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冀朝铸“文革”后期的生活变奏

外交官冀朝铸“文革”后期的生活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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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外书摘 2013年1期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当页正文

冀朝铸的名字曾与世界政要、重大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其出色的口语能力，曾长期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出使南太平洋岛国、英国，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一

从1973年到1975年，总理直接安排我去华盛顿驻美联络处工作。

1975年夏，在驻美联络处工作两年后我奉召回国，被任命为国际司副司长，但几星期后我又一次被派到外交部在北京北郊的“五七”干校劳动。

这是第四次派我到农村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也是我第二次去“五七”干校。虽然过去这些年我在中国不同地方的田间努力劳动，但我的耕作水平还是很低。

这次在“五七”干校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真诚地努力学习，像一个真正的农民那样干活。尽管我插秧的技术一点儿没改进，我还是不顾北京夏天的炎热，坚持在水田插秧。我弯腰站在田里，光着膀子受太阳暴晒，汗水就像小雨一样落下来。我在中国人里算高的，插秧对我显得尤其费劲。幸运的是，与以前在农村劳动时粮食限量不同，这次我们有自己的厨房，至少能填饱肚子。

然而，我体重还是减轻了很多，以至于1976年10月，我作为中国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位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时，基辛格看见我很吃惊，大声问我：“冀先生，出了什么事？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瘦？你病得很厉害吗？”那时如果没有其他中国同事在场，我们同外国人说话就要特别小心，否则就会被指责为泄露国家机密，所以我只是笑着简单回答：“没什么事，我很好！”然后就很快走开了。

尽管我很努力，我在地里的表现还是太糟，最后调我去喂猪，很快猪又掉膘了，可是没人在意。干校的同志们都很同情我，又调我去和妇女、老人一起干活，像把稻子在场上铺开晒干等。那时我46岁。

我在农村时，总理与世长辞，那是1976年1月8日，全国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我立刻要求回北京，总理的卫士安排我向总理的遗体告别。当总理的灵车缓缓驶过长安街时，尽管没有事先通告，天上还下着大雪，但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扶老携幼，在黎明前就沿着长安街伫立等待，痛哭失声。灵车经过时，每个人都深深鞠躬，泪流满面。那时，我们都觉得，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位父亲，而且我们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也都处于巨大的阴影中。 北京人民对“四人帮”越来越愤怒，人们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周总理，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贴满了诗词、颂文。我那时已回到干校，但总有干校的同事趁回北京的短暂间歇去天安门，回来就给我们看在广场上抄下来的诗词。这些诗词只有两个主题：怀念敬爱的总理及对“四人帮”公开的愤怒声讨。

外交部党委发布了明确的命令，禁止抄录和宣传这些诗词，但没有人理他们。向同（冀朝铸夫人）那时每日骑车上下班都要路过天安门广场。4月5日那天傍晚她下班回家，想停车去广场再看看有没有新的诗词，突然感到一阵寒风吹过，她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就赶紧骑上车回家了。不久“四人帮”就派爪牙到广场上殴打群众，撕毁了所有诗词。 二

与此同时，由于毛主席健康恶化，在外交部，上演了一场剧烈的权力斗争，以前是隐蔽的，现在在新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和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之间爆发了。乔冠华在毛主席会见外国贵宾时被排斥在外，急于找机会想重新参与这些会见。他派车到干校把我接回北京，住在他家里，嘱咐我不要告诉向同或任何人我回来的事。

乔冠华于是详细告诉我那些“通天”的人加在他身上的不公正待遇，然后对我说：“小

冀，你太天真了。她们一直想整死你，你却一点儿也没意识到。”我当然意识到了，而且在乔冠华讲这些话很久以前就意识到了。我自己确实是那些人的牺牲品之一，我妻子也是。我不喜欢她们，她们也不喜欢我，但是我觉得在外交部又一次制造不和是危险的。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已经通读了《资治通鉴》，对其中描写的一个发生在两千年以前的历史事件印象深刻。那是后来成为东汉第一个皇帝的刘秀，宽恕了他的死敌，结束内战，从此迎来了东汉王朝200年的和平与繁荣。我敦请乔冠华部长向刘秀学习，我还提到周总理的豁达大度的处事态度，认为仇怨对任何人都没好处。

但是乔冠华苦笑着说：“小冀，你一点都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他告诉我他需要见到毛主席，但他受那些“通天”的人排挤，不让他见毛主席。他说他是外交部部长，将任命我又一次做毛主席的翻译，这样毛主席接见外宾时，他就可以和我一起去毛主席的住所。然后他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询问了有关安全事项，张玉凤问过主席后，表示同意乔冠华的安排。

就这样，在毛主席和外国友人的最后三次会见中，我再次成为他的英文翻译。最后一次是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多年以后，布托政府被一次武装军事政变推翻，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世界许多政府首脑呼吁宽恕布托，但布托还是被吊死了。

我住在乔冠华家时，他告诉我他已经靠拢江青，从而在和外交部那些“通天”人物的斗争中得到支持。我吓了一跳，警告他这样做很危险，所有正直的人都痛恨江青，江青比任何人都坏。乔冠华又一次笑了，对我说：“小冀，这就叫做以毒攻毒。”

每次为毛主席翻译后，我都回到干校。那个夏天，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二十四万多人在地震中丧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许多年，有关这次惨痛损失的原因才渐渐披露出来。原来那时江青一伙正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不允许任何事阻挠这场运动。因此当地震局报告说唐山可能发生大地震时，所有警告大家做好准备的尝

试都被阻止。地震在凌晨发生时，所有人都毫无防备，全城很快成为一片废墟。从死亡的人数上看，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100年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地震。然而，在唐山郊区的一个小镇，那里震级和唐山一样，却没有人死亡，只有少数人受伤。因为当地政府不理睬上面关于继续批邓、不得终止的要求，通告全镇人民应对地震，采取了在户外过夜等防范措施。 北京也受到了这次可怕地震的影响，有不少人员伤亡。我那时恰好在北京，就安排向同带着两个孩子，还有我的母亲、哥哥和妹妹，飞到西安和亲戚住在一起，我继续留在北京。过了一段时间，余震不再发生后，我的家人就回到北京，我也回干校去了。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9月18日，隆重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我和向同都参加了。追悼会事先安排得很好，所有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工人、农民、解放军都整齐地列队站在广场上。初秋的天气仍很热，街上有许多卖冰棍的小摊贩。追悼会结束后，我走回家。 三

不久我被召回外交部，告知我已被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一届委员会的代表。

在纽约时，我有一次写信给在北京的乔冠华的妻子章含之。在信中我非常直率，骂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

几乎在同时，在纽约我们驻联合国使团的驻地，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四人帮”已被抓起来的消息。我当时独自一人在房间，没有人可以拥抱欢呼，就高兴得跳起来，使劲鼓掌。我感到极大的解脱，浑身说不出来的轻松。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立刻被召回国内。很快，我也接到通知立即回国。我们驻联合国的代表黄华通知我的时候显得很担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担心，我觉得“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也该结束了，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我回国之前，一个当时也在纽约使团的翻译处的同事要求和我谈谈。他问我对乔冠华部长和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的看法，我坦率地对他讲了。不久当我因偏袒乔冠华受到群众大会批判时，我在纽约告诉这位同事的话被当作证据证明我的“罪行”。过了些年，我和这

位同事都当了大使，我们在国外遇见了。他把我拉到一边，向我道歉。我被感动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个疯狂年代，不仅朋友，甚至有时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子、母亲和女儿都相互背叛，以为这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我接受了他的道歉，我们又成为好朋友。 我返回北京时，在朝鲜时任志愿军代表团的一位领导、后来又担任国际司代理司长的毕季龙迎接我。他也对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很有看法，并很同情乔冠华部长。当时外交部的主要副部长刘振华指示，要准备领导国际司开展批判邓小平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们都非常迷惑，“四人帮”不是已被打倒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批判邓小平？而且，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仍是正确的？

事情很快就趋于明朗了。乔冠华受到公开批判，外交部部长的职务也撤销了，所有支持过他的人都要接受批评帮助。指定了国际司的三个人专门来“帮助”我。其中一个人那时在外地，从未到场，他后任驻外大使，我们仍是朋友。另两个人在国际司召集大会、小会批判我，不断对我施压，要我坦白和乔冠华一起“搞阴谋”的“罪行”。这时我还是国际司副司长，我的职务也没变。很快他们告诉我暂时不能参加和外国官员的会见和外交事务，紧接着他们又不准我参加部里和司里的会议。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们突然又告诉我，我不能再审阅外交电文和其他外交文件，从此集中精力揭发乔冠华的“阴谋”，并坦白自己在这些“阴谋”中的角色。听到这些话，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对他们这些卑鄙的勾当厌烦之极。我急需呼吸点新鲜空气，就走上了屋顶。他们中的一个人，生怕我会干什么鲁莽的事，赶快紧跟着我，满脸堆笑，想说服我下来。我一点儿也没有要从屋顶跳下去的念头，我继续在屋顶散步，他也紧紧跟着我，满脸堆笑，想和我说话。

在这些对我的斗争和“帮助”会上，除了这两个人，几乎没什么人发言批判我。实际上，不少同事都私下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两位当时的处长，杨虎昌同志与后来成为中国驻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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