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理论增权理论在社会工作实务之中的反思

对于赋权理论的反思

1、赋权理论与社会工作其他理论的矛盾与配搭 赋权理论的基本价值及目的，不是力求把案主提升到专业水平，也不是引导案主达致专业人员早先独立描述的目标，而是企图发动与维持和案主及案主群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将会鼓励案主及案主群一步步地为自己界定一个目标，相信他们这样做是有价值的并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与此同时，在相互之间以及和提供技术与情感支持的专业指导者之间保持互惠性的联系。这种价值取向与社会工作一贯追求的目标基本吻合，而且以该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模式亦表现出明显的可行性和建设性。时至今日，在后现代的语境和权力观下，赋权这一概念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当然，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的，赋权理论同样如此。赋权集中关注的是发展案主的能力，而不是寻求压制性社会的直接改变。因此，它可能将促进社会变迁的责任归置于案主身上。而对于案主来说，他们的力量可能得到增强，但依然需要面对巨大的社会障碍。对赋权的实践规定，也没有明确指出该如何处理那些根本缺乏足够能力去主导自己生活的无权势的案主。因此，社工可能会错误地认为所有的个案都能达到高度的赋权。必须说明的是，赋权理论也有实用范围的限制。

赋权理论面临的另一个困难在于赋权对象与更大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网络的关系问题。一个已经“赋权”的个体，可能仅仅从他们所在的被压制的生活环境中的其他同样被压制个体那里获得权力与资源，去改变自己的弱势状态，而没有从更大、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权力与资源。如果这样，在一个社会或政治资源有限的地方，赋权过程不仅不能将受压迫的无权势者团结起来，还可能导致他们的相互倾轧。

正是由于以上的缺憾，赋权理论受到诸如系统生态理论、标签理论、行为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的批评非议。系统生态理论把人与生活环境看作是由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各种元素组成的系统整体，协调、均衡是系统运行与维持的基本条件，也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必需条件。个体的问题的形成就是由于各个元素之间不能有效配合，系统均衡受到破坏。社会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帮助恢复各个子系统或元素之间的平衡，使之重新有效配合。这与赋权理论的通过协助案主争取权力、增进权力意识的工作理念是有区别的。就系统理论而言，这种“赋权”取向肯定是不全面的，至少它缺乏对环境的系统分析和重视，更何况，如前所述它还有可能导致新的不均衡（无权者之间的倾轧）。标签理论认为许多人的问题来源于周围环境的错误定义和标定，要通过一种重新定义或标定的过程来使那些原来被认定是具有问题的人恢复“正常”。可见标签理论比较侧重说明外部社会环境对个人问题的影响，这与赋权理论也是截然不同的。后者主要关注的是发展案主的能力，而不是外部环境的改变。行为主义认为，个体面对当前环境的不适当行为是造成其问题的主要原因，社会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服务对象的不适当行为进行矫正和治疗。赋权理论的关注的则是服务对象的“弱权”、“失权”和“无权”状态，围绕的是案主和案主群体权力的增长和观念的增强。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是个体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只有协助案主推翻现行社会体制、社会结构才能彻底解除其困境。赋权理论虽然也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但它并不主张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只协助服务对象向现存的社会结构争取权利，促使现存的社会结构做出一些有利于服务对象的制度或政策安排。显然，这在马克思主义眼中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当然，由于赋权理论的独特视角和对“助人自助”社工原则的忠实贯彻，也使得它受到广大社会工作者的重视，许多其他流派也或多或少借鉴了赋权理论的理念和方法。例如，激进理论和反歧视理论已经使用赋权去开展它们有关政治行动的逻辑分析。[7]尽管马克思主义理

论认为赋权理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无权问题，但在宏观的社会变革未发生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某种程度也认为赋权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介入模式和方法。

反过来说，由于赋权的特点和局限性，客观上也需要它在运用时与其他理论结合。前文提到“赋权困境”的问题。赋权的能力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掌握和控制生活的知识水平、生活技能、抗风险能力密切相关，越是缺乏能力，则越容易陷入弱势；越是弱势则越没有能力为自己主动赋权，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即使个体具备部分的赋权能力，但由于制度、环境、政策的制约以及社会的排斥和歧视，也使得大多数成员的主动赋权成为可望不可及的东西。因此需要强有力的外力（包括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推动。就社会工作而言，为保证推动力的发挥，需要结合运用社会工作的其他理论。例如，在个体层面，为纠正弱势群体成员的心理偏差和行为偏差，让他们重新拥有理性评价自己的能力，需要运用心理分析理论、认知理论等；在人际关系层面，为帮助弱势群体成员摆脱原有狭窄封闭的人际关系网络，将人际交往扩大到层际之间的交流，需要运用系统理论和沟通理论等相关知识；在社会参与层面，为帮助或协助弱势群体通过有序合法的集体行动，掌握和控制自己的命运，提高群体及个体自身的形象并努力影响所处的社会环境及社会政策，可以运用激进理论和反歧视理论的理念和途径。

2、赋权理论与个人道德抉择的关系 社会工作自成为一门专业和学科以来，一直致力追求的共同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一是改变和提升个人的社会功能，再则是改变社会环境以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8] 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实践活动。

赋权理论强调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权和决定权，倡导个人通过一些中介系统如学校、邻里或其它自愿组织对自己生活的社区进行民主参与，透过自我实践增强能力（权力），实现个人生存状况的改善和环境的变迁。赋权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式将焦点集中在服务对象的能力和优势上，而不是将焦点放在他们的弱势和问题上，强调工作过程是工作者和案主的集体共同参与而不仅仅是为案主工作，并透过这一过程达到发展和提升案主的自我控制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目标，最终达至个人生存发展状况的改善，同时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产生影响。其实践模式，有两点尤其需要注意，一是与案主建立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防止工作者的专业技术，知识及其所掌握的资源造成对案主的压迫，否则会严重影响案主的能动性，阻碍能力的发展；第二，必须确实取得实现目标所必需的物质与非物质的各类资源，才可以促进赋权的发展，得到有效的赋权结果。赋权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模式体现了尊重个人、相信个人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信念，并从人与环境相结合的角度发掘资源，有效实践了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如与工作对象共同工作的伙伴关系可以激发他们的自尊和改变动机，让他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发展批判性反思；将工作的重心由解决问题发展为提升能力，避免了标签效应的负面影响，具有建设性；工作过程可以提供给工作对象成功和有效的实践经验，发展他们搜集资源和机会并加以利用的能力，等等。赋权理论的视角和实践模式对分析和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当然，赋权理论也会造成工作者道德抉择上的困境。例如，前面提到，赋权理论的前提是假设每个人都有潜能，每个人的权力是变化和发展的，无权和弱权地位状况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优势视角。但这可能会使社工错误地认为所有案主都能达到高度的赋权，从而忽略了那些根本缺乏足够能力去主导自己生活的无权势的案主。这与个别化原则是相违背的.

几点矛盾

经典话语：“相对于西方侧重于个体自由发展的理论来说。中国文化引导我们从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角度去分析案主的心理矛盾”

专业词汇：“嵌入性”—— “嵌入性”概念是1985年格兰诺维特提出的。他指出“经

济行动是嵌入人际关系网络”。此概念暗指经济交换常发生于相识者之间，而非发生于完全陌生的人们之间，被称为“网络嵌入性”或“关系嵌入性”。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陈树强副教授论文《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

社会工作的三大传统： 施恩者（benefactor）：他们相对于案主具有一种优越感，并因而视案主为不充分和无能力的。这种施恩者传统的社会工作，通常是从医学专业借用关于案主的观点，主要关注案主的亏空（deficits）。

是解放者（liberator）：认为受压迫群体的成员是健全的；正是压迫的环境要求恢复和转变。恢复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群体和其成员的尊严和自，要求环境和组织的改变，而不是案主人格的改变。

经典话语：

Gutiérrez、Delois 和Glenmaye（1995）认为：权力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即获得所需要之东西的能力；影响其他人如何思考、感受、行动或信念的能力；影响资源在诸如家庭、组织、社区或社会等社会系统中分配的能力。

权力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存在，而且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一样，无权也不单是指人们缺乏能力或资源，同时亦是指人们会通过一种内化过程，形成一种无权感。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无权感，使得人们指责和贬低自己，进而陷入无权的恶性循环。

增权并不是“赋予”案主权力，而是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 在介入过程当中，社会工作者并不拥有可以赋予给案主的权力。权力存在于案主之中，而不是案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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