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论述题

论述题

中国法律的起源有哪些特点？

法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结果。而世界不同民族由于其生存环境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国家与法的具体发展途径是不同的。中国法的起源的特点主要是：（一）氏族血缘纽带随着国家的形成而更加加强。以血缘关系联接起来进行生产与生活，是人类早期的组织形式。中国在进入国家文明后，由于生产力和农业文明的因素，血缘纽带非但没有松弛，反而愈加紧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联结纽带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使得中国早期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家国相通、家国一体的特征。（二）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威在向国家过渡的过程中日益加强。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尧、舜、禹，首领的统治权在不断加强，到夏启即位时，终于发展到了可以有权打击本联盟中的反对派的地步。（三）原始的礼由习惯演化为法。礼最初是祭祀鬼神的器具，供原始的人类崇拜自然神之用。到后来凡是进行祭祀的一切活动都叫做礼。在人的思想意识方面，对自然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特别是对祖先崇拜逐渐定型化、仪式化，成为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普遍信奉。随着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祭祀仪式中逐渐产生出萌芽状态中政治权利，其中区别血缘关系、亲疏尊卑的部分，开始成为确定人们在国家组织中等级地位的法。（四）刑起于兵。刑与战争是分不开的。部落、部落联盟之间的征战是中华文明发生发展的主要契机。征讨反叛的部族、征服未归顺的部族，是最严厉的一种惩罚，所谓“大刑用甲兵”。频繁的军事征伐既确立了一套实施军法大刑的规范，又带动对本部族内部成员惩罚方式的发展，以斧钺、刀锯、鞭杖行罚的“中刑”、“薄刑”逐渐成为早期国家的常刑。以惩罚为核心的刑法观念和制度在法律发展中居于首要地位。

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法的起源是由中国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私有制的发展，在社会等级中，血缘起到纽带的作用；对祖先崇拜的礼逐渐具有权威性、阶级性；频繁的战争促进了刑的形成与发展；氏族首领的权威则伴随着这些过程而日益强化。这些因素在中国法的形成中相互作用，决定了中国古代法以君主意志为核心，强调礼的作用，强调维护宗法伦常，法律体系中偏重刑法、行政司法合一等主要特点。

西周

1． 试述西周宗法政权体制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家是西周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政治组织的原型和基础。西周以血缘上的亲疏和血统上的嫡庶为标准，将整个社会划分为不同层次的“大宗”、“小宗”系统。首先，周天子作为姬姓宗族的宗主，是天下大宗，在西周统治的疆域内是血缘上的尊长。其次，周天子的同姓兄弟，作为天下的小宗，被分封到各诸侯国。诸侯作为天下的小宗，一方面受周天子的统辖；另一方面诸侯在封国内是封国的大宗，是血缘上的尊长。再次，卿大夫作为诸侯国内的小宗受诸侯节制；而卿大夫在其采邑内又是大宗。与这样大宗、小宗关系相适应，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同时又是政治上的等级关系。

西周宗法政权体制的特点是，以政治、血缘双重标准来确定个人身份、分配权利义务；通过大宗、小宗系统来建构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在血缘上，周天子又作为本族的大宗，拥有天下宗主的身份。政治上的“周王”，血缘上的“大宗”，这双重身份使周天子得以通过行使政治、血缘两方面的最高权力，实现对国家的统治。

2． 试论西周时期礼与刑的关系。

礼与刑是西周法律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在规范内容、社会功能、实施上不尽相同：（1）从规范的内容来看，礼作为社会行为规范，主要属于道德范畴，有部分内容属于法律的范畴，它确认和维护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富分配的秩序；刑是规定对各种犯罪行为应处以何种刑事制裁的规范，都属于法律范畴。（2）从社会功能来看，礼起到“禁恶于未然”的作用，而刑则起到“禁恶于已然”的作用。（3）从实施上来看，礼主要是通过舆论、教化发挥作用，严重违反礼的才施以刑罚，刑是通过各种刑罚的实施来惩戒犯罪；并且西周时期奉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法制原则，以上可见礼与刑在实施方式、实施对象上存在着巨大差别。

礼与刑又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共同构成了西周的法律规范体系。与西周“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相一致，统治者以礼为主，以刑为辅；只有当礼失去效用时，才施用刑罚，刑是礼必要的补充。同时，刑的制定和实际施行，在很大程度上要以礼为指导，用刑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礼治秩序。

春秋战国

1．试论《法经》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法经》在立法宗旨、内容和体例方面具有以下四点特征：

（1）维护和巩固新的封建制度。《法经》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后，为了维护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为了确认和保护封建经济关系而制定的。

（2）确立和维护新的封建等级制度。《法经》虽然在形式上废除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度，但是它又确立和维护了新的封建等

级特权。对违反封建等级制度者予以严惩。

（3）体现了法家重刑轻罪的原则。《法经》体现了早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重刑轻罪”、“以刑去刑”的思想，即对于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人也要处以重刑，以达到使人们不敢轻易违法犯罪效果，从而起到预防违法犯罪的作用。

（4）开创了我国封建法典编纂的新体例。《法经》改刑为法，使法与刑分离。它首先开列罪名，然后规定刑罚，开创了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典编纂体例。此后的秦律、汉律在体例上都其影响。

《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化的封建成文法典，它的颁布表明中华法系的肇始，为后来封建法典的编纂奠定了基础。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在其十二篇之中，有六篇与《法经》有着直接传承关系。可以说，《法经》对中国古代法的影响是深远的。

2．试述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

商鞅按照法家理论对秦国的法律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改法为律。法，表达的是“平之如水”的含义；律，新兴地主阶级解释为“均布也”。商鞅改法为律是新兴地主阶级以法代刑思想的继续，其目的在于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公开性，注重法律的实施。

（2）重农奖功。为巩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保障国家的财源、兵源，商鞅实施了废除井田、开阡陌的土地政策，从法律上确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

（3）通过重刑轻罪治奸惩恶，并进一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还利用重刑强制民众开垦耕种，以维护生产的发展。 商鞅变法是在总结各诸侯国变法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促成了秦国君主专制政治的稳定和封建经济的发展。商鞅变法也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变法活动中最彻底、成效最显著的一次，为秦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商鞅在变法过程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重刑原则，并且规定了许多实施重刑的措施。这些法律理论和实践造成了秦严刑峻罚的法制特征，也为中国封建法制奠定了严酷的基调。

3．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立法原则主要有哪些？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用公开划一的法、律取代了奴隶主贵族的礼和秘密的刑，形成了“以法治国”的法治理论。并在法治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下列立法原则：

（1）事断于法。法家先驱管仲、郑国执政邓析、在秦国推行变法的商鞅，他们都主张依法办事，反对废法而行私，即事断于法。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事断于法的思想，他提出以法为本，认为法是判断言行是非和进行赏罚的唯一标准。

刑无等级。这一立法原则比较彻底地否定了奴隶主贵族“礼有差等”的旧传统，强调一个人是否犯罪、应受何种处罚，应以法为标准，不能因人废法。但是，它没有完全废除法律等级特权，只是用新的封建等级特权来替代旧的奴隶主贵族的等级特权。

（2）重刑轻罪，就是对轻罪予以重罚。在社会大变动时期，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封建政权，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都认为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以重刑处罚轻罪可以使人畏惧慑服，从而达到禁奸止过的目的。

（3）布之于众。首先要把法律公布于天下，晓之于百姓，使人们的行为得到法律的指引。其次立法时还要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法律公布之后，官府要向百姓作宣传、解释，便于人们正确理解掌握法律。

秦朝

1．试述秦朝的立法指导思想。

商鞅变法时确立的法律思想和韩非的法治理论，成为秦统一后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法为本，事皆决于法。“以法为本”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法治”理论的核心，“事皆决于法”是先秦法家“事断于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秦统一以后，摒弃礼义而专任法治，把韩非以法为本的思想推向极端；在修订、补充秦国原有法律的基础上，形成了涉及各个领域的较为完备的法律规范，以求达到处理各种问题皆有法律依据。

（2）君主独断，法自君出。秦统一以后实行郡县制，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官僚体系。为了维护皇帝在封建官僚体系中至高无上的权威，秦朝统治者特别强调要维护君主专制，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皇帝的命令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皇帝本人是最高司法长官。

（3）严刑峻法，深督轻罪。秦朝统治者迷信法律万能，自然奉行先秦法家严刑峻罚的思想。他们把严刑峻罚作为镇压人民的有效手段，期望通过重罚轻罪，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

（4）法令由一统，民以吏为师。实现君主专制国家的统一，必须以法令的统一为其前提条件；要达到法令的统一，又需要普通民众对国家法令有一致的理解。因此，秦朝统治者强制民间向官吏学习法律知识，不允许民间传授、评议法律；以保证法律内容的统一、人们思想的统一。

2．试述秦朝主要的刑罚种类。

秦朝的刑罚可分为以下几类：

（1）死刑，是剥夺罪犯生命的极刑。秦朝死刑又分为戮刑、磔刑、弃市、腰斩、枭首、具五刑、族刑等多种，执行方式极为残酷。

（2）肉刑，又称体刑，是残人肢体的刑罚。既包括传统的奴隶制肉刑黥、劓、斩左止、宫，还包括以竹木棍捶击人身体的笞刑。

（3）徒刑，是限制罪犯人身自由并强制服劳役的刑罚。秦朝的徒刑有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

（4）耻辱刑，剃去罪犯的鬓毛、胡须或头发，以异于常人。秦朝的耻辱刑有髡刑、耐刑或完刑，耻辱刑常作为徒刑的附加刑适用。

（5）类似于后世流刑的迁与谪，强迫罪犯迁徙到边远地区或新开辟地区从事苦役。

（6）身份刑，包括收刑和废刑。收刑是将一般平民籍没为官奴婢，废刑是剥夺为官吏资格的刑罚。

（7）财产刑，主要是赀刑，强令犯罪人交纳财物、金钱或无偿服劳役。赎刑是通过交纳一定财物或服劳役，而赎免其他刑罚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它不是一种独立的刑罚，却具有财产惩罚的性质。

3．秦代试述秦朝主要的刑罚原则。

徒刑是限制罪犯人身自由并强制劳役的刑罚。秦朝的徒刑有以下五种：

（1）城旦舂。这是一种男子服筑城苦役、女子服舂米苦役的徒刑，最初以强制筑城而得名，在实际执行中不限于男女罪犯筑城、舂米。以有无附加肉刑为依据，此种徒刑又分为两类，无附加肉刑的称为“完为城旦舂”；附加肉刑的称为“刑为城旦舂”，服苦役的同时可以附加黥刑、劓刑、斩左趾、髡刑之中的一种肉刑。

（2）鬼薪、白粲。男子为鬼薪，即为宗庙采薪；女子为白粲，即为宗庙择米。实际执行中，鬼薪、白粲不限于采薪、择米两种苦役，它是轻于城旦舂的一种徒刑。

（3）隶臣妾。男子为隶臣，女子为隶妾，即强制男女罪犯服各种杂役的一种徒刑。隶臣妾又轻于鬼薪、白粲。 （4）司寇。男犯伺察贼寇，女犯服相当于司寇的苦役。在各种徒刑之中，司寇是仅重于侯，而较其他徒刑轻。 （5）候，是伺望敌情的一种刑罚，在徒刑中其严厉程度最轻。 4．秦朝的徒刑有哪些？

秦朝的刑罚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对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和主观要件加以区分，作为定罪量刑法定依据。首先，秦律规定以身高作为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男子身高六尺五寸为成年，女子六尺二寸为成年，未成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其次，把有无犯罪意识作为认定罪与非罪的依据，缺乏认识要件的一般不予论罪。再次，区分故意和过失，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构成不同的罪名，故意犯罪所受处罚较重。

（2）对一些具备法定情节的犯罪加重处罚。教唆犯与实行犯同罪，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加重处罚；累犯加重处罚；五人以上聚众犯罪构成集团犯罪，加重处罚。

（3）对一些具备法定情节的犯罪减轻或免于刑事处罚。秦律称自首为“自出”，犯罪以后能够自首的，可以减免刑罚；犯罪以后能够消除危害后果的，可以减免刑罚。

（4）秦朝实行广泛的连坐，无罪者因与犯罪人有亲属关系、邻伍关系或职务关系而牵连入罪；还实行诬告反坐，对诬告者处以所诬告他人之罪的刑罚。

西汉

1、西汉立法思想经历了哪些发展变化？

西汉时期实现了从“以法为本，专任刑罚”的法家思想到“外道内法”的黄老思想，再从黄老思想到“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儒家正统思想的历史转变。

（1）西汉初期，统治者总结秦朝覆亡的教训，改变了秦朝专任法治、严刑峻罚的立法思想，确立了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的立法指导思想。

黄老思想以“无为而治”为核心，具体表现为“约法省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立法方针。汉高祖首先废除秦朝繁苛的法律，制定《九章律》，奠定西汉法制的基础；实行十五税一，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文帝、景帝继续减轻赋税，并推行刑制改革，废除某些肉刑。黄老思想与西汉初期的社会需要相符合，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2）自汉武帝开始，确立了以儒家为主导的封建正统立法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礼法并用”。

经过西汉初期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汉初分封的诸王他们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各地民众

的反抗也此起彼伏。继续推行以前的“无为而治”、“约法省刑”已经难以奏效，统治者不得不转变立法思想。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以“德主刑辅”作为官方正统法制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治理国家要把德和刑结合起来，但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德刑在施用顺序上，要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施刑罚。德主刑辅的儒家法律思想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的立法指导思想。

2、试分析汉初黄老思想盛行的历史原因。

黄老思想之所以在西汉初期盛行，成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制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历史原因：

（1）在政治上，由于秦末以来的连年战乱，汉初刘氏天下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社会大动荡的隐患依然存在。百姓渴望在统治者无为而治的政策下，恢复生产，提高生活水平。

（2）在经济上，由于秦王朝的横征暴敛和长期的战乱，西汉初期的社会经济基础极其薄弱，土地大面积荒芜，人口数量较以前大为减少，全国经济萧条、百姓贫困。同时，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屡屡造成边患，破坏了边疆地区的生产，耗费国家大量开支用于边防。

（3）在主观意识方面，汉初统治者大都参加过秦末农民起义，亲眼目睹过秦帝国的迅速灭亡，深知秦败亡的根本原因。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统治，避免重蹈覆辙，汉初统治者以秦朝败亡为鉴，接受了黄老思想无为而治的主张采取了缓和社会矛盾的各种措施，以期获得长治久安。

（4）就意识形态的变革而言，儒法两家都讲求“有为”，从法家的“有为”到儒家的“有为”，其中需要一个过度，黄老思想所主张的“无为”则成为这一过度形式。加之，西汉初期的君臣多信奉黄老思想，遂促成了黄老之学的发展。

（5）汉高祖刘邦的立法，确立了西汉初期法制的基本格局，而高祖以后的几位皇帝都谨守成法，遂使“外道内法”的思想始终得以遵行、发展。

3、文帝、景帝时期刑罚改革的措施有哪些？并对其加以评价。

汉文帝所进行的刑罚改革主要是用徒刑、笞刑和死刑取代黥、劓、斩左趾、斩右趾等肉刑。具体是将黥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徒刑根据轻重差等规定了相应的刑期；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入于死刑。汉文帝虽然以徒刑和笞刑取代了一些肉刑，但是取代肉刑的笞杖数太高，实际执行中常杖人致死。所以此次改革并不彻底。

汉景帝在位时，又两次下诏改革刑制。将原来劓刑笞三百之数最终减少到笞一百，斩左趾笞五百之数减少到笞二百；并颁布垂令，明确规定执行笞刑笞杖的规格、行刑的方法、捶击受刑人的部位，减轻了笞刑的实际残酷程度。

西汉文帝、景帝的刑罚改革虽然没有完全彻底地废除肉刑，残酷的肉刑斩右趾又恢复施行，对宫刑也没有采取改革措施；但是通过此次刑罚改革，肉刑已经不再是刑罚体系中的主要刑种，而徒刑和笞刑成为主要刑种，使得奴隶制五刑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为隋唐以后中国封建五刑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4、试述西汉刑事法律是如何维护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

西汉刑事法律全面维护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具体而言体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其一，维护皇帝安全与尊严。在西汉的立法中针对危害皇帝安全与尊严的行为，规定了一系列的罪名，如无籍入宫殿门、废格诏令、大不敬等，并对这类犯罪处以极严厉的刑罚。

其二，颁布特别法限制打击藩王的地方势力，以巩固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权威。西汉中期先后颁布了《左官律》，以剥夺诸侯王任免官吏的权力；颁布《阿党附益之法》，重点打击与诸侯王私相勾结者；颁布《酹金律》，严格规定诸侯王向中央贡赋的标准，以削弱地方的经济实力；颁布《事国人过律》，限制诸侯王役使封国内的民众。

其三，严厉镇压民众反抗，并强化官吏的镇压职能。汉律中有谋反、贼盗、群盗、首匿、通行饮食等众多的罪名及响应的严厉处罚，以镇压民众政治反抗。此外，为强化官吏镇压民众反抗的只能，汉武帝时还颁布了《沈命法》和《见知故纵法》。

其四，宣扬并维护家国一体、忠君孝亲。汉律把子对父不孝、臣对君不忠都作为大逆不道的重罪给予严厉惩罚，从而把齐家与治天下联系起来，通过对孝道的宣扬和维护达到维护君主权威的目的。

5、具体阐述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对汉代法制的影响。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其主要思想要素来源于阴阳五行学说和以往的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天人感应”理论成为汉代官方正统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汉代的法制。

首先，将阴阳学说和儒家学糅合在一起的“天人感应”理论，成为法律上维护君主专制的哲学基础。根据“天人感应”理论，君主受命于天，具有绝对的权威。因此，法律设定种种罪名以及相应的刑罚，来维护君主的专制权力和人身安全，是顺行天意。

其次，以阴阳学说论证封建三纲，并进而以三纲作为立法原则。董仲舒利用阳尊阴卑的理论，附会君、父、夫为阳，臣、子、妻为阴的附会，进而说明法律维护君权、父权、夫权的合理性。

再次，以阴阳学说来论证德主刑辅的法制指导思想。德为阳，刑为阴；阴阳之道在于阳为主，阴为辅。依据天道，人世立法必须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不能违背天道，专任刑法。

最后，以阴阳四时说推演出秋冬行刑的司法原则。春夏天气滋长万物，不宜行杀施罚；秋冬天气肃杀，合于杀罚。因此行刑宜在秋冬季节。经过天人感应学说的论证，秋冬行刑成为汉代一项司法原则，执行死刑在秋冬季以及后世的秋审制度都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6、汉代选拔官吏的方式有哪几种？

汉代统治者为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出任官吏，当时实行了以荐举和考试为主的选拔方式。具体包括察举、征辟、上书拜官，还有任子、荫袭、赀选等方式。

（1）察举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之一，即由皇帝下诏责成中央和地方长官选举贤能，向朝廷推荐出任官吏。至汉武帝时期，规定每年在二十万人口中要荐举一人，送中央以备录用；被选荐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有特别才干和奇异能力的人也都在选荐范围之内。

（2）征辟是聘任士人为官的一种方式，又分为征召和辟召。皇帝直接聘任士人为官叫征召，大臣聘任士人为官叫辟召。 （3）上书拜官是汉代选任官吏制度中的一种特殊方式，即士人上书皇帝，提出有利于加强统治的建议，因得到赏识而被任命为官。

（4）任子和荫袭是指二千石以上官吏，任满三年可保举一人为郎。

（5）赀选制度是指向国家捐纳一定财产者，可以为郎。从汉武帝时开始改用察举等方式加以取代，但在国家财政困难时，仍然实行此制。

（6）汉代自汉武帝时开始在中央设立“太学”，博士弟子学习儒家经典，每年考试一次，考试合格者可以为官。 魏晋南北朝

1．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律逐渐发展完备成为最稳定的法律形式。汉《九章律》虽然简要，但是不敷于用，以致有傍章、越宫、朝律作为补充，此外还有各种杂律，篇目滋繁难，免歧异丛生。自曹魏定《新律》开始变革律的体例和内容，至《北齐律》删繁就简，以《名例律》开篇，全律共十二篇、九百余条，其科条简要便于司法适用。律作为一种稳定而重要的法律形式也逐渐趋于成熟，最终成为法律体系的核心。

其次，律与令开始有了严格的区分。汉代以前，律令同为定罪量刑的法律规范，二者在性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至晋朝，《晋律》序言中明确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正式在性质上确定，律是定罪量刑的稳定的法律形式，令是规定国家制度的法律形式，违令当治罪者，要依照律文的规定定罪处刑。

再次，从以格代科、以格代律，到格由主要法律形式退居为次要的法律形式。自汉代以来，科成为改革发展汉律的一种法律形式。特别是曹魏时期，格是当时主要的法律形式。至魏明帝制定《新律》，把格中有关刑事的内容抽取出来归纳入律，格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走向衰落。北魏中期，开始以格代科，格成为一种辅律而行法律形式。北魏后期至北齐初期，格取代律成为当时主要的法律形式，例如东魏颁布的《麟趾格》实际起到律典的作用。到《北齐律》的颁行，律重新取得主要法律形式的地位，而格虽与律并行，但退居次要地位。

最后，式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式作为一种法律形式最早见于秦，此后历经发展，至西魏编定《大统式》，式确立为独立的法律形式。式主要规定国家机关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多属行政性法规。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它们之间的界限和相互关系大致都已明确，为隋唐以后的法律体系奠定了基本格局。

2．为什么说南北朝时期的法制“北优于南”？

南朝统治阶层崇尚玄学与佛学，蔑弃礼法，其重要法典基本因袭《晋律》。刘宋五十多年未立新制；萧齐仿照晋律制定了《永明律》，却因意见不一而未实行；梁武帝命蔡法度、沈约等人依照《永明律》修订《梁律》，单实际内容与晋律基本相同，仅是名称有所改易；陈修订完成的《陈律》，一准《梁律》，实质上仍然是《晋律》的继续。可以说南朝法制并无多少创制。

北魏首开北朝重视法典编纂之风。自太祖拓拔圭着手修律，至孝文帝修订完成《北魏律》，前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北魏律》由著名律学家崔浩、高允等人主持修订，冶汉、魏、晋律于一炉，在篇章体例、罪名刑制方面较前朝都有发展。东魏以格代科，制定有《麟趾格》，西魏编定有《大统式》，从而把“格”和“式”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法律形式，为隋唐时期格与式成为基本法律形式奠定了基础。《北齐律》则完成了我国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它以名例律开篇的十二篇体例、五种法定刑

的设置、重罪十条的入律，这些重要的创新都被隋唐两代的律典所借鉴。

通过以上简略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的法制“北优于南”。 3．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刑罚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刑法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法定刑的规范化。魏《新律》将法定刑确定为死、髡、完、作、赎、罚金、杂抵罪七种。《晋律》中规定了死、髡、赎、杂抵罪、罚金五种法定刑，每一种法定刑又分为数等。《北魏律》规定了死、流、宫、徒、鞭、杖六种法定刑，《北齐律》承其后，最终确立了死、流、徒、鞭、杖五刑。这一时期的刑法制度改革，为隋唐以后封建五刑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使刑罚趋于宽缓，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免除宫刑，进一步废除肉刑。自汉文帝改革刑制以来，宫刑时用时废。《北魏律》还曾把宫刑作为一种法定刑，至北齐宫刑被彻底废除，《北齐律》所规定的五种法定刑不再有宫刑。

其次，缘坐的范围有所缩小。秦汉以来缘坐的范围甚广，特别是出嫁妇女既随夫家受诛，又随父家受戮。曹魏时期所定新律缩小了缘坐的范围，并开缘坐不及出嫁女的先例。南朝《梁律》进一步缩小缘坐的范围，创缘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北魏律》虽然规定的缘坐范围较广，但孝文帝以诏令特加缩小：非犯干名犯义之重罪者，缘坐处死皆止其身。

再次，定流刑为减死之刑。从北魏、北齐开始，流刑已成为一种法定刑作为死刑与徒刑的中间刑，填补了自汉文帝以来死刑与徒刑之间的差等。北周又将流刑按里程分为五等，使流刑更为规范化。

4．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机构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机构的变化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的形成，一个是九卿制的变化。 （一）三省制的形成

自东汉末年以来，司徒、司空、太尉（有时称司马）三公虽然仍旧设置，单其职权已归于尚书。鉴于三公已成为虚设之位，尚书的权位日显重要；因此，曹魏初期尚书脱离少府而独立，其机构日渐扩大，称为“尚书台”，名正言顺地掌理政务。

为了防止尚书权力过重而专权，皇帝又设秘书作为侍从要职。魏文帝时，改秘书为中书，尚书参与机要的职权也逐渐转移到中书。随着中书职权的扩大，形成了中书省。中书省与尚书台同为中央政府的中枢机构，为了避免它们之间权责不清的问题，特对它们的职权加以限定：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为中央决策、立法机构；尚书台负责遵令施行，为中央执行机构。晋代侍中的地位日显重要，于是成立了以侍中为长官的门下省。门下省职掌驳正，对中书省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

（二）九卿制度的变化

随着中央三省制的形成，原来分掌某一方面具体事务的九卿，其职权遭到削弱，逐渐流为冗曹。以上是职权上的变化，九卿的名称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北齐改九卿之一的廷卫为大理，改少府为太府，并改称其官署为寺，于是九卿变为九寺，从此我国古代国家机关的名称不再以长官的官衔相称。

5．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进一步儒家化的主要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祸连接、时有武人任刑肆杀，但是这一时期延续了汉代以来法律儒家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了中国古代法律的进步趋势。这一时期法律的进一步儒家化主要体现在下述几方面：

（1）从儒家恤刑慎罚思想出发，刑罚总体上趋于轻缓。规范化的、比较轻缓的封建五刑正在逐渐形成，进一步废除肉刑，缘坐范围也有所缩小。妇女犯罪，在适用刑罚时给予特别照顾，妇女应受体罚者，一般减半数执行，并可以使其免于裸露身体；孕妇可以免受体罚，执行死刑要在生产百日之后。

（2）确立了服制定罪和存留养亲制度。自《晋律》创制服制定罪以来，亲属相犯，其定罪量刑不同于一般常人犯罪，要依服制所规定的亲等来定罪量刑，以体现儒家亲疏有别、注重维护亲伦秩序的精神。存留养亲则是以儒家的孝道改变既有的法律规定，对于犯罪人而言，也体现了统治者以德服人的宽仁。

（3）“重罪十条”正式入律。《北齐律》对危害封建专制统治和违反伦理纲常德行为加以概括，定为“重罪十条”列于律首，进一步把礼法结合起来，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

（4）确立维护贵族、官僚的特权制度。曹魏制定魏律时，总结前代经验，将周礼八辟之制定为“八议”，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把类官僚贵族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自《晋律》、《北魏律》到《陈律》，逐步确立了“官当”之制，凡有官爵者犯罪，都可以用官品、爵位抵罪。

隋唐

1、为什么说开皇律是一部承先启后的法典？

隋文帝在开皇元年命高颍、杨素等人总结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经验，最后主要以《北齐律》为蓝本制定完成《开皇律》。

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命苏威、牛弘等人本着去重就轻、删繁为简的原则修订《开皇律》，废除死罪八十余条、流一百多罪条、徒杖等罪一千多条。

开皇三年议定的《开皇律》，在继承《北齐律》立法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改进：（1）全律分为12篇500条，比《北齐律》的12篇949条更为简要。（2）系统地规定了封建官僚、权贵享有的法律特权，不仅保留完并善了以前的八议、官当制度，还新增加了请、减、赎等特权。（3）在《北齐律》“重罪十条”的基础上，于《名例律》中特设“十恶”之条，并在量刑及法定减免条款方面加以特别规定。（4）废除了前朝的许多酷刑，以北朝的五刑制度为基础，在名称、刑等方面稍作变化尤其是基于减少重刑种等级的原则，对刑等作了适当调整，使其进一步趋于合理。最终确立了封建五刑制度：死刑，分为绞斩二等；流刑分为三等，并明定里程数；徒刑仍为五等，但是各等年限均已缩短；杖刑、笞刑各为五等，各等级之间相互衔接。

《开皇律》又成为制定唐律的蓝本，它的上述内容基本为后来的唐律所接受。由此可以看出，《开皇律》上承魏晋南北朝之立法，下启唐律的议定，在我国历史上是一部承前启后的法典。

2．试述隋朝兴亡与法制的关系。

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即命高颖、杨素等重臣修订法律。当时经过比较分析，没有采用徒饰虚文的北周《大律》，而是以科条简要的《北齐律》为蓝本修订完成本朝律典。开皇三年，隋文帝在亲录囚徒的时候注意到，司法中存在着案狱繁多、刑罚苛酷的流弊。于是又命苏威、牛弘等人本着删繁就简、去重就轻的原则修订新律，废除许多重罪条款，最终完成了开皇律。隋文帝晚年与前期适成相反，他毁弃成法、恣意刑杀，败坏了法制。隋炀帝即位以后虽然在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完成了大业律，但是后来为了稳固统治并不依法行事，而是重刑轻罪专任刑杀。隋朝后期的重刑镇压政策激起了民众的反抗，隋朝的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瓦解了。

隋文帝、炀帝在即位之初，均注重修明法制，贯彻宽法轻刑的立法、司法原则，促进了政局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在他们统治的后期，又都无例外地破坏了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法律制度。他们后期专任刑罚、欲以重刑压服民众的统治方式，反而激起了民众的反抗，导致了隋朝的覆亡。

3．试述《唐律疏议》在律学上的成就。

《唐律疏议》把法典条文和律学疏议密切结合在一起，律条与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其中疏议是对汉晋律学律学的继承和发展，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通过疏议对法典条文的阐发，使立法意图完整、清晰地体现出来。（1）自西汉中期以来，儒家“法令宽简”、“约法省刑”的法律思想取代了法家务求法网严密的思想。随着正统法律思想的变迁，法典编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典逐渐趋于简化、条文越来越简省；至唐代，唐律仅有五百条。“疏议”在法典正条之外以较大的篇幅，阐发律意，弥补了法典条文简约的不足。（2）疏议把儒家区别亲疏嫡庶的伦理原则阐述得极为全面，补充了法典条文的不足。（3）疏议引用儒家经典系统地阐述了身份等级思想，为唐律依据身份来设定权利义务作出了学理解释。（4）疏议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为了建立一套能够有效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还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其他学派的思想，并将其制度化、法律化。

其二，通过以疏议注律，使得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一致。（1）唐代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格、式，不同的法律形式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在调整方法上互有区别，但就其调整对象而言，不同形式的法律所涉及的社会关系有一些交叉和重复。疏议以律条为中心，就具体的法律关系，协调律、令、格、式之间的规定，建立起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2）作为法典的律，在制定的时候总是力求简约，必然使得一些规定过于概括，不利于统一执行。疏议以大量的篇幅援引令、格、式，把律文中概括规定的问题具体化，增强了律条的可操作性，又使法律规范整体上有了统一标准。（3）唐律本身其各篇、各条之间也有相互不一致的情况，但是律文不能更改，只有通过疏议予以统一解释。

其三，《唐律疏议》吸收了以往的注律方法，又发展了一些新的方法。（1）疏议引用大量儒家道德训诫，以解释律条的立法宗旨。在某些情况下，律条并没有体现儒家精神，通过疏议的阐释，使得律文进一步儒家化。（2）《唐律疏议》沿用了汉代以来就开始流行的对法律术语的训诂解释，通过对字词含义的说明以及历史源流的考辨，准确把握法律术语的含义。（3）为了清楚地解释法律规范，疏议引用了一些典型的司法判例。这些司法判例或是律条没有直接规定的特殊法律关系，或是上级司法机关对疑难问题的处理决定，它们可以作为处理同类案件的参照。（4）疏议采用了问答式的解释方法。对于律条没有直接规定而实际生活中却时有发生的法律问题，疏议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加以释意。（5）疏议在解释法律问题过程中，运用了多种语言表达方式，口语花的解释语言是疏议常用的表达方式之一。

4．试述唐律的基本结构和内容。

唐律在体例安排、篇目设置上以《北齐律》、《开皇律》为蓝本，保持着全律十二篇的格局，以“刑名法例为首，实体犯罪居中，诉讼程序置后”。

《名例律》之“名”是指五刑之罪名，“例”是指定罪量刑之通例。其内容多涉及定罪量刑的一般原则以及律文中有关专门术语的界定，类似于近代法典的总则篇。诸如五刑，十恶，八议，处理官吏、贵族犯罪的请、减、赎、官当等皆规定在这一篇。

《名例律》以下十一篇具体规定对各种犯罪的处罚、诉讼程序和监狱管理等内容，相当于近代法典的分则。具体而言，第二篇《卫禁律》规定对宫殿的保卫和关津要塞的守护；第三篇《职制律》规定对严重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构成犯罪的行为，如何进行处罚；第四篇《户婚律》规定土地分配、赋税征收、徭役摊派，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第五篇《厩库律》是关于饲养保护公私牲畜、保护府库的法律规范；第六篇《擅兴律》是关于调用军队和兴造工程方面的法律规范；第七篇《贼盗律》是关于处罚谋反、谋大逆等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以及一般杀伤人、盗窃等犯罪的规定；第八篇《斗讼律》是关于惩治斗殴以及诉讼方面的规定；第九篇《诈伪律》是关于惩治诈欺和伪造的规定；第十篇《杂律》将未列有专章的犯罪都收入本篇；第十一篇《捕亡律》是关于追捕逃犯、兵士、仆役的规定；第十二篇《断狱律》是关于审判、执行、监狱管理方面的规定。

5．试述唐律中主要的刑法原则。

唐代立法者在总结前人的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系列刑法原则，主要有：

（1）重惩十恶原则。唐律沿用了隋《开皇律》的“十恶”条款。因为“十恶”重罪直接侵犯了封建专制统治和伦理秩序，所以唐律在《名例律》首先申明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孝等十种犯罪，设定了比一般犯罪加重的处罚，并且限制减免刑罚的适用，对于十恶中最严重的“三谋一恶”犯罪，则完全排除对法定减免条款的适用。

（2）封建贵族官僚享有减免刑罚的种种特权。首先是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权贵享有议请减刑的特权，所谓“八议”。他们犯死罪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处罚，须奏请皇帝减轻发落；犯流罪以下罪，可以由司法机关减一等处罚。其次，对于享受“八议”特权之外的官僚贵族，唐律规定了“请”（上报皇帝，奏请减刑）、“减”（依律减等处罚）、“赎”（以铜赎罪），使得不享受“八议”的贵族官僚，仍能因其身份获得减免刑罚的处理。再次，凡是有官爵者，都可以依照律条规定用官爵品级抵罪或者免官抵罪。

此外，唐律还规定了划分公罪私罪、优待贵族官僚、自首减免刑罚、老幼废疾减免刑罚、数罪并罚、同居相容隐、加刑与减刑、举重以明轻与举轻以明重、本律优于《名例律》、化外人相犯等刑法原则。

6．试论唐律的主要特点。

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制定的一部极为完备的封建法典，从其指导思想和结构内容来看，它具有以下特点： （1）贯彻“一准乎礼”的立法精神。唐代立法者根据“德礼为政教之本”的指导思想，纳礼入律：①将违反礼教的“十恶”列在律首，予以严惩；②将“八议”、衿老恤幼的道德的规则、同居相为容隐、服制定罪等礼教内容法律化；③借助疏议引用儒家经典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进而把礼制法律化。

（2）法律规范极为完备周详。唐律是在总结以往历代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完成的，它在规范内容上，涵盖刑事、民事、行政、经济管理、诉讼、审判、监狱管理诸方面，并且其罪名设置、量刑标准都较为成熟，符合高度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

（3）刑罚比较宽缓。在制定唐律的过程中，删除了大量的死刑、流刑；在刑罚适用上尽量从轻，如对老幼废疾者多可以减免刑罚，甚至反逆大罪也区分情节并不一概处死。

（4）立法技术比较成熟。唐律以《名例律》为纲，其余十一篇为目，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将各种危害封建统治的行为尽量纳入律条的惩治范围。其律条与疏议紧密结合，既增强了整部律典的实用性，又具有相当的理论抽象性。

试论唐朝税赋制度的变化

即从“租庸调法”到“两税法”的过程。租庸调法沿袭自南北朝以来的租调法，是和“均田制”相互并行的。“租”为丁男每年响国家交纳租粟两石或稻三石。“调”是对乡土特产征调，如蚕乡的绫或绢，非蚕乡的布或麻等。“庸”是为代替丁男为国家服役的折算，即不服役的丁男需纳绢或布等。唐中期以后由于灾荒频仍，人民无法纳租庸调，在均田制被破坏之际，租庸调最终难以继续实施。唐朝中后期，改由施行两税法制度，即主要征收户税和地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削弱了大户的特权。但这一制度最终也出现弊端，官吏作弊，临时课征，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宋

1．试述宋初立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宋初到仁宗末年这一时期的立法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从法律上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宋初的统治者，一方面从理论上总结五代十国以来君权旁落的历史教训，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法制在加强中央集权制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立法上把厉行中央集权制的思想一一贯彻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司法诸方面。具体而言，①统治者改变了旧有的行政体制，在中央实行“两府三司制”，把宰相统一行

使的权力予以分割，分别由中书门下行事最高行政权，由枢密院行事最高军政权，由盐铁、户部、度支三司行使最高财政管理权。②将官员的官衔和实际职务予以分离，规定了官、差遣、职的区分。居官者只有官衔、官阶和相应的俸禄，但是不再行事与官相应的职权。差遣则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其有权却没有相应的官衔、官阶。职，一般指倌阁中的官职，大学士、学士等，是授予高级官员的荣誉头衔，不负有实际的权责。③对宦官、女后、外戚、宗室采取种种限制，不允许参与国事或禁止担任某些官职，防止他们专权。

（2）面对五代以来刑罚苛酷、宋初社会动荡的局面，统治者为收拾人心、树立新政形象，提出了“临下以简，务必哀衿”的立法思想，即立法要简要，对待臣民要有哀怜之心。具体而言，①轻刑薄赋，宽简待民。统治者不仅多次下诏要求减轻各地赋税、徭役，还制定了“折杖之法”以改变刑罚苛酷的弊端。②恤狱慎刑，务存仁恕。选拔儒臣主管州郡司法；删除五代以来法律

中的严酷条文；改善监狱管理制度，善待囚徒。③“立法不贵太重，而贵力行”，就是立法不崇尚严刑峻罚，而贵在能贯彻执行。

（3）重惩贪墨。因为官吏贪赃枉法既侵害了公私财产权，又侵害了封建统治秩序；所以统治者把官吏的贪污腐败、徇私枉法作为重点打击对象。

2．试述宋朝法制的特色。

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生转变的历史时期，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宋朝法制也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许多特色。 首先，重视法制建设。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法律的重要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宋太祖、太宗虽然以武力夺得政权，但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却很快转向崇文尊儒与重视法制的轨道。他们及其继承者为顺应社会的发展，也都十分重视法制，以不同的法律编纂方式去满足规范新的社会关系的需要。不仅认真吸收、总结了唐代的法制经验，还依据不同的社会需要，以编敕的方式补充律之不足，修正律文中僵化的条文，以新的立法方式适应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

其次，宋朝民商立法的内容比唐律更加丰富。（1）《宋刑统》作为宋朝的基本法典，有关民商事立法的内容比唐律大为增加。（2）随着民事权利主体范围的扩大，立法内容也大为扩展。立法涉及到所有权、债、财产继承、婚姻嫁娶、检校析财等内容，多为唐律所不及。（3）私有权观念深化，保护财产继承权及促进海外贸易的单行法规增多。

再次，版权保护首次在宋朝出现。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开始以法律手段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官府多次出榜严禁盗版印行。 最后，宋朝士大夫以积极处世的态度广泛参加法律活动。（1）在士大夫的积极参与下，宋代法典编纂活动空前活跃。（2）一大批从事司法实践的士大夫认真总结前人的办案经验注重对现场勘验和证据理论的研究，留下了《折狱龟鉴》、《洗冤集录》等经典的私家著作，官方还推行了《检验格目》、《正背人行图》等；这些都是士大夫经世致用理论的成果。

3．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宋刑统》与唐律相比有哪些不同？

虽然《宋刑统》的律文和疏议主要仿自《唐律疏议》，但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唐末至五代以来刑律统类的影响，使得宋刑统与唐律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有所不同。

首先就体例而言，其变化有：（1）宋代法典不称“律”，而称“刑统”。作为法典的刑统，它以类统编本朝的刑事法律，不限于律文。（2）分门别类地对刑事法律加以汇编。宋刑统在篇下设门，整部法典分为213门。每一门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先列明律条及疏议，再在“准”字以下按照时间顺序编列前朝和宋初的令、式、格、敕。这种编排方式，将同一功能的各种法律规范集中汇编，更便于检阅。（3）新增“起请条”32条。“起请条”是修律者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以往敕、令、格、式提出的修改建议，实际具有法律效力。（4）总括“余条准此”，列于名例律之后。《唐律疏议》中原有44条类推适用的条文，散见于律文之中；《宋刑统》将唐律的这些条文统编为一门，集中附录在名例律之后。

其次就内容而言，《宋刑统》的变化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在刑罚制度上，创制了“折杖法”，即用决杖来代替笞、杖、徒、流这些刑罚。“折杖法”简化了五刑制度，是宋初缓解社会矛盾、宽减刑罚的刑制改革措施。（2）民商事法律规范更加完善。《宋刑统》中的“户绝资产”门、“死商钱物”门、“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婚田入务”门，都是唐律中未有规定，予以新增的。

4．试述宋代商事立法的主要特点和内容。

宋代以商业繁荣为基础，商事立法比唐代更为发达。宋代商事立法的特点在于，其一，从形式上看，商事立法多以敕令的形式颁行；其二，从内容上说，其宗旨在于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商品经济的流通、规范市场秩序。

宋代商事立法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扩大市场规模，促进商品流通。①唐代法令对市场贸易的规模、贸易的时间、贸易的地点有很多限制。宋代则打破了城市的坊市制度，并以法令保证夜市。②除了城市贸易之外，随着村镇贸易的发展，出现了众多的草市、镇市，宋政府对其依法进行管理、征收商税。③发行纸币和票据，促进商品流通和经济繁荣。北宋时期的纸币称“交子”，南宋时期称“会子”，政府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印行和管理纸币，对于伪造纸币者科以刑罚；宋代的票据有便钱、帖子、盐钞等。

（2）保护商人合法权益，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①宋代的商人被编入坊廓户中，有了正式的户籍；并允许工商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当商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酌情允许越级申诉。②为促进海外贸易，特颁敕令，严禁留难邀阻商人；还制定、颁行市舶法则，对国内商船出海的手续、市舶机构的设置、市舶税的征收加以规定；为鼓励外商来华贸易，对他们以礼优待。

（3）严格市场管理，保证产品质量。宋代不仅在《宋刑统》中规定了生产者的责任，而且还以敕令严禁出售不合格的产品。 元

1．试述元代法律中有哪些体现民族不平等、民族歧视的规定。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王朝。其统治集团为蒙古军事贵族。蒙古军事贵族由蒙古高原向欧亚大陆扩张时，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就已在军事征服的铁蹄下在其统治方式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就元朝而言，一方面由于生产方式和文化制度上与中原地区有着巨大的差距，蒙古贵族不得不吸取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文明，参照唐宋旧制，积极进行政权与法制建设；另一方面，蒙古贵族又深怕其被中原汉族所同化，失去民族优越感，所以刻意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其表现在：

（1）将统治区内的各民族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由

北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组成）、南人。在四等中汉人，尤其是南人的地位最为低下。四等人的划分不仅是简单的将人民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等级，更重要的是在刑罚适用、审判机构、职官任命、民事政策上给予不同的规定，强化民族间的差异性；

（2）在法律指导思想上保存旧制，实行民族压迫。元朝初年，以习惯法《大札撒》为基本法。在法律内容和司法制度中渗透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呈现出民族压迫的特征。有些原本施用于蒙古人的习惯法的一些内容也被运用于其他民族。

（3）刑事法律上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规定。在刑法方面，蒙古人享有法律上的种种特权，犯罪除死罪外一般不必拘押，在刑罚适用上“南北异制”，实行公开的不平等，在审判机关上，刑部掌握汉人案件，大宗正府掌握蒙古、色目人犯奸盗诈伪装案件。法律明文规定：“蒙古人打汉人不得还” ,汉人如去官府进行诉讼，官府只会作出偏袒蒙古人的判决。在杀人犯罪方面，蒙古人因争斗或醉酒杀死汉人，只须罚断出征，给死者家属50两烧埋银，而汉人打死蒙古人，是必定要被处死的。“刺字”刑不适用于蒙古人。元朝法律允许将大量的汉人、南人沦为“罪人”而成为国家的奴隶。

（4）行政法律上的民族不平等。在元朝中央政府机构中，枢密院的汉

官不得过问军事秘密。地方政府长官下设管事官，称为达鲁化赤，法律规定它只能由蒙古人担任。元朝政府中的监察机构比较发达，而这种重视监察工作是与元朝民族歧视、民族不平等的政策分不开的。在蒙古贵族操纵下的元朝政权，为了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客观上不得不利用汉族地主官员，但在内心又害怕他们拥权自重，不利于蒙古贵族的控制。于是便采用既利用又防范的政策，通过监察机关严密检查汉族官吏的活动。正因如此，元朝历史上只有蒙古贵族才能担任御史大夫一职。

在科举考试制度上，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男人分开。在考试程序到考试题目的难易程度及最后录取方面都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的色彩。如乡试、会试时，蒙古人、色目人只考两场，而汉人、南人则要考三场；

（5）在司法机构、司法制度上的民族不平等、民族歧视的规定。元朝采取了由蒙古贵族垄断司法的政策，上层司法、监察机关的长官多由蒙古人担任。如宗正府、刑部、御史台及各道的提刑按察司的长官都以蒙古人为主，御史大夫更是非国姓不授，汉人只能担任司法机关的副职。

2．试述元朝监察机构的特点

元朝政府很重视监察机构的工作，因为作为统治集团的蒙古、色目贵族毕竟在人数上占少数，在统治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统治阶层不能不吸收汉族地主官员，但出于少数民族的弱势心理，又需要对汉族官员予以监督，以防止他们拥权自重，这就构成了元朝监察机构权限大、机构众多的特点。

（1）机构设置。 元朝政府的监察机构，中央一级为御史台，它与中书省互不隶属，地位相同，官阶一致，均为一品 。监察机关的职权为考察官员、监督司法、参与司法审判 。元朝共设22道监察区，设置肃政廉访使常驻地方，主管监察工作。其工作主要是纠察地方官员邪恶，政绩得失，巡复、按复各路已结案件。遇到重大案件则当面复审查实，然后移文本路结案，申报刑部。如果遇到六品官吏犯轻罪，则可以当即处断。它有权复审地方已断的有关死刑的案件。元政府在江南、陕西两地方设置御史台的派出机构---行御史台，一加强对肃政廉访使的领导，对监察官员进行监督。

（2）民族歧视。 作为元代的监察制度中的特点还有就是只有国姓即蒙古贵族才能出任御史大夫一职，这反映了元朝执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总体国策。

元政府通过一系列机构设置、法规颁布、权限扩大、明确职能，使得中国的监察制度在元代有了显著的发展，对后世明、清的监察制度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明朝

1．明朝“重典治世”、“重典治吏”政策在明朝的法律制度上有哪些具体表现？

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确立了强化封建中央集权的“重典治世”政策，“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这是早在《周礼·秋官·司寇》中就已记载的中国古人关于根据社会形势与治安状况的的优劣灵活适用刑法手段的“三国三典”原则。朱元璋认定明初是乱世，因为北方的蒙古军事贵族仍虎视中原，抗元农民起义余波未平，各地起义时有发生，而受两宋及元朝吏治失之过宽的影响，明初官僚队伍纪律松弛，贪赃枉法行为不断发生，在统治集团内部又有不同派系的争权夺利、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朱元璋接受“明君治吏不治民”的思想，认定要用“重典”来“治吏”就可达到“重典治世”的目的，“乱国”的局面就可扭转。这种政策给明朝的法律制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明代的基本法典《大明律》确定从新从重主义的刑罚适用原则，处罚法律颁布前的犯罪行为。

明朝为强化对社会严重犯罪的行使镇压,放弃了唐宋时代的从轻主义的原则,而改用从重主义。按《大明律·名例律》规定：“凡律自颁降日为始，若犯在以前者，并依新律拟断”。同条律注解释说：“此书言犯罪在，先颁律后事发，并依新定律条拟断，盖尊王之制，不得复用旧律也”。由于朱元璋主持制定《大明律》时，实施“刑用重典”的原则。同时规定对《大明律》不得有任何更改，违者重罚。《大明律》与唐宋时代的法律相比，在处罚刑事犯罪方面明显加重。它改变了以往封建王朝刑罚适用的从轻主义原则，公开推行从重从新主义的刑罚原则，反映出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立法指导原则的变化，以及社会刑事犯罪的复杂性与严重性。

（2） 《大明律》对谋反谋大逆等政治性犯罪及官员贪赃犯罪方面，刑罚处罚远比《唐律》为重，是“重其所重”原则的具体体现。

对诸如谋反谋大逆等严重政治性犯罪，侵害统治阶级与一般社会成员生命安全的犯罪，以及偷窃抢劫财产与贪污挪用官府钱财粮物等严重的财产型犯罪，《大明律》遵循“重其所重”的原则，与唐律相比，一律加重刑事处罚。如“诸谋反大逆者”《唐律》“不分首从，一律皆斩”，而《大明律》则是“凌迟处死”；“盗窃四十五匹者”《唐律》为“加役流刑”，《大明律》规定为三犯盗窃者处绞。在法定刑上增加了刺臂刑、充军刑、凌迟刑。对某些严重犯罪，恢复了如枭首示众的酷刑。《大明律》重点打击的严重犯罪有：“杀一家三人罪”“采生折割人罪”“肢解人罪”“强盗罪”“白昼抢夺罪”“窃盗罪”等。

（3）创设、增设了一些防止官僚“朋比为奸”的罪行。

“奸党罪”：其为前代所未设，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为打击官僚“朋党为奸”而增设的一项新罪名。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防止臣下谋反作乱。

“交结近侍官员”与“上言大臣德政”：是朱元璋制定《大明律》是增设的罪名。从其内容上来看，是“奸党罪”的延伸和发展。在处罚上，一般本人处斩，妻、子流两千里安置或没为奴隶，财产入官。

（4）严厉打击官员贪污、失职、渎职犯罪。

明代法律将贪污受赃归纳为六种形式：监守赃、常人赃、窃盗罪、枉法赃、不枉法赃、坐赃。《大明律》将这六种贪赃罪绘制成图标于律文之首，以示重惩贪墨之赃。在处罚力度上，《大明律》规定；吏受财“枉法赃一百二十贯绞”；官受财“枉法赃八十贯绞”。官职不同，相应的责任也不同，对长官处罚更严厉一些。但如果是官吏不枉法赃，则一律赃满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即不分官职大小，责任轻重，实行相同的处罚。

对失职、渎职罪，明朝法律以维护皇帝独揽行政大权为宗旨，对有损皇权统治的任何行政失职行为，主张严厉打击。《大明律》规定“凡军官犯罪应请旨而不请旨，及应论功上议而不上议，当该官吏出绞。”也就是只因不请示皇帝就处罚或奖励军官的军政长官，就应被处以死刑。另外，明朝法律为保障国家机器的长期运转正常，提高行政机构的效率，《大明律》中对各级官吏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凡有违反均给予惩罚。其中，对官吏“漏失印信”的失职行为处罚最严。因为，在明代统治者看来，“印信”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漏用印信是官吏办事最大的失职，对这种行为一般处“斩”。

（5）朱元璋手定明《大诰》，用以严惩臣民犯罪，弥补《大明律》律文规定的不足。

明《大诰》共四编，内容为朱元璋选取的“官民过犯”的典型案例及其训令。相比较《大明律》，不但增加了许多法外之刑，而且在某些犯罪，诸如惩治盗贼与贪污挪用国家财产的犯罪方面，处罚远超出《大明律》的规定，体现出极为残酷的色彩。例如，像枭首、斩示、弃市以下罪万余种。“民不纳粮”罪，《大明律》罪止杖一百，而《大诰》则“全家迁出化外”。

（6）加强监察机构的职能，强化“重典治吏”。

明朝将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扩大了机构的设置与权力的行使。在中央一级，都察院直接向皇帝负责，不受其它部门的干预。在地方上，明朝设置十三道监察御史，作为中央行政监督机构的派出单位，主管辖区内的监察工作。为强化行政监督，防止地方官吏擅权违法，明朝特别设置御史巡按制度，由皇帝钦派大臣巡查地方，纠举百官。明朝还在中央六部设立给事中，作为

皇帝派往六部实施监督的代表。

明代“重典治世”政策在法律制度上的表现还有在司法机构上设立特务司法机构—厂卫组织，以监督、制约普通官僚体系，插手司法事务。在审判制度上，设立廷杖制度，在朝堂上杖责大臣，以强化皇权。

2．试述明初立法指导思想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1）明初的立法思想对整个明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开国帝王的朱元璋通过长期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法律思想。这些法律思想既有对唐、宋、元立法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有朱元璋本人的政策、方针，它指导了明初的立法。主要特点有：

① 强化封建中央集权的“重典治世”思想

《周礼·秋官·司寇》记载，早在西周就有“三国三典”之说，即“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它是指治国时要根据社会形势与治安状况的优劣灵活运用刑法手段。中国古代统治者又将治理社会分为两个层面，即治吏与治民的综合。战国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提出“明君治吏不治民”的思想。朱元璋将治吏作为治国的重点，提出“刑乱国用重典”的政策。

出身于贫困阶层的朱元璋在反元起义中，亲眼目睹了元末吏治腐败的状况，对当时官吏“多不恤民”、“贪财好色”、“饮酒废事”以至加速了元朝的灭亡印象深刻。平定天下后，朱元璋又总结了两宋时期吏治失之过宽的教训，决心“重典治乱世”、“重典治吏”。这种政策稳定了明初的社会秩序，强化了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在“重典治吏”的同时，朱元璋也未放松“治民”的工作。他运用严酷的手段制止人民的反抗，镇压明初各地的农民起义，达到了稳定社会的预期效果。

但“重典治世”，尤其是“重典治吏”并不是没有缺陷的。它的最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就是削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削弱了整体的力量。明初官僚体系几经大规模清洗，导致官员人人自危，最终危害皇权的巩固。朱元璋统治后期也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对刑事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但明成祖上台后，为了强化皇权，打击异己，将“重典治世”作为治国的根本方针确定了下来，成为明朝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思想。由于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政策对于明朝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人评价为治世取得明显成效的具有典型性的指导思想。

② “礼法并用”的思想

朱元璋在使用“重典”来治国的同时，也注意运用“德礼”的作用。他认为要使朱明王朝长治久安，需要推行“礼法并用”的思想，即把伦理道德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律的镇压犯罪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用以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在“礼法”关系上，他认为封建道德的教育感化是先导，刑罚镇压是手段。《大明律》卷首将“八礼图”与“二刑图”并列，并规定“存留养亲”、“同居亲属有罪得相互容隐”、“奴婢不得告主”、“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等多项条款，进而使封建道德的精神统治力量与封建法律的强制执行力合为一体，有效地发挥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③立法工作与法制宣传工作并举的思想

朱元璋在治理社会上主张采取全方位的方法，不但把预防犯罪与惩治犯罪相结合，而且把日常的立法工作与法制的普及宣传工作相结合。朱元璋在位期间向各郡县颁发《律令直解》、建“申明亭”、刊布《大明律诰》，要求天下人有一册其亲手编的《御制大诰》、派人定期讲读《大诰》等等，都体现了他立法工作与法制宣传工作并举的思想。

（2）明朝上述立法指导思想是基于治乱世而形成的：①元末农民起义规模浩大，朱明王朝即是在这场起义中应运而生。松散的农民组织可以将蒙古铁骑打败，元政府吏治腐败是主要原因。因此，明朝建立后，为防范官吏横行导致人民造反，将重点治吏作为治乱世的一个重要内容；②元末明初之际，内外形势复杂，就政府运作而言，前元的法制十分松弛，极不可取，因此，也就导致明初承元乱世必须治以重典；③宋、元法律复杂，连司法官也不能完全掌握，普通百姓更不知如何守法，大大方便了贪官污吏从中舞弊。因此，明太祖立法时，不仅要求法律要简明，而且重视法制宣传，使官吏无出入之弊，民畏法而不犯；④朱明王朝建立，首先要确立其皇权的不可挑战性，明确朱元璋的皇位是承天运而生。为达到这个目的，法律的任务就是要严刑峻法镇压人民，清除统治阶层中对朱明王朝形成威胁的异己，以此树立权威，强化极端君主专制统治。

清

1．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部法典，《大清律例》在刑罚制度上有哪些变化？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刑事法律不仅具有封建法律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其原因不外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清代高度发展，社会经济关系进一步复杂，另外满族贵族集团极力维护其一族统治的狭隘性，都使得清代的刑事法律在刑罚制度上发生了部分变化，主要体现在：

（1）

笞刑、杖刑的变化。

在康熙时代，将“明刑弼教”“修德安民”作为用刑的指导思想，将定型于隋唐时的笞、杖刑进行了改革。具体做法是，将行刑的刑具改为用竹板。在以前则是笞刑用小竹杖，杖刑用大竹杖；其次是将行刑的次数采用“打四折，以五等为等差，除零

数”的计算方法。即原来笞十，打四折后为打四板，笞二十经打四折，以五板为差等，去零头后变为打五板。经此推算，清代的笞、杖刑的等数为：笞四板、五板、十板、十五板、二十板；杖二十板、二十五板、三十板、三十五板、四十板。处以笞杖刑的大多数是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行为，将笞杖刑由重改轻不会放纵罪犯、危及封建统治，却有利于“明德安民”的政策，反映了统治者尚德慎刑的开明之处。

（2）

迁徙、充军、发遣成为法定刑。

明代的迁徙、充军之刑在清代进一步规范化，成为法定刑。迁徙就是将罪犯本人及其家属迁出千里之外安置，不得返回原地居住。它类似于流刑，又不同于流刑。清朝的充军刑是将罪犯发配到边远地区服苦役，重于一般的流刑。它分为附近充军（2000里）、边卫充军（2500里）、边远充军（3000里）、极边充军（4000里）、烟瘴充军（4000里）五个等级。因此，又称为“五军”。清朝的充军刑只罚及犯罪者个人，也不像明代终身充军与永远充军那样区分。发遣是清代独创的一种刑罚，是法定刑之一。它是将罪犯发配到边远地区，为驻防官兵充当奴隶，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

（3）

死刑制度上的变化。

清代的死刑明确分为立决和监候两类。立决为斩立决和绞立决，是对于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的罪犯决不待时；监候为斩监候和绞监候，是对那些构成死罪，但并非罪大恶极，可以先行拘押，待秋审复核之后再决定是否执行死刑，这样罪犯就有免死的机会。

另外，清代在死刑的执行方式上有进一步残酷化的趋势。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被运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在适用范围、行刑方式上较明代都有所发展。这些惨苛的酷刑表现出当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期时统治者极力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极端手段和政策。

（4）“刺字”刑的广泛适用。

清初“刺字”刑只适用于少数几种犯罪。例如对盗窃犯附加刺字刑，以预防犯罪人再犯；对“逃人”附加刺字刑，以方便侦缉、追捕。后来刺字之法适用范围愈加广泛，又有刺缘坐、刺凶犯、刺逃军逃流、刺外迁改遣改发等。刺字的方式也趋于规范化：刺字的部位，初犯先刺右臂，再犯刺左臂，更犯刺右面、左面；刺字的内容有刺事由、刺管束地方，并分刺满汉两种文字。

（5）满汉异罚，在刑罚的适用上满人拥有特权。

依《大清律例》，满人在触犯律例时可以不用像汉人那样依法决罚，他们可以享有“减等”、“换刑”的特权；犯轻罪时可不处以笞、杖刑，而处以鞭刑；犯较重罪时，徒刑、流刑、充军、发遣可按罪行轻重折换为枷号。

在刑罚制度的改变上，虽然有由重改轻的一面，但主体上是由轻改重。这主要是由于统治者强化统治秩序、实行威吓预防的需要。

2．清朝在在思想文化压制上有那些具体做法？

明朝的灭亡、异族的统治，大大的刺激了中国的士人，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批评和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明末清初风起云涌，无论是启蒙思想还是反满思潮，都动摇了满清专制统治的基础。满清统治者为加强满族的君主专制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一方面，清统治者尊崇孔孟之道，将程朱理学作为“正学”，把其它与儒家正统学说相背离的理论都作为“异端”。康熙皇帝选用理学名士为官，乾隆皇帝编修《四库全书》，将有利于加强专制统治的书籍尽行收录，把不利于统治的文化典籍大量销毁，在中国历史上是决不亚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又一次文化专制行为。另一方面，严厉打击具有启蒙思想和反满思潮的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清代的文字狱就是对知识分子著述立说中的文字进行附会苛责、演绎犯罪、任意罗致罪名，以此达到铲除异端，震慑知识界的目的。它的特点有三：①打击的对象都是具有启蒙思想和反满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②文字狱在《大清律例》中并无正条，在定罪量刑时比附“谋反”、“谋大逆”罪条来处断。作为两罪的类推适用，不仅对犯罪人本人处刑畸重，且株连极广。③文字狱是因皇帝的猜忌之心而起,极易造成冤案。

3．清朝完备了它的会审制度，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清代在司法制度上最大的建树是它对会审制度的完善。就会审制度而言，明代就已有很大的发展，这种制度为清朝所继承。顺治时期已将它发展成秋审和朝审两种会审制度。乾隆时期又编成了专门规范秋审和朝审的特别法——《秋审条款》。《秋审条款》详细的规定了秋审和朝审的时间、参加会审的机关、管理的范围、具体处理办法等内容。它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清朝会审制度的完备。所谓“秋审”，就是由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共同复审各省上报的斩、绞监候案件的审判制度。因其每年都在农历八月进行，所以被称为“秋审”。秋审的具体程序是：各省督抚在每年五月以前，将本省审勘完毕的斩、绞监候案件具册呈报刑部；八月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在天安门外金水桥西共同复审，然后由刑部就审录结果向皇帝具题。经过秋审和朝审的案件，根据具体情节对案犯作以下处理：（1）情实，即罪情属实、量刑恰当、一般在冬季以前执行死刑；（2）缓决，案情虽属实、但危害性较小、先暂时关押、等待下一年会审；若经三次复审定为缓决则可免死；（3）可矜，罪行虽属实，但情有可原，予以减等发落；（4）流养承祀，罪行属实，但父母、祖父母无人奉养或为家中独子，免死改为杖责、枷号示众，然后释放。

清朝还有朝审、热审制度。朝审就是由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共同复审京师地区的斩、绞监候案件的审判制度。按照惯例，朝审都是在每年霜降以后，秋审的前一天举行。热审是在每年小满后十日到立秋之前，由大理寺左右二寺官员会同各道御史及刑部承办司，审理发生在京师的笞杖刑案件。

秋审、朝审、热审着三种会审制度，虽然存在着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的弊端；但是通过会审，有助于封建法律的统一适用，也加强了皇帝对各省及中央司法活动的监督与控制。因此，会审活动被清朝统治者夸赞为国家大典。

“明刑弼教”、“重典治国”的原则

是什么：“明刑弼教”强调重视教化，慎用刑罚。朱元璋建明以后，认为自己所处的是一个乱世，因此要用重典且进一步认识到应通过重典治民和重典治吏来实现“重典治国”。是传统的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体现。

为什么：因为明代统治者认为，元朝的灭亡在于法度太滥、太乱、“废弛”。而且这与朱元璋个人经历有关。所以朱元璋在施用“礼法结合，明刑弼教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明刑”和“重典”的作用.朱元璋明初重典治国政策的理论依据就是“明刑弼教”思想。他继承了朱熹思想。朱熹认为德、礼、政、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政刑与德礼都是“天理”的产物，都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工具，因此没有先后之分，而且在特定情况下，“刑罚立而后教化行。”这就为统治者借口弼教无节制地施用刑罚，推行重典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此时的明刑弼教往往与重刑主张相联系。

怎么办：重典治民——针对犯而不止的社会应“严刑以制之”，使民知重刑之威而畏于犯罪。这样就能达到重典治国的目的。

评价：明初推行的重点治国的主张，虽然对于改良吏治，安定社会有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但是重典治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造成法制的畸形发展更是不能低估：1重典治吏思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吏治腐败的问题而且此政策相当程度上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挫伤了官吏的积极性。2重典治国思想的推行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刑罚由轻入重推向极至，真正形成封建社会后期的苛刑峻罚的形态。激化社会矛盾，激起人民反抗。 2.汉代法制指导思想的变化 汉初至文景时期：

是什么：以黄老思想为主，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的指导思想。黄老思想特点为“无为而治”。

为什么：汉初由于秦朝苛政和连年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统治者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所以不得不采用比较缓和的政策，强调安民，不扰民，与民休息，奉行黄老思想,，崇尚道家的清静无为。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 怎么办：在经济上，强调轻徭薄赋;

在法律思想制度上强调的约法省刑，(法律要尽量少些)

影响：使社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 汉武帝之后：

是什么：以儒家思想为主，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中心为“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之以刑罚，把德刑结合起来。

为什么、怎么办：为了适应大一统的需要，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各家之长。系统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思想。他的理论依据就是著名的“天人感应”说。

评价：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帝以后的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 1、试述唐律的历史地位。答：对唐以后封建法典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东亚各国日本、朝鲜、越南封建法典的影响。 2、试述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是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创造了贯彻司法民主的审判方式。审判方式的特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处理案件；依靠群众正确办案；方便群众，诉讼手续简便。

3、试述唐朝几部主要唐律制定的情况。答： 唐朝先后颁布五部唐律，唐初高祖时期根据《开皇律》制定《武德律》，共12篇500条。太宗贞观年间在《武德律》基础上制定《贞观律》，这部法典比旧律在刑罚方面又减轻很多，从而为唐律奠定了基本面貌。高宗永徽年间又进行修订颁布，是为《永徽律》，永徽四年又颁布解释律文的《永徽律疏》，与律文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玄宗开元年间修订颁布了《开元律》。上述唐律均十二篇五百条。宣宗大中年间制定《大中刑律统类》，体例发生变化，共121门。

5、试述明朝法律严惩贪官污吏。答：朱元璋深知贪官污吏是激起农民反抗斗争的重要原因，对封建国家造成严重的危害。他从维护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严惩贪官污吏。明律对“枉法赃”从严惩处：一般官吏80贯处绞刑；主管官吏不分首从满40贯处斩；监察官犯此罪加重二等处刑。明初对于官吏的贪污行为，惩处尤其严厉。洪武十八年，因户部侍郎郭桓与

二司官吏共谋贪污国家粮食一案而受牵连着万人。

3、中国封建司法发展演变。（1）秦朝；中央设廷尉，作为全国最高司法机关。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丞相和御史大夫协助皇帝行使司法权。中央廷尉，作为全国最司法机关，，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丞相和御史大夫协助皇帝行使司法权。地方由建筑队 守、县令兼管司法权。（2）两汉：廷尉是最高司法机关。丞相、沿书、御史大夫参与司法。地方为郡、县两级。3）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央审判机关仍为廷尉，称大理。到北齐，廷尉改为大理，并扩大了组织，机构名称与长官名称分开，地方司法机构依秦始皇汉朝制行司合一。分为朝廷、郡、县三级。（4）隋唐：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刑部中央司法行政机关。御史中央最高监察机关。通过三司推事参与审判。地方仍由行政机关兼理。（5）宋朝：中央仍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各级设提刑官，狱颂。（6）元朝：中央审判机关是大案府，地方为达鲁花赤。（7）明清：中央为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地方分州县，府省案察使。清代总督、巡抚四级。清代还设了审判满人的专门机关。 1、分析隶制时期立法指导思想的发展演变。

答：：我国奴隶制时期的立法主要体现在夏、商、周三代。其指导思想的发展演变，经过了从原始社会的礼法、习惯法到神权法思想的过程，演变内容如下： 一、夏朝的立法指导思想。此时尚无健全的国家机构，过去是法自君出。法改律的来源主要是以下内容：首先是原始社会的礼。其次是兵，当时的战争命令。再次是社会的民族习惯。二、商朝的立法指导思想。从夏朝开始，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并加上阶级的属性，发展为以宗教迷信为特征的神权思想。奴隶主利用天命、天罚的神权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为典型的神权法思想。三、西周的立法思想。西周形成了宗法礼制为核心的“明德慎罚”“以德配天”及“亲亲尊尊”的立法思想

2、试论法律是封建贵族特权的保护工具。

为什么说法律是封建贵族特权的保护工具呢，因为我国封建帝制时期，各个朝代的法律都是保护封建特权的。表现在： 两汉时，多次颁布贵族官僚有罪先请的诏令。对封建贵族官僚逮捕得先奏请皇帝。三国两晋南北朝：曹魏律五式规定了“八议”条款，晋代：杂抵罪，以夺官爵，除名来抵罪的总称。北魏律与南朝陈律“官当”入律。隋朝“开皇律”人创设例减；确立了议、当、赎、减制度。唐朝的议、赎、官当、更官。元朝，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把人民分成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商人。清律：特别赋予满族更大的特权，满人犯法不归一般司法机关审理而由专门机关审理。完全继承了明律中确认的封建等级制服度的一系列条款，良贱同罪异罚。性质上：把法律作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 3、清末修订法律馆主持所指定的法律有哪些，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1）指定的法律有：《大清现行律》、《大清新刑律》、《现行律》、《新刑律》、删修旧律改订刑罚制度。（2）主要内容有：商律：《大清商律草案》《交易行律草案》《破产律草案》。民律：《大清民律草案》。诉讼法：《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组织法：《各级审判厅试行章程》《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法草案》《大理院审判编制法》与《法院编制法》

10、何为八议？具体内容是什么？答：“八议”是由《周礼\秋官\桐寇》中“八辟”演变来的，曹魏制定魏律时将“八辟”改为“八议”，指示：“功臣之子，法应人议”。“八议”从魏律开始正式载入律典，成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此后代相沿至明清律。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八类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或减刑的特权。这是封建等级制在法律上的表现，并使之法典化。

11、唐朝的主要立法有哪些？答：唐朝的立法活动集中在高祖、太宗、高宗、玄宗、宣宗五朝有（1）武德时期的《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2）贞观时期的《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3）庸徽时期的《庸徽律》、《庸徽律疏》。（4）开元时期的《开元律》、《大唐六典》。 （5）大中时期的《大中刑律统类》。 5、简述西周时期的礼刑关系。

礼和刑是西周法的两个基本方面。从宏观上看，西周时期的“礼”与西周时期的“刑”都是当时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规则。两者相互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西周社会完整的社会法律体系。其中，以礼为主，以刑为辅。“礼”是积极的、主动的典范，是禁止恶于未然的预防；“刑”是消极的处罚，是罚恶于已然的制裁。也就是说，“礼”总是从正面主动地提出要求，他的功能重在“教化”；“刑”相对处于被动状态，对一切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刑法处罚。凡是“礼”所禁止的行为，亦必然为“刑”所不容。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刑”的功能，重在制裁。 2、论述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意

义。西周时期主要的法律思想表现在“以德配天”和“明德慎罚”两个方面。 “以德配天”说是西周君权神授说的具体 表现。西周统治者继承和发展了商代的神权法思想，认为“天”或“上帝”是天下各族共有的神，“天命”属于谁，要看谁能拥有使人民归顺的“德”。 “明德慎罚”是西周统治者的法律主张。所谓“明德”，指主张崇尚德治，提倡德教；所谓“慎罚”，指主张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要审慎、宽缓。明德慎罚的观点实际上是强调教化与刑罚相结合。西周统治者以此观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uij7.html