这篇文章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引起了激烈争论。通过争论，在许多地方组织中出现了反对拉萨尔派领导人同俾斯麦勾结的浪潮，连接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达一年之久的伯思哈特·贝克尔也转变了自己的立场，开始了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是于1867年在德国首先出版的。这本巨著问世之后，立即受到了一些工人运动活动家的重视。全德工人联合会成员威·白拉克读了这本书之后，便立即写了好几篇宣传文章，并在汉堡全体会员大会上做了关于《资本论》问题的报告，大会根据他的报告通过了赞颂马克思的决议。 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的活动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传播，不仅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的队伍，而且还促进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分化，动摇了拉萨尔的继承人施韦泽对联合会的独裁统治。1869年3月，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巴门召开了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限制主席独裁权的决议，许多会员还提出了与“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联合起来的建议。这一变动使施韦泽极为愤怒，1869年6月18日，他便发动了一个“政变”，声称“全德工人联合会”将于6月24日解散，并将遵照拉萨尔的旧章程恢复原先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但这一行为却激起了联合会会员对施韦泽的更大不满。白拉克首先举起了造反的旗帜，起草了《告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书》，号召全体会员起来反对施韦泽，为建立一个新党而行动起来。同时一些著名工人活动家盖布、约克、弗里茨舍等都发表声明，同施韦泽断绝丁关系。连联合会的秘书罗洛尔，也发表了反对施韦泽的声明。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德国建立一个摆脱拉萨尔主义的新工人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便积极进行了建党的筹备工作。1869年8月7日至8日，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大会。这个党是在原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基础上联合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反拉萨尔的分子而建成的，开初就有几千人，到七十年代初发展到一万多人。这个党的建党大会是在反对对拉萨尔的个人崇拜和主席独裁的精神指导下边行的，所以它通过的章程清除了主席独裁制的条文。大会通过的纲领虽然没有达到《共产党宣言》的水平，有的地方还保留着拉萨尔主义的印记，但有些重要条文是从第一国际的宣言和规章中引用过来的，它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纲领是根本不同的。 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标志着德国工人运动向科学社会主义所指引的道路迈进了一步。

这个党成立后，立刻利用1866年开始实行的普选权展开了自己的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表现了它的威力。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工人运动的利益又要求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合并起来。

1870年9月爆发了普法战争。这个战争的一个积极结果是：在1871年初使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实现了统一。这是德国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它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而也为德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创造了前提。但是俾斯麦政府之所以实行了统一，并不是为了资本主义事业的发展，而是为了霍亨索伦王朝权利的扩大。所以，当他完成统一之后，不仅把一切权利依然保留在普鲁士王朝手里，而且对一切民主要求，特别是对工人运动采取了敌视态度。巴黎公社失败之后，警察的专横和暗探的诱捕达到了极为猖獗的程度。他们疯狂地逮捕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严密监视党的活动，禁止印发党的报纸。1872年，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因发表反对军国主义的言论被判处两年徒刑。不仅如此，俾斯麦政府对

“全德工人联合会”也采取了镇压方针。在1874年的头七个月中，仅普鲁士就有87个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在104起案件中受到审判。拉萨尔派的领袖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等人的住宅相继遭到搜查。哈森克莱维尔甚至两次被投入监狱。柏林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址被查封，许多地方组织遭到破坏。

这种形势表明：德国工人阶级的这两派，虽然在工人阶级解放道路上观点不同，但他们的敌人是共同的，他们的革命目标从本质上看也是一致的。因此，两派联合起来，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对抗俾斯麦政府的高压政策。至于拉萨尔派所坚持的错误观点，是可以在斗争过程中，逐渐为广大工人群众所抛弃的。 爱森纳赫派首先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早在1872年就向拉萨尔派提出了合并的建议，结果遭到了拉萨尔派的拒绝。但是，合并毕竟是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这之后，不仅爱森纳赫派的工人群众继续要求合并，而且拉萨尔派的工人群众也提出了合并要求。合并已成了工人斗争的需要。 此外，从七十年代开始，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人的人数有了很大增长，产业工人与手工业工人加在一起已有四百万人之多。同时，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在]872年，鲁尔、萨克森、开姆尼茨、纽伦堡、莱比锡、柏林等地都发生了成千上万人的罢工斗争。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也要求两派尽快合并起来，以便把工人阶级的力量团结成一个整体。

在这样的形势下，1874年秋，拉萨尔派终于接受了爱森纳赫派关于合并问题的谈判建议，并于1875年2月14日至15日与爱森纳赫派领导人举行了合并的正式谈判。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拉萨尔派虽然同意合并，可这时他们并没有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自认为还有着比爱森纳赫派更为强大的组织和更有影响的力量。他们并不想全部放弃自己的信条和全盘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在这样的条件下，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人为了实现合并这个主要目的，在谈判过程中，一方面坚持了某些原则，另一方面也实行了一些退让和妥协。在这个基础上，商定了党的组织章程和纲领。

组织章程比较好。它废除了主席独裁制，决定党的领导机关由党代会每年改选一次，中央机关除有两个报纸编辑部之外，还有一个由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一个由七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和一个由十八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十八人的中央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之间的意见分歧作出决定。还决定凡拥护党纲者，都可以入党。党的纲领则向拉萨尔主义作了更多的退让和妥协。它不仅没有从爱森纳赫派的纲领出发向前迈进一步，把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等原则问题写上去，相反，它抛弃了爱森纳赫纲领中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明确提法，而换上了“使一切人的兄弟联合成为现实”的模糊字句。此外，还写上了爱森纳赫派所一向反对的“铁的工资规律”、“反动的一帮”等字句。 谈判成功后，又经过了几个月的准备工作， 5月22日至27日，两派便在哥达城举行了正式的合并大会和建党大会。拉萨尔派出席了73名代表，代表一万五千多名党员，爱森纳赫派出席了56名代表，代表九千多名党员。大会通过了2月谈判中所拟定的组织章程和纲领，完成了两派的合并，建立了新的工人阶级政党，定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总的看来，两派的合并、党的建立是德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合并过程中，虽然爱森纳赫派对拉萨尔派实行了过分的退让，但两派合并后，广大工人并没有因纲领上的退让而感到沮丧，而是因终于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团结而感到欢欣鼓舞，从而增添了进行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总之，从德国工人运动的重新发动到社会党的建立，德国工人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事件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立，第二阶段的主要事件是爱森纳赫派政党的建立，第三阶段的主要事件是两派合并，建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整个活动过程中，马克思

主义者的基本经验是：既看到了工人阶级中的观点的分歧与对立，又看到了工人阶级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根据不同时期形势发展的不同要求，正确处理了从拉萨尔派中分离出来独立建党与两派合并的问题。

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1.科学社会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李卜克内西与拉萨尔派谈判后，立即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份的报纸上看到这份草案。他们对李卜克内西向拉萨尔派的退让妥协十分不满，恩格斯立即给倍倍尔写信，表明了他和马克思的态度。信中指出，这份草案“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页。]。4月至5月，马克思便写了《对于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一文，对“哥达纲领”进行了彻底批判。

虽然，这个批判未被德国党所接受，但它却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树立了又一块里程碑。这篇文章不仅对拉萨尔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划清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拉萨尔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界线，而且，还预测了未来社会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提出了共产主义两阶段的学说。

第一、批判了纲领的改良主义观点，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 在如何由德国的专制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上，纲领的基本观点是：通过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使工人阶级到得解放，纲领写道：“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普遍建立起来，以便从它们里面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注：《哥达纲领批判》第67—68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马克思批判说：“在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之后，就是这个先知提出的救世良方。这里‘道路开辟’得确实不错。现存的阶级斗争被换上了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需要‘开辟道路’来‘解决’的‘社会问题’。‘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起来’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象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由于还知道点羞耻，于是就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如果工人们力求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建立集体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在争取变革现在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现存的合作社，那末只有它们是工人自己独立创设的，既不受政府的保护，也不受资产者的保护，才是可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19页。]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把现有生产条件进行根本变革的革命，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改良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

第二、批判了拉萨尔的“自由国家”观，提出了过渡时期的理论，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纲领作者认为，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党在政治上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争取自由国家。纲领写道：“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注：《哥达纲领批判》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马克思批判说：“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是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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