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彤贤的背影与褚时健的橙子 - 图文

橙王褚时健曾拒绝果园上市：只怕亏了股民

2012年11月14日 10:26 法治周末 微博 评论(47人参与)

法治周末记者 戴蕾蕾

75岁二次创业，昔日“烟王”褚时健变身“橙王”；85岁首次接触电商，“褚橙”进京。

在生鲜食品电商网站本来生活网的主页上，“北京独家特级褚橙”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在“褚橙”11月5日在京开卖之前，“褚橙进京”的倒计时牌更是被早早地挂上了。

对于褚时健的首次“触电”，本来生活网的市场总监胡海卿表示，褚时健在寻找更广阔的市场，为未来市场布局，甚至在考虑20年后的事情。

他的经历，让万科董事长王石感慨：“巴顿将军语：?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烟王种橙

即便是见从北京远道而来的客户，褚时健仍是一身白汗衫，粘着些汗渍和泥污，看上去同一般果农并无二致。

他会给客人们递烟，烟是玉溪，这正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创下的牌子。

当年身为红塔集团董事长的他，是公认的“中国烟王”。自1979年10月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后的18年时间里，褚时健一手将这间地方小厂打造成亚洲第一烟草企业，为国家创税991亿元。红塔山、玉溪和红梅牌香烟在全国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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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云南红塔集团的一把手，褚时健当时的工资水平却仅相当于烟厂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1999年1月9日，褚时健因贪污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减刑至17年。该案引发了国企领导人薪酬制度的改革。就在褚时健被判刑的第二年，红塔集团新总裁拿到了100万元年薪。而褚时健当了18年的厂长，全部收入88万元。

2001年，74岁的褚时健因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保外就医，此后国内外多家烟草企业都来邀请他担任顾问，被他全部回绝。2002年，他在云南省哀牢山上承包了两个相邻的山头——硬寨梁子和新寨梁子，开凿了一个2400亩的冰糖橙园。冰糖橙是他的老家华宁县的传统农作物。 曾有记者问他：为什么当初想来承包果园？

褚时健说：“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元、上千万元，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

老伴马静芬则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褚时健说，当时市面上卖得好的水果大都是外国人培育的，橙子皮厚、偏酸等特点都迎合了老外的喜好。他觉得中国人喜欢甜，就想种出更适合中国人吃的橙子。

10年过去了，“褚橙”已从默默无闻的单品发展到足够强势的品牌。“褚橙”十二三元一公斤的出厂价，比昆明市面上10元4公斤的橙子高出数倍，但往往不出云南就卖完了。首次在北京市场卖出的橙子是“褚橙”的特级品，本来生活网市场总监胡海卿提供的一组销售数据显示：11月5日上午10点，褚橙开卖；前5分钟卖出近800箱；最多的一个人，直接购买20箱；一家机构通过团购电话订了400多箱，24个小时之内销售1500箱。到11月9日，已经卖出3000多箱。

市场反映褚橙的口感不在进口的美国新奇士之下，甚至比口感略酸的进口橙更迎合中国人的口味。 如今的褚时健，腿脚已有些不便，说话慢吞吞的，浓重的云南本地方言不改。他不再谈及过去。褚时健曾说过：“烟草的事情，我不太方便介入了。但是我闲不住，还有其他事情可以选择去做。”

与当年的叱咤风云不同，褚时健如今选择了低调的山野生活。对于自己种植的橙子，他也不愿多做宣传。最初的销售只局限于亲朋好友，默默无闻。一开始，橙子的注册商标并未刻意与褚时健沾边，叫做“云冠”。后来，人们渐渐知道是褚时健种的，干脆以“褚橙”称呼，原来的品牌名字反而被淡化了。 听到客人们谈起京城的消息，老人淡淡说了句：“好啊，让城里人也吃吃这样的好东西。” 冰糖橙专家

从褚时健的玉溪住所，到橙子园所在的嘎洒镇山头，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路况并不平稳，沿路可见一张张警示标牌：小心滑坡，此处是泥石流路段……高速路因此辟出一段段双向共行的车道。

从2001年起，褚时健就经常穿行在这条道路上。现在他大概一周多会去果园一次。橙园的管理人员介绍说，每次到果园，他都会先下地里转转，查看果树的生长和农户对当年工序的执行情况。现在年纪大了，走动范围变小，但也会坐在车里巡山。每个月月底27日至30日，他必定在果园。因为是发工资的日子，需要他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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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80多岁，他仍然控制着这片山林运转的每个环节。就像当年在做烟厂的过程中，他突破性地把烟田设为企业的第一车间，并争取到了烟草专卖局局长的职位，亲自参与并掌控了产供销的每一个环节。 凡事亲力亲为，重视技术，永不满足，力争第一，这些都是褚时健的性格标签。

果园里共有110多家农户，大部分常年住在山上，褚时健为他们修建了青砖的住所。他们大多举家来到这里，每户负责2600棵树苗，几乎与世隔绝地在山上劳作。

褚时健为自己的冰糖橙种植制定了很多细致的工序。比如，要想橙子品质高，必须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实；树长大了，空间不够，相互争夺阳光和养料，必须砍掉三分之一的树；这些措施会减少整体产量，但会提高单个橙子的质量。农户们总有些舍不得，但“在这里只是执行”。

从2002年开始种植自己并不熟悉的冰糖橙后，他更要依靠自己对细节的严格掌控，确保二次创业的成功。

冰糖橙是一种非常费人工的作物。年初要剪梢，保证果树能吸收足够的阳光；开花后要保花保果，结果后要控制果实的大小、外观；生产环环相扣，一年四季不得闲。这正合了褚时健“闲不住”的性格。 果园的技术员张伟原来是玉溪柑橘研究所的专业技术人员，从基地创建时就来到这里。他表示，自己从事这个行业20多年掌握的知识，还不如褚时健种冰糖橘10年以来掌握得多。他现在已然是一个冰糖橙技术专家。

阳光是种好果树的第一个必备资源。为此，褚时健不厌其烦地改进剪梢方法。张伟说：“褚总经常去外地种橘子的基地考察。各地的气候条件不一样，比如华宁的剪得轻。有很多地方不剪。而冰川的就剪得重。”这片果园是褚时健比较各地的剪法后，和技术员商量琢磨出的独特的剪梢方法——根据哀牢山上的日照情况，“太阳不管正着还是斜着，都要透得下来”。

为了让果树的受光程度更高，剪梢的方法还在改进中。每年到剪梢的时候，褚时健都会把几位技术人员召集起来，让每个人按自己的方法，修剪4至5棵树。他也会提出自己的剪梢方案，让技术员帮助修剪。然后定期来查看这些试验地里不同剪法的果树开花、挂果情况。根据年底的产量和综合评估，其中表现最好的，将会推广给农户。 赢在技术

褚时健的果园是按照等高线全面使用机械化开挖的林地，每亩地148株果树，株距和行距分别是2米和3米——太密了抢夺营养，影响生长，太稀了则浪费土地。

以一户农户2人为单位，根据片区管理户数，配套建设农户住房和沼气、厕所、猪厩，两个基地共投入资金68万元，建成农户住房130套、共4200平方米，建成“三配套”沼气池138个；要求果农使用沼气，对自己管理的果园，地埂种植红薯等作物，饲养猪鸡，将生产的农家肥和沼液、沼渣投入到果园中，增加果园肥源。

对新加入的农户，褚时健总会叮嘱各种生产的细节：把地弄得平整点，赶紧种黄豆(4755,21.00,0.44%)做绿肥；在果苗根部覆盖着枯叶，以保持水分，但同时也要小心下面藏着的看不见的白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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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橙果树的肥料是褚时健的独特配方，混合了鸡粪、烟沫，还有榨甘蔗后废弃的糖泥……褚时健很得意于自己配置的肥料，成本只有200多元，但比市场上1000元的化肥还好。他不仅改变了山里的土壤结构，还让冰糖橙的甜酸比达到18比1。

在褚时健的果园里，农业不再是大而化之的靠天吃饭。园区所有的设置和果树的生长，都有一系列经过测算的数据支撑。虽然从未受过专业的训练，但褚时健的学习能力很强。“他不打牌，不打麻将，就是喜欢看新闻、看书，大多是柑橘种植、采收方面的书，经常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包括国外的。”张伟说。 褚时健的话不多，但和几个技术人员，他经常聊天。水源一直是褚时健最重视的部分。园区的设置中，耗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水利设施。在租下两片山头后，他考察发现两片土地产出率低的主要原因就是缺水。因此公司投资138万元，从哀牢山到基地架设两条引水管，总长18.6公里；在基地内，投资64万元建设蓄水池6个、总容量达25万立方米，投资60.9万元安装灌溉用各型输水管道58.3公里，投资72万元安装微喷灌设施2400亩、铺设微喷管道52万米。每排橙子树下都缠绕着一条黑色塑胶水管，管体上喷着细细的水流。张伟说，这片果园在当地最早使用喷灌方式，老的橙子基地华宁以前一直都用的是沟灌。 这些设施都是在基地初建时逐步完成的。当时看起来有些大动干戈，但到2009年云南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时，山脚下的老百姓都要出去抬水喝，农业大量减产，褚时健的橙园却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还让临近村庄分享了他水利设施的好处。 只喜欢干事

2011年，褚时健的果园利润超过3000万元，固定资产8000万元，产出的橙子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专程托人询问褚时健对上市有无兴趣，这家公司有意运作果园上市。褚时健拒绝了，因为“没的这个心肠跟他们玩。我84岁了，管不了几年，以后交给我外孙女和她丈夫。说实话，他们管管销售还行，但还没掌握种植技术，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只怕亏了股民。”

但他也希望获得更多的金钱，这种愿望融合着各种复杂的情感：荣誉，自我价值的证明，对家庭以及家乡的责任感，以及安全感。他希望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推进事业的脚步却从未停止。

2006年时橙园总产量只有1000吨，2011年的产量达到8600吨，比上一年多了3000吨。但按照现有种植面积，果园的最高产量约为1万吨——这满足不了飞速发展的市场要求。2012年10月，褚时健在丽江永胜县租了1500亩地。

2009年在接受采访时，他曾经说自己虽然有心发展果汁加工的副业，但因为年事已高，只能放弃这个想法。但是，2011年一个3000万元的果实初加工基地已经投产。基地的选果车间也要扩建，增加一台机器。

褚橙还在销售渠道上进行了创新，从2009年开始，褚橙尝试着取消销售的中间环节，全云南现有的500多家经销商直接和公司签订合同，盘活了整个生产和销售链条。

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当他还是烟业领袖时，国家有一个专门管进出口的领导人，有一次碰见他说：“老弟，你原来说利税搞到50个亿算了，你现在搞到200亿还在不断地搞嘛。”褚时健说，干起来就是欲罢不能，身不由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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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董事长王石曾感慨地说：“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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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曾经被打成右派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30日15:18 南方人物周刊

从烟草种植专家到柑橘种植专家，褚时健完成了人生的又一跨越(金林)

褚时健 没有终点的人生

他80多年的人生轨迹，先后两度被体制所抛弃，一夜之间从政治明星沦为阶下囚，从辉煌的顶端被抛到社会的边缘 特约撰稿 杨锦麟

2010年6月间，我和同事来到被称为云南“第一村”的玉溪市大营子街，这里的村民对玉溪烟厂和褚时健充满感激之情，因为他们的富裕，与后者的慷慨帮助分不开。 而褚时健的住处，就在大营子街的一个社区里，很朴素的一座3层楼，白色外墙。从外表看，还不如他的左邻右舍装修一新的楼房漂亮。

褚时健和他的妻子开了大门，将我们迎进屋里。老人衣着朴素，脚上穿着一双袜子，套着一双拖鞋。人看起来显得有些疲倦，但炯炯有神的双眼让我想起了猎人。我听说，老人喜欢打猎，曾有过一枪打死两只山猄的壮举。

这位80年代叱咤风云的褚厂长，已是82岁的老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第二天一早，我们随同褚时健前往哀牢山果园--他保外就医后，就到妻子承包的果园里做了一名“打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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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烟厂一直为褚时健提供贴身警卫、秘书、保健医生和车辆服务。那天开车的，正是跟随他20多年的老司机，也曾因褚时健问题被“双规”审查。

褚时健告诉我，这片果园是2002年才开始种植的，他们两位70多岁的老人上山时，这里连路都没有，但现在已经有了“褚桔”这一优质品牌。

褚时健说，附近村民每年的收入才2000元人民币，但这里的果农每年就能收入2万元。 “我们的工资还在调整， 种得好的话，每100吨我们还给奖励，年收入5万元不在话下。” 从烟草种植专家到柑橘种植专家，褚时健在70多岁之后逐渐完成了人生的又一跨越。 辉煌与陨落

和一位82岁的老人促膝谈心，他有无限感慨。提及解放前参加边纵打游击的往事，他语气平淡；说到自己担任玉溪地区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最终还被打成右派时，嘴角流露出自嘲和无奈。谈到自己因此被发配到更加偏远山区劳动改造时，他绘声绘色地介绍自己如何想方设法制糖、酿酒、养猪，增加副业生产，上山打猎改善生活；说起妻子、子女跟着他受了好多年的罪，一脸的歉疚，毫不掩饰；但论及自己接手出任玉溪烟厂厂长时的艰难，以及其后不断创造的业绩，那一双原本就炯炯有神的眼睛更加明亮。 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刻。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际烟草行业开始技术换代，旨在提高产量和质量， 国家烟草总局将西南地区引进一套先进技术的指标给了贵州，但贵州没要。因为谁要就要准备两千多万美金。后来这个指标就给了云南，但没说准确定给哪一个厂 。

褚时健听说此事，便和副厂长一起坐车前往昆明。当时整个玉溪烟厂的固定资产才7000万人民币，全部抵押贷款也不够两千多万美金。但褚时健已经意识到新技术和新设备对企业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他们宁愿将全厂抵押给银行，最终引进了新设备。 由此，玉溪烟厂80年代中期在全国崛起。玉溪烟厂生产的红塔山、玉溪、红梅牌香烟在全国供不应求 。褚时健那时不管去到哪里，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都要接见他。而且有传说，一些省部级领导到玉溪烟厂去考察，要见褚时健，都要经过安排，不是所有人都能见到他的。

由于烟草行业价格体系实行双轨制，造成了香烟价格在计划内外的巨大差价和丰厚的利润空间，使得烟草业成了一个暴利行业。道理很简单：烟从工厂出来，批发的最终价格不超过5块钱一盒，但是它在市场上的销售价达到10块钱。也就是从工厂出来到最终销售，还有一倍的利润。有了批文，一倒手就能赚钱。因此，想从褚时健这儿拿批文的人就太多了。 1995年，贵州省一些退休老干部向中纪委举报，结果将一个贵州省委书记给端了出来。在查案过程中，发现这个省委书记的老婆，从云南批了上万件红塔山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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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发现贵州省的腐败情况，给中央打了报告。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有批示，要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子女在云南以烟谋私的问题。

据说褚时健当时就对中纪委的来人说，确实有过省委书记、省长的孩子私下来找他批烟的事，他拒绝了，说：娃娃，你们的父亲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你们做这些事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烟你们就不要搞了，但是你们想抽烟，我给一点那个白皮次品烟你们拿去抽吧。 但褚时健的妻子出事了。河南一个搞烟草生意的人说，批这个烟是通过褚时健的老伴给介绍的，这样中纪委就把褚时健老伴周围的人，包括她的亲戚、弟弟，还有她的侄子押往河南。不久后，又把褚时健在珠海工作的女儿褚映群带走。

褚时健的律师马军说：“大概是95年，我接到了褚时健的电话，叫我赶到他的办公室， 他一见我就拉着我的双手，哭起来了，说：‘姑娘死了，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 第二句话是：是我害的我姑娘。褚时健说， 姑娘早就跟我说叫我退休，可我一直想着多干干，把我们厂再做大一点，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当时的云南省领导马军谈话， 他说，我交给你一个任务，作为褚时健的律师，红塔的律师，你到河南再正常不过了，你去把情况了解清楚，把事情处理了。他说，对褚时健这样的老同志，十多年来对烟草行业，对玉溪烟厂，对整个云南省经济发展的贡献，我们不可能抹杀，不可能否定。

褚映群自杀的那阵子，褚时健还是董事长、总裁，因为查不出他的问题。其间，国家总局安排他到欧洲考察，当时马军建议他别去，如果被人误解为企图外逃，就说不清楚了。没想到最后还是出事了。

1996年12月28日，褚时健被有关部门带走。

1998年1 月，新华社发通稿：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经过联合调查取证，已取得重大突破。褚时健被控和红塔集团其他几个领导人以私分形式贪污公款355.1061万美元，褚时健得款174 万美元。

当时，褚时健对检察院预审人员这样坦白，“1995年7 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 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该案在全国引起广泛争议，不少专家为褚时健开脱，指出他的贪污与官员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褚时健是有功之臣，他主管玉溪的十几年，累计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品牌价值398亿元，解决了云南省一半人口的就业问题，而且让烟农直接受益。

也有声音指出，无论他有怎样的贡献，都不该将公款划入个人名下，贪污必然要受国法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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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时任中央领导直接出面，以“功不抵过，过不掩功”的定调，为案件判决画上句号。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服刑两年后，刑期减为17年。

2002年，褚时健因为严重糖尿病，被批准保外就医。这位当年烟农们心中的财神没有重返红塔山，也拒绝了所有国内外烟商的邀请，前往哀牢山隐居至今。 毁之或誉之

2008年的最后一天，云南当地媒体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影响云南30人物”中，褚时健排名第5。

时至今日，很多当年褚时健的部下，一提及他的名字，都竖起大拇指，说了很多赞誉的话。

这是一个极为令人诧异的现象。

有人说，他是当时特定政治气候和条件之下的“牺牲品”，或者是一个时代、一个制度的祭品。但只是作为祭品，却从来不是褚时健的初衷，也未必能高度概括褚时健跌宕起伏、精彩无比的一生。

褚时健先后两度被体制所抛弃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30日15:18 南方人物周刊

褚时健在家中（尹鸿伟）

有人说，没有褚时健，社会各界不可能高度关注“五十九岁现象”，国家相关部门和决策层，也不可能迅速正视国营企业第一把手长期存在的收入过低的问题。褚的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 万元，褚时健一生的收入也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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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对于一段历史，或一个人，毁誉参半可能是一个最适当的评价，但对于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尽管他被判重刑，但毁之者寡，誉之者众，这种现象又将如何解读？ 我们无法在此对褚时健的一生，或者对其曾经的历史功过做出价值评判和一锤定音的结论，毕竟，历史现象是极为复杂的，一个人80多年的人生轨迹，先后两度被体制所抛弃，一次是精神上持续20年的磨损和蹂躏，一次则是打入大狱，一夜之间从政治明星沦为阶下囚，从巅峰跌入十八层地狱，从无数的业绩和辉煌的顶端被抛到了社会的边缘。这样的境遇，这样的起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都能坦然面对的，总会有一点情绪、一些怨气的流露，但在与褚时健相处的那两天，我几乎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这位曾经被报告文学描写为像太阳一样灿烂的男人，那曾经硬朗而挺直的身子，已有微微的驼，但他依然是一条汉子，80多岁的血气方刚，并不容易被捕捉，被察觉，被感受。 我们却都感受到了。

这一次采访，看过褚时健两次绽放的笑容。一次是在哀牢山谷的果园，当他看到满树开始结果的桔子，那笑容是那么的舒心，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感染了。

还有就是返回玉溪的路上，长久望着车窗外一言不发的褚时健，忽然扭过头，和我分享他的一段往事。那是1976年9月，他在江边钓鱼，忽然接到紧急通知，到坝子上参加毛主席追悼会。

这是一场举国同哀、全民参与的追悼会。

哀乐声中，周边的人都在饮泣，耳边尽是发自内心的悲戚和哭声。褚时健说，忽然他想笑，渴望笑出声的欲望极为强烈，几乎到了失控的地步。一旁的妻子马静芬见状，急忙用手掐住褚时健的胳膊，用眼神恳求他，好不容易他才打消了笑出声的念头。事后发现，他的胳膊竟被掐出血来。

我问：为什么当时想笑出来？ 褚时健凝望着窗外不断掠过的树木，有好一阵子不说话，之后，冲我一笑，说：我当时想，他妈的，一切该结束了！ 褚时健笑了，笑得灿烂，笑得舒心。 这一路上，就听他骂了这一句粗话。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坎坷命运，在30年前真的结束了；

而30年后，褚时健个人的故事，还在延续，还远远没有结束。

(有关访谈记录文字以及整理，凤凰卫视同事张征、詹晟、陈世超有过贡献和诸多协助，亦经马军先生审阅核实， 特此致谢) 对话褚时健：先行者总要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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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监狱里面，还有不少专案组要我检举这个、揭发那个，我说你不给我减刑也算了，我不能随便坑人，也不能无中生有 特约撰稿 杨锦麟 当时没有考虑过退休问题

杨锦麟：古话说，人生70才开始， 很多精彩还是在80岁以后。

褚时健：应该说，70岁的人他的经验更丰富，懂得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了。这就叫阅历吧。

杨锦麟：你现在当这儿是家，谈笑用兵，也不会应付太多复杂的社会关系，清静很多，一门心思就对着果树来，这种清静其实对老人家是个好事。会经常怀念过去那些很繁忙的日子吗？

褚时健：不会。

杨锦麟：那你这个转身转得很漂亮，一点都不想？

褚时健：不想了， 那时事情多，也有成就感，但是烦人的事情太多，也就绕不开那事情，现在我没有了。

杨锦麟：绕不开的事情是什么？

褚时健：最绕不开的就是人情，你比如说我们到北京出差，我就不能公开说我今天要到北京，不然，你住的地方不得清静，等我人走掉了以后，人家才说这个老头来北京了。我不敢与他们面对。

杨锦麟：明白了，其实我觉得你那个年代压力非常大。

褚时健：大得很，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很多时候都受到了许多限制。比如，在中国市场上你找不着好烟叶，做不出世界一流的产品来，那么就要自己想办法种植，自己寻找种植基地。但国家规定，原料不准买卖，要调拨，那我们种出来的烟叶要自己买，这条政策就卡到你动不了。 杨锦麟：那怎么解决？

褚时健：你还得找省委、省政府，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先试先行， 当然你也知道，企业的先行一步，其实有很多的风险。 杨锦麟：风险都要自己面对和负责吗？

褚时健：都要自己面对和负责。 我看现在的烟草行业，和我们以前不一样了，竞争优势减弱了，反正国家对烟草生产的总量控制了，在这个总量里头，管理阶层享受着高工资、高待遇，他有很多问题都不用愁，能花的钱也多了。你看现在有些地方，生产设备，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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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都还可以继续使用，但我们这个地方就丢了。美国一个老总曾邀请我参观他们一个工厂，我说你们这样的设备怎么还在用？他说我们跟你们国家不同，中国现在是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他说你要晓得，我的钱是我们董事们的，你们的钱是党的钱，你们可以多花，大家攀比。

杨锦麟：美国人倒是真看明白了。刚才谈到国有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管理层收购，从根本上解决了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分配的问题。 褚时健：现在的人不需要过多的努力就可以拿高工资。 杨锦麟：可以前你们累得要死，才每月3000块钱。

褚时健：实际上，国家每一个部门都可以制定一些和效益挂钩的规定。你效益好了我多给你，管理者、工人可以多拿嘛，但是这个规定不容易制定准确，要花工夫才能做得到。 杨锦麟：当时你所负责的烟厂知名度、生产效益都很高，为国家创汇创利也很高，就没有考虑到急流勇退，就没有考虑到退休的问题吗？

褚时健：真还没想过，只是想多做一些贡献。 国家有一个专门管进出口的领导人，有一次他碰见我就说，老弟，你原来说利税搞到50个亿算了，你现在搞到200亿还在不断地搞嘛。我说干起来就是欲罢不能， 身不由己了。

杨锦麟：可见你真的喜欢你所投入的烟草行业。现在不少国营企业的领导人都是上一级领导指派下来的，懂政治的不一定懂管理和懂企业。

褚时健：我们现在企业最缺乏的是综合管理人才。 所以中央今年提出来说，我们的经济管理方式、发展方式要改变。

现在事情还不多，我们还可以拿国家的经济实力积累一些钱来花，但是国家要不断地增强实力，不断地把积累实实在在地搞好。我在欧洲看了很多地方，它就是盖一栋房子，也是扎扎实实的，有些用30年，50年，甚至100年，仍然完好。我们就不讲这个了，20年折旧，30年折旧，这部分积累慢慢就消失掉了。唉，还是莫管他，反正到今天我们也管不了。但这个国家还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已经心平气和了

杨锦麟：换一个题目，你累吗？ 褚时健：不累。

褚时健：对于过去悲苦已经淡忘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30日15:18 南方人物周刊

杨锦麟：这辈子你真的是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参加革命义无反顾，右派16年，改革开放30年，回想自己这一辈子，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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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总体来说，每次在情绪上是受到很大冲击的。但一般说来，我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总体觉得很多事情问心无愧，现在已经看得很淡。前几年，中央的一位领导人来云南，他先问我们的省委书记，说老褚怎么样？来到厂里的时候又问我们集团的几个领导，说他的生活你们要照顾好。后来有北京的一些朋友过来给我讲这个事情，我说我听到这句话，就算过去还有点怨气，也都烟消云散了。他们说这句话，我就平心静气了。 杨锦麟：会不会觉得自己实际上受了很多的委屈？

褚时健：有很多东西要真正地从头讲，也不是那么严重。划我为右派以后，我的很多右派朋友，当时都是县级干部，七八个人在一起，有位老兄是红河州的常委，他有一天吵，我说没用，该干什么干什么，平心静气，所以他们说你这个心态可以。我说本来就是要有个好的心态，现实如此，面对它。

我现在就是这样，一切按照国家法律办事， 该纳税就纳税，产品在市场上有人要、有人买，就行了。当初我老伴说，我们要想办法做一件事，这件事不要过多去拜托人、去求人。但刚开始还真的需要很多朋友的帮忙，现在桔子、橙子果园上轨道了，完全可以拿到市场上去销售，每年还脱销。

我历来就不会求人，也不懂得经营人际关系。我到哪里都躲着去，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行程，你说人家见到你一开口就要烟，那个时候，拿到我的批条就是拿到钱，这批条要一万箱烟，他连钱都不需要拿出来，就赚一个亿 ，只要一个条子就行了。他们倒是得利了，但我这边就埋下隐患了，所以我就躲，尽量躲。

杨锦麟：现在你说自己的心态就是心平气和？但是我看你在谈起那段往事时，情绪还是有点激动。毕竟要让心完全平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也是一个人很难承受的考验。 褚时健：离得远一点，清静一点，我现在已经基本做到了，我轻轻松松地一年赚几百万，要花钱我有钱花，我也不需要找哪个求情。但是现在我们官场的风气是越来越坏了，坏到不好讲。这个东西久了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到时候就麻烦了。

杨锦麟：你这辈子成名于烟厂，最终落难也是因为烟厂，对烟厂这两个字，对玉溪烟厂、红塔集团的感情怎样？

褚时健：感情还很深。现在的领导人有时候还是要问一下，说看看这个事情对不对。我是非常诚恳的，我能看到错与对，爱提意见，希望他们做得更好。集团的负责人都很能理解我，我也理解他们的很多困难，我也乐意帮助他们 。

杨锦麟：平心而论，你这辈子为玉溪烟厂做那么多的贡献，你觉得自己本来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待遇？我说的是经济待遇。

褚时健：其实他们真的没有必要动那么大的干戈。 杨锦麟：不必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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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他们不必动那么大的干戈。开始他们来召集老百姓座谈，收集民间对我个人和那些事的反应，普通百姓的反应我后来知道后，感到很安慰。很多人说，他拿了你们多少钱？我们凑给你嘛。

杨锦麟：老百姓自有公论吧，你说今天的中央领导人对你的生活很关心，集团里那些晚辈，现在的管理层对你也很尊重，应该可以得到宽慰 。但能不能说句心里话，当初对你的判罚究竟公平不公平？

褚时健：如果今天重新回顾一下，我个人认为，好像有些不应该吧，就事论事，你也要讲一个实事求是。不讲究实事求是，对上对下都不好。 杨锦麟：很多时候，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 褚时健：不容易。

杨锦麟：不仅是你受了很多的委屈，当时家里其他人也受了很多打击。 褚时健：就是了。

杨锦麟：在最难的时候，想到走绝路吗？

褚时健：我最心疼我的姑娘(褚映群)，当时的省委书记告诉我姑娘的死讯时，他都难过得哭起来了。我当时也只是要求不要搞我的老伴，她跟我几十年，可以说共同患难过日子，她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你们愿意对我怎么样都无所谓，反正最终事实会证明的。 杨锦麟：马军那天给我提起，他去协助处理姑娘后事时， 也说起你这个一向硬朗的汉子，听到自己姑娘自杀的消息都痛哭起来了。

褚时健：有些东西现在从头说，他们不应该 。(提起自己已经死去多年的女儿褚映群，褚时健忽然垂下了一直高昂的头颅，沉重地侧向一边，许久许久沉默不语??和他相处的这几天，这是惟一一次直接感受到他的悲伤和沉重的时刻。)

杨锦麟：任何改革，都需要一些先行者，你应该属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一位先行者，先行者要付出很多的牺牲和代价，后面发生的这么多事情，和当年反右斗争承受的打击是不一样的。我不应该给你提起难过的往事，但是你现在有时候回想往事，不觉得自己很悲苦吗？

褚时健：现在都淡忘了。我在监狱里面，还有不少专案组要我检举这个、揭发那个，说你支持我们办这个事，我们把你的事情也可以减刑。我说你不给我减也算了，我不能随便坑人，也不能无中生有。

杨锦麟：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退休老厂长，还是一个农民企业家？ 褚时健：(坚定地)我到现在并没有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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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没有退休？

褚时健：上面的意思是，如果办理退休了，很多事就不好办，他们每个月给我一点生活补贴，1000块钱一个月，医药费不管是多少，全部报销。另外呢，由厂里派一个驾驶员，派一个秘书，生活上他帮帮忙。原来还有个专门的保健医生，给我劝回去了，我说我这里用不着，身体还能对付。

杨锦麟：这辈子还有什么遗憾吗？

褚时健：要说遗憾嘛，基本上也不用遗憾了，反正比我差的人还多得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我自己也觉得可以了。

杨锦麟：昨天见到您的第一印象，我想到了豁达两个字，一辈子总为别人着想的人，有时候会活得很累，是这样吗？

褚时健：这样子觉得自己舒服点。 杨锦麟：你是说自己吗？

褚时健：自己会觉得舒服点，像我老家现在还很穷，我能给他们解决点问题，自己也感觉到心里舒服了。

杨锦麟：明白了，一辈子总为别人想，总为这个国家和自己喜欢的事业去打拼，很少考虑自己。

褚时健：很少。

褚时健担任玉溪烟厂厂长期间平均月薪3000余元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30日15:18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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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的辩护律师马军

对话马军：很能抓老鼠，但同时偷吃了鱼 特约撰稿 杨锦麟

杨锦麟：接这个案子最难的在什么地方？

马军：有关辩护的重点在于褚时健为什么最后会去分这个钱，但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及公司企业内部的分配问题。

过去的60年间，我们在分配制度方面，一直处于没有法律的状态， 我们没有《工资法》，没有《劳动报酬法》，没有《个人收入所得法》，我们的按劳分配无法界定， 1992年邓南巡至今，我们没有《市场经济法》，没有《市场法》，这些法律的缺失、制度的缺失，以及一些众所周知的人为因素，你能说我们的分配制度是公平、公正、正义的吗？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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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担任玉溪烟厂厂长期间，给国家所做的贡献，上缴的税利是有目共睹的。但褚时建平均每个月3000多块人民币，这样的分配无法体现按劳取酬的原则。

杨锦麟：也许就是褚时健这个案子，大陆才开始正视和改善国企老总收入的问题。 马军：我也考虑褚时健案子的辩护，应放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制度背景之下，不能只是就案办案。第二点，从办褚时健案到现在，我一分钱律师费都没收。不是没有人交，有人要交。当时云南有好几个地方的烟草行业负责人找我，说，云南省的烟农准备一家一户捐100块钱，50块付律师费，50块委托我为褚时健保管他以后的养老金。粗略估算也有几千万，但我拒绝了，我当时想，我为褚时健辩护是代表云南人民为他辩护，而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至今仍分文不取。

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说过，审判是一流的，判决是一流的，辩护也是一流的。在这次辩护中，我提出了“富庙穷方丈”的观点，我说我们这个国企领导出问题都是“穷庙富方丈”，你把一个企业搞跨了，但是这个领导人个人发财了，这个定要打击不可，但褚时健却是一个把穷庙建成富庙的方丈，眼看着庙富了，不慎偷了点灯油回家炒菜吃，被抓住，多可悲呀。第二个观点是必须给能干的猫多吃鱼，黑猫白猫，也有好多种，比如能抓老鼠不偷鱼的猫、不抓老鼠也不偷鱼的猫、抓老鼠偷鱼吃的猫和不抓老鼠专偷鱼吃的猫，我说褚时健是属于那个很能抓老鼠，但同时偷吃了鱼的猫。

杨锦麟：这样的辩护，会不会因为本身对褚时健的了解，而产生一种下意识的同情心呢？ 马军：对。

杨锦麟：同时有你本身对这个案子与当时主流话语不一样的独立见解。 马军：对。

杨锦麟：会不会有人认为，因为你跟褚时健的关系比较亲近，对他有些偏袒？ 马军：褚时健案件审理完了以后，红塔集团就再也没有请我当法律顾问了。褚时健被判刑的第二年，红塔集团新任总裁年薪拿了100万，他一年的收入比褚时健17年工资收入的总和还要多。很多国企领导的收入，在那一年开始出现大幅度的变化。

杨锦麟：时隔多年之后，让我们现在很冷静、不带任何情感色彩来看褚时健这个案件，作为一个庞大的烟草行业，难道管理上就没有一点瑕疵吗？

马军：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前无古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过渡期间， 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我觉得像褚时健案件，玉溪烟厂从一个计划经济的烟厂突然转向了市场经济，按市场价值规律办事。在这个转轨的过程当中，新老体制、新老制度、新老观念、新老人员，新老管理方法的这种矛盾冲突，这个责任不能让褚时健一个人承担。 如果我们及早在分配制度方面，尽早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按照价值规律确定我们的分配制度， 相信褚时健这样的人，也不至于会犯这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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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前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委托我当辩护律师时说的一段话。 李嘉廷说，他穷怕了。几百年来，那个穷山沟出来，小时候就没穿过一件好衣服，没穿过一双好鞋子。后来上了学，当了官，家都不敢回，回去什么呢？到那个石屏县，老家的那些穷亲戚来了，这个要那个要，没办法，所以想着在位的时候搞一些，以后退下来回家修修路、建建房。

原来云南林业厅厅长， 当过昭通地委书记，也是个老干部，收受贿赂20多万，最后被判刑。他的案件也是我办的，逮捕时20多万还在他保险柜里锁着，为什么没用？他说这20多万是准备拿回老家去修一条过河的桥。 杨锦麟：分配制度迄今为止仍是一个难题。

马军：确实难，但是再难的问题也要解决。 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理论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分配问题。 要求干部廉洁自律，出污泥而不染，这一句话我说是不负责任，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干部尽力营造干净的环境，远离污泥的环境，对不对？你叫一个人天天生活在毒气熏扰的环境当中，他怎么可能身体健康？不可能。 杨锦麟：如何看待和评价褚时健？

马军：褚时健是带领手工和半机械化烟草行业走上现代化生产规模的第一人。同时他也是有超前改革意识的企业家。 他的一些认识观念，和一般人不一样。褚时健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做过共产党两次牢，两次判刑都是20年，加起来40年，他今年80多岁， 他被打成右派， 但他并没有被打倒。现在的这些领导，跟他不能比，为什么呢？就像现在的将军，和49年以前打仗出来的将军是不一样的。

杨锦麟：褚时健保外就医之后， 他的低调是一种刻意的低调还是不得已的低调？ 马军：不得已的低调。褚时健的问题虽然那么多年过去了，但是对于烟草行业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杨锦麟：是不是可以理解，至今阴影还在？

马军：肯定阴影还在。对褚时健的判决，要从两个方面看：第一，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这个判决也就是说只保住了他的命，绝不是一个最好的判决；第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判决又是一个最好的判决。为了争取这个最好的判决，也有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杨锦麟：据说你现在正在努力的工作之一是为褚时健提出特赦申请？ 马军：我1999年和去年也呼吁了，写了。 杨锦麟：有回应吗？ 马军：没有。

杨锦麟：为什么你会提出这个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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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军：我觉得他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我提出了70高龄犯罪的赦免，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上了70岁，我认为继续关押，第一不人道，第二不必要，而且70岁以上的高龄罪犯也没有继续犯罪的条件了。

褚时健第一次相对正式地邀请部分亲朋好友参观了自己的果园

褚时健的果园是绿色的王国， 每一位初来乍到的客人都因此而沉醉。高高的艳阳、清甜的花香，这浪漫的场景和一位老人紧密相连。褚时健和他的老伴马静芬信守诺言，第一次相对正式地邀请部分亲朋好友参观了自己的果园，这或许就是褚时健骨子里自信的展示，而且这位82岁的老人，这次终于为自己为什么要不辞劳苦开辟荒山搞果园给出了最真实的答案。

“你眼睛看到的只是一部分”

褚时健的果园位于玉溪市新平县戛洒镇附近的两片山头。在哀牢山连绵起伏的山峦中，连片的果园绿意盎然，生机勃勃，透露无限希望。21日中午，褚时健和他的老伴马静芬邀请亲朋好友，参观打理多年的园子。春天的果园里，处处洋溢着清香，每一棵橙树上，白色的小花次第相连。艳阳下的蜂蝶偏偏起舞，工人们正忙碌地穿梭于果园中。去年的果实刚刚摘去，今年的丰收仿佛又要来临。

烈日下，褚时健用厚实的双手亲抚一棵橙子树，并摘掉了那多余的新长出了枝丫，“今年的花苞比去年的大。花苞不能小，但也不能密，否则要消耗更多的营养，过不了几天都会掉下来，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褚时健说，看到这些花苞，他心里就有了底，今年的收成肯定比去年更可观。

褚时健的园子里有200多名工人，他们都来自附近的山区。去年年底，戛洒镇建新乡43岁的农民李永成在这里拿到了万余元的结算工资，这相当于是他承包看护的3000株橙苗的年底分红，而每月，他也能在这里拿到500元的生活补助。

农户称，每个在这里劳作的果农，都能拿到在家务农10倍左右的收入。因为实行承包制，果农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只有那些实在学不进技术又懒散的农民才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开，但今年，这样的农户只有一家。

这是褚时健第一次相对正式地邀请客人参观自己的果园，所以当昆明卷烟厂曾经的两任党委书记瞿怡静与何忠禄站在果园里的山头时，忍不住发出了这样的惊叹：“我知道他在搞果园，但想不到面积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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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幽默的回答说：“你眼睛看到的还只是很少的那部分！”这样的对话耐人寻味，别有一番深意。

褚时健的果园总共有2400亩，有34万棵果苗，他说，这样的规模在全国来讲，并不是特别大，“我不追求数量，我只追求质量。”而对于多年的低调，他说：“质量好了，口碑就好，所以我从不主动宣传。”

这样的话语很容易让人回想到数十年以前。上世纪60年代，褚时健在戛洒镇的一个小糖厂担任了10年左右的厂长，之后来才跨入烟草行业。之后，褚时健为烟草行业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狠抓烟叶的质量，终于把握了改革的先机，为云南的烟草行业一跃成为国内的领头羊出了一把力。

如今戛洒小镇颇似一座小县城，而20年前，这里连公路都没有。糖厂甘蔗的清香在戛洒的大街小巷里飘扬，褚时健的二次创业再次选择在这里并不是偶然，他说：“我熟悉这里的气候，这里也有很多我熟悉的人。”在外人看来，这其中或许还有一些乡土情结。

如今褚时健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品牌，不久前，昆明一些销售商打出了“褚时健种的冰糖橙”的广告语，销售异常火爆，这让褚时健本人都始料未及。

“真诚是我成功的基础”

一封举报信将褚时健拉入了其人生的低谷。1995年，中纪委收到一封举报信，反映河南洛阳个体烟贩林政志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家人行贿取得卷烟指标。紧接着云南省委便着手调整玉溪卷烟厂的领导班子，褚时健显然没有意识到近在咫尺的“危险”，后来还走得更远。

1995年，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红和妻子马静芬分别被收审。1995年12月，褚映红在牢房里留下一封遗书后自杀身亡；马静芬也于1996年4月正式被捕。一年后，褚时健被监视居住，并于1997年7月正式被捕。1998年9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审褚时健贪污案，这是云南省第一次在高级法院审理一审案件。由于褚时健和红塔集团的知名度，案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

2002年，70多岁的褚时健因患严重的糖尿病得以保外就医，也就是从这年开始，他转身投入水果行业。从意气风发大批人生谷地，再到如今的二次创业，对于经历的风雨，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已淡然。

如今，82岁的褚时健精神矍铄，说话的声音沉稳清晰，走路稳健有力，他不需要拐杖，当有人要搀扶他，他多少有点拒绝。但他的耳朵已经不再灵敏，和他说话，必须附耳于其左右。尽管每个月都能从玉溪市和戛洒之间来回跑两三次，但褚时健承认说，这几年，觉得自己老得快了些。

他的满头银发里，夹杂的淡黑的那部分，已经越来越难以让人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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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的白衬衫有点发黄，卷开的袖子口有黑色的污渍，他说，自己身上的衣裳都是廉价货，而且他没有修边幅的习惯，以前去美国，他也坚持不打领带。

褚时健说，如果自己这辈子还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的话，那就是真诚，他用诚心感染周围的人，从而一度缔造了自己的烟草帝国，同样，他再次用诚心为实现自己二次创业的辉煌奠定了基础，并声称要带领园中打工的农户一起走向富裕。

不少人对褚时健提议，应该出本个人自传的书，但他自己并没有这样的打算，他认为，如果要留下精神上的遗产，倒是很希望有本家书给后代看，如果有一天，褚时健的后代有了比他更杰出的人物，大家如果认为是因为受了他的影响，就心满意足了。

记者和他的谈话是在当天的晚餐后进行的，他说只聊半个小时，要早点休息，但是在不知不觉间，一个小时就过去了。记者并不愿意以采访的名义占用一位老人更多的时间，他需要休息，而且在说话时，他有一支接一支抽烟的习惯。在一个小时的谈话后，他站起身说，这样的对话不一定深刻，希望有机会深谈。不过在记者看来，对话虽然简短而匆忙，但是其中一些内容，仍是耐人寻味的。

褚时健与记者畅谈果园及经验 记者：储老，能介绍一下您的果园吗？

褚时健：我们果园面积5平方公里，占地2400亩，共有果树340000棵。目前，果园农户210人，公司管理人员40人，临时工100余人，整个加起来近400人。来年我们还要换品种，严格要求达到高质量，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控制在20万棵之内。

记者：冰糖橙跟其他橙类相比有什么特色？

褚时健：其他品种的橙子一般是甜而腻，塞牙等不足。我们的冰糖橙做到了清甜、水分足、不塞牙、口感好，因为施的都是无公害的有机肥，所以有益于身体健康，吃多了也不上火。我们种的橙子所含的糖酸比是18比1，其他橙类是很难达到这个标准的。

记者：发展果园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

褚时健：主要靠以前积累的人脉和自己的人品，东借西凑来1000多万元，投入了果园基础、发展建设。估计今年，最多明年，这钱就能还清。搞果园借了那么多钱，再多借我也会心慌。

记者：对自己的果园是怎么进行管理的？

褚时健：分配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是实行家庭“分片”承包责任制，充分发挥农户的主观能动性，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具体表现在，将果园划成片，以3000-5000株为标准，分包给农户，平常每月给农户发500元的基本生活费，等果子成熟后，按果子质量，以每吨不同价格向农户收取，收多收少，切身关系到农户的收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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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充分调动了农民的主管能动性，有的农户基本上天天都在自己片区的果园“打滚”，为了便于管理，增加收成，有的农户举家在山上，果园修筑了临时房子，吃住都在了山上。

记者：那技术方面怎么解决？

褚时健：主要是加大科技投入，进行科学管理，果园有专门的技术员，我每个月也亲自到果园来看两三次，给他们进行技术指导，如果园的剪枝、施肥、除虫等。再一个，我们以打造绿色食品为宗旨，所以都以有机肥料为主。在肥料的配制方面，我们是非常有讲究的，很少有人能做到如此标准，我们的肥料是自己的配方，成本在200元每吨左右，可是我们的肥料比市场上1000多元每吨的都要好。我们用自己的肥料，已经将这里的土壤结构都改变了。

记者：农户的收入如何呢？

褚时健：因为农户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了起来，我们又对其进行科学指导，技术、肥料又由我们提供，这样他们承包的果园自然能够得到丰收。去年收入最高的农户家庭达到了24000多元，最低的也有12000多元。这比他们平常做农活2000多元的年收入家庭，要高出好几倍。收入的好坏，直接刺激了这样他们的主观积极性。目前果园有50余农户家庭，也有少数几户因懒散，适应不下去，结果放弃出局的，比如有一个，成天到处跑，找人打麻将，这样肯定不行，自然会被淘汰，做不好他自己也会害羞。

为发展果园 ，通宵学技术

记者：二次创业为什么选择种植冰糖橙？

褚时健：我弟弟以前也是搞水果行业的，从他那里了解了中国水果行业的相关情况。美国的水果一直在世界前列，所以我不服气，我就想到了搞水果。我尝了很多冰糖橙，湖南的，国外的，感觉都还有不足。后来发现橙子含维生素多，吃了对身体有益，又容易储存，所以就下狠心种这个果子。

记者：你以前精通种橙子吗？

褚时健：懂是懂一点，但谈不上精通。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父亲40多岁就去世了，当时我才10来岁，家里很穷，读高中时，一天的伙食费只够吃一餐，我除了下田地，干农活之外，还要帮助母亲，支撑整个家庭。对农业、对土地上的事情还是懂一点的。后来“出来”了就跟人家去学技术，也买来大量农业种植技术方面的书，慢慢的学。

褚时健老伴：他“出来”后着手种橙子，天天研究种植技术。如果遇到橙树出了什么问题，不管我怎么催他，他一个晚上都不会睡，看书看通宵，直到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虫害，病害他摸索了好几年，现在比精通种植业的技术员，还懂得多。

种橙，他想与外国人一攀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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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说自己弄果园是闲不住，可这应该不是真正的答案，对吗？

褚时健：以前我在玉溪烟厂当厂长的时候，每天都要干12个小时。我对我的员工说，你们干8个小时，我就给你们8个小时的工资，干12个小时，我就给你们14小时的工资。那时候我们的资金不如人，装备不如人，牌子不如人，只能没日没夜的干，工人的积极性就这样调动起来了。我说我闲不住这点是没有错的，也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我晚年有个保障。

褚时健老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任何一个农民)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记者：以前你是公认烟王，现在你是果王吗？

褚时健：社会都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是不是果王，不是我说了算。我是做事的，评价是别人的，我给自己打个80分吧。我的果园还需要再努力，目前的产量在全国不是最大的，但我应该做到最好。农业上、土地上的东西我懂一些，刚刚做烟草的时候，是高一脚低一脚地下地，后来做果园，也差不多。那些朋友在我园子里很惊讶，我褚时健把果园弄这么大，我自己觉得，这只是时间的问题，目标迟早有一天会实现的。我的果园也把果皮色泽的问题解决了，我就敢和美国的新骑士比了，估计两三年的时间，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记者：您是怎样打造冰糖橙品牌的？

褚时健：前两年我们一直很低调，一个是为了修炼“内功”，空下时间潜心钻研、发展橙子种植。现在条件慢慢成熟，我们正在加强打造自己的品牌。现在我们很少宣传，主要是通过自身高质量的产品，去撬动市场，让老百姓自己去评价。

记者：家里人支持你现在的事业吗？

褚时健：我老伴特别支持。只是儿子瞧不起，也不肯学，不想继承我的事业。 记者：那你的种橙事业后继有人吗？

褚时健：有的，我的外孙女很支持我，她留学回来后，已经多次到果园来学技术，学管理。她说以后来继承我的事业。

“面对挫折不要消沉，做事业需要野心但不能脱离实际”

记者：你的人生大起大落，对于年轻人，你能不能教他们如何面对挫折？

褚时健：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消极对待，要积极对待，一定要心宽，做到心宽不容易的。我的一些老朋友，一遇到挫折就消沉下去了，这不行，越消沉越就站不起身来。人生不要有太多计较，要向前走，要相信一年比一年好。

记者：您是一个非常珍惜时间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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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不但是我，在我们玉溪，原来的厂里，现在的果园，我们的工人或许讲话不多，但做起事情来，绝对是认真的人。

记者：作为男人，必须有野心吗？

褚时健：人啊，对很多东西的希望值最好不要太高，不要计较过多，计较过多了，上级处不好，左邻右舍处不好。一个好人会发现好人，一个坏人专门发现坏人，遇着好人了，就踏踏实实干，实实在在干，迟早也会被发现的。但人必须有野心，没有野心不行，这个野心是有基础的，不能脱离实际，也要有基本的道德。现在我想清闲了，棱角磨得差不多了(笑)。

记者：你现在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褚时健：以前是喜欢抓鱼、打猎、打篮球。现在是种菜、看报纸、看杂志。 记者 刘木木 赵伟 文 本报记者 金林 图( 来源：生活新报)

管彤贤的背影与褚时健的橙子

2010-05-28 00:37:00 来源: 经济导报(青岛)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刘胜军

对国有企业而言，惟有在管理层激励上实现突破，国有企业的发展才能长治久安，才能让管彤贤的背影不再孤独，才能让褚时健的日子如橙子般香甜

2009年底，76岁的振华重工创始人管彤贤宣布退休。17年前，花甲创业的管彤贤带领几个人成立了振华重工，如今的振华重工占领了全球80％以上的港口机械市场份额，9年来稳居世界第一，堪称中国制造的一朵奇葩。与令人赞叹的业绩对比鲜明的是，管彤贤既无高额的薪酬，又无任何个人持股。虽然从产权上讲，振华重工属于国企，但作为创始人的管彤贤所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与管彤贤非常类似的一位企业家是烟草大王褚时健。他从1986年起,将红塔集团从几千万元的“小不点”公司发展到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的“印钞工厂”。不同的是结局，“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褚时健说。结果，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后于2002年保外就医，在云南哀牢山经营一片2000亩的果园农庄，成了养橙专业户。

在笔者看来，管彤贤从容退休靠的是觉悟和极强的自制力，褚时健伸手被罚，虽然违法但属人之常情。有高尚觉悟固然令人敬仰，却非造就一流企业的普遍途径；人之常情固然有点俗气，却是企业发展的制度基石。古语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为管理人员提供合适的激励机制，才能吸引优秀人才并充分激发其创造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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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洞悉这一点并善于以此激励下属的企业家中，任正非和柳传志堪称楷模。创业初期，任正非就提出一个口号：“绝不让雷锋吃亏”，并许诺员工买大的房子，以便在阳台上晒钱。任正非强调与员工共享财富，其个人直接持股仅1.42%，华为9.5万名员工中，持股员工比例达到了64.69%。

羞于谈钱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诲深入人心。但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特别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管理层激励是降低代理成本、确保管理层最大程度地为股东利益服务不可或缺的有效机制。

合适的管理层激励也是实现管理层顺利交接的重要条件。柳传志说，“今天，退下来的创业者都很高兴，生活得很愉快，原因是年轻人上去以后，他们的利益有保证，机制的保证非常关键。”如果缺乏对退下来的管理层的利益实现，他们就会通过任人唯亲的非正常方式来延续自己的利益，而不能从股东利益出发选择最有才干的接班人。

企业家的胸怀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华为和联想的案例非常有力地诠释了这一点。对国有企业而言，惟有在管理层激励上实现突破，国有企业的发展才能长治久安，才能让管彤贤的背影不再孤独，才能让褚时健的日子如橙子般香甜。

当然，在国有企业管理层任免行政化的情形下，管理者并非真正的企业家，很难通过经理人市场去合理定价。在现有体系下，央企引入职业经理人的努力也带来了尴尬和扭曲：工商银行最近聘请了德意志银行原中国区总裁张红力为副行长，但不难想象其薪酬将高于他的上司。要消除扭曲，惟有从根本上摒弃组织部门对企业人事的干预，把管理层的任免与考核彻底交给董事会，真正实现国企管理层的职业经理人化。这既需要观念上的突破，更需要改革的勇气。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经济导报）

褚时健夫妇来昆探橙市

http://www.yunnan.cn 发布时间 2009-01-08 10:23:49 星期四 来源：云南网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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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82岁的褚时健与其76岁的妻子马静芬现身昆明市茭菱路上的一家水果摊，他们详细了解了自己所种的冰糖橙在昆明的销售情况。谈到种植，他说：“大自然有很多的问题，但不管做任何事，都要想法子把它做到最好！”褚时健对自己种冰糖橙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做任何事情 都想把它做好”

昨日一大早，褚时健和妻子及助手从玉溪出发，直奔昆明市茭菱路的丰宁平价水果超市，这家水果超市是褚时健种植的“云冠”牌冰糖橙在昆明的几十家销售点之一。10时左右，一辆云F牌照的白色丰田车终于抵达了水果超市，超市老板吴应虎立刻兴奋地小声说：“褚老来了，褚老来了！”丰田车缓缓停下，车门打开，下车的却是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吴应虎扶着她走向水果摊，而褚时健却坐在后座上并没下车。

超市老板向马静芬介绍了冰糖橙的销售情况，记者则趁机向褚时健表明身份。褚时健并不像某些媒体报道的那样难以接近。问他为什么不下车看看，他回答自己从玉溪赶来，身体有点困，想在车上休息一下。记者问他种植水果对他来说是从零开始，是不是遇到了很多困难，他笑呵呵地回答说：“现学现卖，我闲不住，做任何事情都想把它做好。”他说，2008年年初的南方雪灾给他的水果事业带来了损失，但目前冰糖橙的销量还比较乐观。

为种好橙子 老人自研肥料

褚时健耐心地介绍说，肥料直接决定了冰糖橙的质量，为了配制出适合在玉溪河谷地带种植冰糖橙的肥料，他经过5年的钻研，终于取得了效果，如今他已经拥有一家储量为5千吨的肥料厂，“我们的水果在江浙、广东和东北都有销售，肥料的营养成分很关键，否则橙子不是太酸就是太甜。”据了解，现在褚时健的果园面积为2400亩。

记者征询能不能给他拍张照，他立刻爽快地答应了。褚时健一头浓密的头发黑白相间，脚上套着一双休闲皮鞋。在水果摊上，他还品尝了其他品牌的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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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说：“他的情况你清楚吗？人生大起大落，我们做这行，最开始也是为了生存。我们的冰糖橙口感纯正，甜而不腻。”马静芬透露，去年，褚时健对冰糖橙的口感不是很满意，老人一门心思想办法对付这个难题，急得天天晚上看书。据了解，现在两位老人的分工很明确，褚时健负责水果的种植，而马静芬则负责销售，“我们是两个病人，他有糖尿病，我得过癌症。”褚时健和妻子还热情地邀请记者明年到他们家的果园去赏花。记者问褚时健将在昆明呆几天时，他说：“下午就要回去，昆明我呆不住！”本报记者 刘木木

□ 相关资料 “烟草大王”变身“水果大王”

褚时健是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曾是中国有名的“烟草大王”。1928年，褚时健出生于玉溪一个农民家庭，1955年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褚时健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其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1995年2月，一封匿名检举信指控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贪污受贿。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褚时健被判刑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2002年春节办理保外就医。如今，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回到了玉溪，在哀牢山经营着一处两千多亩的果园农庄。

褚时健：这辈子 没遗憾

记者 李继升 摄

人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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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腊月，褚时健出生在玉溪市华宁县一个普通农民家中。 ■1979年，52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

■1986年在褚时健的带领下，玉溪卷烟厂实行“三合一”制度，即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专卖局、玉溪市烟草公司合而为一，所有的大权全部集于褚时健一人身上。

■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

■1996年12月28日，被有关部门带走。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服刑两年后，刑期减为17年。 ■2002年，因为严重糖尿病，被批准保外就医。

一辈子的人生跌宕起伏，少年义无反顾参加革命，反右不力被打成右派，18年打造红塔帝国最终折戟，75岁保外就医，在哀牢山下承包2400亩荒山，种起了橙子，重新书写人生。回首这一生，83岁的褚时健说很多事情问心无愧，对过去自己已经看得很淡，这一生也没什么遗憾了。但在说起过去那段日子时，褚时健不停地喝水，长时间地停顿，眼睛发红，嘴角蠕动??

晚年生活

人生七十五方开始

2010年6月间，我和同事来到被称为云南“第一村”的玉溪市大营子街，这里的村民对玉溪烟厂和褚时健充满感激之情，因为他们的富裕，与后者的慷慨帮助分不开。

而褚时健的住处，就在大营子街的一个社区里，很朴素的一座3层楼，白色外墙。从外表看，还不如他的左邻右舍装修一新的楼房漂亮。

褚时健和他的妻子开了大门，将我们迎进屋里。老人衣着朴素，脚上穿着一双袜子，套着一双拖鞋。人看起来显得有些疲倦，但炯炯有神的双眼让我想起了猎人。我听说，老人喜欢打猎，曾有过一枪打死两只山猄的壮举。

这位80年代叱咤风云的褚厂长，已是82岁的老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第二天一早，我们随同褚时健前往哀牢山果园——他保外就医后，就到妻子承包的果园里做了一名“打工者”。

玉溪烟厂一直为褚时健提供贴身警卫、秘书、保健医生和车辆服务。那天开车的，正是跟随他20多年的老司机，也曾因褚时健问题被“双规”审查。

褚时健告诉我，这片果园是2002年才开始种植的，他们两位70多岁的老人上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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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连路都没有，但现在已经有了“褚桔”这一优质品牌。

褚时健说，附近村民每年的收入才2000元人民币，但这里的果农每年就能收入2万元。“我们的工资还在调整， 种得好的话，每100吨我们还给奖励，年收入5万元不在话下。”

从烟草种植专家到柑橘种植专家，褚时健在70多岁之后逐渐完成了人生的又一跨越。 辉煌与陨落

严重违法违纪被判无期

和一位83岁的老人促膝谈心，他有无限感慨。说起妻子、子女跟着他受了好多年的罪，一脸的歉疚，毫不掩饰；但论及自己接手出任玉溪烟厂厂长时的艰难，以及其后不断创造的业绩，那一双原本就炯炯有神的眼睛更加明亮。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际烟草行业开始技术换代，旨在提高产量和质量， 国家烟草总局将西南地区引进一套先进技术的指标给了贵州，但贵州没要。因为谁要就要准备两千多万美金。后来这个指标就给了云南，但没说准确定给哪一个厂。

褚时健听说此事，便和副厂长一起坐车前往昆明。当时整个玉溪烟厂的固定资产才7000万人民币，全部抵押贷款也不够两千多万美金。但褚时健已经意识到新技术和新设备对企业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他们宁愿将全厂抵押给银行，最终引进了新设备。

由此，玉溪烟厂80年代中期在全国崛起。玉溪烟厂生产的红塔山、玉溪、红梅牌香烟在全国供不应求。由于烟草行业价格体系实行双轨制，造成了香烟价格在计划内外的巨大差价和丰厚的利润空间，使得烟草业成了一个暴利行业。有了批文，一倒手就能赚钱。因此，想从褚时健这儿拿批文的人就太多了。

1995年，贵州省一些退休老干部向中纪委举报，结果将一个贵州省的领导给端了出来。在查案过程中，发现这个领导的老婆，从云南批了上万件红塔山香烟。

中纪委发现贵州省的腐败情况，给中央打了报告。中央要求要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子女在云南以烟谋私的问题。

但褚时健的妻子出事了。河南一个搞烟草生意的人说，批这个烟是通过褚时健的老伴介绍的，这样中纪委就把褚时健老伴周围的人，包括她的亲戚、弟弟，还有她的侄子押往河南。不久后，又把褚时健在珠海工作的女儿褚映群带走，褚映群后来在河南自杀了。

1996年12月28日，褚时健被有关部门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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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月，新华社发通稿：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经过联合调查取证，已取得重大突破。褚时健被控和红塔集团其他几个领导人以私分形式贪污公款355.1061万美元，褚时健得款174万美元。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服刑两年后，刑期减为17年。 2002年，褚时健因为严重糖尿病，被批准保外就医。 对话褚时健

对过去，已经看得很淡

比我差的人还多得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谈过去 ?

很多事情问心无愧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辈子你真的是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参加革命义无反顾，右派16年，改革开放30年，回想自己这一辈子，你怎么看？

褚时健（以下简称褚）：总体来说，每次在情绪上是受到很大冲击的。但一般说来，我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总体觉得很多事情问心无愧，现在已经看得很淡。

记：你这辈子成名于烟厂，对玉溪烟厂、红塔集团的感情怎样？

褚：感情还很深。现在的领导人有时候还是要问一下，说看看这个事情对不对。我是非常诚恳的，我能看到错与对，爱提意见，希望他们做得更好。集团的负责人都很能理解我，我也理解他们的很多困难，我也乐意帮助他们。

谈心态 ? 现在都淡忘了

记：任何改革，都需要一些先行者，你应该属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一位先行者，先行者可能要付出代价，后面发生的这么多事情，和当年反右斗争承受的打击是不一样的。我不应该给你提起难过的往事，但是你现在有时候回想往事，不觉得自己很悲苦吗？

褚：现在都淡忘了?? 谈生活 ?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记：这辈子还有什么遗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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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要说遗憾嘛，基本上也不用遗憾了，反正比我差的人还多得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我自己也觉得可以了。

记：见到你的第一印象，我想到了豁达两个字，一辈子总为别人着想的人，有时候会活得很累，是这样吗？

褚：这样子觉得自己舒服点。 记：你是说自己吗？

褚：自己会觉得舒服点，像我老家现在还很穷，我能给他们解决点问题，自己也感觉到心里舒服了。

对话马军

他“很能抓老鼠，但同时偷吃了鱼”

如果及早在分配制度方面，尽早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相信褚时健不至于会犯这样的错误。

谈案子 ?

接案最难在缺法律

记者：接这个案子最难的在什么地方？

马军：有关辩护的重点在于褚时健为什么最后会去分这个钱，但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及公司企业内部的分配问题。

过去的60年间，我们在分配制度方面，我们的按劳分配无法界定， 这些法律的缺失、制度的缺失，以及一些众所周知的人为因素，你能说我们的分配制度完全公平、公正吗？

褚时健担任玉溪烟厂厂长期间，给国家所做的贡献，上缴的税利是有目共睹的。但褚时健平均每个月3000多元人民币，这样的分配无法体现按劳取酬的原则。

谈辩护 ?

须给能干的猫多吃鱼

记者：也许就是褚时健这个案子，国家才开始正视和改善国企老总收入的问题。 马军：我也考虑褚时健案子的辩护，应放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制度背景之下，不能只是就案办案。在这次辩护中，我提出了“富庙穷方丈”的观点，我说我们这个国企领导出问题都是“穷庙富方丈”，你把一个企业搞跨了，但是这个领导人个人发财了，这个定要打击不可，但褚时健却是一个把穷庙建成富庙的方丈，眼看着庙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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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偷了点灯油回家炒菜吃，被抓住，多可悲呀。第二个观点是必须给能干的猫多吃鱼，黑猫白猫，也有好多种，比如能抓老鼠不偷鱼的猫、不抓老鼠也不偷鱼的猫、抓老鼠偷鱼吃的猫和不抓老鼠专偷鱼吃的猫，我说褚时健是属于那个很能抓老鼠，但同时偷吃了鱼的猫。

谈管理 ?

按市场价值规律办事

记者：时隔多年之后，让我们现在很冷静、不带任何情感色彩来看褚时健这个案件，作为一个庞大的烟草行业，难道管理上就没有一点瑕疵吗？

马军：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前无古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过渡期间， 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我觉得像褚时健案件，玉溪烟厂从一个计划经济的烟厂突然转向了市场经济，按市场价值规律办事。如果我们及早在分配制度方面，尽早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按照价值规律确定我们的分配制度， 相信褚时健这样的人，也不至于会犯这样的错误。

（据南方人物周刊 春城晚报）

历史的划痕：不该被遗忘的储时健

(2006-03-02 13:11:05)

风，看不见，只能感觉得到；云，看得见，但总是随风而动。

历史最动人之处在于，当你身处其中之时，你看不见他，而当你看得见他的时候，他又已经不是当年模样。

有一次我问一位应聘者如何理解新闻和公关行业，这位在媒体圈里做了几年的同志颇有些激昂：新闻是告诉世人真相，公关正好相反。 差点儿没被他噎死。

“历史没有永远的真相，现实也没有完全的真相。真相，对人们真的那么重要吗？即便是称为有理想的媒体，所追求的也无非是它所认为的有价值的真相。真相，永远只在事件的过程中存在过。没有人能够看清它。我们所理解的真相，仅仅是我们所认为的真相。”我忍不住用标准的湖南普通话以每秒九个字的速度说了一大段绕口令。不知道他仍然在孜孜不倦地通过他所在的媒体向人们报道着“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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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年代的历史更令人着迷，在纷繁复杂的事件下，那些大人物们也就成了历史的主要线索。在变革的年代里，有些人我们是不能忘记的。就像吴晓波正在撰写的企业史碎片。很多历史，就残存在人物的记忆中。

而对于储时健们来说，这一切，又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中国还要再反复一次20世纪末那20年一样激荡的经济体制和思想变革？就算是，难道还要让储经历一次？当王石拜访完他要离开时，这位77岁的老人淡定地说道：改革，总要付出代价，总有些人是要牺牲的。

一位改变一个行业的创造者，一位影响一代人的改革家，一位成就一个城市的企业家，曾经的叱诧风云，对这位儿子女儿相继自杀或离开的父亲、保外就医后在哀牢山种着脐橙的老人眼里，都只是风云，风云罢了。而即便是心里的风云，仍然具有极大的杀伤力，总还有些那个时代的人物是仍然当权的。 历史，从他身上划过，痕迹，却只在他心里。

转贴《三联生活周刊》蔡崇达的博《哀牢山上寻找储时健》：

一进云南，我就和出租车司机打趣，他问我到这干嘛，旅游，投资？我说不是，我要见储时健，我记得那个司机整整楞了一份多钟才晃过劲来。然后第一句话就是，您可真逗，他要是能见着，你带我去，无论在云南哪里我都不收费。用这个师傅的话说，他在云南可是国父一级的人，云南多少人曾经靠过他吃饭。 这句话不假，红塔集团的这个前董事长，他的延伸产业和带动的经济链条曾经影响云南至少要半壁江山。路过红塔大厦的时候，司机还俏皮得做了个敬礼的动作，他说如果你是储时健的朋友，云南欢迎你。搞得好像他是云南的代表似的。 我确实是要见储时健，通过朋友知道他现在已经回他的老家新平去了，就隐居在一座山上叫哀牢山。为什么选这座山，后来我到了之后把这个问题问他弟弟，当时他的回答是，这座山传说中捆绑着一个天神，他震怒的时候要撼动大力。还是富有英雄主义的想象和暗示，但是我却从哀牢这两个字读出储时健的那种哀伤。

事实上那种错愕再次出现在我要包车去哀牢山的时候，我给司机坦白地说我要去山上见储，他说你要是真是去找他我给你打折——还好他说的是打折，要不亏死他。上路了，一路拐过的山路整整有一百多个弯，每个弯都立着这里曾经车祸死伤多少多少人，山路下面是深邃的峡谷，而且路还是土路，一落颠簸，可难受死我。我们是走到了那个山头我打电话去给储时健的弟弟储时左问路的时候，司机才相信，楞了好大一会儿才说，我给你打半折，我一听乐了，这个淳朴的司机。然后他开始讲民间传说中的储时健。

他骄傲地告诉我，储时健修过一段时间的路，我们走的这段路就是肯定就有储挑过的一担土，他说我爷爷也是修过这段路的，虽然根本当时不知道谁是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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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道他后来会这么牛，但是他爷爷喝醉的时候，就开始说胡话了，再怎么说我可也是和储修过路说不定还喝过酒的——这也有可能，路开通的时候，开了一次宴会。储的出事，在民间版本里不是实在的经济问题，而是说——储触怒了天神。这种说法我后来去采访种烟的农民也和我这么说，意思是这样的，当时储为了种烟草，要新开个大的水坝，而这个水坝就把传说是王母梳妆台的那个什么湖的水给引了一大半，所以王母娘娘生气了。另一种说法是，这个水库所在的地方从以前就是传说中天神的领地，谁碰他谁就倒霉，他还数了从古代到现在很多人物，为的就是证明不能动那块地，但老储心大了，觉得自己谁都惹得起。反正就是一建那个水坝，老储就出事情了。不过在民间的说法里，即使进监狱，老储是不进牢房的，听说第三监狱临时盖了个三层别墅，还配备了一个医疗组，“确实应该要这么，没有老储，哪有他们底下那些官”。

我答应他，我见到他如果有时间会和他聊聊让他评判一下这些传说。那司机憨厚得很，从车柜里掏了很久掏出包红塔山。说那是我结婚的时候珍藏的，你帮我把他送给老储。我也感动了一下。

储时健的房子远远就可以看到，哀牢山最高有两个山头，一个山头是储时健的房子，另一个山头是他弟弟的房子。我刚到，储时左迎上来人，很和气，惋惜地说你上来的那会儿，他刚好被送到医院了，身体有点问题，而且比较严重，你要不后天再过来，不过你现在竟然来了我就陪你聊聊。

那是个好地方，整座山现在就是他们兄弟两包了，种满柑橘。现在他们新的得意是，我们的柑橘中央领导也爱吃。他开始要给我讲他哥哥的故事，不过他半身偏瘫的媳妇却不肯，一直凶着。他硬要讲。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其实我们最近闹了，当时哥哥进监狱的时候哥哥的律师要我们左证，但是有些东西我实在不知道，就不敢去左证，结果嫂子就误会了，到现在，因为哥哥的孩子要嘛自杀要嘛出国都不在了，是我们负责照顾他们，但是心里就是个疙瘩，其实我真不是这样的人，只不过总不能证明我不知道的事情吧。我安慰，对，没关系总是兄弟。他从口袋里掏出以前大家庭的照片，指着说，你看这个侄子自杀了，这个侄女也不在了，说到这，他妻子又在叫，他着急了，我难过不行吗？

根据他弟弟的说法，储时健其实一辈子还真是坎坷，该写本书的，我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写，他说好啊，等哥哥身体好了，我通知你，还说“我年底会去北京送水果给领导到时候我们联系。”储时健确实坎坷，根据他弟弟的说法，他是个硬汉，无论什么委屈一句话都不吭，这种坚毅是去打仗的时候学来的，他们的二哥和储时健一起突击，结果哥哥在他面前被打四了，当时火力很凶猛，整个部队都在撤，“储时健就是不撤退，硬是一个人冲到里面一个人把哥哥的尸体扛回来。”

储是一个少年得志中途没落再度得志的人，二十出头就当过生产大队的头，后来因为文化革命被下放过，再后来到了当时谁也不去的玉溪卷烟厂当厂长。储的发迹来自于国家因为云南地震，当时没有钱赈灾，所以经过考虑出台一个规定“特许云南作为烟草试点省放开烟草买卖”。以前各个省的烟草只能在本省销售，所以就当完成任务一样，大家应付着生产，放开以后，就意味着只要储能做得口感比其他省好就能大举进军，而其他省根本没有竞争的意志和意识，所以当他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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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地以自己的性命做抵押贷款进口德国的机器后，当他的红踏山在包装和口感上一下子上了好大一个台阶，红塔山成为当时的抢手货，从口感的闻名再到身份的象征，红踏山开始被恶炒。根据储时左给我说的，当时全国上下大官小官都在找储时健，因为批发到一箱红塔山等于赚到2万，所以谁都要这个批发权。 红踏山红了，老储也开始站到风口浪尖上。利益很难平衡的，某部队高官要多少箱，其他就要攀比，省某领导要多少，部委某领导就要多少，所以“你说老储多悬啊，没有平衡好，得罪谁就有想搞他的人，然后有人会出来帮他，帮完他又要加量，结果又一次新的不平衡。”储时左说，他心想后来老储出事没有人出来顶是因为，老储后来发火了，谁也不给，结果很多领导都针对他了。

储时左当时还讲了个特别好玩的事情，以前每到季节老储总要下各个山区的田去看烟草的质量。“当时就像什么出游一样，前面是警车开道后面是各地官员跟着，每个人嘘寒问暖的就想要个批发权。”

我觉得储时左的这段讲述很精彩，他把老储做大的空间和要害都点出来了。可惜他就说不清楚后来那段，他一会说，后来储出事是他自己想着要退休了，确实想占些钱。等一下又说，但是想想奇怪这么厉害的人，怎么会这么直接，而且要的只是一两千万而已。一两千万不就一万箱红塔山的批发吗？他说他曾经怀疑是有人栽赃，但是老储一直不肯说，连律师问他他都不说，就说认了认了。 不过公允一点讲，当时储的养老政策确实比较低，根据他弟弟的说法，照标准，他退休就一千多。这怎么对得起一个这么牛的人。心理不平衡我想也是应该。但是国家可能也认为，你能有钱赚，还不是我给你的机会，你还装牛（事实上确实有领导这么指责储）。

要回去的时候，储时左带我去看了储时健他家。他们家很逗，可能也是为了以后做个纪念吧，或者证据吧，所有人要进他家前都要先在登记本上工工整整地写上姓名电话证件号码。我看到，即使听他弟弟的说法老储拒绝了很多人，但还是看到上面竟然有中央某部委领导、省的领导更多，不辞千辛万苦跑到这个山沟沟看这个已经下台的枭雄。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回家的时候，储时左一直坚持不让我回去，他说晚了山路危险，我也觉得是，但是实在不好意思或者说不敢在这里住，一来我其实当时心理莫名恐慌，我实在不习惯这种俯视人间的居住方式，再来隔天还要赶去120多公里以外的红河集团，找老储的大弟子邱健康，现在他可是云南的牛逼人物，好不容易说服的。而且我知道要是住他家，连睡觉起来方便都不敢，憋死自己。

所以还是坚持下山，还好那个可爱的司机信心十足说别怕，我当过军队的司机，也有十年驾龄了——这个和老储的司机一样，那个司机是从部队特意抽调来的，为的就是怕老储身体不好有时候需要第一时间到医院。我们终于还是下山了，下山的时候储时左很客气地送我三箱柑橘，一箱叫我给邱健康，一箱给我们杂志社的同志，一箱要我自己留下。还说叫我后天再来看看。我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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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的时候，说真的心里真是慌，好几百个弯，有时候一些石头往下面掉久久都没有听到回音——真他妈深，路也真他妈窄。突然想起储时左说的，很多官员也是拜访到晚上才回去，妈的这种路叫我晚上走第二遍我可不肯，他们竟然还一直往这里钻。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邱健康是不见客的。这是见到我之后红河总经理给我的第一句话，你是这四年来第一个能采访邱厂长的人。邱健康作为储时健的大弟子，被当地政府好说歹说从储的身边挖走了他。而现在的邱健康俨然接班储成了新一代的烟草大王。 要见邱厂长之前，红河还特意请我去参观邱厂长设计的市区。确实可以说是他设计的。红塔所在的玉溪市区，一半以上其实就是红塔集团的宿舍和工业区。而弥勒市区甚至三分之二都是红河的。说他设计的，还有个原因，以前弥勒是没有水的，邱健康就叫人在市中心挖了个大湖。挖了个大湖也感觉很不像海，邱就干脆造了大片大片的人造沙滩，还在水中搞仿真的岛屿。现在去看，真像个天然的大湖。湖旁边是一个层层流淌下来的温泉，温泉是本来有的，但是以前住着人，邱把这里搬迁好，设计了个非常漂亮的度假温泉区。这些让我赞叹的东西，大到整个构图小到一块砖头，都是邱亲自挑的。其实到后来的邱，已经把厂子完全放给新一代的人，他就热衷去实现小时候的梦想。

这就是烟草给他的权力,像玩大的过家家一样。他能给这片地区的人们，按照他童年的想象造一个他认为的天堂。事实上当我在红河宾馆大厅里见到邱健康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他这个人，权力没有带给他骄纵，而是放松，像个小孩子一样，他很认真地给我讲述他和储老刚开始的困难，讲他小时候贫穷的家乡，讲他的梦想以及他现在按照他小时候梦想正在做的事情——建设，设计整个区域。 我欣赏他还一点，我采访他的时候，中间有三次电话进来，是省市领导说服他接受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他还是拒绝了。我不是欣赏他这种做法,而是从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比储时健更明白、看透很多事情的人。储有太多在乎，有越来越多的需求，而邱学习比较多的淡定。有在乎的东西就要卷入争夺和捍卫中，也难免失去和失败。其实邱之所以开始“玩”，有个背景，三年前邱的权力大了，省市领导试图在做一些动作牵制他，他明白之后，就干脆说要辞掉厂长，后来没有让他辞，但是他已经让自己全部都不管、投入享受。根据红河的人告诉我的，邱有五分四的时间全都在工地上，他玩得那么开心，可见是真诚地喜欢。这很不容易，事实上当时被省领导从储身边挖走的还有二弟子三弟子，先后当过各地卷烟厂的厂长，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但除了邱全都因为种种贪恋而落马，自杀的自杀，入监狱的入监狱，就邱健康还这样开朗享受地在这营造他的梦，所以我欣赏他，他这种活法其实很奢侈。

我要离开的时候，邱厂长知道我还要去找储，交代了句帮我问好，说我想他，叫他有空下山，看看我造的这些，多好看的东西啊。我当时听了甚至觉得有点稚气的感觉。呵呵。可惜后来因为时间太仓促，而储的故事又太强大——里面有权力、阴谋、斗争，所以我的报道大量都被储的故事占据了，这可能也因为通宵写稿时间太着急了，我很自责。我应该把他写出来的，他的故事很好。而且他的故事可以和老储形成一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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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将橙子采摘后，果子就在果园里进行第一次统计，并按个头大小分装。公司办公室主任普元星介绍说，最忙碌的那一天，从果园运出去的橙子达130吨，整整动用了9部东风牌大货车。果子直接运往玉溪市大营街的分厂，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1月，每天出厂的40-50吨冰糖橙经由这里，陆陆续续销往各地。

几乎每个上午，褚时健都要来厂里走一遭。负责装货的工人们说，这个老头没有名人的架子。12月7日，南京金箔集团市场部经理刘广富特意带助手来到厂里，一次性买走了30吨冰糖橙，这笔生意的成交价为24万元，冰糖橙将作为礼品发给公司员工，每人一箱。“主要是看中褚时健的名声。”刘广富说。

昆明市茭菱路丰宁平价水果超市老板吴应虎喜滋滋地介绍，和去年相比，今年的“褚果”，无论颜色还是味道都有了飞跃。上一季吴应虎一共卖掉了20吨“褚果”，一直卖到今年春节。2009年，从11月初开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吴应虎就已经卖掉了17吨褚果，“这次至少也能卖掉40吨”。

“褚果”在市场分三个等级销售，价格上各家水果店可能略有差异，以丰宁平价水果超市为例，褚果分为1级果、优级果和特级果，每公斤价格分别为6.8元、8.8元、10.8元。吴应虎说，就价格来看，“褚果”的利润空间并不是很大，“但顾客就是认可它，而且只要卖得好，公司会给我5%的返点。”细细估算下来，他销售“褚果”能赚取10%-12%的利润。

最后的7%

12月是褚时健最忙的时节，“今年我们的果子销售非常好，我们现在只有一台洗果机器，机器只要出一点故障，第二天货就发不出来。关键是我们的质量，要做到一年比一年好，这样才一个带一个来买。”迫于高产量和价格竞争的压力，“褚果”的批发价今年低了1元。

家中有三个保姆，她们负责82岁的褚时健和妻子马静芬的起居。褚时健习惯了6：30就起床，这时候保姆们都还在睡梦中，闲不住的他就开始给大家弄早餐。“我常说，不知道是保姆在照顾他，还是他在照顾保姆。”马静芬说。褚时健说，他现在做的是明年的事情，“我们的土壤已经进行化验，结果也出来了。我们要根据这个结果，对明年肥料的配置做出调整。我们有五、六个人一起讨论，有时大家谈不拢，最后还是要我拿意见。可以说，他们都很信任我。”?“果园做这么大，你的理想实现了吗？”我问。

“还没有。”他脱口而出。“那究竟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才满足？”他站起身，从茶几上拿起一个小橙子，这个橙子的表皮布满粗糙花纹。他给客人端详，语调浑厚：“和美国进口的冰糖橙相比，色泽上我们已经赶上了，但我们还有这样的小橙子。别的橙子我们卖8块（1公斤），这个才卖3块。搞这个的话，我们就亏本了。”褚时健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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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这种果子的产量占到了7%，有人说是风刮的，有人说是虫害，果子是我的，原因认真查，力争来年将问题解决。”这7%，是褚时健2010年最大的敌人。

“你愿意承认，这样的丑果子也是褚时健种出来的吗？”“我的果子，别人认得，我也认得，别人要想冒充也冒充不了。丑果子也是我的，我们只在玉溪市场销售。其实这种果子的味道很好，但我不希望它表皮花，不好看。”说完，他随手将手中的小橙子切成4瓣，分给大家品尝。

农户才不管你是不是褚时健

作为曾经的“烟王”，褚时健只有在谈话时，才有抽烟的习惯，“以前美国有个调查机构，说抽一根烟减少寿命5分30秒，我对这种说法不当回事，很多人，抽烟抽到90岁。我三天一包烟，没有什么感觉，但喝酒对我有影响。”对于果园，如何平衡果农的利益，让这支队伍趋于稳定，是褚时健经常思考的问题。

目前果园农户有104户，两百余人，分为三个组管理，约有14%的农户是原来农场留下的，后来大家相互介绍，加入褚时健的团队。90%的农户来自戛洒和水塘两镇，另有9户来自普洱市的镇沅县。果苗是褚时健的家乡华宁县弄来的，通过多年的培育，果实味道已大为改变。农民讲究现实的东西，不一定相中褚时健的名气。

为了留住果农，今年果园新增了一项福利，即果农可以从他们入园的那年算起，每年递增100元的工龄工资。每户果农承包的果园面积大概在23亩左右，从开花、施肥到打药、修剪，每个环节都很重要，所以他们吃住都在山上。房子是公司的，里面有沼气，需要买生活用品，就骑摩托车去山下的戛洒镇。他们每月从公司领取500元的生活补助，工具和农药的钱都是公司承担，果农需要学习技术并付出劳动。

12月中旬，果园里还挂有600吨的果子，为了保证品质，公司要求大家在限定的时间内摘完。天还没亮，果农们就起床采摘了。果子摘完，接下来的功课是施肥，以补充果实带走的营养。

也有农户认为很辛苦，一年到头都住在山上，几乎失去了自由。42岁的农民胡九陆说，老家的土地被泥石流吞噬，果园一开建，他就和妻子来到山上。他算了一笔帐，如果两人的年收入不能达到3万，日子就难以过下去。胡九陆说，“果农之间有竞争，如果谁的产量低，公司也会说，养不起你，可以走了。”如今，胡九陆已经掌握了全面的技术，遇到病虫害，不用请教技术员，自己就知道对症下药。

这一年胡九陆一共收获60吨冰糖橙，和几乎所有果农一样，产量都有提升，只要年终公司的“收购”价不低于去年，两口子3万元年收入的目标即可实现。

对监守自盗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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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褚时健将2月份被邀来赏花的几个老朋友又带来了。但这次他们没有下车，只是在果园里慢悠悠地兜了一圈。

昆明烟厂曾经的厂长瞿静怡说：“上次我们来赏花，这次来分享你丰收的喜悦。”瞿静怡也80出头了，年轻时去北京学习，和褚时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一大早，助手给褚时健注射了一针胰岛素，那是抑制糖尿病的药物。吃完简单的面条后，瞿静怡一行就返回昆明，褚时健却还要在果园里逗留半日。

他来到新来农户王光荣的地里，那里种有一些稀疏的果苗。褚时健说：“你得把地弄得平整点，赶紧种黄豆(3874,41.00,1.07%)。”王光荣问：“黄豆种来吃吗？”“不是，是做绿肥。”他还告诉王光荣，果苗根部覆盖着枯叶，是为了保住水分，但同时也要小心下面藏着的看不见的白蚁。

在硬寨梁子的作业区，褚时健听取了下属关于两果农监守自盗一事的汇报，大家给出两种意见：开除或者罚款。12月8日晚，农户资某和鲁某合谋，在鲁某负责的片区，分别盗取650个和452个果子，准备下山偷卖，不料被抓了现行。这个5人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家贼难防，应该杀一儆百，不但要按公司规定给予罚款，甚至可以将两人开除。褚时健补充说，两人2009年度该做的活计还是要做完，罚款适可而止，应该让他们回家有钱作资本。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可让两人写检讨，按每个橙子5元的计算方式收取罚款。考虑到新招农户不容易，培训成本更高，还是建议留下来。当然，如果类似情况再出现，一律开除。褚时健想了想，说，果园首次出现这样的事情，处理上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吃完饭，已是中午，褚时健动身，准备坐车回玉溪。我们走上前，问是否可以再聊一会儿。他慌忙小跑两步：“不行，太累了，我要休息，刚才你怎么又不说？”就在这一天，褚时健的另一位朋友、昆明烟厂原党委书记何忠禄告诉我，“我们都私下里谈论说，老褚这个人，就像水里的葫芦，将这一头摁下去，那一头又冒出来了。”现在看来，褚时健并没有失踪，他只是曾经迷了路而已。

10年前的《特赦申请》未被回应，如今马军表示“被特赦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2009-02-24 08:14:24 2 月16 日，新中国刑法学的重要奠基人、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高铭暄建议：中央在国庆60 年之际实行特赦。时隔4 天，昔日“烟草大王”褚时健的辩护律师、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主任马军透露，“两会前，我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对褚时健实施特赦。”马军曾于十年前在法庭上公开提出意见，申请对褚时健实施特赦。建国六十周年的今天，这份被修改的《特赦申请》将被再次送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当年那个被判服无期的褚时健，如今在玉溪经营着2000亩橙园。对于81 岁高龄的老人来说，特赦对他本身究竟有着多大的意义？对此马军表示，特赦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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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叶特赦申请曳被搁浅

产来源不明罪，“烟草大王”褚时健如星坠落，命运转变。1999年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法庭上，其辩护律师马军当众提出意见，申请对褚实施特赦。

特赦不缺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七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特赦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经特赦免除刑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

马军当时提交了一份《关于请求对褚时健予以特赦的申请》渊以下简称叶特赦申请曳冤。这份长达十六页的《特赦申请》提出了四条理由，其中两条为：第一，褚时健对玉溪卷烟厂和红塔集团的崛起功不可没，在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他是个勇敢的实践者；第二，褚时健的经济犯罪，既有着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上国家制度政策不完善的因素；“考虑到褚时健年届七十、不属于‘十恶不赦’的罪犯、女儿自杀身亡等实际情况，将其视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作出特殊贡献之人，依法给予特赦也是符合情理的”。

随后，这份《特赦申请》通过三种途径被送往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方面，报告被提交给了云南省人大常委会转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另一方面，直接通过快递的方式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此外，马军还给一部分人大代表写出议案，请认识的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递交议案，“比如福建、黑龙江、河南等省的人大代表”。

但代表们一直没有回应。“鉴于当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家并未实施特赦，也是可以理解的。”马军对此表示理解。

10年后为“政治意义”而战

今年两会前夕，马军表示再次通过上述途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特赦申请》。 时隔十年，当年那个被判服刑的褚时健，如今在玉溪经营着2000 亩橙园。对于这位81岁高龄的老人来说，特赦究竟又有多大的意义？

“他的所有法律上的问题已经都解决了，特赦对他本身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在马军看来，特赦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褚时健在解决国有企业家的分配问题上，是一个先驱；那么在实施非战犯的特赦方面，他也应该是一个先驱。”

透过褚时健，马军的目光投向了更广泛的人群和更深层的探究。在当前的条件下，哪些人员属于特赦的范围呢？“年龄在60 周岁以上的高龄犯罪、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职务犯罪、还包括其他方面的犯罪，比如农民工讨薪不成、上访人员长期问题得不到解决的、群体性纠纷中走上违法道路的；此外一些违反国家安全生产，造成矿难等重要安全生产事故；交通责任事故的犯罪人员；服刑期间，悔罪表现好的在押人员、服刑人员等都可以纳入特赦的范围。”马军一一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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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赦免一个60 岁以上的老人，可能解决了二十几个人的情感问题。他有儿女、子孙、亲家等等，从理论上看，如果赦免十万个人、五十万个人，我们将调动上千万人的力量。”马军表示，在建国六十周年的背景下，实施赦免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即提升民心，造就一个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如果今年实施赦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激励性，在经济上的作用不可估量。同时，赦免也极大地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长远看必须制定《赦免法》 赦免会滋生腐败吗？

“赦免和严格执行法律并不矛盾，严格执行法律，该判死刑的判死刑，该判重刑的还要判重刑。”马军强调，“以危险方法危害社会，强奸投毒杀人放火等严重刑事犯罪不应该纳入考虑的范围。即使对于高龄犯罪人员和职务犯罪人员实施赦免，也不能一盘而论，有些人不认罪服法，有些人贪污了大量资产，赦免后照样活得有滋有味，这些人就不能被赦免。”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必须制定《赦免法》”，马军在《特赦申请》上增加了一条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做好立法准备，制定国家的《赦免法》，详细规定赦免的对象、具体操作、并以五年或者十年为固定期限。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发犯罪人员认真接受改造，吸取教训重新做人，另一方面给大多数犯罪人员的亲属以一种希望，团结这部分人士。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对一部分犯罪人员进行赦免，不仅不会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局，还会向世界表明中国在人权方面的改善和改变。”马军最后表示。

见习记者佘锦 （云南信息报）

创业之初遭惨败 摸索多年终盈利

解说：刚刚开始做橙子的时候，一家人都没有经验，想做出高品质的橙子又很难，褚时健有时也会出现犹豫和退缩的情绪。一到这个时候，马静芬就会立刻出现在他的身后。

妻子马静芬：他有时候思想有点觉得，哎呀怎么办，这个种出来是不是会好卖，能不能种这么多，我说不要紧，我就有一个信念，因为我们是最好的，就是华凌的都没有我们好吃。

褚时建：前一个星期我两个到果园来，这个果子像今天这么大了，隔了一个星期了，我说你们的果子恐怕还在吧，一个都没在树上。

杨锦麟：为什么呢？

褚时建：问这个帮我们管生产技术这个人，他说被风吹掉了，我说风，我拿手都摘不下来，怎么你的风会吹得掉？果子外面也不在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是不一样了，原来这个梢出来以后多多消耗营养，营养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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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没有剪，以为是长得很漂亮呢。 褚时建：到最后那一年收了14吨果子。 杨锦麟：收了多少？ 褚时建：14吨。

杨锦麟：14吨，两千多亩就收14吨。 褚时建：掉了。

解说：他试着在夏天的时候把多余的叶子剪掉，以减少对果树营养的消耗，结果很顺利的就收获了三四百吨果子。量的问题解决了，他又把注意力放在了果子的口感上。

褚时建：酸也不酸，味淡。 杨锦麟：没味道。

褚时建：这种果子是低酸的品种，味淡，味淡真是晚上睡不着了。

解说：褚时健又特地把当地的农业局副局长等经验丰富的专家请来做参谋，几人苦思琢磨到深夜也没有个答案。

褚时建：弄到十二点我说我想到的问题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我翻了很多资料，我们的氮肥过多，氮肥多果子长大，它不长大。我说我们的问题可能在这里，因为从幼树种，幼树我们是主张施氮肥，叫它长枝条，长树体，我说是不是我们一直到现在氮肥过多了。

解说：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几个人商量之下便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对比方案。 褚时建：我们到这块黑板上来确定这个营养元素的配比结构，各占多少比例为合适。第二天我们把鳞甲以及其他元素算出个标准来，一比0.8、0.7，0.6照着这样子配下来，我说今年如果再搞不好，我现在这碗饭我也吃不住了。

解说：经过了几番尝试，果子的糖分终于达到了让褚时健满意的程度，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大家反映果子很容易烂掉。

妻子马静芬：每一年都有事。有什么事呢，就是这个果子今年是皮子太厚了，明年又是酸了，后年又是软掉了，每年都出事。土不行，肥料不行，浇水不行，都不适应它，所以它就出各种问题，每一年都有一个问题反正，这个问题解决了下面又是一个问题了，又是虫害什么都有了，每年都有，就从去年是吧，果子才真真正正好起来了，老头子才开始心里有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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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于每颗果树的产量有固定的要求，以保证果子质量以外，褚时健还有一个更苛刻的标准，给每一颗果子制定大小标准，不符合标准的坚决抛弃。

杨锦麟：你这个水果的挑选的标准，除了自然淘汰以外，有没有个规格？

褚时健：有。像我们要感觉市场上需要，大小它需要多大来管理，像我们65毫米的环境，到75毫米这个是最受市场欢迎。那我们结果子，多数是这个标准。

杨锦麟：还是有希望达到70，75是市场上最需要的，然后根据市场的需要再把它培植到这个规格。如果能够太大也不行，太小也不行，这很讲究。

从红塔山香烟到云冠牌冰糖橙

解说：在经过了六七年的摸索，果子的质量终于有了质的飞跃，并且闯出了自己的品牌。褚时健本人也从一个对种植橙子毫无经验的人，变成了橙子专家。

刘洪：我们这个分户管理，一户农户二十亩左右，二十亩左右平常都是，高的农户可能有个80吨左右，十万吨，少的能有个两三万。

解说：刘洪是当地人，种了十几年的橙子。2002年得知褚时健在山上开辟果园的消息，就立刻跑上山来。

刘洪：我们认得，在都是很出名的，相当了不起的，慕名而来都是。我们觉得褚厂长干什么都成功，我们也都很兴奋，我们就跟着来了。

解说：褚时健的2400亩果园分布在几个山头，划分三个生产区，刘洪现在是第一生产区的负责人，除了大方向需要跟褚时健协调以外，其他事务全都由他做主，褚时健只是作为顾问的形式存在。前一段时间的云南大旱使得当地的农业损失惨重。果园里的人告诉我们，两个月前的褚时健还整日眉头紧锁，现在总算盼到大旱结束了。

杨锦麟：今年的产量会影响这个干旱，但是影响大不大呢？

褚时建：影响不大。像这些呢，只要它是那边开阀门它就自己喷水了，这个软管子喷水。

解说：为了解决灌溉用水，褚时健还从对面更高的山上架设引水管道，直通到果园里。 褚时建：到四月中旬水就紧张了，所以这边是没有办法开车，从那个半山来的水，上边农民种稻谷种甘蔗，他要灌溉，我们只能让他先灌溉，剩下的水是我们从江里面抽上来。今年单搞水，搞了三条水管花一百多万，另外抽上来电费，一天3000块钱。

解说：随着销售业绩的节节攀升，在去年褚时健已经完全还清了借来的1000万元，尽管今年遭受一点损失，但净赚个几百万也是不成问题的。

走近褚时健 妻子说，他是个感情迟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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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橙”包装车间

在几次采访的时间内，我们有机会打量褚时健的家：不大的房子装修简单，背景墙挂满了他和老伴的相片，红色的沙发靠背几个地方已被磨得掉皮，一个装满水的鱼缸摆放在客厅与餐厅之间，里面唯一的动物是一条金龙鱼，孤独而倔强地来回游动着；一堆杂志下面，似乎摆放着几本《环球企业家》。略略几处，透出他现在的生活，似乎回归于一种简单、舒适。

“老头子干活没话说，心思全都在工作上。”老伴马静芬颇有些无奈地说。

无论是现在种橙，还是曾经榨糖种烟，褚时健是出名的工作狂，很少照顾过家庭生活。“直到现在我还是气他，从小到大，两个孩子从未在他的膝盖上坐过，他从来不向孩子和我表达哪样。”马静芬回想起从前，便已泪水盈眶。那时在新平戛洒，生活条件极差，褚时健总是干活干到很晚才回家，很少有与家人享天伦的时刻。“每次他得闲回家，问也不问一声，拿着鱼竿就去钓鱼了，孩子都不抱一下。”马静芬埋怨道，“儿子还小，又要凑他爹，只能跟在他后面跑，他一走不管孩子摔不摔的。”不过马静芬也清楚，褚时健难以表达的情感，总是在回家时满满的鱼笼中得以体现。“那时生活条件不好，老头子只会想多钓点鱼给孩子们吃，所以就不管其他的。”褚时健很少吃鱼，可能和这段经历有关，他总是到河里摸鱼给家里人充饥，吃鱼都吃怕了。

在马静芬看来，就是褚时健这种只对别人好，却不懂感情表达的性格，造成了他日后的悲剧。“老头子太木了，可以说情感上识别能力不够。”不过在吃了许多亏后，“现在终于敏感些了。”

褚时健对别人的好，马静芬看在眼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关心，有好吃的橙子了，他总是会给别人留一些，总是希望面面都能关照到，哪怕是在新平戛洒买喜欢吃的腌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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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多买几份，送给别人。虽然他早已淡出商界，但是除了天气预报外，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新闻，他总是不离手。他知道，现在房价太高了，老百姓住房问题应该早点得到解决，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总该给他们个房子住吧；对于新出炉的富豪排行榜，他基本不看，但是对于现在的富豪们，他也希望，富豪们能多回馈社会一些财富??“他还是不懂人，总是把别人看得太好，总想掏心掏肺对别人。或许，这是他这辈子难以改变的性格吧。”

记者故事：给你一个真实的储时健

发布时间 2010-11-12 09:58:34

储时健和老伴一起研究种橙。摄影：蒋贵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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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果园中对储时健进行采访。摄影：蒋贵友

11月初，“云冠”冰糖橙时隔一年再度上市，便毫无悬念地热销市场：各地经销商排队购买，市民抢在第一时间订购，就连与“云冠”冰糖橙有关的媒体报道也格外受关注??这一切，都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储时健。不认识他的人不知道一颗小小的储橙背后蕴含多大的能量，没见过他的人不明白年过八旬还奔波劳顿的乐活，不了解他的人不能领会淡忘过去，执着向前的从容。

本期人物故事就从曾经采访过储时健的两位记者的切身感受谈起，为你讲述生活中真实的储时健。

感受：光环褪去后的平凡果农

2008年，曾经一度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的储时健再次出现时，成为了一个研究柑橘种植的果农，让人诧异和好奇的不是他种了什么，而是这样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能耐又做成了一件事。

“今年10月29日，我和云南日报的蒋贵友有幸再次来到储老的果园，对他进行贴身采访。”李继升说，这样的机会对于全国的媒体来说，都是不多见的。这次采访主要想在储橙上市时，为大家还原一个美味背后真实的储时健。

“去年第一次见到储老，心里有些畏惧和紧张，更不敢随意问问题，生怕出言不慎导致采访失败。”春城晚报记者李继升谈起第一次采访储老时仍记忆犹新。对于这样一个曾经在烟草行业叱咤风云的人物，人们更多时候只是注目和远望，能与其交谈的很少，能与其面对面相处的就更少，所以当年经记者与曾经的“烟王”相遇，不自觉地表现出拘谨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几次的接触，我对他固有的印象完全改变了，他其实是个很好相处的人，甚至还在吃饭时给记者点烟、夹菜。”李继升说道。

见过储时健的人总会对他朴素的穿着，和蔼的笑容留有深刻印象，这与他此前的“硬汉”形象大相径庭。生活中的他，吃饭和穿衣都很简单，除了大部分时间“泡”在果园，还经常关心国家大事，时不时发表下自己的观点。“他的进取心非常强，经常和大家在一起学习，心态也很年轻，根本不像已经82岁的老人。”蒋贵友告诉记者。

感叹：储老精力堪比80后

相对于销售，储时健管的更多的是生产，除了平日里和大家研究橙子技术外，还经常从书本里和其他橙子产地学习先进经验，所以在今年云南遭遇大旱时，及时进行的引水和灌溉让果园的橙子产量基本和去年持平。

“储老做事一丝不苟，工作非常认真，小到一个橙子都要仔细检查”，谈起工作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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