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倍增与民权

“收入倍增”首先需要扩张民权 - 刘波

据报道，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2013年中国“两会”上提议，在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基础上，尽快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国家计划》，并称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是建设“橄榄型”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像这样的以国民收入增长为目标的经济政策，通常不会见于欧美国家，但可以在东亚找到先例，即日本上世纪60－7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迟福林所说的以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比例增长为目标的经济政策，更可以说难以找到历史先例。

不过，这一建议的细节及可行性暂且不论，迟福林所提的具体措施却也触及到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结构性减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财产性收入、加大教育投资等。

例如，近年来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所拥有的资产及资产性收入方面的差距扩大，尤以房地产最为显著，而这一财富鸿沟的根源仍在于“身份”方面的差异，如城乡户籍不同、“体制”内外差异等等。可以说，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没有实现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爵士所说的、作为现代社会特征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

而在农村问题上，由于一直没有实质性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农民工一方面被束缚于土地之上，难以融入城市而成为真正的市民，享受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土地收益分配对农民严重不公，农民的权益在征地过程中遭到侵害。在这样的制度性障碍下，人们不仅要为新执政者所力推的“城镇化”改革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深感怀疑。

而且问题是，户籍、土地产权等方面的改革已呼吁多年而没有任何大动作，税收方面则是一如既往地“加税如刘翔，减税似蜗牛”，未被迟福林提及的国企垄断和“国进民退”也是加剧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这些改革长期被耽搁的体制性问题，即使现在以改革来纠正，最多也只能拖慢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而不大可能将其逆转。而要真正培育一个壮大的中产阶级，则需要更深入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肌理的改革，而且远远超出了单纯经济的范畴。

在此方面，也不妨把中国的情况与同为“东亚模式”的日本所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比较一下。日本实施该计划的主要着力点并不在于调节收入性分配，而是制度性改革，包括改善中小企业状况、强化工会实现更平衡的劳资关系等，政府方面则是完善福利制度，保护和鼓励创新等。该计划的成效与日本社会的一些集体主义的传统安排有关，例如特殊的雇佣关系，也与日本高效且相对独立于政党的文官团体有关，当然这在更大程度上是日本经

济飞速发展“水涨船高”的产物，并非单纯的人力规划。在美国，“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社会的体制性改造，包括福利国家制度的构建，也是在美国形成中产阶级社会的主因。

所以，要真正缓解当前持续拉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最主要的是要打破哪些目前仍在损害个人自由、压抑个人天赋发挥、抑制竞争、保护特权、鼓励“寻租”、滋长腐败的制度，也就是要保障、伸张和扩大基本的民权，与此同时由国家提供一个能维护所有人基本尊严的、公平的社会保障网络。这一点，应该成为收入分配改革以及各项改革的一个底线。至于如何壮大中产阶级队伍，实现“纺锤形社会”，那是底线之上的事，从中国当前的现实来看，言之尚早——只要这些弊病依然存在，中国不陷入危机就很不错了。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v0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