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精神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

苏区精神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苏区精神 苏区精神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苏区精神，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苏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精心培育形成的一种伟大革命精神，在中国革命精神建设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主要表现在：第一，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精神建设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第二，苏区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苏区精神是井冈山精神在苏区时期的深化和发展，又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如果将中国革命精神的形成发展比作一副链条，苏区精神就是这根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苏区精神具有苏维埃革命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它至少包含六个方面：一是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二是反对“本本主义”、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三是“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执政为民的宗旨观念；四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政治本色；五是廉洁奉公的自律意识；六是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进取精神。概括地说，就是6句话24个字，即：坚定信念，求真务实，执政为民，争创第一，艰苦奉献，廉洁奉公。其中最具中央苏区特色的，就是“求真务实、执政为民、廉洁自律、争创第一”这16个字。

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中央苏区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从时间来说，它占民主革命的四分之一；从内涵来说，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关键时期；从意义来说，它是新中国的最初雏形。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一片神奇土地，有极为深邃的历史价值和极其丰富的红色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对它的历史价值，包括其红色资源尽管有相当高度的认识，但作深度的研究、开发、利用和宣传还是有限的。从新世纪开始，这个情况在不断改变。就我所知，仅在赣州市的所属地区，已召开过三次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聚集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对其历史价值进行再认识，作新的挖掘。2001年11月，围绕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的开辟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70周年这个主题，就如何科学的评价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多侧面、全方位的探讨。2003年11月，就毛泽东的《寻乌调查》报告和《反对本本主义》文献进行了再研究。一年前的2004年10月，还专门研讨了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进行长征的历史问题。今天，我们在这里研讨苏区精神，这是对中央苏区的历史作深度研究的又一次重要努力。苏区精神不仅仅是中央苏区的精神。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曾建立有13个苏区，面积约40余万平方公里，所辖人口达3000万。中央苏区只是其面积的五分之一，人口近七分之一。苏区精神，毫无疑问，应当是代表当时所有苏区的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所铸就的革命精神。研讨苏区精神，最好是以全苏区的历史作背景来进行论述，这样更全面、更准确、更完整。就我个人言，尽管对13个苏区的情况略知一二，但不少地区没有去过，对许多地区缺乏深入研究，不敢冒昧地站在当年全苏区的立场来奢谈苏区精神。这些年来，我践行“走走党史”的理念，四“走”中央苏区，实地考察了赣州市的18个县（区）、吉安市的4个县（区）、抚州市的8个县（区），还有福建龙岩市的6个县（区）。来此开会前，我又走了属于福建三明市的5个县，这样，大体可以说，原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和主要版图，我基本上作了一番体验，积累了一些感性认识。这里我以这些年的实际考察为基础，立足于中央苏区，来谈对苏区精神的一些不成熟看法（关于“兴国调查”问题，因为在2003年11月的寻乌研讨会上专门讲过“寻乌调查”，其中也论及“兴国调查”，这里就不再说了）。一、从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历史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发展阶段10年土地革命战争，是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最为艰苦的一个时期。从党史学的视角言，过去我们很少对这段历史的发展阶段问题展开研究。有一种看法，将这10年历史一分为二，认为遵义会议前是一个阶段，此后是一个阶段，但未见有这样的专门著述。对土地革命战争历史的发展阶段，尽管未在理论上作明确划分，但事实上已经出版了反映这段历史发展阶段的若干专著。这说明，这10年的历史是有一个发展阶段问题的。我以为，这10

年的历史不算短，在10年间，其主要矛盾和斗争内容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但这10年的历史发展，就其斗争的形式和特点而言，还是有不小变化的，在一些主要区域显现出了比较明晰的阶段性。因此，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发展阶段问题是必要的。当然，在各个苏区即革命根据地，由于历史的发展和斗争的情况不同，其阶段的划分可能不尽相同。如有红军长征的苏区和没有进行长征的苏区的历史发展就不会一样；就是有红军长征的几个苏区的历史发展也各有若干特点。因此，对这10年历史的阶段划分，不可能一刀切、简单化。能划者则划，不能划者不要硬划。这里，仅就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核心主体——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变，来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显现的发展阶段问题。我以为，这一块是可以划的，且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显而易见。研究它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助于深入认识土地革命10年历史的发展规律。在我看来，以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历史为背景来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发展阶段，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四个时期：——井冈山时期。从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到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先后率红四军和红五军下山，井冈山根据地主体部分失守，革命斗争的中心区域随着毛、朱率红四军离去而转移了。这个阶段有1年另三四个月。——中央苏区时期。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经过1年半多的艰苦斗争，开辟了中央苏区。在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后，1931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1933年二三月间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发展至鼎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的主体部分随之丧失。这个时期有5年另10个月。——中央红军长征时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和指挥军事行动，实现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一次伟大转折。经过千辛万苦，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红二、四方面军尽管在1年后才到达这里，实现三军大会师，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了对华侵略，党和红军的任务有所变化，因此这个阶段划到瓦窑堡会议召开以前，有1年多一点时间。——瓦窑堡会议后的准备抗日时期。随着日本侵略者扩大对我华北的入侵，以一二九运动为代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调整党的路线和政策，号召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以后，直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1年半多时间可视为实行革命内容转变、准备抗日的阶段。对这四个阶段的划分，见仁见智，可能有的学者不一定认同（也不必强求一律）。这里也不想去一一陈述为什么划分四个阶段的理由，而要着重说明将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的历史必要性。不少讲党史的本子都是将中央苏区时期与井冈山时期混在一块来叙述的。的确，这两者有它的共同点和延续性，特别是井冈山道路的伟大意义在那里，将中央苏区的历史作为它的自然延伸来讲，更能充分说明这条道路的伟大。在这一历史光环的普照下，中央苏区历史的一些曲曲折折也不那么凸显。这么叙述历史有它的好处，这样讲也不是不可以。但从深入研究历史的角度看，这两段历史的实际发展是不能完全混同的，各有其与那段历史相联系的具体特质。中央苏区时期近6年的历史也有其绚丽的光环，是应当单独凸显的。在我看来，将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有这么五点理由：一是两者的时间长短差距较大。有如前述，中央苏区时期比井冈山时期要长4年多。尽管两者是一前一后，后者与前者有延续关系，但以时间短的完全代表时间长的来讲这段历史，似不容易将其发展脉络讲清楚。二是两者的活动地域不同。井冈山时期的活动区域就在井冈山地区，即赣、湘两省的“六县一山”，其鼎盛时的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中央苏区时期的活动区域主要在赣南和闽西，还包括今属的抚州和吉安的若干县区。其鼎盛时的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人口有450余万，辖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这两个区域都包括江西，但一个涵赣西诸县，一个涵赣南、赣中和赣东诸县。后者的地域比前者大得多，以小盖大，或以小带大，是很困难的。三是两者的思想理论形成

的实践活动基础不同。井冈山的斗争，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实现了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它以实践斗争说明了中国革命重心应由城市向农村进行战略性转移，开创的“井冈山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但由于时间短，许多光辉的思想理论还未完全展开，在这时还不能说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在中央苏区时期，由于时间较长，毛泽东的实践活动异常丰富，他的思想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则主要是在这个时期丰富发展起来的。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思想丰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不应当被遮盖在被一般人视为井冈山斗争这个开创时期之中。四是两个时期的领导主体的变化情况不应当忽视。在井冈山时期，尽管也有上级领导和中共中央的不正确指导，但那里的实际领导人是毛泽东。那一年多，基本上是贯彻执行他的思想主张，因而实践斗争的发展比较顺当，干扰因素比较少。在中央苏区时期，领导的主体变化较大。党中央“左”的错误逐渐得到全面推行，毛泽东负责的党权、军权和政权先后实际上被剥夺，他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主张不断遭受批判。这与在井冈山时期的情况大不一样。这一特点不应当被忽略。五是两者所进行的战争的规模不能同日而语。在井冈山时期，红军的兵力最多时达到1万人，国民党地方军队进行“会剿”的兵力，最多时有3万多人，红军反“会剿”主要是游击战。在中央苏区前期，情况大体同于井冈山斗争时期。但到1930年秋开始的反“围剿”战争后，情况则很不一样了。国民党军不但是出动了嫡系主力部队，而且其数量之巨，由10万、20万、30万骤升至50万；红军的总兵力也一度达到12万多人。战争的主要形式变成了大规模的运动战，乃至阵地战。对红军来说，打阵地战是错误的，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红军的实力。根据以上几点，我以为，还是将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为好。二、中央苏区的历史贡献和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上面将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是对这两段历史的异同加以比较而提出的。再从中央苏区本身来看，它在党的历史上有许多特殊的贡献。只有单独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立论，才能凸显它的特殊历史贡献。在前年给《中央苏区人物志》写的序言和去年在赣州召开的纪念长征出发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我曾经讲过一些看法。这里对它进行再认识，重新论列八条。第一，中央苏区时期是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上所受的艰难困苦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基础的奠定，到建立、发展至鼎盛，再到最后丧失，横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在民主革命的28年中，其时间占了四分之一，在空间上是异常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核心地区。第二、中央苏区时期是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艰苦探索，并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时期。井冈山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只是开端，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方向。在中央苏区时期，经过多年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革命实践，井冈山时期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才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明确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思想。尽管革命道路的理论是在后来概括起来的，但对这条道路探索的艰难困苦的实践，主要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第三，中央苏区时期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正在发育成型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理论上也在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在井冈山时期处于开创阶段。它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包括后来被视为其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则主要在中央苏区时期才显雏形。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成熟是个历史过程。这个时期，党在理论上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开始起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苏区可视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发祥地。第四，中央苏区时期是开始磨砺和造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时期。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家在大革命时期已崭露头角。大革命最后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遭受的严重挫折表明：党虽然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和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在群众运动中虽然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但不能娴熟地运用革命领导艺术；在革命斗争中虽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未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党内斗争的展开，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发展趋向力量，在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开始聚集在这里，并逐渐凝聚起来。遵义会议前，这方面的力量在党内不是主流，不少时候还屡遭“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挤和打击。但是，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辛历程证明，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革命根据地就发展壮大，革命形势就朝有利于党的方向发展；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革命就遭到挫折，战争形势就发生逆转。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使全党、首先是中央苏区的党的高级干部逐渐认识了毛泽东、积极拥护毛泽东，从而为在长征开始后的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作了重要准备。此后，逐渐形成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都经历过中央苏区的血与火的洗礼。第五，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为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中开创新的途径和形成党的优良作风的时期。在革命的重心转向农村以后，为了壮大党和革命的力量，不能不将大量贫苦农民出身的、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样，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难免对党和红军产生消极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古田会议决议等，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坚决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组织建设，坚决地同涣散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斗争；注重政治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从而，解决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队伍仍然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这为在艰苦的农村和革命战争环境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并在理论上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学说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时期，党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还努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党的七大所概括的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三大作风”，主要渊源于这个时期的光辉实践。第六，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国家政权形态，积累治国经验和锻炼执政能力的时期。自土地革命战争开始，随着各地革命根据地的纷纷创建，为了统一领导全国各个根据地革命斗争，也为了建立一个与南京反动政府相对抗的革命政权，有如前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党在这个时期的指导思想无疑有“左”的错误，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毕竟是长期被压迫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局部地区第一次翻身成了社会主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的首次预演。即使是短短几年的实践，也为后来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历史经验。第七，中央苏区时期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受艰苦卓绝的锻炼，为建设人民军队、开展人民战争积累经验的时期。此前，党虽然建立了人民军队，但人民军队的建设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有了自己的一套经验。这时的工农红军既是开展土地革命的先锋队，也是苏维埃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柱石。从古田会议决议始，红军的建设有了明确的政治纲领。此后，人民军队的建设思想逐渐展开。关于红军建设的中心任务是“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思想，关于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思想，以及关于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目的和内容等，已初步明确。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战争，红军虽然付出惨重的牺牲，但练就了敢打硬仗、久拖不垮的优秀素质和作战本领，开始形成一套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原则，也积累了进行游击战、运动战的丰富经验，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科学理论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第八，中央苏区时期是为党和人民培养造就一大批治国安邦的党政军优秀领导干部的时期。据有的材料统计，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苏维埃政府系统约有干部1.3万人，党团系统干部约2万人。这些人中的不少幸存者是新中国的领导骨干力量。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不少重要成员，都曾是临时中央政府的重要负责干部。10位元帅中有9位、10位大将中有7位，都曾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军事领导人。此外，有130多人担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职务，以及首批驻外大使等；在“文革”前被授予军衔的从少将到上将的588位将军，都曾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指战员，其中上将和中将数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少将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这个时期的斗争实践，为新中国的诞生作了重要的干部准备。为什么在中央苏区时期能做出这么巨大的历史贡献呢？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正研讨的“苏区精神”在起作用。它是这个时期异常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凝聚起来的一种

强大的精神力量。有了这种精神力量，就能创造惊天动地的伟业，就能做出上述巨大的历史贡献。目前，各种媒体对这样那样的“精神”讲的很多，可谓形成了目不暇接的“精神”系列。如以人物高尚品德立论的，有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孔繁森精神、乃至周恩来精神等；以地区革命精神的特点立论的，有红安精神、红岩精神、太行精神、沂蒙精神等；以重要会议立论的，有古田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以在非常状态下执行非常任务、表现出的非常精神面貌立论的，有“两弹一星”精神、98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等；还有以表现革命历程立论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最近提出的航天精神等。这些精神汇合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从表现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历程的“精神”系列言，似还可加上别的内容，比如苏区精神。有如前述，从井冈山时期到长征时期，这个跨度太大，只有加上反映苏区时期的苏区精神，这个“精神”系列才比较完整，不会使人有缺环断档之感。既然党的每段历史都有它的特质，那么反映这段历史的“精神”就会有它的特定内涵，或某些特点。就苏区精神言，它的特定内涵应当怎样认识呢？这也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彰显不同的侧面，会有不同的概括，形成不同的表述。当然，各种表述是大同小异的，因而是可以并存不悖的，不必非要定于一尊不可。我个人想按照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逻辑，以毛泽东的某些表述作基础——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对苏区精神某个内容的提炼，因而应视为其本身具有的，不是我们外加给它的——来概括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或主要特点。这样，苏区精神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第一，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许多对“精神”内涵的概括都要首先讲理想信念这一条，因为它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根本源泉。邓小平说得好：“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1）邓小平讲的这一条，对于概括苏区精神的内涵来说特别合适，因为毛泽东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对理想信念的形象表述。在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在赣南、闽西间反复转战，直至1930年1月整整1年，还处在流动之中，没有建立起“安身立命”的巩固根据地。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不仅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就是在中央领导机关如“二月来信”所表明的，对时局发展和革命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那时林彪的一些看法，代表了这部分人的思想。毛泽东给林彪写信，虽有批评，但属关爱，不是作为一种非常严重的错误倾向进行严厉批驳的。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这封信。正是出于关爱，毛泽东才以谈心的方式，一口气写了近8000字的长信。这封信既指出了林彪的不健康情绪，又展示了自己怎样环视世界形势和中国政局而对中国革命必然胜利所作的深入思考。尽管当时的革命斗争异常困难，但毛泽东指出：“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他满怀信心地说：“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2）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战争，中央苏区建立起来了，其他苏区也在发展壮大。在毛泽东讲这个话之后仅仅1年另10个月，作为统一领导具有“燎原”之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这以后，中央苏区的发展出现了曲折、甚至严重挫折，但是，中央红军的广大将士，中央苏区的革命人民，都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坚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制度会一定实现，因而无论反“围剿”战争多么残酷，革命需要苏区人民作出多么巨大的牺牲，都前仆后继，义无反顾。中央苏区的主体能够坚持存在近6年时间，中央红军主力撤离后在这块土地上还能坚持3年游击战争，都是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个伟

大的精神力量在起作用。因而，这一条不仅是中央苏区历史逻辑的自然要求，而且顺理成章地成为苏区精神的首要内涵。第二，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开拓进取理念。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无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我们党内，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十分盛行。对“本本”的迷信、对上级领导机关的迷信，就是这种倾向的反映。红四军转战闽西、赣南期间，这种倾向对军队工作的影响相当严重，致使一个时期党内军内的团结遭到破坏，正确的制度不能坚持，不正确的思想蔓延开来。为了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毛泽东比在井冈山时期更加注重实际调查。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先后作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10来个农村调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农村的阶级阶层状况和政治态度、土地占有情况和工商业发展状况等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依据。中央苏区在主要由他领导的时期的路线和政策比较正确，得益于他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尖锐地批评“本本主义”是“保守的思想路线”，“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随后进一步指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他的倡导下，在中共临时中央到达苏区之前的时期，各级党政干部都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改进工作，开创新的局面。对于军事斗争，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开辟中央苏区时，更是强调深入了解实际，哪里的敌人力量薄弱就向哪里进军，因而不断在赣南、闽西间进行大穿插、大迂回；在他领导的前三次反“围剿”和在他的思想影响下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期间，都不断反对保守的思想路线，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敢于在敌军驻地的缝隙间强行突围，多次化险为夷，从而在以弱对强的不利形势下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完全可以说，中央苏区的开辟和发展，就是不断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样的开拓性理念的结果。因此，这应当是苏区精神的重要内涵。第三，民主建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执著追求。在井冈山时期，尽管也建立了政权，进行了根据地建设，但由于时间短、战争频繁、根据地不巩固，因而还很难谈得上局部执政问题。在中央苏区则大不一样，不仅时间长，核心区域的政权比较稳固，且成立了具有国家形态的中央临时政府。如果要讲执政，这个时期才说得上共产党第一次成为局部地区的执政党。尽管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但毕竟在这块土地上空前地建立了民主制度、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破天荒地享受了基本的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也努力做好民主建政，锻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能力。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他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提出了“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问题。他要求：对群众的从土地搭配、劳动互助到柴米油盐问题，从妇女生孩子到学生读书问题，从修桥补路到防病治病问题等，都应当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有“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在这里，实际上阐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并且这是党的文献关于这个问题最早的明确表述之一。苏区的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牢记党的这个执政宗旨，努力为最广大的群众谋利益，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为了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完成好组织革命战争和改良群众生活两大任务，毛泽东还提出了要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奋斗目标，号召广大干部都像兴国县、长冈乡等地的干部那样成为模范工作者。于是在苏区各地形成了争创一流、争当先进的政治空气，涌现一大批在各方面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先进模范。广大党员干部处处作出表率，自觉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许多工作都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党在中央苏区的执政时间尽管有限，但已初步显示出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这也是中央苏区能够作出巨大历史贡献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也是苏区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第四，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由于敌

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的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军民的生活极其困难。所有干部（除少量技术人员外），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工作人员一律没有薪饷，每人每天只发不到1角钱菜金和大半斤粮食，“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干部下乡或开会，必须自带干粮。那首脍炙人口的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正是对干部优良作风的形象概括。领导干部同普通干部一样，都要“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支援战争和革命事业”。省吃减用、勤俭节约，成为整个苏区的普遍风尚。各级干部都要帮助红军家属和缺乏劳力的贫苦农民铲草犁田、车水抗旱、施肥割禾等，与人民群众完全是艰苦与共、患难相依。中央苏区的各级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也非常简陋。即使是中央临时政府的9部1局，大多挤在叶坪村谢氏宗祠用木板隔成的15个小房间里；每个房间有一张桌子，放着一部手摇电话机，还有几条凳子，部长和两三个工作人员一起办公。干部以做人民的公朴为无上光荣，没有一点特殊。为了使干部廉政清明、克已奉公，苏区职能部门还制定了许多法纪，建立了有效的监督机制。凡贪污腐化行为一旦发现必受严厉惩治。在1932年4月至1934年3月两年间，苏维埃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查处了4起贪污案，处决了8名腐败分子。广大干部的清正廉洁作风，至今还成为美谈。毛泽东说：艰苦奋斗体现了“我们的政治本色”。在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前，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对中央各部发表的审计报告说：“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1）正是由于有这种作风，苏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和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创建和发展了苏区的经济、财政、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一定保障。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作概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都是苏区精神不可或缺的基本内涵。第五，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中央苏区这块红色土地的开辟，极不容易。在中央苏区存在的近6年和随后进行的3年游击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这里的人民群众，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不断弘扬的过程。广大军民为开辟苏区、扩大苏区、保卫苏区，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和巨大的牺牲。在1930年10月第9次攻打吉安时，10万工农群众与红军一道奋勇顽强地投入战斗，其中冲上铁丝网，与敌人展开肉搏，牺牲近万人。1932年3月，红三军团攻打赣州时伤亡达3000多人。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损失12000余人。在中央红军出发长征时，苏区人民踊跃参军，在扩红运动中到处出现有父母送子妻送郎、父子兄弟争挎枪的动人情景。在红军出发的8?6万多人中，仅赣南籍子弟就达五六万人，占总数的65％。有的县、区、乡的16岁至55岁的男子，凡是身体合格的都争先恐后地走了。苏区人民还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和军费。仅赣南地区，就提供了稻谷84万担、棉花8.6万余斤和制造枪弹的8万多斤铜等。红军过于都河时，群众拿出门板、棺材板架浮桥。在中央苏区时期，赣南13个苏区县总人口约240万，青壮年有50万，先后参加红军的有33万余人，支前的有60多万人。在捐躯牺牲的20余万人中，有名有姓的烈士为10.8万余人，占全国革命烈士总数的1／16。兴国、瑞金、于都、宁都等县的烈士都在1.6万人以上。国民党反动派在重新占领苏区后，实行最疯狂、最残酷的报复，仅瑞金全县被残杀的就达1.8万余人。许多地方成了“血洗村”、“无人村”，“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中央苏区的人民，为革命作出这么巨大的奉献和牺牲，在全中国是罕见的。这是苏区精神的一个震撼人们心灵的显著特点。苏区精神的内涵极其丰富。这里着重强调了上述几点，但绝不止于此。如果要对上述内涵加以凝炼的话，可否作这样的概括：星火燎原，信念坚定；反对“本本”，开拓进取；执政为民，争创第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三、研究苏区精神的几个问题我来参加研讨会时，有同志问：“苏区精神”这个提法站得住吗？人们有疑问，不奇怪。因为过去很少宣传，党的主要领导人没讲过，且中央苏区这段历史极其复杂。有种种想法，可以理解。这里，就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一）关于“苏区精神”能否站得住。我赞成这样的说法：苏区精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革命精神力

量。无论你承认它与否，它是中央苏区土地革命风暴那段历史能够发生、得以存在，并彪炳史册的精神元素的升华。前已指出，中央苏区这段历史不算短，且非常重要，无论在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上都是不可逾越的，也是避不开的，因此不可能没有一种与之相应的强大的“精神”存在。至于怎么称呼它，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领导人讲没讲过和怎么讲的，也要以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为标准来检验。因此，“苏区精神”能否站得住，最根本的是看它在历史上是否存在，对历史是否发生重大影响。前面作那么长篇的论述，就是以期回答这个问题。我以为，“苏区精神”的存在，是勿庸置疑的。何况党的领导人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对此还有过一些说法。比如：——1951年8月，毛泽东曾为南方老革命根据地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这里的“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无疑应当包括中央苏区。实际上，当时的中央慰问团就是在慰问江西原中央苏区的人民时赠送这个题词的。这个“革命传统”，已具有精神形态，可视为“苏区精神”的初始表述。——1996年9月，江泽民在视察赣南老区时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跟着党，艰苦卓绝，前仆后继，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光荣传统。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老区人民。我们要把老区的精神和传统世世代代传下去，永远发扬光大！他还题词写道：“发扬江西老区的光荣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可看作对“苏区精神”内涵和意义的初步概括。——2003年8月，胡锦涛在视察赣南老区时也指出：回顾我们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人民军队、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的那段峥嵘岁月，我们深深感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而且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对我们坚定信念、鼓舞斗志、做好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这里，“苏区精神”的思想已在呼唤之中了。——2003年12月,即胡锦涛在视察赣南后3个多月，李长春到赣南考察时明确地提出了“苏区精神”。据2003年12月19日的《赣南日报》报道：“李长春说：这次到赣州来，更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真谛，感受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的艰辛，我们应该很好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创新局面。”他还说，赣州有那么多的革命旧址、纪念地，要充分挖掘革命历史资源，把这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管理好、建设好、利用好，使之成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他强调指出：“苏区精神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我们要紧密结合党的历史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不断赋予苏区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把它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和思想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当然，提出“苏区精神”，不是因为领导人讲了，我们才跟着讲。以党史学界言，就我所知，研究中央苏区历史的知名专家余伯流、凌步机，在2001年出版的《中央苏区史》这部获得“中国图书奖”的专著中，已使用了“苏区精神”这个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作了阐述。这次专门研讨“苏区精神”，应当说是水到渠成，既有历史的深厚积淀根据，又有现实的资政育人需要。（二）关于中央苏区的名称。有同志对“苏区精神”的提法产生怀疑，据说还与对中央苏区这个名称的变化有关系。我以为，这个顾虑应当消除。对此，我作过粗略考证。第一，“中央苏区”是历史形成的概念，不应该抹掉这个历史称谓。“苏区”的“苏”虽源于俄语的“苏维埃”（“苏区”即“苏维埃区域”），但我们党使用这个概念反映了那段历史内容。从中央文件看，党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后，就在考虑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1）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案，进一步提出通过武装暴

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其间，广东海陆丰成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紧接着，广州起义又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最早尝试。这以后，许多革命根据地都相继建立苏维埃政权。1929年6月的六届二中全会文件，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区域称为“苏维埃区域”。（2）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根据三全扩大会的决定，将各“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并拟将湘鄂赣与赣西南联接为一个大的区域，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这是最早设想的“中央苏区”。但后来苏区的实际发展，是赣西南与闽粤赣连为一体，成为“中央苏区”。（3）这个名称在规范文本中一直使用到建国初期。第二，1953年4月出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时始将“中央苏区”改名。1950年8月，毛泽东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将《历史决议》“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的修改”。政治局圈阅同意，最后编入毛选第三卷。在对《历史决议》一些用语的修改方面，就有将“苏区”改为“根据地”，将“苏维埃运动”改为“红军运动”，将“暴动”改为“起义”等。从此“中央苏区”就改称“中央革命根据地”。对这几个用语的改动，我没有见到中央正式下文加以说明，是否有很深刻的政治背景不大清楚。不过，我想：这几个用语的改动，对没有经历这段历史的“新区”来说，容易理解，便于接受。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点考虑吧。也应指出，“苏区”是十年土地革命的特指；“根据地”是泛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也称“根据地”，如果不冠以地名或时期就会混淆。有的能代替，有的可能不好代替。还有变成了特殊专有名称的，如“苏区中央局”就不好以“革命根据地中央局”相称，这里的“苏区”二字就不能代掉。再则，当时也没有下文禁用“中央苏区”名称，在一些出版物中仍在使用。第三，原“中央苏区”的老百姓喜欢这个概念，应当尊重，不要人为地强行改去。这几年，我在赣南走原中央苏区的一些地方时，发现这里的干部和群众都习惯使用“中央苏区”的称呼，而不大用“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个概念，尽管“中央革命根据地”是规范用语。这说明“中央苏区”这个称谓，既代表了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也凝聚了一段血与火的情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情缘是割不断、抹不去的。既然如此，“中央苏区”与“中央革命根据地”两个称谓就可以并用，用哪个方便、合适，就用哪个。或者将两者视如人名的学名和小名（“中央革命根据地”就算学名了），人们不爱呼学名，而爱喊小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此，“中央苏区”这个名称不应当存在什么问题，更不会成为影响提出“苏区精神”的障碍。（三）关于苏区精神与党的“左”倾错误如何区别。中央苏区时期，在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上既是战争最为艰苦、也是党内斗争最为复杂曲折的时期。勿庸讳言，这是党的指导思想接二连三犯“左”倾错误，而且后果极为严重的时期。这也是影响提出“苏区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应当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两码事，完全能够将两者加以区别开来。——苏区精神是积极的思想理念、精神风貌、道德情操等，党的“左”倾错误则完全是消极的负面的精神形态内容。上面论述的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或主要特点，都不属于“左”倾错误的范畴。讲苏区精神不是要掩盖或淡化那个时期的“左”倾错误；同样道理，也不能因为那时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就否认苏区精神的存在，或不提“苏区精神”这个概念。——苏区精神主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苏区的广大军民创造和培育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创建苏区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体现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中。“左”倾错误在许多方面对苏区精神是种抑制，不少苏区精神是在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得到发扬的。——对“左”倾错误领导和执行“左”倾错误的同志也要作具体分析。作为“左”倾的思想和政策无疑是完全错误的，但作为犯了“左”的错误的个人来说，则不是时时、事事、处处都是“左”，也会有不“左”的时候。在不是“左”的思想指导下，也会有好的和比较好的表现，因而在某个时候和某些事情上展现出苏区精神来，甚至会闪现出耀眼的亮点。——在有的时候，苏区精神的表现与贯彻执行“左”的主张可能会交织在一起，这就需要作剥离、解析的工作。不能因为贯彻执行的是“左”的主张，就抹杀或否认在这件事情中表现出的苏区精神。这在一些战斗

中最为明显。比如，前面说的打赣州，还有第五次反“围剿”等。从军事决策或指挥来说是错误的，不该打或不能那样打。但广大指战员和参战支前的群众并不知道上面的决策，该不该打和怎样打，那是上面的事。他们的职责和任务就是执行命令，服从分配，听从指挥。仗没打好，甚至遭到很大挫折，或失败了，那也是上面的事。他们在战斗中表现的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仍然是可歌可泣的。即使是领导人，尽管他们的决策是错误的，但如果他们有卓越表现，那也应当予以肯定。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一定要作细致的剖析。——“左”倾错误是政治和政策层面及与其相关的理论和实践。苏区精神则除了与政治、政策等相关的内容外，还有属于伦理道德、思想品行这方面的内容，且占很大比重。因此，会有这种矛盾现象，即有的人在政治上可能很“左”，但他的道德操守则是高尚的，能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表现出英雄气概。这更应当加以区别。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决不能因为中央苏区时期有“左”的错误，就否认这段历史，就否认苏区精神。再则，对“左”倾错误也不能单纯从消极方面去看待，应当用辩证思维去反思，即要有历史的观点、转化的观点作分析，将错误变成宝贵的精神财富。（四）关于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和其他精神的关系。据说，江西学界对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的关系有不同看法。作为学术问题完全可以继续平易争鸣，和谐探讨。不过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将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精神”元素来看待的。前已指出，这个“精神”、那个“精神”，都是与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的历史发展相联系的，会打上鲜明的时间和空间印记。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既然是10年土地革命历史的两个发展阶段，那么，作为反映这两个阶段历史发展的精神形态就会有两种“精神”。当然，这两种“精神”既会有各自的个性特点，也会有许多相通的共同之处。就共同点来说，这两种“精神”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两个区域的人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集中体现了那个时期形成的革命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深刻凝聚了广大军民在战斗、生产、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理想、意志、情感和价值观念等。就不同点来说，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精神的源头，具有伟大的开创性、奠基性和初始性。它的主要内涵是紧紧围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崭新理念而展开的。按照江泽民的说法，包括“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我以为，其显著的个性化特征是“敢闯新路”。当然，由于井冈山斗争时期不长，许多革命精神还处于初始形态，未能得到充分展开。苏区精神则是井冈山精神的自然延续。它的基本内涵有如前述，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开始“执政为民”。因为这个时期有了国家形态的政权，共产党在局部范围锻炼执政。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区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巨大深化、拓宽、丰富和发展。将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这样分开，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精神”元素，是否会影响对井冈山精神的认识呢？不会的。一个“精神”的伟大意义不在时间长短，而在其内涵本身。井冈山精神开辟的作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井冈山道路，这是任何其他“精神”不可能取代的，仅此就会永垂党的青史。这样分开之后，不仅井冈山精神的价值不会受到影响，而且苏区精神会凸显它在党的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至于说将两者分开后，江西一省出现两个“精神”，是否会导致宣传“混乱”，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这两个“精神”，都不只是江西一省的，尽管以它为主体，但还包括湘、闽等省。再则，这种好的“精神”多了又有什么不好？它恰恰说明这块红土地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苏区精神与其后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的关系，也是一脉相承、延续发展的关系。长征精神，根据我走了长征路的实际体验，它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忠诚革命、必胜信念，不畏险阻、艰苦奋斗，求实求是、机动灵活，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互助友爱、患难与共，一往无前、不怕牺牲。对延安精神江泽民有一个概括、对抗战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目前还没有对其内涵形成共识的规范表述。我没有深入研究这几个“精神”，无法概括。但其基本含义，跟大家一样还是明白的。在我看来，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

构成了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精神”系列。苏区精神同这些“精神”的关系，如果说对井冈山精神是“承上”关系，那么它对长征精神等则是“启下”关系。若就土地革命战争10年来说，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精神”系列。当然，延安精神在这时还只是处在肇始阶段，但是这个“精神”系列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长河极其波澜壮阔，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培育的革命精神也异常丰富多姿。这些精神不仅是宝贵的人文精神财富，而且有巨大的时代价值。许多“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宣传，像苏区精神这样过去没有认真宣传过的，更应当大力宣传。它是中国革命精神之链中的不可或缺的精神之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弘扬苏区精神等革命精神，对于团结人民激励奋发向上的斗志，保持昂扬进取的精神状态，努力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将会发挥巨大作用。（本文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此文系作者于2005年10月19日在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和中共赣州市委、中共兴国县委联合在兴国县召开的“纪念毛泽东作《兴国调查》75周年暨弘扬苏区精神理论研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

论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关系——摘要：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是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延续和发展，是井冈山精神的展开和放大，是井冈山精神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们之间的这种传承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从确立党对军队的绝时领导到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精神；二是从工农革命军“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订到“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三是从红色政权理论的形成到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四是从吃红米饭、南瓜汤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关键词：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续；发展；新阶段井冈山精神是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湘赣边界军民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坚苦卓绝的斗争中培育起来的一种革命精神。1929年1月，为了扩大井冈山斗争的影响，毛泽东、朱德分兵下井冈山，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1931年9月，粉碎第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连同后方机关，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向湘西转移，开始长征。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近6年的革命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井冈山精神。笔者认为，苏区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直接延续和发展，是井冈山精神的展开和放大，同时又是是井冈山精神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苏区精神对井冈山精神的延续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从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到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精神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的途中，9月底进驻永新县的三湾村。针对当时部队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在三湾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具体解决了三大问题：一是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二是对部队进行整编；三是进思想教育，指明革命方向，鼓励士气，坚定革命信念。最重要的是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体来说就是创造了把“支部建在连上”和连以上仍采用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是红军初创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创造。连队，是部队战斗、生活和群众工作的基层单位。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就使部队党的组织系统有了严密、扎实的基础，就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正如有的老红军战士所说：“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各种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由于支部设在连上，党通过党员和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工作十分活跃，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这样，支部就真正形成了连队的核心和堡垒。而我们的连队，也由于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立并发挥了作用，变得更加巩固和坚强了。”[1]党代表制度，是1924年10月国共合作期间，仿效苏联红军的编制模式，在黄埔军校教导团开始设置的。在改编中，工农革命军仍采用党代表制。“党代表的职责是，军中政治训练，党的工作，督促士委

会工作，帮助军事长官工作，如军事长官在火线上打死了，党代表可以代行指挥军队。”[2]党代表的作用是很大的，党代表的工作也是军事长官所不能替代的。“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那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那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3]由于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在连以上设立了党代表，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是我军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红军所以艰苦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历史雄辩地证明：武器是人掌握的，打仗主要靠人的觉悟，靠人心向背。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有无理想信念的人，其发挥作用的程度是截然不同的，“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3]。这就是党的政治工作所使然。用革命理想武装起来的红军战士，能战胜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其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战斗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红军由弱到强，靠的就是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始终不渝地坚信党的领导、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崇高信念。到了中央苏区，党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毛泽东为党在不可能做到大量增加工人成分的情况下，确立了一条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觉悟的建党新途径。毛泽东主要是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中央苏区从思想上建党的基础。中央苏区初期，革命处于低潮阶段，党内的一些同志思想信念发生动摇，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甚至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质问，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光辉论著，并一再强调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他(马克思)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4]这就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坚定了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心。二是深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围绕党的宗旨搞好党员教育，是中央苏区从思想上建党的核心。在中央苏区，党组织把宗旨具体化地渗透到各项工作中进行宣传教育。在“二苏”大会上，毛泽东郑重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4]同时，各级支部会上也开始“入党为什么”、“乡苏怎样工作”等专题讨论，用党章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来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让每一个党员时刻牢记：共产党员不为自己谋利益，必须为革命事业、为群众利益而斗争，贡献自己的一切，直至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三是注重时势政治任务教育。抓好党员的时势政治任务教育，是中央苏区从思想上建党的关键环节。主要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组织学习讨论，增强工作责任感。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同时，各级支部还作出决定，要全体党员参加党的生活与了解党的策略；尽可能地经过党员群众讨论党的各种实际斗争策略。围绕中心任务，按照党组织要求，各级支部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和学习，增强了工作责任感。四是积极抓好党风党纪教育。进行党风党纪教育，树立自律意识是中央苏区从思想上建党的落脚点和根本点。主要是严肃党内民主生活，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央苏区，党的各级组织有着严格的组织生活制度。小组给党员分配工作，党员向小组汇报思想和工作，已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规定党员每周必须三次向党小组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每个支部必须按时上党课。同时，还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经常的检查自己的工作，从经验和教训中，

找得改善工作的方法。”[5]指出：“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4]，并一再强调不能搞打击报复。二、从工农革命军“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订到“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工农红军在三湾进行短期的整编后，10月3日离开三湾继续向宁冈古城进军。由于三湾改编的时间较短，同时也由于实践经验的限制，因此，人民军队建设中的许多原则和规定是在后来井冈山的斗争中逐步提出和完善起来的。正确规定军队的任务的是区别新型人民革命军队和旧式的反革命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建军宗旨的集中体现。1926年12月底，工农革命军从茶陵回师宁冈砻市。毛泽东在砻市召开的工农革命军大会上，总结了工农革命军在茶陵期间的经验教训，向工农革命军宣布了三大任务。要求每一个战士，除了打仗之外，还要做群众工作以及负责筹款。根据毛泽东制订的三大任务的要求，工农革命军每打一仗之后，全军分成几路奔赴各地，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每一路又分连、排、班深入到各个乡村。为了推动群众工作的进行，每一路部队都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项工作的开展。各路部队要定期把发动群众的情况。打土豪、筹款子的情况。以及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向行动委员会汇报。行委也经常到各连、排、班了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以及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情况，然后进行具体帮助，分类指导。“三大任务”的提出，是毛泽东继三湾改编时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之后，建军原则的重大发展。为了保证三大任务的实现，制定严格的革命军队的纪律，建立新型的军民关系，就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又一个重大问题。早在1927年10月24日，工农革命军上山前夕，毛泽东要求每一个指战员到了井冈山后，要搞好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又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次年1月中旬，红四军进军赣南后，六项注意又增添了两项，形成了八项注意。毛泽东不仅亲自为工农革命军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每到一地，经常找群众谈话，了解对部队执行群众纪律的反映。为了督促广大指战员认真执行群众纪律，工农革命军专门成立了“纪律检查组”，负责检查各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工农革命军处处模范、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看来是一种很普通的事情，但它却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军队和旧军队本质上的区别。工农革命军“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订，不仅正确地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的任务，而且密切了军队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人民群众的根本宗旨。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以我们的军队能坚毅不拔，勇往直前。到了苏区时期，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央苏区时期，已有28个县，人口200多万。苏区工作的立足点，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当时，根据地要扩大、要巩固。红色政权要管理、要保卫，红军要壮大、要发展；蒋介石反革命“围剿”要打破、要粉碎，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必须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关心群众的生活问题，而且把它和革命战争，为群众谋利益联系起来，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的民歌就是最好的写照。当时，为使农民在经济上翻身，颁布了《土地法》，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为解决苏区内劳动力缺乏问题。创办了劳动互助社和模范耕田队，实行互帮互助；为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创办了列宁小学、夜校和识字班；为解决群众吃水难问题，毛泽东带领战士在沙洲坝挖了一口水井。苏区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廉洁奉公，艰苦奋斗。脚穿草鞋，夜打灯笼。深入发动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从发动和领导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到群众的生老病死、柴米油盐等微小之处，无不想到做到，从而得到群众的真正支持，筑起了“真正的铜墙铁壁”。苏区开展“扩大红军”运动时，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的热烈场面，整个赣南参加红军的达30余万人，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有名可查的烈士达11万余人。毛泽东在苏区还树

立了兴国县和长冈乡这两个模范县、乡，他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他指出兴国是土地革命的模范。是扩大红军的模范，是支前参战的模范，是经济建设的模范，还是教育工作的模范。而这种“第一等工作”模范的出现，正是由于兴国县和长冈乡的干部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密切联系群众，处处艰苦奋斗，廉洁奋公，不谋私利的结果。三、从红色政权理论的形成到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之时，正值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逐渐占统治地位。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的湘南特委，不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创，要求工农革命军离开湘赣边界，脱离根据地，前往湘南，支援“年关暴动”(即湘南起义)。由于红军主力在湘南的失利，以及边界相继失陷，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八月失败”。“八月失败”之后，当时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被暂时的挫折所迷惑，对前途悲观失望，对坚持农村根据地的斗争表示怀疑，再次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和广大军民坚持农村根据地的斗争，把井冈山红色政权的旗帜打下去的决心和信心，毛泽东在边界党的“二大”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小块红色政权区域之所以能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原因。他从强大的敌人占据城市、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反动统治的不统一、革命力量弱小、广大农村可以脱离城市而独立存在等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红色政权的理论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中国革命寻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作了理论与实践的准备。到了苏区时期，为了抓好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切实解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克服“左”和右的错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跋山涉水，不辞辛劳，来到农家田头，组织群众座谈，询问群众生活，倾听群众意见。他在1930年就调查研究问题的理论总结到《反对本本主义》(即《调查工作》)中，第一次从认识论的高度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6]毛泽东不仅强调通过调查研究来沟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是率先垂范，深人调查研究。他先后作了11次社会调查。著名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多种调查报告，以及《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光辉著作，都是他在这一时期开展调查研究的结晶。毛泽东关于“没有凋查就没有发言权”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主义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著名论断，就是这一时期他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的积淀和升华，为我们党制定“扩红”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等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7次到兴国，每次都深人到群众中调查，与群众促膝谈心。他后来说：“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的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他们“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7]。在毛泽东的实践垂范、理论指导下，苏区干部深刻领会到“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6]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四、从吃红米饭、南瓜汤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频繁的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采取了残酷的“经济封锁”。敌人严密封锁白区和根据地的一切经济来源，妄图把红军广大指战员饿死、冻死、困死在山上。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给红军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红军战士每人每天的生活费，除粮食外，只有5分大洋的油盐柴米钱。即使是最低标准的5分钱的伙食费，全军每月需1万大洋，也是很难维持的。

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造成根据地内物价昂贵。这样，红军就只能过着最艰苦的生活，时常吃的是粗糙的红米、缺油少盐的南瓜和野菜。寒冷的冬天，许多红军战士还穿着2件单衣。晚上战士们没有床铺和棉被，也只能以门板当床，用稻草作被。伤病员缺医少药。面对严峻的现实，为了解决根据地内的经济问题，边界党领导全体军民开展了反“经济封锁”的斗争，号召并发动广大军民自力更生地解决根据地内的日常用品。缺少药品，就上山挖草药。为了解决缺盐的困难，就组织军队和群众大力熬制硝盐。部队的枪支弹药缺乏，除了从敌人手中夺取外，还利用简陋的工具，创办各种类型的兵械所，制造简单的武器。边界党还采取和执行了正确的工商业政策，开辟圩场，兴办公卖处，调动商人的积极性，以繁荣根据地的经济。边界党在努力解决经济供给的同时，积极地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坚定广大指战员的革命信念，使他们始终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去度过战争难关。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红四军的广大干部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和战士们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一起去克服困难，夺取胜利。到了苏区时期，赣南、闽西等地区，历来经济发展非常落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建立纵深260里的封锁线，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望图把苏区军民饿死、困死。为了粉碎敌人长期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解决红军的给养，安定群众的生活，毛泽东等领导中央苏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了有效的经济斗争和经济建设。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领导到群众，艰苦奋斗，厉行节约，过同样清苦日子，无一特殊。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工作人员，一律没有新饷，每人每天只有5分到1角菜金。粮食每人每天8两到l2两，没有油和盐吃，军队每人每天吃粮1斤。“伙食尾子”要用来缴党费、买针线、理发、抽烟等。苏区政府号召“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支援战争和革命事业”，组织群众购买公债，发动群众节衣缩食，为前线送粮送盐，尽力维持军需供应。毛泽东晚上办公，把3根灯芯减为2根。不少领导同志每天节约2两米支援前线。苏区开展了生产自救和勤俭节约运动，并对贪污浪费制定了严厉规章。当时毛泽东大声疾呼：“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同时苏区开展办合作社、建谷仓、熬硝盐、搞外贸(对白区的贸易)、筹款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经济建设热潮，大力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植树造林，推广良种，开展多种经营，进行劳动竞赛；成立中央兵工厂、造币厂、纺织厂、印刷厂、被服厂以及交通、通讯、卫生等国有企业和部门，共有32家，生产搞得轰轰烈烈。1933年，赣南闽西地区农业增产15％，闽浙赣边则增产20％。苏区每年有300万石粮食出口，谷米、钨砂、竹木、烟茶、樟脑等换回了食盐、布匹、西药、洋油等急需品，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苏维埃政府精简人员，节省了130万元，并开设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这就不仅维系红色政权、支持革命战争达数年之久，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经邦治国的人才，为后来延安边区政府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成立，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从井冈山精神到苏区精神，它有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它们在基本内涵方面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人民群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种先进的思想、优秀的品质和优良的作风。但由于它们所处的时期不同，必然会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内容，因而它们之问又有一定的区别。比如说，井冈山精神的突出特点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念和开拓进取精神，在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敢于竖起革命的大旗，打破旧的框框，开创出一条新的革命道路；那么，苏区精神的突出特点就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和“创造第一等工作”的群众路线和作风。这就说明，苏区时期的斗争较之井冈山斗争具有更丰富、更全面的内容，苏区精神因而较之井冈山精神，在内涵上也有更丰富的发展和深化。参考文献：[1]赖毅．星火燎原：选编之一[G]，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l76—177．[2]扬克敏．关于湘赣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02—25)[c]∥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107．[3]毛泽东选集l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64．[4]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 51．[5]罗迈．健全支部生活的几个中心问题[J]．中国共产党苏区中

央局机关报：斗争，1993(9)．[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8．[7]毛泽东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67．（本文作者系南昌大学：胡 松 冯兆斌）（摘自《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论苏区精神的内涵、形成及其现实意义——什么是“精神”？古谓之乃天地万物之精气也。作为人，乃人之神志、心神；作为党或团体，就是一股浩然正气。党有了精神，就能凛立寰宇，万众景仰，处于不败之地；如失去精神，则萎靡不振，威信不举，势将颓坍矣！“苏区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股浩然正气，它是在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人的共同领导和培育下形成的。这一精神，薪火相传，培养和造就了党的好几代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伟大作用。学习、研究和宣传“苏区精神”，继承和发扬光大“苏区精神”，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时代，尤显得格外重要。一、苏区精神的核心内涵我们党历来重视精神的作用。事实证明，当精神变成物质的力量后，的确在实践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建国以来，我们先后总结提出和宣传过各种精神。如战争年代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建国后有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这些都是载入史册，可以永垂不朽的。然而在诸多精神当中，颇感遗憾的是对“苏区精神”（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研究、学习和宣传非常不够：不系统、不定型，没有声势，不成气候。而我认为，“苏区精神”恰恰是在诸种精神中起着中坚或核心作用的力量。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它不仅是井冈山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使之达到较全面、较完善的地步；而且他又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支柱和源头，没有苏区时期的努力和积累，凭空何来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可以说，长征精神是苏区精神的一种延伸，延安精神则是苏区精神的更进一步的扩展。又因为它的比较全面性和深刻性，所以对建国后所形成的各种精神，亦具有着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1951年8月，毛泽东给中央苏区送来“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亲笔题词，就是对“苏区精神”的充分肯定。“革命传统”是什么？就是“苏区精神”，它已经成为我们党的一种光荣传统，共产党人必须代代相传，大大发扬，将之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才能夺取国家建设的更大胜利，才能争取到更大的光荣。那么，什么是“苏区精神”的内涵？我认为它的最核心的部分，可以有三条。即：（一）“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伟大创造精神；（二）“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后来称之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奉献精神；（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伟大斗争精神。或许人们可以列出更多条条，那都属于苏区精神的范畴之内，但我认为苏区精神的内涵就是这三条。列少了，不足以反映它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列多了，则会冲淡它的内涵，突出不了核心作用。而上述三条，在苏区精神中表现得最突出，使中国共产党的浩然正气直冲牛斗，其影响力历久弥深，不可估量。二、苏区精神的形成过程苏区精神是在当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亲切指导下，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创造和培育出来的。对苏区精神的形成过程，我想作如下论述。（一）关于“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伟大创造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一起始就是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指导下和以苏联经验即“城市中心论”的道路为模式来进行的。中共是共产国际57个支部中的一个，必须听命于共产国际。但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不但昭示了“城市中心论”在中国的破产，也促使党内一部分有识之士来重新审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考虑重新确定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以周恩来（在中央）、毛泽东（在地方）为代表，否定了“城市中心”道路，确定“农村中心”的道路，从而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伟大创造精神。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则是这种创造精神最集中的体现。毋庸讳言，周恩来开始也是信奉“城市中心论”的。但他在参与临时中央政治局推行第一次“左”倾盲动路线的过程中，最先觉悟到此路不通。为此，他在代表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中，不但提出了限制盲目暴动的种种条件，而且提出：中国革命必须采取“农民武装割据”这种“特殊方式”，才能创造出斗争的新局面来。特别是1930年4月，他在赴共产国际汇报工作，途中在德共机关报《红旗报》上发表《写在中华苏维埃

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文，更明确提出了：“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是在党内、在共产国际论坛上最早提出的“乡村中心论”的思想。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负责指导红军和农村工作，进一步发挥他的伟大创造精神。史实已经证明，中国三大红军（红一、二、四方面军）和三大农村根据地（中央苏区和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创建和发展，都是在周恩来和党中央领导人共同指导下所取得的成果。特别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创建，周恩来更倾注了他的无数心血。例如：他千方百计促使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井冈山会师；他以伟大的胸襟和智慧化解了朱毛矛盾，使朱毛重新亲密携手；他又费尽心力，大力搜集和组织在上海的军事、政治人才派往红四军和赣南、闽西苏区，这样，才促成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创建，从而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同样的，毛泽东一开始也不可避免地信奉“城市中心论”。但是，他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最早地认识到这条道路行不通。他毅然脱离中心城市，率军开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接着他和朱德、彭德怀、陈毅等一起率军转战赣南、闽西，成立红一方面军，开辟了伟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和中坚阵地。在理论上，他率先挣脱了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这两条大索的束缚，弹奏出了中国革命的最强旋律。1930年1月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个人通讯中，最早提出：红军战争和农村根据地是“促进中国革命高潮最重要的因素”。5月他又奋笔写出那篇《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的名文，深刻阐述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首次提出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原则。毛泽东的话石破天惊：“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在中央苏区创建和形成过程中，毛泽东等又发挥他的伟大智慧和才能，进行了多方面的创造性的工作。如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首先在思想上建设党同时也在组织上建设党的建党路线；在政权建设上设计了一套符合苏区实际的机构和法规，特别是培养了一代“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干部新风；在军队建设上提出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政治工作是军队工作的生命线等的建军原则；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方针，等等。而这些，都是马列主义书籍和苏联经验中所没有，甚至是不同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创造精神的体现。正是靠了这种精神的指引，我们才能夺取了革命征途上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二）“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伟大奉献精神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它的目标就十分明确。它的第一个决议开宗明义地标明：共产党是为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所以，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代表了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员，毫无疑问地具有伟大的奉献精神，他时刻考虑的是人民的利益，决不谋个人私利。这种奉献精神第一次比较完整的体现应该是在中央苏区，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起自己的全国性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后。因为在这之前，当政的国民党不允许中国共产党存在，即使我们在井冈山地区建立过一个湘赣边界政权，但是席不暇暖，一年多一点时间，国民党军队就把我们赶下了山。直到开辟了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央临时政府，我们才算初步站稳了脚跟，开始学着掌握政权。而这种“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奉献精神，正是党和政权建设中的第一要义。没有或缺乏这种精神，共产党照样不能立足。这一条，我们体现出来了，而且体现得很好，赢得了中央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为人民谋利益方面，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为广大苏区干部树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下面的一些具体事例，说来虽小，但听起来至今仍然是那么地亲切和动人：毛泽东住在叶坪时，就经常帮助驻地附近农民车水抗旱，亲自组织叶坪村的农民修水利，夜晚还经常组织老农座谈农业生产中的经验，了解农作物的耕种与培育方法，亲自编出教材，印发给各地，指导农业生产。他还经常将中央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党团员们动员起来，组成“礼拜六义务劳动大队”，参加修堤、开荒等工作。红军也组织了开荒队与割禾队，协助农民进行生产。后来中央政府迁到河洲坝，为解决饮水问题，他亲自指导和

帮助沙洲坝人民打了一口井，这就是著名的“红井”。井边树立了一块石碑，上写“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清澈的井水至今还滋润着沙洲坝的人民。毛泽东到兴国县长冈乡进行调查时，发现长冈乡樟树塘的木桥，四根木头断了一根，剩下三根，横栓又断了，走上去摇摇晃晃，容易跌倒。于是他立即指示干部要修好。他回瑞金后，还写信去问乡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小桥修好了没有。毛泽东亲自作调查研究，发现好干部好作风就亲自写材料加以表扬和推广。1933年他到江西兴国县长冈乡、福建上杭县才溪乡作调查，回来后于11月间写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的小册子，在1934年1月举行的“二苏”大会上，“送给”全体代表阅看。他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生动地向大家介绍说：长冈乡、才溪乡扩大红军和推销公债都作得非常好。什么原因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公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为此，毛泽东“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毛泽东论证说：“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广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兴国长冈乡的群众衷心地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赢得群众这样的赞誉，是共产党人奉献精神所得到的最高回报，也是共产党人的目的所在。毛泽东进一步论证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因为这是从长冈乡、才溪乡调查所得到的启示和证明，毛泽东在大会上衷心地向全体代表们喊出：“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在中央苏区至今还传唱着这样一首红色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这是对广大苏区干部伟大奉献精神的真切描绘，也是对苏区干部的最高赞誉。后来到延安，毛泽东将“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简化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党内又提出：共产党员要做到“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一种伟大的牺牲精神，这两种精神是一致的，铸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正是在中央苏区培育起来的共产党人的这种伟大奉献精神，使共产党人及其奋斗目标，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了解和衷心拥护。在后来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我们正是发扬了这种传统和精神，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下，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预计五年的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就摧垮了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国民党政府，创立了新中国。（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伟大斗争精神众所周知，在中央苏区党内还经历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路线斗争，这就是主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博古为首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这里我想论述的是，在这场斗争中，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所创造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式，所形成的在党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伟大斗争精神。这个斗争我认为是分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方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所进行的“刚”性的斗争；另一个方面是以周恩来为代表所进行的“韧”性的斗争。一刚一柔，刚柔相济，最后“水到渠成”，终于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

在危难中重新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对“左”倾路线者对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采取了正面斗争的方式，即一面坚持说明自己的正确主张，一面对“左”倾路线者的错误，进行直接的批评，并在实际政策上采取一些措施纠正“左”倾错误。而这些，大多是在政治局和军委会议上进行的。如在宁都会议上，在苏区的查田运动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政治局和军委会议上，尤其是对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对红军战争的瞎指挥，进行过激烈的批评和抗争等。但是，第一，毛泽东的这些斗争都是在党内会议上进行，绝不在会外招兵买马，另树一帜，与“左”倾中央公开对着干，那样就会造成分裂，是共产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毛泽东这样做的目的，是唤起和等待党内和军内高层领导人的觉悟，以便“水到渠成”，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第二，毛泽东一面和“左”倾错误斗争，一面在工作上又服从“左”倾中央的分配。如他被剥夺了对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后，就认真做好中央政府的工作，用全力领导中共苏区的各项建设，特别是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工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援革命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小小的中央苏区，以250万人口和不足10万的红军，能抗击国民党近百万大军的进攻达一年之久，除了红军指战员的英勇苦战之外，与后方的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而这又正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工作干部艰苦奋斗辛勤工作的结果。毛泽东这一行动，也为党内斗争树立了一个楷模。周恩来对“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也进行了抵制。但他采取的是另一种“韧”性斗争的方式，即不断地陈述情况和理由，在实践中争取“左”倾领导者的同意或默认。如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前后，“左”倾中央和后方中央局几次三番下达错误指令，要求前方坚决执行。周恩来明知错误，但并不硬顶，而是尽量陈述理由，分析利害（如强攻南丰有“五不利”等）；继之不得不表示执行“左”倾指令时，又在执行过程中留有余地，即根据战场形势变化，随时修改并逐步纠正“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令（如改“强攻南丰”为“佯攻”等）。而在这个过程中，又表现了他的模范的组织观念，即不断的向后方中央局汇报战情发展和仍然做必要的请示。据统计，从1932年11月底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前夕到1933年3月下旬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周恩来向后方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共发电报约40份，平均每月10份，其中有些电报还在千字以上。他以这样“韧”性斗争的方式，终于取得了“左”倾领导人的默认，即停止对前方的干涉，才保证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无论是毛泽东对“左”倾路线的“刚”性的斗争，还是周恩来对“左”倾路线的“韧”性的斗争，都在党内树立了对错误路线斗争的榜样，树立起了一种伟大的斗争精神。这两种斗争方式相结合，终于唤醒了党内和军内大多数高层领导人的觉悟，在遵义会议上，基本结束了“左”倾路线对党的统治，在生死关头取得了党的路线的伟大转折，从而才保证了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而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伟大斗争精神，正是在中央苏区，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培植下形成的。三、苏区精神的现实意义在中央苏区时期形成的“苏区精神”的三大方面，我认为，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即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因为，这种精神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杜撰，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中，对他们创立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共产党所规定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和共产党这一组织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在一段时期中，继承和发扬了这种苏区精神，相继培养了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于是才有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可是有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偏离了这种精神，将“创造性精神”异化成“乌托邦”式的虚无主义；将“奉献精神”演变成个人的主观幻想，要让人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又抛弃了“斗争精神”，形成极端个人崇拜，全党对“左”倾错误噤若寒蝉，不但无人敢说一个“不”字，而且充斥全党全民的竟是一片“万寿无疆”的迷信声浪。以至于造成了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样的全局性大错误，直至演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民族的历史性大灾难。直至历史进入八十年代，像遵义会议一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实现历史

性的转折，党的路线才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前进的灯塔，一百年不能动摇，也不许动摇。随着党的路线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苏区精神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光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体现了苏区精神。“改革开放”就是一种伟大的“创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就是一种伟大的“奉献精神”；而整个这条基本路线，就是党内斗争伟大而辉煌的胜利成果。邓小平是党内斗争中“刚”“柔”相结合的典范。在中央苏区，他就体现了那种“刚”性的“斗争精神”，在反“邓、毛、谢、古”中，在“左”倾的高压政策下，他甘冒被“开除党籍”的危险，忍受被罚去劳改的待遇，也不向“左”倾路线屈服，拒不承认所谓“路线错误”。英雄相惜，毛泽东赞誉他是“毛派的头子”。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他却以“刚”、“柔”相济的斗争方式来对待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文革”中，他不能硬顶毛泽东，而被迫承认犯有“走资派”的错误，虽被“打倒”，但却被“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在下放劳改中，他韬晦养志，一旦获得时机，立即请求工作。复出后，在1975年顶着“文革”恶浪，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工作，大有从根本上否定“文革”的趋势，并能顶着毛主席的压力，坚持不作肯定“文革”的总结，从而被毛泽东下令第三次打倒。待到他第三次复出，他，也只有他，才能批评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党内斗争精神达到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体现。也是对苏区精神最全面而广大的继承和发扬。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是遵循这条基本路线稳步前进，而对苏区精神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胡锦涛提出和坚持求真务实，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等，就是一种伟大“创造精神”的体现；他就任之初，就带领常委一班人到西柏坡参观学习，表示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以人为本“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响亮口号，温家宝亲自替农民工讨工资，替农民贷款做担保人。他们还亲身多次到最贫困地区最贫困的家庭去访问，嘘寒问暖。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在发扬“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伟大“奉献精神”。??古语云：“投桃报李”。只有你的“真心实意”，才能换来彼的“真心实意”。而“虚情假意”和“矫揉造作”、愚弄群众，换来的也只能是“虚情假意”和一片鼻嗤之声。人同此心，事同此理，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千万千万要引以为戒！综上所述，可见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笔伟大而宝贵的精神财富。时间愈久，愈见她的常创常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代代薪火相传，不断将之发扬光大，让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愈益放射出新的光芒。

略论中央苏区的贡献与苏区精神——（一）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创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一般说来，中央苏区从1930年10月形成至1934年10月丧失，历时4年。在这4年期内，中央苏区尽管受到李立三和王明两次“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但广大军民在党的领导之下，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仍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央苏区作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枢纽和中心区域，是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革命道路的重要阶段，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第一、党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革命战争长达4年之久，成为抗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区域和主要阵地。1930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苏区的中央根据地形成。此前不久，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坚实基础。到1931年9月，中央苏区的版图已包括永新、兴国、宁都、乐安、南丰、广昌、瑞金、遂川等31个县，自赣县至永丰纵约400里，由万安至瑞金横约300里的范围，与闽西、湘东南根据地联成一片。中央苏区作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必然成为敌人进攻的主要目标。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和两广、湖南等军阀，从四面包围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各苏

区。从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队约6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3次大规模“围剿”。在强敌进攻面前，红一方面军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取得了3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共歼敌7．6万余人，缴枪4．7万余支。经过反“围剿”战争的实践，红军作战从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初步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红军的作战原则。1933年二、三月间，蒋介石又发动第四次“围剿”，在历时50天的战争期间，红军取得歼敌3个精锐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的重大胜利，不仅给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丰富与发展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而且贯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发展。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苏区发展到鼎盛时期，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22县，福建省15县，闽赣省16县，粤赣7县。中央苏区总人口为435万，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在当时全国十几块苏区根据地中，中央苏区不仅是人口最多、版图最大的革命根据地，而且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等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所以，“中央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据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粉碎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同时，党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领导中央苏区实行了平分土地；建立了强有力的红军；打破了经济封锁。从而使中央苏区坚持长达4年之久，并且一直是抗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主要阵地和推动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坚强后盾。这是中央苏区对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最大贡献。第二、中央苏区集中了全国最强大的红军部队，中央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建立与发展，成为保卫中央苏区根据和促进全国革命发展的重要支柱。中央苏区是红军建设的极重要时期。党把扩大与巩固红军当作头等重要的任务，1930年8月，红军第一、三军团合师后，合编组建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共3万余人。红一军团下有第三、四、十二军；红三军团下有第五、八军。9月间，红一军团发展为第三、四、十二、二十、二十二军；红三军团发展为第五、八、十六军，共4万余人。特别是1931年12月宁都起义的胜利，给国民党反动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参加起义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加入红军，组建红五军团，壮大了红军的力量。随后，红军在两年中迅速扩大，到1933年，中央红军辖有一、三、五、六、七、八、九，共7个军团，约10万人，占当时红军正规部队总数30万人的1／3以上。中央苏区集中了全国最强大的红军部队，在反“围剿”战争中，成为红军主力军，是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红色政权，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坚强柱石。特别是“朱毛红军的经验”被推广到各个苏区，促进了全国许多根据地红军的建设与发展。地方武装是苏区战时不可缺少的一支生力军。苏区各县都有完备的独立的群众武装组织，普遍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等。这些地方武装通过军事训练，担负着制造武器、警戒、侦探、运输、担架、向导、宣传和作战等工作，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在扰敌、堵敌、牵制敌人中起了很大作用。赤卫队在永新、吉安、泰和、兴国、赣县、胜利、宁都、乐安、安远、瑞金等地较好地组织起来。省有独立师，县有独立团或独立营以及赤卫队和少先队，几乎达到了全民武装动员的程度。国民党南昌行营主任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电蒋介石说：“赣西南的八十老翁到三岁小孩都是‘共匪’”。据统计，1934年4月，中央苏区共有赤卫队26.6万余人，少先队15.7万余人，赤卫队模范营5.5万余人，少先队模范营3.4万余人，以上合计共51.3万余人。第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不仅发展了苏区的各项建设事业，而且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石。在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此前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5个省级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公开亮出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对立的一面旗帜，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统一领导和指挥了全国红军和苏区根据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党领导广大群众建立全国性质政权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在中央苏区所辖区县特别是兴国、瑞金、胜利、公略、上杭、长汀等县，苏维埃建设都取得显著的成绩。苏维埃的经济建

设，担负着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的任务。在战争十分残酷和敌人的经济封锁之下，苏维埃政府不能搞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所以提出“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与发展合作社运动。”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首先取决于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按照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1932年至1933年深入土地革命，本着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农民减免了各种损税，生活得到相当的改善，比国民党时期普遍提高了1倍以上。为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1933年6月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查田运动。首先在瑞金、会昌、博生、于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8县发动起来，毛泽东分别主持召开了以上8县查田运动大会和贫农团代表大会；7月又在兴国、赣县、永丰、公略、万安、泰和、宜春、南丰、广昌9县开展。查田运动尽管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但仍取得了很大成绩。经过查田运动，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建设，改善了农民生活，扩大了红军，巩固了苏维埃政权。1933年和1934年，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连续两年获得丰收。赣南闽西苏区农业生产1933年比1932年平均增加了15％。开展合作社运动在苏维埃经济建设中占着极重要的一环，是党与农民群众在经济方面的连锁。各地普遍建立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据1934年2月统计，消费、粮食、生产3种合作社，发展到1.2万余个，社员57万余人，股金62万余元。合作社运动应付了急剧的战争形势，保障了红军给养和改善工农群众生活。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迅速的提高。根据江西、福建、粤赣3省统计，在2931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万余人；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万余人；有识字组3.2万余个，组员15.5万余人；有俱乐部1656个，成员4.9万余人。为了培养领导干部，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以及许多教育干部学校。此外，还出版《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红星》等大小报纸34种。在党的领导下，苏区普遍成立了工会。到1934年初，中央苏区工会会员有14.5万人，占各根据地会员总数的58.6％。苏区工人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订立了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失业工人得到了救济，农村工人都分配了土地，工人生活得到了相当的改善。以福建汀州为例，工人的工资比革命前增加了几倍至几十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反映了当时党和人民的迫切愿望。“一苏”大会制定了政纲、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等一切法令和决议，以及在政权、武装、法制、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宝贵经验，这对于后来的革命与建设，都产生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奠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基石。第四、中央苏区军民竭尽全力保卫苏区根据地，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同时历炼出一大批治党、治政、治军的骨干力量。在反“围剿”战争时，中央苏区各地特别是宁都、兴国、于都、赣县、吉安、泰和、永丰等县各级党政机关，都进行了包括政治动员、筹集钱粮、动员参军等充分的准备，迅速将广大军民投入到反“围剿”斗争中去。涌现出各项工作都取得优异成绩的兴国模范县、江西兴国长冈模范乡和福建上杭才溪模范乡等先进典型代表。扩大红军工作，是苏维埃政府最基本的和最经常的工作任务之一。中央苏区从1932年2月至1934年7月，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共有3次，扩红总人数约有16万余人。兴国、赣县、瑞金、永丰、公略、万泰、胜利、博生等县，得到较大的成功。1933年8月正式创建了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在1933年“红五月”扩红运动中，兴国县动员5000余人组建模范师，后又动员2000余人加入工人师，动员1000余人参加少共国际师。在兴国经验的带动下，各地掀起扩红运动热潮。瑞金、胜利、于都、赣县、公略等县建立了模范师，博生、石城等县成立了模范团，并且整营、整团的加入红军。据统计，江西兴国县长冈乡每100个青壮年中有80个当红军和参加革命工作；福建上杭县才溪乡每100个青壮年中有88个当红军和参加革命工作。广大群众为保卫苏区根据地积极支援前线。在红军各集结地，苏维埃政府都筹集了大批粮油、食盐、木柴、蔬菜，秘密储藏起来，准备随时供应红军。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慰劳队、救护队、宣传队、侦探队等。据1932年10月统计，赣南各县参加支前的共60余万人，占全赣南苏

区总人口的25％左右。兴国全县16个区参加支前工作的共2.4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0.5％以上。在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中央苏区军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中央苏区时期，牺牲的军以上领导干部有：朱云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伍中豪（红一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张子清（红五军参谋长、代理中共湘赣边特委书记）、黄公略（红三军军长）、赵博生（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红十五军军长）等。椐统计，兴国县苏区总人口23万，参加红军的有8.5万余人，烈士有2.3万余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60，占江西省烈士的1／10，占赣南烈士的1／5，为全国牺牲烈士之首。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有1.2万余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倒下1名兴国红军战士。瑞金县苏区总人口24万人，参加革命的有4.9万人，牺牲的烈士达1.7万余人。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从这片神奇的红土地上，也历炼出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精英。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弛聘纵横，屡建奇功，成为革命和建设的栋梁之材。据统计，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建国初期省部级以上的领导人合计有93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帅共604人，其中有9位元帅、7位大将、34位上将、114位中将、440位少将。这是中央苏区的骄傲，也是中国革命的造福。第五、中央苏区广大群众对红军主力的突围长征给予大力的支援，为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从1934年10月上旬开始，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撤离战场，在于都地区隐蔽集结，准备突围转移。为了支援中央红军顺利集结和安全突围，中央苏区人民给予红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力支援，对红军的战略转移起了巨大作用。其一，扩大红军。从1934年5月至9月，中央苏区扩大红军共8万余人。设在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地的红军补充师、补充团，加紧对新兵进行军事训练。突围前夕，中央红军5个主力军团分别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以此为基础，组建了第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长征出发前，还征调5000挑夫组成运输队、担架队，准备随军行动。其二，筹集军需物资、粮食和武器弹药。1934年7月，两次顺利完成了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运动，保证了红军长征出发时每人7天的粮食供给。同一时期，中央苏区共收集铜8.2万余斤，被毯2万余床，棉花8.6万余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以及采购10万元中西药品和筹款150万余元军费。其三，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为确保红军主力安全集结和顺利出发，苏区人民严密封锁消息，制造假相迷惑敌人。新设立的赣南省所属独立13、14团，分别部署在北、南两线，配合红军监视和阻击敌人。由于赣南军民出色的保密工作，使红军得以在于都安全休整10天之久，直到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敌人尚未能察觉红军主力的意图与去向。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为支援红军渡河，沿岸群众将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甚至老人寿木等一切可用材料都捐献出来，仅用4天时间，就协助红军架起了5座浮桥，为红军渡河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突围后，赣南省对不能随军转移的1万余名伤病员和部队家属，也都做了妥善安置和精心照顾。（二）任何一种精神与当时的环境、任务及其所作的贡献，都是密不可分的。中央苏区时期，处在剧烈的革命战争环境下，这就决定了党的最急切的中心任务是如何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配合红军，用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最大限度的保卫和建设苏维埃政权。所以中共中央指出：应“最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苏区精神正是在这种环境和任务中创造和培育出来的。这是我们认识苏区精神的根本出发点。还应该看到，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各个不同时期形成许多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上述精神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但归根到底，本质上都可以用一句话去概括，就是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苏区精神亦然。所以，苏区精神和这些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一种相互的传承关系。苏区精神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其核心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苏区根据地领导广大军民经过长期艰苦战争培育和磨练出来的彻底革命精神。具体来说，笔者认为，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坚信革命必胜的奋斗牺牲精神。在残酷剧烈的战争年代，有的人在危难之时对理想信念

发生悲观、动摇，甚至叛变、逃跑。党必须以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来动员和领导群众，努力紧张地工作，以不断创造新局面来争取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给苏区人民点燃起胜利希望之火。在保卫苏区的历次战斗中，广大军民勇猛顽强，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红军9次攻打吉安和5次攻打赣州，虽然给敌人一定的杀伤，但自身损失也很大。1930年攻打吉安，群众冲上铁丝网，与敌人肉搏，牺牲总数将近万人。1932年攻打赣州时，红三军团伤亡3000余人，担任主攻南门的红2师200多人的突击队全部英勇牺牲。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共损伤了1.2万余人。椐统计，整个赣南牺牲的烈士有10.8万余人，其中有半数牺牲在长征路上。兴国、瑞金、会昌、寻乌等县都有成千上万的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许多地方成了“血洗村”、“无人村”，就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在“清剿”区，无不焚烧之屋，无不杀鸡犬，无不伐之树木，无遗留之壮丁，可谓“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二是战胜一切困难的艰苦奋斗精神。在国民党经济封锁下，苏区的物质条件异常艰苦，红军和群众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团结和斗争的意志，而是在斗争中结成一种生死与关的关系。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艰苦奋斗，共渡难关。中央苏区各级领导，率先垂范，生活非常俭朴，从不特殊，住破旧民房、祠堂，吃红薯、青菜，穿补丁的粗布衣，穿单衣过冬，点马灯、油灯。为着战争的胜利，党和政府带头开展群众性的节省运动，“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成为共同的行动口号。党政机关裁减非必要的人员，尽可能节省各种费用和各项开支，尽量减少运输费办公费，只发伙食费，不发起零用钱等，向一切贪污与浪费现象作斗争。三是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的务实精神。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苏维埃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战争的需要。党必须随时关心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迅速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将广大群众团聚在党的周围，完成战斗任务。党及时提出：“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为着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的。为着战争的需要，我们应进行必须的经济以充袷战争的供给，并进一步改良工农生活。”根据这一原则，吸收广大群众踊跃参加合作社运动，使苏区群众从实际中接受教育。当时苏区日常用品十分困难，特别是食盐更为奇缺，直接影响了军民的生活和革命战争。党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发动群众向食盐困难开战，彻底解决食盐问题，不仅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而且使群众积极加入红军，努力完成粉碎敌人“围剿”的战斗任务。党给予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上享受与男子同等的待遇，从而充分调动了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到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战争中来。1932年11月29日，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决议，号召苏维埃机关和广大工农群众，与官僚主义作最坚决斗争，创造苏维埃新的工作作风”，这就是“群众化，实际化，组织化，纪律化”的工作作风。当年毛泽东深入乡村调查，了解民众疾苦，带头挖井，帮助群众解决吃水困难；朱德帮助农民插秧收稻，车水抗旱；周恩来、张闻天等帮助红军家属挑水、砍柴，这些感人事迹至今广为传颂。四是廉洁自律的无私奉献精神。苏维埃政府倡导廉洁奉公的作风，苏维埃工作人员和红军指战员，都能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兴国长冈乡苏区干部坚持做到“十带头”，即带头学习军事、参军参战、执行任务、慰劳捐献、节约粮食、遵守党的纪律、参加生产劳动、购买公债、优待红军家属、集股办合作社等。长冈乡苏维埃的5名干部不脱产，不拿薪，自带饭包去办公；长年头戴斗笠，风里来雨里去，艰苦奋斗干革命。苏区群众唱山歌赞颂道：“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中央政府认真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严惩腐败，并且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党和政府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有一种任劳任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无私奉献精神。在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中，使苏区广大群众感受到：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为劳动民众谋利益的政权，“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苏区精神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至今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后人应当永远铭记并发扬光大，用苏区精神来创造和谐社会，建设美好家园。

略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与苏联十月革命完成不同，具有开创性的革命道路，被后人称之为“井冈山道路”。但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却不是在井冈山，而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的。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深入分析、思考，不断提炼，进行理论概括而逐步形成的。她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密切相关，是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的结晶。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始于井冈山，但未能在井冈山完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这是全党都在思考的问题。众所周知，苏联十月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无产阶级是首先在中心城市发动工人武装暴动，夺取革命政权的。受这一革命成功经验的影响，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正确地对待苏联革命经验，而是机械地把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照搬过来，效仿苏俄十月革命，把革命中心定位在大城市。随即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城市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都先后归于失败。实践证明，中国革命不能简单地模仿苏联革命的模式。一部分善于思考的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杰出为代表。1927年秋，毛泽东等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军进攻长沙周围的几个城市遭受挫折后，他没有附和大多数人继续攻打长沙的主张，而是说服其他的起义领导人，毅然将起义部队带到罗宵山脉中段农村，保存革命力量。接着，他又成功地取得了井冈山农民武装王佐、袁文才的支持和帮助，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随即在井冈山区领导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在实践上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边界山村正是敌人统治力量的薄弱地区，工农武装和革命力量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前委书记）进一部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毛泽东在总结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和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基础上，首先创立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科学地解答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中国红色政权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正确革命道路问题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但在此时，毛泽东尚未摆脱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影响。当初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更多的是被迫和无奈，还不是自觉的行动。他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仅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作为将来配合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重要因素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在红四军下井冈山之前，1928年11月毛泽东代表井冈山前委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曾明确地说过：“我们对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计，而不是政治的意义。”①他认为，赣南地处赣江上游的偏僻山区，只能影响江西一省，政治影响远不如井冈山，对夺取中心城市政权的帮助不大，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红四军是不到赣南去的。这证明，在井冈山，毛泽东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还未确立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思想。二、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正确认识来源于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的斗争实践。1929年1月，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行攻势防御。红四军1月14日离开井冈山，经遂川进入赣南的上犹、崇义。1月20日，占领大余县城。因与尾追之敌交战失利，原定“围魏救赵”的计划被打破，红四军只得向赣粤边境山区撤退，后在平顶坳、崇仙圩、月子圩、吉潭等地又数次与追敌交战，皆失利，红四军只得以每日八、九十里急行军速度摆脱敌人的追击，转战于信丰、定南、安远、寻乌、会昌、瑞金等县山区。2月9日，红四军在瑞金北部的大柏地设伏，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形，全歼追敌刘士毅部两个团，俘敌800余人，缴枪800多支，彻底扭转被动局面，并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在宁都党组织的帮助下，得到了初步休整和补充。2月18日抵达东固革命根据地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在东固休整一星期，体力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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