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三曹”诗歌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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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三曹”诗歌异同

“三曹”同为建安时期的诗人,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点,但由于三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不同,其风格表现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正因如此,“三曹”的文学形象才更加鲜明,更具魅力。 一、“三曹”诗风比较

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他笔下的题材常与军事活动相联系,这与他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观沧海》是曹操的名篇,是他征乌桓时所作。又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蒿里行》是借旧题写时事,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这些构成了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的总体风格。

曹丕诗多写游子思妇,男女风情,风格婉约阴柔,悱恻缠绵,细腻委婉,情感凄凉哀怨。如《燕歌行》、《杂诗》等篇,表现的场面都不大,但笔势回环曲折,情景交融,思绪绵绵。《燕歌行》是最能代表曹丕诗歌风格的作品之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能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其内容是写女子在秋夜里思念远方的丈夫。把少妇独居的孤寂,痛苦的期待,表现得惟妙惟肖。同时作者也对这类妇女表示深切的同情。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其诗歌风格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为界,可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曹植前期的诗歌乐观开朗,昂扬豪迈,清刚健美。后期诗歌由于他的生活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诗歌风格也变得隐曲深沉,情绪低落。《杂诗》、《赠白马王彪》等篇都很好地表现了曹植后期作品的风格,曹植在这些诗中发出慷慨激昂的呼声,由于受到排挤和压迫,抑郁不得志,悲怨之情,溢于言表。但终究不能直接表达,曹植只好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诉说自己怀才不遇,遭谗受害之情,内容深沉。总观曹植诗歌,我们可以看出,其诗既有刚烈之风,又有儒雅之调;既有慷慨昂扬,也有凄凉悲伤。总之,曹操诗主刚,有阳刚之气;曹丕诗主柔,有阴柔之美;曹植则刚柔相济,阴阳调和,兼而有之。 二、“三曹”诗歌中相同的感伤情结

对于三曹来说,目睹生离死别,生灵涂炭,加深了他们的悲剧意识,也加深了他们对于生命悲剧体验和对生命的理解,由此“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使他们的感伤有了共同的表现:一是感伤乱世不治,忧国忧民。三人虽表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写出了社会之悲剧,唱出了时代之哀歌。曹操南征北战数十年,对乱世悲剧有着深刻体会,他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用乐府旧题写出了新内容,用挽歌记叙社会和人民苦难,所以他的作品被人称作“诗史”,是“汉末实录”。在《蒿里行》中,沉痛刻画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画面,发出了“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感慨。曹丕兄弟虽然少了其父那样南征北战的经历,但曹丕“长于戎旅之间”(《典论·自叙》),曹植“生乎乱,长乎军”(《陈审兴表》),也都从不同侧面真实反映了社会苦难。曹丕的《上留田行》直接描写了劳动人民的贫穷与苦难,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暴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还有“丧乱悠悠过际,白骨纵横万里”与其父之“白骨露于野”同样描绘出动乱时代的哀怨画面,悲壮苍凉。曹植主要是对战乱中下层人民的困苦处

境表示同情,这体现在《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同样是以挽歌的形式描绘了边地人民的困苦生活,哀悯之情溢于言表。二是哀叹人生短促,满怀生命之忧。战乱、瘟疫、严酷的环境、深重的灾难,时刻危及着人的生命,刻骨铭心的生命之痛促进了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他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承续了生命意识的自觉与悲愁,唱出了自己的生命悲歌。三曹诗歌中同样触发了对生命本体的重视和对人生的无尽哀伤。作为一代豪杰,曹操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勃勃雄心,但也有“去日苦多”的惆怅,他叹“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叹“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虽然天长地久,人生代代更替,但落在每个人身上的时光却是那样短暂。时空的无穷,更对照出人生之短暂,于是悲从中来,生命之忧酿成了曹操诗歌的苍凉与悲壮。 一代帝王曹丕也有着与其父同样的忧,他忧“人生如寄,岁月如驰”,忧“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他的感伤人事实际上是生命感慨的外在体现,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他的生命意识,源于他这种对人生的感叹。曹植一生命途多舛,处境窘困,对人生悲哀的体会自然不下于其父兄,他嗟“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是对悲剧人生的感慨。有悲则有情,无悲则无思,生存的悲剧感,酿造出深沉的悲哀之情,酿造出心灵深处的悲凉。曹氏父子对人生短促无常的强烈感受正是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对生命的忧患也远远超越了个人的生命意识,是着眼于整个生灵的。所以他们这种忧伤又折射出强烈的责任感,体现出对生命本体存在价值的思考。以上我们分析了“三曹”诗歌的诗风特点及诗歌中相同的感伤情节,但“三曹”诗歌也存在着细微差异,由于“三曹”的风格不同,因此在各自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内涵亦是不同。 三、“三曹”游仙诗歌思想内容比较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诗的高潮,而“三曹”是其领袖式的人物。游仙诗是“三曹”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游仙诗有深远影响,形成中国诗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曹操现存诗21首,其中游仙诗有《气出唱》、《陌上桑》、《精列》、《善哉行》、《秋胡行》二首,是曹操诗中不可忽视的一大题材。纵观曹操游仙诗,可以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娱乐“调笑”,曹操对神仙方术之说,“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曹操《气出唱》其二中“今日相乐成为乐”、“乐共饥食到黄昏”,《气出唱》其三中“东西厢,客满堂。主人当行觞,坐者长寿遽何央。”有明显的娱乐调笑之意。二是“求贤”揽才,《秋胡行》其一:“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三是忧世不治,即曹操《秋胡行》其二所谓“不戚年往,世忧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曹操在《善哉行》中也明确表示“痛哉世人,见欺神仙。”四是忧寿不永,即曹操《秋胡行》其二所谓“思得神药,万岁为期。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曹操游仙诗几乎每一首都叹老嗟岁,期求长生。曹操不信神仙方术,但并非坚定的无神论者,并且越到晚年,这种羡仙慕道,期求长生的思想越是明显。早年对方术“聚而禁之”,“不信之矣”的曹操,到晚年则有点动摇,对方士长生之术,道教延年之方,有点心向往之。曹丕现存诗44首,游仙诗只有两首。其中《折杨柳行》写神游两山,《丹霞蔽日行》叹人生无常。曹丕的游仙诗既无曹操的娱乐“调笑”,又无曹操的“不戚年往,世忧不治”,有的只是对神仙方术的怀疑和否定。“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折杨柳行》)“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丹霞蔽日行》)对比曹操、曹丕游仙诗,曹操更感性、更热情,曹丕则更理性、更冷静;曹操“悼于人世,归于时业”,充满慷慨悲壮的生命激情,曹丕则“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折杨柳行》),尽为理性十足的生命之思;曹操将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社会责任相联系,有着更多地政治的、社会的矛盾冲突,曹丕则

将自然生命与生死观、自然观相联系,有着更多生死观、自然观的批评探求;曹操游仙诗有着强烈的诗性精神,曹丕游仙诗则多了些理性精神,少了些诗性精神。曹植现存诗90余首,其中游仙诗14首。内容上可大致分为三类:一为忧生患害。曹植游仙诗皆作于黄初、太和年间,也即曹丕登基之后。此时的曹植,因建安时期所谓的“争为太子”而屡遭曹丕父子的猜忌压制,名为侯王,实为囚徒,抑郁失志,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还有生命之忧。因此曹植游仙诗,大量抒写忧谗畏讥、忧生患害之情。如《苦思行》中“中有耆年一隐士,须发皆皓然。策杖从我游,教我要忘言。”写曹植攀云追仙之中,偶遇一隐者,隐者告诫曹植要慎言,避祸免灾。二是渴望自由。曹植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自由,便只有到神仙境界中去幻想自由、追寻自由。如《仙人篇》中“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韩终与王乔,要我于天衢。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飞腾踰景云,高风吹我躯。”又如《游仙》中“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皆极力描写人生悲伤,追求自由的心志。 三是企慕长生。曹植早年不信神仙方术,在作于建安时期的《辩论道》中,曹植直斥“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为“虚妄甚矣哉”,直斥甘始的引气导引、左慈的房中之术等“当世方士”是“借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他认为“生之必死,君子所达”,并且人命的长短与天命鬼神无关,人命取决于各自身体的强弱和保养的好坏。然而到了黄初,经历种种迫害,处境岌岌可危,心情惴惴不安的曹植,便逐渐接受了道教方术思想,在作于后期的《释疑论》中,曹植否定了自己“初谓道术,直呼愚民诈伪空言定矣”的思想,转而称赞左慈断谷、甘始炼药以饲鱼、蚕、鸡的神奇功效,并表示“恨不能绝声色,专心以学长生之道耳。”因此,在曹植游仙诗中,特别是作于太和年间的游仙诗,便出现了“授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寿同金石,永世难忘。”(《飞升篇》)“同寿东父年,旷代永长生。”(《驱车篇》)等求仙延寿,服食长生的内容。综观“三曹”游仙诗,“三曹”中,曹操、曹丕均对神仙一说持否定态度,曹植后期则寄望于长生之谈。曹操游仙诗有娱乐“调笑”的一面,曹丕、曹植则无,曹丕游仙诗直斥“迂怪”,无此兴趣,曹植游仙诗则“怀愤激以切痛,若回刃在心。”(《九愁赋》)曹操、曹植游仙诗皆有羡仙慕道,期求长生的一面,曹丕则无,曹丕游仙诗“达人识真伪”,不信神仙方术。曹丕游仙诗仅限于生必有死的自然生命探究和“百家多迂怪”的神仙方士批判,曹操、曹植则不止于此,曹操将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相贯通,重在“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的抒发,曹植则将自然生命与精神自由相联系,重在忧患之心的吐露,精神自由的追求。曹丕游仙诗冷静而理智,多了一些理性思考,少了一些生命激情,曹操、曹植则相反,曹操游仙诗“悼于人世,归于时业”,曹植游仙诗则“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皆充满慷慨悲壮的生命激情和人生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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