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前期春秋公羊学研究

略论《公羊传》在西汉前期的发展

吴涛

（洛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洛阳471022）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西汉前期人们对《春秋公羊传》的引用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后世《公羊》学家们所强调的一些主要的《公羊》大义已经非常广泛地出现在了西汉前期人们的言谈之中，成为人们立论的主要依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为后来的独尊打下了基础。进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春秋公羊传》的成书应该是在先秦战国后期。传统认为汉初著于竹帛的说法很可能是一个由先秦文字转写成汉隶的过程。 关键词：《春秋公羊传》；西汉

过去很多人认为《春秋公羊》学派在黄老政治笼罩下的西汉前期①是默默无闻的②。我们讲汉代儒学，或者汉代《春秋》学，一般都是从汉武帝以后开始讲起。其实，所谓“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春秋公羊》学者的努力。而《春秋公羊》学在西汉前期也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儒学派别，已经开始被人们广泛征引作为立论的依据，在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

一、由西汉前期对《公羊传》的引用情况看《公羊》学派在西汉前期的发展

由于史料的缺乏，以往人们对西汉前期《公羊》学发展的研究多是含糊其辞的概貌性的叙述，其实从人们对它的引用情况来研究它的发展倒是一个实际可行的办法。

其实早在秦代就有人引用了《春秋公羊传》，《史记》记载对《春秋公羊传》最早的明确引用是秦二世时的一群博士，当时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咸阳，二世召集博士儒生进行讨论，于是三十多个博士说：“人臣无将，将则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③这里所谓的“无将”见于《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公子牙今将尔，辞曷为与亲弑者同？君亲无将，将而诛焉。”④

进入西汉以后，《春秋公羊传》的影响日益扩大，《公羊传》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言论和著作当中。比较重要的有陆贾、贾谊、邹阳、袁盎、韩婴、《淮南子》⑤等人。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是《春秋》观⑥。

在陆贾的《新语》⑦中有两处谈到了这一问题：

①②

这里年说的西汉前期是指刘邦的汉元年（-206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141年）。 马勇先生就认为：“《春秋》学经过早期的发展，到了战国之末，已形成几派内部相互交碰、外部相互辩难的传授系统．然而，经过秦王朝的文化高压政策的摧残，在汉韧几十年里一立处于默默无闻的过程中．”《汉代春秋学研究》第45页。 ③

司马迁《史记》第2720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40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⑤

关于《淮南子》成书时间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汉书·刘安传》中说：“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一般认为《内书》即今存之《淮南子》。《刘安传》中又说：“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刘安入朝还结交了“太尉武安侯”。田蚡任太尉是建元元年到建元二年之间。《汉书》中提到刘安入朝汉武帝仅此一次。那么献书与结交田蚡必然是在同一次入朝的过程中，说明在汉武帝即位之初《淮南子》就已经完成，则其写作时间应该主要是在景帝年间。 ⑥

本文的所谓《春秋》观是指对《春秋》性质的认识，包括孔子修《春秋》的目的，《春秋》的作用等。 ⑦

前人对今本《新语》的真伪颇有疑虑，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正·卷十》中已经详为驳斥，这里不再赘

《道基》篇：“春秋以仁义贬绝。”①这显然是运用了《公羊·昭公元年传》：“春秋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不贬绝以见罪恶也。贬绝然后罪恶见者，贬绝以见罪恶也。”②《术事》篇：“《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以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③在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吾按《春秋》而观成败，乃切悁悁于前世之兴亡也。”④

贾谊《新书》⑤中对《春秋》观的表达有两处，《傅职》篇：“或称《春秋》

⑥

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此所谓学太子以圣人之德者也。”《道德说》篇：“《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徳之，理之。与不合而纪其成败，以为来事师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纪者也。”⑦这里我们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的观点来与贾谊的观点进行一下对比：“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

⑧

之诛，死罪之名。”司马迁自称是闻之于董生的，可见贾谊的这一观点也应是《公羊》家观点。

《淮南子·泛论训》：“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⑨。这一观点最早见于《孟子》，也是汉代《公羊》学者所普遍继承的。而在《泰族训》中又说：“《春秋》之失也刺”[9]（P1391），“刺讥辨议者，《春秋》之靡也”，“《春秋》之失訾”⑩。这是对《春秋》学的缺点也做了准确的概括。

第二是对具体事件的评价。

在陆贾的《新语》中有两处表达了与《公羊》相同的观点11：《无为》篇：“昔

12

者，周襄王不能事后母，出居于郑，而下多叛其亲。”见于《公羊·僖公二十四年传》：“冬，天王出居于郑。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13《无为》篇：“齐桓公好妇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国中多有淫于骨肉。”14《公羊·庄公二十年》何休注：“齐侯淫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15。

韩婴《韩诗外传》对《公羊》史实的引用，共有三则。卷二一则：楚庄王围宋；卷六两则：楚庄王伐郑和宋万弑君。分别见于《公羊传》的宣公十五年、宣公十二和庄公十二年。文长不具引。

述。见《辨正》第444-45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①

王利器《新语校注》第2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十三经注疏》2316页。 ③

《新语校注》第41页。 ④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96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⑤

过去人们对《新书》真伪也有所怀疑，余嘉锡对此也有辨正。 ⑥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第237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⑦

同上第327页。 ⑧

《史记》第3298页。 ⑨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922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⑩

同上第1393页。 11

凡是与《谷梁》、《左传》相同的不在统计之列，这里只取专属《公羊》的言论。 12

《新语校注》第67页。 13

《十三经注疏》第2259页。 14

《新语校注》第67页。 15

《十三经注疏》第2236页。

在《淮南子》中有四处对史事的评价与《公羊》相同。《泛论训》：“昔者曹子为鲁将兵，三战不胜，亡地千里，使曹子计不顾后，足不旋踵刎颈于陈中，则终身为破军擒将矣。然而曹子不羞其败，耻死而无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战所亡，一朝而反之，勇闻于天下，功立于鲁国”①。这段见于《公羊·庄十三年传》。《说林训》：“詹入鲁，《春秋》曰：‘人来，佞人来。’”②事见于庄公十七年，《经》：“秋，郑瞻自齐逃来。”《公羊传》：“何以书？书甚佞也。曰：‘佞人来矣，佞人来矣。’”③这里径直称《公羊传》为《春秋》。《泰族训》：“泓之战，军败君获，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烧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礼而行也。”④泓之战见于僖公二十二年，《公羊传》对此的评论是：“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⑤宋伯姬之事见于襄公三十年，对于它《公羊》《谷梁》的评价没有实质区别，《公羊》称其“贤”，《谷梁》赞其“贞”。《要略》：“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漳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絶，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下无方伯，上无天子。”⑥

见于《公羊·僖公四年》：“曷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⑦。而“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更是《公羊》习语，全书凡八见。《新语·辨惑》：“今上无明王圣主，下无贞正诸侯。”⑧也是这一习语的化用。

三是对于所谓《公羊》大义的引用： 大一统 《新语·怀虑》：“故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槩以等万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统也。”⑨《公羊传·隐公元年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⑩ ⑩

太平理想 《新语·思务》：“圣人因变而立功，由异而致太平。”11太平世界的理想虽不见于《公羊》原文，但这是《公羊》学所十分强调的，《公羊·隐公元年》何休注：“于所见世致太平”12。

《韩诗外传》卷三的第十九章详细地阐述了韩婴的太平理想，而他的这一理想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所阐发的理想并无二致，所以他的这一理想也就是对《公羊》太平理想的阐发。

大居正 景帝前元七年正月，太子刘荣被废为临江王，于是窦太后希望汉景帝把她的小儿子梁孝王刘武立为后嗣。汉景帝虽然表面上不好反对母亲的意愿，但又不愿将来皇位旁落弟弟之手，于是就召集了一批所谓“通经术”的大臣商量对策。袁盎就在汉景帝的支持之下发表了一通《春秋》大居正的道理：“故春秋

①②

《淮南子集释》第962页。 同上第1214页。 ③

《十三经注疏》第2234页。 ④

《淮南子集释》第1395页。 ⑤

《十三经注疏》第2259页。 ⑥

《淮南子集释》第1461页。 ⑦

《十三经注疏》第2249页。 ⑧

《新语校注》第84页。 ⑨

同上第132页。 ⑩

《十三经注疏》第2196页。 11

《新语校注》第168页。 12

《十三经注疏》第2317页。

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絶。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①从而打消了窦太后的念头，于是就有了这一年四月胶东王刘彻——后来的汉武帝——被立为太子②。这里所引用的《公羊》大义见于《公羊·隐公三年》：“宣公谓缪公曰：‘以吾爱与夷则不若爱女，以为社稷宗庙主则与夷不若女。盍终为君矣。’宣公死缪公立。缪公逐其二子，庄公冯与左师勃。曰：‘尔为吾子，生毋相见，死毋相哭。’与夷复曰：‘先君之所为不与臣国而纳国乎君者，以君可以为社稷宗庙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将致国乎与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则先君其逐臣矣。’缪公曰：‘先君之不尔逐可知矣。可知者，欲使我反国。吾立乎此，摄也。’终致国乎与夷庄。公冯弑与夷。

③

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

亲亲之道 梁孝王因为袁盎阻挠了自己对帝位的觊觎而派人刺杀了他，汉景帝大怒，对这一案件进行了追查，很快就查到梁孝王头上。梁孝王惊恐不已，就派邹阳入京游说汉景帝妻舅王长君，邹阳就发表了这样一通言论：“鲁公子庆父使仆人杀子般，狱有所归，季友不探其情而诛焉；庆父亲杀闵公，季子缓追免贼，

④

春秋以为亲亲之道也。”这一段言论成了汉景帝赦免梁孝王刺杀袁盎的依据，而而这一依据见于《公羊·闵公二年传》。

《春秋》托始于鲁 还是邹阳在劝阻吴王濞谋反时说：“自立天子之后，使

⑤

东牟、朱虚东褒仪父之后。”邹阳以此来表明汉文帝对宗室的优待。具体见于《公《公羊·隐公元年》和《公羊·闵公二年》。

重权变 附于《邹阳传》还有一段公孙玃的言论：“昔者郑祭仲许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义也，《春秋》记之，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⑥这则涉及到了《公羊》对权变的肯定，见于《公羊·桓公十一年》。公孙玃以此来为济北王在七国之乱中的行为进行辩护。

《韩诗外传》卷七的第二章记述了赵国的使者在出使之前拒绝赵王对具体言辞的约定，这是具体阐发了《公羊·庄公十九年》的：“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⑦

《淮南子·泛训论》中对权变理论也进行了阐释，“权者，圣人之所独见也。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⑧这也应与《公羊》的影响有关。

兴灭继绝 《韩诗外传》卷八的第十六章，阐述了《公羊》的兴灭继绝之义。 孔子素王说 《淮南子·主术训》：“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宏，勇服于孟贲，足蹑郊莬，力招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⑨明确将孔子修《春秋》称为素王之事。《人间训》：“圣王布

①②

《汉书》第2091页。

这故事见于《史记·梁孝王世家》诸先生所补的一段记载。但是其可信性是不容置疑的。不仅袁盎最终以反对以梁孝王为嗣而被梁孝王所刺杀，而且袁盎在对汉文帝谈论吕后时刘氏的处境时用“不绝如带”来形容，这显然是化用了《公羊传》中成语“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这就证明袁盎对《公羊传》十分熟悉。 ③

《十三经注疏》第2204页。 ④

《汉书》第2355页。 ⑤

《汉书》第2341页。 ⑥

《汉书》第2356页。 ⑦

《十三经注疏》第2236页。 ⑧

《淮南子集释》第956页。 ⑨

同上第697页。

德施惠，非求其报于百姓也。??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百姓不亲，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辩，长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垦草，粪土，种谷，令百姓家给人足。故三后之后，无不王者，有阴徳也。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世，其后继嗣至今不絶者，有隐行也。”①这是将孔子与三代之王并列，是亦许孔子为王矣。

通三统 《淮南子·泛论训》：“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②。这里不仅认可了《公羊》三统的说法，而且也认可了以《春秋》当新王。

母以子贵 《汉书·外戚传》中还记载有汉景帝时一个不知名的大行曾引用过《公羊传》，当时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为了扳倒太子的母亲栗姬而使人上书请立栗姬为皇后，借口就是：“‘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宜号为皇后”③。结果惹得汉景帝大怒，不仅扳倒了栗姬和太子，连那个大行也被杀。

《春秋》之元 《新书·胎教》：“易曰：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诗》之关雎，《礼》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终云尔。”④所谓的“《春秋》之元”是《公羊》学十分强调的，这里引用董仲舒和何休的说法来做一个对比。《汉书·董仲舒传》：“臣谨按《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⑤《公羊·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始年也。”《注》：“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⑥可见贾谊是深得《公羊》大义的。⑦

另外贾谊改正朔、易服色等改制主张也是《春秋公羊》学派所十分强调的。 此外，《淮南子·泛论训》中还有一处对天子祭祀泰山河海的论述与《公羊传》基本相同，“今世之祭井灶门户箕箒臼杵者，非以其神为能飨之也，恃頼其德，烦苦之无巳也。是故以时见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絶流，泽及百里而润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⑧见《公羊·僖公三十一年》：“然则曷祭？祭大山河海。海。曷为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大山尔。河海润于千里。”⑨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后世《公羊》学家们所强调的一些主要的《公羊》大义已经非常广泛地出现在了西汉前期人们的言谈之中，成为人们立论的主要依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许多重大政治决策的理论基础。这就为后来的独尊打下了基础。

二、对《春秋公羊传》成书问题的一些看法

这里还要加以讨论的是《公羊传》的成书过程。按照传统的说法，《春秋公

①②

同上第1255页。 同上第931页。 ③

《汉书》第2946页。 ④

《新书校注》第390页。 ⑤

《汉书》第2502页。 ⑥

《十三经注疏》第2196页。 ⑦

今人对《公羊》家所谓的“元”，有一些新的解释，但本文仍只取董仲舒自己以元为始的说法。 ⑧

《淮南子集释》第985页。 ⑨

《十三经注疏》第2363页。

羊传》最初只是停留在口说阶段，到了汉景帝时才由胡毋子都书于竹帛。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公羊·隐公二年》何休注，到徐彦《疏》中又做了进一步发挥，详细列出了《公羊》的传授世系①：“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髙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是也。”②。何休《公羊》一直口说流传的解解释是孔子“畏时远害”。其实，仔细推敲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③。我们并不否认认在古代有许多书是靠口耳相传的，《诗经》之所以能经秦火而未残就是因为它可以通过人们的讽诵而流传“不独著于竹帛”。但是，广泛的口耳相传，在传播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文本的歧变。目前我们可以知道《诗经》在汉代至少有五个版本：齐、鲁、韩、毛、阜阳简本。由上面的论述可知，汉初《春秋公羊传》的流传十分广泛。上述诸人中，陆贾、袁盎是楚人，邹阳、公孙玃是齐人，贾谊是洛阳人，韩婴是燕人。另外，《公羊》大师董仲舒是赵人。他们的分布是如此广泛，而后世却没有听说过《公羊传》有什么文本上的歧异。这只能说明在西汉初年以前，《公羊》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文本。董仲舒在年岁上比胡毋生略小，前人已经考证他们之间没有师承关系。④我们很难理解在董仲舒这样一个《公羊》大师手中竟然没有一个完整的《公羊传》文本。所以，《公羊传》之书于竹帛可能早于汉初。

如果孔子修《春秋》的说法不错的话，那么在孔子身后《春秋》就开始在儒者中间传授着，但是如果仅是一部经而没有传，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一部“断烂朝报”该如何讲授。《公羊传》本身也提到《公羊》的一些先师，就证明了《公羊传》是早就有了的，只不过后来在传授过程中经过了不断的完善，这个过程可能一直持续到了汉初。沈文倬认为《公羊》《谷梁》“二传本是经师据口传秦前经义汇辑而成”⑤，这也不能成立。洪业在《春秋经传引得序》中就认为《公羊传》与《谷梁传》都应成书于孟子之后与周亡之前。而且认为今本《公羊传》与《谷梁传》是秦火之后的劫余，其依据是今本《公羊传》与《谷梁传》中有很多一年都没有传的情况，“必有竹帛，然后可焚，口说非烈火所能及。现二传之残缺状态，更似非口说遗忘之缺也。”⑥洪氏之说甚为可取。⑦徐复观氏认为“应当是孔门中属于齐国这一系统的第三代弟子，就口耳相传的加以整理，记录了下来。”⑧章权才在《汉代经学史》中举出了《荀子》对《公羊》的六处引用⑨，段熙仲氏在《公羊学讲疏》也举出《韩非子》对《公羊》的三处引用⑩，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公羊》成书是比较早的。另王绍玺认为《公羊》是由七十子或其后学传

①②

这样的谱系是靠不住的，崔适的《春秋复始》对此进行了辩驳，可参看。 《十三经注疏》第2190页。 ③

蒋庆在《公羊学引论》中认为何休是将他自己所处了时代理解为孔子的时代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先秦虽有“去籍”事件发生，但文网远不及后世严密。 ④

《汉书》中只是笼统地说董仲舒和胡毋生“同业”，陈其泰氏就据此认为董仲舒也公羊寿的弟子（见氏著《清代公羊学》第8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其实，“同业”并不一定就是“同门”。所以，我们并不能据此认定董仲舒的师承。马勇所言相对就比较公允：“胡毋生肯定对董仲舒《春秋》学有莫大影响，否则董仲舒也不必著书称其德，但也必须承认，胡董二学有别。否则不足以明了董仲舒《春秋》学之特色及其在儒学发展中之地位。”（《汉代春秋学研究》第185页） ⑤

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第491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⑥

洪业《现代学术经典·洪业卷》第19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⑦

但是，洪业根据《韩诗外传》所引用《公羊传》与今本《公羊传》之间一些细微的文字差异而断定韩婴所引用的不是今本。这是不能成立的，一则古人引书不象今人那样严格，临文之际也不大会核对原文，故而有些细微差异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这样的差异也可能是在由古文转写成今文时所产生的。 ⑧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0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⑨

章权才《两汉经学史》第11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⑩

段熙仲《公羊学讲疏》第729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述并逐步整理成书的，似乎又推之过早了①。因为，《公羊传》中有对孟子的引用，用，所以最早也不可能早于孟子。其实崔适早就提出了《公羊》成书甚早，只是极端的今文家立场使他的说法不易为人们接受而已②。《经典释文》举《公羊》中中“启阳”作“开阳”以证实《公羊》于汉景帝书于竹帛。这也是不能成立的，这样的避讳很可能是胡毋生在整理转抄时改的。“邦”“国”“恒”“常”“启”“开”“通”“彻”之类的混乱在经典中有很多，我们不能说它们都是在汉代始书于竹

③

帛的。另外，《公羊传》中提到秦则多有嘉许之辞，而在汉代秦是普遍被否定的。的。《公羊》的这一态度当是战国后期齐秦关系的反映，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它应是成书于先秦。

那么该如何解释何休的说法呢？很可能是胡毋子都整理了一个《公羊传》的

④

定本，后来并被立于学官。如果《公羊传》成书早于汉初的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公羊传》也存在着一个由古文转写成今文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很有可能是由胡毋子都完成的。汉代的经师们对传到自己手中的文本并不一定是完整地传递下去，比如在《论语》的流传过程中先后就有张禹、郑玄等人对文本进行过整理。胡毋生在转写的过程中对文本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整理也是可能的。据《文馆词林》载东汉李固祀胡毋生之文，可知他曾为《公羊》制作了章句。何休自称是“略依胡毋生条例”，而他在《注》中的许多说法却是和董仲舒相同的。⑤实际的可能能首先是如业师朱维铮先生所指出的，在汉代师承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明确的师承则不能被社会所承认，而董仲舒的师承谱系不明，很可能象公孙弘一样是“颇受焉”，所以何休拒绝承认他为祖师。王先谦在回答苏舆对这一问题的疑问时认为是由于眭弘的缘故。何休自己说是去掉了一写非常异意可怪之论的，在他的眼里，“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⑥显然是典型的非常异意可怪之论，而眭弘称这一段话闻之于董仲舒，所以何休不愿提

⑦

及董氏。所以，王氏之说颇有一定道理。而且何休作《注》所依据的文本当是以胡毋生的本子为祖本的。董仲舒作为一个思想家与一般经师的区别就在于经典的文本只是他借以发挥的依据，他并不太关注于经典文本的本身⑧，这就是他说的所谓：“《春秋》无达辞”。而胡毋生，正如马勇所言“胡毋生的《公羊》学仍是对《春秋》经文依据史事进行阐发和分析的学究式研究，尚未上升到抽象的哲

①

尹继佐编《相争与相融——中国学术思潮史的主动脉》97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王氏在其近著《经学思潮》中认为《公羊》不适合于背诵所以不可能单靠口说流传，当早已成书。（见《经学思潮》第10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这一点却不一定成立，今天有人能背诵近万位的圆周率，所以我们也不能排除古人能背诵《公羊传》。 ②

崔适《春秋复始》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据1918年北京大学铅印本影印） ③

赵坦在《春秋异文笺》中就认为“开阳”不是公羊子原文。 ④

在汉景帝时胡毋生和董仲舒都曾经担任博士，但是那时的博士和后来的五经博士有着很大不同，那时的博士只是掌古今的学术顾问而已，而五经博士，尤其是为博士设置弟子员以后，博士就是负责国家意识形态和教育的官员了。负责诏问的博士不一定需要有官定的文本，而五经博士则不然。在立五经博士尤其是设置弟子员时，则需要有固定的课本了。董仲舒作为一个大师不甚关注于文本的整理，所以虽然首位《公羊》博士是由董仲舒的弟子禇大担任（见沈文倬氏的考证），但是所使用的课本则是由胡毋生所整理的。另，胡毋子都的本子之所以能立于学官也和他的非正式弟子公孙弘仕宦显达有关。 ⑤

当然董何之间也是有区别的，但他们之间同大于异。其书具在，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 ⑥

《汉书》第3154页。 ⑦

王氏之说见于其为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所作《序》中。 ⑧

曾祥旭在《士与西汉思想》中对汉初的儒生进行了分类：“汉初的儒士实际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政治和理论文化的思想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主要从事儒家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页）一般而言这样的划分是可以的，但不可拘泥。比如，贾谊何尝不想实践，只是没有实践的机会。董仲舒可以算理论型的，但他的弟子已经多到他没办法给每个学生亲自面授了。

理分析与议论”①，何休在作《注》时十分强调自己所依据的祖本的权威性，所以特别提到了胡毋子都。但是他把胡毋生对《公羊》的转写过程当成了书于竹帛的过程。

作者简介：

吴涛，男，生于1973年，河南郑州人，200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学史、思想史。 联系方式：

洛阳市龙门路72号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邮编：471022 电话：13849990442

e-mail: 041014014@fudan.edu.cn ①

马勇《汉代春秋学研究》第55页。terrywutao@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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