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倾错误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中的最严重左倾错误

王明左倾错误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中的最严重左倾错误。它不仅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方面造

成过重大损失，而且也从经济方面对根据地造成过严重危害。但过去对经济方面左倾错误的论述几近阔

如，故木文拟在这方面作点探讨和阐析。

在长达四年的王明左倾统治时期，各根据地都曾推行过一系列左倾经济政策。它对根据地 的经济建设和军民生活都造成过较大损失。又因经济条件是红军和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基础，故

其危害所及，还超出了经济问题本身，以致成为红军最后被迫退出根据地的原因之一。 在土地政策芳面，王明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制定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土地政策，推行了“地主不

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执行中又愈搞愈左。对地主不仅不分田，而且不准买地、租地和开荒，

不准以任何方式与土地发生关系，或将他们驱逐出境，或实行肉体消灭政策。对富农不仅分坏田，而且经

富农力耕改造成好田后，又把好田没收重新分以坏田。还不断加重富农的劳役和粮款负担，甚至将其同地

主一样没收，使不少富农“家况比雇农差”，从而在经济上消灭富农。由于斗争扩大化，又将不少中农打

成富农甚至地主，使他们也遭到没收、“分坏田”甚至“不分田”的厄运。这使中农“人人伯上升为富农

小地主，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①土地经常打乱重分，也使贫农不能吃定心丸，降低生产兴趣。

“一苏大”的土地法及各地的有关土地政策中，还包含了不少势必导致打击和侵犯地富兼营的工商业的左

倾内容，使工商业也遭到如同封建剥削一样的打击和没收。

“一苏大”的劳动法，脱离苏区实际，规定了片面的过左的政策:如机械的8小时工作制多名目繁多的

节假日、纪念日休息;包括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在内的过高福利补贴，未在企业劳动而需照付工资的不合

理工资制度及机械的最低工资标准，师徒同等待遇的不合理学徒制度，强迫介绍失业工人和实际上剥夺雇

主权力的工人监督生产等。不管企业能否承受，都要严格遵行上述左的政策。否则动辄总同盟罢工，即

“以斗争来回答资本家的进攻。”对兼营工商业的地富，动辄扣上违反劳动法等罪名，子以斗争、罚款、

没收财产以至枪决。

财政税收方面，因受左倾军亭路线影响而错误地取消了主力红军筹款，造成军需严重瞪乏，不得不颁

布以降低征税起点和提高税率为主要内容的新税则，大幅度增加和提高税收。这使中小商人税负尤为加

重，营业积极性大受挫伤反使财源减少。财力不支时又于增税之外，还通过发公债、“借”粮食及各种捐

献等，加重了群众负担，挫伤了群众积极性。

商业贸易方面，过分强调形势紧张斗争激烈而实行自我封锁。“经常拿赤色戒严、反对国民党蓝衣

社、法西斯蒂混人苏区、反对投机买卖为口实，”@而过多地限制商品进出口，没收商人商品，禁止自由

贸易，封锁自己的口岸。如对于苏区原来盛产的谷米，有的地方“自建立苏维埃以来”，“就不准出境”⑧ 等等。过左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不但使地主富农无法做生意，也使中农不敢做或不愿做小买卖。这样自

己封锁、窒息自己，造成商业日渐衰落，最后几乎陷入停顿，加重了军需民用的困难。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经济工作中的一系列左倾政策，与政治土、军事上、组织上的左倾结合，给

根据地造成了严重危害，“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④

左倾土地政策对各个阶级不同程度的打击，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了耕地严重抛荒，甚至有的大道两

旁也是“田荒草满，”⑥加上因劳力紧缺和一些农民生产兴趣的降低而造成的耕作粗放，结果是粮食减产

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 或徘徊，并出现连年粮荒。

1933年上半年许多地方“米价飞涨”、，t?有钱无市”。军、政机关及群众都严重缺粮。城里工人“以

少少的工钱，吃昂昂的贵米。”⑧1934年春夏继续粮荒。中央文件连连报警:“去年粮食恐慌的现象，现

在又威胁着我们。”⑦红军有时一天只能吃两餐稀饭。湘鄂赣有的后方医院伤病兵在青黄不接时，“每日

两、三顿粥都不周全。”⑥中央政府及其机关报《红色中华》两次发动筹粮突击，但总难如数如期收到粮

食。由于缺粮，中央军委仅1934年3月就发出两次减少食米的命令。连年粮荒，事出多因，但左倾土地政

策是起了恶劣作用的。

在过左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的打击下，工厂商店大批歇业倒闭，工人大批失业。如被称为a红色小上

海”的中央苏区工商重镇长汀，原来久负盛名的纸业，被迫大量关厂倒闭，工人谋生无门，一半以上失

业，纺织业4/5失业，其它行业也大抵处于半失业状况。湘鄂赣根据地在左倾干扰下，厂曾一度弄得连小的

商家都没有，亦无私人雇工的工厂店铺，原有工人随之失业。在业工人在左倾劳动法“保护”下，“怠工

懒惰的事情也很多，以至有将工人生产品全部卖了，还不够付给工资的事。”⑧公营企业也必须严格执行

左倾劳动法，而劳动法对约束工人的劳动纪律又毫无规定，致使损坏东西、偷懒怠工等现象常有发生，生

产受到直接损害。如某军工厂计划完不成，产品质量差，枪、弹、刺刀等拿到前，方不能用，影响战争 胜利。

左倾经济政策加上敌人封锁，使苏区工商业大为衰落。江西苏区原有的特产，?纸业、夏布、木料

等，因为经济政策的错误，使其破产。”⑩湘鄂赣根据地“生产品和日用必需品的流通，非常滞钝，农工

业生产渐形降低。”。毛泽东、吴亮平等也曾指出，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最

著，木头、樟脑、钨砂等主要生产都逞低落状态。

工商业衰落又影响了军民生活。如中央根据地军民吃穿都较困难。布价连年上涨，有的地方裁缝“大

部失业。”煤油和盐也常缺，以樟脑油和硝盐代之。红军军需食用也很缺乏。《红色中华》报道:“红色

战士在受寒冷”、“前方三、四人共一床被毯”等。

经济遭破坏也带来了财源枯竭、财政紧张。湘鄂赣财政经济“大部分处于非常困难时期，”“经济来

源多是枯竭，”“财政方面，困细万分。”@湘鄂西、湘赣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部队很穷、政府财

经很大困难、工农生活不能改善。财政困难不得不增发钞票。中央苏区苏币发行总量由200万元增至800万

元。严重通货膨胀又使得苏币贬值、信用降低。

经济政策左倾及其带来的损失，还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和战争的胜利。左倾土地政策不仅迫使地富拼

命反抗、报复破坏，增加了战争阻力，而且造成中农贫农的恐慌心理。又因扩红、筹款、借谷、节省、推

销公债中有强迫命令现象，便使根据地出现群众逃跑现象。如万太、杨殷、零都、西江等县，群众逃跑还较

为严重。逃跑危害农业生产，引起秩序动乱，影响政权巩固。经济左倾和困难还给扩大红军带来阻力，使

扩红计划往往难于完成，如江西省委在1933年8、9、10月的扩红突击中，号召扩红3.3万人，结果完成不 足50。。人。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有的就是因“家庭困难去不得”，或“因家庭困难而逃跑即的。

对现实存在的经济困难和由此产生的危机，左倾领导者们也是有所承认的。王明就觉察到“由于苏区

经济状况的变坏”，征税便遇着许多困难。⑩王明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也承认:“苏区的经济

状况整个的说来是相当恶化了，这影响到革命的胜利。”⑧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的社论也提到:我

们面前是有困难的，这些困难是巨大的。 2，。面对左倾经济政策的种种危害，毛泽东等担负实际领导工作的同志也曾进行过抵制或斗甚至左倾领导者们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也不能不对经济政策的左倾有所醒悟。

毛泽东在查田运动中强调不要损害中农利益，没收中农l土地财产的要公开承认错误并退 赔，反对对富农的过左政策，强调不准消灭富农，对正确划分阶级和把查田运动引上正轨，也作了相当的

努力。陈云对过左劳动法、对总同盟罢工和机械的8小时制也进行过批评和反对。刘少奇对

查田运动中打

击工商业、劳资关系中的左倾特别是强迫介绍失业工人等错误，也努力制止过，对公营经济因左倾危害而

存在的问题提出过改进意见。邓子恢反对不顾财力盲目扩红造成民负太重的作法，提出扩红必须适当考虑

第1期王明左倾经济政策的危害及其难于纠正的原因探析

力的正确意见。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都对左的经济政策作了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批评、 制和斗争。

1933年上半年，不少领导人就经济政策特别是工商业政策发表理论文章，实际上在党内形成了一次大

论。上述同志的有些纠左思想就是体现在这时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左倾领导者们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体

出他们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对左倾经济政策也有某些觉察和清醒。

张闻天发表文章指出，在中国革命的目前阶段上，我们还需要有资本家，想用武力消灭它的剥削，这

革命是极端有害的。他还总结教训说，由于我们过早地实行消灭资本主义的错误尝试，所以尽管苏区有

丰富的原料，尤其是有象钨砂那样的稀有矿产，苏维埃也颁布了投资条例，但至今没有一个资本家来投

0。他认为要使资本家投资工商业，必须使他有利可图，而不是亏本。因为_“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资本

，他的投资是为了亏本”。?⑩当时这种切中要害的批评难能可贵。王明在字面上也承认:在现阶段企

“铲除资本主义的关系，一定会遭受失败。”0他也反对不顾苏区具体条件动辄罢工的作法。米夫似乎

有醒悟，意识到“以前在经济政策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错误。”影响了苏区的经济与物质状

，要求中共负起补救责任⑩。当时党的实际负责人博古，他推行左倾虽很卖力，但这时也提过对资产

级与对地主应有区别，目前提出消灭资产阶级是不适当的。

党内对工商业政策的大讨论，带来了经济政策上的某些变化。1933年10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修改 的劳动法。新劳动法废除或降低了在工资工时福利等方面工人对必主及学徒对师傅的某些过高要求，稍

加了一些体现雇主利益的条文，删除了某些脱离实际的条文，增强了一点灵活性。与此同时，临时中央

府又颁布了毛泽东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以及他主持制订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两个文件虽仍没能纠正“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但它规定要以劳动与否、剥削多少来作为

分阶级的标准，使阶级划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据此打击面就可缩小。这个《决定》还对保护地富兼营

工商业作了更明确完善的规定。1934年l月召开的“二苏大”重申要“保证商业的自由”和“对

于私人

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⑩

土地政策、劳动政策和商业贸易政策，是根据地经济政策的最基本内容。在这些方面对左倾政策进行

些修订，意味着当时党内确乎出现了力图纠左的势头。如能切实付诸实施，并顺着这个好势头发展下 ，

苏区经济状况必将好转，经济建设也当更有成效。然而历史并未尽如人意地朝着正确的路子发展下 ，

根据地经济仍在受着左倾的折腾，财政的枯竭仍无好转，工农政权下的群众生活仍没见多大改善，甚

吃饭都成问题，其原因究竟何在?

3如同现实生活错综复杂一样，社会历史现象也是纷繁复杂错综交织的。“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如果我们从哲学的高度 综合分析一下当时党内和社会上的各方面状况时就可发现，左倾经济政策虽在文字上作了某 修改，左倾领导者在认识上也有少许前进，但导致左倾经济政策制订并推行的一些根本原因和政治经济

事环境，仍未消除和改变，这就使左倾经济政策仍在实际工作中起危害作用，有些甚至还在发展。

思想上，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仍在统治着全党。党在指导思想上仍缺乏马列

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相统一的思想，缺乏识别和抵制共产国际错误指示的能力。盲目服从和照抄照搬，

是王明左倾领导者的基本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

政治上，由于共产国际强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中共党内混淆不同革命发展阶段、超越阶段

把反对资产阶级与反帝反封建相提并论，进而坚持;对资产阶级进行“无情的斗争”的指导思想仍没改 。

即使是反左步子迈得较大的张闻天，也仍没完全摒弃“必须无情地镇压”地主残余与资本家的“反革

活动”，“没收他们的一切土地、企业与财产，从经济上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之类的言论。博古则

未在实际上反对过左倾，仍认为“资产阶级将成为我们当前的唯一的最主要的敌人，”不能一分钟地放

反对资产阶级的立场与政策，要坚决无情地镇压资本家的任何反抗苏维埃政权的企图@。甚至仍认为当

的“中国革命是带有社会主义成份的民主革命，队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队伍。”⑩这样当然不可能把党的

策和行动完全控制在民主革命范畴内。说他们有所“醒悟”，也只是现实迫使他们对一些具体政策和作

3启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

法的很有限的?醒悟”，而不是在指导思想上对左倾政策的反思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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