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城市文化漫谈

天津城市文化漫谈

（2012-9-18）

谭汝为

城市风格第一印象就是地域环境和建筑，富有风格内涵的保留着历史文脉的建筑，是城市风格的外在表现和依托的载体。另外城市风格更内在地表现在市民的精神气质、文化作品乃至日常习俗的层面上。

北京作为千年古都，作为共和国的首都、政治文化中心，其城市风格就是一种“皇家气派”的大气，市民精神的张扬，以及精英文化。上海作为中国最早的沿海开放城市，其城市风格就是得风气之先得现代意识、商业化和与狭窄空间相关而产生的精明细腻的市民精神，以及商业文化。以京沪城市文化而言，前者更侧重厚重的历史感，后者更侧重现代感。

天津的城市风格是什么？可以说界乎京沪二者之间，京畿门户、河海相通、移民城市、九国租界等因素，造就了天津城市文化风格的包容性和多样化——南北文化的沟通、中外文化的包容、雅文化和俗文化的融合。

一、天津简史

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市个性特征鲜明而显豁。约在4000多年前，现在的天津市区所在地才全部露出海底成陆。到了战国时期，已有先民在此劳作生息。西汉时，现在天津的地域隶属渔阳郡。金朝在海河岸边设立“直沽寨”，成为军事重镇。元代在直沽设“海津镇”。

明永乐二年在直沽设卫，兴工筑城，赐名“天津”，意为“天子渡河之处”；接着设立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卫”是明朝的军事建制，天津三卫共驻军16800人。清顺雍正年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不久升州为府，辖六县一州。可见，天津滥觞于临河滨海渔村，起家于军事卫所，初以京畿门户、辅卫京师为城市职能。

开掘于春秋，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的大运河，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随着大运河漕运之繁盛，直沽寨逐步发展成闻名天下的“天津卫”。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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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梢、东临渤海、漕运码头——三者集结而形成的河海文化，造就了天津文化流动开放、多元结构、兼收并蓄的城市性格。

天津从千年之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聚落，历经由“直沽寨”→“海津镇”→“天津卫”→“天津州”→“天津市”的逐步升格，终于发展成为千万人口的直辖市，成为中国三北地区的经贸中心都市，这取决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天津北枕燕山，东临渤海，北运河、子牙河、南运河等在三叉河口汇聚为海河，横贯市区东流注入渤海。河海相衔并毗邻北京，使天津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和京畿门户。

朱棣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把国土分封给子孙，这叫“分藩”。朱棣被封在北（今北京），称为燕王。朱元璋临死时，并没有把帝位传给儿子这一辈，而把帝位传给孙子朱充炆（建文帝）。朱允炆登基后，就设法削减藩王的兵力和权势，名为“削藩”。燕王朱棣带头反对建文帝，用武力造反，所打旗号为“靖难”。

朱棣从北京出兵，在直沽渡河攻下沧州（直沽是天津的老名字，传说渡河点在今北大关），统领大军攻下首都南京，当了皇帝，就是明成祖、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朱棣想到：天津（当时还叫直沽）是东通渤海、西连内河的军事要地，为了保卫京畿安全，必须派军队戍守，于是就设立了“天津卫”。“卫”是警备小区的意思，每卫5600人。“津”是渡口的意思——天子的津梁，即皇帝的渡口。

天津筑城设卫之后，商贩船家云集，戍守军旅常驻，流动人口激增。通过来往于三叉河口的无数船舶，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破产农户和外省务工人员，形成“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1845年编写的《津门保甲图说》显示，城内和北部、东部沿河一带属于城区范围的居民中，“土著”居民为740户，仅占全城区总户数的2·28％。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绝大比重。

元、明、清王朝定都北京，天津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京师的门户，河海漕运的枢纽和盐业产销中心，推动了天津商业和金融的发展，形成了天津城市经济的特有格局，使天津从一个单纯的军事要塞演变成繁华的商业中心和贸易港口。至1840年时，天津已成为拥有44万人口的大商埠。1860年，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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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开埠，成为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九国列强在此设立了租界。

租界是资本主义列强国家侵占殖民地和经济掠夺的产物。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11月29日，英领事划定上海英租界地，这是帝国主义在我国强划租界的开端。天津是在咸丰十年（1860）9月11日签订《中英续增条约》时，规定“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准许英国人“在此居住贸易”，比上海晚了十多年。

第二天，法国与清廷也签订了“续增条约”：“直隶之天津府，克日通商，与别口（按指其它口岸）无异。”当年，在海河西岸紫竹林村（今承德道天津图书馆旧址附近）以南一带强占了英租界；紫竹林村以北一带，划为法租界。不久，美国又逼迫清廷在英租界之南划为美租界。在晚清时，英法租界都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张，美国则放弃了租界的管辖。中日甲午战争（1895）之后，德国、日本在津又强划了租界。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奥地利、意大利、俄国、比利时等四国，在海河东岸分别设立租界。天津九国租界占地23000余亩，其面积是旧天津城的八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收回徳租界和奥租界。1924年收回俄租界。1929年收回比租界。抗战胜利后，收回英、法、日、意租界。

二、天津的城市风格

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市个性特征鲜明而显豁。作为华北大都市，北方文化的粗犷质朴，燕赵文化的刚烈热情，都沉浸在津沽文化与天津人的气质之中，这是天津城市性格的主调。天津又是擅长吸纳的都市，多元包容的城市文化，加之民俗浓郁、民风淳朴，共同造就了天津人性格中的优秀品质：热情幽默、富有正义感、胸怀宽广。这些优秀品质灌注在天津人的血脉中，让天津人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也让这座都市拥有源源不断的温情和包容的胸怀。

和北京、上海相比，天津人性格确有可爱的一面。北京属于皇城文化，精骛八极，能说会侃，但略呈夸夸其谈；旧上海属于十里洋场的商埠文化，左右逢源，精明筹划，但不免斤斤计较。多元包容的天津文化，造就其城市性格四大特点：一热情开朗；二幽默能说；三富于正义感，乐于助人；四胸怀宽广，善于包容。

热情开朗是天津人的最大特点，尤其体现在有人问路时，天津人热情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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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路方式，甚至顺路把你送到目的地，往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天津人在社会交往时的风趣幽默，与热情好客性情互为表里，可迅速驱除冷漠，拉近心理距离。另外，天津人不势利，不排外，讲直理，也很值得称道。自古以来，天津就是五湖四海移民聚成的都市。在工作和生活中，对身边的外地同学或同事关爱有加，尽力照顾。尽管如此，天津城市性格也存有明显的缺陷，即小富即安，故土难迁和不思进取。例如相当多的天津考生不愿去外地上大学，过于恋土。再如一些人志大才疏，大事干不成，小事不愿意干，缺少冒险精神和开创打拼新事业的勇气。

天津人性格的优劣短长，皆与历史文化积淀息息相关。从建卫之初到商业都市的崛起，天津城市性格最初得益于军旅文化与移民文化的相融，漕运文化与商埠文化之相生。五方杂厝，促成南北文化交融；众水凑集，造就雅俗文化共赏；九国租界，彼此相异的中西文化，却在天津奇迹般地交融相生。作为移民城市，四海聚集的天津人能友好相处，互相谅解；作为繁荣的经贸都市，南方的商业文化对天津文化和风俗等的形成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货真价值，童叟无欺”，“和气生财”的商风，对于造就天津人热情好客、乐善好施、乐观幽默的城市性格，产生了极大影响。

随着历史的进步和变迁，天津城市性格和市民素质也与时俱进，不断进步。从建卫初期的军旅文化和移民文化，到清代中叶后，商业都市功能逐渐显现。天津卫在全国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已显示出称雄华北，辐射东北和西北地区之气势，几与京华比肩齐名。在这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天津人由最初的军人、农民、盐工、漕运等职业群体，逐渐扩展到商贸、金融、工业、文教、服务和演艺等行业，民众素质不断得到提升。

俗语云：百年历史看天津。1860年之后，在不断遭受外强入侵的背景下，九国租界内的教堂、洋行、商家、现代的城市管理、西方的生活方式，直接影响着近代天津的文化走向。由于中西文化在天津的撞击与融合，使得具有开放思维和现代意识的广大市民阶层得以涌现，为天津现代都市文化奠定了根基。天津市民那种竞争意识、生活理念和价值追求、较为规范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都直接推进了都市文化水平的提升。

19世纪80年代前后，天津成为全国洋务运动中心，通过移植西方军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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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用工业，现代军工厂、船坞、铁路、轮船、电报、电话、邮政、洋学堂、报纸、公交、自来水等相继首创，使天津得领现代风气之先。近百年来，天津张开双臂，敞亮胸怀，迎纳了大量的现代人才，天津人的优秀性格不断传承发展，人口素质不断提升。此外，天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大量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社会名流寓居津门，从事社会活动，故依河枕海的津门为近代海内外风云人物荟萃之地。

进入新世纪，随着滨海新区的崛起，天津又以高度文明、全面开放、富有文化品位的国际化现代大都市的新风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而天津人的热情幽默、富有正义感、胸怀宽广等优秀品质，必然在科学发展的新时代，得以进一步传承和不断发展。

三、多元包容的城市文化

作为华北大都市，北方文化的粗犷质朴，燕赵文化的刚烈热情，都沉浸在津

沽文化与天津人的气质之中，这是天津城市性格的主调。从建卫之初到商业都市崛起的历史，天津城市性格又得益于军旅文化与移民文化的相融，漕运文化与商埠文化之相生。五方杂厝，促成南北文化交融；众水凑集，造就雅俗文化共赏。天津是擅长吸纳的都市，她汇九河精华，汲天地灵气，有容乃大，博采众长，兼赅南北，沟通中外，形成多元包容，遗存丰富，民俗浓郁，民风朴实的城市文化。

明清以来，苏皖、粤闽、沪杭等南方省市商贾纷纷辐辏天津，经商定居，“数世之后，子孙孳息，而户口始繁如。”居住津门的外省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以乡谊为纽带设立多家会馆。广帮、潮州帮、山西帮、宁波帮、河北冀州帮等在天津工商界都很有实力和影响。外省文化，特别是南方商业文化对天津都市文化和风气习俗等的形成发展，都有直接影响。“货真价值，童叟无欺”“和气生财”的商风，对于造就天津人热情好客、乐善好施、乐观幽默的城市性格，亦不无影响。自清代中叶后，天津商业贸易、手工业、制造业、餐饮业、文化艺术业等渐成规模，商业都市功能逐渐显现。天津卫在全国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已显示出称雄华北地区辐射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之气势，几与京华比肩齐名。

俗语云：“五千年历史看西安，千年历史看北京，百年历史看天津。”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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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在不断遭受外强侵入的背景上，九国租界，华洋杂处，中西碰撞，彼此相异的中西文化，却在天津这座都市奇迹般地交融相生。租界内的教堂、洋行、商家、现代的城市管理、西方的生活方式，直接影响着近代天津的文化走向。西方文化一方面和固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发生撞击；另一方面在华洋杂处、中西交流之中，二者又有交融。在近代中国北方，天津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得领世界风气之先。由于中西文化在天津的撞击与融合，使得具有开放思维和现代意识的广大市民阶层得以涌现，为天津现代都市文化奠定了根基。天津市民那种竞争意识生活理念和价值追求、较为规范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都直接推进了都市文化水平的提升。

19世纪80年代前后，天津成为全国洋务运动中心，通过移植西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现代军工厂、船坞、铁路、轮船、电报、电话、邮政、洋学堂、报纸、公交、自来水等相继首创，使天津得领现代风气之先。近百年来，天津张开双臂，敞亮胸怀，迎纳了大量的现代人才。人口素质的提升，必然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特别是外贸的迅速扩展，为天津跃升为现代化大都市奠定了基础。

天津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美誉。作为九国租界地和京畿门户，天津曾是清廷遗老遗少、下野政客隐居的首选都市，另有爱国人士、社会名流寓居津门，从事社会活动，故依河枕海的津门为近代海内外风云人物荟萃之地。据统计，天津尚存小洋楼1000多幢，其中名人故居100多幢。

从辛亥革命后到“七七事变”前这一阶段，仅在天津租界做寓公的政客军阀及清朝遗老遗少等就不下数百人。如清末代皇帝溥仪，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段祺瑞、唐绍仪、顾维钧等，以及梁启超、吉鸿昌、张学良、张自忠、宋哲元、李叔同、曹禺、周学熙、严修、张伯苓等都在天津留有故居。在天津五大道寓居的外国名人有：美国31届总统胡佛，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美国将军史迪威、麦克鲁、鲍德温、包瑞克，德国名人德璀琳、汉纳根，开滦煤矿经理、英人纳森等。名人旧居是天津建筑与文化的象征，具有历史文化和旅游观光双重资源而呈现出巨大价值。

四、天津地名文化

地名是历史产物，是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活化石，也是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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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重要方面。天津地名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其中蕴藏着大量的资源信息，有待于开发探研。天津市共有各类地名约4万个，其中城市街巷名约占40％。在形容城市建筑风貌时，人们喜欢用“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来加以概括；在研究天津古今地名发展嬗变的沿革时，笔者概括一句话：“街名是城市凝固的自传。”

天津有一种“方位词”加“开”字的地名，如“南开”“北开”“老西开”“西广开”“东开”等，这在国内城镇地名中是极为少见的。

“南开”这个地名，最初是指旧城西门外以南的开洼荒地，就是今天南马路和南门外大街相交的西南一带地区。明朝时，这一带是一片水泊，草木丰茂，芦苇丛生。明代天津八景之一的“南原樵影”，就指此地。明永乐初年在此驻军，屯田垦种。清康熙年间，开辟洼地为稻田。清代“津门八景”的“定南禾风”，就是对当时南门外稻田风光的艺术化描写。1901年，城垣拆除后，城内居民逐渐向南门外地区迁徙，此地逐渐被开拓为城区。“南开”就泛指旧城以南的开洼地。1903年，比利时商人在西门外广仁堂（天津最早的教养院）的南部，营建了电车公司。1907年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迁到电车公司之南，遂改名为“南开学堂”。电车公司和南开学堂是南开地区走向繁华的标志。尤其是南开学堂，学校以地为名，但这个寻常的地名却因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的声誉而名扬五洲。

“北开”最初是指天津城北门外的开阔地带，今指红桥区东部河北大街与北营门东马路交会处东南一带，东临北运河。清光绪年间，周盛传因镇压捻军有功，受赐在此建造祠堂，即周公祠。此后逐渐形成卖艺场地和旧货市场，黑白铁作坊也集中于此。

“老西开”原指位于天主教堂（今滨江道国际商场附近）以西一带的开阔地区，后泛指南京路与营口道交会口以西一带。

“西广开”地区，在清朝时是城南的旷野墓地，仅有清康熙、乾隆年间所建的育黎堂、掩骨会、白骨塔等几处建筑，当时人们习称此地为“白骨塔”。1901年随着城里居民南迁，“南开”地区形成。此地成为“南开”再向西扩展的开拓地。随着民居建筑不断向西部开发拓展，西广开已成为南开区的区片名之一，泛指南大道以南，长江道以北，南开区片以西，墙子河以东的地域。由“西广开”又派生了“广开大街”“广开新街”“广开后街”等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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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有南开、西开和北开，惟独没有东开。前些年曾有人询问笔者：“天津为什么没有东开？”当时笔者回答：“东门外面对海河，没有开洼旷野，何来东开？”其实，“东开”也是天津的老地名，位于河北区东南部，指现王串场一带广大地区。清同治九年（1870年）《续天津县志·郡城壕墙图》就明确标有“东开”之名。因清末乃至解放之前，“东开”地处僻野，人迹罕至，其发展远不及“南开”“西开”等地，故“东开”之名渐渐隐没无闻了。

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观察分析，自然环境、人的素质、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制约地域文化的四个要素。天津的自然环境，是长期由河流淤积而形成的沿海平原，水是这座城市生成和发展的原动力。贯穿天津的海河，将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与渤海沟通起来，直接影响着天津的城市风貌和风土人情，因而人们把海河视为天津的母亲河。

水文化在天津地名上也有所体现——天津早期名称是直沽寨、海津镇和天津卫。“沽”“海”“津”三字都是“水”偏旁。全市18个区县，有10个区县名中有带“水”偏旁的字——河西、河东、河北、塘沽、汉沽、大港、津南、武清、静海、宁河。这些水气迷漫的地名反映了天津地势低洼、潮湿多水的特点。

天津有包括月牙河、西减河、东减河、洪泥河、卫津河等人工河渠在内的大小河流300余条，坑、塘、洼、淀星罗棋布。这种独特的地形地貌特点在天津地名中有典型反映。天津带“沽”字的地名很多，有七十二沽之说。凡是带“沽”字的村镇地名，几乎都坐落在海河水系地区，如塘沽、大沽、汉沽、葛沽、西沽、后沽、大直沽、小直沽、咸水沽、丁字沽、东泥沽、三叉沽等。另外，天津别称——津沽、沽上；海河又称沽水，是天津市的风景轴线。 以港、泊、洼、淀、沟、塘、湾、滩等为通名的地名亦为多见，如：大港、双港、官港；杨家泊、团泊洼、青泊洼；贾口洼、唐家洼、卫南洼；南淀、北淮淀、三角淀；陈家沟、九道沟、南清沟；北塘、西双塘、白塘口；赵家湾、唐家湾、西大湾子；柳滩、大滩等。如此之多的带“水”偏旁字的地名，不正是天津低洼多水的地理特点的生动写照吗？

天津以“台”（高地）、“坨”（土堆）、“头”（河岸的末梢）等为地名的更为多见，例如芦台、侯台、八里台，王庆坨、西塘坨，西堤头、上河头等。“台”“坨”“头”等字的形虽不直接从水，但作为地名用字的词义却与“水”密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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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如此众多的与水结缘的“台”“坨”“头”等地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天津地势低洼，人们只能择高台而居的历史状况。

天津和平、河西两区有不少以各省市命名的街道。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外国租借地被中国政府收回后，按照南北向为“路”，以省名命名；东西向为“道”，以市县名命名的规则而重新命名的。

南北向街道，如辽宁路、吉林路、黑龙江路、河北路、河南路、山西路、广东路等皆为省名。但有些路名却令人迷惑不解，例如兴安路、辽北路、嫩江路、合江路、松江路等，它们也是省名吗？回答是肯定的。今天的东北三省，倒退六十多年，却有九个省级行政区——嫩江省（省会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省会北安）、兴安省（省会海拉尔）、松江省（省会牡丹江）、合江省（省会佳木斯）、吉林省（省会吉林）、辽宁省（省会沈阳）、安东省（省会通化）、辽北省（省会辽源）——时称“東北九省”。

西康路、察哈尔路、热河路也是省名。在民国时期，四川和西藏两省之间还有一个西康省（省会康定）。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及附近部分地区，在民国时设立四省，即宁夏省（省会银川）、绥远省（省会归绥，即今呼和浩特）、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和热河省（省会承德）。

民国时期设12个院辖市（行政院直辖），除天津和广州之外，其他9座都市在1946年都成为天津街名，并沿用至今——南京路、上海道、重庆道、青岛道、西安道、北平道（1950年改为唐山道）、沈阳道、汉口道、哈尔滨道、大连道。

非省名但却以“路”为通名的街道，有南京路、丹东路、武昌路、康定路、芷江路、林西路、苍梧路和林西路等。这似乎有悖于南北向为“路”，以省名命名的规则。究其原因，天津道路方向不正，斜街歪巷为数众多，因此纵路横道的规则在实际命名中很难恪守；此外，还涉及下列特殊情况：第一，由省名降为市名。1946年，以安东省名命名的安东路（当时安东省下辖安东市），1965年随安东市改名丹东市而更为丹东路。第二，由多条街道合并而成。1970年利用废墙子河修建地下铁道，将原上海道、南京路和墙子河道改建为跨河西、和平、南开三区的通衢大道——南京路。第三，因30多个省名业已用罄，而一些与“道”垂直交叉的短街，只能以“路”为通名，确实是不得已的事。例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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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鞍山道东南至沈阳道的林西路，以辽宁省林西县命名；南起西安道北至潼关道的苍梧路，以广西省苍梧县命名；北起岳阳道南至成都道的芷江路，以湖南省芷江县命名；西起南宁路东至岳阳道的武昌路，以湖北武昌命名。

武昌道、汉口道和汉阳道，“武汉三镇”在天津街名里全部呈现。睦南道在1946年命名为镇南道，1952年随中越边境镇南关改名睦南关而改称今名。

六十五年前，政府部门对天津原租界地区街名的大规模系列更名，经历史检验证明：开系列地名先河，不愧为成功范例。

天津街名：再现八年抗战历史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全部收回在天津的各国租借地，废除原租界街名，一律更以中国名称。对原日、法、英、德四国租借地（位于和平、河西两区）的200多条街道，采用中国省、市名作专名，并按省、市的实际地理位置顺序排列，通名采用南北向以“路”，东西向以“道”命名。这种大规模的系列更名，匠心独运，令人耳目一新。

今人看来，其中一些街道选用了地处偏远且名气不大的地名，例如百货大楼附近的多伦道，西开教堂前的独山路，黄家花园附近的襄阳道和芷江路，体育馆附近的宜昌道和常德道，以及横跨和平、河西两区的台儿庄路等等。多伦、独山、芷江、常德、台儿庄，这些地名究竟在哪个省？今天的年轻人恐怕难以知晓，更遑论发生在那里的历史事件了。但在六十年前，这些响当当的地名，尽人皆知；因为那里曾是中华儿女与敌寇殊死搏斗的抗日战场。当时的天津父老，路过这些街道，看到这些新街名，就不禁忆起抗战的悲壮，激起对英烈的缅怀，发出胜利来之不易的喟叹。

路过多伦道，不由得想到察哈尔东部重镇“多伦”。这个长城口外的商业中心和军事要地，曾一度被日军占领。1933年7月，在抗日名将吉鸿昌的指挥下，抗日同盟军经五天激战，一举夺回多伦，将日本侵略军赶出察哈尔，保证了长城一线战事的基本稳定。

漫步在台儿庄路上，自然联想到位于山东枣庄的著名抗日战场“台儿庄”。地处苏鲁两省交界，被称为“山东南大门、江苏北屏障”的台儿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地区与日军激战，毙伤日军一万多人，使日军精锐师团遭毁灭性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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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台儿庄因此赢得“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的美称。

襄阳道这条寻常小街，却使人想到湖北襄阳，那是天津老市长张自忠将军率部与日寇决战的战场。1940年5月，日军为控制长江水上交通线，调集15万精锐部队发起攻占枣阳、襄阳、宜昌等地的枣宜会战。张自忠部截敌后路并阻敌西进，彻底粉碎了日军进攻襄樊、威胁老河口的企图，使整个战局转危为安。但张自忠将军身中数弹，战死沙场。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都有“张自忠路”，以示对这位抗日英烈的永远纪念。

宜昌道和常德道的街名，不禁使人想到1943年的鄂西会战和常德战役。我军将士同仇敌忾，血战到底，誓死杀敌，气壮山河。使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遭到惨败。

短短的独山路，是通往西开教堂的必经之路。远在贵州南端的独山，是大西南进入两广地区的重要通道。1944年，日军企图由广西北上独山，以进攻贵阳，逼近陪都重庆。我军民独山黑石关和深河桥先后击溃日军，使其败退贵州，入侵西南腹地的梦想就此破灭。

芷江道的街名却昭示八年抗战的胜利。位于湖南省西部的芷江，现为怀化市下辖芷江侗族自治县。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接受《菠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1日，日军今井武夫副总参谋长一行，奉侵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茨之命，由南京飞抵芷江，交出在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中国军方令其陆海空三军缴械投降命令的备忘录。“芷江受降”宣告侵华日军彻底失败。

1946年2月建于芷江的受降纪念坊，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标志，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丰碑。“芷江受降纪念坊”是全球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六座凯旋门之一，其他五座分别坐落于罗马、柏林、米兰、巴黎和平壤。

寻常巷陌再现风云沧桑，不可小觑；天津街名昭显抗战历史，岂能淡忘！ 回顾民俗史，重温老地名，是步入新世纪的天津人乡土情结和历史情怀的体现。对已在地图上消失的老地名，我们进行抢救式的整理研究，初衷有三：一、抒发尊重历史、敬畏祖先和珍惜文化的情怀；三、地名、方言、建筑，是文保大业鼎之三足，缺一不可；三、立此存照，使年轻朋友对天津老街老胡同老地名有概略了解，让后人对历史文化遗存不丢弃不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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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以地名为内容的俗语，在天津话里别具一格。例如俗语“北门富，南门穷，东门贵，西门贱”，就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概括了天津老城厢的布局特点。

老城厢是天津形成和发展的摇篮，从建城以来，直至20世纪20年代，老城厢始终是天津市的中心区。天津城始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设卫筑城，修建门楼，挖护城河，蔚为壮观。初为土城，弘治初年改建为砖城。城中十字街向外延伸可通四向大道，十字街交叉处建鼓楼。清道光年间《津门保甲图说》载：“镇、道、府、县及长芦运使皆驻城内，余文武大小公所十有四，庙三十有一，大街四，小街四，街巷一百有六。”当时北城多为官府衙门，武职区居西，文职区居东；城东北部有文庙，而武庙座落在城西北部。老城分四个居住区，即东北角、东南角、西北角和西南角，建筑风格和道路形成各有不同，富贵人家择地建宅集中在东门和北门一带，因而东北角和东南角多为商贾富户，建筑宏伟，院深宅大。而西南城区，地势低洼，是贫苦百姓的居住地。因此产生了“北门富，南门穷，东门贵，西门贱”的说法。

天津人喜欢编造新俗语，例如著名的俗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到了天津，就说成“你走你的中山路，我钻我的耳朵眼儿”。中山路建于1903年，宽30多米，在当时是全市最宽的马路。耳朵眼儿胡同最窄处不到2米，是全市窄的小胡同。

俏皮话“南门外的警察——还代管八里台的事儿”。当年，出了南门外，海光寺一带就是连绵的稻田了，直到六里台、八里台，都是郊外开洼荒原。所以南门外的警察公署辖区一直延伸的八里台一带。天津人埋怨某机构或某人管事过宽过滥，就说“你是南门外的警察——还代管八里台的事儿！”

天津人逛大街迷了路，找不着北了，就说：“我是出南门奔西沽——转了向了！”西沽在老城厢的北部，出了北门还得向北边走四五里路。你出了南门奔西沽，可不是南辕北辙，转了向吗？

梁家嘴又名梁嘴子，历史悠久，是天津市区较早形成的聚落之一，当年也曾是繁华的小商业区。老天津卫俗语“梁嘴子过河——赵场（照常）办事”，就道出了当年赵家场（也称赵场）和梁家嘴隔着南运河遥遥相望的地理方位。老天津人到赵家场去办事，必须从梁家嘴过河。这个俗语的真意是“照常办事”的意思。潜台词是甭听他瞎咋呼，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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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津“小洋楼”文化

俗话说“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一座历史名城诱人的魅力，首先来自其独有的建筑美。风貌建筑是一座城市凝固的自传，也是地域文化的典型外现。天津千百幢小洋楼，几乎囊括了西方近代建筑的所有样式——英国中古式、德国哥特式、法国罗曼式、意大利文艺复兴式、俄罗斯古典式、希腊雅典式、近代摩登式等等，风格迥异，千姿万态，争奇斗妍。因此，天津被誉为“世界建筑博览馆”。外地朋友首次来天津观光，从天津站下车，过了解放桥，鳞次栉比的外来建筑映入眼帘，令人应接不暇，恍如置身欧陆。天津这种独特的城市景观，被称为“小洋楼文化”，成为天津城市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小洋楼，诞生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战大沽口的硝烟中。是年，天津被开为商埠，英、法、美租界相继在天津海河西岸划定。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德租界分设于英法美三国租界的左右侧。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俄、意、奥三国即以海河东岸所占领地区辟为租界。不久，比利时将俄租界以西大片土地辟为租界。位于海河两岸的九国租界，分别按各自国家的建筑风格，建起一片一片的国中之国。租界洋楼，既是旧中国饱受凌辱的实证，但也给我们留下大批建筑艺术的精华。

天津小洋楼大体可分三类：办公类洋楼——集中在被称为“东方华尔街”的解放路两侧，多为各国开设的行政、金融、贸易、通讯机构。商业类洋楼——集中在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原法租界劝业场和小白楼地区，商厦林立，巍峨壮观。住宅类洋楼——集中在原英租界五大道和原意租界一带。每当夜幕降临，充满异国情调的幢幢别墅，在昏灯朗月映照下，隐约闪现着岁月风霜和时代沧桑，引发徜徉游客的无穷遐想。

五大道小洋楼建筑群，从它诞生那天起，租界地所享有的某些特权和静谧幽深的街区环境，对失意军阀、下野政客、豪商显贵、名流雅士及清廷遗老遗少等，具有绝大的吸引力。他们纷纷来此筑宅建邸，安家落户。其楼舍建筑格局和风格发生明显变化，就是将许多中国元素包容进去。为数众多的中西合璧式样的建筑，令人耳目一新。

随着各国租界洋楼的拔地而起，天津的市政建筑和公用设施开始走向近代化——邮政、电报、电话、医院、公园、报纸、煤气、电力、自来水、电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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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场、游泳池、电影院等现代设施及文体场所纷纷涌现。1860年开埠后的天津，在遭侵略受凌辱的同时，也揭开了向城市近代化艰难转型过渡的序幕。

小洋楼文化所展示的近代城市风貌与物质文明程度，租界在市政管理、经济结构、建筑风貌、公用设施、人文意识、生活方式等显现出层出不穷的新气象新事物，为封闭滞后的老城区如何向近代城市转化攀升，打开眼界，激活思想，提供样板，注入活力。

另外，小洋楼文化把西方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也一股脑地带进天津，对天津青年一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外来的西方文化在与本土传统文化激烈碰撞和反复摩荡之中，逐渐适应，历经磨合，渐趋交融。因此，小洋楼文化成为中国年轻一代向西方文化观摩学习的窗口。近现代天津籍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学者、教育家和文艺家，他们接受基础教育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天津小洋楼里度过的。

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伴随着小洋楼文化的形成，晚清的洋务运动和北洋新政先后以天津为北方的中心次第展开，其势亦如大潮涌起。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中，天津近代工业体系、商贸格局、金融市场、市政管理和文化结构等五大体系相继形成，为天津城市近代化和跃升为中国北方商贸中心奠定了基础。

知古方鉴今，开掘为传承。在中国逐步融入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对天津小洋楼文化进行宏观审视，对其中蕴藏着近代史的丰富资料进一步挖掘整理；对其中的人物故事和事件进一步搜集考证；对其历史作用、社会意义进行科学分析，给予客观评价。

小洋楼文化是租界文化的外现，其特点就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六、雅俗共赏的津沽文化

如果说北京是精英文化，属京派；上海是商业文化，属于海派；而天津则是市民文化、通俗文化，属“津派”。这种市民文化，并不是比主流低一些或者是被主流文化所排斥的东西，而是主流文化的“泛化”，也就是说：精英文化不能离开通俗文化的基础。精英文化要想在老百姓心中生根发芽，必须经过亚文化的过滤、筛选和整合。相声之所以在北京生，却在天津长，除了天津观众的热情好客之外，就是他们的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胸怀。天津多元化的文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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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决定了天津观众能接受不同地域、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艺术形式，不论山西梆子还是河北梆子，不论是豫剧还是越剧，一句话，不管你是什么，只要好就行，在这里就认可。

曲艺是植根于下层社会、具有鲜明市民色彩的民间艺术，天津之所以成为北方曲艺的大码头，这与天津码头文化和商埠文化的影响密切关联。再如天津的特色食品：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大饼卷酱牛肉、煎饼果子等，在就餐时不用碗筷，也不必正襟危坐，用荷叶一包或用纸一托，卷起来就咬，可边走边吃，既方便省时，又价廉实惠，吃起来瓷实，还不耽误干活——这就是码头文化和商埠文化在天津民间饮食上的典型体现。

俗文化中有一个难以割舍的情结，就是幽默。天津方言中有“哏”这个典型的天津词儿，是什么意思？“哏”就是“好笑”，幽默诙谐。其实它体现了天津人待人接物的一种化解意识，不和自己过不去，敢于拿自己找乐，善于把人生的严肃课题游戏化、谐趣化！天津地处九河下梢，码头遗风，生存竞争激烈。想在天津养家活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想化解生活的压力，只能自己找乐儿。走路跌倒了，又是跌倒在泥泞里，天津人不往别扭上想，“老头儿钻被窝”，哈哈一笑，哪儿跌倒的，哪儿爬起来，赶路是正事。世代相传，天津人磨合了一种活法，高高兴兴，乐乐呵呵，不说不笑不热闹，说说笑笑度时光。

俗语“卫嘴子”之说，是钦佩天津人能说，爱说，表达能力强。天津人说话的确活泼幽默，善于挖掘语言潜能，说出话来，内容丰富，词语新颖，洋溢着达观聪睿和燕赵豪情。天津人能说、幽默的三个成因：商埠沟通和移民创业的需求，多元文化提供鲜活题材，戏曲相声的熏陶造就。

首先，天津人爱说话，是地理位置之使然。九河下梢，交通枢纽；漕运码头，河海相通；移民城市，五方杂处。天南地北的人聚到一块，无论经商贸易，还是装船卸货，第一要务，就是用语言沟通。——这是天津人能说会道的动因。

另外，天津是商埠码头，九国租界，多元文化。当年，租界里住着末代皇帝、总统总理、部长督军、豪族贵戚、盐商巨贾、外国政要和高官寓公。南北文化交汇，东西文化相生，上层雅文化与下层俗文化在这里融合。于是，天津人经多识广，眼界开阔。——这为天津人提供了能说会道的广阔的素材。

再次，受北方曲艺影响，天津人言辞犀利，一语中的；语言得体，擅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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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幽默诙谐，富于创意。在调侃中表情达意，议论抒情。常能化干戈为玉帛，妙在以四两拨半斤！——这为天津人锻炼了非凡的口才和表达方式。

当然，说“卫嘴子”，也并不都是赞扬，其中也包含某些批评。例如：口若悬河，纸上谈兵，天桥把式，光说不练——如马三立、王凤山相声《明天十点钟开始》塑造的不断立志，不断泄气的“你看我行吗？”的那个人物形象。天津人对自身，并不盲目矜持自夸，也敢于无情地解剖自身的缺陷和弊病，并给予辛辣嘲讽。——这种清醒的不护短的求实精神，难能可贵！

幽默是睿智的标志，是热爱生活的体现。幽默的作用——幽默是智者的通行证，凭借它可以出奇制胜，一笑泯恩仇，四两拨千斤；幽默又是弱者的快活林，依赖它可使自身抚慰心灵的创伤，保持惬意乐观的心境。幽默也是人际关系的粘合剂，消除陌生与冷漠，使人们在会意的笑声中，达到心灵的沟通与拥抱。

天津人喜爱相声，天津是培养相声名家的摇篮。天津相声的幽默和感染力还体现在它的语言特色上。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天津相声界能人辈出与天津的地域文化，特别是天津方言的滋润分不开。天津人爱说“嘛”，“这是什么”在天津人嘴里成了“介寺嘛”，和“倍儿哏儿”一样，是天津话里最典型的代表。 马三立的相声扎根于津门，除贴近生活之外，还有天津地域文化的深厚背景。天津人热爱生活，谈吐幽默，善于用笑声来调剂生活，有声、有色、有情。马三立便是天津地域文化的一个优秀代表和象征。愈有地域性，也就愈有全国性。因此，马三立不仅是天津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盐业、海运、漕运的发展，四海商贾、八方艺人云集津门，普天下的奇闻怪论、道听途说俯拾皆是，这就为鼓曲、诵说等民间文艺形式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其中演绎的传奇故事，全是有鼻子有眼的“真人真事”。表演或诵唱起来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因而使天津成为海内外公认的中国曲艺之乡。代表人物就是马三立、骆玉笙。

有学者称天津是码头文化，但深层的根基是水，有水才谈得上航运和码头的繁荣；也有学者讲天津是妈祖文化，这种信仰情怀，为依水生存的族群所独具，是水文化的一种宗教折射；还有的学者讲，天津是租界文化，近代中国的租界，基本集中于沿海、沿江的城市，天津若不具备水优势，所谓的租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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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从谈起。从总体上讲，码头文化、妈祖文化、租界文化等，仅是表象，水才是天津文化的不竭之源。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上善若水”。水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智慧和高尚。经过水文化长期潜移默化的天津人，养成了流变畅达、长于调适、善于转圜的中庸低调性格。体现在行为层面则是天津人生活意识强，乐和本性足。人们戏称天津人为“卫嘴子”，别的先不论，就说天津话，柔软中有几分俏皮，快捷中有一点儿狡黠，有歌的韵味、相声的乐趣，让人忍俊不禁，轻松愉悦，极富生活底蕴与亲和力。究其深层原因，是天津人有一种豁达快乐的性情，突出表现在爱乐和、会享受，善于找乐子，娱乐文化极其发达。歌唱家、相声、戏剧、快板书等名家层出不穷，戏剧名角儿过不了天津观众这道关，就难成大名。晚清、民国以来，天津特定的地缘特点和优越的生活，加之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安全系数高，又与北京近在咫尺，进退自如，清朝的遗老遗少、失意的政客、败北的军阀、学界名流等纷纷云集天津，过着豪华奢侈、逍遥自得的寓公生活。这进一步强化了天津人的娱乐情调和乐和意识。经过百余年的积久淤积，会生活逐步升华为天津一个亮丽的文化符号。

与生活化为表里的第二个文化符号，就是中西合璧、土洋相间。这和天津现代都市的形成有直接联系。天津现代城市样态的奠基是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时期，李鸿章坐镇天津，移植欧美的新式武器、机械、铁路、轮船、通讯等所谓“坚船利炮”，天津俨然是洋务运动的中心，率先把西方的物质文明嫁接在清朝封建的躯体上，随后慢慢出现了老城厢的旧式格调和租界为中心的畸形的西方文明。这时的“中”和“西”虽然还是两张皮，但已经显现中西相间的趋势。20世纪初的新政和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时期，是天津工商业大都市的形成期，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商业、金融、贸易、文化产业的繁荣，使天津辐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连接世界，中西融会加深。

小洋楼和旧式庭院杂陈，大银行和官银号并立，洋装和马褂、旗袍同穿，西餐和中餐皆盛，中俗杂以西俗，传统节日和西方节日同在，“土”中有“洋”，“洋”中有“土”，土洋结合已经渗入天津人的日常生活。天津的一些名建筑，欧美风格、中国元素，中西文化巧妙组合。梁启超的饮冰室、庆亲王的庆王府，给人一种中西合璧的美的享受。

但是，天津的整体城市布局，一直处于老城和新城的二元格局。直至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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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后，天津才迎来了城市现代发展中关键的第三期，尤其是近几年的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才真正打破老城厢和新城区的“分割”局面，旧城和新城已经融为一体、难以分辨。一批新型建筑的异军突起，一些历史风貌建筑的得到保护，我们的城市建设把中西合璧的理念运用得出神入化。

结束语

《天津市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大力发展现代都市文化，充分展示近代历史文化，努力活跃特色群众文化。”天津人热爱天津，天津丰厚而多彩的地域文化，是我们引为自豪的。建城60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天津人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辛勤劳作，不断创业。尤其是今天的天津人又以昂扬的精神，开拓，创新，跨越，取得了无愧于先辈的巨大成就。进入新世纪，随着滨海新区的崛起，天津将以高度文明、全面开放、富有文化品位的国际化现代大都市的新风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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