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新进展_肖开容

理论研究

中国翻译

NO.6 20122012年 第6期

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新进展

肖开容 文旭 西南大学

摘 要：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在过去三十余年里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与认知科学结合，借助最

新的科技手段，产生诸多便于收集实验数据的研究方法，取得了瞩目的研究成果。但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尚存在系统理论模式缺乏、方法论研究不足、资源共享太少、研究对象和专业领域划分过于笼统等问题。因此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理论模式建构、方法论研究、资源共享方法研究、研究对象和变量控制细化成为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关键词：翻译过程；认知研究；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 (2012) 06-0005-06

1.引言

霍姆斯所界定的描述翻译研究共有三个研究取向：译作、功能与过程。在翻译学框架内，前两个取向的研究都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惟过程研究进展甚微。这与该领域研究的基本特点和难度有密切关系。正如他在该文中所指出的一样，译者大脑这个小黑匣子里面所发生的情况，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事件。（Holmes,2000）

近年来，深受临近学科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影响，翻译过程研究有了新进展。特别是认知科学各分支学科，如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认知科学为认知视角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的借鉴，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如击键记录、视频记录、视线跟踪等）为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更为可靠和可操作的数据收集方法。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综述西方近年来翻译过程研究，特别是认知过程研究的最新进展，探讨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未来趋势和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启示。

2.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理论模式

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主要理论取向包括意义阐释模式、心理语言学及认知心理学模式和认知语用学模式。

括百科知识和语境知识。同时，记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暂时存储词汇的即时记忆（immediate memory）和存储整个百科知识的认知记忆（cognitive memory）。理解的产物便是意义，即非语言的综合体，在理解和再表达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去词汇化。再表达以去词汇化后的意义为基础，而不是以原文本的语言形式为基础，同样涉及到语言与非语言知识的认知操作，恰如单语交际中的表达过程，将意欲表达的意义词汇化为具体的语言。

2.2 心理语言学及认知心理学模式

认知科学是翻译认知过程模式的主要理论源泉。其中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与语言学理论相结合，探索翻译作为信息加工过程的认知特点。其基本假设为，翻译是译者对源语言进行语言解码和目标语言再编码的过程，解码和编码不仅涉及语言知识，更需要激活存储在译者大脑中的各种信息资源。Bell（1991）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的观点，认为翻译过程包括分析和综合两个阶段，在分析阶段，译者首先识别原文词汇，通过句法分析和词语搜索，经过语义和语用加工，在译者大脑中形成语义表征。在综合阶段，译者以语义表征为起点，通过语用、语义和词汇-语法综合器进行加工，将其再编码为目标语言的书写系统，从而得出译文。（Bell, 1991:55）

不同于Bell，Kiraly（1995）从社会学模式和认知模式两个维度分析翻译过程。从外在来讲，翻译是一个社会活动，翻译行为发生在三个语境中，即原文语境、译文语境和翻译语境。翻译语境是译者的内在心理语境，不易观察，主要通过译者的自我意识外化，如译者形象、社会角色和职业责任等。译者的翻译能力和相关知识主要在翻译语境中体现。从内在来讲，翻译是一个认知活动，是译者大脑信息加工的结果，来自于直觉与控制过程的互动，涉及语言

2.1 意义阐释模式

早在20世纪60-70年代，Seleskovitch（1968，

1975）和Lederer（1981）就开创性地进行了翻译的认知研究（Albir & Alves, 2009: 54）。他们从意义理解和再表达的视角出发，提出翻译的阐释理论（interpre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即ITT），把翻译过程分为理解、去词汇化（deverbalization）和再表达（re-expression）三个阶段。理解旨在获取意义，需要语言知识和其他认知输入的综合作用，认知输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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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理论模式都尚停留于理论假设层面，如何用实证研与非语言信息的作用。基于这两个模式，翻译过程

究的方法进行验证？有没有可能通过具体的证据，包被认为由信息资源、直觉工作场所、受控加工中心构

括实验数据、观察到的现象、译者心智活动的外在表成。信息资源进入直觉加工场所进行加工，获得译

现对这些假设的真实性进行判断？翻译过程存在统文。如果不能产生预期的译文，出现翻译问题，则返

还是有个体、语境、能力差异性？最近十回受控加工中心，借助恰当的翻译策略，给出译文；一的模式，

年的翻译实证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探索。若问题继续存在，又返回受控加工中心，进一步提取

其他信息资源加以解决；若依然无法解决，则给出

3.翻译认知实证研究的新趋势

尝试性译文。（具体模式见Kiraly, 1995:101）

伴随着理论模式的发展，翻译认知过程研究逐渐翻译问题的确定和解决成为翻译认知过程研究

翻译过程实的焦点。Wilss（1996）从认知心理学的知识理论出发，从理论假设走向实证研究。近十年来，

证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数据提取方法不断革提出了翻译的决策过程模式。他认为翻译是一个智

研究设计更趋精细，研究变量控制更为严格，研力活动，应该从问题解决和做出决策两方面来研究。新，

究方法和模式更加综合。翻译作为一个智力活动，需要获取有机的知识，图式

是有机知识在人脑中的呈现方式，翻译的认知研究

3.1 研究方法与工具不断革新

就是要研究认知单位“图式”的运作方式。决策过

早期的翻译过程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主要采用口程与问题解决密切相关，为了解决问题，译者需要借

头报告提取实验数据，其中有声思维法（TAPs）应用助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翻译决策过程包括6

。到了上世纪90年个阶段：确定问题、描述问题、搜寻与提取相关信息、最多（Shreve & Angelone, 2010: 4）

代末，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口头报告法存在诸多问题问题解决策略、作出选择以及评估选择。由于决策

与不足，逐渐发展出便于提取更为科学、客观、可靠过程可能因各种原因受到干扰，需要认知简化，以便

数据的研究方法。Göpferich & Jääskeläinen（2009:172）与译者的处理能力协调。

将所有这些研究方法归纳为“柔性（soft）”和“硬性翻译过程还涉及到译者的认知努力，由此，Gile

”两类。柔性方法主要是主观性的定性研究，（1995）从认知心理学的加工能力出发，提出了翻译（hard）

的认知努力模式（effort model），用于研究同传、交传、而硬性方法则采用客观的定量法获取数据。

柔性方法以口头报告法为主，包括有声思维法、视译等口译活动。与一般的交际活动不一样，口译属

、反思法（retrospection）、于一种非自动心理活动，涉及译者的三种认知努力：对话法（dialogue protocols）

听力与分析努力、语篇生成努力以及短时记忆努力。问题与决策综合报告法（Integrated Problem and

Decision Reporting, 简称IPDR）。这些方法还常常翻译的认知努力模式对于译者的认知负担，尤其是口

与问卷调查（如Youssef, 1989）、访谈（如Shih，译中的认知困难和译者的解决策略有很好的解释力。

2006）、翻译日记（如Bergen, 2006; Fox, 2000）等方

2.3 认知语用学模式

法相结合，通过译者翻译中或翻译后的陈述，描绘翻

Gutt（1991）以语用学的关联理论为基础，提出译过程中的心理过程和对翻译问题的解决过程。口了翻译的关联模式。关联理论（Sperber & Wilson, 头报告根据获取数据的时间可分为即时报告与反思1986/1995）认为，人类交际的本质是推理，以关联报告，即时报告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作出，而反思报的最大化为准。人类认知要么是描写性的，即客观告则在翻译任务完成后作出。时间因素对于数据的物质和事件与心理表征的相似度，要么是阐释性的，有效性和对翻译行为的影响已逐渐成为研究界关注

翻译是一种即心理表征之间的相似度。Gutt认为，的问题。有声思维法一般为独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阐释性相似，两个语篇，或者更广一点来说，两个显口头报告心理活动。到了80年代末期，研究者们引性刺激，彼此具有类似的阐释度，类似的内涵和外延入了对话法，以研究多位译者合作翻译同一文本时（Gutt, 1991: 44）。译者的任务就是将原文最直接传的决策过程（如House, 1988; Kuβmaul，1995）。一递的东西以最佳关联的形式呈献给目标读者。Gutt般认为对话法比有声思维法获取的数据更为丰富，认为，翻译的关联理论模式有助于解释人类翻译能因为多位译者的翻译决策过程涉及到彼此商讨和辩力的心理机制。论，实验环境似乎更为自然，但是译者间的互动是否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不同的翻译过程理论模式影响翻译效率、实验语境的生态有效性如何等问题虽各有侧重点，但大都把它看作一个认知过程，具有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口头报告的另一个重要方互动和非线性特征，包括控制与非控制过程，涉及到法是问题与决策综合报告法，要求实验对象（如学问题解决、决策和策略选择过程。有的还关注记忆与生）记录在完成翻译任务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和解信息储存，内在与外在资源的使用等问题。但是，这决问题的办法。该方法侧重于译者的主观判断，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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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翻译教学和译员培训。结合研究译者对源语文本理解与目标文本表达的协

硬性翻译研究方法伴随着近年来出现的新技术调过程（Dragsted, 2010）、句法难度对视译认知努力和新软件发展而来，主要包括击键记录（key-logging）的影响（Shreve, et al., 2010）及语境和翻译技巧对多与Translog软件、视频与屏幕记录(video and screen 义词理解和表达的影响（Rydning & Lachaud, 2010）。recording)及Proxy和Camtasia软件、视线跟踪(eye-Fabio Alves 与同事还创造性地将过程研究与语料库tracking)以及从神经科学借用的方法，如脑电图研究方法结合，用击键记录、视线跟踪和反思报告来（EEG）（如Kurz, 1994）、神经扫描、功能性核磁共振识别与认知努力相关的翻译单位，并用语料库提供扫描（fMRT）和正电子断层放射成像等。的信息加以验证。（Alves, et al., 2010）

上世纪90年代末，TRAP研究课题组采用

3.2 跨学科研究更趋深入

Translog软件，在翻译研究中引入了击键记录法

翻译过程研究一直与其他学科紧密结合，从理论（Jakobsen, 1998）。击键记录法是通过Translog等软

模式到研究方法都从心理学、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件，记录翻译或创作过程中键盘和鼠标活动（如译

认知心理学吸取养分。前述的翻译意义阐释模式、心者的停顿）的相关数据，了解译者的认知规律。停

理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模式和认知语用学模式等都或顿一般被认为是认知过程的标志，停顿的长度、时间

多或少引入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有关工作记忆、信息与译者处理的语言单位复杂程度相关。有声思维法

加工、关联等概念和理论。以上所列实验研究方法也也曾将停顿作为翻译问题的标记，但击键记录法能

都几乎来源于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和其他认知科学。更为准确地记录停顿的长度，因而更具有效性。实

翻译过程研究与认知科学的结合在最近十年更为际研究中常用有声思维法和内省法作为击键记录法

突出。《翻译与认知》（Shreve & Angelone，2010)一的补充，特别是内省法，以便使翻译过程最小程度地

书第三部分以“翻译过程与认知科学的结合”为题，受到干扰。

专门探讨从认知科学的分支学科出发的研究成果。包视频和屏幕记录收集有关研究对象的行为、面部

括专业行为与口笔译专长研究（Ericsson, 2010），口译表情和电脑屏幕状况。屏幕记录尤其适用于了解译

专长与神经生理学的关联研究（Moser-Mercer, 2010；者翻译中的研究活动，即译者在翻译中使用哪些电

Diamond & Shreve, 2010），以及双语心理词库的词汇子资源和网站来解决问题。与有声思维法结合能使

启动与“译词提示”在译者查找目标语词汇中的辅助该方法获得更为有效的数据，反思法中还可以借用

作用研究（Stamenov et al., 2010）。这些研究成果充分屏幕记录为研究对象的反思回顾提供线索，帮助他

反映出认知科学的分支学科如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回想翻译过程中的思考和所采取的策略。

神经生理学等学科理论及概念与翻译过程研究结视线跟踪是近年引入的新方法（O’Brien, 2005; 学、

合的理论创造力。这些临近学科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Dragsted & Hansen, 2007）。其基本研究假设是，眼

了诸如“专长”“、双语能力”“、概念表征”“、词汇启动”、睛视线的移动和瞳孔变化与人的观察与认知活动相

“、元认知”等概念。同时，“翻译能力”“、翻关。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处理更大的认知负担时人“认知努力”

译单位”、“翻译策略”等诸多传统概念在认知科学的的瞳孔放大（Göpferich, 2008:56）。所以视线跟踪法

理论语境下得到重新定义和审视，并获得了新的理论获取的有关译者眼部活动数据能为探索译者翻译心

生命。（邓志辉，2011：71）智活动提供线索。视线跟踪由于避免了对译者行为

翻译与认知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另一趋势是越来的干扰而增加了实验的生态有效性。（Göpferich &

越多来自于认知科学领域的学者投入到翻译过程研Jääskeläinen, 2009:173）

究中来。在为《翻译与认知》（Shreve & Angelone, 翻译过程研究方法革新还体现在从单一方法到

2010）一书撰文的22位学者中，有7位来自于心理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转变。近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学、神经生理学、认知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认知分转向立体法（triangulating），即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

支学科，他们运用所在学科最新的理论模式、研究方的工具，收集不同类型的数据，对数据进行综合分

与翻译研究学者密切合作。可以说，翻译析，以提高研究结果的质量、效度和可靠性（Alves, 法和工具，

认知研究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临近学科的关注，“（二2003）。Shreve & Angelone认为，过去十年的翻译过

者的）合作研究已进入一个更高的全新阶段”。（邓程研究越来越依赖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其所编《翻

志辉，2011:70）译与认知》一书收集的研究成果大多数都用了一种

以上的方法，“立体法已成为翻译过程研究的‘最佳

3.3 研究项目规模化，研究成果令人瞩目

方法’”（Shreve & Angelone, 2010: 6），如将视频记录

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早期进展缓慢，研究项目较为与有声思维法结合研究职业译者与翻译学生的问题

分散而孤立，研究对象人数偏少，并且主要集中于翻解决行为（Angelone, 2010），将击键记录与视线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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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学生或语言学生而非职业译员。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里，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出现了规模化趋势，诸多大规模、国际化、横向合作的研究项目逐步开展，如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的TRAP项目和EYE-TO-IT项目，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PACTE项目，西班牙格林纳达大学的PETRA项目，澳大利亚格拉兹大学的TransComp项目，瑞士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的CTP项目等。某些研究项目有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研究人员一同参与，如EYE-TO-IT项目涉及到来自澳大利亚、保加利亚、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的研究人员。这些研究项目不断扩大试验对象的规模和数量，提高变量控制水平，扩展语种覆盖面，更多关注职业译员的专业翻译过程。

以上大规模研究群体和研究项目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Hansen（1999），Tirkkonen-Condit and Jääskeläinen（2000），Alves（2003），Göpferich et al.（2008, 2009），Shreve & Angelone（2010），O’Brien（2011）以及Meta 杂志2005年专刊“口笔译的过程与路径”和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杂志2009年专刊“翻译能力研究的方法论”。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展了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视野，不仅探索了人类大脑可能存在的潜能，而且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探究大脑的内部，反映了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在模式和方法上的新进展，以及与不断发展中的认知科学的紧密结合。（Shreve & Angelone, 2010:2）

4.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存在的不足

尽管目前翻译过程研究在数据收集方法、研究设计、变量控制、研究规模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在理论和方法方面都还存在诸多不足，这些不足将是未来研究的突破点。

首先，缺乏一个能够系统指导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理论模式。基于语言学、文学或者文化传统的翻译学研究要么过于注重语言对比，要么侧重译文，要么关注翻译的社会文化影响，缺少对译者翻译中的心智活动和认知机制的把握。于是翻译过程研究从邻近学科，如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双语理论和二语习得理论中借用相关概念建立模式（如前所述的翻译过程理论模式），但这些借用的模式关注面普遍偏小，只对部分现象的解释较为有效，对于译者一般翻译行为的认知机制难有解释。现在，可用于翻译过程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已经非常先进，既可开展大规模、多角度的实证研究，也可进行细致微观的精细观测。但是对于开展这些实验研究所必要的理论假设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特别是基于翻译这一独特而又复杂的跨语言、跨文化心智过程的认知把握尚不具有对理论假设、变量控制和结果验证进行指导的系统理论模式。某些研究假设和前

提也值得商榷。Göpferich & Jääskeläinen（2009:178）认为，Ericsson & Simon（1984/1993）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口语报告法“可能基于不正确的假设前提，或者在无意识地支持着某些关于翻译过程特征的错误概念，或者至少没有积极地对这些概念进行质疑”。正是基于这一点， Shreve & Angelone（2010:12）迫切呼吁，“未来十年最为重要的课题就是建立一个有力而又普遍接受（或者数个可行而又彼此竞争）的翻译过程模式”。这样的模式既要能指导研究、引导研究设计，又能指导研究者提出可供实证检验的假设，并对研究发现加以评估。

其次，对各种数据收集方法的有效性与可靠性缺乏系统的方法论研究。研究者们在采用各种研究方法时，往往侧重于突出所用方法的优势，但是从有声思维、反思、访谈与问卷调查、日记，到击键记录、视线跟踪和神经扫描，这些方法都各有其优点与不足。一方面，我们有必要了解，在采用这些方法的试验研究中，翻译情景是否受到人为操控，并受实验环境影响，即实验设计是否会改变实验目标。有研究表明，采用有声思维法的即时口头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翻译的进度（Ericsson & Simon, 1980: 106），或者对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行为有一定的干扰作用，如减少词汇层面的形式对应（Jääskeläinen，2000:79），或增加译者的修改数量（Krings, 2001:229）。翻译日记法可能会由于使译者更有意识地注意到自己的问题解决过程，即提高了译者的元认知意识，而改变其翻译过程本身。那么，究竟这些实验方法是否影响到研究目标，研究对象会否因实验方法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实验方法多大程度上对翻译过程和译者行为起到影响和干扰作用，“这些影响和干扰是否已经影响到翻译结果”（Göpferich & Jääskeläinen，2009:179）。这都是翻译过程研究有必要解决的问题。同时，翻译过程研究方法还存在生态有效性的问题（ecological validity）。由于实验研究的环境和条件不同于译者平常的翻译环境，加上外来因素如数据收集设备和软件（“击键记录器”、“视频记录器”）的介入，译者的翻译行为会由于这些外界因素的干扰而受到影响。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横向的方法论研究作出解释。研究者们需要一个系统的方法论评估和比照模式，以针对具体的翻译研究目标和对象作出合适的实验设计和数据收集方法，并能在方法论模式指导下，与类似研究进行对比，对翻译认知过程作出更有价值的研究发现和结论。

另外，缺乏对大量实验数据进行归纳、分析和共享的手段。由于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使用，通过实验方法已能获得大规模涉及翻译过程各方面的声音、视频、图画以及其他形式的数据，

一些大型的跨国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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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如EYE-TO-IT等，甚至可获得涉及多个语言对、多种文化语境和各种译者背景的实验数据，同时还有大量的各类型对照和平行语料库可资参照。“如何对这些大规模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将是未来翻译过程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Shreve & Angelone, 2010:11-12）。许多研究项目获得的翻译过程实验数据由于规模过大，并没有有效的方法进行发布以供其他研究者查阅或提取。有学者（如Göpferich & Jääskeläinen，2009: 185）建议可建立网上翻译过程研究数据库，将所有数据按照一定的标注方法和具体类别收集在一起，方便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结合自己的研究需要进行提取和查阅，将其与自己的研究数据和发现进行对比，然后上传，从而将若干个小的研究项目扩展为大型的综合研究项目。基于这一构想，翻译过程研究资源管理系统的建立势在必行，这一系统将能够对翻译过程研究的各类数字资源，如文本、图画、视频、声音文件等进行存储、归纳、标注和分析。Göpferich等学者进行的TransComp研究小组已开始建立这样的系统，将研究中所用到的源语言文本、翻译任务、参考译文、问卷以及实验数据全部收入资源管理系统（http://gams.uni-graz.at/container:tc），将声音和视频转写为文字，并按照电子文本编码和转换标准进行标注，方便研究者提取（Göpferich & Jääskeläinen，2009: 186）。此类资源收集和共享在全球来看都还处于分散和小规模状态，随着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研究问题不断深化，类似的翻译过程研究资源管理与共享体系的建设是翻译过程研究有效开展的必然要求。

除此之外，研究问题有待进一步细化。一方面，除了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行为和认知活动予以考察，还有必要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译者认知活动的背景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包括译者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专业水平，甚至性别、年龄、性格特征等，考察这些背景变量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译者的翻译行为。另一方面，翻译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活动，翻译材料专业化领域的划分需要更加精细。传统的“商务翻译”、“科技翻译”、“法律翻译”等划分在某些翻译任务面前显得过于笼统，比如“专利翻译”实际上包含了科技翻译和法律翻译两个领域的特征。而“商标翻译”不仅涉及“专利”、“技术”和“法律”领域的专业知识，还涉及“文学翻译”的艺术审美和“市场营销”的传播功能等因素。针对这些专业化分工日趋精细的趋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应对这些专业化的要求也是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不可忽视的方面。

5.结语

随着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在方法和工具上的不断

革新，跨学科研究不断深入，研究群体和项目规模不断扩大，有学者（如Halverson，2010）呼吁一个新的学科——认知翻译学——的建立。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以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为目标的认知翻译学的真正建立，需要在理论模式、方法论和资源共享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首先，要建立针对翻译实证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模式，对研究假设、实验设计、变量控制、数据分析和结果讨论予以指导。其次，要展开方法论研究，深入分析目前从认知科学借用的研究方法和数据采集方法的优劣，讨论这些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生态有效性，建立符合翻译认知规律、适应翻译认知研究要求的研究方法。第三，建立系统的科学方法，对各种规模的实验数据和研究资源进行收集、归纳、标注、分析和共享。这是目前翻译认知过程研究面临的挑战，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swu1009053）的部分成果。

参 考 文 献

Alves, F.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Oriented Research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2] Alves, F., A. Pagano, S. Neumann, E. Steiner & S. Hansen-Schirra. Translation Units and Grammatical Shifts: Towards an Integration of Product- and Process-based Translation Research[A]. In Shreve, G. & E. Angelone (eds.), 2010: 109-142.

[3] Angelone, E. Uncertainty, Uncertainty Management, and

Metacognitive Problem Solving in the Translation Task[A]. In Shreve, E. & E. Angelone (eds.), 2010: 17-40.

[4] Bell, R. T.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1.

[5] Bergen, D. Learner Strategies and Learner Autonomy in

Translator Training [A]. In Tommola, J. & Y. Gambier (eds.)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 Training and Research[C]. Turku: University of Turku, 2006: 119-126.

[6] Diamond, B. & G. Shreve. Neural and 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in the Bilingual Brain: Recent Perspectives [A]. In Shreve, G. & E. Angelone (eds.) , 2010: 289-322.

[7] Dragsted, B. and I. Gorm Hansen. Speaking Your Translation:

Exploiting Synergies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 In Pöchhacker, F., A. L. Jakobsen & I. Mees (eds.). Interpreting Studies and Beyond: A Tribute to Miriam Shlesinger [C].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2007: 251-274.

[8] Dragsted, B. Coordina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 Eye on Uncharted Territory [A]. In Shreve, G. & E. Angelone (eds.) , 2010: 41-62.

[9] Ericsson, K. Experts in Interpreting: An Expert-performance

Perspective [A]. In Shreve, G. & E. Angelone (eds.) , 2010: 231-262.

[10] Ericsson, K. & H. Simon. Verbal Reports as Data [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0 (3): 215-251. [1]

· 9 ·

2012年 第6期

中国翻译

[11] Ericsson, K. & H. Simon. Protocol Analysis: Verbal Reports as

Dat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4/1993.

[12] Fox, O. The Use of Translation Diaries in a Process-oriented

Translation Teaching Methodology [A]. In Schäffner, C. & B. Adab (eds.). Develop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C].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115-352.[13] Gile, D.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14] Göpferich, S. Translationsprozessforschung: Stand-Methoden-Perspektiven. (Translationswissenschaft 4). Tübingen: Narr, 2008.

[15] Göpferich, S., A. L. Jakobsen, And I. M. Mees (eds.). Looking

at Eyes. Eye Tracking Studies of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Processing [C]. Copenhagen: Sammfundslitteratur, 2008.

[16] Göpfeirch, S., A. L. Jackobsen & I. M. Mees (eds.). Behind

the Mind: Methods, Models and Results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C].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37).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e Press, 2009.

[17] Göpferich, S. & R. Jääskeläinen. Process Research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Where Are We, and Where Do We Need to Go? [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9 (2): 169-191.

[18] Gutt, E.-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 Oxford: Blackwell, 1991.

[19] Halverson, S.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evelopments in

Theory and Method [A]. In Shreve, G. & E. Angelone (eds.) , 2010: 349-369.

[20] Hansen, G. (ed.) Probing th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C]. Copenhagen: Sammfundslitteratur, 1999.

[21] Holmes, J.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72-185.

[22] House, J. Talking to Oneself or Thinking with Others? On

Using Different Thinking-aloud Methods in Translation [J]. Fremdsprachen lehren und lernen. 1988 (17): 84-99.

[23] Hurtado Albir, A. & F. Alves. Translation as a Cognitive

Activity [A]. In Munday, J.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4] Jakobsen, A. L. Logging Time Delay in Translation [A]. In

Hansen, G. (ed.). LSP Texts and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C]. (Copenhagen Working Papers in LSP Vol. 1[1998]). Copenhage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1998: 173-101.[25] Jääskeläinen, R. Focus on Methodology in Think-aloud

Studies on Translating [A]. In Tirkkonen-Condit, S. and R. Jääskeläinen. (eds.), 2000: 71-82.

[26] Kiraly, D. Pathways to Translation: Pedagogy and Process [M].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7] Krings, P. Repairing Texts: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Processes [M].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8] Kurtz, I. A Look into the “Black Box”: EEG Probability

Mapping During Mental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 In Snell-Hornby, M, F. Pöchhacker and K. kaindl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e [C]. Amsterdam &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4: 199-208.

Kuβmaul, P. Training the Translator [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Lederer, M. La Traduction Simultanée [M]. Paris: Minard, 1981.

Moser-Mercer, B. The Search for Neuro-Phi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Expertise in Interpreting [A]. In Shreve, G. & E. Angelone (eds.) , 2010: 263-288.

O’Brien, S. 2005. Methodologies for Measur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st-editing Effort and Machine Translatability [J]. Machine Translation,2005(1):37-58. O’Brien, S. Cognitive Explorations of Translation: Eyes, Keys, Taps.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Rydning, A. & C. Lachaud. The Reformulation Challenge in Translation: Context Reduces Polysemy During Comprehension, but Multiplies Creativity During Production [A]. In Shreve, G. & E. Angelone (eds.) , 2010: 85-108.

Seleskovitch, D. Langage, langues et mémoire: etude de la prise de notes en interprétation consécutive [M]. Paris: Minard, 1975.

Seleskovitch, D. L’interprète dans les conférences internatinales: problèmes de langage et de communication [M]. Paris: Minard, 1968. trans. (1978) as Interpreting f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Washington, DC: Pen and Booth, 1978.

Shih, C. Y. Revision from Translators’ Point of View [J]. Target, 2006 (2): 295-312.

Shreve, G. & E. Angelone.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Recent Development [A]. In Shreve & Angelone (eds.), 2010: 1-13.Shreve, G. & E. Angelone (eds.).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C].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0.

Shreve, G., I. Lacruz & E. Angelone. Cognitive Effort, Syntactic Disruption, and Visual Interference in a Sight Translation Task [A]. In Shreve, G. & E. Angelone (eds.), 2010: 63-84.

Stamenov, M, A. Gerganov & I. Popivanov. Prompting Cognates in the Bilingual Lexicon: Optimizing Access During Translation [A]. In Shreve, G. & E. Angelone (eds.), 2010: 323-348.

Tirkkonen-Condit, S. and R. Jääskeläinen. (eds.). 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C].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Sperber, W.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86/1995.

Wilss, W.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 Behaviour [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6.

Youssef, A. F. Cognitive Processes in Written Translation [D]. Unpublished PhD thesis.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9.

[作者简介] 肖开容，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翻译认知过程研究、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文旭，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作者电子信箱] xiaokairong@

bywen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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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NO.6 2012

English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ognitive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Process

by XIAO Kairong & WEN X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p.5

Abstract : The past 30 years and especially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have witnessed a remarkable progress in cognitive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process. The progress manifests itself in a growing tendency to apply advanced techniques and data-elicitation methods of cognitive scienc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remarkable findings of a number of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jects in this respect have not only facilitated an integration of the two areas but are also push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discipline, i.e.,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new discipline is, however, confronted with formidable challenges stemming from its lack of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model, its insufficiency in methodology-related research, and its inadequate scheme for resource sharing. To ensure a smooth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ttention must be turned to researches on its theoretical modeling, methodology, and resource sharing, and on a further specification of its subjects and variables as well.

Key words: translation process; cognitive research; empirical research

by ZENG Wenxiong & CAO Chengy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p.30

Abstract : The Ten Masterpieces by Talented Authors of the Yuan,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y span the generic spectrum from novels, dramas to song lyrics and even fiddle ballads (tan ci), and have been granted a prominent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ir early translation into European languages marked the inception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learning to the West” and played a key role in shaping European men of letters’ perception of Chinese culture. Based on a survey of the early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Ten Masterpieces by Talented Authors,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motivations underlying European translations of these works, the formats in which their translations were first published, the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translator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s they had exerted on Europe’s literary circle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expected to shed fresh light on China’s current efforts to promote its culture abroad by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Western languages.

Key words: translation; Ten Works by Talented [Chinese] Authors; cultural capital; strategy; format; motivation; influence

Early Western Translations of the Ten Masterpieces by Talented Authors: A Reexamination

Standardisation and Benchmarking for Improving Translator Training

by Christina Schäffner (Aston University, Birmingham, UK) p.37

Abstract : During the last decade, we have seen an enormous increase in translator training programmes offered by universities, mainly at postgraduate level. A challenge for such university programmes is to make sure that they prepare graduates who are qualified for the needs of the diverse profession in the rapidly changing market.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can universities adapt translator training programmes to the rapidly changing industry and the accompanying changes in professional profiles? How can we reconcile the requests of the industry for graduates who have practical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with the requests of the universities for graduates who have in-depth academic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skills? What standards and benchmarks are in place to assure quality of translator training programmes? Finally, the paper reflects on the challenges which the EMT translator competence profile poses for university programmes.Key words: translator training; benchmarking; profile

by WANG Longwen (Law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p.60

Abstract : As a crucial mean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in our age of globalization, translation holds the key to building up China’s soft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nd yet efforts to further develop translation in China have been hampered by an inadequate legal framework for this practice. Stressing the urgency for China to perfect its translation-related legislation, this paper identifies — as the major issues to address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s an industry and translation as a public service; the protection for the translato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establishment of licensing requirements in translation industry and the certification of qualified translators. It also argues that China’s national goal to turn itself into a cultural powerhouse ought to be the ultimate guideline for the legislative endeavor. Key words: translation; legislation; power; cultural discourse

Legal Protection for Translation as a Way to Enhance China’s Cultural Infl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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