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负面社会心态和传播效应对涉警 - 省略 - 机事件处置工作的影

网络负面社会心态和传播效应对涉警公共危机事件处置工作的影响及其解决对策

网络负面社会心态和传播效应对涉警公共危机事件处置工作

的影响及其解决对策

赵建生　邹智勇　周树华

当前,涉警公共舆论事件呈现出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交织、舆情动态与事件处置　　摘　要　相互影响等特点,网络负面社会心态和传播效应对涉警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置工作具有极大影响。公安机关应对处置涉警公共危机事件,要健全公共危机事件处置机制,建立完善舆情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网络舆情监测研判机制,总结完善涉警舆情引导处置策略,不断改进虚拟社会管理工作。

关键词　网络　　社会心态　　涉警公共危机事件　　对策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民群体的壮大,公共舆论事件在网上传播的速度更快,扩散的范围更广,产生的影响更强,处置的难度更大;同时,网民群体与日俱增的社会参与需求也

使网络日益成为获取信息、表达诉求、宣泄情绪的重要渠道,现实社会中的普通事件很可能通过网络的放大和扭曲升级为公共舆论事件。网民评选出的2009年上半年10大网络热点事件中,云南晋宁“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事件和“湖北邓玉娇”事件等三起涉警事件榜上有名,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10大地方热点舆情事件中,上述事件也位列其中。这给我们传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由于涉警事件所包蕴的公平、正义、人权等价值内涵具有广泛的关注度和可评价性,本身就容易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媒体监督的重点、网络炒作的热点,如果应对处置失当,极易使其从普通的治安、刑事案件转化为公共危机事件,甚至对公安机关形象造成重大损害,给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近期几起涉警公共危机事件的简要分析,探讨当前网络参与群体的负面社会心态、网上舆情传播的社会心理效应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并对公安机关应对处置涉警公共危机事件提出粗浅的对策建议。

一、涉警公共危机事件的主要特点

总的来看,近期发生的“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事件、“邓玉娇”事件与以往的涉警公共舆论事件相比,升级的速度更快、扩散的范围更广、引起的社会反映更为强烈,网上舆论对事件处置造成的影响也更大更直接,呈现出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交织、舆情动态与事件处置作者单位:江苏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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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影响等新特点。

(一)涉事各方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冲突,是事件热炒升级的重要元素

传播学认为,事件涉入方的对比反差决定了事件本身具备较强的传播价值。如“杭州飙车”事件中,受害者是家庭背景一般,刚毕业两年,阳光、帅气、幽默、优秀的80后正面典型,肇事者则是行为张扬、漠视生命的“富二代”;同样,“邓玉娇”事件中一方是贫、弱、烈的农村女子,另一方则是所谓的富、壮、淫的基层官员。一方是为富不仁、仗势欺人,一方是惨遭不幸、奋起反抗,这种强烈反差经过网络“凹凸镜”的作用,很容易放大、失真,引发广大网民热议,一些事件参与者甚至将积怨和不满投射到处置事件的公安机关和民警身上,从而酿成暴力冲突的群体性事件。

(二)网络媒体的宣传造势是事件热炒升级的重要推手

近年来,网络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社会热点事件的主要孵化器。“躲猫猫”、“杭州飙车”、“邓玉娇”等事件一发生,便很快在网络媒体上引发热议,评论达数百万,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这些原本可以妥善处置的事件,经过网络媒体的推波助澜,不断放大、升级,使警方的每一个处置动作都呈现在聚光灯下,处置单位人员在处置工作中如履薄冰、举步维艰。网上舆论的影响力对现实世界产生了强大作用。

(三)权威机构的失语和妄语是事件热炒升级的重要原因

由普通社会事件发酵升级为公共危机事件的关键引爆点在于权威信息发布失当。一是权威信息发布过于草率。“杭州飙车”事件中交警在未作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在事故第二天下午发布会上发布了车速“70码”的判断,而“邓玉娇”事件中警方也在没做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公布了案件的性质。这些草率的判断首先引起了网民的质疑,进而引发了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危机。二是权威信息发布过于滞后。权威信息发布缺失是流言传播的重要原因。一些政府部门应对危机采用拖、躲、捂等方式,导致权威信息发布严重滞后,网民无法从权威渠道得到可信的消息,开始互相打探、大胆猜测,有关处理不公的谣言四处传播,传播者和受众在网上相互印证,舆情开始成几何倍数增长,涉事双方的冲突变成了网民与警方的角力,处置事件的公安机关成为关注的焦点乃至质疑、指责的对象。

二、网络参与群体在公共舆论事件中反映出的负面社会心态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4次互联网络调查统计,截至2009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3.38亿人,网络普及率达25.5%,网络媒体使用率达78.7%,用户达到3.2亿。其中,81.7%的被调查网民认为网络媒体使其更加关注社会事件,56.1%的被调查网民认为互联网是其发表意

①见的主要渠道。网民群体中,大部分人对待公共舆论事件的心态比较平和,关注热点事件的主

要动机是寻求事件真相、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怀有失衡心态,给舆论事件的妥善处置带来较大的难度。这种失衡的个人心态通过网络互动的宣泄、感染形成拥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社会心态。表面看似偶然的“火星”背后有一堆必然的“干柴”,导致小事变大、大事变炸。从近期涉警公共舆论事件看,这类群体的失衡心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相对被剥夺感

我国现行经济社会体制不完善,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医疗、住房、教育、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很大不足,贫富分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受损群体如果不能通过足够的合法途径得到弥补和宣泄,往往会借助社会敏感事件在网络上煽动、炒作,以发泄不满情绪、表达利益诉求。如“杭州飙车”事件和“邓玉娇”事件中,部分网络舆论就折射出强烈的仇富、仇官心态;上海杨佳袭警案发生后,网络舆论也透露出极不正常的仇警倾向。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公布的《第2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月收·72·网络负面社会心态和传播效应对涉警公共危机事件处置工作的影响及其解决对策

入1500元以下的网民占网民总数的58.2%,其中月收入500元以下的占23.5%,501元至1000

②元之间的占15.6%,1001元至1500元的占14.0%。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表明相对被剥夺感在网民群体中具有较强的基础。针对社会转型期公众的心理特征,如何建立相应的疏导机制,采取

有效的措施使有关群体对立、焦虑的心理得到疏导释放,是我们必须重视的研究课题。另外网民相对被剥夺感强烈也与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关,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们对未来普遍有信心和良好预期,心态比较平和,即使有一些困难和问题也大都能理性对待;经济形势严峻时,心态比较敏感、脆弱,一些人因下岗失业、生活困难、资产缩水等会产生悲观失望和不满情绪,遇事容易采取过激行为,导致社会紧张度提高。

(二)质疑权威心态

在“杭州飙车”事件中,绝大部分网民对警方公布的“70码”表示强烈质疑。同样,在“邓玉娇”事件中,警方关于案情的通报措辞以及将邓玉娇安排到医院观察的举措都受到了质疑。部分网民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舆论撑腰”,司法制度将很难保持公正。这种心态也说明,当前中国社会公众对权威的合法性、公正性缺乏一致的社会认同,而相关政府部门信息发布的不及时、措辞的不恰当更降低了这种信任度。质疑权威心态表明了系统信任的缺失,系统信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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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是公信力。如果公信力出了问题,社会生活就会处于混乱状态。质疑权威心态的危害性在

于,在拒绝权威部门舆论引导和社会动员的同时,却对谣言、流言等虚假信息敞开了大门。

(三)娱乐恶搞心态

这种心态的代表群体是以青少年为主的亚文化群体,他们在主流文化中难以得到表现的机会,于是转向全民化的网络中寻找心理弥补。这一群体虽然也在网络上发帖反对权威,但其主要心态并不是仇视权威或发泄不满情绪,而是在解构和恶搞权威的过程中得到自我的实现与满足。这种社会心态虽然没有太大的主观危害性,但由于亚文化群体的标新立异,往往给普通的社会事件贴上更为醒目的标签,客观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如近期公共舆论事件中的创新词汇“躲猫猫”、“做梦死”、“欺实马”,以及网友撰写的“史记邓玉娇列传”等文章,就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事件的影响。

(四)窥私心态

在现代社会,高度分化的科层制度、流水作业的工作方式、日益紧凑的生活节奏、封闭压抑的居住环境,使人们在内心压力与日俱增的同时,也带来了强烈的隔离感,与隔壁邻居“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从未谋面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种区隔的社会环境容易使人滋生一种窥探、打听他人隐私的心态,在网络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近两年来,绝大部分公共舆论事件的涉入人都遭到网友的“人肉搜索”,他们的个人资料、言行举止、社交圈子甚至家人亲友的资料等隐私都被贴到网上,引发广大网民热议,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舆论压力。窥私心态容易引导网民从个人背景、品行而非法律等理性角度看待问题,使很多网民对事件性质作出一边倒的非理性判断。此外,隐私的公布以及道德、舆论的压力,也会给当事人的身心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从公共事件处置的角度看,窥私心态导致的结果往往介于法律的边缘地带,对“人肉搜索”等网上窥私行为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这也给事件的有效控制和妥善处置带来一定的难度。

(五)泛道德化心态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伦理道德是塑造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主导原则④。任何事情都从道德着眼,从道德上寻找解释和答案,影响了我们的思维习惯。在网络话语中,泛道德化思维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网络公共舆论事件的跟帖里,随处都可见到如为富不仁、禽兽不如、淫官、烈女等带强烈道德色彩的词汇。这种泛道德化心态不但可能导致非善即恶的二元评价,将事件参与者简单地分为好与坏的两类人,还有可能产生巨大的煽动效应,造成以道德评价代替法律评判,以情绪化舆论左右理性司法裁决的恶劣影响。在许多网络热点事件中,舆论一般总是简单地站在所谓的弱者一面,富人与穷人发生纠纷,大部分是富人受到谴责;城管与小贩发生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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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是城管遭到诟病,这往往是泛道德化心态和相对被剥夺感综合作用的结果。

(六)从众心理

从众心理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现象,表现为个体社会成员缺乏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容易受到群体行为的影响,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在公共舆论事件中,人云亦云、随大流走的从众心态往往是导致网络“多数人暴力”的基础。社会敏感事件发生后,大部分网民有可能被一些煽动性较强的言论所影响,站到负面舆论的立场,呈现出墙倒众人推、板砖大家扔的“壮观”景象。从舆情导控的角度而言,在负面舆论出现苗头或影响较小的时候就要作出针对性的引导,一旦让其坐大成势,广大网民在从众心态的影响下,很有可能形成负面舆论集聚、碰撞、扩散的“布朗运动”,给事件的处置带来很大的难度。

三、网络舆情传播的社会心理效应及其对公共舆论事件处置的影响

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观点,传统社会是一种血缘社会,社会交往的联系纽带主要是血缘关系;现代工业社会是一种业缘社会,社会交往的联系纽带主要是业缘关系;后工业社会则是一种趣缘社会,社会交往的联系纽带主要是趣缘关系。网络社会就是一种典型的趣缘社会。中国互联网络中心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网民的上网行为都源于自身的兴趣,因此,网络娱乐、信息获取和交流沟通三类网络应用普及率最高。在3.38亿网民中,有2.26亿网民看网络新闻,1.82亿网民开博客且6425万人半年内更新,1亿网民访问BBS,1.55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2.4亿网民使用即时通讯工具,他们中的“公民报道者”托起了两种新锐的网络舆论载体———微博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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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群,每天都有可能用手机和互联网实时播报公共事件。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网民往往自发形成一个个庞大的意见群体,这些群体在传播网络舆论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种典型的社会心理效应:

(一)破窗效应

破窗效应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最初由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破窗效应认为,一幢大楼有一扇窗户被打碎了,如果没有及时修好,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碎更多窗户。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而各种不良现象也会在这种环境下滋生繁衍。在网络公共舆论事件中,这种效应是质疑权威心态的外在表现,一旦有人质疑或反对权威,而有关部门又没有及时澄清疑问,采取补救措施,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网民发出质疑或反对的声音。“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和“邓玉娇”案之所以引起网民一片反对质疑之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事件处置之初,警方没有及时就部分网民的疑问采取针对性措施,没有及时修补好“破窗”,从而失去了事件处置的最佳时机。

(二)羊群效应

羊群效应的概念源于经济学,常用来描述经济个体的从众跟风心理。羊群是一种盲目而散乱的组织,但一旦头羊动起来,其他的羊也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全然不顾前面可能有狼或不远处有更好的草。羊群效应告诉我们,大众在网络上往往容易丧失基本判断力,多数人习惯于跟风、随大流。一旦有网上“意见领袖”抢过舆论的“旗帜”,成为事件的定性人和立论者,就很可能出现大批网民跟风的羊群效应,形成一边倒的趋势,给事件的处置方带来很大的压力。近期几起涉警事件都在事情发生后的几天内遇到一个舆情迅速被引爆的节点,其中“杭州飙车”案在网上成为风暴的节点是事件发生的第三天,网友将受害者和肇事者的信息贴在网络论坛上,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短短两三个小时就有上千的跟帖支持,将事态迅速扩大。而近期网上出现的“贾君鹏事件”中,一个“贾君鹏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的帖子短期内就聚集了几十万的跟帖,表现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式的趣味。·74·网络负面社会心态和传播效应对涉警公共危机事件处置工作的影响及其解决对策

(三)蝴蝶效应

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在论述初始条件细微偏差对结果影响时,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认为,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洲的飓风。蝴蝶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带动整个系统长期巨大的连锁反应,从而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蝴蝶效应在网络公共舆论事件中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事件发生之初的处置方式对事件的发展趋向和处置结果有着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些貌似无直接关联的事件在网络上可能相互影响。如湖北“石首事件”发生后,2009年6月26日,一网民在“天涯社区”发帖称“江苏出现又一石首事件:一名14岁孩子从派出所回来后1小时内离奇死亡”,试图引起网民关注;近期一系列交通肇事案件发生后,不少网民对警方的交通执法能力和罚款动机发起强烈质疑,其中也有较明显的蝴蝶效应的痕迹。

(四)禁果效应

禁果效应也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指人们对越禁止的东西想要了解的欲望也越强烈。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禁果效应存在的依据在于人们的窥私心态和逆反心理,无法知晓的“神秘”事物,比能接触到的事物对人们更有诱惑力,也更能激发人们接近和了解的诉求。特别是在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人们恐惧的往往不是确定的事实,而是不确定的、难以知晓的事情。正如马克思对传统媒体禁果效应的论述:“一切秘密都具有诱惑力,对社会舆论自身来说是一种秘密的地方,形式上冲破秘密境界而出现在报刊上的每一篇作品对于社会舆论的诱惑力就不言而喻了。”在网络中,禁果效应更为明显,网民对知情权有着强烈的诉求,对事件真相公布一味地穷追猛打,甚至为满足自身的窥私欲不择手段地进行“人肉搜索”,这种效应不仅仅促成了事件的公开透明,也起到直接推动甚至改变事件发展方向的作用。

(五)边际效应

边际效应源自经济学概念,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又称帕累托递减原理,指消费者在逐次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品时,带来的单位效用是逐渐递减的。在社会心理学中,边际效应指人们第一次接触到一件事物时的情感体验最为强烈,但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这种情感体验会逐渐减弱,接触一件事件的次数越多,情绪体验也越淡漠。网络舆情的发展过程也符合边际效应原理,网络舆论事件爆发之初,往往最能吸引广大网民的关注,但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人们对该事件关注的兴趣也逐渐减弱,如果没有新的卖点,网络风暴一般在十多天后就会逐渐平息。因此,在整个事件中,网络参与群体规模变化往往呈现出“∩”型曲线。边际效应提醒我们,在网络舆情处置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方法策略,做到理性平和、妥善谨慎,不要节外生枝,更不能以谎言掩盖谎言,以免形成新的炒作热点,掀起新一轮舆论风暴;而是应该在事件发生时就不间断公布事件真相和处置进展情况,使受众产生阅读疲劳,从而迅速将热点降温。

四、处置涉警公共危机事件的几点思考

公共舆论事件高发是社会矛盾凸显期的显著特征之一,与群体性事件相比,公共舆论事件的互动性和匿名性很强,受地域的限制较少,不可预测的因素更多,集中爆发的时间更短,这些都不利于事件的妥善处置。公安部党委对舆论引导工作高度重视,针对涉警舆情严峻形势,2009年7月底专门举办了全国公安机关新闻舆论引导工作培训班,孟建柱部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新闻舆论引导工作,切实提高各级公安机关舆论引导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从近期几起公共舆论事件处置的教训和经验来看,公安机关相关部门必须转变传统理念、创新工作思路,积极适应网络媒介这一新型传播模式,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努力破解应对处置涉警公共危机事件的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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