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权主义的国家革命责任及男性特色-兼论中西方女权主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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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9-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2012@ZD058）；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B34）作者简介：程铭莉（1973-），女，山东日照人，博士，辽东学院讲师；赵海月（1963-），男，吉林长岭人，博士，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女权主义的国家革命责任及男性特色

[文献编码]doi：10.3969/j.issn.1004-6917.2015.03.037

程铭莉1，赵海月2

（1.辽东学院，辽宁 丹东118003；2.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摘要：中国女权主义与建立在女性个体基础上的西方女权主义在时代国情的悬殊、文化背景的异质、理论核心的分歧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中国的妇女运动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女权主义处处体现出男性特色，被称为父系的女权主义。要发展中国女权主义，就必须正视其和西方女权主义之间的差异，在差异中挖掘本土资源养分，找到中西方女权主义的契合点，把握差异中体现出来的中国女权主义发展的独特道路。

关键词：西方女权主义；中国女权主义；差异；女性；国家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5）03-0183-05

——兼论中西方女权主义差异

严格说来，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纯粹的、系统的女权主义。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缺乏女权主义思潮产生的先天土壤，不能出现像西方那样独立自主的女权主义思潮，也决定了作为国家民族革命和建设一部分的中国女权主义与建立在女性个体基础上的西方女权主义存在着较大差异。中国的女权主义并不只强调女性自身个体解放，也不直接与国家、民族、社会以及男性群体对立，而是能够和男性结成同盟，把个体融入救亡图存的革命群体洪流中，个体权利让渡于国家、民族整体利益。

一、中西方女权主义差异分析

（一）时代国情的悬殊。“中国的女性解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女性平等地位问题先是由近现代史上那些对民族历史有所反省的先决者提出，后来又被新中国政府制定的法律规定下来的”[1]。

1900年，《清议报》上出现“女权”一词，但并没有引起大的关注。直到马君武译介的斯宾塞的《女权篇》、约翰·穆勒的《女权说》和金天翮的著作《女界钟》，“女权”一词才逐渐深入人心，被中国理论界接受，成为女性解放的口号。五四运动后大量的西方先进民主思想传入中国。一批具有先进思想追求个体自由的男性精英受到西方“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女性和西方文明世界女性在受教育以及男女平权等方面的差距，认识到国家的强盛和文明程度与女性的状况有关，提出实行人类平等，使世界成为男女共有之世界。这体现了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思想。但是因为是在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时代国情下，近代具有先进思想的男性精英接触到的西方女权思想，所以，中国的女权必然是在民族兴衰的大背景下才能被提及。从“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过缠

足乎？”

[2]

把妇女缠足与国民强壮、救国保种联系在一起，

由妇女身体的健全指向了民族和国家兴衰大

2015年第3期（总第237期）

GUANGXI SOCIAL SCIENCES

No.3.2015（Cumulatively,No.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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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到“推女学之源，国家兴衰存亡之系焉”[3]，再到“力倡婚姻自由，再济以（女子）学问，国家也自

然强固”

[4]

：无论是废除女子缠足、兴女学为女子争取平等教育权，还是反对包办婚姻提出婚姻自由，出发点都是国家和民族利益。解放女性，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大计。写过《女界钟》的金天翮强

调“爱国与救世乃女子的本分也”

[5]

，主张以做“国民之母”为目的的“女权”，反映出在民族危亡时期国民对女性权利义务的态度和理解。1912年1月11日《民立报》提出“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中国新女界》杂志指出，“其女国民惟孜孜以国事为己

责，至于个人私利，虽牺牲之不惜”

[6]。对女子晓以大义，把女性解放蕴涵于国家、民族解放之中。直至新中国成立，在法律保障下中国妇女逐步走向社会得到解放。是国家完成了对妇女的解放，而不是妇女自己。近代中国这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男性精英和女性先驱都在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下为引导女性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是近代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使得中国女权主义先驱们不约而同地把国家的独立和强盛放在女性的进步和发展之前。先要救国、强国，之后才谈得上女性个体的发展。女权让位于民权，这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国情下无奈而又必然的选择。

（二）文化背景的异质。由于中外历史渊源不同，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导致文化背景的异质。在西方的Feminism最早传入中国的时候，被译作“女权主义”，后来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了不易觉察的变化，渐渐演变成“女性主义”，其间经历了一段缓慢的历史文化过程。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并不只是表面上的用词不同，而是反映了深层次的中外文化背景的异质。

在西方，男女两性别是对立的。男性以统治者的身份剥削、压迫女性，漠视女性的不平等境遇。对此，女性进行轰轰烈烈的声讨、反抗和斗争。西方女性和从宗教神权中解放出来的男性针锋相对，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她们在和父权制抗争的同时，还要和不同形式的反女权思想进行斗争。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体现出来的是西方女性的自主意识和对真理的执著探索精神。她们没有受到过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天赋人权，在生活、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上具有和男子相同的权利主体意识。

而在中国，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和而不同”，

追求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强调阴阳协调，讲究孝道。这些传统文化背景使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要比受宗教教义束缚的西方女性高一些，也比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女性地位高。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和特定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中国女性温婉、容忍、顾全大局、不具有攻击性的特质，与西方人文主义及女权主义所具有的内涵大不相同。同时，“相夫教子”和“夫为妻纲”使中国女性长期以来受到女子不能抛头露面的封建思想束缚，使得她们对男性非常依赖。在革命时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女性如秋瑾、何香凝等人也曾经号召女性要增强自己的能力，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对国家和民族尽一份自己的义务。但是到后来，更多地表现为在革命中尽国民义务而忽略了对女性独立性的培养。孙中山先生曾告诫女性解放要靠自己：“切勿倚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

也”

[7]。不论是中国社会中的男权意识还是女性骨子里的男尊女卑潜意识，都是千百年来已浸润在中国妇女血脉中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中国女性缺少主体性的重要因素。这种传统文化使中国女性在寻求自身解放的过程中，从未将男性当作斗争的对象。而对于西方的女权主义，曾经一度被中国女性看成是文化殖民主义，被当作文化霸权而遭到怀疑和排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女权主义与中华民族复杂的文化背景难以相容。

（三）理论核心的分歧。正因为中西女权主义的时代国情、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女权主义理论的理论核心是反对并打破男权社会，而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的理论核心则是反对封建压迫与束缚。西方女权主义受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哲学基础是主张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这是自然给予的，所以所有人都应该被当作一个珍贵的个体存在，而不能因为他们的性别、财富和社会地位而改变。她们追求女性和男性平等的个人权利，争取女性自身权利，提高女性整体地位，唤起女性主体意识，夺回在社会、政治、经济等一切领域被男性剥夺的话语权。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是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男性的性别压迫，所以把斗争矛头指向男性社会，批判父权制文化的统治和压迫，消解男性霸权主义，以性别来组织反对男性的女权主义队伍，整个女权主义队伍是与男性针锋相对的，女权主义运动也作为一项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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