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

台媒：影响中国周边关系的重要氛围

更新时间：2010-9-16 11:35:22 点击数：176 文字大小：大中小

台湾“中央日报网络报”日前发表台湾《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大陆情势双周报》1582期特稿，题为《影响中共周边关系的重要氛围》，文章摘编如下：

文章说，在中国大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中国外长杨洁篪针对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提出说明，他认为世界正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在国际金融危机还未见底之前，中国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所以对内将以确保国内经济发展，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主，在保持增长、民生、稳定的情形下做好安全外交。他认为，对外与大国建立稳定的发展关系，并持续与周边国家维持睦邻友好的团结及合作关系，在和缓的气氛中积极参与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外交事务，以此降低周边国家对中国传统安全威胁的顾虑，将非传统安全的经济合作与援助概念，取代争议性的冲突，借此获取周边国家更多的认同。

但是，和谐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让周边国家感受到安全的气息，文章说，从2008年的西藏拉萨骚乱，2009年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的流血暴动，让中国边陲地区很不平静，而2010年在中国大陆周遭邻国相继发生一连串直接或间接与中国相关联的事件，对中国的对外战略可能造成严重的影响。

文章谈到中国睦邻政策的效能与制约方面指出，中国的周边关系一方面涉及到主权、领土的争议，又夹杂着民族情绪与睦邻政策的意识形态，导致其对于周边政策的拿捏，必须面对民族主义与友好睦邻政策两难的局面，审慎评估内外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变化。领土与主权的争议是中国睦邻外交的重点，妥善与周边国家和平解决相关问题，才是获得邻国信任的方法。

文章提到，毗邻的中亚向中东一线，是中国大陆能源的供应中心。中国对中亚的相关政策上，首先是确保边疆地区的安全，其次获取中亚能源和其他资源。中国选择先从经贸与能源的层面着手，积极营造多极化的世界格局，突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巩固和发展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不过文章也指出，最近美国对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区动作频繁，显露其对中亚地区的战略意图，对约制中国的周边关系与能源供应影响甚巨

台媒：影响中国周边关系的重要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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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美国对中国周边关系的影响力方面，文章引述中国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刘明福的观点指出，中国大陆不应再继续低调，中国大陆的崛起必然会引起美国的戒心，基于中国历史的经验证明，覆亡来自于内部的因素所致，而强戈止战非但不会遭受侵略，同时可以达到巩固与维护和平的目的，假若21世纪中国大陆不能成为世界第一，必沦落成为一个被淘汰的国家。

而中国军事学者戴旭的观点指出，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遵循的是实力的逻辑，中国大陆的发展战略应当是顺势而为。他认为中国大陆的发展战略还是定位在一个地区强国更为理性。

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认为，中国大陆到2020年将主导亚太地区，尽管中国一直抱着跃升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念头，但是这个希望却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认为以高估中国的总体竞争力作为依据，而迫使美国采取遏制中国大陆政策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决定。从欧亚地缘战略对美国的根本利益而论，与中国大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才是不可或缺的有利条件。他认为，中国的军事崛起，是国家利益的必要条件，且有利于世界和平，导正世界严重失衡的军事格局。

文章称，但是从近期美国一连串的作为来看，让外界遐想仿佛都是针对中国而来。不过文章最后总结指出，综观美“中”关系的近况发展，其实并不如外界形容的充满矛盾与冲突，对于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美“中”双方不会将事态扩大，这只是一个巧妙的战术运用与考验双方默契的时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美国当然不会放弃在东北亚现有的战略布局，所以必须营造一个威胁的假想目标。

在中国方面，据了解，北京透过外交途径向平壤作了沟通，针对美韩军演采取低调行事。以此推论，其实中国是有默契的接受美国驻军东北亚地区，共同负责稳定区域的任务。现况若是没有美国的军事力量，中国是无法单凭自己的军事实力去维持东北亚的稳定，尤其是面对俄罗斯的潜在威胁，若能运用美国的力量来共同维系，除了可以达到区域的均势与安全，也可以谋求彼此所需的利益。由于受到南韩（韩国）与日本国内压力的影响，美国在东北亚的驻军正当性动摇，博奕游戏的零和关系就在美“中”两国之间产生有默契的变化，也增添外界更多的想象空间。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讨会观点综述

李素华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讨会观点综述

2005年11月10日至12日，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江苏省社科院、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常熟理工学院共同举办了主题为“和平发展环境下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年会，来自全国40多家单位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就世界经济与亚太区域合作、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外交、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关系等3个议题进行了研讨。 一、关于世界经济与亚太区域合作。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我国主动调整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1997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加强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主动权，2000年提出发展与东盟的长远经贸关系。尽管东亚经贸关系密切性加强，但是要像欧盟那样建立东亚共同体，需要一个过程，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因而需要一如既往地确保东亚的和平发展环境。

关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优势和局限性，有专家认为，APEC对促进国际上各方面的合作可起重要的支持和辅助作用。例如，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1997年APEC曾经起了集体领头作用；APEC有利于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在金融领域,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和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共同举办亚洲债券市场论

坛，明确了现状和工作努力方向；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面，有助于他们做决策，有助于成员体关系的发展；信息共享，制订政策时有更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增进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有助于国际上“合作”趋势,还可以相互学习经验，吸取教训,对建立公私伙伴关系起催化作用。总之，APEC的作用可以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两种，而后者的作用和成果往往意义更大，涉及成员经济体的政策导向和采取措施时的决策。

APEC的局限性有：太平洋地区多样化，而APEC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超国家权威；政治上敏感的经济部门，如农业、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存在保护主义，克服保护主义鲜有进展；茂物目标难以在规定期限内实现；APEC的工作小组正在讨论成百个小型合作项目，协商一致的决策进程，难以确定优先项目；实现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实施共同标准的能力有限，进展有局限性；APEC不可能包揽全面的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项目的资金投入，只能鼓励个别或几个经济体联合来做。

对于世界上将形成三极经济集团的看法，有人认为除以美国为主的美洲和欧盟两极经济集团外，东亚地区要形成一极经济集团，这不现实。因此，APEC在促进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合作方面更能起有益的作用。

二、关于亚太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外交。有学者就朝鲜半岛核问题与东北亚地区局势作了专门的论述。2005年11月，朝鲜半岛核问题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在北京如期召开。这标志着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我国起草和各方一致确认的共同声明，确定了解决朝核问题需要并行地把握的三个方向，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实现朝鲜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促进对朝鲜的经济合作；指出了随着解决核问题的进程取得进展，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探讨加强东北亚安全合作的问题，将正式地提上议事日程。这意味着解决朝核问题的进程，将在安全、国际关系和经济等领域，对东北亚地区带来深刻影响。

在安全领域，随着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进程逐步深入，核问题将逐渐降温，这将有利于减小东北亚地区出现连锁性核扩散的危险性。同时，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将会提高，使得将朝鲜停战机制转化为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讨论加强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努力进入实质性阶段。但是，美国还会逐渐突出朝鲜的导弹和常规军备问题，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难以迅速缓和。在国际关系领域，2000年6月以来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和解合作进程，已经松动了东北亚地区残存的冷战结构内核。朝鲜与美国和日本最终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将最终消除东北亚地区的冷战残余，从而带来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刚刚开始。

有学者从政治、安全与外交的角度分析了影响我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的因素，认为尽管我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发展很快，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着制约因素。关于美国的影响，多数人认为，美国是东盟重要的战略伙伴，一度还是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投资国、援助国。美国现在非常担心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增加，希望东南亚国家在对付中国“崛起”等问题上站在它这一边。因此，美国因素对东南亚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有影响，考虑到美国的压力，东盟难以全面发展对华安全关系，特别是防务合作。关于日本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日本与东盟有着“特殊关系”，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投资国、援助国，在该地区有仅次于美国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中国才发展起来，带动东盟经济发展的作用刚开始显现，现在很难说中、日之间谁对东盟更重要。因此，中日关系的恶化使东南亚国家感到不安。关于“中国威胁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仍有市场，尤其是“中国经济威胁论”在过去5年中有所抬头。东南亚一些国家担心外资继续涌向中国，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竞争力，担心中国商品控制东盟市场，担心东盟成为中国的原料供应地。关于台湾问题，一些人认为，东南亚国家采取的是一种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搞平衡的实用主义政策。关于南海争端，与会者指出，一些东盟国家坚持认为南海争端是与中国发展关系的一个障碍，担心中国实力强大后用武力解

决南海主权问题。

三、关于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在亚太地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与会者认为，中美之间利益日益密切，中美需要对对方的要求做出回应，合作解决问题。其中，人民币汇率是中美之间一个现实而敏感的问题。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从2002年起开始逐渐升温，2003年以后该问题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尽管美国政府官员都公开表示希望人民币升值，但是中国坚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时间表进行汇率制度改革。此外，中美之间在贸易不平衡问题、知识产权问题、资源问题等领域也存在较大分歧。经贸关系矛盾的实质是国家利益问题，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力量崛起，至少这种崛起不能损害美国的利益。同时，中美经贸关系也有很强的地区因素。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对美“迂回”出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外汇支付能力正在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美经贸关系稳定有利于亚洲经济稳定，亚洲经济合作有助于稳定中美经贸关系。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正在出现新的形势。与会者认为，目前，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总体良好。2005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经贸协议，这标志着中国和南亚国家关系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有学者认为，我国在全面发展与南亚国家的关系时，应该把重点放在中印关系和中巴关系。同时，为了缓和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也要支持印度与巴基斯坦改善关系。 [论文关键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区域合作 区域整合

[论文摘要]进入21世纪，中国与周边国家“跨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周边区域次区域合作日益拓宽加深。然而，随着区域次区域合作渐成主流，多方战略角逐态势日益突出，竞争可能向恶性方向发展，从而有损于地区和平、发展、稳定、和谐的共同利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势将走向整合的新阶段。 中国的周边按区域划分，主要由东亚、中亚和南亚三个区域组成。经过3O年改革开放，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关系在近20年的全面改善和发展之后，正在步人新的历史阶段，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越过这些问题和挑战，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建设和谐世界的设想将获得更加坚实有力的战略依托，整个亚洲板块在全球力量分布中的上升态势将变得更加突出。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全面改善开始于1989年中苏(俄)关系正常化。在以后的几年里，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大力开展睦邻外交，把与周边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作为首要目标，使传统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所有东盟成员国分别签署或发表了面向2l世纪的双边战略关系框架文件，如中印(尼)《关于未来双边合作方向的联合声明》(2000年5月22日)、中越《关于新世纪全面合作的联合声明》(2000年12月25日)；与蒙古、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巴基斯坦、韩国、哈萨克斯坦等邻国分别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友好合作关系。《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乌(兹别克斯坦)《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中哈21世纪合作战略》、《中吉2004—2014年合作纲要》、《中塔关于发展两国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等双边关系文件，为发展“跨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制定了战略规划，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通过和平谈判与平等协商，先后与巴基斯坦、俄罗斯(前苏联)、老挝、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越南等邻国本着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妥善地处理边界问题，缔结了相关协定。中国与印度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于2005年4月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实现基本平衡。这些重大举措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跨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扫除了历史性障碍。

进入2l世纪以后，中国趁着与周边国家“跨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在大力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参与和推进周边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2001年6月l5日，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在沪举行，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将1997年创立

的“上海五国”合作机制升级为一个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地跨欧亚大陆的新型区域性国际组织。同时，中国通过加强“10+1”(东盟+中国)机制，促进“10+3”(东盟+中日韩)机制和中日韩合作机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了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建设进程。中国于2003年作为次区域外的大国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由东盟十国、中、日、韩、澳、新、印(即10+3+3)参加的首次“东亚峰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把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带人新阶段。 2007年4月，中国首次作为观察员国出席南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第十四届首脑会议，宣布中方愿与南盟探讨建立扶贫合作机制，建立中国一南盟减灾救灾合作定期会晤制度，交流减灾经验和信息，加强和南盟国家的人力资源培训合作、人员往来和学术交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南盟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经贸、能源等领域合作。

总体看，经过20世纪最后10年和2l世纪头几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好邻居、好伙伴，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已经从全方位构建战略关系框架、开创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阶段，进入扎实推进务实合作、深化区域次区域整合、加强利益共同体建设的新阶段。 二、周边区域次区域合作日益拓宽加深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展之所以需要转入扎实推进务实合作、深化区域次区域整合、加强利益共同体建设的新阶段，是由于经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努力，周边区域次区域合作已经全面展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从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次区域)方向看，多个合作机制交织发展。从20世纪9O年代至今，东亚地区已经逐步形成50多个区域次区域对话合作机制。其中，中国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组织和机制主要有五个：一是“10+1”机制。该机制启动于1991年7月，中国时为东盟的磋商伙伴；确立于1996年7月，中国时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经过发展，该机制逐步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合作平台，包括领导人会议、9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5个工作层对话合作机制。经济合作从一般经贸往来到自贸区建设、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推进，安全合作则从非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扩展。二是“10+3”机制。该机制始于1997年1月，形成于1998年，并从2000年开始转入具体领域的合作。在2007年11月举行的第十一次峰会上，东盟与中日韩签署《第二份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和《2007—2017年合作工作计划》，明确了未来lO年在政治安全、经济金融、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的任务，以此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三是中、日、韩对话合作机制。该机制是在“10+3”机制带动下逐步发展起来的。2003年10月，三国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10+3”会议期间，正式发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确定了14个具体领域的合作意向，明确了三方推进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方向和目标。2007年1月，三方达成了保持现有“10+3”框架下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建立三国外交高官定期磋商制度，启动三方投资协议谈判，探讨建立三方质检磋商合作机制等8点共识，同意继续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并将印、澳、新纳入其中。四是东亚峰会。2005年12月的首届东亚峰会把会议的性质明确界定为“开放、包容、透明的外向型论坛”，把政治安全问题作为峰会讨论的重要内容，主张东盟在东亚峰会中发挥主导作用等。2006年的第二届东亚峰会重点讨论了能源、朝核等具体问题，“论坛”色彩进一步增强。2007年11月的第三届东亚峰会，各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新加坡宣言》，加强在能源、环保、气候变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五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fAPEG)。这个合作框架覆盖整个东亚地区，从1993年召开首次首脑会议起，在后来的15年间不断为各国领导人加强对话交流和形成共识提供了重要平台。2007年9月，APEC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讨论了气候变化和清洁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多哈回合谈判、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等重要议题，通过并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清洁发展的宣言》，公布了亚太经合组织合作计划和倡议。

转贴于 中国论文从中亚方向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基础进一步夯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的带动下，经过“上海五国”机制5年(1997～2001)和上海合作组织5年(2002～2006)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以欧亚经济论坛为纽带，合作机制日趋完善、沟通渠道更加畅达、彼此关系不断深入发展的新局面。从上海合作组织的进展看，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安全合作不断深化。2007年8月，各成员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行动计划》，并举行了代号为“和平使命一2007”的联合军演，联合反恐演习已呈机制化趋势。同时，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人文合作、教育合作也迈出了重要步伐，先后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与实业家委员会合作协议》。随着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伙伴也不断增加，印度、伊朗、巴基斯坦、蒙古等成为观察员国。此外，2005年启动的欧亚经济论坛，作为一个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加强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新的机制，将每两年在西安举办一届，以便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之间及与其他相关国家形成更密切的经济互动关系，开展更务实的合作。2007年11月举行的论坛第二届会议发表了《西安共识》，各方将共同致力于在本地区能源、旅游、教育、金融以及地方政府合作等方面展开全面、广泛、持续的合作。

从南亚方向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突破。2007年4月，在印度的积极推动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第十四届首脑会议制定了对孟加拉、不丹、马尔代夫和尼泊尔等四国的关税补偿机制，并给予财政、法律、行政等管理援助；宣布将成立南亚大学、粮食银行和南亚发展基金，以推动地区在教育文化、农业、金融等领域的发展和一体化进程。印度承诺在2007年底前向经济最不发达的南盟成员国开放市场，免除其产品的进口关税并放宽人员签证审批。

三、区域次区域合作亟待协调整合

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与覆盖整个亚洲地区的亚洲合作对话机制、亚洲论坛等诸多机制共同存在，并行发展，相互交叉，彼此竞争。这种态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继续发展，有利于各国扩大共同利益，增进合作和拓展发展空间；有利于中国继续贯彻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方针，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区域合作，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和谐的地区环境。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客观地看到，如此众多的组织机制之间已经初步形成了相互竞争和牵制的局面。特别是随着区域次区域合作渐成主流，有关多方谋求更多话语权和主导权的意识已经明显上升，战略角逐态势日益突出。

美国在亚洲西线，推出“大中亚”计划，力图以此整合中亚和南亚，并继续推动北约向亚太延伸；在亚洲东线，美国于2006年向菲律宾提出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第二届东亚峰会未果，在当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越南会议上提出建立由东盟以及亚太21个国家和地区成员共同参与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构想也被搁浅，又设想单独举办美国—东盟峰会，积极谋建“亚洲新秩序”，力图防止美国在东亚主导地位受到更大削弱。日本安倍政府强调“自主外交”，福田政府主张对美和对亚洲并重的“共鸣外交”，加强与中亚国家合作以及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战略意图变得越来越明显。日本外引内联，与中亚五国建立外长对话机制；强化与东盟的合作，双方初步定于2008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纳入东亚峰会；与澳大利亚签订与日美结成一体的安全合作协定；呼吁日、美、澳、印等亚洲所有的“民主国家”共同建设一个“大亚洲”，构建横跨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的“民主和繁荣之弧”。俄罗斯在亚洲西面也强化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和“独联体”的主导，特别是积极推进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合作，以平衡中国在上合组织乃至整个中亚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印度更加积极地推行“东进”战略，在第二届东亚峰会上与东盟国家就争取尽早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一事达成一致意见，与泰国、越南等湄公河流

域五国就加强合作、促进交流等问题达成一致，还提议建立更广泛的亚洲自贸区，迫切希望借机加强与东亚各国的联系甚至影响东亚合作进程。东盟在成立4O周年之际签署了《东盟宪章》、《东盟环境可持续性宣言》、《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呼吁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民主，希冀在2015年形成类似欧盟的单一市场，使东盟摆脱松散机制，向具有约束力的区域性组织转变，全面提升一体化水平，为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创造条件。此外，随着朝核问题在2007年初步走上解决轨道，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和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有关各方在这一问题上的角逐也已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从长远角度看，如果有关各方不努力协调彼此的重大利益关切，不对区域次区域组织机制进行必要的重新定位、调整和适度整合，那么各方和区域次区域组织机制之间的竞争可能向恶性方向发展，损害地区和平、发展、稳定、和谐的共同利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在新的阶段也将难以取得重大进展，整个亚洲板块在全球力量分布中的上升态势也将受到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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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6 20:00:11 文章来源：美国中文网 作者：佚名

关键词：中国抉择世界未来格局中国外交

核心提示：在五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提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的问题。这两个「意识」当然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但如果把它们放在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大变局中，再也确切不过了。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5日刊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题为「中国外交的大变局与大选择」。文章全文如下：

在五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提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的问题。这两个「意识」当然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但如果把它们放在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大变局中，再也确切不过了。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外交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大变局。在经济上，就GDP总量来看，中国前不久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为中国人均GDP仍然很低，人们不认为这一变化对自己有什么具体的影响。但在海外，中国超越日本的事实则是意义非凡。再者，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是开放状态下取得的，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的内在一部分。正因为如此，中国也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力。当发达国家都在推行各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作为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则在全力推动贸易自由主义。

中国经济的外在影响，也必然反映在世界权力分配上。中国进入世界体系之后，在体系内部一步步稳定地往上升。尽管诸多国际经济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都是西方建立的，但中国在这些组织中间的地位则在快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经济领域开始和其他大国一起「掌管」世界经济秩序。中国早已经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过，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角色，更具有实质性的意

义。开始有能力「掌管」世界经济秩序，为中国提供了什么样的机遇？这是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交局面，表现在方方面面。在经济上，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被认为是应当为全球经济失衡负责。在这一认知下，美国（和西方）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被认为是和其它国家竞争资源。而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气候和环保问题，也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一环。更典型的是在战略方面，中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不仅表现在大国关系，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上。

进入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中韩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和东盟（亚细安）的关系都在发生巨变。在所有这些关系里，美国等国家和中国的交互方式令人担忧。美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大国。因为美国在经济方面的力量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使得美国更加偏向注重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美国不断和中国周边国家在中国近海搞军事演习，而中国也不甘示弱。双方强硬的军事声音，似乎大于理性的外交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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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中国面临「机遇」，也面临「忧患」。「机遇」和「忧患」，说穿了就是两种互为矛盾的力量。人们既可以利用「机遇」来克服「忧患」，但也有可能因为防范「忧患」而忽视或者放弃「机遇」。抓住了「机遇」，「忧患」就不成为「忧患」，单纯地防范「忧患」，「忧患」则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深刻。因此，这里就面临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如何抓住「机遇」？如何防范「忧患」？实际上，中国的选择不仅会决定中国自身的未来，而且也决定世界权力格局的未来。

中国现在的选择决定未来，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证明了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尽管世界还处于美苏冷战时期，但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了中国的机遇，毅然作出了「改革开放」政策的选择。中国的这一选择既改变了中国自身，也改变了日后的世界。当时贫穷的中国，要发展就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这样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为此，中国放弃了从前的封闭政策，打开国门，改革自己，和世界接轨。在没有多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了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如果没有

当时邓小平的理性选择，很难想像中国今天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中国的选择也改变了世界。最直接的就是给当时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阵营生成了很大的压力，引诱出日后的巨变。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就决定了柏林墙要最终倒塌，这不无道理。

今天，中国面临新的国际局势和权力分配，再次面临选择。但中国的选择并非是自由选择，而是取决于国际权力格局。理性的选择，取决于中国能否准确认识自己在国际权力格局中所处的位置。

从结构因素看，现在面临一个实际上的G2结构：中美两国同处一个国际结构，并且两国都处于这个结构的顶端。两国的交互因此极为关键。所谓的交互，就是一方的行为影响着另一方。

美国是这个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而中国是后来者。美国的行为深刻影响着中国，中国如何回应美国的行为，又决定着美国日后如何行为。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越来越突显其军事力量。自冷战时期以来，在很长时间里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三权合一」，即在政治（民主、自由和人权）、军事和经济方面，美国的力量都是无以伦比的。美国「三权合一」的优势在冷战之后达到了顶峰。但是，好景不长。美国滥用权力，要以民主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来「终结」世界历史。结果，在推行民主方面连连受挫，而经济上毫无约束的新自由主义，更是导致了国内深刻的经济危机。近年来，受金融危机极度影响的美国经济，似乎没有能力得到快速的恢复。可以想见，在美国全面恢复其经济和政治信心之前，军事力量很容易走上美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前台；在一些时候，军事力量的使用甚至变得不可避免。 经济依赖不是和平的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反应成为关键。中国如果如苏联那样，同样使用军事力量来反制美国，那么就很有可能再次把世界体系一分为二。这种「以牙还牙」方式是西方盛行多年的所谓的现实主义的逻辑。有人认为，因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互相依赖程度，不可能想像世界秩序还会一分为二。不过，相互依赖只是增加了美国或者中国退出这个体系的成本和代价，而不能从制度上阻止任何一个国家的退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也是这样。当时欧洲各国经济贸易往来频繁，形成了一波早期全球化浪潮，一些人认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不顾其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和他国发生战争，他们因此预言欧洲的永久和平与发展。但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终究没有能够阻止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此后，西方社会一直在寻找什么样的机制能够阻止国家间战争的爆

发，包括权力平衡和制衡理论、霸权理论、民主政体等等。）

中国会不会步西方帝国（包括苏联）的军事逻辑？面对外在的巨大压力，中国必然会、也必须要加速其军事现代化来加强其国防。没有一个国家会陷入没有军事力量，其国家利益会得到有效保护的迷思。同时，因为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无论进出口还是投资，其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的相关性会继续强化，这也要求中国发展军事力量来保障其海上航道的安全。实际上，保障海上航道的安全不仅仅是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切，更是中国的关切。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很难想像如果没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中国能够保障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地位也要求其有能力来为维持世界秩序做些事情，就是说，中国要发展出自己承担和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强调的）一直是一个「搭便车者」（freerider）。无论是自身经济安全的需要还是履行国际责任，中国本身必须具备能力，「搭便车」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必然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式帝国。中国可以做这个选择，但从历史经验看，中国更可能选择继续当前的经济现代化道路。就是说，中国会继续是一个经济大国，而军事的现代化会继续处于次要位置，仅仅是为了上述各种需要：自我防卫、经济安全和履行国际责任。

自近代以来，中国今天第一次开始真正发挥具有实质性的外交影响力。尽管各种内部制度因素继续制约着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但外在世界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日益高升的外交影响力。很显然，这种影响力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而非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这次和日本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上的较量，已经充分显示出中国经济的能量。从前总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但中国现在也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西方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和人民币币值的关切，也是中国经济能力的反映。这方面的能力必然会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持续得到加强。

.studa.net中国抉择决定世界未来格局

2010-10-6 20:00:11 文章来源：美国中文网 作者：佚名

关键词：中国抉择世界未来格局中国外交

核心提示：在五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提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的问题。这两个「意识」当然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但如果把它们放在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大变局中，再也确切不过了。

中国的选择

从历史的经验看，中国的理性选择或者不选择应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不可选择（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退出现行国际体系。这里会有两种情形。一是当中国感到外在世界太麻烦了，就选择孤立，自我封闭起来。二是另组一个国际舞台，如同苏联一样。在当今世界，也的确有些国家（尤其是那些被西方视为「敌人」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站出来和西方美国对立。孤立主义显然行不通。封闭就要挨打，这是近代历史给中国最惨痛的教训。而一旦选择另组体系，中国必然面临一个规模和能量无比的对立面体系。 第二，中国不可选择走军事国家道路，包括德国、日本和苏联。中国要进行军事现代化，但军事现代化要最大限度限制在防御政策界内。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否可以持续，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经济实力。单纯的军事现代化不足以成为一个大国，并且一旦走上军事道路，经济就会变得不可持续。和前一种情形一样，一旦中国选择军事国家道路，就必然会生成出自己的对立面，即另外一个视中国为威胁的军事国家或者集团。

第三，中国不可选择美国的道路，到处扩张，并且动不动就使用军事力量。今天世界上的很多问题，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动用军事力量的结果。当然，动用军事力量也已经给美国造就了巨大的负担。美国在维持世界秩序方面远不及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 第四，中国应当继续选择做经济大国。历史上，中国成为亚洲大国是因为其经济力量及其和经济力量相关的文化崛起。同样，中国用来维持亚洲国际体系的也是经济力量，即「朝贡制度」（贸易安排），而非军事力量。在所有这些方面，今天也不例外。中国的选择也会制约着美国往军事国家方向发展。就是说，中国经济能力增加这个事实，本身可以促使美国走向同一「跑道」，即经济竞争。中美两国经济上的竞争要好于军事竞争。

第五，中国要选择在和其它国家交互过程中，来确立和培养自己的国际责任感，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简单地把自己界定的「国际责任」强加给他国之上。当然，中国也必须发展其承担和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

不管怎样，人们希望看到的中国并不是另外一个西方式帝国，而是另一类型大国。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和文化信心的回归，中国必然也必须作此选择。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许多人都关心在新政府领导下未来中美关系会向哪方面发展？中美关系是否会重复前几届政府的老路，也就是有一套先紧张，后缓和，最后合作的形式呢？美国新领导人总喜欢拿中国说事，以动员国内舆论。中国不是被形容成战略竞争者，就是被当作对其的某种威胁。克林顿当选与小布什当选后，中美关系都曾有过一段紧张的日子，但后来又都回归了正常的合作，甚至在这两任总统的执政后期，美国官员都喜欢自诩说，中美关

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国之所以能成为美国领导人的“靶子”，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快，整体规模又很大，美国担心中国会对其霸权形成挑战，而美国一些战略家和评论家对冷战后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显然很在意。从某种角度来看，有几个理由使人相信奥巴马政府不会走老路。首先，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第一大债主，手里掌握的美国国债有5850多亿美元。陷入经济危机的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应该不会在最困难的时候与债主关系弄僵。其次，美国关心的地区热点问题都需要中国的合作。朝核问题正是在中国的积极努力下，才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逐渐取得了进展。此外，布什政府给奥巴马留下了一堆问题：美国在伊拉克与阿富汗都未实现“和平”；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纠缠不下；在格鲁吉亚与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陷入了某种冷战以来最大的对峙…… 美国新政府上台后，首先要对付这些遗留问题，还有心思与能力把中国当作靶子吗？然而，我们也要对美国新政府留一个心眼，因为还有一些因素可能使中美关系恶化。比如说，在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外界对中国的期待极大，西方的某些评论在问“中国能拯救世界吗？”如果美国对中国这么高的期待落空，也有可能因为失望而“报复”中国，使中美关系恶化。其实，美国对中国的期待在三个方面可能落空：一、对于外部冲击，中国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因此，政府才出台了大量公共投入的政策，以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这些措施都是针对中国内部市场的，消耗的主要是中国市场上的产品，无法对美国产生什么影响。二、中国虽然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但大多都是以债券的形式存在的。中国只要不抛售美国国库券，就是对美国的支持。中国虽然还在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库券，但数量终究有限。美国无法指望中国能拿出大量的现金来购买美国的债券，以支持美国的市场。三、中美贸易结构不容易改变，中国顺差有可能在困难时期反而不减反增。在美欧等地区的经济先后陷入衰退后，需求大降，中国许多出口加工型企业陷入了困境。但即使如此，中国的国际贸易仍在增长，而且出口盈余还在增加。这是因为，由于发达国家的衰退引起需求减少，石油、铁矿石等能源及原材料的商品期货价格暴跌，中国的进口值因而下降。而由于中国的出口制成品和机电产品价廉物美，危机时更显出了价格优势，仍然成为发达国家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在这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外贸盈余令人羡慕，又令人嫉恨。从奥巴马竞选时的一些言辞来看，他对中美之间的贸易还是有疑问的。他跟着一些人老调重弹地要求人民币升值，似乎中国的贸易出口优势只是个汇率的问题。虽然随着人民币的升值，继续高声大喊这种偏见的人已经不太多了。但如果美国舆论对中国的一些期待落空，不能排除奥巴马政府在汇率问题上继续向中国发难的可能性。另外，美国政府对出口中国的技术产品大加限制也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如果要想平衡贸易，美国政府解除这些技术控制会起很大作用，因为高技术产品往往附加值高，价格亦高。但经济危机凸显出美国的衰败，这使美国的战略家们对出口技术产品更加敏感，担心中国得到了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后，会更加迅速地赶上它。因此可以判断，上述基本因素变不了，奥巴马上台后中美之间为了平衡贸易摩擦也少不了。但许多年来，中美经济关系已经到了一种互相依赖的地步，中国出口为美国提供了廉价消费品，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库券给美国政府融资提供了廉价资本。而且出口美国市场的产品不少还是发达国家的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因此，无论奥巴马政府如何看待中国，它的对华政策同样离不开这些基本因素。

梧桐树下 回答采纳率:9.1% 2009-11-27 15:59 一、三大原因促使奥巴马上任第一年访华

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在地区事务和全球事务中的分量在不断地加强，促使美国用一种新的姿态、新的眼光来看待这样一个崛起的、具有更加建设性作用的中国。

第二个原因，中美双方的契合点越来越多。除了中国实力上升以外，也要看到现在处在全

球经济危机企稳回升的一个关键阶段，美国和中国，一个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一个是新兴大国中最突出的一个，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方面，双方的契合点越来越多，双方的相互需求变得越来越依赖，这既符合两国的经济、贸易和社会利益，同时也对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复苏向好有着很大的作用。

第三个原因，中美双方的双边关系超越了自身而具有全球意义。这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多地超越双边的框架，几乎可以说任何一个中美之间的问题都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在环境、气侯在安全、能源、公共卫生、贸易等各个领域，几乎很难数出有不受中美双边关系影响的全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奥巴马访华，在他亚洲行程中占了一半时间、一半的份量，也说明了美国越来越看重中国的作用，也看到一个新的亚洲更大的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这种姿态，以及奥巴马对中国的重视，不是偶然的。

二、中美关系不发生质变，但新时期中美关系有新前景新进展

我不认为中美关系有突破。因为实际上布什任内中美关系还是比较平稳的，在他的第二任，中美关系发展还是良好的，所以现在我们希望的是能够保持和加强业已巩固的良好关系。我不认为有什么质变，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有新的特点，这个新的特点就是在奥巴马任内这一段时间开局良好，这是以往历届美国政府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时候都没有过的。另外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访问亚洲和中国，这也是以往的美国总统从来没有做到过的。所以他是亚太总统，美国第一位关注亚太问题的、或者以亚太为重要目标的总统，这个话也许反映出新时期、新阶段中美关系新的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有取得新进展的可能。但是突破的含义是过去不怎么样，现在有一个完全新的起点。我倒不认为奥巴马上任以来，中美关系取得了突破，而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三、中美关系定位在不断调整，不要固定说法来定格中美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最近几年，美国关于中国的定位在不断地调整，一会儿说是利益相关者，一会儿说确保新的重大战略利益。你刚才提到这个友好竞争者，我觉得不管怎么说，都证明了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这个重要性，不管是双边意义的，还是在地区层次上的，还是在全球层次上，都可以说是一个在日益上升着的重要性。比如在双边层次上面，中美两国的贸易也是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之一，中美两国人员的往来，也是影响亚太地区的社会、文化、教育、经贸交流中最大的一个双边经贸关系、双边文化关系。这两国在朝核问题、台湾问题上，涉及到亚洲安全等这些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也是所有相关的国家、周边的地区最关注的，或者说影响最大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中美两国是在不断探索新的定位，它并没有一个终点，并没有永远不变的表达，它实际上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以及美国重新看待亚洲、看待中国的作用，而不断地调整。比如再过若干年，也许在奥巴马任期后，关于中国的定位又会出现新的调整、新的变化。我们不一定非要用一个词或者美方用的一个说法来定格中美关系的性质。

四、中美关系不是权宜之计，是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大战略关系

不存在所谓战略性的转变，我不太愿意用“突破”这个词。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提升或者加深的过程。提升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或者加深两国的重大战略伙伴的基石。网友的意见就是很多人觉得，现在美国有求于中国，所以，担心是一种权宜之计。我不认为是权宜之计。你看看奥巴马昨天在上海对青年人发表的演讲就可以看出来，他有一个深思熟虑的重大方略，就是把中国的角色、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塑造看成是美国在新世纪亚洲和全球发挥作用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反过来说，对中国也是一样，我们始终把中美关系看成是我们所有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过去30年如此，我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会是这样。

这不是权宜之计。不管是从金融、短期的经济危机来看，还是从安全、贸易或者是从人员往来、教育、文化、科技，乃至于从全球性的气候、环保、能源问题各方面来看，都不是权宜之计。把中美关系把握好，有长远的大局眼光，是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大战略问题，不是权宜之计，美国也不会把它看作权宜之计，中方也不会把它看作是一个短暂的、临时的现象。

中美之间是超越双边关系的大国战略对话与合作关系，不同于美英、日之间的盟友关系，也不同于美苏之间的战略对话关系

中美两国的关系和30年前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已经超越了纯粹双边战略互相需要的范畴，开始成为一个影响整个亚太地区和影响整个世界全球国际社会的最重要的一个大国双边战略关系。当然这个关系又同美国与一些盟友比如日本、英国的传统关系不同，它们可以说是一种盟友关系。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建立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之上的一个新型的全球性的大国战略对话与合作关系。

同时，这个关系既不同于美国和其他一些重大盟友的传统关系，也不同于在冷战时代美国和另外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之间为了防止核大战、为了防止全面对抗建立的所谓战略平台、战略对话机制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它们虽然有这种相互沟通、协调机制，但仍然是以意识形态的某种不共戴天或者以文化、经济交往的分割的世界为基础的。当时苏联搞的是计划经济，有它自己的体系，而美国搞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是另外一套体系，在互不相干的两套经济体系、市场体系和人员体系中，相互就战略问题展开了一些特殊的安排。这也和我们现在中美之间正在和将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也不一样，这种关系是有它的独特性的。

它既不同于美国和英国、日本这样所谓的盟友关系，也不同于冷战时代它同苏联建立在恐怖气氛之上的美苏战略对话关系，我觉得有别于这两种或敌或盟友的关系，中美之间还是正常国家关系的一种特殊形态。

五、奥巴马强调不寻求遏制中国，有利于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深化和提升

奥巴马认为世界是相互连接的，所以，美国和中国的工作很多都是共同的，是相互连接的，21世纪的实力不在零和游戏，一个国家的成功不应该以另外一个国家的牺牲作为代价，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崛起，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国际社会强的、繁荣的、成功的成员。奥巴马不把中国看成一个美国的战略假想敌来遏制中国，这从美国新总统的嘴里说出来还是非常需

要的。因为实际上在美国不同的部门，在军方，在国会，在各种右翼团体中，怀疑、遏制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我觉得，奥巴马从大局出发，将中国定位在这样一个位置，而且强调不寻求遏制中国，实际上有利于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深化和提升的。这也是一个适合时代的、恢复美国由于过去这些年布什的错误政策而导致的实力下降或者是形象受损的情况。

六、摒弃片面的“绝对安全、孤立安全”观，新时期中美对两国间的关系具有共同的认识基础

奥巴马还有一个观点，他说，在全球化过程中，没有必要害怕别国的成功，希望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反复强调中美关系不应当是零和游戏，大国关系不应该以对方的牺牲为代价获取自己的成功，这个观点还是对的。现在的国际关系中，这种零和的思维或者冷战的思维还是有的，但是他能够表达出这种非零和的思想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前一段时间，胡主席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峰会的时候就说，在今天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世界，不存在绝对的安全、不存在孤立的安全、不存在周边其他国家关起门来情况下能够实现自身安全的情况。当时胡主席讲的对“绝对安全、孤立安全”的摒弃，我觉得实际上反映出两国领导人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建立的认识基础是有很大的共同点的。

胡主席在联大的讲话讲得非常好，中国不寻求绝对安全，把自己的安全看成绝对的和孤立的安全。但是中国安全实现需要从别的国家共同安全中来实现。奥巴马实际上也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对胡主席这个看法的一种回应。两国领导人的看法在这个上面是一致的

回答者： 218.58.59.* 2009-12-23 16:48

2009 年 1 月 20 日，奥巴马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 44 任总统。对于美国民众来说，这是又一个美国梦成为现实的故事，一个来自于曾经处于被奴役、被歧视地位的族群的黑人小子，成为美国总统的奋斗故事。而大多数中国人所关心的，更多是奥巴马时代的中美关系走向，是这个以“改变”为口号的新任美国总统，将会怎样把握这一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首先，从政策的连续性来看，中美之间加深了解、加强沟通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与奥巴马的高人气相比，其前任小布什则因伊拉克战争和低迷的美国经济备受诟病。但在其乏善可陈的政绩之中，被公认为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其亚太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在小布什任期内，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建立了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一系列有效的双边合作机制，并在许多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问题上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事实证明，小布什的亚太政策是成功的，有效地保证了地区稳定与繁荣。在这一前提下，奥巴马不会轻易对现行政策进行太大调整，不大可能会撤销中美之间正在发挥作用的沟通机制，或降低目前的对话级别。

其次，从奥巴马对中美关系的定位来看，中美两国将保持既合作又竞争的发展态势。奥巴马在此前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位表态是“既非朋友又非敌人的竞争者”，如同其所言：“我不会妖魔化中国，因为我清楚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的艰巨性，也清楚建立一种建设性关系以维持持久和平与繁荣的重大意义。”无论是接触和遏制的说法，还是合作与竞争的表述，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都是处于这样一种矛盾统一体之中。但只要双方都认识到中美关系对于彼此的重要意义，能够将对话作为解决问题、处理分歧的主要手段，那么就可以期待中美关系将继续

保持这种正常的发展态势。 2009 年 1 月 30 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五，奥巴马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通电话时，表示愿发展更加积极、更富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这进一步显明了奥巴马对中美关系的重视。

再次，从美国面对的种种现实问题上，美国需要同中国进行合作来共同应对。奥巴马以“改变”为口号登上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誓言要重新建立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但眼前的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战争残局无论怎么看，都像是霸权衰退的征兆。奥巴马急需对这一系列问题做出反应、实现“改变”。而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当代世界，美国想要在这些问题上有所作为，多多少少都需要有中国的帮助和支持。防扩散、气候变化、反恐、金融危机等种种问题的解决，都不是以美国一国之力就可以实现的，而需要国家间的通力合作，中美之间的相互需要突出地体现在这些现实问题上。作为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奥巴马的政策也要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从这个角度讲，合作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合作将仍然是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最后，从历史进程来看，波澜起伏是中美关系发展的特点之一。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冷战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还是在小布什在任期间，中美关系都曾经波折不断。同样，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形成也会经历一个过程，双方有可能会在贸易、人权、台湾、温室气体排放等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摩擦，甚至产生较大矛盾。但“山阻石拦，大江毕竟东流去”，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召唤下，我们有理由期待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高度出发、从维护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广度出发、从维护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深度出发，巩固中美关系顺利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化双边对话的良好趋势、保持两国合作的良好形势，共同应对各种地区性、全球性问题，为营造一个更为和谐的国际环境负起责任。

保持这种正常的发展态势。 2009 年 1 月 30 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五，奥巴马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通电话时，表示愿发展更加积极、更富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这进一步显明了奥巴马对中美关系的重视。

再次，从美国面对的种种现实问题上，美国需要同中国进行合作来共同应对。奥巴马以“改变”为口号登上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誓言要重新建立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但眼前的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战争残局无论怎么看，都像是霸权衰退的征兆。奥巴马急需对这一系列问题做出反应、实现“改变”。而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当代世界，美国想要在这些问题上有所作为，多多少少都需要有中国的帮助和支持。防扩散、气候变化、反恐、金融危机等种种问题的解决，都不是以美国一国之力就可以实现的，而需要国家间的通力合作，中美之间的相互需要突出地体现在这些现实问题上。作为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奥巴马的政策也要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从这个角度讲，合作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合作将仍然是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最后，从历史进程来看，波澜起伏是中美关系发展的特点之一。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冷战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还是在小布什在任期间，中美关系都曾经波折不断。同样，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形成也会经历一个过程，双方有可能会在贸易、人权、台湾、温室气体排放等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摩擦，甚至产生较大矛盾。但“山阻石拦，大江毕竟东流去”，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召唤下，我们有理由期待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高度出发、从维护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广度出发、从维护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深度出发，巩固中美关系顺利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化双边对话的良好趋势、保持两国合作的良好形势，共同应对各种地区性、全球性问题，为营造一个更为和谐的国际环境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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