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袁世凯

叶根发、王术静编撰，杨宏雨指导、修改

一、袁世凯评传

小引

袁世凯，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生于1859年9月16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卒于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后，黄兴在《戏挽袁世凯联》写到：“算得个四十年来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假筹安两字美名，一意进行，居然想学袁公路。仅做了八旬三日屋里皇帝，伤哉短命，援快活一时谚语，两相比较，毕竟差胜郭彦威。”应该说，这个结论还是比较公允的。

富家子弟

袁世凯生前谋求帝制时，一班御用文人曾舞文弄墨，替袁世凯考证说，项城袁氏一族可远溯东汉末年袁术袁公路，近祖是明季宿将袁崇焕，并上书袁世凯要求将袁崇焕附祀关（羽）岳（飞）庙。那时梁士诒撰文这样赞颂袁崇焕，“使崇焕以前而有崇焕其人者，则满洲军将不能越辽河一步；使崇焕以后而有崇焕其人者，则满洲军尤不能越榆关一步，崇焕一日不去则满洲一日不能得志于中国。”面对这种为自己当皇帝而牵强附会制造的舆论，袁世凯倒表现得较清醒，没有答应。

项城袁家算不上“望族”，有案可稽的先祖要数袁世凯的曾祖父袁耀东。他靠设馆收徒以养家糊口，因过度用功读书而“赉志而殁”，只活了40岁，留下了一群孤儿寡母难维生计。袁耀东生前最大的名头——庠生。好在袁耀东之妻郭氏治家育儿有方，据《项城袁氏家集》的《母德禄》介绍，郭氏白天井臼亲操，与众婢共苦；晚上篝灯课子，三鼓不辍。在郭氏的悉心调教下，袁耀东的四个儿子树三、甲三、凤三和重三，都有出息。长子袁树三是袁世凯的祖父，廪贡生，曾署任河南陈留县训导兼教谕；三子袁凤三是庠生，后担任禹城教谕20年之久；四子袁重三，为生员，虽未入任途，但在家乡长期主持团练；次子袁甲三，于道光十五年中进士，也就是他，奠定了日后袁氏家族的兴盛。

袁甲三历任礼部主事、军机处章京、郎中。1850年被调任江南监察道御史、兵科给事中。此时的袁甲三和时任礼部左侍郎的曾国藩、大理寺卿倭仁过往较密，经常“讲求宋儒之学”。袁家的资产也随着袁甲三的仕途的成功膨胀起来，成为项城的大望族。不仅拥有土地五十顷，还在京城、陈州和项城设有当铺、钱庄等。1853年后，袁甲三被委任帮办团练大臣，围剿捻军，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由于剿捻有功，袁甲三曾多次受到皇帝传旨嘉赏，还赏戴花翎，穿黄马褂，官至太仆寺卿，署理钦差大臣，漕运总督等。1863年袁甲三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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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赐谥“端敏”，并宣付国史馆立传。到袁世凯父亲这一辈，因袭家族门第、权势、官场故旧等各方面优势，富贵一方。如袁甲三之长子袁保恒，曾以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的身份，提拔为内阁学士，官至刑部左侍郎。

1859年袁世凯出生时，袁家已是三世簪缨之家，全家30余口，三世同堂，衣食无愁。当时袁寨规模颇壮，占地就数十亩。寨中东、中、西三部并列三座三重四合院，楼堂瓦舍各有特色。袁世凯生父袁保中，字受臣，在袁氏家族兄弟中，排行最长。他一生没有正式出仕做官，始终以嫡长子的身份主持家政，过着悠闲的田舍翁生活。袁世凯是他与继室刘氏所生。1866年，7岁的袁世凯过继给胞叔袁保庆为嗣子。袁保庆跟随叔父袁甲三半生征战，在袁甲三死后奉旨补山东济南知府，后又调赴南京，署理江南盐运道。1873年因霍乱死于任上。少年袁世凯自过继叔父后，走出了相对闭塞的豫东小城，走南闯北，不仅见识渐广而且耳濡目染了不少当时的官场风习。另外袁保庆不同于一般空食俸禄的平庸之辈，善于总结为官之道、领兵心得，还整理了数十年的札记，题名《自乂琐言》，一有空闲便念给袁世凯听，诸如：“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如无此好角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伶人所窃笑乎？”因此，袁保庆对袁世凯的成长影响很大。

弃文从武

袁世凯呱呱坠地这日，恰逢袁甲三攻占捻军根据地临淮关，袁家人兴高采烈，遂把刚出生的婴儿取名“凯儿”，希冀袁世凯将来也能鹏程万里，凯歌高奏。袁世凯从小就很聪明，性格刚毅。他5岁那年，有一次正遇上捻军来攻袁寨，家人将袁世凯背上墙垛，面对寨外捻军喊杀之声震天的情景，袁世凯却“略无惧色”。在同辈兄弟中间他骄矜无比，一语不合，便拔拳相向，不占上风，不肯罢休。家里佣人皆称他为“泼少爷”。在随养父四处为官的日子里，每到一地，袁保庆都为袁世凯延聘名儒授课，但袁世凯的兴趣完全不在读书上。他最喜欢的是游山玩水，看戏斗殴，练拳习武，对这些，他经常是乐而不疲。有的野史传说中把少时的袁世凯描写成一介风流少年，这些材料今天无法查证。但是有一条可以肯定的是：袁世凯从小就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家伙，他较讨厌呆板枯燥的八股学习，对新鲜的、刺激的事物充满兴趣。1912年，袁世凯坐上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宝座时，曾亲自对他的孙儿们说过，他12岁时就单独骑马跑几十里到明孝陵、紫金山游玩过。

尽管袁世凯不喜读书，但在严格的管教下，他的学业多少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进步。这儿我们不妨摘录其保留下来的两首诗：

其一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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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其二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销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羽毛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两首诗虽写得无韵味，但还雄壮。考虑到此时的袁世凯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也勉强说得过去了。

袁保庆死后，袁世凯随嗣母牛氏，扶柩回项城。没多久，他又被叔父袁保恒带到北京。袁保恒认为袁世凯是袁家这一代中的可造之才，期望他将来接自己的班，继续支撑袁家门面。袁保恒对于袁世凯的读书很重视，他聘举人谢延萱教习八股文，举人周文溥教习作诗，进士张星炳教习写字。在堂叔父的严督之下，这段时间是袁世凯一生中读书最为勤奋的时光。每晚他只睡五六个小时，还利用休课的夜间读了许多老师不让读的兵书。二年间，袁世凯把四书五经已背得滚瓜烂熟，试贴、作诗也很有长进，只是做文章的功夫还欠火候。

1876年，17岁的袁世凯从京城回到河南老家参加考试。想不到张榜之日，踌躇满志的袁世凯名落孙山。就在这一年底，袁世凯与陈州名门于鳌的女儿结婚。清代末年，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虽已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但科举制度仍牢牢占据着晚清时期的教育霸主地位，科举应试是仕途的必由之路。袁世凯当然不能不受到这种“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和诱惑。婚后的袁世凯，携妻搬入陈州居住，开始了他生平唯一一段文人诗酒生活。

袁世凯在准备参加第二次乡试期间，因有了一定的财力，结交了一批文人雅士，出资筹办了两个文社，一名“丽泽的房”，另一名“勿欺山房”。一时间，陈州城内名士墨客，经常会聚于山房，吟诗作赋，谈古论今，热闹非常，被传为当地文坛上的佳话。文社的兴办，给袁世凯带来不小的收获，就连当时陈州知府吴重熹也因“雅爱其风采”，亲自约袁为诗酒之友。也是在这段时间，袁世凯结识了日后成为他的心腹和左膀右臂，在他死后一度担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袁、徐两人一见如故，话语投机，还结拜换帖为兄弟。

1879年秋，袁世凯第二次乡试，再次落第。消息传来，重重地打击了他的仕途之梦，并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一怒之下，袁世凯把他几年的诗文、书信、复习资料等统统付之一炬。此举表明袁世凯清楚地意识到，他不可能通过科举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他在给家中的信中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1905年9月2日，袁世凯联络张之洞等实权官员递呈《请废科举折》。折中写到：“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救事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这些话是有道理的，但袁世凯在上此折时，有没有包含自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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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科举失败，转而憎恨科举制度的成分，今天我们不得而知了。

叱咤风云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无论是在朝鲜崭露头角的日子里，还是在平定“拳匪”内乱的督抚任上，尤其在胁迫清帝退位的关键时刻，他都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应有的才干。1882年，朝鲜发生“壬戊兵变”。在朝鲜政府的邀请下，吴长庆率清军6营，开赴朝鲜。袁世凯以“前敌营务处”的职务，负责军需供应，勘定行军路线，随部开赴朝鲜。有一次，一清军军官因侮辱朝鲜人而违犯军纪，袁世凯欲按军法将其处以极刑。吴长庆闻讯后，亲自赶至袁世凯处说情。吴长庆怕袁世凯不给面子，坐在袁世凯办公处不走。这时袁世凯请吴长庆翻阅案上的书籍，自己借故出去了一会儿。等回来后，袁世凯却向吴长庆叩头清罪，禀报自己出去一会儿已经把那个犯法的军官处决了。吴长庆也不愧为官场里的人，非但没有责怪袁世凯不给自己面子，反而称赞袁世凯说：“执法当如此！”这件事以后，吴长庆还经常告诫在营中谋事的亲戚们说，别以为在我手下干事就可以胡来，即使我能宽容你们，袁世凯也不能饶恕你们！而袁世凯的精明强干，其实刚刚露出冰山一角。袁世凯率部驻扎朝鲜时，朝鲜政局动荡，内部分成“亲清派”与“亲日派”。由于日本人在朝鲜拼命扶植反清势力，企图觊觎取中国而代之，故朝鲜亲日一派蠢蠢欲动，企图发动政变，推翻亲清的现政权。值此关键时刻，恰逢朝鲜邮电总局落成，袁世凯与另两位清军将领都收到参加落成典礼的邀请。此时，袁世凯等都已查明，这是一场鸿门宴，亲日派将在典礼仪式上捕杀这三位中国驻军最高官员，去则凶多吉少，不去则有失宗主国之国格。在进退两难之际，另二位清军将领胆怯了，说去不得。但袁世凯并不害怕，他带着手枪提前一个小时突然出现于宴席，令对方措手不及。筵席开始未多久，袁世凯又突然起身辞退，并且手牵着企图发动政变的头目一路说笑走出大门，使得阴谋者的计划被打乱。两天后，图谋不轨者还不甘心，又生一计，宴请中国驻朝商务与税务官员和除日本公使外的外国公使。席间，果然有人持刀而入。袁世凯知道后，不等请示中央政府同意，便带领二百清军前住弹压。这时，日本军人也已直接出面保护宫中的政变分子，双方处在对峙状态。袁世凯指挥清兵奋力攻进宫中救出朝鲜国王并打垮了政变武装。事后，袁世凯协助了朝鲜国王主持朝政，当时朝鲜的内政外交，悉尊袁意。为了稳定朝鲜国内政局，袁世凯还为朝鲜王室编练了一支“镇抚军”。

袁世凯在朝鲜的行为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他曾为袁世凯下了十六个字的评语：“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李鸿章还向清廷荐举，让袁世凯担任了清政府驻守朝鲜的最高官员——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袁世凯在朝鲜前后共12年，在相当艰险的局面中，袁世凯表现得有胆有识，有谋有勇。正是在朝鲜半岛上的折冲尊俎，使他这个无科举功名的职业军人成为晚清政坛上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过去人们皆说：“小站练兵”是袁世凯崭露头角的舞台，实际上，在朝鲜漫长的不辱使命的经历才是他走入慈禧太后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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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皇帝视野的根本原因。

甲午一战，堂堂天朝上国败给日本蕞尔小国，使中国元气大伤。李鸿章在1895年4月代表清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马关条约》。袁世凯对于甲午战争有着自己的看法。1895年5月他在写给时任军机大臣李鸿章的信中是这样分析战争失利原因的：“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驰，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应该说，袁世凯剖析中国之所以战败的原因有合理之处。甲午战败后，袁世凯估摸世界大势，邀请幕友旧僚，翻译当时世界军事强国兵制的资料，尤其在参照当时天下最强陆军——德国军制的基础上，编定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等兵制条例，奏报军务处，同时大力宣传编练新军的主张。

当时清廷有感于军力衰败，欲要整顿旧军，改练新军。袁世凯鼓吹改练新军的文章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发挥了关键作用。没多久，从慈禧太后到诸位大臣，都晓得袁世凯不但善理内政外交，带兵打仗，还精通东西方用兵之道，建军之术。马关谈判期间，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曾向李鸿章说：“此人（袁世凯）乃贵国有数之人物，吾观此人，他日必不在中堂之下，中堂若爱之，则加以重用，否则不若杀之。”对于伊藤的这个进言，李鸿章在归国以后，原封不动地转告袁世凯，并说：“彼以为我是心地狭窄，忌才妒能之人，必会以商鞅待老弟，我偏却专折保奏，破格录用你”。及至后来伊藤与李鸿章的这段话见诸报端后，袁世凯的知名度顿时倍增。袁世凯在一封家书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一般大人先生，咸以青眼有加”。

1895年12月8日，光绪皇帝颁布上谕：“温州道袁世凯既经王公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新军），一切饷章照拟支发”。同月21日，袁世凯来到天津东南方向的小站，在旧营房里开始了按西式方法训练五千新军的历程。清廷对于这次编练新建陆军很是重视，把它看作是“中国自强关键”。所以，朝廷无论在财力和人力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袁世凯在挑选士兵时也相当严格，以确保新军的质量。根据袁世凯所拟订的《练兵要则》中规定，招兵要求是：士兵军龄为20——25岁，身高4.8尺以上，力能托重100斤以上，每小时能步行20公里地等。另外还规定曾吸食洋烟者不收，素不安份、犯有事案者不收，五官不全、手足软弱无力者不收等，甚至对于士兵的文化程度都有一定的要求。

小站练兵时的袁世凯，制定了当时中国军队中最严格的军纪——《简明军律》。在兵种方面，他打破旧军队不分兵种的老框子，设步、炮、马、工程、辎重诸兵种，使军队的性能有了根本的飞跃。在装备上，全部调换了从国外购置的步枪和快炮等先进武器。袁世凯还用高薪从德国专门聘请了10多名教官来负责军队训练。他还亲自骗写了通俗易懂的《劝兵歌》，让士兵们边唱边领悟当兵的好处。歌曰：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赏来饷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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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袁世凯就这样依靠小站起家，把那支5千人的“新建陆军”练成了中国近代军事力量的核心。以后，又以它为基础，扩编为“北洋常备军”。练兵十余载，使小站军人遍布全国，以小站系统为核心的北洋政治军事集团，曾经长期独霸民国初年的中央政权。据统计，小站走出了5位民国元首，他们分别是：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还有5人从小站发迹后担任了民国国务总理，有16人做过省长，督军以上的封疆大吏。而从小站出身而任一般将领者，更难以统计。可以说，小站成了袁世凯走向权力中心的一个大站。

折冲尊俎

190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代表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的过程中，因劳累过度，吐血不止而死。在死前的遗折中，李鸿章称“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保举袁世凯为自己的继任者，此时，北京尚在八国联军的控制之中，慈禧太后和光绪回京的銮驾刚刚进入河南荥阳。就在李鸿章去世的同一天，慈禧太后电令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6月实授，又赏加太子少保衔。试想，在那个风云际会、龙争虎斗、群雄竞起的纷乱年代，一个屡屡失意于科考的失意书生，一个默默于军营的下级官员，能自下而上，扶摇直上、平步青云，在41岁时官至集内政、外交于一身的权倾之位，应该说袁世凯此人，何其不易。所以，民国元年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对未曾谋面的袁世凯说了这样的语言：“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后孙中山和黄兴两位革命党领袖应袁世凯邀请，先后赴京与之共商国是，这就是近代中国三巨头的第一次会见。多次密谈后，孙中山的结论是：“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这和李鸿章的遗言“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右者”有什么两样？

袁世凯并不像一般后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粗鲁的武夫。从他的谋权、夺权、掌权的整个经过来看，袁世凯已把权力的魅力把玩得淋漓尽致了。袁世凯是一个烈性子的人，他曾因为生母死后没有资格进入袁家祖茔正穴，而愤然迁籍，一去不回。但回到官场后，为了自己的仕途，为了得到慈禧太后的欢心，袁世凯不惜表现出婢女一般的驯顺，甚至匍匐在阉人跟前，让大臣们笑冷了齿。袁世凯从朝鲜回国后，结识了慈禧太后的大总管李莲英，从此袁世凯便千方百计巴结李莲英，不断地在李莲英身上花大钱。光绪三十三年（1907），李莲英母亲死了，袁世凯就送了40万两银子。平时送给李莲英的礼物，更是无法统计了。戊戌变法失败后，袁世凯一直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从未失宠，都和李莲英在慈禧太后面前讲他的好话有关。有一次慈禧太后召见袁世凯，袁世凯不清楚见了太后说什么好，于是他便先去找李莲英摸底。李莲英告诉袁世凯，最近太后心情不好，说话要察言观色。喜欢听的就多说，不喜欢听的就别说。袁世凯听后感到很为难，因为跪见慈禧太后时是不允许看着太后的脸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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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的。李莲英就给袁也凯出主意说，你回答太后话的时候，注意看我的脚。如果我的两脚并拢，则表示太后面呈不快，你就不要说了。如果我的两脚分开，暗示太后心情不错，你就大胆地说。随后，在袁世凯晋见慈禧太后时，两眼总是盯着李莲英的脚。这一招果然灵验。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死去。慈禧太后的死，给袁世凯的前途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当时的摄政王载沣深信“戊戌政变”是由于袁世凯告了密，欲杀袁世凯替光绪皇帝报仇。载沣为此征询奕劻、张之洞等人的意见。他们都极力反对杀袁世凯，认为袁世凯手握重兵，杀他将激起兵变，使政局更难驾驭。冷静下来的摄政王载沣，以袁世凯现患足疾为由，责令其“回籍养疴”。袁世凯遂携家眷离开北京，回到彰德府。他从一位天津大盐商手里买下了洹上村，借以改造，并起名为“养寿园”，开始了他长达3年的隐居生活。袁世凯让手下人把他手书的“养寿园”横匾高悬于村门外，还把自己与哥哥袁世廉的合影送往上海，在当时发行量很大的《东方》杂志上发表。照片上袁世凯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身边放着一个鱼篓，一幅娱情山水、鱼樵足乐、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模样。他哥哥袁世廉则是一个艄公打扮，持长篙立于船头，似乎在向外瞭望。袁世凯籍此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自己看破红尘，淡无问政之心。

实际上，五十岁的袁世凯从载沣的杀机下跑回老家，只是为了避杀身之祸，于心是不甘的。他伫立洹河边，赋诗发问：“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袁世凯在养寿园韬晦的日子里，写下了最著名的诗——五绝《登楼》。从这首诗里，人们完全看清了他的志向和不耐寂寞的心态：

楼小能容膝 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 翻觉太行低

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曾这样描述他的隐居生活：“事实上，他也的确不是一位逃避红尘，澹泊名利的隐士。他虽然身居乡村，却时常有一些朝野要人来看望他，询问他对于当时某些事情的看法。那时，他每天要接到很多从各方面发来的信件和电报。为了处理这些信电，他每天上午要用一、两个小时来办理‘公务’，他设置了一个电报房，从而能够更迅速地和各方面加强联系。他向各方面伸出了触角，等待着再起的时机。”在写诗、饮酒、垂钓、赏月的背后 ，袁世凯家的秘密电报房却嘀嘀嗒嗒响个不停。洹上村始终与北京等地保持着联系，袁世凯无时无刻不在窥伺着方向，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而且他相信这个日子终会到来。武昌起义给了袁世凯难逢的历史机遇。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就任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机器的操作和正常运转是以政党制度和代议制的国会为基础的。随着民国成立后党禁的开放和各种政治思潮的泛滥，一时间政党运动蓬勃而起，“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联合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促进会等小党派，组成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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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上，孙中山以1130票被推举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8人为理事。因孙中山长期寓居国外，黄兴善主军事，宋教仁便成了国民党的实际主持人。按照袁世凯在1912年8月10日公布，由参议院制定的《国会组织法》、《国会议员选举法》，1912年至1913年进行了国会选举。选举结果表明，国民党取得了胜利，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席位中，国民党共获得392席，而其他各党共获得了233席。国民党人为此深受鼓舞，准备利用在国会中的绝对优势，推行真正的政党内阁，实现民主政治。按一般政党政治的惯例，在大选正式获准后，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人对宋教仁寄予很大的希望，宋教仁自己也认为国民党大选获胜，自己可以出面组阁了。宋教仁认定由国民党组成政党内阁，制定民主宪法，中国就能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1913年，宋教仁奔走于大江南此，所到之处鼓吹民主，抨击时政，锋芒毕露。在湖北国民党支部的欢迎会上，他点名揭露袁世凯：“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恨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也不迟”。

宋教仁这段话是有感而发的，不是空穴来风。对于这位三十出头的国民党领袖，袁世凯没有少花功夫拉拢。他曾预先让裁缝量好宋教仁身材，然后送给宋教仁一套价值3000大洋的合身西服和一张50万的交通银行支票，并表示如不够用还可增加。一身正气的宋教仁是无法用金钱收买的，他退还了支票，给袁世凯写了这样的信：“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壁，伏祈鉴原。”之前，袁世凯已对国民党取得大选胜利十分不安，他曾对杨度说：“我现在不相信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势的位置上。”眼下这个“口风如此尖刻”的宋教仁是坚决主张实行内阁制而反对总统制的，宋教仁说过：“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

袁世凯唯恐政权被宋教仁代表的国民党用合法手段夺去，乃决心使用流氓政治手段，密令赵秉钧精心策划，暗杀宋教仁，以阻挠国民党的责任内阁实现。天真的宋教仁怎么能与狡诈的袁世凯较量？就在国民党人送宋教仁北上京城，廖仲恺提醒宋教仁：“纯初兄，你的演讲有人很恼火。上海已有传说，有人图谋行刺，望兄备加珍重，千万有所戒备。”宋教仁坦然回答说：“光天化日之下，为政治竞争，谁敢行此种卑鄙残忍手段？行刺怕是一种讹传。就算真是那样，我也不能因此而卸去责任。诸位就到这儿吧，咱们后会??”话还未说完，袁世凯指使的凶手便对着宋教仁打了三枪。宋教仁虽经竭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1913年3月22日黎明逝世。弥留之际的宋教仁，不知杀他的主谋就是袁世凯，还委托黄兴致电袁世凯，语气诚恳地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将确立不拨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天真得可爱，袁世凯做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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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相当到位。他不仅贼喊捉贼地下命令说：“民国新建，人才难至，该凶犯胆敢于众目昭彰之地狙击勋良，该总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而且在这桩大血案很快水落石出后，为了证明自己与宋案毫无牵连，指使人杀死凶手武士英不算，还暗害指使武士英杀人的帮匪头目应桂馨。当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深感袁世凯卸磨杀驴的手法太毒辣，对袁世凯打电话时嘀咕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做事！”在应桂馨死后1个月整，赵秉钧也突然在天津七窍流血，中毒暴毙。毒死赵秉钧的袁世凯，事后送去祭幛和挽联，挽联写得十分感人，上联为“弼时盛业追皋益，”下联为“匡复殊勋懋管萧”。

权术与计谋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其实有许多时候未失大格；仔细解读他的一生，时时多有着精彩的瞬间。1895年《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传至国内，舆论哗然。在广东南海举子康有为的带领下，在北京会试赶考的约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并提出了“下诏以鼓天下之气，迁都以定天下之本，练兵以强天下之势，变法以成天下之治”的四项主张。这次公车上书虽然被都察院压了下来，但其内容却在京城士大夫中广为流传。康有为也成了众所瞩目的人物。此时，袁世凯正值从辽东前线返回北京，被命在军务处行走。袁世凯和康有为两人虽未谋面，但康有为那封万言书却给了袁世凯深刻的印象，同时康有为的见识和魄力也令他钦佩不已。所以当1895年6月，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被本部长官和都察院拒绝代递时，闻讯的袁世凯被康有为力主变法的热情所感动，立即慨然自承，允诺将帮助康有为，设法从督办政务处转投。后因督办政务处大臣荣禄的阻扰，康有为的这次上书还是没有能够上达光绪帝。这是袁康两人的第一次交谊，袁世凯以此曾对康深表歉意，但康有为还是很感激袁世凯，并且将袁引以为“同志”。

袁康两人的第二次合作于1895年8月，当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设立强学会，在强学会的开幕式上，袁世凯、杨锐、文延式等人作为首批参与者发起组织募捐活动，当场与会者纷纷解囊相助，“一举而得数千金”，使这个被梁启超诩之为“容学校和政党于一体的社团”，顺利地解决了经费问题。袁世凯当场认捐银500两，并且还活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王文韶各自认捐500两。

由于袁世凯对于变法活动的热心参予，使维新派人士特别是康有为很看重袁世凯。康有为的门生张伯桢对此在其所作的《南海康先生传》中有着颇详的记载：“先师（康有为）默审将帅中，惟袁世凯素机警，又夙驻高丽，颇知外国事，曾与同办强学会，欲引为助，知其与荣禄厚，未必就范，惟舍此又无他路可行，于六月时，暗使徐仁录入其军幕，借观志向。袁世凯称倾向先师甚。先师遽信，亲荐于德宗，又为徐致靖草折荐之。”

袁世凯在他人生的转折点和关键时刻，每每会表现出不凡的机敏和勇气。当他考取不了功名，羞愤地把自己的诗作付之一炬去投奔继父的好友、“庆军”将领吴长庆时，吴长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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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意识到袁世凯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以为他不过是一个落榜秀才跑来混饭吃呢！因而，弃笔从戎的袁世凯一开始在“庆军”并未受到重用。日子一久，袁世凯耐不住了，某天他对人大发牢骚，渲泄心中怨气。而正是这番喟叹，改变了他的一生。袁世凯表白说：“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无缺，并不是吃不上饭来从军的。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越南），扰乃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迟早必起，如对法战败，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当初因吴公把守海防重镇，亟需人才，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之气概，所以我也没有久居此地之意。”

袁世凯这慷慨激昂的话语，传到吴长庆耳朵里，他很为欣赏。而当时在吴长庆幕中任首席幕僚的状元张謇，曾被吴长庆嘱托为袁世凯“正制艺”。张謇在忆及教授袁世凯的学业时说：“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即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是“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却井井有条，似颇干练”。当张謇听了袁世凯的陈词后不觉动容，便安慰他说：“慰亭不必失望，我与吴公相处五年，深知吴公热心爱国。你既是有心人，不患无出头之日。”后来，张謇主动向吴长庆保举袁世凯可用。未久，袁世凯就受到了重用，成了吴长庆身边重要的官佐，从此，袁世凯开始大显身手了。

袁世凯宦海浮沉，练就了一身干事练达的作风。他对于不同的人，用截然不同的方法。比如对待他自己的部属，他会恩威并重，让你感到他既可亲又可敬，从而全心全意地为他效命。民国初年，林长民曾在参众两院任秘书长。那时，林的父亲住在上海，患有很严重的病。后来，他父亲病危，林长民便去总统府向袁世凯请假，回沪侍奉老父。

对林长民这个在武昌起义后鼓吹革命的人，袁世凯不仅不歧视，反而非常殷勤，不但准了假，还送人参、鹿茸、皮货等贵重物品，总值二三千两银元。后林长民的父亲病逝，林长民照旧时的规例，发布讣告、并写了哀启，通告袁世凯以及其他亲朋好友、阁僚同事。袁世凯为此特赙赠3000银元。

待林长民在上海办完丧事，返京后去新华宫销假时，袁世凯亲热地拉着林长民，百般慰籍，并且当场背诵林长民撰写的哀启，从头到尾，一字不遗，还声情并茂，背得泪流满面。林长民顿时跪地而拜。袁世凯拭泪扶起，亲自送至门口。从此，林长民主持参政院，唯袁世凯颐指是使。

1915年6月，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空气越来越浓时，跟随袁世凯多年的北洋将领、时任江苏都督的冯国璋，拜谒了袁世凯，冯国璋试探地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

袁世凯就冯国璋的询问，十分严肃地倾吐了自己的“心声”。他说：“华甫（冯国璋的字），你我共事多年，情同一家，我不妨向你讲明我的心思。我绝无做皇帝的思想。我们袁家向来没有活过60岁的人，我今年58岁，即便做皇帝又能做几年？何况我现在的职位与皇帝无异。而皇帝所贵乎，无非是为子孙计。我大儿子克定身在残疾，六根不全；二儿假名士，整天与一般荒唐文人鬼混，三儿子是个土匪，不达识务。其余子孙皆小，谁能担此重任？你尽管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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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冯国璋接着说：“是啊！看来外界都不了解大总统的心迹。不过，假若中国转弱为强，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怕也推不掉了。”

“什么话！”袁世凯变色道：“我有个儿子在伦敦留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若有人再逼我，我就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从此不再过问国事。”

冯国璋自此次与袁世凯密谈之后，他决不相信袁世凯会帝制自为。认为外界所传袁世凯称帝一事，皆政治谣言。冯国璋还把这次谈话的内容，透露给袁世凯的密友、谋臣，当时的国务卿徐世昌。谁知徐世昌听罢此言，憨然一笑，不作任何评论。

反观袁世凯，在会见冯国璋说得那么亲热，俨然一派对“自家人”在说掏心窝子的话。可是冯国璋走后，袁世凯回到楼上，便连声叫嚷：“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无怪后来袁世凯公开接受推戴，冯国璋大梦如醒。他怎么也不肯相信为什么袁世凯要故意欺骗他。冯国璋气愤地对人说：“我跟老头子这么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了元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侍候得了。徒然叫我两面不够人，怎不令人寒心！”

1915年12月参政院通过推戴书，拥护君主制，袁世凯在接到推戴书时假意推却说：“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政院宣誓，愿竭力为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

段祺瑞是袁世凯一手栽培的北洋将领之一。原先段祺瑞和袁世凯的感情是很不错的。段祺瑞的第二任夫人，就是袁家养女张佩蘅。张佩蘅原籍陕西，官宦人家出身，张家和袁家是世交。当年袁世凯发妻于氏，只生了一个儿子克定，没有闺女，便认张佩蘅为义女。张佩蘅看见袁世凯夫妇，便一口一个“爸爸”、“妈妈”，十分亲热。段祺瑞丧妻后，袁世凯亲自主媒，把张佩蘅许配给段祺瑞。从此，袁、段二人无形中又成了亲戚。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要处理的政务太多，无法再象以前那样对北洋军务事事过问操心。而当时号称北洋“龙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足鼎立局面也消失了。王士珍隐退回家，冯国璋驻守南京，北洋军务实质上由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一人执掌。而段祺瑞除遇有个别重大事务向袁世凯请示外，其他无论军队的调遣、编制、还是将领的选拔，一概自己说了算。特别是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期间，由段祺瑞组织“战时内阁”，使得段祺瑞在北洋军中的势力迅速膨胀。

随着段祺瑞不断在北洋军中培植自己的亲信，逐渐形成了“只知段总长，不知袁总统”的局面。时间一长，段祺瑞感到自己羽毛逐渐丰厚，对袁世凯不那么恭顺了，不再容忍袁世凯对他的制肘。

袁世凯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对权力是绝对敏感的。他不仅敏锐地了解了段祺瑞的作为，还疑心段祺瑞是否想取而代之。事实上，袁世凯起疑心，段祺瑞也不无野心。双方渐生芥蒂，终成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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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巩固了自己的全国统治地位以后，便着手采取一系列手段，来打击和削弱段祺瑞的权势。1914年5月，袁世凯把原来总统府的军事处改成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囊括陆军、海军、参谋三个部。袁世凯本人凌驾其上，总揽军权。段祺瑞的陆军部只是其中一个办事机构，权势大大削弱了。这年10月，袁世凯又决定建立模范团，培养军官，在军队中建立专供自己指挥的特别系统，逐步把段祺瑞的势力排挤出去。

段祺瑞对袁世凯的做法当然很嫉恨，出于无奈他便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统率办事处成立不多久，段祺瑞就来个不到部，一切部务由次长徐树铮代折代行。袁世凯这样做用心就是冷落段祺瑞，因此他对段祺瑞的消极态度愈加视而不见。

1915年5月，段祺瑞上书称病说：“自去冬甚病，饮食顿减，夜不能寐，迨至今春，遂至咯血。”同时还要求辞职。这正中袁世凯下怀，他一阵虚情挽留后，便顺水推舟地下申令说：“本人总统为国家爱惜人才，末便过听其劳，致增病势，特着给假两个月，并颁给人参4两，医药费5000元，以资摄卫。该总长务以时局多艰为念，善自珍重，并慎延名医详察病源，多方施冶，切望早日就痊，立即销假。其在假期内如有军务重要事件，仍着随时入内会议，以抒嘉谟而裨国计。”

自段祺瑞请假后，袁世凯几乎天天派人给段送去参汤、鸡汁之类的营养品，极为体贴入微。而段祺瑞对袁世凯送去的营养品不敢一尝，吩咐倒掉完事。袁世凯一边把表面文章做得恰到好处，一边命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还指使肃政厅弹劾陆军次长、段的亲信徐树铮谎报军火费，将其免职，继续打击段祺瑞。到是年8月，明令免去段祺瑞陆军总长职务。

段祺瑞被免职后，在北京府学胡同家中闭门静养。他的这种消极态度，既是与袁争权失势后的一种抗议，同时是对此时袁世凯称帝的反对。在家中，有客人时，他公开表示反对帝制，话说得直截了当，毫不隐讳。没客人时，就大骂袁世凯，骂得很难听。不过，段祺瑞反对帝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只用口不用兵。”段祺瑞说，这种办法我想老袁还不至于对我不利，如果有，我也只好坐而待之。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觉得段祺瑞这种有影响的人物公开反对帝制，很不好，一心相除段而后快。后来，袁世凯权衡利弊之后，把袁克定找来，对他说，你姐夫（指段）对帝制有意见，他不是用兵而是用口，我听说你在外边对他有不利的行动，你立即停止。他是我们家里至亲，而且现在的事还没定，我们内部就这样了，将来更不堪设想。

生活起居

袁世凯的饮食起居，一年四季都相当有规律，可能与他行伍出身有关。他每早上6时起床、盥漱，半小后用早餐。早点总是吃一大海碗的鸡丝汤面。7时下楼去居仁堂办公。袁世凯下楼的时候，手里总拿着一根藤手杖。这时人们就听到“梆、梆、梆”的声音，最后当听到他发出一声“哦”，象咳嗽而又不是咳嗽，就是说明完成了他下楼的“仪注”。下楼以后，袁世凯就去办公室办公和会客。11时半吃午饭。他使用的碗、筷、布碟，都要比其他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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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些、长些，所吃的菜，不但花样一直不变，而且菜摆的位置也不会变动。例如，袁世凯最喜欢吃清蒸鸭子，因此，进入冬天以后，每顿饭必有这个菜，清蒸鸭子一定放在桌的中央。另如，肉丝炒韭黄放在东面，红烧肉放在西边。袁世凯吃鸭子，最喜欢吃鸭肫、鸭肝和鸭皮。他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掀，一转两转，就把鸭皮掀下一大块来，动作是十分熟练的。他还爱吃三姨太做的高丽白菜，做法是：剥去一棵白菜外边的菜叶，把它的嫩心切成四段，每一段的中间再夹上梨丝、萝卜丝、葱丝、姜丝。他不喜爱吃咸菜、酱菜之类，因此饭桌上永远看不到这类小菜碟。所吃的主食，也是经久不变的，除了馒头和米饭以外，一定要准备好几种稀饭，大米的、小米的和玉米糁儿，夏天还得多加一种“绿豆糊糊。”这是一种河南人的饭食，用磨碎的绿豆熬成的“糊糊”。

午饭后，袁世凯要午睡约1小时。下午2时起来办公和会客，5时以后，他就离开办公室和姨太太们以及未成年的子女们，到中南海各处去散步，有的时候还划船或骑马。

袁世凯大约在晚上7时吃晚饭，用晚餐地点春、秋、冬三季在居仁堂，夏天改在稻香村。凡跟他外出游园散步的人，也就和他一起吃晚饭。居仁堂是一个能够放眼观赏中南海景致的地方，房子上面铺着稻草，门口还挂着葫芦，很有些乡野村风。

而星期日的晚饭，就不是平常日子能比的了。这一天的晚饭是要袁家人一起吃的。平时不大露面的正妻于氏也来了。除了大厨房供应的菜以外，各房姨太太都拿着自己的拿手菜来吃饭。有的时候还让外面饭馆里的厨师进来做菜，如做烤全牛、烤乳猪、烤鸭。烤全羊，是让前门外正阳楼的厨师来做。这时候吃晚饭，袁世凯的表情不象平时那样严肃。他和全家人随意交谈、开玩笑，有时还逗未成年的儿女们玩。这时，袁世凯的儿子们也一改平日看见父亲时拘谨的不自然状态，参与说笑。

袁世凯晚上9时归寝，在上楼的时候，当差的必先高声报告：“总统上来啦！”然后袁世凯就重复着早上下楼时同样的“仪注”，上楼就寝。

当袁世凯的儿女们生日的那天，照例头一天吃水饺，当天吃面条。所以，每当袁世凯看到餐桌上放着饺子或卤、酱时，他必然会问一句：“这是谁的生日啊？”

除了袁家设有大厨房外，还备有西餐厨房。可是袁世凯根本不习惯吃西餐，所以极少用。反倒是长子、次子请客时，用西餐多些。

袁世凯不喜欢吃西餐，和他不相信西医一样。他很少请西医诊病，更很少吃西药，最多吃一些苏打片之类的助消化的西药。他相信中药，尤其是吃参茸等滋补品。袁世凯经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之类的放在口中嚼。他就是吃饭，也离不开参茸这类补品，袁世凯还雇佣着两个奶妈，他每天都要吃这两个奶妈挤出的人奶。

有一天，一位官员看见袁世凯吃饭，菜式很简单：鲫鱼两尾，大馒头一个，米糊一碗。袁世凯将调料撒入糊中，搅拌而食。那位官员就说，大总统饭食简单，值得全国官员效法。后来知情人就对他说：“你不要单看是鲫鱼两尾，那都是洪河鲫，和黄河大鲤鱼齐名。”洪河鲫是河南的名产，肥鲜嫩滑。从河南远道运鱼到北京，并不困难。但要保持色味不变，那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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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绝招了。先在装鱼的箱子里装满未凝的猪油，将活鱼放在猪油中，鲫鱼窒息了，猪油也就凝结了。这样就和箱外的空气隔绝，鱼的色味不会变化，这才起运京城。那袁世凯所食的调料，既不是姜末，也不是胡椒粉，而都是用东北上等鹿茸研成的细末。鹿茸调入米糊中，既是食补，也是药补，甚为方便。袁世凯50岁开外，靠它外应国家大事，内应各房妻妾，才能够龙精虎猛。

袁世凯除了在政治上、军事上是近代中国一位重要人物。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的私生活也素来为人所注目。

袁世凯妻妾成群，一生共娶过10个女人，过着一妻九妾的侈靡生活。10个女人中有大家闺秀，也有小家碧玉；有的来自异国他乡，有的出身烟花柳巷；有的是落难时的红颜知已，有的则是被顺手牵来的陪房丫头。真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17岁时的袁世凯，就娶妻于氏，于氏乃大房人家的千金，于家的土地多得不得了，挂过“双千顷牌”。于氏虽为大家闺秀，但识字不多，仅粗通礼仪。袁、于俩人刚结婚感情尚可。到了第二年，于氏便生了一个儿子，即长子袁克定。于氏一生就生了这么一个儿子，按理说是母以子为贵了，然而袁世凯没隔多久，就和于氏为了一句笑话而反目，此后两人就冷淡相处，于氏就成了“主妇”的摆设了，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袁世凯看到于氏系着一条红色绣花缎子的裤带，觉得好玩，就和于氏开玩笑说：“看你打扮的样子，就像个马班子。”（河南人称妓女为“马班子”）但于氏很认真，她认为这不是夫妇之间的一句玩笑话，马上反唇相讥地说：“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

于氏这句话“我有姥姥家”，即有娘家，说明自己是明媒正娶的大太太。而因为袁世凯的生母是姨太太（一说是继室），袁世凯认为于氏是存心揭他的丑，给他难堪。一气之下，从此再也不跟她同房了。

所以，于氏在生下袁克定以后，就不再有另外子女。袁世凯以后做官，于氏起初一直呆在项城老家。一直到袁世凯做了山东巡抚，接他母亲到济南住，于氏才随同一起来到袁世凯的住所。后来袁世凯步步高升，入京做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时，他只承认于氏是名义上的夫人，既不和她同房，也不让她管家。但他们夫妻之间非常客气。清末，于氏还被清廷封为“一品诰命夫人”。

待到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入主中南海后，于氏也随从住进中南海，住在中南海怀仁堂延庆楼后面一个三进的大院，名为“福禄居”。于氏和袁克定的妻子儿女们就住在这里。于氏自己住前院，中院住着克定夫妇及他们的孩子们，仆人都住在后院。

那时候，袁世凯按照惯例，隔三差五的去于氏房里坐一会儿。他们两人一见面，袁世凯首先问一句：“太太，你好！”于氏回答一句：“大人，你好！”接着俩人就随便聊会家常，就结束了这例行的会见。

有一年过公历年，各国驻华公使暨夫人按礼节到总统府给总统贺新年，随后照例还要给总统夫人贺年。迫于礼仪，袁世凯不得不让于夫人出席这一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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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于氏穿着红外褂，红裙子的礼服，接受外国使节及夫人们的祝贺。想不到，在仪式进行的中间，突然有某国的公使走上前去，到了于氏面前，要同她握手。于氏没有思想准备，又不懂什么握手礼，大为吃惊，马上把身子一偏，嘴里还发出“嗯”的一声，将自己的双手缩到身后去了。这时，这位外国公使一看总统夫人脸色有变，动作不同寻常，不得不僵在原地，最后只能同夫人匆匆退出去。

袁世凯听到这些情况，很不高兴，他于是规定以后凡接待宾客，需要于氏作陪的时候，由次女、三女儿一起陪同出场，并在边上代为照料回话，不让于氏说一句话，也不让她有什么特别动作，以免闹出更多笑话。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袁世凯刚刚咽气，于氏便大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数落：“你一辈子对不起我，弄了这么多姨太太，又养了这么多孩子，你死了都丢给我，叫我怎么办哪！”哭了又说，说了又哭。当时在场的所有子女由次子克文领头，跪在于氏的面前，请求赐他们娘儿一死。后来还是由唯一嫡出的长子袁克定出面打圆场，才终于将这尴尬的局面结束了。1919年秋，于氏病逝，死后与袁世凯合葬于袁林。

盖棺未定论

袁世凯与他家祖、父辈人一样，都不满花甲而亡。袁世凯一命归天后，尽管总统府的医官称，大总统因患尿毒症不治身亡，但国人们更愿说其为“忧惧而死”，因为袁世凯执意要做“中华帝国”的始皇帝，就得罪了天下人。

过去，人们在给历史舞台上的“角儿”盖棺论定时，往往依据的是他谢幕前的扮相而认定其一生的角色，只要最后演了回大白脸，这骂名就定下了，而且代代相沿，也不会再改口了。而袁世凯早在1898年9月，于北京东城法华寺与谭嗣同深夜密晤后，就背负起了骂名累累。如“窃国大盗”、“独夫民贼”、“乱世奸雄”等等，诚所谓“骨朽人间骂未销”。

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民间就流传一首三言歌谣，来评说袁世凯：“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所作的《戊戌政变记》是这样描述袁世凯的：“盖袁氏之为人机诈反复，深知皇上且大变将兴。皇上将不能自保，故受皇上不次超擢之大恩，终不肯为皇上所用。且与贼臣之逆谋，卖主以自保，而大变遂成其手也。”但事隔24年后，同一个梁启超对关于袁世凯告密促成戊戌政变的说法，又说了这么一段话：“是故，无论何部分之史，恐真迹放大之弊，皆所不免，若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世作清史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试想一下，如果袁世凯在朝鲜与日军激战时牺牲了，今人对他会如何评价？这真合了一首唐诗所言：

周公惶恐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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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身陷囹圄，成了一个不带枷锁的囚犯。在他余生的日子里，他坚信是袁世凯出卖了他，整天两目发呆，“日书项城名以志其愤”。金梁在他的《四朝佚闻》中写道，光绪皇帝“恶袁甚”，“日书其姓名，粉碎之。”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当时参加就职典礼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他对处在权力顶峰的袁大总统，是这样看的：“他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来精力丰富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感而灵活。经常带有机智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列的兴趣。”

法国人可以看出他很像克莱蒙梭。这从中国银元上袁世凯的肖像可以得到证明。他的身材、面部表情、头部的外形、面貌的轮廓以及胡须的式样，确实与老虎总理克莱蒙梭非常相象。

袁世凯做洪宪皇帝后，大文人章太炎把袁世凯颁给他的勋章做扇坠，不修边幅，大摇大摆地堵在新华门，大骂袁世凯，轰动一时。章太炎曾这样说袁世凯，他凡事“必营于禨祥小数，袁氏晚年匿深官，设周卫而不敢出，所任用者皆蒙蔽为奸，神怪之说始兴。”

1916年9月，蔡元培先生在撰文中指出：“袁氏之罪恶非特恃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日官僚，日学究，日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

陈独秀在1916年12月写的《袁世凯复活》一文中说：“袁世凯之废共和复专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这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其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

袁世凯对杨度是有知遇之恩的。杨度曾经带头精心为袁世凯打造新的御座，他的“劝进”一开始便遭到天下人责骂。在袁世凯死后，杨度曾写这样的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评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袁世凯有着17个儿子15个女儿。有一次，袁世凯的儿子们私下里议论自己的父亲，应与那位历史人物可比。有人说可比曹操；有人说如王葬。独有五子袁克权说：“可比桓温”。于是大家心悦诚服。桓温有句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年耶！”联系袁世凯一生，其子议其父，颇有一语道破天机之感。

而袁世凯在死前写下的最后一纸，是自题的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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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袁世凯瞬间特写

巧答谭嗣同

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指谭嗣同——引者，下同）径造袁（袁世凯——引者，下同）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胡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己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

选自梁启超《谭嗣同传》，原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Ⅳ）第52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袁世凯走向共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革命军占领武昌。12日，武汉三镇全部光复。革命党人占领武汉的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了清廷的惊恐。由于南方新军大都倒向革命，清廷把镇压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北洋军身上，急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进行镇压，但荫昌根本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北洋军队都是袁世凯一手训练出来的，根本不听从他的指挥。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认为：此种非常局面，自己绝对不能承当。袁世凯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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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且东交民巷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面对这种状况，人们认为除袁世凯复出别无他法。

此时的袁世凯在做什么呢？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因在和满洲贵族权力斗争中失败，正“隐居”在河南彰德城北门外的洹上村。

袁世凯打着实施新政的旗号，以北洋控制朝廷，对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统治造成很大威胁。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权高震主，被清政府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削去了兵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逝，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位。在慈禧死的前一天，她已宣布由醇亲王为摄政王，监国，主持朝政。

载沣对袁世凯出卖光绪帝是痛恨的，更重要的还是怕自己大权旁落，因而决定要惩治袁世凯。

但是当征求军机大臣的意见时，奕劻首先表示反对，说：“杀了袁世凯并不难，不过北洋军要造反谁来负责？”张之洞也不同意杀袁，认为：“现在时局动荡，皇帝年幼，不能轻易杀戮大臣而动摇国本。可否考虑将其逐出京城？”军机大臣多数赞同奕劻和张之洞的建议。载沣最后也接受了张的意见，让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

在洹上村的养寿园里，袁世凯每天逍遥自在。或与兄长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弄舟湖中，或与文人骚客饮酒作诗，或与妻妾儿女共享天伦。他还把在洹上村唱和的诗句编为《圭塘唱和诗集》，圭塘是洹水上的桥名。其中有一首《登楼》诗，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抱负和在洹上“隐居”的实质：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袁世凯这种闲云野鹤式的生活，被奉步军统领衙门之命前来护卫实则监视的袁得亮看在眼里。但此人生性愚蠢，又不通文墨，而且贪财好利。袁世凯对他周密照顾，大量奉送金银财物，还与他拉宗族关系。最后袁得亮不仅把每月向步军统领的报告交给袁世凯的幕僚捉笔，还把肃亲王派密探到河南的消息也如实相告。为了表明自己准备老死林泉，袁世凯还特地从天津请了一家照相馆来洹上村为自己摄影，并将照片送上海《东方杂志》登载。照片中袁世凯披蓑垂纶而坐，其兄袁世廉则持篙立船尾，名曰“蓑笠垂钓图”。袁世凯表面上要给人们遗忘世事的印象，实则是在韬光养晦，静待时机。他在养寿园中设有一个电报房，时常与在京城和全国各地的心腹通消息。从北京到地方，“政无大小毕报”，“唯世凯意旨是瞻”。据他女儿回忆，他那时每天要收到从各方面发来的信件和电报。为了处理这些信电，他每天上午要用一两个小时来办理“公务”。虽然身居乡村，却经常有一些朝野要人来看望他，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同时，他还紧紧地控制着北洋军。袁世凯向各方面都伸出了触角，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时机。武昌起义给了他这个机会。

1911年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率北洋军去镇压革命。但袁世凯对此并不满意，借口“足疾未愈”，故意拖延。此后，革命形势发展得更快，而湖北前线的清军却一直停滞不前。清廷慌了手脚，27日，将荫昌调回，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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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湖北水陆各军及长江水师。这下，袁世凯的“足疾”全好了，30日赴湖北誓师。11月1日，他所指挥的冯国璋部攻入汉口。同一天，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为什么袁世凯当时能居于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呢？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原因： 第一、当时国内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六镇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各镇军官都是袁世凯提拔起来的旧部，他们一向“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尽管袁世凯被罢黜回籍，但是他的影响力一点也没有降低。

第二，袁世凯多年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来又调任外务部尚书，长期掌握清朝的外交事务，和西方列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对外态度和精明干练也深受西方列强的器重，称他为“强有力”的人物。武昌起义爆发后，为了维护在华的侵略权益，列强各国急需物色一个既能扑灭革命又能替代清政府的人物，认为最适合的人选就是袁世凯，使馆区便发出了一片“非袁不能收拾”的呼声，并通过各种渠道向清廷施加影响。英、美、俄公使还直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催促起用袁世凯。

第三，袁世凯同立宪派也有很多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推行的新政。他同立宪派领袖张謇的关系尤为密切。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两天后，英国政府致电驻北京公使朱尔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前往镇压武昌越义的清军此时，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企图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逐步窃取全国政权。他的办法就是，一方面不让清廷立刻垮台，一方面又防止革命势力立刻取得全胜。他用革命来恐吓清廷：如果不让位给我，那么我袁某也无法收拾这局面；又用清廷来恐吓革命派：如果革命派不向我袁世凯妥协，那么我就要支持清朝和你打到底。之前，袁世凯主要是借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给清朝施加压力。在他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后，就进一步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11月27日，北洋军队攻陷汉阳，武昌危急。他暗令北洋军停止进攻。他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密谋后，请汉口英领事出面，提议南北双方停战议和。湖北军政府中的旧官僚和立宪派立即响应，签署了停战协议。12月18日，双方在上海开始正式谈判。

在谈判期间，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沪总领事即向议和代表提出照会，要他们“有必要尽速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冲突归于停止”，逼迫革命党人向袁世凯妥协。同时，还从经济上切断临时政府的财政来源。

当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袁世凯极为恼怒，决定采取武力威胁。他指使北洋将领群起发出反对共和政体、誓死抵抗的通电。段祺瑞在汉口发出通电，要求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并声称如采用共和政体，当战斗到底。冯国璋等人在北京大叫要以武力解决政体问题。他们还叫嚣要与民军开战。武昌、汉阳的北洋军违背停战协定，炮轰武昌。在各种力量的压迫下，革命党人被迫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条件下，把政权让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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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当革命党人答应袁世凯的条件后，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50人联名奏请清廷立定共和政体，接着又发表通电声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言外之意，如果再不退位的话，北洋军就要攻打北京了。这样，清皇室内部就没有人敢坚持反对退位了。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清王朝的统治寿终正寝。第二天，袁世凯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15日，临时参议院一致通过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为了约束袁世凯以确保革命成果，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孙中山还派专使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表面上盛情欢迎专使，暗中却指使其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孙中山被迫再次退让，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清帝退位诏书发表时，袁世凯擅自添加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意在表示他的政权是受自清政府，而与南京临时政府毫无关系。孙中山对此非常愤慨，袁世凯却表示这篇诏书为退位之文，等于遗言，“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孙中山对此也无可奈何。

袁世凯对象征是清王朝臣民的辫子，也并不是随着清王朝的退位就立即剪去。1912年2月14日，英国《泰晤士报》资深驻华记者莫里循在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说，他刚与袁世凯的亲信蔡某见面，蔡某谈到下午见到袁世凯的情形。蔡说：“袁世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两天以后，蔡某又告诉莫里循说袁世凯把辫子剪了，还说在剪辫子的时候袁世凯哈哈大笑不停，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

“袁宫保剪辫子”还成为当时北京城上层的轰动新闻。袁世凯为什么选在2月16日剪辫子呢？原来，2月14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以代之。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以17票全票通过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天，孙中山亲自致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这样，在尘埃落定之后的第二天，即2月16日，这位袁宫保才剪掉了辫子。

资料来源：人民网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1914年11月7日，日本攻占青岛。

12月末，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从日本匆匆返回，马上要求同袁世凯会晤。1月18日，日置益向袁当面投递了一个文件——“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接受，并警告袁，倘若事机不密泄漏出去，定将招致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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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一事，人才所系，而治道因之，有不容置为后图者。

致治必赖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古今中外，莫不皆然。

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逸处而兴教于家庭。

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

孔子道大，无所不包。

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

矩矱本诸先民，智慧求诸世界。

国何以强，强于民；民何以强，强于民之身；民之身何以强，强于尚武。

医之为道，空者实之。治国亦然。

欲求人之能自治，必先求人人各有自治力。其力维何？一曰自营，一曰自助，要莫不皆由教育养成之。

人有竞争，方可向上；国有竞争，始能进步；学问因竞争而修明；艺术因竞争而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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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是竞争者国家进化必由之道也。

育才莫先于兴学，兴学莫重于得师。如师道不讲，学术即不免纷歧，人才将因以败坏，此各国师范学堂之设，所以为意美法良也。中国士子，向囿于章句帖括之习，于各种新学多未讲求，自难膺教习之选。

振兴学校，首重师资。

开国承家，必以兴贤育才为要义，古今中外，皆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强弱治乱之机。

立国远谟，必在生聚教育，无礼无学，贼民斯兴，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若不改良教育，整饬学风，何以为百年树人之计。

贫弱尚不足忧，惟教育不良，乃真无富强之希望。

欧、美、东洋各国，于行军练士之法，悉心考究，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故能迭为长雄，潜消外侮。今中国兵制，徒守湘、淮成规，间有改习洋操，大抵袭其皮毛，未能得其奥妙。欲求因时之宜，以收折冲之效，自非派员出洋肄习不为功。

主要参考书目：

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侯宜杰：《袁世凯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侯宜杰：《袁世凯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厂田郎：《中国大政治家袁世凯》，振亚社印行，宣统元年润二月版

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加]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方可著：《晚清风云人物史话·袁世凯》，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胡柏立：《袁世凯称帝及其败亡》，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王钦祥、辛学明：《袁世凯全传》，青岛出版社1996年版 杨树标、王国永：《袁世凯家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孙克复：《袁世凯尊孔复辟丑剧》，中华书局1975版 李光羽：《袁世凯的故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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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前后的国际间交涉很保守，如果一个国家的公使，要求和驻在国进行外交谈判，只能通过驻在国的外交部，如果直接去找驻在国的总统，在当时是极不合理，极没有礼貌的。所以袁世凯说：“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商谈。”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分五大类，就连曹汝霖都说：“日本这次提出‘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中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又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

袁世凯很头疼，他只有与他的同事们竭尽全力去进行一场艰苦的谈判。

日置益投递“二十一条”的第二天早晨，袁世凯召集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总统府。袁世凯说：“日本这次提出的‘二十一条’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出这个东西，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此条文的第五项，万万不可商议。”又说，“容我细阅后再交部。”

第二天袁把曹汝霖叫到总统府，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们照此商议。与日本谈判时，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

袁世凯的批示非常详细。

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袁批示：

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

对第二项至第四项这三项，袁批示：

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

对于合办矿业批：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 对于建造铁路批：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又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对于开商埠批：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对汉冶萍铁矿厂批：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对浙闽铁路批：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

对福建让与批：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对内地杂居批：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

第五项，袁批：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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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下午3时，中日双方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开第一次会议。中国出席人员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出席人员是：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书记官高尾亨。

谈判期间，袁世凯为争取谈判的主动权，展开了一系列的幕后运作。请顾问有贺长雄赴日本奔走游说日本元老重臣，收买大批日本浪人做间谍，并秘密支持四个日本议员竞选，这些接受了16万日元选举“运动费”的议员也果真弹劾了大隈内阁。

5月7日下午3时，日提出袁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限袁政府于5月9日午后6时前答复。这就是“五四”运动时经常提起“五七”国耻日的由来。

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将“二十一条”的最后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置益。曹汝霖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

通过外交谈判和袁世凯的“幕后运作”，最后签订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第五项的七条根本没签订，第四项全部删除，第三项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项中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即使是已经签订的几条，后来也被袁世凯大多破坏掉。袁世凯说：“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此后，在东北的日本人也曾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向中国人购地、租地，更谈不上。日本受中国各机关聘雇人员也说：“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日本首相寺内正毅也实事求是地说：“大隈(前任日本首相)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陶菊隐在他的《袁世凯传》中写到：“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哪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这是他死前留以自挽的话啊！

资料来源：djfang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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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故事·趣事·逸事

赠美女收买人心

为使属下效忠于自己，袁世凯对于手下官员不惜金钱、官位和美女。袁世凯的属下有一个叫阮忠枢的，与天津某妓院一名叫小玉的妓女感情笃好，欲纳为妾。阮忠枢将自己的心思告诉了袁世凯。袁世凯以有碍于军誉为名，没有允许。事后，袁世凯却悄悄派人将小玉从妓院赎出，并为之购置了房产和各种设施，然后带着阮忠枢奔赴天津。阮忠枢随袁世凯进入一个院落之时，见房中铺设十分华丽，堂上红烛高照，摆着丰盛的酒宴。及至进入屋内，只听人喊道：“新郎官到！”阮忠枢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在他发愣之时，众位女宾从屋内搀出一位俏丽佳人。阮忠枢定睛一看，才看清楚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玉，这才恍然大悟。从此，阮忠枢对袁世凯感恩戴德，舍命相从。

厚待张作霖

袁世凯在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是按着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一个“大圆镜中”的房子里，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袁世凯会见张作霖时，张只是当时的二十七师师长，按照他的身份以及和袁世凯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见面。可是袁世凯为了表示对张作霖的优待，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当时袁世凯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袁世凯和张作霖谈话时，张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袁世凯晓得他是爱上了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送走了张作霖以后，袁世凯对自己的孩子们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哈哈大笑。

临死呼“上当”

当筹安会的帝制活动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袁世凯还犹疑不定。一次，他对袁克定说：“我的事你不用管。你也不要乱接近人。”又一次，他对袁克权说：“你大哥是个拐子，你二哥成天和一些清客鬼混。你们哪里见过天下有拐皇帝、有书呆子皇帝的呢！”临死的那一天，袁世凯把袁克定叫到里屋去，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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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龙袍随袁世凯入殓

袁世凯去世后，身体浮肿起来，家中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上了。有人建议，衣库中还存有龙袍一件，非常肥大，何不令人取出穿上。袁克定说：“且慢。等和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商量一下再说。”后经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都表示同意，就把那件龙袍作为袁世凯的寿衣给他穿上了。那件龙袍是紫红色的，上绣有9条平金线金龙。龙眼上各嵌大珍珠一颗，龙头各部镶有小珍珠，龙鳞处缀有珊瑚断片。这样，新龙袍随袁世凯入殓，中国的帝制也随之入土，基本消失了。

对妻妾子女一视同仁

袁世凯临死前写下了分家的遗嘱。袁死后，众人拿出遗嘱一看，对1妻9妾及其子女都一律看待。无论分物或给钱，没有偏轻偏重的情况。袁克齐曾回忆说，袁世凯还活着时，有一次，三姨太想买副金镯子，袁世凯说，好！每人1副。一个人买是不行的。月钱数目，各房一律，谁也不能多拿。

真龙天子

袁世凯非常迷信。他想当皇帝，却因不晓得自己究竟是不是“真龙天子”而犹豫不决。 有一天中午，袁合衣午睡，朦胧中似觉口渴，喊了声“倒茶来！”一侍女闻声即将茶端来。这时袁又翻身呼呼大睡起来。侍女不敢打扰，准备退出，一不小心将茶杯摔破。侍女深知此杯是袁心爱之物，恐受重责，慌忙向与袁府的一小谋士求救。此人深知袁的心思，吩咐侍女如此这般回答。

袁世凯醒来得知自己心爱的茶杯摔破，十分生气，马上传唤该侍女问话。侍女战战兢兢地跪在袁世凯面前回说：“奴婢听大总统要茶，赶快将茶奉上，不料看见床上卧着一条大龙，奴婢吓得不知所措，失手打坏了宝杯，该死，该死！”袁听后转怒为喜，拿了1000元钱，递给侍女，说：“这事闷在肚里，不要对别人讲。”

元宵变汤圆

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以后，有一年春节期间，他去厚德福吃地道的河南菜。人还未到厚德福，就听见“元——宵”、“元——宵”，一声接一声悠长的吆喝声远远地传了过来。

袁世凯听来听去，觉得“元——宵”的吆喝声越听越不对头，听起来像是“袁——消”、“袁——消”的声音，不由得勃然大怒，马上返回，下令以后所有的人都不准再提“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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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将元宵的名字改为“汤圆”。后来，袁世凯因为想当皇帝引得群情激愤，很快在忧惧中死去。于是，一首歌谣在京城流行开来：“大民国，洪宪年，正月十五买汤圆。汤圆、元宵一个娘，洪宪皇帝命不长。”

只供袁世凯一个人读的报纸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十分支持袁世凯称帝，他认为，一旦帝制建立，他就是名正言顺的太子。为了促使其父早下决心改制称帝，袁克定和袁世凯的几个心腹策划印制了一份专供袁世凯一人阅读的《顺天时报》。报纸上刊登的都是清一色的拥护帝制和赞扬袁世凯的文章。袁世凯对这份报纸十分满意，每天必看。袁世凯称帝之后，这份特殊的报纸还在印着，袁世凯一直被蒙在鼓里。

有一天，赵尔撰前来谒见。当时袁世凯不在，赵看到袁桌上有一份《顺天时报》，顺手拿起翻看，大为惊奇。正在此时，袁世凯来了，问赵怎么回事。赵结结巴巴地回答：“这份报纸怎么和我家的那份不一样？”袁世凯立即派人去赵尔撰家拿来他的一份《顺天时报》，两张报纸一对照，方知自己上当受骗。袁世凯马上把袁克定找来，大骂一顿。

一年一次澡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合家搬进了北京中南海居仁堂。他有轻微风寒症，到了冬天穿得很多。上身是绒小褂、厚驼绒坎肩、厚毛线衣、皮小袄，外套一件黑色皮呢制服。下穿绒裤、厚毛裤，脚蹬一双黑色短筒皮靴。居仁堂内烧有暖气，他全身裹得严严实实，一遇上吃东西就满头大汗。夏天炎热，袁世凯更是大汗淋漓。居仁堂虽有高级澡堂，但他却从不“光临”，而是让姨太太们给他通体擦擦了事。袁世凯的习惯是一年只洗一次澡，而且只在除夕洗。

纳妾的荒唐

据说，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时，曾派二公子袁克文到南京替他办事。袁克文到了南京烟花柳巷鬼混，结识了一个青楼女子叶氏。两人一见钟情，私订终身。在袁克文离开南京时，这个姑娘赠给他一张照片，以作留念，袁克文回到天津后，在向其父母磕头请安时，一不小心，那张照片从身上抖落下来。袁世凯见状，指着照片厉声问道：“是什么？是什么？”袁克文连忙撒谎说：“这是我从南京给父亲物色的一个极漂亮的姑娘。带回照片是为了征求您的意见。”说着急忙把照片双手呈了上去。袁世凯一看那照片上的倩影，满心欢喜，一个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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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好！好！”接着就令人去找叶氏。那姑娘还以为是袁克文派人来接她，喜出望外，欣然就到。可是，万没想到洞房花烛之夜，那意想中的翩翩美少年，竟变成了一个满嘴胡须的老头儿。

自嘲

1915年，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活动，章太炎写信痛斥袁违背就任总统时期的誓词。袁接信后，大为震怒，想杀掉他，但恐为舆论所不容，自我解嘲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认真呢？”

上了阎锡山的当

阎锡山曾被袁世凯召见三次。有人问他袁是什么样子，阎说：“我??我没有看见，我只看见他的靴子。”表现得极其懦弱驯服，连袁世凯都被感动了。于是阎锡山这个同盟会员，辛亥革命的都督，居然被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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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众说袁世凯

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

——崔启勋（曾在北京任警官，袁世凯称帝时被杀）

愚昧的爱国不能给愚昧本身增光或改变其愚昧性质。更进言之，这种愚昧的爱国到底是不是真爱国了，还要看效果，还要从民族发展的长期利益来衡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敢说，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李鸿章、袁世凯们肯定比义和团更爱中国。

——单正平（当代学者）

袁世凯虽然贵为总统，却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共和国，什么叫民主政治。

——顾维钧（近代著名外交家，曾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

张之洞是有学无术，袁世凯是有术无学。

——慈禧太后

毛（泽东）不是一贯正确，正如袁世凯也不是一贯反动。毛（泽东）不是一贯错误，正如袁世凯也不是一贯正确。许多人早就说过，袁世凯本来就是个野心勃勃的乱世之枭雄。但唐德刚先生指出，他也是个中国历史上很罕见的治世之能臣。能臣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他为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

——单正平

袁世凯称帝就是在历史的三峡洪峰中逆流而行了，脑子里只知道共和和帝制两种模式，既然共和之路艰险，他就以为行不通，不合中国国情，掉头去走帝制的回头路。结果是损国不利己。

——唐德刚（美籍华人学者）

现在我们一提到袁世凯，很多人都会浮现出一个开历史倒车、守旧顽固民心的国贼形象。其实历史上的袁世凯并不是那么单纯地一心想当皇帝的窃国大盗，可是后来的胜利者国共两党都是袁世凯的敌人，所以在国共两党的历史书中，不免对袁世凯有贬低丑化之嫌。比较典型的描述是：“袁世凯除了朝鲜以外从来没出过国门，对外国国情和世界潮流一所无知，他所知道的只是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

——林思云（日本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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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

——欧斯里特·P.扬（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

他（袁世凯）天生是一位实践家，而非理论家

——欧斯里特·P.扬（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

他（袁世凯）充分肯定《泰晤士报》曾给予他的帮助，我想他是真诚的，因为自从他返回北京以后，我们经常地、几乎是每天交换一些意见。

——莫理循（伦敦《泰晤士报》记者）

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无足轻重，难怪（清朝）没有人才啊！

——伊滕博文（曾任日本首相）

他（袁世凯）一度于1909年被清廷革职还乡，这事反使他增加了声望。

——费正清（美国历史学家）

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日（指在朝鲜时期）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迅，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即我日军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有飙悍之手腕哉。

——佐藤铁治郎（日本记者）

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这位官员曾担任多年的中国驻朝鲜大臣的职务??他性格果断，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立即使用武力，这是他一生中在各种危急情势下进行活动的特点，所以使人们有可能期望，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中，他将顺利地迅速平定叛乱。

——窦纳乐（曾任英国驻北京公使）

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指义和团）即可停止，秩序即恢复，我们希望如此。

——康格（曾任美国驻北京公使）

二十六岁的袁世凯，不但充分显示了他的勇敢果决，并且还具有不惜金钱以买结人心的器识，足见袁世凯这个人，实在具备做大事、做领袖的条件。

——苏同炳（台湾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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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袁吃饭是“饱欲死”。他很“大方”，桌上摆满了大鱼大肉，直往你碗里夹，还未吃完，又给你把碗内夹满了，肚皮都会胀破；同蒋吃饭是“饥欲死”，桌上只有稀稀拉拉几个小盘子，一个人都吃得完，他却万分客气地请你：“吃吧！吃吧！别客气！”而他自己又不动筷子，别人又怎好意思下筷呢？所以说赴他的家宴是活受罪！而毛泽东请客则是“辣欲死”，他的每样菜都放了很多辣椒，使人招架不住，辣得泪水长流，毛主席还风趣地说：“我们湖南人是不怕辣，四川人是辣不怕，贵州人是怕不辣。”

——张国诠（老同盟会员）

作为清末民初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在某些方面确实起了消极作用，如复辟帝制等，但不应以“窃国大盗”来盖棺论定。

——郭剑林（当代学者）

孙文，袁世凯，严复，张之洞，张謇，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关系一国的生命，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见识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胡适（现代学者）

是儿反侧，能作贼。

——张謇（近代实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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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袁世凯言论选粹

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娱光阴耶！

练兵的事情，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

共和制度以人民代表为监督机关，法令原有范围，职权不容侵越。

盖共和国体，惟不以国家为一姓之私产，而公诸全体之国民。

夫国家者，国民之公产也。

教育本原，首重道德，古今中外，殆有同规。

外洋虽以工商立国，而尤注意于农务。

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间之亟，将欲得人的左治。必须兴学以培才。

东西各国，国用不敷，向民称贷，名曰国债，动辄千万，无不随时立应，故其财无匮乏，驯致富强??中国国债，始于息借商款，继以招信股票，此后则闻寂无闻焉，其故何哉？行不践言，斯后难为继也。

兵力强弱，在慎选于募兵之始。士气刚强尤在选募合法。

农、工为商务根本，而商之懋迁，全赖农之物产，工之制造。

实业非资本不办，以吾国地质之膏腴，物力之丰富，岂得谓贫，生人所需，不出衣食住之属，金钱其筹马耳，但金钱不足，无以为互换之资，缺少金钱，犹缺少筹马，故欲备一切实业之开办，资本不得不借诸富有筹马之乡邻，迨地利既辟，无旷土，无游民，所借资本子母相生，除偿还本利外尚有赢余，比诸藏窖而忧贫者，何如？故愿吾国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

借款合办，要在权操自我，每一不慎，利权外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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