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闻》读书笔记

《做新闻》读书笔记

凤凰传媒 10研 李爽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 “难读”的书，因为作者站在社会学的视角，运用诸多社会学的理论来解读新闻生产，对社会学相关理论的陌生加重了我阅读的难度，故花了些时间先把稍不易理解的社会学名词整理了一番，在基本了解这些词语和理论的大意基础之上再来看这本书，难度减轻一些。 一、名词梳理 （一） 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是研究知识或思想产生、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联系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又称思想社会学。1924年，德国社会学家M.舍勒在《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一书中首先使用“知识社会学”的名称。这里的“知识”一词的含义包括思想、意识形态、法学观念、伦理观念、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观念。知识社会学主要是研究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是研究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学本身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学转向研究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联系的结果。曼海姆是继舍勒之后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他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1929）、《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1940)、《知识社会学论文集》(1952)等。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对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各种观念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有控制的经验研究，找出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的联系，然后由经验研究上升到认识论高度，探讨思想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真实程度，确定思想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及其结构，建立起检验知识或思想的正确标准。他所说的社会存在，主要指知识或思想以外的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包括阶级、社会地位、职业群体、代际关系、生产方式、权力结构、历史情境、竞争、冲突、流动，以及价值观、世界观、社会思潮、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等。知识社会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基础、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形态和存在的关系。当代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愈来愈走向经验研究，主要是研究知识的生产、储存、传播和应用。当代大规模的知识生产和传播，造成一种知识密集的社会。社会学愈来愈重视知识在社会发展、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涉及知识或思想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一系列问题。

（二）常人方法学

常人方法学也称民本土方法论或俗民方法学，是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使用方法的理论，其创始人是美国社会学家芬克尔。常人方法学认为，社会学应该研究常识世界，研究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具有能动性。在日常实践过程中，行动、说明和场景构成了复杂的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辨证关系，它们互为条件使实践行动具有反身性。这就是说，行动与环境是不断处于相互建构之中的，对人们行动的理解应该是对其实践系统的理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沟通和社会行动具有“索引性”，即当事人的实践活动运用共同完成且未经申明的假设和共享知识进行。由于日常语言和实践行动是以“索引性表达”的方式进行的，所以仅从遵守规则的角度来考虑行动问题并不合适。行动（或表达）的“无尽索引性”表明，对它们的意义必须诉诸索引及其行动表达的意义才能理解。

（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概念的最初步的涵义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统一性，但在不同的领域中，主体间性的意义是有差异的。 在主体间性概念的形成历史过程中，事实上涉及了三个领域，从而

也形成了三种涵义不同的主体间性概念，这就是：社会学的主体间性、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和本体论（存在论、解释学）的主体间性。社会学（包括伦理学）的主体间性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涉到人际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的统一性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是主客体关系，而交往行为是主体间性行为。他提倡交往行为，以建立互相理解、沟通的交往理性，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主体间性理论都具有乌托邦的性质。认识论领域的主体间性意指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它关涉到知识的客观普遍性问题。最早涉及到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胡塞尔建立了先验主体性的现象学，把先验自我的意向性构造作为知识的根源，这就产生了个体认识如何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了摆脱自我论的困境，他开始考察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认识主体之间的共识或知识的普遍性的根据是人的“统觉”、“同感”、“移情”等能力。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概念是在先验主体论的框架内提出的，只涉及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认识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因此只是认识论的主体间性，而不是本体论的主体间性。

（四）框架理论

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Bateson , 1955），由戈夫曼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高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景的定义。这种定义可分为条和框架。条是指活动的顺序，框架是指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他同时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关于框架如何而来，高夫曼认为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加姆桑（Gammson）在高夫曼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这里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为一个名词和动词的复合体。作为动词，是界限外部事实，并心理再造真实的框架过程；作为名词，就是形成了的框架。对于作为动词的框架，学者们对于它的具体机制作了许多的研究，并且有不同的说法，如基特林（Gitlin , 1980）认为是选择、强调和排除，恩特曼（Eentman）指出是选择与凸选，而台湾的钟蔚文与藏国仁认为是选择与重组等。中国学者潘忠党认为，框架的分析，“是一个关于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研究领域”。 对于新闻媒体的框架研究，学者们基本上是源自高夫曼的思想。坦克德（Tankard ,1991）认为框架是新闻的中心思想。恩特曼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特别处理，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及处理方式的建议。在对新闻框架的形成因素的研究中，伍（Woo, 1994）等认为，框架是新闻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情境之间的互动的结果。

框架可以界定为采取一种集中的组织思路，通过选择、强调、排除、增加和精心处理等方式，通过标题、导语、引文和重要段落的体现，对新闻内容做出报道的做法。如对恐怖主义的报道。新闻框架影响了受众如何想，影响受众如何处理和储存信息，将受众的注意力引到事实的某些方面，从而使其忽略其他方面。长期的狭隘的程式化的报道难免会产生刻板印象，框限了受众的主观认知世界的活动，忽略了框架外的世界。但受众也是根据自己的认知结构对事件进行主观解释，并建构社会现实的。因此，在社会现实的建构中，存在着新闻工作者的框架和受众个体的框架，两者之间不一定存在高度的相关性。

（五）自反性

书中这样解释自反性：它涉及现象的语境嵌入。它指叙事被嵌入叙事本身所刻画，记录和构成的现实之中。说话所传达的意义是在实际交谈过程中通过就地进行的谈话运作方式

产生：谈话本身及其构成内容的意义被注解或描述的方式是谈话的组成部分。

更多理解在于：维度一：社会学理论一般使用自反性概念是属于认识范围，以他们的定义：广义的自反性，意味着一个理论的假定应用于该理论自身，而更广义上是指专家系统的自我监控（或自律），根据自己设下的假定盘问自己。不那么严格的构成主义派的科学社会学家，把这个概念扩展到日益个体化的外行公众自反性地盘问科学假定与专家系统本身的增多的倾向，而不只是科学界的自反性。社会学理论一般使用的自反性概念，来讨论社会行动者如何得以越来越多地监控与组织自己的个别生活叙事文，讨论社会本身如何通过社会科学更加有能力自我构成。自反性则好比是反射作用，既非个人化也非有意识也非有目的的。自反性是自反性现代性的核心原则与简单现代性的原则相抵触之所在。

自反性首先是结构性自反性，在这种自反性中，从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这种结构的规则和资源，反作用于能动作用的社会存在条件。其次是自我自反性，在这种自反性中，能动作用反作用于其自身。在其中，先前动因的非自律之监控为自我监控所取代。用一些通俗但不甚准确的话来说，就是某事物在追求其自身的目标的过程中酝酿了另一事物能够反作用于自身并使自身要么更加强于追求目标要么被它消解。

（六）双重解释学

在一定意义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任何理论图式本质上都是一种为建立特殊描述类型的实践活动的模式。社会学探讨的是在社会行动者本身已经构建的意义框架范围之内的领域,而且社会学在普通语言和技术性语言之间进行协调并用它自己的理论模式对此进行了重新解释。社会学分析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社会科学描述性语言的范围内对不同的生活形式进行调解和解释说明,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作为人类能动行为的结果来进行解释。

更直白一点,“双重解释学”意味着社会科学的逻辑必然包含着两套意义框架:其一是由普通行动者构成的充满意义的社会世界;其二是由社会科学家创造出来的元语言。这两者在社会科学的时间中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科学家用于理解社会过程的概念和归纳被作为行动者的常人所用,这些人能够改变社会的进程。因此,社会学家与常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不同。

（七）索引性

书中是这样解释的，索引性是指社会参与者在运用叙事时，可能赋予这些叙事各种与其所产生的语境无关的意义。

更多理解在于：按照加芬克尔的对日常交往的社会学想象，交往中很大程度是“索引性表达”。也就是说我们谈论的社会世界是流动的，不容易被发现，也不能被定义，只能在特定的相关个人在具体情景中心照不宣地理解。引文索引性表达本身的前提是这种表达让对方很容易理解他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人们通常不会相互要求对方解释他们所说的话，即使这些话是潜在地具有模糊性的。由此下推，社会交往是很脆弱的，如果人民不普遍认识与理解，人们的交往就很难可能。加芬克尔关注社会交往，更着重在社会普通人每日情景中运用常识、程序及思考进行情景处理。在人们说明、说明过程和说明过程实践上发挥想象。

（八）自然态度

书中这样解释：自然态度就是对经验到的社会现象不加置疑，好像本来就是“自然”在那的一样。

二、对本书的整体把握

按照一个惯常的理解，这本名为《做新闻》的书无疑要把重点落在“做”上，进一步讲，是落在如何做上，作者把它称为“新闻的生产”。整本书的前七章，围绕新闻组织如何各自

分工，在社会这个大工厂中及时而有效地生产出新闻产品。关于新闻形成过程的描述是在很多新闻学书籍中都曾有过的，而且往往是些教材类书籍必备的章节，但塔奇曼这本书给我的感觉之不同之处在于：她因为拥有了一双近乎于X射线般的眼睛，可以穿透新闻世界纷繁复杂的表象，直逼新闻制造过程的本质，抽丝剥茧般将时而带有神秘色彩的新闻生产如此赤条条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犹如拨开愁云见明月般清澄。让人不禁为曾经为所有知识而窃喜感到羞愧难当。她见他人所未见，甚为细致的分析了新闻的时空特征，以及在时空关联下建构的新闻网络，进而形成全时广域的新闻覆盖，在这样的覆盖下，使得新闻工作者行动自如而有序，使得一切现实的重构变得自然而然。我想，这可能得益于塔奇曼细致深入持久精心的实地研究，第一手资料的获得加上亲身经验，才使得她的论证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而从后三章开始，塔奇曼笔锋一转，又将视角的深度进一步挖掘，直至其所能见的最底层。用一种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本已足够深入的新闻生产，在过程背后所隐藏的东西：即新闻作为一种知识，一种社会资源，一种意识形态以及社会行动者的参考，是如何在新闻工作者及其组织的加工之下称为社会合法性的证明者和守护者的。这一层面似乎又一下子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更宽敞的看新闻的窗子。

李普曼曾把大众传媒所展现的环境称为是一种“拟态环境”，我们通过大众传媒是无法抵达现实真实的。塔奇曼显然是赞同李普曼所说的，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不过，他进一步指出，这个窗口的存在受制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客观方面就是窗口本身的大小、位置等等外在因素，还包括决定这个视野的视点的位置。另外一个方面，对于站在窗外的不同阶层的人来说，他所站立的位置和姿势，以及看待窗口时的心情和态度似乎也会影响到对世界的理解程度。人们开始对窗口外面的世界是如何被描述的发生兴趣。显然，这种描述的内容对每一个观察者的影响都是至为深远的。对此，塔奇曼认为，新闻是根据一定的框架来建构的。新闻把单纯的事件转化成公共讨论的事件，就是赋予事件一种公共性格，正因为如此，所以新闻具有一种机构的属性。于是，在这里，塔奇曼很自然地就把新闻生产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结合了起来。作为一个专业机构，新闻媒体必然依据一定的规范来运营。这个规范逐步确立的过程，也恰恰是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确立的过程。当然，我们必须马上指出，新闻媒体的规范与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是完全统一的，甚至在不少时候，它们之间会出现某种背离。这在黄旦那本《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中有所体现，媒体所有者与职业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和价值的博弈正是这种冲突的表现。

在对新闻组织化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主要是塔奇曼对报社以及电视台的实地考察），他发现，新闻的生产被置于时间与空间的网络中。从空间的维度来考虑，新闻机构对自己所拥有的记者在地点分布上做了使其发挥最大效用的安排，新闻机构就能保证自己的报道触角能伸展到每一个新闻可能发生的区域。而新闻把关人的第一道程序就是在众多的信息中进行第一轮选择，这种选择的主要方式就是类型化，将新闻划分为硬新闻与软新闻、突发性新闻与发展性新闻、连续性新闻。我认为类型化是新闻机构作出选择的必要的过程，即便不是按照软硬等标准来做归类，新闻工作者也会找到另外一种归类的方法，这是新闻信息广博的性质决定的，而类型化不过是框架生产线上的一道比较重要的工序罢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很好理解编辑记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为什么会有一种自觉“把关”意识。黄旦认为把关人构成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公开挑战。但即使是这样，大多数记者编辑都会自觉地融入到整个新闻生产的实践当中去。这或许说明他们对新闻生产机制的主动依附。

塔奇曼认为，在新闻机构中存在着这样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正是这张关系网，不仅对每一位身处其中的记者编辑有了很大的约束作用，使他们有竞争又不致于破坏整个机构的运行，同时又保证了新闻能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通过电视新闻叙述方式的解析，塔奇曼又告诉我们，所有被生产出来的新闻半成品与成品，都无一例外地遵循着时空交叉组成的生产方式，简而言之，新闻也是一系列标准化的产品。正因为新闻是标准化生产的结果，所以

对妇女运动的报道就从一开始就被奠定了基调，从而也就决定了整个运动发展过程无法摆脱的媒介镜像。

上文说过，这是一种惯常的对如何生产新闻的理解思路，而我读后的感觉是，这本在详细介绍如何生产新闻的书的本质目的在于，对新闻维护现实合法性属性的质疑，进而是对现实合法性的质疑。这是我对自己产生这样想法的疑惑，也在试图得到这种疑惑合理性的答案。先试图去自己解决一些问题吧，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或者可以找到一个更为明辨的问题方向。

三、正在寻找答案的问题

（一）新闻组织及其工作者不该通过新闻去证实社会的合法性吗？

这一点我们必须正视：新闻作为社会生产的一个环节，身处社会制度以及结构之中，本身即被社会制度这个框架所限制，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现状是必然的。而我认为社会现实是否合法，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新闻组织去定义或者限制而形成的，而是由新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所引起的结果，其最终具有决定性的主体是公众而不是新闻组织。公众对于一种社会现实的描述给予完全的好不质疑的笃信，当然这是由于新闻意识形态化所引起的，新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阻碍了质询精神，因为它阻碍了某种分析性的理解，而社会参与者正是通过这种分析来理解自己的命运。作为意识形态的新闻阻碍了言论自由和公众统治的理性主义模式的实现，因为它阻碍了对当代社会真相的探寻，阻碍了人们接近真理的道路。这是这种毫无质疑才导致了新闻建构的现实社会合法化。纵观全书，塔奇曼整个的论述，包括对新闻生产环节的描述，其实只是为了证明这样的问题——新闻使得社会现状合法化，而他自己对此的态度是，他认为新闻是一种社会资源，它的建构限制了当代生活的分析性理解。新闻通过网络传播，通过类型化报道方式，通过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要求，通过事实和消息源之间的相互建构，通过新闻叙事的表现方式，通过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私人财产权和专业主义权力的声明——通过所有这些现象来作为一种客观化了的限制或者资源，使社会现状合法化。这一系列的论证似乎暗指新闻的一个阴谋即是为了维护现状的合法化。其实塔奇曼是反对这样的一种维护的，但此书论述到这里就结束了，并没有继续深入下去，他是想以此引起人们对现实合法的质寻，启发人们的探求真相的精神，但可以其后续的论述并不充分，在书中也只是略微点到而已。

（二）如果没有框架，我们应该怎样做新闻？

塔奇曼全书的主线在于，依赖于人们把现实生活的碎片规整成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的规则这样的框架，使人们经验到的生活世界，有了条理和秩序，同时，这些被整合了的条理化的经验知识，又成为人们下一次理解生活世界的基础。他认为，框架是编辑记者在新闻生产中必不可少并坚持运用的东西，是框架使一个偶发的事实变成了一次事件，事件又变成了一则新闻报道。新闻框架不仅仅组织新闻生产，而且实际还起着组织生活现实，并赋予其秩序的作用。但新闻框架不仅生产意义，而且限制意义。它通过划定一定的界限，将信息组织在一个范围之内，从而缩小了选择的可能性。框架的出现以及被意识，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新闻生产上的一种神秘感，于是开始遭到对其真实性的置疑，因为新闻工作者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框框中完成的，它甚至将每一个步骤都作出了规定，类型化我认为其实就是框架的一部分，它便于新闻工作者以最大的效率来选择确定哪些有价值的信息可以成为新闻。打破这种框架似乎可以使新闻报道从刻板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自主的反映现实的东西。但如果真的没有框架，这个具有机构性质的活动乃至机构本身要遵循怎样的工作才能完成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责任呢？我想正是新闻的这种公共性和组织机构性以及信息的广泛性才使得框架有其生存的土壤，虽然框架的限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和新闻的生产产生一定的限制，就像意义被生产也被限制一样，但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原则是任何一个机构所需要的。如果没有框架，新闻要如何生产，我无法给出答案。

（三）塔奇曼对新闻专业主义提出挑战吗？

因为新闻学与社会学一样具有自反性和指称性特征，因而社会学理论推翻了新闻专业主义所标榜的新闻是社会生活的真实报道的神话。因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础是传统的收集和传播信息的方法，而不是把这些方法作为集体的人类事业去考虑。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新闻报道是否具有必要和必然的公正性。这就造成了对新闻专业主义所宣称的“独立公正客观”等理念的挑战。塔奇曼在书中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解释说，任何新闻的社会认识，都是依赖于其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产生社会准则，这些准则中就包含判定社会生活哪些方面是有益或者重要的基本态度，换句话说，当社会中关于重要或者有益的判定成了众人所认同和遵守的准则，那么，新闻报道什么，选择什么，自然就是这些准则的反映。一个行业的专业实践标准就是社会准则的具体反映。按照这样的逻辑，即是不管新闻工作者做怎样的努力，也无法改变社会固有的准则和结构，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对新闻的选择和处理新闻的态度。也就是否定了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尽可能反映客观现实的一种否定。但我认为，即便塔奇曼的逻辑是正确的，但我们的社会仍需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这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无法从质上改变对新闻的选择倾向，但可以对新闻真实和公正起到量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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