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理与国家政治

国家地理与国家政治

中国地理与国家政治

主讲人：韩茂莉

韩茂莉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中心教授，北大“十佳”教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变迁与历史人文地理。著作有《宋代农业地理》、《辽金农业地理》、《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等。

文明与地理，亘古以来都是密切相关。中国辽阔的腹地孕育了恢弘的大陆文明；而欧洲绵延曲折的海岸线，则造就了完全不同的海洋文明。由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主办的人文智慧系列讲座第五讲，特邀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中心教授韩茂莉，带您感知地形地势与文明、政治的联系，在名关险隘间体悟历史的惊心动魄。

地理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领域，我们从中小学开始接触的地理概念，一般仅仅停留在国土面积有多大、人口有多多……事实上地理本身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它还联系着国家政治。今天我所讲的题目包含这样几个内容：第一是关于中国的“地理禀赋”，以及由于有了这样的地理禀赋而对中国的地理进程以及中国的区域划分所产生的影响；第二是关于“地缘政治”，也就是站在一个国家或是区域的立场，如何权衡与国际上其它地区之间的关系。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它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

首先我们看中国的版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今的版图，但是如果将中国的地图向前推几千年，那么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是有过多次变化的。从秦一统天下到汉唐盛世、到蒙元帝国，都有变化，大清帝国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我们今天的疆域就是继承了大清的版图。尤其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几个不同的朝代奠定了边疆地区的基本形式。从历史回归到今天，大家可以发现，历史上虽然有汉唐帝国，虽然有蒙元时期、满清时期，但是今天中国版图与各历史时期相比较而言，我们的核心地位没有根本的变化。无论是谈古还是论今，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之内，仍然浓缩了各历史时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世界上有各种文明古国，比如欧洲的希腊、罗马古国，尼罗河畔的埃及等等，所有这些文明古国，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但是有一点与中国是不一样的，这些国家的文明虽然悠久而且影响深刻，但是属于中度断裂。比如我们讲到尼罗河文明，埃及有金字塔，有今天、今后让人看起来依然敬畏的神庙，但是他们的文明并不是连续的，在公元前的时候，地中海另一侧的罗马人越过地中海到埃及，使原有的文明中断了，被另一个文明所取代。类似这样的事情罗马以及埃及都出现过，希腊、巴比伦也是同样如此。可是，中国却不是这样的。位于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文明，它不但历史久远，同时也是连绵不断的。

著有《全球通史》一书的西方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研究中国时提出过一个命题：“为什么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古代文明？”对于这个问题，阿诺斯认为，中国的文明之所以古老，同时连绵不断，原因在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一种隔绝性。

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具有隔绝性。这是亚洲的版图，大家都非常熟悉，中国位于太平洋的西岸，欧亚大陆的东部地区。在这种海陆交替的位置之中，中国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同时中国大陆的中部也深嵌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这个腹心地带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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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是个干旱地区，无论是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是边境的干旱地区，虽然那里人们的生活面临很多困难，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保护文明的屏障——浩瀚的沙漠、无边的干旱地带，成了西方文明和军队无法逾越的障碍！有了这样的保护带，才使得中国的文明连绵不断。于是中国历史上以黄河作为文明的源头，有王朝的演变、有皇帝的更替，甚至有蒙古人建立的蒙元帝国、满洲人建立的满清帝国，但是作为文化来讲，却绵延不绝。这就是中国地理环境所具有的独特性。

正是由于农业和畜牧业、东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等地理环境的差异，才营造并出现了恢弘的历史过程和重大的历史事件。

首先我们看看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是如何谈中国的地理环境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了那时的中国分为这样几个经济区域：第一是龙门竭石以北，主要是以畜牧业为主；第二是江南之地，也称为楚越之地，包括长江中下游。几千年前的中国和当今是不一样的，亚热带的、以水乡为主的地理环境不是早期的人类安居乐业的地方，那时的江南地广人稀；在江南之地和龙门碣石以北之间就是黄河流域。黄河流域又分为两个区域，以函谷关为界限，关东和关西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司马迁以独特的地理环境划出了中国早期的四个经济区域，包括一个畜牧业区和三个农业区。中国文明就在这样一个地理背景下起步并发展起来。

此后，无论是战争或是王朝的更替，这里的文明一脉相承。在这个扩展过程中，从黄河到长江、从长江到珠江，形成了从中国西部向东部、从北部向南部递进的过程。伴随着土地的扩展、疆域的扩展，又形成了数次人口迁移的高峰，并逐渐形成农耕区与畜牧业区两个部分。在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有个连绵不断的草原地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游牧区。中国农耕区的范围，我们在现今的地形图上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黄河流域，在这里出现了一种作物，我们称之为谷子；另一个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水稻。

有句话叫“民以食为天”。正是在谷子和水稻的文明之上孕育了中华古代文明，成就了周秦汉王历朝历代的大帝国。谷子和水稻产于南北不同的地区，但是随着版图的扩展和南北文化的融合，它们开始相互渗透。中国有句古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中国的饮食结构及独特的民俗生活习惯。“杏花春雨江南，骏马秋风晋北”讲的就是完全不同的民风和民俗。

在中国的南北之战中，以南胜北的并不多，“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以南胜北的战役。北胜多的原因在于什么？有历史学家解释说是野蛮征服了文明，是军事力量上的征服。原因就是，北方那片连绵的草原地带诞生了几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族崛起于蒙古高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支游牧民族；此后是崛起在阿尔泰山的突厥人，影响了东亚，也影响了整个欧亚大陆；至于十三世纪崛起于蒙古高原的蒙古人更是为世界所震惊，成吉思汗一直打到多瑙河流域，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游牧民族对世界和中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以往的战争中，骑马就是相当于现代战争的装甲车，拥有一支掌握马术、掌握马背生活这种快速运转、快速运动的骑兵，就拥有了一种征服世界的力量。中国的北方具备这种优势，虽然北方的农民不是骑马民族，但是在北方干旱平坦的环境之下，有学习骑马的条件。

很多人在思考：以军事征服经济发达地区以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在学习历史时听说过有许多著名的非农耕民族，比如说突厥族、匈奴族、鲜卑人以及契丹人等。很多人都在问：后来这些民族都到哪里去了？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同化到其他民族之中。何为同化？除了在血缘和姻缘之间的融合，更多的则是一种文化的同化，或者叫做文化的反征服。

地缘政治就是以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立足点，去看他所拥有的地理基础及其和邻国的关系，以期在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地缘政治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由德国人提出。在西方学者的眼中，地缘政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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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国建立并拥有自己的主权和霸主地位，进而赢得世界的基础。它分成几大学说，第一是“陆权说”，诞生在德国，二战爆发后德国人妄图征服世界成为霸主，便建立了以陆地为核心的“陆权说”。与此同时，又有人提出“海权说”。随着政治和军事空间的划分，征服海洋、在海洋上建立霸主地位对于整个世界来讲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整个地球70%的空间被海水笼罩，掌握海上霸权也就有了征服世界的基础，“海权说”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

在霸主的理念背景之下，“海权说”与“陆权说”并存，他们所渗透的理念都是如何以一国为核心、以本国利益为基础，征服世界、赢得世界，形成地缘政治的核心，当然核心就是理论的诞生国——德国，也是世界核心之核心。在这样一个理念的提出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理念。西方学者认为，本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征服世界中的安全问题，一个国家的相邻国家越多，受到的安全威胁也越大。西方人站在本国的立场上提出了地缘政治概念，而且依照他们的理念在看近东、中东、远东的过程中，远东的范围就包括了中国。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学说提出的同时，也将中国划在了他们的观察范围之内。

让我们站在国家利益、站在东方大国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地缘政治，看看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有没有相应学说，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上，有漫长的陆上疆界，也有漫长的海上疆界，无论是陆权还是海权问题都是中国在发展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如果以陆上疆界来说，陆上疆界有两万多平方公里，周围邻国有十几个；海上疆界18000多公里（如果包括岛屿将更长）。在这样的范围之内，陆权和海权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今天都具有挑战性。但是，疆域问题在以前的历朝历代始终不是一个重点的讨论对象。我们可能听说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以天朝大国自居，这种天朝大国指的是我们形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大的单元，有着自己独立的政权和文明。虽然历史上通过陆上丝绸之路、通过远洋航运也有过对西方文明的接触，但是总的来讲，独立和健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性。

但当历史发展到了十八世纪，中国的古老文明开始受到巨大冲击，尤其是进入到1840年之后，万里之外的西方列强越过大洋进入到了东方古国，于是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些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直指中国东部沿海，也影响到中国陆上疆域。所以说，清朝的中后期所面临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从1840年满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之后，疆域问题开始触动了整个中国（包括帝王和朝中大臣）的理念。李鸿章提出了“海防说”，王文韶提出了“陆权说”，左宗棠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说”。后来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等。在这样的理念之下，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今天的上海和南京兴建了第一批企业，包括武器和机器制造厂，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工业；以左宗棠为首的闽浙官僚在福建建立了造船厂；以满清贵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则在天津建立了工厂。第二次洋务运动，张之洞等在长江沿线的武汉兴建了钢铁厂、武器厂，这样一些现代化的工厂就是中国早期工业的萌芽。

当历史发展到1949年之后，对于中国如何战略布局也形成过不同的观点。六十年代，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理念。那个时候的“美帝国主义与苏修”对于整个中国的政治具有同等的威胁，而相对来讲苏联更严重。“诱敌深入，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对中国的国民建设带来了巨大变化：当时的西北、东北、东南沿海同时面临军事威胁，也就变成了当时中国的前线，这个前线也就是一线。随之也就有二线和三线，三线就是大后方，包括陕西南部地区，四川、云南、贵州等山区。有了这样一种地理概念，在国家的最高层出现了一种决策的转变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和空间就出现了变化。从1964年北部湾事件之后，中国中央政府提出了全面发展三线建设，于是三线地区就形成了很多的科研机构、工业与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有很多企业和机构迁移到了四川、贵州、云南一带，包括北京的很多科研院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在西北、西南设立了分校。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国家地理孕育在政治之中，而政治的理念和格局在整个空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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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联盟一旦发生变化，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地理格局和经济格局。到1978年之后，国家政治又发生变化，我们进入经济发展阶段，小平同志提出了“东、西、南、北”的理念，包括东部地区的开放、西部地区的政策、南方和北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之下，原有的政治和军事防御已经变成了第二位，于是中国出现了一种全方位的改变。

可见，地理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课本问题，陆疆与海疆、地理与政治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前西方人提出的地缘政治在今天依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地缘政治思想也一直包含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历代的政治家、高层决策者如何运用它，如何维护国家安全，这是一个十分智慧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思想牵扯到很多的谋略。我们要从秦始皇统一六国说起，这是自盘古开天劈地以来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的实现与地缘政治有直接的关系。

当时处在战国后期，秦国作为一个诸侯国，位于陕西省的中部地区，今天我们叫做关中平原，咸阳是秦的都城，位于关中平原的中部。关中平原被几个重要的关塞所笼罩，函谷关位于关中平原的东部地区，这样一个四处为关的地形，在古人称之为“四塞之国，形胜之躯”，就是指在军事地理上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秦拥有这个地方，完成了统一的进程。但是地理环境并不是决定经济和政治的惟一要素，人的谋略和政治上独到的地缘政治思想应该是秦实现统一的关键因素。中国古代的这种地缘政治思想就是我们所说的“合纵连横”，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其发起者是苏秦。面对六国的军事联盟，秦人就是连横了。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后来秦国的谋士们又提出一个谋略叫“远交近攻”，就是远交齐楚，近攻三晋，三晋就是韩、魏、赵三个国家。当打下三晋的时候，齐楚开始有点着急了，但是秦统一的历程已经势不可挡。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人如何以少胜多，赢得一个统一的帝国。可以说，当西方政治家远远没有意识到地缘政治为何物的时候，中国的这些政治家就已经在充分运用地缘政治发挥作用了。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智者，对这样一个智者可以用几个数字概括：三分天下，六出祁山，七擒孟获。这或许是传说，或许是历史，但“三分天下”确有其事。诸葛亮在作《隆中对》时，对三分天下的预测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有着直接的关系，有其科学依据。当然，到最后，诸葛亮的预测部分实现了、部分失败了，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人如何巧妙地利用天文地理环境，从而为自己赢得机会。

在实现地缘政治的过程之中，除了要有空间的谋略之外，地方行政区划也是空间地理辅助于政治谋略实现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家都知道苏北地区。如今苏北地区发展得很好，可以说和整个江南地区有相似的发展速度，可是历史上苏北地区是很穷的。直到上世纪40年代，苏北的贫困都让江苏人和上海人觉得是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富庶的江南在行政区划上会有一个较穷的苏北呢？

其实，这就是地缘政治的谋略。它最初发生在明代，朱元璋建都的时候，苏北隶属于南京，相当于今天的直辖市，叫南直隶，所辖的范围包括长江和淮河。朱元璋在设计南直隶的过程中，出现了这种在地理上两条重要的地理界线囊括在一个行政区之内的划分。对此，有一种分析指出，原因是他的老家在淮河以北，为了保证凤阳隶属于南直隶而出现了这样一种划分。这个分析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其实，朱元璋将老家凤阳隶属于南直隶绝对不是他最根本的想法，他这样划分的理由在后来谈到有关国家和地理之间的关系时，一直被拿来借鉴。第一个是军事上的原因，中国历史上行政区的划分原则有两条，一是以大山大河作为行政区的边界，江西省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另一种是打破这种界限，将重要的行政区域容纳到行政区的中心地位，长江就是如此，为了让这个天险不会变成行政区域的界限，防止长江南北两侧建立割据政权，拥长江天险自守，于是就把长江纳在行政区的中心地带。不仅明朝，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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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江都郡也是如此。江都就是今天的扬州，那个时候长江就没有作为行政区的边界，江都郡同时拥有江南也拥有江北，这是军事意义上必须要考虑的。另外就是要考虑经济意义，一个在政治上有头脑的君主，必须要想到自己下辖的行政区要在经济上要“肥瘦搭配”，有了这种搭配，比较贫穷的淮北地区就不需要中央的宏观调控，省级行政区、内部富庶的江南就可以直接调济。这是封建时期帝王的谋略和想法，正由于如此，富庶的江南地区就出现了淮南、淮北两部分。

明朝之后是满清帝国，满清皇帝的老家和凤阳没有关系，但是在行政区划上依然保持了这种格局，在保持格局的同时还将原有的南直隶实现了“腰斩”——东部是江苏省，西部是安徽。

中国历史上，通过地理手段和政治目标的结合而形成的犬牙交错的行政区划是很多的。虽然在今天很多人的理念之中，地理仅仅是一些面积或者是一些数字，但事实上，地理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政治和安全。

天时、地利、人和——克莱因国力方程的核心。

克莱因国力方程是美国人提出来的，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天时、地利、人和。用字母表示如下：

P=（C+E+M）×(S+W)

其中P代表国力；C代表基本实体；E代表经济实力；M代表军事实力；S代表战略目的；W代表战略意志。

基本实体除了国家的政体和结构之外，影响能够进行量化的数据，还有面积、人口。应该说作为人口大国，在这方面就拥有绝对的基础和绝对的实力。

经济实力包括工业产品、经济数值、能源以及对外贸易的依存度等等方面。

军事实力即常规力量以及能够调动的力量。

我们可以发现，在乘号前面的这三个指标都是硬性的指标，后面的两个是软指标，软指标是以国家的政治和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方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与世界强国之间的距离。

首先按照综合国力的排序，中国在第七位，如果单从经济数值来看，我们比俄罗斯略强一些；科学教育的水平排在最后；然后看资源，中国是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在这一点上比日本和德国更具优势；军事能力取决于武器的科技含量，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又是在最后的。

通过国力方程，我们看到了在世界所处的地位。

最后是人口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自豪。1978年以来，我们的国力是上升了，可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巨大的人口压力。克莱因的国力方程中是有两个括号的，前面的是硬实力，后面的是软指标，两者之间是乘号的关系。如果后面是零的话，那么总数就是零。作为一个决策者，如果实现整个国家的经济战略、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口号和意志是不正确的，那么后面括号的值就会变得非常的低。后面括号的最高值是

1、最低值是0，国家的实力强盛决定于前面的硬实力，但更决定于后面软的问题。所以说评定一个国家的发展，制定日后的发展方针，不仅仅在于GDP的增长和拥有什么，相反，能够控制事物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或许是更为重要的。

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拥有众多的人口和脚下的大地就是我们发展的基础，而这个基础也将对地理环境等各个方面产生历史性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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