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科学研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摘要

回顾20世纪科学的发展历程，科学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进入20世纪，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国家的竞争中，科学技术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关键。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科学技术在国家安全中的突出重要性。人们开始越来越紧密地把科学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科学是重要的国家资源的观点开始更加深入地影响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和科学家。科学研究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对国家利益产生越来越大重要性。

关键字：科学研究 国家利益 重要性

1

1简述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 科学研究与国家目标之间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科学研究本身关系国家科技进步水平, 进而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科学研究越来越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 而且为技术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各种可能途径。一项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 往往能够极大地推动人类思想进步,也往往能够引发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因此,加强和发展科学研究,是一个国家提升创新能力、积累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也是一个国家跻身于世界科技强国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科学研究本身具有探索性、长期性和产出的公共性等特征。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系统性、创造性的活动,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通常需要经历长期的探索和积累。因此, 投资科学研究通常是对未来的投资,是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取得回报的战略性投资。随着科学研究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成本不断提高,既难以依赖科学家个人或社会捐助的传统方式支持其发展,也难以依靠市场机制使企业成为科学研究投入的主要力量。这就决定了在通过一系列政策工具引导企业等社会各方积极投入科学研究的同时, 政府必然要成为科学研究的投资主体。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有自身的政治意愿和战略利益, 科学技术必须 紧紧围绕国家目标, 满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

2

2科学研究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2.1发展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成立了“反对忽视科学委员会”，英国教育大臣向议会提交了“历史性文件”《科学与工业研究的组织和发展计划》。该白皮书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要提高或维持我国的工业地位，就必须将科学与工业研究的发展立为国家目标。”

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科学是重要的国家资源的观点开始更加深入地影响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和科学家。1937年，美国总统F·D·罗斯福在给国家资源委员会的信中，强调科学研究是“最伟大的国家资源之一，联邦政府在鼓励支持科学研究方面的作用需要重新考察。”由此，美国国家资源委员会1938年提出了重要政策报告《科学研究是一种国家资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学技术的作用更加突出。雷达、高性能飞机、原子弹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国家科技能力的作用在战争环境中的集中体现，使得人们不仅意识到科学对赢得战争的意义，而且预见到科学将是战后国家竞争的关键。正因为此，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致信万尼瓦尔·布什，要求布什研究如何把充分调动国家科技力量的战时经验“用在未来和平的日子里，以增进国民的健康，创立新的企业并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准。”

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提交了著名科技政策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这个报告不但提出了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政策设想，而且明确指出：科学进步是，也必须是政府的根本利益所在。没有科学进步，国民健康将会恶化；没有科学进步，我们无法指望改善生活水平或增加公民就业；没有科学进步，我们无法维持我们的自由，反对暴政。1947年美国长达5卷的“斯蒂曼报告”（《科学与公共政策》）也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同一个主题思想：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从未像今天这样依赖于迅速扩充科学知识。这种知识的迅速扩充已经变得是如此重要，以致有理由认为它是国家生存的一个主要因素。《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使科学是重要的国家资源的思想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成为战后许多国家制定国家战略和科技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3

从我国的发展看，强调科学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联系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战略和科技政策的基本内容。如新中国成立后党章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党必须努力促进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的进步，为在这些方面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而奋斗。”

如果说在冷战时期，科学所服务的“国家利益”往往突出的是其军事内涵，那么，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在冷战结束之后，军事对峙趋于缓和，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体化的新特点，经济竞争和摩擦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国家目标有了更广泛的意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作为具有突出意义的国家资源的战略性地位非但没有降低，反而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的时代中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容。1994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发布了《科学与国家利益》，这既是冷战后白宫颁布的第一份对国家科学政策的评论，也是自1979年以来第一份有关科学政策的正式总统报告。该报告再次强调：“科学——既是无尽的前沿也是无尽的资源——是国家利益中的一种关键性投资。”“增进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之间的联系”被作为其科学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1995年我国政府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在全面阐述我国科技发展战略时，也指出“基础性研究要把国家目标放在重要位置”。 显然，20世纪是科学的世纪，同时也是科学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的世纪。有理由认为，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的来临，随着科学社会功能更加全面的体现，在新世纪中科学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2.2重要性

1． 科学研究有助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党的十七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到 2020年, 我国必须继续保持 7% 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 而连续 40年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要实现经济增长的高速度, 我们必须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作用, 通过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培育新的市场需求, 拓展发展空间, 保证国民经济持

4

续健康发展。

2．科学研究有助于突破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压力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推进, 我国人口多而能源和资源匮乏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面临着庞大劳动力就业、城镇人口迅速膨胀、社会老龄化、公共卫生与健康等一系列重大需求的压力; 我国又是一个人均能源、水资源等重要资源占有量严重不足和生态环境相对比较脆弱的国家, 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和紧迫的重大瓶颈约束。世界各国经验表明, 依靠科学技术是有效满足这些需求和解决这些瓶颈约束的根本途径。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手段控制人口总量, 提高人口素质, 并通过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和开辟新的科技产业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也可以极大地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率, 治理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 并且拓展我们获取资源的广度和深度。 3． 科学研究有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

当前, 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知识之争和技术之争。发达国家依靠科学技术领先的优势控制着国际市场的规则制定和主要份额。据统计, 目前全世界 86% 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同时,发达国家利用技术控制资源,目前,对空间、海洋和生物等战略资 源的争夺已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我国现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但一些产业的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大量关键设备依赖进口,研究与开发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必须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努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积极抢占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4． 科学研究有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防安全

我国在现在和将来仍然面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边疆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稳定、实现祖国统一等基本的国家安全利益的神圣使命。维护国家安全不仅是国家利 益的基本方面,也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实践表明,在涉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 如果我们不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就很难在世界竞争格局中把握机遇, 甚至有可能丧失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更为关键的是, 未来的中国将会是一个负有更大国际责任的国家,是一个将受到国际社会更大关注的国家。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

5

的重要责任。我国科技发展必须适应我国提高国际 地位、保持世界大国影响力的要求。

3科学研究对国家利益影响实例分析

卫星技术与国家利益

近50年来，我国各类人造卫星和载人飞船广泛应用于经济建设、科技

发展、国防建设和社会进步等方面，为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发挥重要作用。

1.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系列。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自此，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自行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东方红一号卫星在跟踪测轨技术、信号传送方式和热控制技术等方面优于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重量相当于四个国家第一颗卫星之和。

1971年3月，中国成功发射了实践一号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卫星在太空正常运行8年多，远远超过要求的寿命，这在20世纪60年代国外研制的卫星中是少有的。至今，中国共发射成功了10颗科学技术试验类卫星，包括1981年9月用1枚运载火箭同时发射的实践二号、实践二号甲、实践二号乙3颗科学试验卫星，1994年2月成功发射的实践四号卫星，1999年5月和2004年9月成功发射的实践五号和实践六号小卫星， 2003年12月和2004年7月先后发射成功的探测一号和探测二号小卫星，这些卫星在空间环境探测、空间科学试验以及新技术试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返回式遥感卫星系列。在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初战告捷后，中国又攻克了变轨、再入大气层、防热和回收等技术难关，于1975年11月26日成功发射并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至今，中国已成功发射了5种不同类型的近地轨道共计22颗返回式卫星，成功回收了21颗，卫星在轨工作时间由最初的3天增加到27天。特别指出的是，在2005年8月29日，我国成

6

功实现了在同一天、同时组织第21颗返回式卫星回收和第22颗返回式卫星的发射任务，此举表明我国返回式卫星研制技术进一步成熟，组织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我国利用返回式卫星，在资源调查、地图测绘、地质调查、铁路选线和考古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利用返回式卫星平台，为国内外用户进行了100多项微重力和空间环境条件下的材料、生命科学实验，以及农作物种子搭载试验等，均取得可喜成果。

3.通信广播卫星系列。1984年4月8日，中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发射成功，成为世界上第5个独立研制和发射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开辟了中国卫星通信事业的新时代。到目前为止，中国通信广播卫星系列共包括4种不同类型的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即：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甲实用通信卫星、东方红三号通信广播卫星、东方红四号大型通信卫星公用平台。

从1988年至1990年，中国成功发射了3颗东方红二号甲实用通信广播卫星，这些卫星采用了新的设计方案，卫星转发器由2个增加到4个，使电视转播能力由2个频道增加到4个，电话传输能力由1000路增加到3000路，设计寿命由3年增加到4年半。这些卫星为国内多家用户提供通信、广播和数据传输等业务，使中国卫星通信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97年5月，中国又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三号通信广播卫星。该星比东方红二号甲卫星有了新的技术跃进，采用三轴稳定方式，装有24个C频段转发器，卫星设计工作寿命8年。东方红三号通信广播卫星已纳入中国卫星通信业务系统，主要用于电话、数据传输、VSAT网和电视传输等，能同时转播6路彩色电视和8000门双工电话。该星的发射成功和投入使用，极大地缓解了国内通信卫星市场转发器短缺的矛盾，仅公众通信一项，每年就可以节省数千万美元。

为适应国内外通信卫星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振兴中国的通信卫星民族产业，“九五”期间，中国开始了东方红四号大型静止轨道通信广播卫星公用平台的研制开发工作。该平台在设计思想上，坚持通用性、继承性、扩展性和先进性的原则，平台的性能与目前国际上同类卫星先进平台水平

7

相当，适用于大容量通信广播卫星，大型直播卫星，移动通信、，远程教育和医疗等公益卫星，以及中继卫星等地球静止轨道卫星通信任务。以该平台为基础的鑫诺二号卫星已经研制完成，计划2006年底前发射升空。灵活便捷的运作方式和优越的性能价格比，使东方红四号大平台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能力。目前，中国已与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等国家签署了研制大容量、长寿命通信卫星的合同，这些合同的签署，标志着中国卫星整星出口将实现零的突破。目前，以东方红四号大平台为基础的尼日利亚通信卫星和委内瑞拉通信卫星正在研制之中。

4.气象卫星系列。1988年9月，中国成功发射了风云一号太阳同步轨道气象试验卫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研制发射极轨气象卫星的国家。1990年9月和1999年 5月，中国再次成功发射了风云一号太阳同步轨道气象试验卫星和经过改进的风云一号气象应用卫星。后者于2000年8月被世界气象卫星组织列入世界业务型极轨气象卫星行列，成为中国首颗列入世界气象业务应用卫星系列的卫星。

1997年6月，以东方红二号甲卫星平台为基础研制的风云二号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成功地定点于东经105度的赤道上空。这一成就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欧洲航天局和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自行研制发射静止气象卫星的国家。

至今，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了3颗，风云二号卫星气象卫星发射了3颗。前2颗风云一号卫星装有5通道的可见光和红外扫描辐射计，第3颗风云一号卫星探测通道数增加到10个，增加了对云层、陆地和海洋的多光谱探测能力。风云二号卫星装有3通道的可见光、红外和水汽扫描辐射计，拍摄的云图资料填补了中国西部、西亚和印度洋上的大范围观测空白，该星还具有很强的数据收集和转发功能。经过空间运行测试表明，风云一号和风云二号卫星的主要技术指标已达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际水平。这些气象卫星的业务化应用在中国天气预报和气象研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减少了沙尘暴、台风等灾害天气造成的损失，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关心的热点。

5.地球资源卫星系列。1999年10月，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第一颗数

8

字传输对地遥感卫星——资源一号01星发射成功。星上装有5谱段CCD相机、4谱段红外多光谱扫描仪、2谱段宽视场成像仪等。继资源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2003年10月，我国又与巴西合作研制发射成功了资源一号02星。这两颗卫星的研制和发射成功，填补了我国资源卫星的空白，卫星数据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水利、矿产、能源、测绘和环保等众多部门，取得了显著的应用成果，被誉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2000年9月，中国自行研制的中国资源二号01星发射成功，此后，又分别发射成功02星和03星，其分辨率比资源一号系列卫星更高，而且形成了三星联网，表明我国卫星研制技术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在资源系列卫星发射成功的同时，2002年5月，中国发射成功了第一颗海洋水色水温监测卫星——海洋一号卫星；2006年4月，又发射成功了中国首颗微波遥感卫星——遥感卫星一号等。这些遥感卫星的主要技术指标均达到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水平。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了中国科学院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卫星气象应用中心、卫星海洋应用中心和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我国的卫星遥感应用已经涵盖了气象、海洋、陆地三大领域。遥感技术在许多业务运行系统中已经成为重要的技术支撑。

6.导航卫星系列。2000年10月和12月，两颗北斗一号导航卫星相继定点于东经140度和东经80度赤道上空；2003年5月25日，北斗一号导航系统的第三颗卫星发射成功，使中国初步形成了第一个区域性卫星导航系统。这项成就表明，中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能自行研制发射导航卫星的国家。

从政治领域来看，卫星技术的研究体现了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以及相关的尖端科技，是中国发展软实力的又一象征，表明了中国在有效地掌握和利用太空巨大资源、实现科研创新、凝聚民心、增强国家竞争力等一系列远大目标的决心与行动。在事关全民族利益、指向国家改革开放深化的重大时代事件面前，民众与中央上下同欲，意味着在国际空间开发和探测上，中国必将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具有发言权。

从经济领域来看，卫星技术的研究将带动信息、材料、能源、微机电、遥感科学等其它新技术的提高，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

9

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空间技术的进步和深空探测的深入，对相关材料的需求必将促进相关行业、产业得到更大的发展。同时，月球上特有的矿产资源和能源是对地球上矿产资源的补充和储备，将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月球表面具有极其丰富的太阳能，月壤中蕴藏的丰富的氦3也能提供新型核聚变的材料，应用前景广阔。

从军事领域来看，卫星技术的研究表明我国的导弹打卫星和激光摧毁卫星的技术已经日臻成熟。中国的运载火箭可以在发射出现故障时实施紧急关机，飞船和卫星可以在外太空实施数次变轨，当卫星发生故障，可以用弹道导弹或者激光予以摧毁，显示我国如果要在外太空实现军事用途也并非难事。

从科技领域来看，卫星技术的研究将促进中国航天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和中国基础科学的全面发展。月球探测将推进宇宙学、比较行星学、月球科学、地球行星科学、空间物理学、材料科学、环境学等学科的发展，而这些学科的发展又将带动更多学科的交叉渗透。目前中国科学家对月球的了解和认识往往依赖于他国提供的材料，这样就丧失了许多研究月球的机会。

从文化领域来看，嫦娥一号的发射成功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探月给人类本身带来了社会发展理念的 “颠覆性改变”，人类第一次将思维与身躯同时挣脱地心引力的束缚，进入到地球以外的无限宇宙空间中，实地接触了月球表面，人类之前所摸索出的各种科学理论得到部分验证或反证。人类文明编年史从国家疆域、地球视野进入到“光速世界”，堪称又一大跨越。嫦娥奔月的成功带给中国人的是加快发展的坚定信心，就如当年中国爆炸原子弹之后全世界华人的欣喜。中国历来都是一个大国，可是中国却在很久以前丢掉了自己的强国地位。每一次成功带来的国家强大的希望对于中国人都是激励，这种激励又进一步刺激了新的成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中，获得巨大的内生动力。“嫦娥奔月”所带来的攻坚精神、创新意识都将成为全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嫦娥奔月”是举国关注的公共事件，通过媒体以各种形式传播“嫦娥奔月”的科普知识、时代意义,公众能够接受到氛围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科学启蒙。

10

5结论

科技实力决定国家命运，是一部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科技进步史。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谁不重视科技，谁就要被淘汰。一个１３亿人口的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是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事业，必须充分依靠科学技术，支撑发展和引领未来。要坚持科教兴国战略，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只有这样，才能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才有光明的前景。

11

参考文献

[1] 曾国屏，王蒲生 译.科学与国家利益.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9.1

[2] 蒋维兵.实现国家利益的策略分析[J]东南亚纵横.2006.（07） [3] 李正风.科学与国家利益.科技日报[N].2001.2

[4] 科学研究首先要服务于国家目标[N].科技日报，2005

[5] 谭文华，曾国屏.关于基础研究及其国家目标关系的再思考[J].科

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04）

[6] 李正风.重新认识国家与科学之间的关系[N].科技日报，2001 [7] 记者 温庆生 通讯员 李超民.为拓展国家利益提供战略支撑[N].

光明日报，2005

12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uju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