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捷径与终南山关系

本科生课程论文

课程名称: 《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 学 院: 人文学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姓 名： 周琴 学 号: 09010250 联系电话: 691689 完成时间: 12 月 25 日 任课老师： 葛永海 成 绩：

“终南捷径”与终南山关系

摘要：唐代特殊文化现象“终南捷径”除了和唐朝征辟隐士以及唐人隐逸心理有关之外，还与发生地终南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从终南山特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自然景观、浓厚的释道归隐风尚和重要的政治地位这四点对“终南捷径”这种入仕方式的产生、扩大进行探讨。

关键字：终南捷径、终南山、地理环境、释道归隐风尚

在唐代有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终南捷径，就是通过隐居在终南山最后达到入仕的目的。这样的称呼是来于唐高宗武后时期的隐士卢藏用。据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载: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迎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官捷径耳。”[1]

终南捷径显然和唐代征辟隐士，推举逸民的社会风气有关，但是为什么他们选择的是终南山？这就与终南山特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自然景观、浓厚的释道隐逸风尚和重要的政治地位有密切联系了。

一、 地理位置

终南山在历史上有多种称呼。《括地志辑校》卷一说：“终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泰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脯山，在雍州万年县南五十里。[2]终南山在春秋战国时就已经闻名遐迩。我国最早的历史地理文献《尚书·禹贡》就提到终南山，说：“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3]《雍录》解释说：“惇物非山名，终南山高而广，多物产，故《禹贡》曰终南、惇物。”[4]由此可见终南山的历史悠久，物产丰富。

至于终南山的位置，则在秦岭中部，横亘于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之间，既是南北自然地理的分界线，又是代表黄河流域的秦陇文化和代表长江流域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的交汇点。是我国古代文明孕育、诞生、发展的重要源地。张衡的《西京赋》有一段描写：“终南山，脉起昆仑，尾衔嵩岳，钟灵毓秀，宏丽瑰奇，作都邑之南屏，为雍梁之巨障。[5]《雍録》卷五《南山》记载“终南山横亘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彻蓝田，凡雍、岐、郿、鄂、长安、万年，相去且八百里，而连绵峙据其南者，皆此之一山也。”[6]潘岳在《关中记》说：“所以称为终南，

中南者言在天下之中，居都之南也。”[7]这里的“都”是指十三朝古都长安。可见，终南山另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就是在长安之南,而且是唯一一座连绵于关中南部的山。按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说法，终南山在长安县南五十五里。可见，终南山与长安城之近了。另外从终南到长安的交通线路上来看，路线大致是这样的:出京师启夏门，穿樊川(韦曲一韦曲南一杜曲一杜曲南)一神禾原一南山山谷一一般意羲上的城南一鄂杜一终南山。[8]这一路坦荡，没有崇山峻岭、险象迭生，这为两地的往来带来了便利。

长安作为唐朝的政治首都和主流文化权威所在，是唐代文人世子们趋之若鹜的地方。同时，由于唐代通过科举制度和建立战功为底层贫民提供了通往上层社会的机会。整个社会，尤其是文人士子都洋溢着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热情。白居易的《早送举人入试》：“夙驾送举人，东方犹未明。自谓出太早，已有车马行。骑火高低影，街鼓参差声。可怜早朝者，相看意气生。日出尘埃飞，群动互营营。营营各何求，无非利与名。而我常晏起，虚住长安城。春深官又满，日有归山情。”此诗描述了举子们清晨入场考试的情景，刻画了众多举子抱着拳拳之心，欲觅得功名而归心态。唐人眼中，进士及第就是“登龙门”，“十数年间”就能“拟迹庙堂”。一旦金榜题名，就能名扬天下，无论是张籍的“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还是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都写尽了寒士及第后心中的欣喜若狂。“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使唐代的文人士子走进了“学干禄”和读书做官的人生方式。陈寅恪根据韩愈《送董如南游河北序》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故当日在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惟有北走河朔之一途。”[9]但是唐代最重要的进士科每次录取人数很少，多则二三十人，少则二三人。因此，通过中进士通往上层社会的机会很渺小。在激烈的竞争中，总有很多失意的文人寄居长安，等待下一届的科举考试。韩愈在回忆屡试不利，困居长安时，发出了极为沉痛的叹息:“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前来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的有不少是来自民间下层，他们在政治上苦无门路，在经济上又无力支撑昂贵的京城消费，因此困守长安，往往生活十分贫困凄楚。在唐人的诗文、小说中就有不少描写。

相比于落第后困守长安过贫病交加的生活，很大一部分人选择隐居于邻近长安的终南山。终南山靠近长安，交通又便利。隐居于终南山，既能有机会和长安

的达官贵人、高官文士交游唱和，通过他们举荐获得仕途的捷径，又能引起当局者的注意，随时了解朝廷情况，方便任命。隐于终南山，比在其他诸山更方便将名声传入当局者耳中，从而获得进入仕途的机会。

二、 自然景观

自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对山水审美欣赏乃是文人雅士生活情趣的体现。自谢灵运首开山水诗派后，寻访名山胜水，题诗作赋，寄情抒怀便成了文人常事。在唐代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民族大融合这一时代背景下，唐代文人更是有“人间逐胜游，乐山登万仞，爱水泛千舟”之志，把寻幽探古看成是人生一大幸事。而终南山地势崔嵬、险峻幽深、千峰叠翠、景色幽美、天气多变，相对于喧闹的长安城，自然更适合文人雅士隐居修行、退而观书。

唐代文人王维在终南山下辋川隐居时曾赞叹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这首诗以开门见山的手法，用夸张的手笔极写山的高峻，而后又描写了终南山群山绵延的景致，通过纵向和横向两观总体展现终南山的气势。白云青霭的有无之间，又为终南山笼上了一层曼妙神秘的纱衣，把终南山自成天地、神秘清幽描写得淋漓尽致。

另外，终南山秀美脱俗的风景也给文人雅士增添了几分隐逸之心和禅理智慧。李白写道：“出门见南山，引领意无限。秀色难为名，苍翠日在眼。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终南山云卷云舒，自然而然的景致让文人心境开阔，意与之然。吴筠《翰林院望终南山》中写道：“幸见终南山,岧峣凌太虚。青霭长不灭,白云闲卷舒。悠然相探讨,延望空踌蹰。迹系心无极,神超兴有馀。”孟郊《游终南山》中说：“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山中人自正，路险心亦平。长风驱松柏，声拂万壑清。到此悔读书，朝朝近浮名。”又姚合的《游终南山》：“策杖度溪桥，云深步数劳。青猿吟岭际，白鹤坐松梢。天外浮烟远，山根野水交。自缘名利系，好此结蓬茆。”

文人对功名的汲汲之心和科举的失落之意，都在终南山满眼的翠微和高峻中得到了释怀和安慰，所以可以说终南山是文人士子心中的乐土,精神自由的家园。

三、 文化渊源

（一） 道教文化

终南山是道家文化的发祥地，被称作“天下道教祖庭”。[10]葛洪的《抱朴子?

金丹篇》中列举了道教名山28座，其中就有终南山，认为终南山“可以静思，合作仙药，是道士修炼的佳境。”有句话说：“关中河山二百，以终南为最胜；终南千里茸翠，以楼观为最佳”。终南山下的楼观台相传是周昭王时，老子西游过函谷关，关令尹喜登此楼观望，见有紫气东来，预知神人将至，乃迎接老子至楼观台中，请问道教。老子也在此写下了《道德经》。后来周穆王好尚黄老，追仰仙踪，乃重修楼观屋字，为尹喜建庙立祠。之后秦汉魏晋历代帝王皆钦崇道教，修葺楼观，招纳四方幽人逸士，先后有尹轨、杜冲、彭宗、宋伦等十余辈道士相继来此修炼成仙。而文人士子前往终南山暂隐，除了出于内心寻求慕道之外，还要为自己的仕途着想，通过终南山的道家文化这块跳板进入官场。

1. 慕道

唐朝李氏皇族原是北朝鲜卑军户出生，在起兵时为了获得上层贵族支持，便以老子李耳后代自居，在日后执政的日子里不断抬高道教地位，并把道家尊为国教。唐高祖就多次拜谒老子，以示崇敬。《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云：“冬十月丁卯，幸善庆宫。癸酉，幸终南山，谒老子庙。[11]高宗又明令王公百官习老子《道德经》，并在科举考试中加考《道德经》。唐玄宗时，立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为奉道之人提供官位。“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 置生徒, 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 每年准明经例考试。”[12]唐朝王室的这些举措，无疑带动皇宫贵族、朱门大户乃至平民百姓举国上下全民性的崇道、信道、迷道之风。李斌城说:“唐人喜神仙，不少人、事都抹上神仙的色彩??有唐一代神仙信仰广被社会，深入人心，成为鲜明的时代风尚”[13]。在这样一种时代风尚面前，无论是出于个人内心的寻求还是出于仕途经济的考虑，文人不免受道教文化影响，有种崇道觅道心理。在这种心理的导向下，有着深厚道学渊源的终南山自然对文人世子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2. 交游

自从高宗明令王公百官习老子《道德经》，并在科举考试中加考《道德经》后，道对于文人世子们的仕途影响很大。而终南山是道教祖庭，有着源远流长的道家文化。另外，终南山道观林立，高人道士隐藏其间，往往还讲课授业。文人前往终南山，一方面，和终南山中的道士交游，让他们感觉到精神上的解脱和自由。另一方面可以遇到让他们敬仰的高人逸士，有机会与这些高人谈论国教道教

的哲理，以提升自己的道教修养，更好得应付科举考试和达官贵人的交往，获得高人道士的举荐入朝为官。

值得一提的是，终南山还隐居着唐代皇族中崇尚道家的修行者，他们身份高贵，又慕道修仙心诚，有悟性的道友往往让他们青眼相看。和这些皇族中人的交流唱和，有助于文人士子顺利得进入官僚之中，在仕途上也会更加顺利。

比如李白的《玉真仙人词》：“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飘数腾双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可以看出李白的这首诗有明显的干谒之意，他想求得玉真公主的赏识和引荐。玉真公主对唐代文人的崇道热情的影响力可谓深远。唐代公主入道成为一时的风俗，睿宗之女、玄宗之妹玉真公主，曾是一代宗师叶法善的门徒，更是以权势地位与道行修炼深得文人崇敬。高适、王维和储光曦也分别写诗赞美、吹捧她。

（二） 佛教文化

中国佛教的首传之地在长安，但在佛教传入长安后不久，终南山也开始建立弘教的据点，就是位于是麓户县境内庞村的罗汉寺。中国佛教的宗派，若将三阶教包括在内，共有九宗，其中三阶教、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密宗的祖庭都在长安。这7宗之中，有5宗的祖庭或中心寺院在终南山中，即三论宗祖庭草堂寺，净土宗祖庭香积寺和悟真寺，华严宗祖庭至相寺，华严寺和圭峰寺，律宗祖庭净业寺和丰德寺、唯识宗祖庭兴教寺。

终南山中不仅寺庙数量众多，建筑辉煌雄伟，更有许多高僧大德挂锡于此。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后就在终南山呕心沥血译经19年，他的遗骨也迁葬在终南山中。

终南山环境清幽，文人世子隐居在终南山倾听晨钟暮鼓。感受着迥异于官场喧嚣浮华的寂静美好。此外，终南山有众多的佛寺和高僧，文人隐居在此习佛修炼，又能因缘际会得到高僧指点，无论是对于个人的参禅养性还是美名的传播都大有裨益。

1. 习业

唐代中叶之后，有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读书于山林寺院，论学会友，及学成乃出应试以取仕宦，求闻达，甚至宰相名臣、朝野名士亦多出其中。[14]这是唐代文人比较普遍，也比较有效、实在的一种入仕模式。《唐摭言》卷一〇《海叙

不遇条》有记载：段维浪子回头，入中条山请益，“博览经籍，下笔成文”，后下山，于咸通、干符中，声名籍甚。[15]徐松《登科记考》卷一五许翟条下引《闽中名士传》云：“许翟挟策入关，遇舍人陈诩、四门助教欧阳詹、校书郎邵楚菠、侍御林藻。在京师，闽川举子酸酒食，会诸先达。??深入终南山隐，学三年，出就府荐，遂摧第。”[16]刘昚虚《寄阎防(防时在终南丰德寺读书)》：“青冥南山口，君与缁锡邻。深路入古寺，乱花随暮春。纷纷对寂寞，往往落衣巾。松色空照水，经声时有人。晚心复南望，山远情独亲。应以修往业，亦惟立此身。深林度空夜，烟月资清真。莫叹文明日，弥年徒隐沦。”这首诗就讲述了阎防当时在终南山寺院学习的情况。

2. 参禅

学佛坐禅时往往能需要让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如平滑的水面般波澜不惊，让心体处于寂灭的虚空状态，从而达到物我冥合的“无我”之境。这种定后生慧，无中生有的参禅方式对于文人性格的修炼、艺术思维和观物方式都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首诗描写了一种极为静寂、幽独的氛围。但是只有在这种静寂、幽独的幻境当中，才能谛听大自然的心律，才达到人与幽篁、明月的对望合一，景与情的相融相契。

3. 交流

和高僧交流，受佛学的熏陶则不仅有助于文人世子思想境界的提高，还有助于自身美名的传扬和结交具有相同宗教情趣的上级文人。

终南山草堂寺的圭峰大师就与诸多的文人交游，比如白居易、刘禹锡、史山人、裴休、贾岛、贯休等等。陈羽有诗记录圭峰大师和白居易的交往：“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却忘言。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便入门。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贾岛的从弟无可曾有一首诗《赠圭峰禅师》：“绝壑禅床低，泉分落石层。雾交高顶草，云隐下方灯。朝满倾心客，溪连学道僧。半旬持一食，此事有谁能？”诗中说“朝满倾心客”一句点出了当时唐代与僧人交往的风气炽盛。比如李频的《秋宿慈恩寺遂上人院》：“满阁终南色。清宵独倚栏。风高斜汉动，叶下曲江寒。帝里求名老，空门见性难。吾师无一事，不似在长安。”当时僧人隐居在终南山，却与长安城内或

者终南山内的求名之人交往频繁。观照那些暂隐于终南山人的文人雅士，他们有些直接暂居于寺院之中，与这些高僧的往来自然不会少。

（三） 隐逸文化

自伯夷叔齐以来，中国士大夫就有隐逸的传统。终南山在汉晋时期就以隐逸出名。最熟悉的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晋书》卷九十五《王嘉传》：“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也。轻举止，丑形貌，外若不足，而聪睿内明。滑稽好语笑，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石季隆之末，弃其徒众，至长安，潜隐于终南山，结庵庐而止。门人闻而复随之，乃迁于倒兽山。”[17]王嘉岩居穴处，最后潜隐于终南山结庵庐而止。后来他的门人尾随他，也隐居在了终南山。《隋书》卷七八《艺术列传》：“韦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高祖玄，隐于商山，因而归宋。”[18]

到了唐代，虽然唐人的隐逸观和前人不一样，隐逸不在只属于小部分士大夫的清高绝世之举，而成了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都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唐代文人心目中，隐逸有多种用途:首先它是一条仕宦的捷径，因为唐代隐逸文人“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网之下”，其骨子里并未与政治仕宦彻底握手作别，而是充满着功名之念和进取之心。其次，隐逸也可以作为官场生活的补充和精神调剂，达到精神上的和谐。很多高层文人、士大夫在终南山购买别业都是这样的目的。

相对于走“终南捷径”的这种“假隐”，终南山中有很多真正的隐士，比如白居易的《送王处士》“王门岂无酒，侯门岂无肉。主人贵且骄，待客礼不足。望尘而拜者，朝夕走碌碌。王生独拂衣，遐举如云鹄。宁归白云外，饮水卧空谷。不能随众人，敛手低眉目。扣门与我别，酤酒留君宿。好去采薇人，终南山正绿。”就展现了一个有真情傲骨的终南山隐士形象。

四、 政治地位

（一） 别业

终南山以其靠近京城，风景独秀，又物产丰富，河谷众多的特点，吸引京城许多达官贵族在此休沐、游宴避暑、置买别业。《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中记载到：“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恣为

不法，侈僭无度。[19]据宋张舜民所著《画墁录》载:“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开印。公卿近郭皆有园池，以至樊杜数十里间，泉石战胜，布满川路，至今基地尚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拟岁时游赏”[20]。可见这些别业规模相当大，显示出主人的身份和地位。能置买起这些别业的，绝对不是一般的官员，至少也是高官贵族，更有甚者，皇亲国戚。比如当时风光炽盛的太平公主就有山庄在终南山。韩愈有诗：“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押城闉。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李峤也有《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景龙三年二月十一日）》一诗来写太平公主山庄，“主家山第接云开，天子春游动地来。羽骑参差花外转，霓旌犹绕凤凰台。”写的是皇帝临幸太平公主山庄之事。由此可见，终南山与皇家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想出仕的文人隐居在终南山，也有机会碰到皇帝或者皇家贵族游玩，从而获取一官半职。

皇家在终南山置购别业的风尚也带动了高层文人或者贵族高门在终南山中的游乐。比如王维在终南山就有辋川别业，宋之问在终南山有蓝田山庄，岑参在高冠堂有知草堂，裴迪在辋川也置有别业。他们在终南山的山水之中怡情养性、洗涤宦海污尘，又在山林之中交游宴请，享受人生快活。这些高官文人在终南山的活动，同样也影响着隐居于此的文人士子们。他们可以通过进入终南山中的这种游宴去结交高官文人，得到他们的提拔或直接任命，获得一个较好的官职。另外，隐居在终南山，也方便这些高官文人前来拜访结交。

（二） 行宫

唐初的行宫太和宫就选址在此。太和宫建于武德八年，在终南山太和谷。《唐会要》卷三〇《太和宫》：“武德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造太和宫于终南山。贞观十年废。至二十一年四月九日，上不豫。公卿上言：‘请修废太和宫。厥地清凉，可以清暑。臣等请彻俸禄，率弟子微加功力，不日而就。’手诏曰： ‘比者久欲追凉，恐成劳扰。今卿等有请，即相机行。’于是遣将作大匠阎立德，于顺阳王第取材瓦以建之。包山为苑，自裁木至于设幄。九日而毕功，因改为翠微宫。正门北开，谓之云霞门。视朝殿名翠微殿，寝名含风殿，并为皇太子构别宫，正门西开，名金华们，殿名安喜殿。”[21]后来在贞观十年，这个行宫被废弃，后到了贞观二十一年，又改为翠微宫，几兴几废后，成为了翠微寺。无论是为宫殿还是为寺院，它的地位都是不寻常的，如果按照风水上的说法，还是有龙气的存在的。

这点也影响到了人文世子的选择。

（三） 圣地

终南山还兼有国家礼仪场所的职能, 它是唐皇帝祈雨或者祷雪的圣地。这便增加了终南山的神秘色彩。当然,这也是隐于终南山上的文人士子们近距离地接近大唐天子的绝好时机。

在终南山祈雨祷雪并不是唐代开的先例。《初学记》卷五地理上说道：“<列子>曰：天地亦物也，有不足，石以补其阙。王隐<晋书>曰：陈总迁殿中侍御史，诏遣诣终南山请雨。总先除小石祠，唯存大石一所而祈之，上文曰：峨峨大石，佐岳通理，含滋屠润，惠我四海。[22]

到了唐代，在终南山祈雨祷雪的记载很多。比如柳宗元的《终南山祠堂碑并序》就记载了贞元十二年，秋天无雨，皇帝命京兆尹去终南山祈雨之事。《唐大诏令集》卷七四《立终南山词敕》中又提到：“每闻京师旧说，以为终南山兴云，即必有雨。”于是特意在终南山立祠祈雨。[23]

至于祷雪，据崔珙《祷雪终南广慧庙奏》：“畿内去冬少雪，宿麦未滋。今欲差少尹于终南广慧公庙祈祷，诸县各委令长于灵迹处精诚祈请。[24]

小结：

终南山在文人仕途中和它在军事中几乎有着一样的功用——能守能攻。终南山的美景既能给文人士子提供一个清幽的攻书环境，又能涤荡他们的心灵，提高内心品格。同时，终南山浓厚的释道文化和隐逸风尚，又为文人提供了和高僧高道交往交游的机会，提升自我的释道修养，又有机会结交上层同道者。终南山靠近帝都的特殊地理又方便文人士子随时了解长安动态，传播名声，引起统治者的注意，进入仕途。 注释：

[1]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7-158页

[2]李泰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0：8页 [3]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81页

[4]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録》[M]．北京：中华书局，2002：105页 [5]陈元龙．《历代赋汇》[M]．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联合发行，1987：133页

[6]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録》[M]．北京：中华书局，2002：105页 [7]《关中记》．《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27页

[8]《唐研究》卷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32页 [9]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576页 [10]《道藏》第19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543页。

[11]刘昫.《旧唐书》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页 [12]刘昫.《旧唐书》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3页

[13]李斌城.《唐人的神仙信仰》[J].中国唐史学会第五节年会论文，1992。 [14]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聊经出版社。1991年，271-316页转引自《唐研究》，《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3页

[15]王定保.《唐摭言》卷一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12页 [16]徐松撰.赵守俨点校《登科记考》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542页 [17]《晋书》卷九五[M].《王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2496页 [18]魏征.《隋书》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70页

[19]刘昫.《旧唐书》卷一一八[M].《元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3410页

[20]车吉心、王育洲、孙家洲.《中华野史（宋朝卷）·画墁录》[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832页

[21]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0：550-551页 [22]《初学记》卷五[M].《地理》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107页 [23]宋敏求.《唐大诏令》[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32页 [24]《唐文拾遗》卷二九[M].《全唐文》第11册,10700页

81页

[4]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録》[M]．北京：中华书局，2002：105页 [5]陈元龙．《历代赋汇》[M]．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联合发行，1987：133页

[6]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録》[M]．北京：中华书局，2002：105页 [7]《关中记》．《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27页

[8]《唐研究》卷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32页 [9]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576页 [10]《道藏》第19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543页。

[11]刘昫.《旧唐书》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页 [12]刘昫.《旧唐书》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3页

[13]李斌城.《唐人的神仙信仰》[J].中国唐史学会第五节年会论文，1992。 [14]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聊经出版社。1991年，271-316页转引自《唐研究》，《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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